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从公元907至960年的53年间，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连续的朝代，史称五代。而在南方和山西地区，则相继出现了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国，称为十国，从公元902年杨行密立吴到979年北汉亡，十国共历77年，因此五代十国不到百年间，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时期。第七章第三节对南北朝割据时期所作的分析，也适用于五代。这里不再重复。就造纸和雕版印刷而言，其发展并没有受到分裂局面多大影响，各个印刷中心在唐代基础上反而使印刷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明人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约1598）卷一百一十四《甲部·经籍会通四》写道：“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段简练的语言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雕版印刷术六百多年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确，五代时是雕版印刷技术扩展的重要时期，不但印刷品的产地、产量较唐代增加，而且质量和品种也大为提高和扩充，随之而来的是技术上的改进。印刷业作为新兴产业部门在这短短时期内急剧发展，而且受到来自政府的官方扶持，为此后历代大型官刻本的发行开创了先例。印本书籍范围扩大，包括儒、释、道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言，应有尽有。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记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与以往所有有关印刷史的作品不同，笔者论述五代十国印刷时，不以年代顺序来叙述，而按南北地域作区分，因为在这一时期造纸及印刷的发展中明显地看到了南北之别，形成南北各政权地区相互攀比与竞争的局面。谁都想在刻书方面推出新意，让产品行销南北各地，为本政权增光添色。但南北各有技术优势，南方以造纸见长，因为拥有充足的原料资源及熟练的纸工；北方以印刷占优势，因为拥有长期的刻书传统和精湛的刻工。北方推出的新意，是动用印刷技术刊刻系统的儒家经典，让印刷品从民间大众读物一跃而登入大雅之堂，让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也诵读高级印本读物。四川这个天府之国，以其历史及地理背景，融合南北特长，在这一时期的造纸、印刷方面独树一帜。
  一后唐冯道主持的九经刊刻
  我们先从北方的五代雕版印刷说起。首先应指出后唐（923～936）宰相冯道（882～954）奏请国子监刊刻儒家重要经典“九经”，是中国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据北宋初人王钦若（962～1025）、杨亿（974～1020）等奉敕撰《册府元龟》（1013）卷六百零八所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及同僚李愚（860？～935）上奏：
  [臣等]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可见受当时吴（914～936）之江都（今南京）及前蜀（907～925）之成都印刷业发展的刺激，决定刊刻他们从未刊刻过的儒家经典，经过文字校勘、注释而提供标准版本。这样可使处于北方的后唐文教事业昌盛，提高后唐的地位和声望，使京城洛阳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印刷业中心，让各国羡慕。奏章中还提出以后唐所属西京长安尚存的“开成石经”为底本，由国子监诸经博士等校定文字，再由书法高手写稿，令匠人刻于木板，以好纸、好墨印刷。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在长安国子监立的石经，刻以楷体，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及《尔雅》，共12经。
  长兴三年四月，后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准奏，朱批御旨曰：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已委国学（国子监）差官勘注，盖以文字渐多，尚恐偶有差误，……更令详勘，贵必详研。
  所要说明的是，明宗（926～933在位）即位于危难之中，尚节俭、褒廉吏，减轻赋税，稍革兵戈，中原人民得以休息。他本人虽然识字不多，然而尚能注重发展文教事业，要求对刻本经典详加勘定、钻研，务必减少差误，确是难能可贵。就凭这一点，李嗣源这位皇帝的名字就应载入印刷史册。没有他的批准，冯道的奏议根本无法实施。没有他在位时造成的安定环境，冯道不一定会有此奏议。我们经常说，造纸与印刷的发展有时与某个统治者个人素质与兴趣有关，此又一例。
  五代末学者王溥（922～982）《五代会要》（961）卷八也记载说：
  长兴三年（932），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生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者，并须依刷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本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规、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施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
