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继隋唐、五代之后而建立的宋代（960～1279），分为定都于开封的北宋（960～1126）和迁都于杭州的南宋（1127～1279）。与两宋并存的政权，有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辽（916～1125）、金（1115～1234）、蒙元（1206～1368）和西夏（1038～1227）等。宋辽金元时期各政权所在地区的印刷技术基本上处于同一层次，而以两宋印刷技术为主干，宋代印刷又是直接在唐、五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印刷技术史中，这一时期（960～1368）是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北宋时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除单色印刷外，更有复色印刷，在印刷品装订、装帧方面也有新的突破。印刷品内容扩及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所有领域，出版中心散及全国四面八方，印刷用纸质量和品种超过以往历代，形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网络。由于印刷技术的普及和进步，使这一时期的印刷品趋于更完美的境界，堪称后世典范，为此后明清两代印刷的大发展奠定基础。有关该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印刷，将在第十二至第十四章讨论。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一 包罗万象的出版物
  在五代十国割裂局面结束后建立起的北宋，是个统一全国的新兴王朝，过去在南北方发展的经济和科学文化成果此时汇合在一起，获得一体化的发展。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同样如此，宋代印刷术在五代原有基础上，进入新的高峰阶段。这同宋王朝重视印刷事业有很大关系，他们把出版图书看作是振兴文教和巩固政权统治、宣扬国力的一项措施。北宋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939～997）即位后，迅即于太平兴国二年（971）敕命翰林学士李昉（925～996）开馆，主持《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部大书的编纂及开雕工作。这三部书总共2500卷，其出版是学术上的重大建树。986年太宗更准奏出版善本《说文解字》等书，皆由国子监组织刊印。真宗赵恒（968～1022）也重视印书，太宗、真宗在位时，公元988～996年刊印“十二经”注疏及正义，1005年又重刻五代冯道“十二经”旧监本，加上1011年印的《孟子》，构成后世读书人必读的“十三经”。994年又始印“十七史”，至1061年竣工。印本皆经严格校勘、抄写、精雕细刻，是首次敕命刊印的历代正史。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载，景德二年（1005）五月真宗亲幸国子监查看库书，问祭酒邢昺（932～1010）现藏经板几何？昺对曰：“‘国初（宋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至真宗时（997～1022）出版事业已达到高潮。以国子监藏书板为例，开国45年来迅即增长25倍，经史皆具、士庶可得。景德二年（1005）再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962～1025）、知制诰杨亿（974～1020）主编《历代君臣事迹》（1013）千卷，由真宗御制序，赐名《册府元龟》，可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文苑英华》媲美。神宗赵顼（1048～1085）同样倡导图书出版，特为司马光（1016～1086）《资治通鉴》（1084）赐名，并御制序。由于最高统治者倡导书籍编纂及出版，大大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而国子监所刊印本以其质量精良、管理严谨，又为全国出版事业提供表率。上行下效，各级地方政府亦尽其所能，鼓励或自行刊刻大量书籍，使宋代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代在官府刊印大量儒家经典、正史及文学著作的同时，还刊印佛教经典系列丛书，主要是大部头的大藏经，这是前代没有的现象。据志〓（1220～1289在世）《佛祖统纪》（1269）卷四十三所载，早在太祖时（960～975），即于开宝四年（971）敕命高品、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主持大藏经出版，历十二年（971～983）板成，共5048卷，名《开宝大藏经》。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汇刻佛教著作巨型丛书的空前盛举，开此后历代和其他国家刊刻大藏经之先河。继此之后，两宋时又于各地陆续刊印了《崇宁藏》（1080，福州）、《毗庐大藏》（1112～1172，福州）、《圆觉藏》（1132，浙江湖州）、《资福藏》（1175，浙江安吉）和《啧砂藏》（1231～1321，平江，今苏州），共六种不同版本，每种多达5000～7000卷。其中《开宝藏》取宋以前流行的卷装，其余多为梵夹装或经折装。《开宝藏》计用13万块雕板，其余更多，这真可谓印刷方面的巨大工程。宋版佛经今日仍有实物遗存，如开宝五年（972）印《大般若波罗蜜经》及开宝六年（973）刊《佛说阿惟越致遮经》等，算是早期之物（图10-1）①。当今在北京图书馆尚能看到《毗庐藏》及《碛砂藏》的一些印本。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河北巨鹿北宋墓葬中还挖出佛教印刷品的雕版残块，初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冯如玠（1873～1949）收藏①，后辗转流入美国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此雕版（残存43.1×12.5厘米）两面雕刻，一面可能为《陀罗尼》经咒及八尊小佛像，另一面刻有阿弥陀佛像，手执长杖，约刻于大观二年（1108）（①（图10-2）。与此同时，1920年代初巨鹿北宋墓葬中被盗掘出的另两块人像雕版残块，50年代自民间收购，嗣后由文物局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②其一为仕女像，雕刻精细、板残存59.1×15.3公分，厚2.3公分，有火烧痕迹。另一为三女半身像，板长方形，残存26.4×13.8公分，厚2.5公分，板左有“三姑置蚕大吉”及“收千斤百雨大吉”等字。两板皆枣木板材。
  1978年苏州市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空穴内更发现一批北宋精美而珍贵的佛经刊本③。其中有咸平四年（1001）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皮纸，44.5×36.1公分，有边框。经咒中心为释迦像，环以汉字经文，共26圈，版内四角有四天王像。经文下长方框内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净众寺讲经论持念赐紫义超同募缘传法，沙门蕴仁⋯同入缘男弟子张日宣⋯⋯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日杭州赵宗霸开”。版框两边亦刻有文字，右边有“朝请大夫、给事中、知苏州军州事、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去莘”等字，左行有“进士郭宗孟书”等题款。看来此经咒由苏州一批官员发起，以来自成都府的印本为底本而在苏杭一带翻刻。经咒文字环形排列，设计独特，雕刻时有很大难度。另一单张印张为梵文《大随求陀罗尼》咒，楮纸25×21.2公分，正中有8.5×6.2公分长方框（图10-3），内刻佛教故事图，并有28宿和巴比伦黄道12宫星宿图。周围为横行梵文经咒。
  此经咒与1944年成都出土的唐代刊梵文陀罗尼类似，但却是完整的印页。梵文咒下长方框内印有汉文题记，末尾为“景德二年（1005）八月日记”等字。苏州瑞光寺塔还发现印本卷轴装《妙法莲华经》，印以桑皮-竹料土黄色纸，每纸16.9-17.1×51.5～55.5公分，每纸一版，每卷十六块版，卷一有朱书题记：“天禧元年（1017）九月初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所其福利，上报四恩，下资三有，若有瞻礼顶载〓舍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园”。此经文字体近欧体，入塔年代为天禧元年（1017），但刊刻时间为太宗雍熙年（984～987）或更早①。
  当佛教《大藏经》雕版之际，道教经籍系列丛书《道藏》也在宋代刊行，如1116～1117年福建出版的《万寿道藏》，共540函、5481卷，也是洋洋大观，此藏后曾重印。佛藏和道藏是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各有关宗教典籍及其疏义按类别归在一起，再予以刊印，可谓大型系列丛书。只有在造纸业和印刷业获得充分发展时，才能实现这一盛举。由此可知，佛教和道教始终是推动印刷术发展的一股动力，当时出版的宗教读物的数量，不亚于儒家著作和文史作品，而大部头著作的刊印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实力，还体现出印刷技术的综合水平。
  宋代印刷业另一动向，是出版了更多的科学技术和医学著作，从而为中国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创造了条件。当西方学者阅读为数甚少而残破的古希腊科学作品的羊皮板或莎草片手抄本时，宋代人已方便地在案几上翻看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内的《算经十书》（1074年刊）、《齐民要术》（1018年刊）、《四时纂要》（1018年刊）、《伤寒论》（1065年刊）、《脉经》（1068年刊）、《诸病源候论》（1027年刊）和《黄帝内经素问》等古代著作的雕版印本，当然他们更能得到新出版的《武经总要》（1044年刊）、《营造法式》（1103年刊）、《新仪象法要》、《开宝本草》（973年刊）、《本草图经》（1062年刊）、《证类本草》（1108年刊）、《太平圣惠方》（1100年刊）和《铜人针灸图经》（1026年刊）等著作，尤其是，古代写本科学书因年代久远有佚失之险，赖有宋版的存在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此外，举凡文史、哲学、地理、诗文、小说、戏剧及占卜、星象、音乐、美术之类的刊本，应有尽有，宋版书可以说包罗万象地把前代文化知识都以雕版形式展现于世，试观当时书目，确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
