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唐代有关印刷的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较多，可分为三个阶段来研究。第一阶段是唐初（618～712），第二阶段为中唐（713～820），第三阶段为晚唐（821～907）。首先应指出，唐初印刷品近年已出土。据考古学家韩保全报道，1974年西安市西郊西安柴油机械厂发现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印刷品，出自唐墓中。出土时置入死者佩带的铜臂钏（臂镯）中，呈方形，印以麻纸，直高27厘米、横宽26厘米，展开后已残破。此印刷品中央部位有7×6厘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福”四字，从书法观之，为风行唐初的王羲之（321～379）行草，所残缺的一字估计是“冥”，表明墓主姓名为吴德。空白方框外四周印以咒文，皆13行，总共52行，作环读。印文四边围以边框，内外边框间距3厘米，其间刻有莲花、星座等图案。同出物有铜臂镯和规矩四神铜镜，前者是佩带死者臂部的一种葬具，在西安近郊唐墓中屡有发现。四神铜镜径19.5厘米、厚0.3厘米、沿高0.8厘米，为隋至唐初墓葬铜镜，其铭文书体与贞观年（627～649）等慈寺碑文极其类似。此经咒为早期佛教密宗的产物，其印刷字体为中亚僧人使用的古体梵文。密宗认为将经咒佩带死者身上，可使其进入极乐世界。考古学者将此印本陀罗尼定为唐初（7世纪初叶）印刷品（图9-1），因而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单页印刷品①。
  有关唐初印刷活动的文献记载，同样存在。后唐冯贽《雲仙散录》（926）卷五引《僧圆逸录》曰：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馀。
  “四众”指僧、尼、善男、信女，当然人数达数百万之众。唐三藏法师玄奘（602～664）于太宗贞观三年（624）离长安赴印度求法，历十六年方归故国。据五代时史家刘昫（887～946）《旧唐书》（945）卷十九《玄奘传》载，“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可见太宗也热心支持佛教，命阁臣房玄龄（579～685）等为玄奘翻译佛经提供保证。玄奘从贞观十九年起，在二十年间先后译出大、小乘佛教经、论75部，共1335卷。
  玄奘将普贤像印成单张，当发生于高宗显庆三年至龙朔三年（658～663）之间。此佛像上图下文，通俗易明，又易刊印，便于信徒供奉。西方早期所印单张雕版耶稣像也与此类似，可以说中外宗教界人士都想到一起了。普贤音译为三曼多跋陀罗（Samantabhadra），为佛祖释迦牟尼之右胁侍，司理德，与司智慧的左胁侍文殊师利（Manjusri）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玄奘发起雕印的《普贤菩萨像》，虽今已不可得见，但形制上应与伯希和1908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的947年印《文殊菩萨像》类似，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P4514）。玄奘印普贤像发行量很大，试以每匹马驮200～250斤计，则五马驮1000～1250斤，换算成纸后，至少有20～25万份，五年即达百万份。
  又据玄奘嫡传弟子慧立等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688）卷十所载，高宗嗣位后鉴于玄奘受父皇敬重，也对法师礼敬甚隆，遣朝臣问慰不绝，且施帛锦万余段、法衣数百。玄奘接受后，则给予贫穷之人及外国婆罗门客人，“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俱胝像，并造成矣。”“俱胝”为梵文量词koti之音译，十俱胝为百万。此处所说造像，当与《雲仙散录》所述印造普贤像事有关。如果认为佛像为泥塑，则塑造百万小佛像便非玄奘所能为，更亦非五马所能驮，唯一可能是用印刷方法复制数目如此多的佛像，看来这件事发生于玄奘晚年之际。“造”这个字在唐人用语中指雕印，如咸通九年（868）刻《金刚经》卷尾题“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
  现在再回头讨论《雲仙散录》。今通行本题为“唐金城冯贽撰”，金城为现甘肃兰州之旧称。关于此书作者及成书年代，曾有歧见。如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约1131）卷二认为此书怪诞，疑为王铚（1090～1161在世）“伪作”，但没有举出事实证明出于当时枢密院编修官王铚之手，这是一种武断。可惜后人不作分析，也跟着附合张邦基的论调。当时的事实表明，此书有宋开禧元年（1205）郭应祥刻本，卷首有作者冯贽自序，落款为天成元年（926），这是五代后唐明宗时的年号，说明作者为唐末至五代初时的人。此书还为宋儒孔传《孔氏六帖》（1131）所引。《宋史·艺文志》亦载《雲仙散录》为冯贽所撰。不管作者是谁，书中所述玄奘印造普贤像的事仍然可信，且与玄奘弟子记载相符。不过印佛像用的回锋纸，纸名费解，从当时情况看，应是麻纸或皮纸中较洁白的一种纸。
  继太宗、高宗之后，当武则天称帝时（689～704），佛教又受到政府支持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她在发展雕版印刷方面颇多建树。这时的印刷品特别是佛经种类多、数量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武后对佛教的偏爱，而当时社会有进行大规模印刷的种种条件①。《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称，载初元年（689）秋七月，沙门法明等人进《大雲经》，内称有一女身为佛之转世，当登大统。武后大悦，命将此经颁行天下，又“令诸州各置大雲寺，总度僧千人，共诵此经”。这就是说，武则天曾借用佛教说教为自己称帝作舆论准备。称帝后，她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②，从而将佛教置于国教的至高地位。