  还规定根据有关官员工作质量优劣，而增减其官位及薪资。选太常博士李锷、乡贡三礼郭嵠等人端写楷书。
  这是雕版印刷史中的一项巨大的工程，看来整个工作布置得有条不紊。首先派国子监诸经博士五六人，各带生徒至长安，对唐开成石经仔细看读各自所专长的经典，再行抄写，就地校读。将抄本带回洛阳后，再由马缟、陈规、段颙、路航及田敏等人为详校官，进行最后一道校订及注释。定稿后，交李锷、郭嵠等人用楷书写于纸上，最后由雕刻工匠将经文稿精心雕于木板之上，校订后再准备刷印。规定每日至少完成五版。完成一部分雕版，便随即付印，最后统一装订成帙。最初的工作由马缟（854～938？）主持，由其他几名详校官协助①，明宗准奏此事后，次年驾崩，公元934年闵宗即位，工作继续进行。
  后唐于936年亡于后晋（936～946），接下是后汉（947～950）及后周（951～96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中间更替了四个朝代，但最初倡议刊刻儒家经典的冯道，则始终保持相位，而且后汉、后周统治者奉他为太师，加封新的爵位。冯道是政治史中的不寻常人物，正因为他相位不变，才使刻书事业不致因政权更替而中断。他原来手下领导刻书的班子校订、刻印诸经的工作照样进行。这也再次说明，五代虽然各政权更替频繁，但科学技术仍按自己的轨道前进。国子监内的学者和刻书匠师不受周围政治环境变迁的影响，怀着强烈事业心坚持自己的工作。
  原来领导班子的成员如马缟等因年迈而过世，但田敏从始至终参与此事。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起，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全部工程告成，共用21年。计刻印出九经：《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礼记》、《周礼》，删去唐开成石经中的《论语》、《孝经》及《尔雅》，总共130卷。冯道在目睹九经刻
  本完成后第二年（954）与世长辞，他多年的心愿总算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实现。
  我们在此不拟对他作政治上的评论，只从技术史角度来肯定他在推动雕版印刷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过去有人一度认为他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可能说得过份了，但他对印刷术发展所作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田敏（约881～972）是始终参与这项工作的负责官员，后一阶段工作的主持者，广顺三年（953），他向后周太祖郭威（904～954）进九经印本书表中云：
  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纰谬，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国子监），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镂。幸运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载，传世教于无穷。谨具陈进。
  在雕刻九经的第一阶段，为使各经版体例及文字统一，有技术标准可循，后晋开运三年（946）国子监再出版《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各一卷，类似清乾隆年印行的《武英殿聚珍板程式》那样，规定整个刊印过程中各工序的操作则例及标准印刷字体。此二书从印刷技术史角度观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惜自宋以后已逐渐散佚。由此可见，五代刊刻九经，一直按后唐明宗遗诏行事，工作很是严谨。
  后周显德元年（954）田敏奏请再刊刻唐初经学家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约600）30卷，显德三年（956）出版。陆德明为唐初国子监经学博士，集汉魏、六朝230余家之说，对《十二经》传授源流、名词术语、文字、音韵、训诂作了详细解说，可以说是一部经学百科全书，对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经典释文》后周刻本由兵部尚书张昭与太常卿田敏同校。这是与刻本《九经》配套的研究参考书。田敏想得非常周到，既提供刻印的《九经》校注本，又提供经学研究工具书，其贡献亦足堪后世称赞。田敏有才学，后梁末中进士，亦历仕五代，致力《九经》刊刻凡21年，后周时累官太常卿，以工部尚书、太子少保致仕，一直活到北宋开宝五年（972），卒年九十二岁①。事实上他作为主持大型雕版印刷的专家，有可能在北宋初还在发挥作用。
  由政治家冯道倡议雕刻《九经》之举，为历史上第一次官刻非宗教的儒家重要典籍之始。统治阶级终于接受最初在人民大众中流行的新型复制读物的技术，来传播正统的儒家思想，由政府出面刊印经书，使雕版印刷终登大雅之堂。五代刻本《九经》称“国子监本”，这一官刻儒家经典的创举，对此后宋、元、明、清历代都有深远影响。北宋著名的国子监本，则直接承袭五代之遗制。
  二 曹元忠在敦煌主持的佛教印刷
  五代时的北方官府系统刊刻儒家经典时，私人则继续刊刻宗教印刷品，包括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印刷品的出土已有不少。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8年从甘肃敦煌石室中运走的中国珍贵文物五千件，其中有刻本佛像一大包（编号P4514）。包中装有：（1）观音菩萨像单页印本5份，2份完整，3份残破，为后晋开运四年（947）雕印。纸上部印有观音像，左右两侧有“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之字样。图下为文字：“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游路开通.疠疾消散。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947年8月4日）记。匠人雷延美。”（2）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雕造，共11枚。（3）文殊师利菩萨像单页印本，共11份；与此相同者亦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31×20厘米，为斯坦因1907年得自敦煌石室。