  二 官刻本和私刻本的盛行
  宋代雕版印书以刊印者来分，大致分官刻与民刻两大类。官刻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如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省、司天监、太医局等。其中以京师国子监刊本最为著名，这是直接继承五代传统，一般刊刻较为重要的严肃著作，不以营利为目的，人们欲购，只收纸墨工本费②。国子监刊刻的书，书稿本身就要求有较高学术价值，缮稿时由监内学者对书稿文字详加校审，由高级楷书手工笔抄录，复经校核，再由刻工精加雕刻，还要对文字复校。制版后，以好纸、好墨刷印，再予装订。因此每部书质量及外观均属上乘，可谓印刻的最高水平。这都是五代监本留下的好传统。
  北宋初，监本有正经、正史和前面提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书，还有《太平圣惠方》等医学著作。哲宗时（1086～1100）有《脉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及《图经本草》等。宋监本书保留至今的为数甚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尚可看到乾德三年（965）刊《经典释文》30卷、端拱元年（988）刊《周易正义》14卷及南宋监本《尔雅疏》10卷③。崇文院刻书以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法典为主，刊过20多种，此外，也出版过《吴志》30卷（1000刊）、《广韵》（1005刊），天圣（1023～1031）时刊刻《隋书》、《律文》、《音义》及《齐民要术》等。元丰二年（1082）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后，出版的重要著作是《算经十书》①。内府太医局刊书以医书为主，如嘉定年（1208～1224）所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等。
  以上所述，都是中央政府机构刊刻情况，各地方政府机构刻书的积极性同样很大，如各路、州、县及有关专业机构，还有各州、府、县的儒学及书院等，这些机构靠国家调拨、当地税收及其他收入，大力发展刻书事业。据调查今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本流传下来的尚较少，现传本多为南宋刻本，如浙东茶盐司刻《资治通鉴》（1132刻于余姚）、《礼记正义》（1192刻）、《旧唐书》（南宋初刻）等，江西转运司刊《本草衍义》（1185刊于南昌）、抚州公使库刊的《礼记注》（1177刊于临川）、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刊《建康实录》（1147刊）、临安府（杭州）1133年刊《汉官仪》、上饶郡学1250年刊宋人蔡沈《蔡九峰书集传》、吉安白骛洲书院1224年刊《汉书注》等②。
  宋代民间刻书可分为自家刻、家塾刻、坊刻和寺院刻等，自家刻主要由文人、士大夫自己集资刻书，家塾刻是由文人办的私塾出资刻的书，虽数量较少，却讲求质量，反映此时刻书风气之盛。自刻者如诗人陆游（1125～1210）之子陆子遹1220年刊其父《渭南文集》50卷，刻本很精，这含有纪念意义，用于分赠亲友。又文人周必大（1126～1204）1191年所刻《欧阳文忠公集》153卷，1201～1204年刻《文苑英华》千卷，都很著名，且有传本。福建学者廖莹中（约1200～1275）“世采堂”于咸淳年（1265～1274）所刻唐人韩愈《昌黎先生集》40卷及柳宗元《河东先生集》44卷，向来称为宋本中的上品，今存北京图书馆，书中有篆字牌记“世采堂廖氏刻梓家塾”，版心下有“世采堂”三字。他还刻过一些儒家经典，主要供家塾士子阅读之用，其中包括《春秋经传集解》、《论语》、《孟子》等书①。据说名将岳飞（1103～1142）之孙、文人岳珂（1183～1234）的相台家塾刊刻过九经、三传，惜无传本。建安黄善夫（1155～1225在世）家塾“之敬堂”1195年刊《前汉书》，其所刊苏轼《东坡先生诗》今传世。北京图书馆藏黄氏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刊于南宋中期（1205前后）。
  坊刻是以营利为目的刻书商生产的书，主要是民间流行和需要的读物，种类庞杂，数量相当大。为图廉价，多以竹纸印刷，版面紧凑，字体较小，但也不乏善本。首先应指出福建建安余仁仲（1130～1193在世），他是进士出身，家集书万卷，号“万卷堂”，刻了不少书，如1191年刊《春秋公羊经传》、南宋中期刊《礼记郑注》等，有传本。因而是学者型刻书人，后来其子孙继续刻书，遂成专业坊刻。据北京图书馆所见藏本，临安府（今杭州）陈姓是有名刻书坊家，其中陈起（1167～1225在世）不但是印书业主，还是位诗人。其子因中乡试榜首，人称陈解元（1225～1264在世），也以刻书为业。传世有所刻唐代诗人《王建诗集》等。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中还有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印南唐李建勋的《李丞相诗集》、陈宅经籍铺刻宋《周贺诗集》等皆刊于南宋后期。较著名的书还有杭州猫儿桥开笺纸马铺钟家所刊唐人书《文选五臣注》30卷（图10-7）。寺院本传世者有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于元祐年（1086～1093）所刻《鼓山大藏》等等。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之所以是黄金时代，不只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民间都有刻书的积极性，出版了空前数量的种类齐全的书籍，而且还因为刻书地点遍及南北各地，分布均匀，构成印刷术大普及的局面。当然，像其他手工业部门一样，全国仍有几处重要的印刷业中心，其中可首先提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地区，这是北宋首都和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早在五代时这里便是东京，五代国子监本儒家经典即刊刻于此，北宋建立后，这里的各种专业人员和刻印工仍操旧业，因而北宋国子监本仍刊印于汴京，大量民间书坊和书铺也集中于此。据宋人孟元老（1087～1165在世）《东京梦华录》（成于1147，刊于1187）卷三《相国寺》条载，在相国寺佛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是个文化街，可以买到各种书籍。宋室南渡后，一批书铺及技术工人亦迁往南宋临时首都临安，因而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又移至浙江杭州，于是杭州及其周围地区成了南宋的重要印刷中心，正好这里也是造纸的一个基地。
  大量印本书开雕于杭州、绍兴、衢州、吴兴、温州、宁波和婺州、台州等地，五代时这里是吴越国所在地，具有从事雕版印刷的历史传统。浙江南部的福建，因为生产竹纸，也成为重要印刷中心，尤其是民间书坊印的书数量最多，通行全国，主要集中地是建宁府建阳、建安，尤其建阳的麻沙镇及崇化坊书坊林立，此外，福建还有福州、泉州、汀州。福建西部的江西，从宋以来成为迅速崛起的印刷中心，境内有抚州（临川）、吉州（吉安）、袁州（宜春）、赣州、九江、信州、池州等地。其中建阳刻本流传至今的较多。四川早在唐代就是重要印刷基地，至宋代仍如此，主要集中于成都，北宋初官刻《开宝大藏经》即于此刊刻，此外还有“三苏”故乡四川眉山。在今江苏境内刻书地点有平江（苏州）、扬州、镇江、江宁（南京）与常州等地及湖北襄阳、黄州、湖南衡阳、邵阳、安徽宣州、当涂、歙州等地。印刷地点的分布虽大大超过前代，但仍未改变主要集中于江南的格局。
  三 宋代印发的纸币
  宋代除用雕版印刷各种书籍和版画外，还用于印刷并发行纸币，以代替古代以来一直沿用的金属货币。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宋代时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和印刷术的繁荣，初由四川商人使用纸币，后由地方政府接管。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先由四川印发“交子”作为纸币，效果较好，后来推广全国。《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云：“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詠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八户主之。”
  这种纸币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再发新币，一交相当一缗（为1000文），由当地十八户富商主持。后因不能兑现而发生争讼，天圣元年（1023）由地方政府接管。仁宗（1023～1063）时准奏设益州交子务，禁民私印纸币，此时印发125万余缗。此后在陕西、福建、浙江、两湖等地也发行交子或钱引，1011～1076年间65年内发行22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杭州设行在会子务（纸币发行局），由官方印发会子，其面额有一贯、二贯、三贯（一贯为一干文），及二百、三百及五百文，通行于东南各省。此后在其他地区逐步流通纸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已提到，此处不赘述。
  宋代虽印发大量纸币，但实物遗存甚少，只有北宋所印交子的雕版拓片及南宋行在会子库印版实物保存下来，版材为木或金属（铜）。钞面可能是套色印刷，因为宋人李攸（1101～1171在世）《宋朝事实》卷十五提到本朝四种会子时写道：
  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
  1983年，安徽东至县出土一套南宋景定五年（1264）制官府发行关子的铜印板及铜官印，共八件。票面印版长22.5厘米、宽13.5厘米，重1公斤，厚0.4厘米，上下有纹饰，横额字为“行在榷货务对桩金银见钱关子”，中间为“一贯文省”（图10-8），这是面价（每贯相当770文现钱），通用于各路州县。钞面背面印板为图案花纹①。由此可想见宋代纸币之形制，如印文朱墨相间，料想花纹图案应印以朱字。但此版图案较行在会子库发行的会子版面图案更为简单。
  四 宋代有关出版印刷的管理制度
  宋代虽未颁布过有关印刷方面的成文法，但这方面的法令也时而公布。宋初时政府首先颁布各印本书统一版面格式，就像五代后周颁布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那样。清人蔡澄《鸡窗丛话》云：
  尝见骨董肆古铜，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识者曰，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
