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五代十国割裂局面结束后建立起的北宋，是个统一全国的新兴王朝，过去在南北方发展的经济和科学文化成果此时汇合在一起，获得一体化的发展。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同样如此，宋代印刷术在五代原有基础上，进入新的高峰阶段。这同宋王朝重视印刷事业有很大关系，他们把出版图书看作是振兴文教和巩固政权统治、宣扬国力的一项措施。北宋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939～997）即位后，迅即于太平兴国二年（971）敕命翰林学士李昉（925～996）开馆，主持《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部大书的编纂及开雕工作。这三部书总共2500卷，其出版是学术上的重大建树。986年太宗更准奏出版善本《说文解字》等书，皆由国子监组织刊印。真宗赵恒（968～1022）也重视印书，太宗、真宗在位时，公元988～996年刊印“十二经”注疏及正义，1005年又重刻五代冯道“十二经”旧监本，加上1011年印的《孟子》，构成后世读书人必读的“十三经”。994年又始印“十七史”，至1061年竣工。印本皆经严格校勘、抄写、精雕细刻，是首次敕命刊印的历代正史。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载，景德二年（1005）五月真宗亲幸国子监查看库书，问祭酒邢昺（932～1010）现藏经板几何？昺对曰：“‘国初（宋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至真宗时（997～1022）出版事业已达到高潮。以国子监藏书板为例，开国45年来迅即增长25倍，经史皆具、士庶可得。景德二年（1005）再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962～1025）、知制诰杨亿（974～1020）主编《历代君臣事迹》（1013）千卷，由真宗御制序，赐名《册府元龟》，可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文苑英华》媲美。神宗赵顼（1048～1085）同样倡导图书出版，特为司马光（1016～1086）《资治通鉴》（1084）赐名，并御制序。由于最高统治者倡导书籍编纂及出版，大大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而国子监所刊印本以其质量精良、管理严谨，又为全国出版事业提供表率。上行下效，各级地方政府亦尽其所能，鼓励或自行刊刻大量书籍，使宋代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代在官府刊印大量儒家经典、正史及文学著作的同时，还刊印佛教经典系列丛书，主要是大部头的大藏经，这是前代没有的现象。据志〓（1220～1289在世）《佛祖统纪》（1269）卷四十三所载，早在太祖时（960～975），即于开宝四年（971）敕命高品、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主持大藏经出版，历十二年（971～983）板成，共5048卷，名《开宝大藏经》。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汇刻佛教著作巨型丛书的空前盛举，开此后历代和其他国家刊刻大藏经之先河。继此之后，两宋时又于各地陆续刊印了《崇宁藏》（1080，福州）、《毗庐大藏》（1112～1172，福州）、《圆觉藏》（1132，浙江湖州）、《资福藏》（1175，浙江安吉）和《啧砂藏》（1231～1321，平江，今苏州），共六种不同版本，每种多达5000～7000卷。其中《开宝藏》取宋以前流行的卷装，其余多为梵夹装或经折装。《开宝藏》计用13万块雕板，其余更多，这真可谓印刷方面的巨大工程。宋版佛经今日仍有实物遗存，如开宝五年（972）印《大般若波罗蜜经》及开宝六年（973）刊《佛说阿惟越致遮经》等，算是早期之物（图10-1）①。当今在北京图书馆尚能看到《毗庐藏》及《碛砂藏》的一些印本。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河北巨鹿北宋墓葬中还挖出佛教印刷品的雕版残块，初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冯如玠（1873～1949）收藏①，后辗转流入美国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此雕版（残存43.1×12.5厘米）两面雕刻，一面可能为《陀罗尼》经咒及八尊小佛像，另一面刻有阿弥陀佛像，手执长杖，约刻于大观二年（1108）（①（图10-2）。与此同时，1920年代初巨鹿北宋墓葬中被盗掘出的另两块人像雕版残块，50年代自民间收购，嗣后由文物局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②其一为仕女像，雕刻精细、板残存59.1×15.3公分，厚2.3公分，有火烧痕迹。另一为三女半身像，板长方形，残存26.4×13.8公分，厚2.5公分，板左有“三姑置蚕大吉”及“收千斤百雨大吉”等字。两板皆枣木板材。
