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包罗万象的出版物
  在五代十国割裂局面结束后建立起的北宋，是个统一全国的新兴王朝，过去在南北方发展的经济和科学文化成果此时汇合在一起，获得一体化的发展。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同样如此，宋代印刷术在五代原有基础上，进入新的高峰阶段。这同宋王朝重视印刷事业有很大关系，他们把出版图书看作是振兴文教和巩固政权统治、宣扬国力的一项措施。北宋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939～997）即位后，迅即于太平兴国二年（971）敕命翰林学士李昉（925～996）开馆，主持《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部大书的编纂及开雕工作。这三部书总共2500卷，其出版是学术上的重大建树。986年太宗更准奏出版善本《说文解字》等书，皆由国子监组织刊印。真宗赵恒（968～1022）也重视印书，太宗、真宗在位时，公元988～996年刊印“十二经”注疏及正义，1005年又重刻五代冯道“十二经”旧监本，加上1011年印的《孟子》，构成后世读书人必读的“十三经”。994年又始印“十七史”，至1061年竣工。印本皆经严格校勘、抄写、精雕细刻，是首次敕命刊印的历代正史。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载，景德二年（1005）五月真宗亲幸国子监查看库书，问祭酒邢昺（932～1010）现藏经板几何？昺对曰：“‘国初（宋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至真宗时（997～1022）出版事业已达到高潮。以国子监藏书板为例，开国45年来迅即增长25倍，经史皆具、士庶可得。景德二年（1005）再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962～1025）、知制诰杨亿（974～1020）主编《历代君臣事迹》（1013）千卷，由真宗御制序，赐名《册府元龟》，可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文苑英华》媲美。神宗赵顼（1048～1085）同样倡导图书出版，特为司马光（1016～1086）《资治通鉴》（1084）赐名，并御制序。由于最高统治者倡导书籍编纂及出版，大大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而国子监所刊印本以其质量精良、管理严谨，又为全国出版事业提供表率。上行下效，各级地方政府亦尽其所能，鼓励或自行刊刻大量书籍，使宋代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代在官府刊印大量儒家经典、正史及文学著作的同时，还刊印佛教经典系列丛书，主要是大部头的大藏经，这是前代没有的现象。据志〓（1220～1289在世）《佛祖统纪》（1269）卷四十三所载，早在太祖时（960～975），即于开宝四年（971）敕命高品、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主持大藏经出版，历十二年（971～983）板成，共5048卷，名《开宝大藏经》。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汇刻佛教著作巨型丛书的空前盛举，开此后历代和其他国家刊刻大藏经之先河。继此之后，两宋时又于各地陆续刊印了《崇宁藏》（1080，福州）、《毗庐大藏》（1112～1172，福州）、《圆觉藏》（1132，浙江湖州）、《资福藏》（1175，浙江安吉）和《啧砂藏》（1231～1321，平江，今苏州），共六种不同版本，每种多达5000～7000卷。其中《开宝藏》取宋以前流行的卷装，其余多为梵夹装或经折装。《开宝藏》计用13万块雕板，其余更多，这真可谓印刷方面的巨大工程。宋版佛经今日仍有实物遗存，如开宝五年（972）印《大般若波罗蜜经》及开宝六年（973）刊《佛说阿惟越致遮经》等，算是早期之物（图10-1）①。当今在北京图书馆尚能看到《毗庐藏》及《碛砂藏》的一些印本。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河北巨鹿北宋墓葬中还挖出佛教印刷品的雕版残块，初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冯如玠（1873～1949）收藏①，后辗转流入美国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此雕版（残存43.1×12.5厘米）两面雕刻，一面可能为《陀罗尼》经咒及八尊小佛像，另一面刻有阿弥陀佛像，手执长杖，约刻于大观二年（1108）（①（图10-2）。与此同时，1920年代初巨鹿北宋墓葬中被盗掘出的另两块人像雕版残块，50年代自民间收购，嗣后由文物局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②其一为仕女像，雕刻精细、板残存59.1×15.3公分，厚2.3公分，有火烧痕迹。另一为三女半身像，板长方形，残存26.4×13.8公分，厚2.5公分，板左有“三姑置蚕大吉”及“收千斤百雨大吉”等字。两板皆枣木板材。
