杭州富阳图书馆

宋代虽未颁布过有关印刷方面的成文法，但这方面的法令也时而公布。宋初时政府首先颁布各印本书统一版面格式，就像五代后周颁布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那样。清人蔡澄《鸡窗丛话》云：
  尝见骨董肆古铜，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识者曰，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
  又鲍昌熙《金石屑》收录韩愈文铜范（图10-9），据说就是宋代蜀刻本韩文范②。宋代所印的各种书从数量来说，当然以官刻本及民间坊刻本二者居多，但并非所有的书都可随便私印。宋人罗璧《识遗》云：“宋兴，治平（1064～1067）以前就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1077）后，方弛此禁。”南宋绍兴十五年（1146）十二月准太学正孙仲鳌奏：“自是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必经所属看样，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当然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制订的法令。
  首先，涉及国家机密及政府部门、宫中档案者严禁私印。如《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载仁宗康定元年（1040）五月二日诏曰：“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哲宗元祐五年（1090）七月二十五日礼部咨文：“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百，告者赏缗钱五十万”。其次，政府法令、皇帝手书、历书、纸币等亦严禁民间私印。《庆元条法事实》规定：“诸雕印御书、本朝《实录》及言时务、边机文字者，杖八十，并许人告。”神宗熙宁四年（1071）诏令：“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勿得私印”。且规定对违令者的刑罚，而对私印纸币者刑罚更重，对告发者还有赏格。
  政府所颁法令皆由大理寺、崇文院受权出版，习法律者欲得这类材料，须由官吏出保购之，不许冒领。颁历象征皇权，历书由司天监编定，礼部奏准刊印，颁布天下。虽仍有书商为图利而以身试法，但这些法令仍有一定威慑作用，也体现宋代因出版业发达而促使法律更趋完备的一个侧面。宋代各书商屡有互相盗版刊书的现象，因而发生当时在其他国家还根本就无法想象的版权问题。宋人王称（1147～1210在世）《东都事略》（1181）眉山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③④。因此书有重大学术价值，出版者申请官府保护权益，以防盗版。这与今日各国书中所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没有什么两样。宋人具有版权意识，这本身就是出版史中的重大思想革命。
  官府保护私刻书版权的事例亦可得见，如祝穆（1197～1264在世）于其《方舆胜览》（1238）原刊本《自序》后有嘉熙二年（1238）十二月两浙转运司通告，内称祝穆所编《方舆胜览》、《事文类聚》等书“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令出榜衢州、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①事实上盗版商一旦被告发，而受惩处的事亦必不少。宋兰溪文人范浚（1112～1182在世）《范香溪文集》卷十六答姚宏（字令声）书内称，南宋初有人冒范浚之名作《和元祐赋集》，雕板贩卖，侵害作者权益，范浚乃告白官府，移文建阳破板。
  《书林清话》卷二载，宋人罗樾精刊其师段昌武（1177～1242在世）《丛桂毛诗集解》（1247），此时作者已去世，乃由其侄段维清呈状行在（杭州）国子监，请求保护版权。淳祐八年（1248）七月国子监向出版中心所在的两浙路、福建路转运司发出禁止翻版的公文，要浙、闽两路转运司“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违罪）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此例表明主管出版的中央政府部门出面保护版权，且作者死后由于亲属提出版权申请，涉及到近代版权法有关继承问题。当然在宋代，人们还不能指望有完备的出版法，不少作者或出版者的权益时被侵犯，但12～13世纪的宋人已有明确的保护版权的法律意识，这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