  又鲍昌熙《金石屑》收录韩愈文铜范（图10-9），据说就是宋代蜀刻本韩文范②。宋代所印的各种书从数量来说，当然以官刻本及民间坊刻本二者居多，但并非所有的书都可随便私印。宋人罗璧《识遗》云：“宋兴，治平（1064～1067）以前就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1077）后，方弛此禁。”南宋绍兴十五年（1146）十二月准太学正孙仲鳌奏：“自是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必经所属看样，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当然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制订的法令。
  首先，涉及国家机密及政府部门、宫中档案者严禁私印。如《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载仁宗康定元年（1040）五月二日诏曰：“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哲宗元祐五年（1090）七月二十五日礼部咨文：“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百，告者赏缗钱五十万”。其次，政府法令、皇帝手书、历书、纸币等亦严禁民间私印。《庆元条法事实》规定：“诸雕印御书、本朝《实录》及言时务、边机文字者，杖八十，并许人告。”神宗熙宁四年（1071）诏令：“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勿得私印”。且规定对违令者的刑罚，而对私印纸币者刑罚更重，对告发者还有赏格。
  政府所颁法令皆由大理寺、崇文院受权出版，习法律者欲得这类材料，须由官吏出保购之，不许冒领。颁历象征皇权，历书由司天监编定，礼部奏准刊印，颁布天下。虽仍有书商为图利而以身试法，但这些法令仍有一定威慑作用，也体现宋代因出版业发达而促使法律更趋完备的一个侧面。宋代各书商屡有互相盗版刊书的现象，因而发生当时在其他国家还根本就无法想象的版权问题。宋人王称（1147～1210在世）《东都事略》（1181）眉山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③④。因此书有重大学术价值，出版者申请官府保护权益，以防盗版。这与今日各国书中所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没有什么两样。宋人具有版权意识，这本身就是出版史中的重大思想革命。
  官府保护私刻书版权的事例亦可得见，如祝穆（1197～1264在世）于其《方舆胜览》（1238）原刊本《自序》后有嘉熙二年（1238）十二月两浙转运司通告，内称祝穆所编《方舆胜览》、《事文类聚》等书“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令出榜衢州、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①事实上盗版商一旦被告发，而受惩处的事亦必不少。宋兰溪文人范浚（1112～1182在世）《范香溪文集》卷十六答姚宏（字令声）书内称，南宋初有人冒范浚之名作《和元祐赋集》，雕板贩卖，侵害作者权益，范浚乃告白官府，移文建阳破板。
  《书林清话》卷二载，宋人罗樾精刊其师段昌武（1177～1242在世）《丛桂毛诗集解》（1247），此时作者已去世，乃由其侄段维清呈状行在（杭州）国子监，请求保护版权。淳祐八年（1248）七月国子监向出版中心所在的两浙路、福建路转运司发出禁止翻版的公文，要浙、闽两路转运司“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违罪）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此例表明主管出版的中央政府部门出面保护版权，且作者死后由于亲属提出版权申请，涉及到近代版权法有关继承问题。当然在宋代，人们还不能指望有完备的出版法，不少作者或出版者的权益时被侵犯，但12～13世纪的宋人已有明确的保护版权的法律意识，这是可贵的。
  第二节 辽金元的雕版印刷
  宋代形成的完备的印刷体系，对当时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及此后的明清印刷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已述及，宋代主要印刷出版中心有从北向南转移的格局，除了由于原材料、技术等原因外，还因为北方广大地区被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占据，不再是宋控制的地带。但这不等于说北方印刷业此时没有新的发展。与北宋同时，北方有辽（916～1125）、回鹘，而北宋末至南宋时在西北还有西夏（1038～1227）等，我们将在第十二至第十四章论少数民族地区印刷时讨论。与北宋并存的辽（916～1125）及与南宋并存的还有北方的金（1115～1234）和蒙古（1206～1279），蒙古后来在灭金与南宋之后建立了元朝（1280～1368）。由于辽、金和蒙元逐步南下进入中原，在印刷方面借用中原体制、技术和技术人材，因而辽、金、元印刷与两宋处于同一技术层次，为本节的讨论对象。
  一 辽代的印刷
  辽政权由契丹族所建立，历经唐末、五代及北宋，是持续达两个多世纪的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定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辖地东起日本海、黑龙江口，西至阿尔泰山，北抵克鲁伦河，南至今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而与北宋交界，1125年为金所灭。辽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很早就引入雕版印刷技术。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以汉字为基础创制表意文字，用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称为契丹大字。926年，辽太祖弟耶律迭刺因受回鹘文启发，对契丹大字进行改革，又创契丹小字，除保留部分表意文字外，多为表音文字。但辽刻本除用契丹文外，很多书仍刻汉文，契丹文刻本多是译自汉文原著。
  辽统治者注重儒学、信仰佛教，他们修孔子庙，设国子监、国子学和诸府府学，讲授儒家经典，推行科举制度，又于各地建造宏伟的寺院、佛塔。辽虽与唐、五代及宋发生过战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与中原地区的密切交流和人员往来一直持续不绝，并及时向境内输入大量刻本汉籍、佛经、佛像和有关印刷技术。《辽史》（1344）卷四《太宗纪四》载，辽太宗（902～947）时大同元年（947）正月灭后晋时，领兵进入其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薄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
  就是说，辽将后晋首都中一切有用的人和物都运回自己的大后方临潢府，其中包括各种写本及刻本图书、印板、印刷工人以及科学仪器、武器等等，连很难运输的石经也不放过。如第九章第四节所述，946年后晋国子监出版了《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是为刊刻儒家九经所颁布的印刷操作则例及标准印刷字体。契丹军队攻占开封后，当然也要将这些运走。因此可以料想，至迟在辽穆宗（951～969）、景宗（969～982）时期，辽国就已掌握了印刷技术并建立了印刷业。
  1974年在山西著名的辽代所建的应县木塔加固时，在塔的四层主佛像胸中发现一大批珍贵的辽代印刷品文物①②，共61件，其中年代最早的刻本《上生经疏科文》一卷的印刊时间为辽圣宗统和八年（990），正好在景宗死后八年。刻本上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之字样。燕京为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是辽代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显然也是个重要的印刷中心。燕京仰山寺前的杨家看来是个私人刻书商。《辽史》卷十五《圣宗纪》载，辽圣宗（971～1031）开泰元年八月丙申（1012年8月20日），辽属铁骊部（今黑龙江铁力一带）首领“沙那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记》各一部。”③圣宗卒，至道宗（1055～1101）耶律洪基（1032～1101）即位，遂即于清宁元年（1055）冬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④六年（1060）除上京外，又于中京大定府置国子监。十年（1064）“禁民私刊印文字”，可能是指儒家经典而言。以上所述儒家经典，都应是辽代的国子监官刻本。
  辽代在刊刻佛教经典方面也不遗余力，自从北宋初在四川刊刻的《开宝大藏经》（983）卷子本传入辽之后，深受辽统治者及佛僧重视，因数量甚少，无法广为流传，乃有自行刊刻大藏经之举，以体现大辽与大宋一样对佛经刊刻事业的支持，此即所谓辽藏或契丹藏。当然，所据底本为北宋的《开宝藏》。辽代人志延（1050～1108）《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称：“印大藏经凡五百九十七帙”。597帙即597函，清水院为今北京大觉寺前身。据叶恭绰（1880～1968）的考证⑤，辽藏刊刻时间为兴宗（1031～1045）至道宗（1055～1064）之间。参考《开宝藏》的卷数，辽藏597函大约合六千至七千卷之多，需用70万块印板，刻印的地点在燕京。由于辽境内所产麻纸供应不足，还动用了高丽所造的皮纸。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佛塑像中发现的辽刻本中，有辽藏十二卷残卷，皆刻以楷体大字，作卷轴装，印以黄纸，每卷以千字文编号，卷首有时还雕印佛像，其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有“时统和二十一年（1003）癸卯初岁季春月（三月）”之年款，千字文编号为女字第161号①。从这个年款来看，辽藏的刊刻起始时间比叶恭绰所说的还要早些，因为统和是兴宗在位以前圣宗（982～1031）所用的年号，可见辽藏至迟在圣宗时已处于刊刻阶段。辽在北宋《开宝藏》出版之后三十年左右便开始刊刻同样工程浩大的辽藏，足见其印刷业实力之雄厚。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始建于道宗清宁二年（1056），正是辽藏刊刻接近尾声之际。但塔内所出辽刻本，最晚的有天祚帝天庆年（1111～1121）所刊《菩萨戒坛所牒》，已至辽的末季。此时金已崛起，不断攻辽，而辽境内也有武装反辽势力，社会处于战乱，此时佛宫寺僧为保存佛经免于兵火，乃将其藏入木塔佛像之中。出土物显然是经过僧人长期使用过的，再匆匆藏于佛胸之内。幸有这批辽刻本再现于世，填补中国印刷史中一大空白。
