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首先要指出，在唐代印刷业发达的四川建立的前蜀（891～925）是十国中造纸与印刷先进地区。继此之后建立的后蜀（926～965），也同样如此。儒、释、道等各种读物均予开雕。909～913年在首府成都印过道士杜光庭（850～933）的作品。杜光庭为浙江人，唐末避乱入蜀，事蜀主王建父子，赐号广成先生，工诗文，著传奇《虬髯客传》、《道德经广圣义》（901）及《广成集》等。《道德经广圣义》共30卷，是杜光庭于唐末时所作，前蜀时曾以此书进讲，永平三年（913）终于雕刻460余板于成都刊印。蜀主王建不但推崇道教，还尊重佛教。唐末天复年间（901～903）由长安入蜀的佛僧贯休（832～912），被他称为禅月大师。贯休入蜀后以诗名，工书画，传世《十八罗汉图》及《禅月集》为其代表作。前蜀末乾德五年（923），弟子昙域为禅月师《禅月集》刻版印行，实际上这是贯休的诗集，收入诗稿达千首，因而这是一部刻本文学作品。前蜀时还刊刻过历书在市上出售。
  后蜀时出现一位像北方后唐冯道那样的政治家毋昭裔（902～967），二人都身为宰相，各事其主，但都热心于雕版印刷事业，为广大士人提供必读的读物。他们一北一南，却想到一起、作到一起。毋昭裔博学有才名，性好藏书，工古文，通经学。据宋人王明清（1127～1216）《挥尘馀话》卷二云：
  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以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
  就是说，毋昭裔少贫，曾向友人借书，遭到拒绝。但他胸怀大志，勤学苦读，发誓异日若贵，一定将这些书刊印出来，让学者共读。他入后蜀（不是王建的前蜀，而是孟蜀），广政七年（744）果然身居相位，实践了前言。《宋史》卷四百七十九《毋守素传》称，守素之父毋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1016）子克勤上其板。”这三部工具书几乎是所有读书人都应人手一部，毋昭裔自家集资将其雕印，嘉惠士林匪浅。965年后蜀亡于宋后，这批书版解运至汴京，发现此为私家出钱自印，又将书版退还毋家，毋昭裔之子孙后来利用书版在北宋翻印，遂成出版家。清四库馆臣注《旧五代史》（974）卷四十三《唐明宗纪》引宋人叶氏《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①此说恐不确，可能是与后蜀广政元年（938）毋昭裔奉勅主持石经雕刻之事混为一谈。实际上毋昭裔督造《易经》、《诗经》、《书经》、《仪礼》、《礼记》、《周礼》、《左传》、《论语》、《孝经》及《尔雅》十部儒家经典的石刻。经文皆刻楷书，置于成都府学，后称“蜀石经”或“广政石经”。五代时，后唐冯道在北方刊印九经印本，而后蜀毋昭裔在南方石刻十经，形成南北对应，为五代时文坛之盛事也。然后蜀并未将十经刊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