  1978年苏州市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空穴内更发现一批北宋精美而珍贵的佛经刊本③。其中有咸平四年（1001）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皮纸，44.5×36.1公分，有边框。经咒中心为释迦像，环以汉字经文，共26圈，版内四角有四天王像。经文下长方框内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净众寺讲经论持念赐紫义超同募缘传法，沙门蕴仁⋯同入缘男弟子张日宣⋯⋯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日杭州赵宗霸开”。版框两边亦刻有文字，右边有“朝请大夫、给事中、知苏州军州事、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去莘”等字，左行有“进士郭宗孟书”等题款。看来此经咒由苏州一批官员发起，以来自成都府的印本为底本而在苏杭一带翻刻。经咒文字环形排列，设计独特，雕刻时有很大难度。另一单张印张为梵文《大随求陀罗尼》咒，楮纸25×21.2公分，正中有8.5×6.2公分长方框（图10-3），内刻佛教故事图，并有28宿和巴比伦黄道12宫星宿图。周围为横行梵文经咒。
  此经咒与1944年成都出土的唐代刊梵文陀罗尼类似，但却是完整的印页。梵文咒下长方框内印有汉文题记，末尾为“景德二年（1005）八月日记”等字。苏州瑞光寺塔还发现印本卷轴装《妙法莲华经》，印以桑皮-竹料土黄色纸，每纸16.9-17.1×51.5～55.5公分，每纸一版，每卷十六块版，卷一有朱书题记：“天禧元年（1017）九月初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所其福利，上报四恩，下资三有，若有瞻礼顶载〓舍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园”。此经文字体近欧体，入塔年代为天禧元年（1017），但刊刻时间为太宗雍熙年（984～987）或更早①。
  当佛教《大藏经》雕版之际，道教经籍系列丛书《道藏》也在宋代刊行，如1116～1117年福建出版的《万寿道藏》，共540函、5481卷，也是洋洋大观，此藏后曾重印。佛藏和道藏是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各有关宗教典籍及其疏义按类别归在一起，再予以刊印，可谓大型系列丛书。只有在造纸业和印刷业获得充分发展时，才能实现这一盛举。由此可知，佛教和道教始终是推动印刷术发展的一股动力，当时出版的宗教读物的数量，不亚于儒家著作和文史作品，而大部头著作的刊印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实力，还体现出印刷技术的综合水平。
  宋代印刷业另一动向，是出版了更多的科学技术和医学著作，从而为中国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创造了条件。当西方学者阅读为数甚少而残破的古希腊科学作品的羊皮板或莎草片手抄本时，宋代人已方便地在案几上翻看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内的《算经十书》（1074年刊）、《齐民要术》（1018年刊）、《四时纂要》（1018年刊）、《伤寒论》（1065年刊）、《脉经》（1068年刊）、《诸病源候论》（1027年刊）和《黄帝内经素问》等古代著作的雕版印本，当然他们更能得到新出版的《武经总要》（1044年刊）、《营造法式》（1103年刊）、《新仪象法要》、《开宝本草》（973年刊）、《本草图经》（1062年刊）、《证类本草》（1108年刊）、《太平圣惠方》（1100年刊）和《铜人针灸图经》（1026年刊）等著作，尤其是，古代写本科学书因年代久远有佚失之险，赖有宋版的存在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此外，举凡文史、哲学、地理、诗文、小说、戏剧及占卜、星象、音乐、美术之类的刊本，应有尽有，宋版书可以说包罗万象地把前代文化知识都以雕版形式展现于世，试观当时书目，确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
  二 官刻本和私刻本的盛行
  宋代雕版印书以刊印者来分，大致分官刻与民刻两大类。官刻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如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省、司天监、太医局等。其中以京师国子监刊本最为著名，这是直接继承五代传统，一般刊刻较为重要的严肃著作，不以营利为目的，人们欲购，只收纸墨工本费②。国子监刊刻的书，书稿本身就要求有较高学术价值，缮稿时由监内学者对书稿文字详加校审，由高级楷书手工笔抄录，复经校核，再由刻工精加雕刻，还要对文字复校。制版后，以好纸、好墨刷印，再予装订。因此每部书质量及外观均属上乘，可谓印刻的最高水平。这都是五代监本留下的好传统。