  应县木塔内还发现一些单刻佛经，共47件，如《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及《成唯识论》等。其中《妙法莲华经》卷四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印造”之题记，但显然不是坊刻本，因为同卷还有“经板主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抽已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一部，印造流通..时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十五日乙丑记”之牌记，则刻印经的日期为1025年9月9日。
  太平五年为辽圣宗（982～1031）时的年号，这时还未开雕辽藏，故冯绍文乃出资仅刊一部《莲华经》。此经为卷轴装，后僧人为诵读方便改为经折装，但卷轴装的痕迹仍清晰可辨。而《大方广佛华严经》刊于道宗咸雍三年（1067），因为在这一年二月“颁行御制《华严经赞》”。八年（1072）秋七月丁末，“以御书（御制）《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②，显然道宗御制《华严经》赞颂连同经文本身同时出版。同年（1070）十二月道宗还破例地“赐高丽佛经一藏”③，则想必指此辽刊《华严经》而言。有的辽刻佛经因属残卷，署年款卷缺，但可从残卷题记中知道刊刻地点及刊刻者，如《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十题记为“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则此经为弘法寺奉旨校勘与刻印的寺院刻本。《新雕诸杂赞》标明刊印于燕京大悯忠寺，即今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可见辽代官刻本、坊刻本、私人刻本及寺院刻本应有尽有。
  从应县出土物中还可看到，当时除刊印数量巨大的佛经外，还刻印单张的佛像画，但幅面比五代时的刊本佛像更大、画面更为复杂。引人注意的是《炽盛光九曜图》，为整版雕刻，画面高120厘米、宽48厘米（3.6×1.4尺），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单张木刻版画。另一件题为《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描写药师佛向诸弟子说法的情景。此佛像画面高77厘米、宽36厘米，也是整版雕刻。这两幅大佛像皆印以麻纸，画面刻工精细，线条流畅，印成后再在画面添色，十分美丽可爱。
  辽代除刊刻佛经、儒家经典外，还刊刻史部及子部著作。《辽史》卷二十二《道宗纪》载，咸雍九年（1073）冬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显然，这些史书是由国子监博士校勘过的官刻本，由朝廷颁行于各地学校当教本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工具书或教本，也是辽印刷业的热门出版物，如唐人李瀚的《蒙求》辽刻本（图10-10）1974年于山西应县木塔内被发现。此书共3卷，由四言韵语写成，内容为叙述历史人物言行故事，共2484字，历代被视为蒙学课本。现仅存7页，每页20行，行16字，印以白麻纸，蝴蝶装。辽代僧人行均（957～1017年在世）于圣宗统和十五年（997）所著的《龙龛手镜》四卷是历史上一部著名的汉文字典。行均俗姓于，字广济，燕京人，精文字之学，其《龙龛手镜》收26，430字，注释16.3万字，注反切，有简短释义。值得指出的是，还收入了流行燕京一带民间的俗字如歪（wai）、甭（béng）及孬（nao）等，至今还在北京话中使用。此书辽刻本曾传入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说“观其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元丰、元祐年间蒲宗孟得辽本后在杭州翻刻，南宋初再重刊。此书还传入朝鲜和日本，也被刊刻过。
  据记载，辽代还于乾统年间（1101～1110）刊刻过晋代名医葛洪（281～341）的《肘后方》八卷，书中选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方、验方及灸法。据元代人苏天爵（1294～1352）《滋溪文稿·三史质疑》所载，耶律楚材（1190～1243）家藏有耶律俨（？～1113）《皇朝实录》和行均《龙龛手镜》的辽刻本。《皇朝实录》共20卷，由耶律俨与萧韩家奴（956～1026年在世）共同编成，叙述遥辇可汗至兴宗以来的事迹。此书后来也传到朝鲜和日本，并重印。山西应县木塔中还发现一些辽刻的卜筮之类著作。辽刻本像朱刻本一样也有避讳，从出土实物观之，似乎没有宋代那样严格。
  二 金的雕版印刷
  原隶属于辽的女真族各部，由完颜阿骨打统一后，1115年建金政权于东北，其后势力渐大，灭辽后又南下攻宋，1126年攻占北宋京城开封，将大量图书、书板及印刷工人掳至北方，迁都燕京（今北京），号中都，因之这里成了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载，凡《易经》、《诗经》、《书经》、《仪礼》、《周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十七史及《老子》、《荀子》等书，“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这是女真统治者为在其新统治区巩固政权而推行的发展汉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1130年在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建经籍所，出版官刻本，民间书坊也逐步发展，山西这一带成为金的印刷出版另一中心。
  有名的金代大藏经或《赵城藏》，即于1140～1178年间据北宋《开宝藏》而刊刻于山西，全书共7000卷作卷轴装，体现金代刻书技术的综合水平。1214年迁都于开封，号南京，又从中京运来大量图书及书板，开封成为金的第三个印刷中心。这些书板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金代除刊刻儒家经典、文史、宗教之类书之外，也像宋代那样刊印了不少科学技术和医学著作，如1164年刊《重校圣济总录》、1186年刊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伤寒直格》、1214年平阳重刻《证类本草》等。河北境内宁晋的荆家书坊，可称之为“北方的余氏书坊”。金刻本由于模仿宋刻，在版面形制、字体等方面，都有宋版书的遗风（图10-11）。
  金刻本由于模仿宋刻或直接用宋板翻印，因而在版面形制、字体及刀法上与宋版书很相近，被版本学家所看重，流传至今的也仍可看到。由于宋、金南北相邻，南宋流行的著作很快为北方读者喜爱，并加以再版。金代版画艺术水平也较高，可与宋的同类作品相比。金统治者还于1154年首先在中都印发纸币，称为交钞，也同样模仿宋代，但以七年为期，到期以旧换新。
  女真族上层人物多通汉文，读汉籍，最初没有本民族文字，后来借用汉字及契丹字创制女真文字，名“大字”，于1119年颁行，1138年又造“小字”。女真字介于汉字及契丹字、西夏字之间。由于有了本民族文字，于是设女真国子学，让贵族子弟就学。1164年起有些汉籍如《史记》、《汉书》、《易》、《书》、《论语》、《孟子》、《孝经》、《春秋》、《老子》及《贞观政要》等还曾译成女真字，供士子学习。金代统治的一个多世纪内，在中国北方对发展和普及印刷技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各种原因，保留至今的金刻本，甚至比宋刻本还少。平阳出版的书，又称“平水版”，数量相当多，可称之为北方的建阳。北京图书馆藏有唐人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金人魏道明《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及《刘知远诸宫调》等。金代贞祐宝钞的铜板，近年于山西绛县发现①。
  三 元朝的雕版印刷
  继宋、金之后，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蒙古大汗尤其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懂得“在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的道理，乃从耶律楚材（1190～1243）、许衡（1209～1281）、吴澄（1249～1331）及姚枢（1201～1278）等人之议，发展儒学、不改汉制，兴学校行科举，让汉人与政，从而巩固了在中原的统治。灭金后，蒙古统治者将金南京开封所藏各种图书、书板及刻书工匠解送北方，早在太宗八年（1236）即从耶律楚材议，于燕京设编修所，于平阳设经籍所②，主持图书出版，使金代这两个印刷中心重现生机。灭南宋后，再将临安（今杭州）及附近地区图书、书板、学者与工匠转至北方的大都，因此元代雕版印刷是直接在宋、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宋代印刷之余续。
  元代官刻图书机构在中央有国子监、秘书监（1273年立）、兴文署（1290年立）及太医院、司天台等，地方有各路、府、州及郡县的儒学、书院或其他机构。民间刊印书者多为各地的书铺及少数私人家塾。由于元代时间较短，总的说还比不上宋代刻书之盛，但仍出版大量图书，而且在印刷及装订技术上有新的发展。元代出版印刷法令规定，各地出书先向所在路（省）肃政廉访使司等地方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有时呈至中央的礼部、集贤院等，有时呈中书省或其地方派出机构看过，才能出版。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1475）卷十云：“今（明代）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出版。此法可救今日之弊”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节更据传世元刊本有关牌记，列举不少实例说明有关刻书的申请程序。“有径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本路总管府下儒学者。有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展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者，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②。在执行过程中后来有所松弛，事实上也不可能想像元代出版那么多书都由中书省及其地方派出机构逐一审看。
