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893～978）是另一造纸与印刷业中心之所在。吴越是个小国，但拥有今苏南、浙江及闽东这片东南最富庶的地区，首府为杭州。钱镠（852～932）建立吴越后，立国四十年，但一直奉事中原朝廷。兴修水利、建海塘，发展农工商业和海上交通，致使境内经济小康，社会安定。其孙钱俶（929～988）嗣位后（947～978）受后汉、后周封号，成为吴越国王，但仍自称“天下都元帅”。钱俶还是虔诚的佛教徒，很像陇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那样，在杭州刻印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Dhatu-haranda dharani sūtra）8.4万份，印以皮纸及竹纸。此经全名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共一卷，篇幅较小，现知印本有三种①。
  第一种印本于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塔首次发现，每纸直高7.5厘米、横长60厘米，行文341行，行8～9字。每纸经起首处印有图像，有佛及其左右胁侍以及礼佛者，图像线条及造型简单朴素，没有敦煌出土印本佛经插图那样复杂，因为画面很小，画稿无法展开。在画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之字。画的下面接着便是经的正文。显德三年（956）是后周世宗柴荣（955～958在位）时的年号，可见吴越仍奉后周正朔。60厘米长的印本佛经，严格说还不足以装卷，只是较长而窄的单页佛教印刷品，实际上也是整版雕印的。因此我们不主张用“卷”这个量词，而只称为“张”，尽管装入佛塔中要卷起来才便于放置。
  第二种《宝箧印陀罗尼经》印本，1971年于浙江绍兴涂金舍利塔中发现，置于长10厘米的竹筒内，行11～12字，与第一种有类似图像及题字，但雕刻得较好，印以白皮纸。题字中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年号，只题“乙丑”，即公元965年，相当宋太祖乾德三年。吴越以前奉后周年号，而后周于公元960年亡于宋，但吴越国仍存在，还未投归于宋，钱俶无年号可用，只好用干支，他这样作是有考虑的。
  第三种印本1925年于杭州雷峰塔倒塌时被发现，纸直高3.6厘米、横长190.5厘米，是长而窄的印纸，271行，行10或11字。经首所刻图像有王后及侍女礼佛形象。题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图9-9）。乙亥合975年，之所以未用年号，原因同上。第三种佛经据说印以竹纸①，不知是否经过化验？我们仍不敢肯定。如果真如此，当为有确切年代的最早出土竹纸。
  从956年起至975年，钱俶用十九年时间印出《宝箧印陀罗尼经》，分放于吴越国各地佛塔之中。除钱俶外，吴越国杭州灵隐寺法眼宗高僧延寿（904～975）也印过大量佛教印刷品。延寿俗姓王，字仲玄，为天台德韶禅师的传法弟子，被吴越王钱俶请住永明寺15年，弟子1700人，后主持灵隐寺，卒谥智觉禅师。著有《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书。延寿曾印过十多种经文、经咒和佛像，总数达40万份，但其中16万份印在丝绢上，其余24万份印在纸上②。我们料想主要仍是单页印刷品，但数量已相当可观。吴越的印刷业为宋代南方印刷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得杭州后来长期成为重要印刷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