  北宋初，监本有正经、正史和前面提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书，还有《太平圣惠方》等医学著作。哲宗时（1086～1100）有《脉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及《图经本草》等。宋监本书保留至今的为数甚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尚可看到乾德三年（965）刊《经典释文》30卷、端拱元年（988）刊《周易正义》14卷及南宋监本《尔雅疏》10卷③。崇文院刻书以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法典为主，刊过20多种，此外，也出版过《吴志》30卷（1000刊）、《广韵》（1005刊），天圣（1023～1031）时刊刻《隋书》、《律文》、《音义》及《齐民要术》等。元丰二年（1082）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后，出版的重要著作是《算经十书》①。内府太医局刊书以医书为主，如嘉定年（1208～1224）所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等。
  以上所述，都是中央政府机构刊刻情况，各地方政府机构刻书的积极性同样很大，如各路、州、县及有关专业机构，还有各州、府、县的儒学及书院等，这些机构靠国家调拨、当地税收及其他收入，大力发展刻书事业。据调查今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本流传下来的尚较少，现传本多为南宋刻本，如浙东茶盐司刻《资治通鉴》（1132刻于余姚）、《礼记正义》（1192刻）、《旧唐书》（南宋初刻）等，江西转运司刊《本草衍义》（1185刊于南昌）、抚州公使库刊的《礼记注》（1177刊于临川）、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刊《建康实录》（1147刊）、临安府（杭州）1133年刊《汉官仪》、上饶郡学1250年刊宋人蔡沈《蔡九峰书集传》、吉安白骛洲书院1224年刊《汉书注》等②。
  宋代民间刻书可分为自家刻、家塾刻、坊刻和寺院刻等，自家刻主要由文人、士大夫自己集资刻书，家塾刻是由文人办的私塾出资刻的书，虽数量较少，却讲求质量，反映此时刻书风气之盛。自刻者如诗人陆游（1125～1210）之子陆子遹1220年刊其父《渭南文集》50卷，刻本很精，这含有纪念意义，用于分赠亲友。又文人周必大（1126～1204）1191年所刻《欧阳文忠公集》153卷，1201～1204年刻《文苑英华》千卷，都很著名，且有传本。福建学者廖莹中（约1200～1275）“世采堂”于咸淳年（1265～1274）所刻唐人韩愈《昌黎先生集》40卷及柳宗元《河东先生集》44卷，向来称为宋本中的上品，今存北京图书馆，书中有篆字牌记“世采堂廖氏刻梓家塾”，版心下有“世采堂”三字。他还刻过一些儒家经典，主要供家塾士子阅读之用，其中包括《春秋经传集解》、《论语》、《孟子》等书①。据说名将岳飞（1103～1142）之孙、文人岳珂（1183～1234）的相台家塾刊刻过九经、三传，惜无传本。建安黄善夫（1155～1225在世）家塾“之敬堂”1195年刊《前汉书》，其所刊苏轼《东坡先生诗》今传世。北京图书馆藏黄氏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刊于南宋中期（1205前后）。
  坊刻是以营利为目的刻书商生产的书，主要是民间流行和需要的读物，种类庞杂，数量相当大。为图廉价，多以竹纸印刷，版面紧凑，字体较小，但也不乏善本。首先应指出福建建安余仁仲（1130～1193在世），他是进士出身，家集书万卷，号“万卷堂”，刻了不少书，如1191年刊《春秋公羊经传》、南宋中期刊《礼记郑注》等，有传本。因而是学者型刻书人，后来其子孙继续刻书，遂成专业坊刻。据北京图书馆所见藏本，临安府（今杭州）陈姓是有名刻书坊家，其中陈起（1167～1225在世）不但是印书业主，还是位诗人。其子因中乡试榜首，人称陈解元（1225～1264在世），也以刻书为业。传世有所刻唐代诗人《王建诗集》等。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中还有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印南唐李建勋的《李丞相诗集》、陈宅经籍铺刻宋《周贺诗集》等皆刊于南宋后期。较著名的书还有杭州猫儿桥开笺纸马铺钟家所刊唐人书《文选五臣注》30卷（图10-7）。