  元代中央机构中国子监、兴文署及秘书监所出版的书，传世或著录的不多，看来没有宋代之盛，但考虑到至元十年（1273）时只秘书监就集中1062名刻书工匠，其所出版的书亦当不在少数③，只能说因战乱而没有流传下来。以兴文署为例，至元二十七年（1290）曾出版《资治通鉴》等书，现已不得见原本。另一方面各地方机构，首先是各路儒学及书院出版书的积极性很高，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大德年间（1305～1306）出版的九路本十七史。此即江东建康八路一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八路及铅山州）之儒学及官署联合集资出版者④，这些地方分布于今安徽及江西一带，也是盛产纸、墨之地。
  各路儒学及书院还出版过一些大部头类书，如抚州路所刊唐人杜佑《通典》200卷、1324年杭州西湖书院刊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348卷、庆元路刊王应麟（1273～1296）《玉海》200卷、1320年圆沙书院刊章如愚（1170～1230在世）《山堂考索》212卷及庐陵武溪书院刊祝穆（1197～1264在世）《事文类聚》237卷等⑤。各地方官刻书除史籍外还有儒家经典、子部书及小学书等，如1299年江西铅山广信书院刊宋词人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图10-12）1321年再刊元人王恽《秋涧先生文集》（100卷）等。婺州路儒学1337年刊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集庆路儒学1333年刊元人王构《修词鉴衡》等。同时还出版一些科学著作，如茶陵东山书院1305年刊《梦溪笔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1229年刊《大德重校圣济总录》200卷，江西官医提举司1345年刊元人危亦林（1277～1347）《世医得效方》，湖广官医提举司1306年刊《风科集验名方》等。像宋代一样，元代各私人经营的书坊是又一支刻书的生力军，著名的书林仍集中于原有地区。建宁路的建安、建阳（今福建）是宋代出版中心之一，元代仍如此。建安著名书坊有余志安（1300～1345在世）的勤有堂，刻书最多，包括1304年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311年刊《李太白诗》，1312年刊《杜工部诗》，1332年刊《唐律疏义》，1335年刊元人苏天爵著《国朝名臣事略》、1349年刊《前后汉书考证》及科举应试文集（1341年刊）等。建安虞平斋的务本堂于1327年刊元人肖镒《四书待问》、1335年刊赵孟頫《赵子昂诗》及1346年刊《周易程朱传义音训》等。建安刘锦文的日新堂1335年刊宋人陈彭年（961～1017）《广韵》、1352年刊元人刘瑾《诗集传通释》等。建安叶日增的广勤堂1330年刊宋人林亿校的《王氏脉经》、宋人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及宋人徐居仁编《千家注杜工部诗》等。建阳刘君佐（1284～1344年在世）的翠岩精舍1314年刊《周易传义》、1327年刊《诗集传》、1329年刊《新编古赋解题》等。这都是些有代表性的建本刻书书坊，其刊本不少仍流传至今。
  浙江虽为南宋最大的印刷中心，但现传世元代坊刻本中浙本反而较少，所见有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刻《波罗蜜经》及杭州睦亲坊沈八郎刻印的《莲华经》等。在北方，山西平阳仍是几可与福建建阳相比的书坊集中地，如平水许宅1306年刊《证类本草》、平水曹氏进德堂1299年刊《尔雅注》、平阳张存惠堂的晦明轩1249年刊《证类本草》、1253年刊《音注精义资治通鉴》120卷等，其见于著录或藏书目之中。其他地方的书坊也出版不少同类书籍。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
  一 毕昇以后宋元的泥活字印刷
  本书第七、八两章已详细讨论了宋代毕昇和元代王祯的活字技术，这里不再复述。本节要讨论毕、王以外的其他宋元人从事的活字技术活动及所刊活字本著作情况。沈括以后北宋文献很少记载活字印刷活动，但地下出土的北宋活字印刷品则正补充文献之不足。1965年，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在重新修复时，从塔身第二层发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图10-16），高10.5厘米、宽13厘米。同处还发现手写《写经缘起》残页，有崇宁二年（1103）年款，因之可确定此印本佛经年代即是该年或相近年代所印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AparimitāyurSūtra）为净土宗三经之一，三国魏人康僧铠译，共二卷，由唐代僧人善导作注，名《观无量寿经疏》，共四卷。该经正文唐写本在敦煌石室出土②。温州出土的这个印本残页，用纸为黄色皮纸经文作迴旋排列，共12行，可认文字有166个，宋体。每行排列不规则，字的大小及笔画粗细不一，纸面可见字迹有经微凹陷，墨色浓淡不一。有首尾二字相连，每行迴旋。转折处出现倒字，如“杂色金刚”作“杂色金刚”，句中常有“〇”号及漏字。经鉴定为北宋泥活字本，在毕昇之后50年左右。如果这样，这将是毕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介绍上述出土文物的报道发表后，个别人提出商榷③，认为此经是木刻本，因经文上下字间笔画有时连接，不应出现于活字本中；个别字倒置发生于迴转处是有意的，表示连接下句经文的方向，不是误排。但钱存训取得经文残页彩色照片仔细观察后认为仍是活字排印④，因早期活字按笔画多少刻成单字，每字笔画外并不留空白，各字大小不一。两字连排容易将其连成一字，这正是活字特点。雕版不会将二字写成一字。句中漏字也是活版出现机会较多。其次，雕版字迴形排列从中央绕起，排列整齐，活字直接排版，不如事先手写那样整齐。最后，个别字倒置并不表示连接下句经文的方向，因同一经文其他两行转折处文字并未倒置，迴旋处用“〇”表示。因而“色”字倒置“当是活字误植的一个重要证据”。我们同意《佛说无量寿佛经》是北宋泥活字印本。有的作者⑤主张毕昇制泥活字的地点在浙江钱塘（杭州），这里在五代、宋以来一直是雕版印刷中心，名匠云集，而温州也在同一省内，因之这一佛经是用胶泥活字所印，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沈括《梦溪笔谈》外，其同时代另一浙江籍文人学士江少虞（1036～1169在世）《皇朝事实类苑》（1145）卷五十二也有关于毕昇活字印刷的类似记载。江少虞字虞仲，常山人，政和进士，为天台学官，入为左朝请大夫，历建、饶、杏三州守，治状皆为第一。其《皇朝事实类苑》63卷，征采浩博，有益史家。人们即令见不到毕昇活字或其活字印本，只要读到沈括或江少虞的记载，即可立即付诸实践，因所载方法切实可行。
  果然，宋人周必大（1126～1204）依此法印活字本书籍成功。这条史料是台北黄宽重在周氏文集中发现的⑥。周必大字子充，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1150）进士，历权秘书少监、中书舍人，任枢密使，淳熙末（1189）拜右丞相，封济国公，绍熙二年（1191）为观文殿学士，旋罢相，迁判谭州（今长沙）。四年（1193）复易封益国公，同年冬移镇隆兴，庆元元年（1195）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谥文忠。著《平园集》200卷、《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等82种，后人收入《周益国文忠公全集》之中。其卷一百九十八有《与程元成给事书》称：
  某素号浅拙，老益谬悠，兼之心气时作，久置斯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慁（hùn，打扰）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段（补缀）续纳。窃计过目念旧，未免太息岁月之沄沄也①。
  收信人程元成是周必大的旧友，任给事中。信写于绍熙四年（1193），时周必大虽恢复公爵封号，却屈就潭州任内，年已67岁，故称“老益谬悠”。悠闲时他便搞起出版自己著作的工作。“近用沈存中法”，即用沈括描述的方法，实际上这是毕昇的方法。“以胶泥铜板”指将泥活字植于铜板上，而毕昇用铁板制活字版。易以铜板，可能因铜的传热性比铁好，易使粘药熔化，这是一个改进。但铜却比铁价贵，这对益国公周必大说，便不在乎了。“移换、摹印”即植字、刷印，指排版及刷印两道工序，因用泥活字制版时，每行活字都要按原稿内容不断变换字块，才能制成一版。周必大用这个方法排印了他的《玉堂杂记》28条。
  “玉堂”为翰林院之旧称，周必大在书中追记孝宗（1163～1189）时任翰林学士之往事。今本《玉堂杂记》共二卷，看来当时所印泥活字本还不是全部书，作者还想再续写十几条，然后再补印。1193年周必大用毕昇法自印了他的《玉堂杂记》后，分赠给一些亲友，程元成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在毕昇死后，宋人沿用他的方法制造泥活字并用以排版印书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泥活字本是在长沙付印的，两年后（1195）他才告老还乡，将余下的印本带回江西吉水。
  继温州发现之后，早期泥活字印本近年来又有新发现。1985年5月，甘肃武威新华乡出土西夏文印本《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残本，共54页，每页7行，行17字。每页直高28公分，作经折装，横宽12公分。字迹歪斜不齐，墨色轻重不匀，有的字笔画生硬变形，有断边、剥落现象。考古学家将此定为西夏（13世纪前半）泥活字本②。1907年俄人科兹洛夫（PeterKuznichKozlov1863～1935）在黑水城（今内蒙额济纳旗）发现的西夏文同名佛经，也是经折装。每纸直高2，7.5～28.7公分，横宽11.5～11.8公分，上下单边，每页7行，行17字，其年代为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③。西夏泥活字技术是从宋代内地传入的，说明11～13世纪中国泥活字技术一直持续发展，也消除对温州所出1103年刻《佛说无量寿经》是否为泥活字印本的怀疑。
  元初以来仍时有仿毕昇法印活字本者，这与姚枢（1201～1278）的倡导有关。他在元世祖时任司农使、中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等要职，卒谥文献。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由于听取姚枢等人劝导，倡儒学、兴文教，使元代印刷事业继续在两宋基础上发展。姚枢卒后，其侄姚燧（1239～1314）在《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1278）中有言道：乙未（1235）诏二太子南征，俾公（姚枢）从杨中书（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岁辛丑（1241）赐衣金符，……遂携家来辉[县]，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板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板《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北京）。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④
