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书籍装订形式和装订技术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唯一号: 110120020230001127
颗粒名称: 第四节 书籍装订形式和装订技术
分类号: TS88
页数: 10
页码: 330-339
摘要: 本文概述了书籍装订的多种形式,包括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及线装等,并介绍了相应的装订技术。
关键词: 书籍装订 卷轴装 经折装

内容

一 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
  通过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技术程序将书籍内容印在一张张纸上后,只是零散的书页,仍然处于半成品阶段,只有通过装订这道程序,才能最终成为印本书。从文献记载及现存实物观之,印本书的形制及装订方式经历过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至明清时达到较为固定的制度,也是印本书的最后装订形式。蒋元卿先生于《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1957)一文①中,对传统印本书的装订技术作了综合论述。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装订形式是卷轴装,唐代雕版书即多取这种形式,如1907年敦煌石室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经》及同时代其他印刷品,都是卷轴装。北宋开宝四年(971)所刻《开宝藏》也是卷轴装。自然,篇幅小的单张印刷品是不需装订的。卷轴装导源于唐以前绢面及纸面写本书的形式,不同的是文字及图由雕版印刷而成,而非手写手绘。作卷轴装时,装订工将每张印页裁成同样高度,逐页用特制浆糊粘连成一长的横幅。卷尾处空页再加上卷轴,卷轴两端露出适当长度,卷轴以浆糊固定在卷尾空页纸上。作卷轴的通常用木料,有时再髹上朱漆,讲究的卷轴还可用玉、象牙等贵重材料,但民间读物多用木轴或漆木轴。
  上轴后,装粘在一起的整幅印刷品从左向右沿卷轴卷起,便成为书卷。最右一边即每卷起始处,再以纸或丝绢加护,以防磨损,叫做书标。每部篇幅较大的书由若干卷组成,每卷卷首还固以细绳(麻绳或丝绳),绳端加上用骨角等材料作成的别针。将每卷用绳捆好,最后用别针插入绳内,这样卷便不致松散。卷轴一端还可悬上书签,写明书名及卷次。再用布或绢将各卷包起,称为帙,一般5或10卷为一帙。每卷外面亦可贴上书签,同样标明书名及卷次。然后将各卷帙横放于书架之上(图8-11)。
  卷轴装每卷首印有书名及篇名,次行为作者姓名及其头衔,接下是书的正文,正文的注释则用双行小字。每行一般十几字至二十几字不等。卷尾有刻书人及年代,有时在书首亦印出。唐、五代雕版印刷品大多取这种形式,至北宋初仍继续沿用,如蜀刻《开宝藏》等即为卷轴装。当然,如果印刷品文字不多,用一块雕板即可印完,则这类读物取单页形式,便用不到卷轴装了。卷轴装印本书卷中,每张纸上印的文字通常有墨线界行,便于阅读和雕字,印纸的四周也有较粗的边线,读起来像是串在一起的竹木简牍那样。手写本卷子也取这种方式,而墨线界行称为乌丝栏。也有的刻本卷子用很细的线作界行,印出后乌丝栏不太明显,有时不用界行。
  卷轴装的读物每卷有时达几米至几十米长,看完后还要再卷回去,欲专门查看某一部分,也要卷来卷去,这样使用时很感不便。因而出现了另一种装订形式,将长卷印纸反复折成同样宽(约10厘米)的一叠,露在最外面的书首及书尾用厚纸板加以保护,纸板上糊以丝皮。后来还有用薄木板作封面,封面上标出书名及篇卷次。这样装订的书虽也用“卷”的术语,但外形已由圆柱体变成狭长立方体了,大约从唐末(9世纪中叶)便出现这种形式,经宋元一直持续到明清仍未消失。这种装订形式的演变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很多雕版佛经都取这种形式,称为叶子,又称经折装或梵夹装。(图8-12)