  1978年苏州市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空穴内更发现一批北宋精美而珍贵的佛经刊本③。其中有咸平四年（1001）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皮纸，44.5×36.1公分，有边框。经咒中心为释迦像，环以汉字经文，共26圈，版内四角有四天王像。经文下长方框内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净众寺讲经论持念赐紫义超同募缘传法，沙门蕴仁⋯同入缘男弟子张日宣⋯⋯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日杭州赵宗霸开”。版框两边亦刻有文字，右边有“朝请大夫、给事中、知苏州军州事、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去莘”等字，左行有“进士郭宗孟书”等题款。看来此经咒由苏州一批官员发起，以来自成都府的印本为底本而在苏杭一带翻刻。经咒文字环形排列，设计独特，雕刻时有很大难度。另一单张印张为梵文《大随求陀罗尼》咒，楮纸25×21.2公分，正中有8.5×6.2公分长方框（图10-3），内刻佛教故事图，并有28宿和巴比伦黄道12宫星宿图。周围为横行梵文经咒。
  此经咒与1944年成都出土的唐代刊梵文陀罗尼类似，但却是完整的印页。梵文咒下长方框内印有汉文题记，末尾为“景德二年（1005）八月日记”等字。苏州瑞光寺塔还发现印本卷轴装《妙法莲华经》，印以桑皮-竹料土黄色纸，每纸16.9-17.1×51.5～55.5公分，每纸一版，每卷十六块版，卷一有朱书题记：“天禧元年（1017）九月初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所其福利，上报四恩，下资三有，若有瞻礼顶载〓舍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园”。此经文字体近欧体，入塔年代为天禧元年（1017），但刊刻时间为太宗雍熙年（984～987）或更早①。
  当佛教《大藏经》雕版之际，道教经籍系列丛书《道藏》也在宋代刊行，如1116～1117年福建出版的《万寿道藏》，共540函、5481卷，也是洋洋大观，此藏后曾重印。佛藏和道藏是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各有关宗教典籍及其疏义按类别归在一起，再予以刊印，可谓大型系列丛书。只有在造纸业和印刷业获得充分发展时，才能实现这一盛举。由此可知，佛教和道教始终是推动印刷术发展的一股动力，当时出版的宗教读物的数量，不亚于儒家著作和文史作品，而大部头著作的刊印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实力，还体现出印刷技术的综合水平。
  宋代印刷业另一动向，是出版了更多的科学技术和医学著作，从而为中国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创造了条件。当西方学者阅读为数甚少而残破的古希腊科学作品的羊皮板或莎草片手抄本时，宋代人已方便地在案几上翻看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内的《算经十书》（1074年刊）、《齐民要术》（1018年刊）、《四时纂要》（1018年刊）、《伤寒论》（1065年刊）、《脉经》（1068年刊）、《诸病源候论》（1027年刊）和《黄帝内经素问》等古代著作的雕版印本，当然他们更能得到新出版的《武经总要》（1044年刊）、《营造法式》（1103年刊）、《新仪象法要》、《开宝本草》（973年刊）、《本草图经》（1062年刊）、《证类本草》（1108年刊）、《太平圣惠方》（1100年刊）和《铜人针灸图经》（1026年刊）等著作，尤其是，古代写本科学书因年代久远有佚失之险，赖有宋版的存在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此外，举凡文史、哲学、地理、诗文、小说、戏剧及占卜、星象、音乐、美术之类的刊本，应有尽有，宋版书可以说包罗万象地把前代文化知识都以雕版形式展现于世，试观当时书目，确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