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唐宣宗咸通年间（860～873）雕版印刷技术的高度成熟，还表现在版画方面。在木板上刻字易，而雕刻复杂的图画较难。因图画画面上线条曲折圆转，人物、鸟兽、草木、虫鱼及山水、建筑等造型复杂，人物要逼真传神，不但要求画稿要画得精细，还要求刻工有精湛的技艺和细心的操作手法，忠实地将画稿反刻于硬木板上，稍有不慎刻断线条，画面便走神。同时对纸、墨和印刷也相应提高了要求。版画是最能体现某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水准的印刷品之一。
  1907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在甘肃敦煌石室内发现唐代大量写本佛经以及一些雕版印刷品，后转移到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其中最重要的文物是唐咸通九年（868）刻印的整卷《金刚经》（图9-5）。此经之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Vajracchedikāprajnā Pāramita Sūtra），共一卷，按卷轴形式装帧。此经在中国有不同译本，但咸通刊本的经文译者为十六国时期后秦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Kumārajiva，344～413）于弘始年间（401～409）自梵文原典译出。鸠摩罗什祖籍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前秦太安元年（385）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后秦弘始三年（401）后秦国君姚兴（366～416）迎入长安，拜为国师，请译佛经，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此《金刚经》主要内容为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与其弟子须菩提（Subhūti）之间的谈话，讨论世界一切皆空的佛理。敦煌石室出土的这部印本佛经，全长5.25米，由7张纸连接而成，取卷子形式，起首为一小纸，印有精美插图，描写释迦牟尼在孤独园坐在莲花座上对弟子须菩提说法的情景。接下6张纸印有经文，每纸直高26.67厘米、横长75厘米，每张纸相当大①②。1982年笔者旅居英国时，在伦敦见到原件，印刷纸呈白色，间淡肤色，麻纸，表面平滑，纤维交织紧密。经尾收款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等字样，年代为公元868年5月11日（图9-5）。咸通为唐懿宗时的年号，已属晚唐。
  《金刚经》咸通年刻本为完整佛经印本，也是有刻印年份的图文并茂的雕版印刷品，十分珍贵。从该经所印文字及插图来看，刻工精湛，刀法圆熟，比在日本、韩国所发现的同类刻本佛经要高出一个层次，甚至比14～15世纪欧洲早期印刷品都要精致。无论从纸或印刷质量来看，都使我们相信此《金刚经》不是在敦煌就地所刻印，而是在内地，很可能是在长安完成的。当然它显然不是雕版印刷术初期的产物，而是这种新型复制技术在经历了一段发展之后的产物。既然它是印刷品，所刊刻的印本一定有许多份，然今只在敦煌石室见有一部。之所以认为它刊于长安，因为我们在敦煌写经中看到一些有明确年代及施主姓名的精美佛经，多载明施主是在长安任职的高级官员，如不列颠博物馆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S36）写本，题记为：“咸亨三年（672）五月十九日，左春坊楷书吴元礼写。用麻纸十二张。装潢手解善集。……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①。太原寺为长安寺院，监者虞昶为工部侍郎、冶署令向义感为少府监官员，都是京官。类似例子不少。写本如此，刊本也应如此。他们在京内制成佛经后，再通过一定渠道送到佛教圣地敦煌千佛洞供奉。《金刚经》刊本也有可能在四川成都刊印，再经过长安到达敦煌。总之，不外这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