寺院本传世者有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于元祐年（1086～1093）所刻《鼓山大藏》等等。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之所以是黄金时代，不只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民间都有刻书的积极性，出版了空前数量的种类齐全的书籍，而且还因为刻书地点遍及南北各地，分布均匀，构成印刷术大普及的局面。当然，像其他手工业部门一样，全国仍有几处重要的印刷业中心，其中可首先提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地区，这是北宋首都和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早在五代时这里便是东京，五代国子监本儒家经典即刊刻于此，北宋建立后，这里的各种专业人员和刻印工仍操旧业，因而北宋国子监本仍刊印于汴京，大量民间书坊和书铺也集中于此。据宋人孟元老（1087～1165在世）《东京梦华录》（成于1147，刊于1187）卷三《相国寺》条载，在相国寺佛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是个文化街，可以买到各种书籍。宋室南渡后，一批书铺及技术工人亦迁往南宋临时首都临安，因而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又移至浙江杭州，于是杭州及其周围地区成了南宋的重要印刷中心，正好这里也是造纸的一个基地。
  大量印本书开雕于杭州、绍兴、衢州、吴兴、温州、宁波和婺州、台州等地，五代时这里是吴越国所在地，具有从事雕版印刷的历史传统。浙江南部的福建，因为生产竹纸，也成为重要印刷中心，尤其是民间书坊印的书数量最多，通行全国，主要集中地是建宁府建阳、建安，尤其建阳的麻沙镇及崇化坊书坊林立，此外，福建还有福州、泉州、汀州。福建西部的江西，从宋以来成为迅速崛起的印刷中心，境内有抚州（临川）、吉州（吉安）、袁州（宜春）、赣州、九江、信州、池州等地。其中建阳刻本流传至今的较多。四川早在唐代就是重要印刷基地，至宋代仍如此，主要集中于成都，北宋初官刻《开宝大藏经》即于此刊刻，此外还有“三苏”故乡四川眉山。在今江苏境内刻书地点有平江（苏州）、扬州、镇江、江宁（南京）与常州等地及湖北襄阳、黄州、湖南衡阳、邵阳、安徽宣州、当涂、歙州等地。印刷地点的分布虽大大超过前代，但仍未改变主要集中于江南的格局。
  三 宋代印发的纸币
  宋代除用雕版印刷各种书籍和版画外，还用于印刷并发行纸币，以代替古代以来一直沿用的金属货币。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宋代时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和印刷术的繁荣，初由四川商人使用纸币，后由地方政府接管。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先由四川印发“交子”作为纸币，效果较好，后来推广全国。《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云：“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詠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八户主之。”
  这种纸币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再发新币，一交相当一缗（为1000文），由当地十八户富商主持。后因不能兑现而发生争讼，天圣元年（1023）由地方政府接管。仁宗（1023～1063）时准奏设益州交子务，禁民私印纸币，此时印发125万余缗。此后在陕西、福建、浙江、两湖等地也发行交子或钱引，1011～1076年间65年内发行22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杭州设行在会子务（纸币发行局），由官方印发会子，其面额有一贯、二贯、三贯（一贯为一干文），及二百、三百及五百文，通行于东南各省。此后在其他地区逐步流通纸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已提到，此处不赘述。
  宋代虽印发大量纸币，但实物遗存甚少，只有北宋所印交子的雕版拓片及南宋行在会子库印版实物保存下来，版材为木或金属（铜）。钞面可能是套色印刷，因为宋人李攸（1101～1171在世）《宋朝事实》卷十五提到本朝四种会子时写道：
  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
  1983年，安徽东至县出土一套南宋景定五年（1264）制官府发行关子的铜印板及铜官印，共八件。票面印版长22.5厘米、宽13.5厘米，重1公斤，厚0.4厘米，上下有纹饰，横额字为“行在榷货务对桩金银见钱关子”，中间为“一贯文省”（图10-8），这是面价（每贯相当770文现钱），通用于各路州县。钞面背面印板为图案花纹①。由此可想见宋代纸币之形制，如印文朱墨相间，料想花纹图案应印以朱字。但此版图案较行在会子库发行的会子版面图案更为简单。
