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唐代后期印刷特点首先是产品多样化，除宗教印刷品外，出现了更多的非宗教印刷品，特别是有关字典、音韵等语言文字方面的工具书、相宅、算命书及历书等，雕版印刷品仍首先在人民大众中流行。在唐代后期，保留下来的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是相当多的，说明在印刷品与手抄本争取各自读者的竞争中，已逐步占有更多的市场。
  每个朝代制订并颁布历法授时，是皇权的一种象征。一般由司天台的皇家天文学家编历，再由礼部奏准而颁行天下。然而，刻书商为追求利润，无孔不入，有时竟敢向皇权挑战，未等朝廷颁历，就私自印出历书提前投放市场。当唐末藩镇割据、中央政权削弱之际，更为私历的出现提供可乘之机。《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本纪》载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835年12月29日）“勅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②。这就是说，不许各地民间私自印历书。看来在新年到来几个月前，民印历书已充斥市场。据王钦若（962～1025）奉宋真宗勅命所编《册府元龟》（1013）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所载，唐文宗禁民私置历版之令，是因东川节度使冯宿（767～836）之奏请而发的。冯宿的奏文收入清人阮元（1764～1849）等奉勅编《全唐文》（1814）卷六百二十四。奏文说：剑南两川及淮南，皆以板印日历鬻（卖）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①。
  由此可知，民间造印私历还并非偶而为之，而是岁岁如此。同时，四川成都、淮南、扬州是民印私历的集中地，当然也是当时造纸和印刷的中心。两地的刻书商印历后，再通过商业渠道贩至各地，至腊月前已满天下。朝廷虽有禁民印历之令，但实际上仍禁而不止，刻书商继续我行我素。不列颠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出土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历书残页（图9-4）印制得相当精美。根据当时人们习俗、信仰、宗教观念及农事活动需要，加印不少栏目，以，增加其用途，适应各阶层的需要，因而其发行量一定相当之大。这是唐代印刷业的主要产品之一。此乾符历书是有明确年款的较早的纸本雕版历书。
  上述乾符历书板面十分复杂，所载内容丰富，有图有表。每个项目都由纵横细线界栏，读之不易串行。残页只留下四月至八月部分，除历日、节气等内容外，还附有“十二相属灾厄法”及十二生肖图；“五姓安置门户井灶图”，属于相宅之类；“宫男、宫女推游年八卦法”，属于算命之类；“推男女小运行年灾厄法”之标题文字横刻，下有圆圈，内载五行、干支，以说明男女行年吉凶推算法。此外还有九宫、八冠之类星占材料。这都只是残存的部分，其余内容还会有不少。文字及图画刻工精细，是个综合性历书，几乎与清代历书十分近似。一旦在市场推出这样多功能历书，百姓自然欢迎。敦煌还出土僖宗中和二年（882）民间私印的历书残页，我们只能看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书……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太岁壬寅”等字样，位于残纸的右上角，接下有“推男女九曜星图（行年）”所残存的部分文字，在文字左方应当印出图表，显示推算方法，但亦残缺。此中和历书也有明确刊刻年款，而且注明为“剑南道西川成都府樊赏”家私刻历书，因而唐代四川成都刻书商樊赏（850～902在世）的名字在这里亮了相。他既然敢将自己名字刻出，说明官府对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宋人王谠（1075～1145在世）《唐语林》（约1107）云：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①。按黄巢率六十万军于僖宗广明元年（880）直逼唐都长安。僖宗于中和元年（881）正月从长安逃至成都，这时皇帝只顾活命，没有心思与可能再颁新历了。于是成都书商樊赏等人才能取而代之，印私历而发行。王谠所说僖宗入蜀，正是这个时候，除蜀本历书外，江东（江南东道）也有私历出版，二者均为官历所不及。江东地区辖今苏南、浙江及闽台，印历的地方当为扬州、苏杭及越州（今绍兴）等地，而与蜀历相抗衡。因印历地点及商家不同，推算方法不一，于是各历间在朔望、节候上互异，故而发生争执。当僖宗在成都建立流亡政府时，当地刻书商樊赏立即推出中和历书，代朝廷授时，因而他将自己的名字刻于书首，一定十分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