  这段原始史料指出，1235年姚枢随太宗南下攻宋，受命与中书令杨惟中（1205～1259）随军到处访求具有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人，当他们访到后送往北京，使北方学术复兴。1241年姚枢受到嘉奖，后携家至河南辉县垦田，同时提倡文化事业，自己出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等书。姚枢又使杨惟中出版《四书》、田和卿出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经程传》、《书经蔡传》及《春秋胡传》，皆刊于北京。姚枢又以为有关语言文字之类的“小学”书流传仍未广，遂教他的弟子杨古（1216～1281在世）“为沈氏活版”，印成朱熹（1130～1200）的《近思录》和吕祖谦（1139～1181）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流传于四方。
  “为沈氏活版”，意思是按沈括所描述的方法造泥活字版，即姚枢教弟子杨古按毕昇活字印刷技术印书，其时当在1241～1250年之间，地点可能在河南或北京，在河南的可能性最大，而且确实成功地印出宋人朱熹和吕祖谦著作的活字本，还应有一些小学诸书，流传于四方，看来印数不会少。
  后人未细读姚燧所写神道碑文字，将姚枢的弟子杨古（1216～1281在世）与中书令杨惟中（1205～1259）混为一人。杨古是晚辈人，而杨惟中字彦诚，河北人，与姚枢同辈，初事太宗，累官至中书令。后事忽必烈，任河南道经略使等职。15世纪朝鲜人金宗直于活字本《白氏文集》跋（1485）中说：“活板之法始于沈括，而盛于杨惟中”，全讲错了，杨惟中在北京出的书皆为雕版，而杨古印的书才是活字版。英国萨道义（SirErnestSatow1843～1929）引近藤守重（KendōMorishige，1771～1829）《右文故事》，称活版始于沈括而盛，于杨克①，则又误矣，此杨克当为杨古之误，与杨惟中又是二人。先前已有人指出这种误会②，今后不该如此了。还应指出，元人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昇原有技术。
  杨古同时代科学家王祯《农书》（1313）卷二十二论活字印书时说：
  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为其不便，又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③
  王祯所说的“瓦字”即泥活字，又说“入窑内烧”，第七章第四节已分析毕昇活字是按陶瓷原理将粘土活字于陶窑内烧固的，再以松脂、蜡为粘药将泥活字固定在铁制印板上。此处王祯又介绍两种活字制版方式，一是用毕昇法将泥活字植于铁板上（“以铁为印盔”），板上以稀沥青为粘药而不再用松脂、蜡及纸灰。沥青是一种有机胶质材料，比松脂、蜡的粘结性强，能令泥活字更好地固着于铁板上，烘烤熔化后又易于同泥活字分离，这是在粘药上的一个改进。第二种方法是用含有少量粘土的一般细土作成稀泥为粘药，活字植于泥板后，再放在窑内烧之，然后随即刷印。用毕，再打碎烧硬的泥土，取下泥活字再印。由于粘药只含极少量粘土，而大部分是一般泥土，所以很易与活字分离。这也是一个改进。
  这两种改进皆“有人别生巧技”，可理解为毕昇及其以后宋代人所生的巧技。关键是“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中的两个“泥”字作何理解，我们认为作“印盔”（印版）的“泥”是粘土，而在印版与活字间放的“薄泥”，主要是一般泥土，窑内烧后硬固，而使活字固着于印盔上。刷印后，硬固的泥土易于与活字分离。第二种方法的特点是拆版时，无需再烘烤，直接可除去烧硬的泥。而以粘土板作活字板，代替金属，在经济上也合算。由此可知，就泥活字技术而言，毕昇之后二百年在粘药成分及活字板材料方面已有几次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变换，每次都使这一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向前推进一步。
  二 宋元的木活字印刷
  如前所述，毕昇研制活字时从制木活字开始，却以泥活字而成其功。他之所以放弃木活字，主要因发现它与粘药粘接于印板上而难以取下，遂改用泥活字。换言之，用他的方法制木活字版，主要是解决不好拆版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木活字还是有希望的。木材的伸缩性并不妨碍刷印，既然木雕版可以印书，木活字版为何不能印书呢？关键是选好木材。同时如果像刻木图章那样用机械力借木楔在印板上挤住木活字，使其固定不动，甚至连粘药都不用，拆版问题自然不复存在。所有这些，宋代刻工是很易想到的。毕昇由粘土烧泥活字，是通过化学过程在高温下完成的，而由木材制木活字完全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机械过程。撇开经济因素不论，单就操作简便及速度而言，木活字可能比泥活字优越。
  究竟谁最先以木活字印书，现下没有找到确切史料。清代藏书家和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艺风堂藏书续记》（1913）卷二著录其所藏南宋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所刻北宋人范祖禹（1041～1098）的《帝学》，并写有题记。经缪荃孙鉴定，此为南宋末所刊木活字本①，为范祖禹五世孙范择能所刊。缪氏精于版本鉴定，经眼宋元刊本甚多，他对宋刊木活字本《帝学》的鉴定结论为中外专家所赞同②③。但也有持反对意见者，反对者指出“上下字间重叠相连”说明不是活字本④。但如前所述，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活字印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1103年刊）也有上下字重叠相连的现象，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认为缪荃孙的鉴定结论是可信的。不管怎样，在南宋初就已经出现木活字技术，持续发展至宋元之际。
  在探讨中原木活字起源时，还应看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出土文物，从中可追溯中原木活宇的早期历史，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字技术是从中原引入的。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维吾尔人用过的回鹘文木活字960个，年代为元初（1300）⑤。1991年秋，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出土西夏文刊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鉴定为木活字本⑥，其在西夏刊印时间在1150～1180年间，相当于南宋，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十二章。既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南宋至元初已有了木活字，则内地比这还要早就发展此技术，因此不必怀疑宋代有木活字印本的存在。
  宋末元初木活字的再度复兴，是与科学家王祯的活动有关的。他写活字印刷论文的目的是，“以待世之好事者，为印书省便之法传之永久”。果然，在他的《农书》发表后不到十年，真有同时代的好事者用此活字法印书了。此人即马称德（1279～1335在世），康熙《奉化县志》（1686）卷十一引元人李洧孙《知州马称德去恩碑记》（1323）云：
  广平马侯称德，字致远，作州于庆元之奉化，兴利补弊，无事不就正。三载，代者至……荒田之垦至十三顷..杂木以株计者二百八十余万。养土田增置千二百石，活书板镂至十万字，教养有规。
  这是在马氏离奉化后，为记载其功德而写的碑记，落款为至治三年（1323）记。张秀民最先注意到这条史料①。由碑记可知马称德为广平（今河北境内）人，延祐六年（1319）任浙江庆元路奉化州知州，在任三年（1319～1322）像王祯那样，于当地发展农业生产，教民垦田，从事树艺。为发展文教事业，还制造活字10万余，刊印书籍。至正《四明县志》（1342）卷七载奉化《书田记》称：“知州马称德任内置到活板[十]万字，书籍活板印到《大学衍义》一部，计二十册。”
  又乾隆《奉化县志》（1773）卷十二引元人邓文源《建尊经阁增置学田记》（1322）云：“广平马侯致远来牧是州，..于是出己俸倡募建尊经阁，..阁上奉先圣燕居，乃以前政宋御史节置到九经、韩、柳文集等书，及今次刊到活字书板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庋其上。”由此又知马称德知州于奉化又建藏书楼“尊经阁”收藏前宋御史留下的雕版九经及唐人韩愈、柳宗元文集等书以及他本人用活字在奉化刊印的宋，人真德秀（1178～1235）的《大学衍义》（1227，43卷）等书，供当地读书人使用。马称德这位好事者为奉化作了不少好事，因而受到后人称赞，他刊印活字本《大学衍义》当于1322年，地点是浙江奉化。史料没有细说是何种活字本，但无疑是木活字本，即采用王祯完善化了的木活字技术。自木活字问世之后，至宋元之际浙江杭州、奉化及安徽旌德等地是技术发展中心，而西北的西夏、回鹘也有了生产木活字的作坊。木活字与泥活字构成宋元活字印刷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使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更加绚丽多彩。
  三 宋元的金属活字印刷
  毕昇以后的宋代泥活字和木活字印刷技术在南北各地推广后，势必激起人们选用不同材料造活字，再相互比较，结果发现用金属铸活字比泥活字和木活字机械强度大、寿命长，不易在使用中变形，且用后还可回收重铸，显然在性能上优于非金属活字。虽然其制造成本高，不易着墨，但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铸造具有铭文的青铜器、铜镜、铜钱和印章有两千多年历史，宋代人用同样技术铸金属活字，再用以排版印书，应事顺理成章的事。南宋时以铜版刻印文字与图案，用来发行纸币，出版佛像、佛经和书籍、广告等，解决了金属着墨问题，这类实物现在都有遗存。因此各种技术和技术思想的相互融合促进了金属活字的问世，这些技术包括：①泥活字、木活字印刷技术；②铜版印刷技术；③铜钱、锡钱铸造技术。发展金属活字所必需的技术前提，在毕昇以后的宋代均已俱备。但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仍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据现存记载，元初科学家王祯1298年在《造活字印书法》中提到金属活字，此文后收入其《农书》的书末。文内主要叙述宋元之际（13世纪）的木活字技术，但在谈木活字之前还简短回顾了中国印刷史：