  经折装很可能受到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贝叶经形制的影响,或模仿装成贝叶经的外形。这从梵夹装术语的字面意义上也可以看得出。但贝叶经是在每片贝叶上穿二孔,再用绳扎结成一叠,每片贝叶还是单独成一叶的;而经折装则是将粘成一张的长纸经反复折叠后聚拢在一起的,无需再用穿绳了,因而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整个一部书由若干卷帙组成,叠起后外面用包以布或绢的函套置于一起,函套由厚纸板作成,因而可以横放在书架上,也可竖放。如果横放或平放,可用纸作书签插入书口上,标出书名及卷次。
  阅读时,将每卷取来逐叶翻动,很快能查到所需要看的部分,不像卷轴装那样卷来卷去,使用方便。每一卷或册的书页翻开时,很像今日的手风琴那样,因而查书时也像操作手风琴似的。阅到中途停止,可放一书签在书页上,下次可继续阅读。传世宋代刻福州开元寺1112~1172年刻《毗庐大藏》、福州东禅寺1116~1117年刻《崇宁万寿大藏》及平江(今苏州)1231~1321年所刻《碛砂藏》等及元明以来刻本佛经,多取经折装形式。后世一些碑帖拓本也如此。刘国钧先生①用图解描述了各种装订形式,对读者有启发。
  前已指出,经折装是为克服卷轴装在阅书时将长卷书页卷来卷去之不便而发展起来的,但使用时这两种装订形式也各有短长。卷轴装虽不便迅速翻捡到所需查阅的文字,也不便于上架,但因所有书页皆卷在一起,外面又有护封面,因而书页不易磨损,只是纸张长期处于卷曲状态。敦煌石室出土纸本卷轴书籍的现状表明,这种装订形式的书寿命较长,千年后仍能保持完好。魏晋南北朝写本卷子,有时还可用其背面印制雕版印刷品,笔者即曾见过这类实物,正面是写本文字,背面是印刷文字。说明卷轴装足可保护纸的强度,令重上印板。
  反之,经折装的纸无论正面或反面均有折缝裸出外面,每页纸长期处于折曲状态,经常翻动书页时,折曲处易于断裂。这时需用薄纸在断裂处的背面用浆糊糊起以加固,仍可继续使用。如果很多页折缝处都断裂,势必要逐页面都要用薄纸加固。这种经折装对单面书写或印刷的书籍来说,可在纸背面裂缝处裱糊薄纸,而对双面书写或印刷的书而言,则不可以用经折装形式。
  为了使书页易于翻捡,而又防止其折裂,唐代(9世纪中叶)时又出现了另一种书籍装订形式,即所谓旋风装。因唐、宋以来这类实物少见,人们一度认为旋风装是对经折装的一种单纯改进,即整卷书仍是由若干单页纸粘连成的长纸,按经折装方式折叠起来,再用一张厚纸作封面,其宽度为每个折页的二倍,将厚纸一半用浆糊糊在书的首页,另一半粘在书尾页,因而将书页背面包起。阅读时仍象经折装那样翻动书页,从头到尾来回翻阅书页,翻飞状态有如旋风(图8-13)。过去有不少著作①②都是这样理解旋风装的,而且还绘出示意图。按这样理解旋风装,恐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有文字的纸的正面折缝仍裸出在外,还是不能避免断裂,又由于纸的背面已被包入封面内部,虽受到保护,但当正面折缝断裂时,便难以在背面再糊以薄纸裱修,而经折装的书两面折缝都外裸,易于在背面裱修,所以按上述理解旋风装的形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尽管还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装订形式的可能性,可是没有足够的实物与文献证据支持这种看法。
  宋人张邦基(1090~1166在世)《墨庄漫录》(1131)卷三云:“..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世所传《唐韵》,犹有回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吴彩鸾是唐代炼丹修道的女性,嫁给书生文箫后,靠写孙愐《唐韵》在市上售出而维持生活。故宫博物院藏旧题吴彩鸾写《刊谬补缺切韵》卷,即张邦基所说的实物。1973年笔者检验其用纸为麻料白蜡笺,纸较厚,双面书写,每纸直高26厘米、横长48厘米,作卷轴装,每卷由四五张纸构成,以一长的厚纸为底,以每张字纸右边空白处逐张向左糊于底纸上,像鱼鳞那样相错排列。再以木轴置于卷首,向卷尾卷去。打开卷后,可逐页翻动并阅读各页双面文字,来回翻动书页有如旋风(图8-14)。我们当时就觉得这种卷轴装订形式很独特,但没有意识到这是文献上所说的旋风装。
