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唐代中期以来，有关印刷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仍可见到一些。1975年西安市西郊西安冶金机械厂内发现《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内神咒的单页印刷本，出自唐墓中。出土时此经放在小铜盒中，已粘成团，展平后呈方形，35×35厘米，印以麻纸，中心有一方框，5.3×4.6厘米，内绘二人，一站一跪，淡墨勾描后填彩。框外四周环以神咒的刻印文字，每边18行，共72行，行间有界行。咒文以外有边线，四周印以手印结契，其形状各不同，这些不同手势用以招引不同菩萨相护（图9-3）。纸色呈微黄，经咒文字有部分残缺。经名仅保留《佛☒☒☒☒得大自在神咒经》八字，所残之字当为“说随求即”四字。按此经为罽宾（Kashmir）僧人宝思惟（Ratnacinta，625～721）于武周天寿二年（693）译于洛阳天宫寺，经名及经文与此后不空（Amoghavajra，705～774）译本不同。考古学家将此印本定为盛唐（713～766）时之遗物，当印于唐玄宗时期（713～755）。
  比上述汉文印本《大隨求陀罗尼》稍晚一点的单页梵文陀罗尼印张，曾于194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据冯汉骥先生报道，此经咒印纸31×34公分，略呈方形，“纸为茧纸”，极薄，半透明，但韧力甚强，置于死者佩带的银镯中。印本中有一方框，内刻六臂菩萨坐于莲花座上，六臂各执法器。方框外四周为梵文咒语，环读，每边17行，咒文外四周又刻诸菩萨像，整个印件展开后已残破。同墓内死者口中含“开元通宝”铜钱2枚，钱背铸有“益”字，表明铸于益州府。死者手中亦各握开元钱一枚及玉棒，同出还有陶器4件。经咒版框右边刻有通栏汉字“☒☒☒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等字。“成都县”前三字脱落，冯先生主张此三字为“成都府”，认为铜钱铸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将此墓及墓内所有物定为会昌年以后唐末（9世纪）之遗物①。
  此梵文陀罗尼印本的断代意见，多年来被不少作者引用，但仔细研究起来，却仍有商榷之处。查《旧唐书·地理志》，成都置县于垂拱二年（686），属益州府。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50道，四川所在的剑南道治所在益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益州为蜀郡，十五年（756）玄宗避“安史之乱”驻蜀郡，这里成为临时首都。同年肃宗即位，改元至德，玄宗退位。至德二年（757）肃宗改蜀郡为成都府，剑南道西川节度使治所在成都府。冯先生说成都称府始于757年，这是正确的。再查《旧唐书·食货志》，高祖武德四年（621）于洛、并、幽、益等州铸“开元通宝”，此后多次重铸，及至武宗“会昌六年（846）二月，勅缘诸道鼓铸佛像、钟磐等新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冯先生认为墓内所出铜钱为会昌年铸，未列出依据，需要讨论。
  唐武宗会昌年铸钱之前百多年，益州已易名为蜀郡，自742年后此地名一直未改，只是从757年起才改称成都府。既然铜钱铸于益州，则其开铸时间应在易名（742）之前，就是说应铸于天宝元年之前的开元年间（713～741），至少应在会昌年前。刊印此经咒纸为半透明的强韧皮纸，这类纸有明显时代性，多制于唐代前半期，不见于唐末。冯先生将其定为“茧纸”，似欠准确。墓内陶器为成都琉璃厂厂窑烧造，“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者可到盛唐”，从砖墓建筑形式看，属于“比较早期的形式”。因此，我们认为成都唐墓所出单页梵文陀罗尼由卞姓坊家刊印于8世纪前半叶，不能晚于盛唐后期（757～766）。因而将其断为唐末（9世纪）之物的结论，需要修正。冯先生以其在四川墓葬发掘经验总结说，墓中所出铜钱“大半是当时所流行之品，如‘开元’绝少与‘五铢’同出，宋钱亦绝少与‘开元’同出”。既然如此，就不宜将墓内所出8世纪时流行的益州监钱“开元通宝”说成是百年之后会昌年所铸。将该墓及墓内所出印本、铜钱、银臂钏及陶器等物定为8世纪之物，则所有问题都得到合理解释。
  唐中期的开元（713～741）盛世，应当比唐初年间出现更多的雕版印刷品，遗憾的是，由于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发动的反佛活动，使在这以前出版的大量印本佛经、佛像被焚毁，而早期印刷品又多是佛教出版物，因而，保留下来的较少，有待今后发掘。张秀民注意到公元783年户部所发“印纸”可能是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印刷品①。他引《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记载，德宗建中四年（783）六月，户部侍郎赵赞为解脱经济困境，提出“税间架”和“算除陌”两种增税法，德宗准奏。税间架是住房税，算除陌是所得税。关于后者，《旧唐书》写道：
  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骂之声嚣然满于天下。至兴元二年（785）正月一日，敕悉停罢②。
  根据“算除陌法”，凡自公私所得收入及贸易所得收入，每缗要由官留50钱作为税收，由掌管财务的市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填写，次日按贸易额将税金交纳。有自贸易，不通过市衙者，亦得领私簿，照样完税。此税法一行，天下怨声载道，两年后不得不废止。所谓“印纸”、“私簿”者，皆事先印制好有关事项及收入、贸易额、抽税数额等栏。用时，将有关内容临时填写上去，再钤官印为证，相当于纳税单据。可见唐代官府已将雕版印刷品用于管理贸易和抽税的财务活动中。
  由此我们想到唐代发行的“飞钱”，也可能是印刷品。《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志》载，宪宗元和（806～820）初，“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①飞钱实际上类似现在的汇票，它是纸币出现的前奏，到宋代便发展成为印刷的纸币，称为“交子”。所以《宋史·食货志》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唐代的飞钱形制如何，史无记载。但我们认为应当是印制而成，上面盖有官印，因为它要在全国各道使用，必须要统一格式，而雕印则可将同一格式复制成若干份，非手抄可比，何况在这以前已有“印纸”作为启导。此二者都是金融活动中官方发行的票据。
  其次，宋代交子皆为印刷品，而交子又脱胎于飞钱，故飞钱也只能是印刷品。商人在京师各道进奏院存钱后，交一定手续费，取飞钱之一半，另一半由进奏院寄回本道。待持券人至各有关道提取现钱时，出示手中一半飞钱，与该道所存另一半相符，即可兑现。因此飞钱的纸面上应当印有折缝，折缝处盖官印，同时还应印有四周的花边。而且必须用特制的纸，以防伪制。总之，飞钱在形制上应当像交子那样，只是二者功用不同，飞钱不能用于市场交易。印纸与飞钱的出现既反映了商业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唐代自中期以后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印纸是向商人增加税额，飞钱是补充金属硬通货之不足。由于后来飞钱常不能兑现，失信于民，故流行不久亦作罢。但其发行在经济史中具有很大的意义，也一度便利于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