  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板刻印卖，朝廷从之。..然而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
  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
  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以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
  上述四段文字所叙述的事物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首先谈到五代（10世纪）时以雕版技术出版《九经》（实际上这种技术在此以前已有之），指出雕版印书耗去大量木材及人工，造价较高，“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于是“有人别生巧技”，以泥活字排版印书”，此处“有人”指毕昇以后（11～12世纪）的宋人，他们对毕昇的技术予以改进。接下谈到“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之法，最后介绍“今又有巧便之法，即宋元之际改进的木活字技术，包括转轮检字法等。这些已在第八章第二节作了介绍，此不赘。
  王祯有关锡活字的记载虽文字不多，但相当重要，应加以解说。首先是他所说的“近世”该如何理解？近世即近代，而“世”是多义词，有时指三十年，父子相承为一世，但这不是王祯所指。有时将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称为一世，如《诗经·小雅》：“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世”指本朝，“近世”指去本朝不远的前一王朝。后一含义正是王祯所指，即元以前的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朝，因为谈到宋元之际或元初时，他已用“今”或“今世”的词了。事实上他所列举的印刷史四个发展阶段是：（1）五代（10世纪）雕版印刷→（2）北宋至南宋时（11～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3）“近世”或南宋（12～13世纪）的金属活字印刷→（4）“今”或宋元之际至元初（13世纪）经改进的木活字印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至迟应在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初（13～14世纪）。如前所述，南宋时铸出金属活字的所需技术条件均已成熟，在非金属活字技术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势必要向发展金属活字的方向上过渡。有人对王祯上述原文第1～2段间的文字“不能印造传播后世有人别生巧技”，标点成“不能印造传播，后世有人别生巧技”，将“后世”理解为王祯以前时代，而将第3段中的“近世”理解为王祯时代（14世纪），这是不确切的。从原文上下文义及古汉语语法结构来看，只能作下列标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有人别生巧技”。“后世”应是动词“传播”的宾语，中间一前置词“于”被省去，如果“近世”指元初，王祯又为什么在第4段用“今”这个词呢？显然，“近世”应是“今世”（元初）以前的一个朝代，即南宋。
  从技术上分析，南宋锡活字材料不应是硬度小的纯锡，而是锡合金，正如南宋锡钱那样，对锡钱的化学分析证明了这一判断。王祯从前辈人或以前记载中还知道南宋锡活字的形制、植字方法和刷印情况。在活字字身留出一个小孔，以铁线通过小孔将活字逐个串联起来，植于印板界行内，无字的空隙以木楔楔紧。但早期金属活字着墨不匀，用力刷墨，易划破纸，“所以不能久行”。但不能因此说金属活字在南宋只昙花一现，因为着墨问题不应成为发展金属活字的技术障碍，具有铜版印刷经验的南宋工匠是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除锡活字外，他们还可能铸铜活字。清代藏书家孙从添（1769～1840在世）《藏书记要》（1811）记载说：“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还应指出，直到清代，铜活字形制仍留有南宋金属活字的胎迹。因为17～18世纪内府武英殿修书处所铸用以排印《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字身也有小孔，以铁线穿之，使活字成行固定与印板上。这也说明王祯关于早期活字形制的记载是可靠的。金属活字在元代继续发展。
  第四节 宋元版书的特点及版刻用纸
  一 宋刊本的特点
  唐、五代时的印刷品现在所能看到的为数甚少，但宋元之后传世及出土的印刷品数目相当多，对宋元版书的研究资料已有足够积累，可以了解有关这一时期印刷品的某些特点和版刻用纸。这一节也可看作是对第八章第一节论印刷生产中的原材料部分的续论和补充。在这里结合对实物标本的检验结果专门谈谈版刻用纸。
  首先，我们叙述一下宋版书的某些一般特点。由于不可能将宋版书一览无遗，此处只能谈局部观，供读者参考。明清作者对宋版书特点虽多所论述，可能也是局部观。如明人谢肇淛（1567～1647年在世）《五杂俎》（1616）说：“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又说：“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颜真卿），瘦者学欧（欧阳询）。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高濂（1553～1613年在世）《遵生八笺》（1591）亦称：“宋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况多奇书。..故宋刻为善。”张应文（1536～1601年在世）《清秘藏》（约1570）说：“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柳宗元）笔法。”这些议论都相当精彩，且符合实际。
  宋刻本，特别是官刻本、书院刻本及某些私人刻本在很多场合下确是书写字体优美，肥瘦有则，带有唐代书法家颜真卿（708～785）、欧阳询（557～641）及柳公权（778～865）的笔法特色。瘦体学欧、柳，肥体学颜，都由书写高手写样。他们以此为业，在学唐人书法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即所谓宋体字。元代以后虽仍可见刊本中有唐人书法遗迹，但去原味已越来越远了，逐渐演变成带有古人笔意的印刷字体。宋本对文字校订严格，刻工精细，字字不苟，为后世树立了表率。宋本还有很多罕见的古书或保留很多失传古书的内容，学术价值较高。由于宋刻本有这些特色，向来被藏书家及鉴赏家列为善本、珍本。但应当指出，有些坊刻本为图谋私利尽速售出，在字体、校订及刻工方面有时不尽人意。书作为商品，任何情况下都有好有次，不能一概而论。
  宋刻本另一特点是避讳字多，宋代统治者赵氏不但本人名字避讳，甚至与此发音相同的字或个别皇族成员也跟着如此。史学家都认为宋讳甚严、讳字甚多，尤其官府刻本不许犯讳。如匡→炅（jiòng，音窘），恒→桢，或用原字而缺末笔。甚至为此擅改古人名字，如五代时的张匡邺被改为张邺，将“匡”字删去。人们有时根据刻本中讳字避到哪代皇帝为止，来判断其刊刻年代，也不失为一个方法，但仍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
  在板框方面，宋刻本版心多白口，板框左右双边，上下单边。亦有少数刻本版心为细黑口、四周双边的。坊刻本、私人刻本在书内印有牌记，列出刻书时间、刻书者堂号及姓名等。官刻本卷尾还刻出校订人姓名及官衔等。有些书在版心处还以小字列出刻工姓名，表示对所刻部分负责，类似今天的岗位责任制。有趣的是，一些宋刻本将书名及篇名都放在同一行内，篇名在上、书名在下，类似后来的西方著作。但另有的本子书名、篇名各居一行，而书名在第一行、篇名在第二行①。
  在装订方面，宋刻本卷轴装极少，蝶装者多，佛经多作梵夹装。各地刻书者无其数，不可能将所有书只以某个或某几个模式出现，因当时未颁布国家及部院统一标准，书籍形式自然百花齐放，但约定俗成，尚可找出某些共同点。研究宋版书特点，主要为版本鉴定提供依据。现在版本学内容比以前拓宽了，涉及范围更广，传统作法需要充实以新的内容，特别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版本作检测研究，应当提到日程上来。
  二 元刊本的特点
  元刊本显然直接继承宋、金刊本的传统，因而具有宋刊本的遗风是自然的。但在字体方面，元初书画大师赵孟頫（1254～1322）的书法风格对印刷界有极大影响。元刻本多流行用赵体字刻之。当然，元刊本除流行赵体字外，还仍有刻本继续用唐代欧体字，但与标准唐代笔法相比已越来越走形了。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人，他们多不通汉文、汉语，因此元代蒙古统治者不讲求避讳，所以元刊本没有讳字是与宋刊本不同的。更多的读物还常使用简化汉字，如“无”、“气”、“礼”、“马”、“厅”等字，几乎与现在所用的简化汉字一模一样。这样，因笔划减少，更便于刻字工操作，这些简化字已流行于民间。
  元刊本的版心多黑口或细黑口，较少宋本那样的白口，板框多左右双边及四周双边②。
  装订方式多取包背装，蝶装少见，卷轴装更少，然而佛经仍多用梵夹装或经折装。元刊本用纸情况几乎与宋代一样。像宋本一样，元代坊刻本、私人刻本也多印有牌记，内容不变。至于有的元刊本用宋版重印或修补后重印，则从版面上看无异于宋版，纸、墨也不应有多大不同。这类版本是最难与宋本区别的。还有些元刊本依宋本重新刻印，也属于这种情况。
  但元代也出现了版本制造中的新事物，如在每本书前加上扉页或书名页。北京图书馆藏福建建阳刘君佐（1284～1344年在世）翠岩精舍于至正十六年（1356）所刊宋人陈彭年（961？～1017）《广韵》（1011）一书，书首即有扉页。该页上方通栏为“翠岩精舍”四字，是刘君佐的堂名。下面有中栏（双行）及左右边栏，中栏上方有“校正无误”，再下为“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左边栏为“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右边栏为“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③。在此扉页中包括书名、刻书者铺号名及刊刻时间，还有些介绍本书内容的广告式说明，所缺的只是该书作者名。