  （4）阿弥陀菩萨像印本，3枚，另2枚，共5枚。
  （5）地藏菩萨像印本，1枚。
  以上五种佛像都是单页印刷品，上半部为图，下半部为文字，这是由唐初玄奘法师开创的体例，至五代时仍盛行。佛像皆印以北方麻纸，有两种印有明确年款，且为同一年（947）印造。而且印有施主姓名、雕版匠人名字。其余三种没有年款，但画风、字体与前两种相近，当亦为同时产物，或亦印于后晋（936～946）。在这包文物中，中国佛教四大菩萨的像都全部印出。
  敦煌发现的观音像印本施主曹元忠（约905～980）的事迹，见《宋史》卷四百九十。这是敦煌所出印刷品中能在文献上考出姓名和事迹的少数施主之一。他和他的父辈自唐末以来一直领兵据守今甘肃、新疆一带的陇右，并保持与中原的紧密关系。天福五年（940）后晋授曹元忠以归义军节度使及检校太傅衔。五代过后，至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他除任原职外，再被加封为中书令。太平兴国五年（980）曹元忠卒，宋太宗追封他为敦煌郡王，以表彰他长期于西陲守土并与中原政权保持联系之功业。
  曹元忠还对陇右造纸与印刷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位将军是虔诚的佛教徒，为使陇右百姓摆脱苦难，除减轻赋税、奖励生产外，还发愿雕印佛像、佛经，以求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的百姓。可以肯定这些佛像都是敦煌就地刻印的，由工匠雷延美雕板，当然麻纸也在当地抄造，敦煌因而成了另一造纸和印刷中心。因为这个佛教中心需要大量印本及写本佛经、佛像，而从中原又难以供应，只好就地解决。顺便提一下，曹元忠及其父辈的另一贡献，是用军队保卫了敦煌千佛洞免遭破坏，使中华民族这个艺术瑰宝长期处于完好状态。作为佛教信徒，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不允许对这个佛教圣地有任何侵犯，而且他可能还作了些修复。大家今天能看到敦煌石室所出从魏晋到北宋的文物，曹元忠功不可没。
  我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品中，还注意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雕刻本（编号P4515）亦与曹元忠有关。此本虽与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捐刻的印本佛经同名，但非卷子本，而是册叶本，像是现在的小册子，尺幅也较小。这一册仅存第三十品以后的内容，末尾印有下列字样：
  弟子归义军节度使、转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年五月十五日记。雕板押衙雷延美。同馆藏另一《金刚经》刻本（P4516）与上述册子形制及文字字体一样，但却是经的开头部分。两者合起来，便成为整体了。但因编号者弄错，将同一物编为两个号，且将前后顺序倒置。天福（936～943）为后晋高祖石敬塘在位时所用年号，至八年后改元开运（944～946）946年后晋亡于后汉（947～950），但后汉高祖刘知远即位时仍称天福十二年（947），次年改乾，祐，己酉年为后汉乾祐二年，相当天福十四年，而非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合公元949年6月14日，也就是曹元忠发愿普施前述观音菩萨像印本两年之后，他又令同一匠人雷延美雕刻《金刚经》。此时实际处于后汉时期，元忠因远在陇西，对内地年号改动消息未及时得知，于是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且算错一年。他在《金刚经》印本末尾所用的官衔，当是后晋时赠予的。
  除此，还有《大圣普贤菩萨像》单页印本也是曹元忠发愿雕刻的。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敦煌石室所出后晋末年（约950）刻印的文殊像，刻工较精。印纸20×31厘米，也是上图下文的单页（图9-7）。该馆还藏有同时期刻印的单页观音像，20×31厘米，形制与文殊像同。流散于伦敦和巴黎的，有些既无年款也无文字的印本千佛像多种，还没有仔细断代，但一般认为是晚唐至五代的产物（图9-8）。敦煌刻工雷延美（910～975在世）是中国最早的有姓名可查的刻工。
  三 后周的印刷
  五代时除官刻儒家经典、私刻佛经、历日、文字音韵作品外，有时还私刻文学作品。例如词曲家和凝（898～955），后晋天福五年（940）拜相，其作品流行于开封、洛阳两京。《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和凝传》称其“生平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旧五代史》卷七十九《高祖纪》载，后晋高祖石敬塘（892～942）好道教，天福五年（940）赐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为通元先生。《高祖纪》继续写道：
  是时帝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由此可以将公元940年按道士张荐明向后晋高祖进讲的《道德经》刊本，看成是官刻道教经典本，因这位统治者目的在于使此本颁行天下。而公元939年著名文人和凝奉命为此本写序，也显示刻此书的郑重其事。笔者认为应刻印于东都开封。此外，如前所述，由冯道发起主持的《九经》刊刻，是在后周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