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唐代除长安、四川成都、淮南、江东等地外，东都洛阳也是个印刷出版中心。洛阳像长安一样，拥有许多佛寺，各寺藏有大量写本及印本佛经，但后来遭到焚毁。唐末文学家司空图（字表圣，837～908）《司空表圣文集》卷九内《为东都（洛阳）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募雕刻律疏》写道：
  今者以日光旧疏龙象弘持，京寺盛筵，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惠确无愧专精，颇尝讲受，远钦信士，誓结良缘……再定不刊之典，永资善诱之方，必期字字镌铭，种慧牙而不竭。生生亲眷，遇胜会而同闻，致期福报之微。愿允标题之请，谨疏。
  周一良认为司空图《疏》中所述“日光旧疏”为唐初相州日光寺僧法砺（569～635）的《四分律疏》②。从司空图所述可知，武宗于845年毁佛寺佛经前法砺的《四分律疏》已有印本，而由洛阳敬爱寺律僧惠确所讲授。会昌五年（845）武宗崇道教，而下令捣毁佛教寺院，洛阳敬爱寺被毁，经书悉遭焚，宣宗（847～859在位）后，禁佛令止，寺院在废墟中重建，还俗的僧人返回，然此时惠确手中无经，急欲募捐重刻，因请文人司空图为之写疏，述明此意。但疏文尾无年款，当写于咸通十年至乾符元年之间（869～874）。公元869～873年司空图中进士后任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已有一定声位，874年再升知制诰、中书舍人，地位再升。只有这个时候，他替佛寺募捐刻书而写的告疏才有号召力。他在疏文标题下注曰“印本共八百纸”。这只能理解为他这个传单启事共印800单张，向四方散发。当然，我们相信，重刻律疏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而且很可能就在洛阳制版。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分律僧尼讨要略》五卷、《四分律疏》二十卷（慧满）之类著作。
  唐代末期，四川成都过家书坊所刻的佛经也许算是较好的本子。过家的产品可与成都樊家、卞家相比。北京图书馆藏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本《金刚经》（有字第九号），残本十页小册，末尾写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907年4月27日），八十四岁老人手写流传”字样①，说明此经是根据四川成都过家有名的印本重抄的。我们还可见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S5444，亦来自敦煌石室，写本末尾也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天祐二年（905）岁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岁老人手写此经，流传信士”②。因此可以断定，北京和伦敦所藏上述《金刚经》写本为同一老人分别于八十二及八十四岁时据过家真的刻本重复写了两遍。此经篇幅不大，只有一卷，既易刻又易写。老人八十四岁写经时，正是唐代最后一年。过家的刊本应当是在以前一段时间出版的，并从成都运到敦煌，显然应当是个善本，因为在五代（907～960）时还有人继续依此本作为抄写佛经的底本。
  唐末成都过家所刻印的《金刚经》，有可能是翻刻咸通九年（868）王玠出资刊刻的《金刚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文便更换为玄奘法师的重译本，而非鸠摩罗什旧译本，当然玄奘新译本肯定超过旧译本，而且早就值得刊刻出来。《金刚经》比《陀罗尼经咒》篇幅稍长些，但比《华严经》、《莲华经》、《大智度论》等文字要少得多，用不到几块雕版便可刻完。刻书商投资不多，便乐于刊刻，这就是为什么《陀罗尼经咒》（一块雕版）和《金刚经》（六块雕版）在唐代这个印刷术发展阶段比较流行的原因。易于雕刻、篇幅适中、投资少、价格便宜，同时又有广大市场，这类印刷品反映了唐代印刷业发展的主要动向。不过像《莲华经》那样篇幅较长的佛经，武则天还是愿意刊刻的，她想必像日本称德女皇那样事先许愿，一旦登上皇帝宝座，便刻几部佛经施于四方。
  既然佛教著作可以刻成印本传布社会，则道教著作亦当如此。唐末江西观察使纥干众（817～884）研究道家炼丹术多年，大中（847～859）年任职江西时，刊印《刘弘传》数千份，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