  在这以前，建安虞氏于至治年（1321～1323）刊《三国志平话》，也有扉页，最上栏横幅有“建安虞氏新刊”字样（图10-17），下面为刘备三顾茅庐图，再下双边栏有“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八字，中栏为“至治新刊”四字。这是带图的扉页或书名页。这种形式的扉页甚至还可追溯到元初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建安书堂李氏所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①。扉页的引入使书籍形式更加完备，从这以后一直为各国所效法。在西方，这种扉页英文称titlepage，法文为pagedegarde，德文称Titelblatt。德国科隆城的赫尔南（ArnoldTherHoernen）于1470年已在所印书中加了扉页②，虽在西方是最早的，但比中国已晚了几乎两个世纪。
  三 宋元版刻用纸
  至于宋元版刻用纸，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早在二十多年前已多次对实物标本作了一些检验，现将结果发表于此。宋元时薄而柔韧的皮纸已居主导地位，唐、五代时盛行的麻纸此时顿减，很多书印以楮皮纸、桑皮纸，洁白光滑，质量上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竹纸是宋元迅速突起的另一纸种，以竹纸印书成本最低，很多面向大众的读物以竹纸印刷，这是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宋元之所以是印刷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之一是这时造纸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制墨技术也同样如此，前已述及。南方产竹地区因盛产竹纸，故廉价的竹纸印本得以向全国各地倾销，特别是福建刊刻的建本。大凡造纸地区附近，必有印刷业集中地。而一般说刻工精美、校订细密、装订考究的善本书籍，其用纸、用墨亦必佳。这个规律与宋以前写本用纸是一致的。只有内府刻本、官刻本或印数有限的私人纪念本肯用好纸。总的说，宋元版刻用纸不及书画用纸。
  要从经济方面考察宋元版刻用纸，不是造不出好纸，而是舍不得用好纸印书。不能因有的刊本用纸相对说欠佳，就贬低这个时代发达的造纸技术。根据笔者对宋元版刻用纸的检验，从原料方面来看，已达到各种原料纸应有尽有地用于印刷业中，纸在品种上大大超过前代。即令宋元时较次的印刷纸，技术指标也已达到印刷上的需要，下面将结合实例来谈宋元印刷用纸。
  可判断使用楮皮纸印刷的读物，我们所见有南宋吉州文人周必大罢相告老还乡时于1201～1204年在吉州刻的千卷《文苑英华》。纸较薄，纤维匀细，交织情况良好，纸帘编织纹间距3厘米（相当二指宽），帘条纹较细，是上等楮皮纸。纸虽白，但间有黄色“寿斑”。此书为蝴蝶装，后入藏宋内府，故每册封面副叶左下方有“景定元年（1260）十月（或十一月）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木记一行。南宋咸淳《临安志》（1268）杭州原刻本所用楮皮纸，呈肤色，纤维束较多，表面不甚平，不及上述吉州刻《文苑英华》用纸，但这两地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几乎都近于3厘米。南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也是楮纸，白色，表面涩，透眼多，纤维交结不匀。但嘉定元年（1208）江西刻本《春秋繁露》用白色楮纸，纸质较好。大德九年（1305）元代茶陵东山书院刊《梦溪笔谈》（1086）所用楮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有大、有小，并不规则，而且纸上有白米汁浸的石灰。这种印刷纸有些独特。宋大观二年（1108）用开宝六年（973）所雕开宝藏经版印行的《佛说阿惟越致遮经》，是成都刊印的，所用桑皮纸经染成黄色，双面加蜡，纸较厚，表面平滑，纤维交织匀，未打散的纤维束少见，是高级桑皮纸，与唐代写本佛经所用的硬黄纸是一致的。此经呈卷子装，也具有唐代遗风。
  南宋末咸淳年（1265～1274）杭州廖莹中（约1200～1275）世采堂所刻唐人韩愈（768～824）《昌黎先生集》，亦以白色桑皮纸，纤维匀细，纸较薄，帘纹中编织纹间距均为3厘米，帘条纹较细。宋代人周密（1232～1298）《志雅堂杂抄》（约1270）说廖氏刊书用抚州萆钞清江纸，即指此处所说的纸。还有些刻本用纸虽不能具体指出所用原料，但可肯定判断为皮纸者，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的《文选五臣注》，此书于建炎初年（1127～1128）刻于杭州，纸较薄。比此纸更好的是四川眉山书隐斋于庆元三年（1197）刻印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所用白皮纸较薄，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3.1厘米，作蝴蝶装。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刘攽所著《汉官仪》，亦用白皮纸，但略呈米黄色，纸质一般。
  除皮纸外，宋元刻本更多地印以竹纸。如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寺刊毗庐大藏中《开元释教录略出》，即印浅黄色竹纸，梵夹装。该寺重和元年（1118）所印《法苑珠林》用黄色竹纸，已蛀，纤维束较多、厚，帘纹中编织纹间距2.3厘米。与毗庐大藏用纸类似的还有福州东禅寺刻印的鼓山大藏，如绍圣三年（1096）四月刊印的《中阿含经》，也作梵夹装。南宋建本《大易粹言》为舒州公使库刻于淳熙三年（1176），竹纸呈肤色，细帘纹，但表面不甚平滑，纤维束多。与此纸相近的有南宋建阳刻本《经史证类大全本草》，浅黄色竹纸，纸上有竹筋头，表面不平滑。帘纹内编织纹间距为1.0厘米、1.3厘米及1.5厘米不等，但帘条纹较细，每根直径约1毫米，纸较薄。
  大体说来，宋代刻本用竹纸正如书画用竹纸一样，因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纸质不够精良，较为粗放，技术上没有解决好使茎杆纤维彻底分散的问题，因此一般说纸表多呈现色深的未打散的竹筋，纸的颜色也较深。但宋代印本竹纸也时有佳纸，如乾道七年（1173）建阳蔡梦弼校刻的《史记集解索隐》，用浅黄色竹纸，较薄，纤维匀细，表面较平滑，帘纹内编织纹间距3.2～3.3厘米（二指阔）。福州东禅寺藏经中，元祐五年（1090）刻的《菩萨璎珞经》，用纸虽然也是黄色竹纸，但纤维束较少，编织纹间距二指宽。
  元刊本用竹纸者，所见有天历三年庚午（1328）福建刻本《新刊王氏脉经》，浅黄色，纤维束多，表面不平滑，但纸薄，帘条纹细，编织纹间距1.5至2厘米不等。至顺三年壬申（1332）建阳崇化坊的余志安勤有堂刊刻的《唐律疏议》，用纸呈肤色，细帘条纹，编帘纹间距1.2厘米，表面可见未打散的竹筋。与此纸类似的有大德八年（1304）在广州刊刻的大德《南海志》，纸呈浅米色，较厚，表面不平滑，纤维束多，有透眼，帘条纹直径1毫米，编织纹间距1.5至2厘米不等。以上三种纸均属于同一类型。大德三年（1299）江西铅山广信书院刊刻的《稼轩长短句》所用竹纸呈米黄色，纤维较细，纤维束少，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2.5厘米，在当时可谓是上好竹纸。宋末元初（1231～1322）平江府（今苏州）碛沙延圣院所募刻的佛经全藏通称碛沙藏，大部分刊本出现于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时期，亦皆取梵夹装，今所见《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用竹纸印行，呈肤色，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0.8至2.5厘米不等，其质地介于建本与赣本竹纸之间。
  宋以前写本及印本书广泛使用的麻纸，从宋代起产量急剧下降，在北方刻本中仍见有用麻纸者，南方则少见。山西临汾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于1907年在西夏所属黑水城出土，此本印以麻纸，帘条纹粗2毫米。宋元刻本中还有以混合原料纸刷印者，如江西赣州王涔的章贡斋于嘉定六年（1213）所出版的朱熹《楚辞集注》，用纸呈浅黄色，纸原料中以竹为主，但混以皮料及少量麻料。绍兴二十三年（1153）刊《古今绝句》，用混有竹料的皮纸刷印，纸呈白色，间灰色。又元代杭州由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官刻《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刊行于大德三至四年（1299～1300），纸呈白色，间灰色及米黄色，较薄，纸浆内含皮料及麻料，宋元时还时而以带有文字的旧公文纸背面来印书。《书林清话》卷六云：“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篇》一部40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宁五年（1106）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与正面）光泽如一，故可两（面）用，若今之纸不能也”。我们也见过宋代用旧公文纸印书的实例，公文纸多是写本，且多为皮纸。宋代还用椒液处理的防蛀纸印书，如第五章所述。
  宋元刊本保留下来的多属特藏珍本，我们不可能更多地触及，因之难以就印刷用纸作出较普遍的观察结论。总的印象是所见江西刻本用纸较好，福建刻本数量较大，多用廉价竹纸，浙江刻本介于以上二者之间，蜀本亦肯用好纸，而北方平阳时而仍以麻纸印刷。多数宋元刻本用本色未加工纸刷墨，自属意料中事，因为作为商品流通的刻本书，用加工纸大量印刷，是无谓的浪费。皮纸印的书总的说质地高于竹纸本，价格也高些，寿命更长些，很少被蛀；而竹纸易蛀，且多呈浅黄色。
  前人对宋刊本用纸发过许多议论，今天结合实物来看，这些议论多为作者的局部观，不能作为规律看待。如谢肇淛《五杂俎》（1616）说宋本“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其实宋刊本中仍有厚重的纸和被蛀之纸。陈继儒《太平清话》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纹”，显然是不对的，因我们此处已对若干印刷纸帘纹给出定量数据。高濂《遵生八笺》（1591）认为“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恐并不尽是如此。还有人说宋竹纸帘纹多二指宽，明代竹纸帘纹一指宽①。其所谓“帘纹”，应指帘纹中编织纹间距，经实测后发现一些宋代印刷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规则出现，为3厘米左右，确是二指宽，这可作为一个特征看待。但亦应指出，有些纸并不如此。明代纸甚至现代手工纸，也有二指宽者。为有助于版本年代鉴定，系统考察宋元版刻用纸，是有待开展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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