  武周时所刊各种佛经，一般印以黄纸，经文中有武周制字，多作卷轴装。《大雲经》就可能是公元690年刊行的武周时期的最早印本。同时期出版的另一佛经《妙法莲华经》残卷，20世纪初（1906）在新疆吐鲁番出土。《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sūtra）简称《法华经》，406年由后秦龟兹（今新疆库车）僧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344～413）译自梵典，共八卷、28品，为中国天台宗经典。出土者只是其中《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和《无量寿佛品第十六》，现存194行，相当于卷五的部分内容。此经出土后，归新疆布政使王树楠（1851～1936），再转日本人江藤涛雄，最后落入中村不折（1868～1943）手中①，藏于他在东京创办的书道博物馆中。中村氏一度将此经断为“隋刻本”，肯定有误②。1952年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博士对此经研究后，发现其印以黄色麻纸，作卷轴装，一纸印一版，每行19字，经文中印有武周制字，遂将其断为武周刊本③。但此经未刻年款，我们认为其刊行年代为武周初期至中期（690～699），因而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卷子本印刷品。
  就在《妙法莲华经》出版之际，武周时洛阳高僧、佛教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643～712）在解释《华严经》时以印刷术作为比喻阐明其观点。《华严经》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Buddha-vatamsaka mahavaipulya sūtra）最初由东晋时旅居中国的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359～429）于421年译出，共60卷，通称《六十华严》。此本含八会，每会有若干品，共64品。每会记录佛祖在菩提树下苦修成道、终成正觉后，向弟子说法的法会上讲述的内容。天台宗将《华严经》一部八会别为前后二分，认为前分七会为佛成道后在前三个七日之间的说法内容，后分第八会为此后的说法。法相宗也别为前分与后分，认为前分的前七会为佛成道后第二个七日之间的说法，后分第八会为以后时间之说法。因而出现不同解释。
  华严宗领袖法藏作为研究《华严经》的权威，在《华严经探玄记》中不同意天台宗和法相宗对《华严经》的上述解释。他举出证据证明，佛祖成道后头七日内没有说法活动，而在第二个七日将此经八会的全部内容同时说出。因此别为前分、后分是没有意义的。他写道：
  此经定是[佛成道后]第二七日所说，……于此二七之时，即摄八会同时而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④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再次表述了他的同一观点：
  即佛初成道第二七日，在菩提树下，犹如日出，……即于此时，一切因果理事等、一切前后法门，乃至末代流通舍利见闻等事，并同时显现。……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一时前后说，前后一时说。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前后，理不相违，当知此中道理亦尔。⑤
  显而易见，在法藏看来，佛祖成道之时有陀罗尼力，能“一念说一切法”，于第二个七日之间即将八会总义同时阐述出来。虽然《华严经》经文各会排列上有先后，但其中所有佛法奥义都是在七日之内同时悟出并讲出来的。正如世间印本书那样，读过来文句有前后，但印刷时都是同时显现在纸上的。应当用“同时”与“前后”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解释《华严经》中八会的相互关系。前述《华严经探玄记》成于696～697年，《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称《华严五教章》，亦于同时成书，说明武周时印刷术已有相当发展，法藏才能用印刷实例作比喻。武周末年法藏与中亚吐火罗国（Tukhara）人弥陀山（Mitra Sanda，fl.667～720）奉诏自梵典译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图9-2）一卷。根据我们的研究，此经于长安元年（701）译于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①。据智昇（fl.695～750）《开元释教录》（730）卷九所述，此经译毕进奏后，武则天女皇甚喜，重赏译者。因此第二年（702）便在洛阳刊行。此经与前述唐初刊行的梵文陀罗尼一样，均为密宗典籍。陀罗尼为梵文dharani的音译，其义是将诸菩萨倡导善行或制止恶行的真言以密语形式表达出来的咒。密宗认为陀罗尼含诸多经义，故密宗典籍都含几种陀罗尼，兼述其功用。密宗起源于印度，3世纪随大乘佛教通过中亚僧人传到中国，南北朝时早期密宗或杂密得到进一步发展，陀罗尼咒由义译改为音译，功用随之增加，仪轨更趋复杂。
  唐初以来陀罗尼经咒在僧俗大众中流行甚广，诵念、写刻和供养陀罗尼成为时尚。密宗宣扬通过诵写陀罗尼（语密）、手结契印或作手势（身密）、心作观想（意密）和结坛等，可消灾驱邪、去病延年、护国安民以至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因而受到统治阶级和广大群众的信仰。这是武周时翻译出版《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背景。此经有《根本》、《相轮》、《修造佛塔》、《自心印》、《大功德聚》和《六波罗蜜》六种陀罗尼咒，经文则述其功用。700年以来武后年迈多病，翻出此经正符合她希望去病延年的心理需要。其刊印数量一定很大，还由中国传到新罗和日本。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本即是此经的武周刻本。此经印本版框直高5.4厘米，横宽为直高的8倍左右，印以黄色麻纸和楮纸，再将各印纸粘连起来，以木轴卷之。经卷总长640厘米，共用12版，每版印一纸，每纸直高6.5厘米，横宽52.5～54.7厘米，版框上下单边，每版55～63行，行7～9字，一般8字，刻以唐人写经楷体字，有欧阳询（557～641）书法风格。
  此经文字雕刻较成熟，每字径4～5毫米，相当今三号宋体印刷字或15.6点（point），各字笔画挺劲，刀法工整，字上有刀刻痕迹。各字墨色均匀，这说明武周时期的木版印刷技术已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除上述佛经外，此时印刷品还用作其他目的。据唐人刘肃（770～830）《大唐新语》（807）卷九及宋人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1084）卷二百零四记载，当武则天即帝位后，691年十月洛阳人王庆之率数百人联名上表，请立武后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后见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肯退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来去自若，此后屡见”②。因此可知王庆之所持的“内印印纸”，实际上是武后即位时在宫内印发的纸本特殊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