  四 宋代有关出版印刷的管理制度
  宋代虽未颁布过有关印刷方面的成文法，但这方面的法令也时而公布。宋初时政府首先颁布各印本书统一版面格式，就像五代后周颁布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那样。清人蔡澄《鸡窗丛话》云：
  尝见骨董肆古铜，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识者曰，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
  又鲍昌熙《金石屑》收录韩愈文铜范（图10-9），据说就是宋代蜀刻本韩文范②。宋代所印的各种书从数量来说，当然以官刻本及民间坊刻本二者居多，但并非所有的书都可随便私印。宋人罗璧《识遗》云：“宋兴，治平（1064～1067）以前就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1077）后，方弛此禁。”南宋绍兴十五年（1146）十二月准太学正孙仲鳌奏：“自是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必经所属看样，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当然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制订的法令。
  首先，涉及国家机密及政府部门、宫中档案者严禁私印。如《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载仁宗康定元年（1040）五月二日诏曰：“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哲宗元祐五年（1090）七月二十五日礼部咨文：“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百，告者赏缗钱五十万”。其次，政府法令、皇帝手书、历书、纸币等亦严禁民间私印。《庆元条法事实》规定：“诸雕印御书、本朝《实录》及言时务、边机文字者，杖八十，并许人告。”神宗熙宁四年（1071）诏令：“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勿得私印”。且规定对违令者的刑罚，而对私印纸币者刑罚更重，对告发者还有赏格。
  政府所颁法令皆由大理寺、崇文院受权出版，习法律者欲得这类材料，须由官吏出保购之，不许冒领。颁历象征皇权，历书由司天监编定，礼部奏准刊印，颁布天下。虽仍有书商为图利而以身试法，但这些法令仍有一定威慑作用，也体现宋代因出版业发达而促使法律更趋完备的一个侧面。宋代各书商屡有互相盗版刊书的现象，因而发生当时在其他国家还根本就无法想象的版权问题。宋人王称（1147～1210在世）《东都事略》（1181）眉山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③④。因此书有重大学术价值，出版者申请官府保护权益，以防盗版。这与今日各国书中所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没有什么两样。宋人具有版权意识，这本身就是出版史中的重大思想革命。
  官府保护私刻书版权的事例亦可得见，如祝穆（1197～1264在世）于其《方舆胜览》（1238）原刊本《自序》后有嘉熙二年（1238）十二月两浙转运司通告，内称祝穆所编《方舆胜览》、《事文类聚》等书“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令出榜衢州、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①事实上盗版商一旦被告发，而受惩处的事亦必不少。宋兰溪文人范浚（1112～1182在世）《范香溪文集》卷十六答姚宏（字令声）书内称，南宋初有人冒范浚之名作《和元祐赋集》，雕板贩卖，侵害作者权益，范浚乃告白官府，移文建阳破板。
  《书林清话》卷二载，宋人罗樾精刊其师段昌武（1177～1242在世）《丛桂毛诗集解》（1247），此时作者已去世，乃由其侄段维清呈状行在（杭州）国子监，请求保护版权。淳祐八年（1248）七月国子监向出版中心所在的两浙路、福建路转运司发出禁止翻版的公文，要浙、闽两路转运司“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违罪）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此例表明主管出版的中央政府部门出面保护版权，且作者死后由于亲属提出版权申请，涉及到近代版权法有关继承问题。当然在宋代，人们还不能指望有完备的出版法，不少作者或出版者的权益时被侵犯，但12～13世纪的宋人已有明确的保护版权的法律意识，这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