  后来其他作者③再次观看,从书籍装订角度确认为旋风装实物,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显然,旋风装是从卷轴装演变的,外观具有卷轴装形式,但开卷后每页又有经折装便于来回翻阅的优点,又因每页没被折叠,又防止书页断裂的缺点。毫无疑问,这种旋风装是对卷轴装的改进,因每页双面有字,比一般卷轴装容字量大,又避免卷来卷去的不便,但也具有卷轴装的缺点,因纸较厚,使每张纸均呈卷曲状态,常用时纸边易折曲,而每卷又较厚,阅读时要用手或镇尺按平卷曲的书页,仍觉不便。旋风装书籍现只见写本实物,雕版印刷品是否亦曾用此方式装订,尚不得而知。书籍形制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圆筒形向扁平形发展,既便装订、阅读,又便携带、存放,因而旋风装到宋代便被另外一种装订形式所取代。
  二 蝴蝶装和包背装
  如前所述,将雕版印刷书页粘成一张长纸作卷轴装时,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而用经折装,则又易使纸的折缝断裂,从而缩短书的寿命。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印刷品的增加,很快就出现另一种新的书籍装订形式,即所谓蝴蝶装或称蝶装。蝶装将每个印刷的书页逐张装订成册页形式。
  在讨论这种装订形式之前,需要介绍雕版印刷术所刻每块印板及所印每个印张的版面形式。一般说版面均取长方形,版面正中有较粗的四根边线构成版面区域,每张印纸上版面上下、左右各留出适当空白部分,以保护版面内文字不致损坏,上部空白通称“天头”,下部空白称为“地脚”或“地角”,左右两侧空白作订边或供翻页用。版框内用细的直线划出均匀的界行,界行内是文字,正中间的一行称为“书口”,由于中国传统技术是单面印刷,在书口中线处将纸对折起来,因而书口两侧各有行数相等的半页版面。每版半页通常有5~12行,每行有10~30个字,正文字体较大,注文为双栏小字,从每册书的页数能很快估算出大体字数,如同现在的原稿纸那样。
  为便于在书口中线处折叠印纸,在版心装饰有鱼尾及隔线,鱼尾由两个黑三角构成,分单鱼尾和双鱼尾,双鱼尾则使黑三角的尖部相对,从两个三角形交接处折纸。有时还在鱼尾上部版心正中饰一粗线,称为“象鼻”(图8-15),也有助于正确在版心正中处折叠。实际上鱼尾和象鼻是折标,同时又是对版面的艺术装饰。每个版面的书口上部通常有书名,鱼尾下有卷次,书口底部还有页数。中国雕版印本书这种版面设计形式,后来成为许多国家印本书之所本,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方式上略有变化。每一张印页包括书名、卷(章)、正文及页数,这种标准印刷读物版面都最终导源于中国的模式。
  所谓蝴蝶装是将每块雕板印成的单独纸页,从印张中缝处对折,即沿版心中折线处对折,让有字的两个半页在内面面相对,无字的背面两半页朝外。再将折好的印张折口对齐,用浆糊粘起来,用包背纸包起粘在一起的折边。这是册叶型书籍的最初形式,其首尾两面包以厚纸为书皮或封面,亦有时将封面用裱有纸的绢护起来。封面有书名标签贴于左上角。这种装订形式将每叶印张对折的折边叠在一起、对齐后,包护起来,防止经折装那样易于在折缝处断裂,书的这一部位称为书脊或书背。书的散开的部位叫书口。打开书后遇到有字或无字的书页,有字的两个半页正好构成整个版面,将书放在案几上阅读时,翻动书页后很像蝴蝶双翼,故称蝶装(图8-16)。
  蝶装的写本书早在10世纪时唐末至五代已出现,至宋代因印刷术大发展而成为印本书主要装订形式。宋人陈师道(1053~1101)《后山谈丛》云,“敦煌石室经卷唐人所书,亦间有小册,与今之书册同。”“今之书册”主要指宋代蝶装书装订形式。《明史》卷九十六《艺文志·序》谈到明初内府藏书时写道:“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都指的是蝶装。现传世宋代蝶装印本书实物,不乏其例,如北京图书馆藏宋刊本《文苑英华》即为蝶装,书衣上有原注字:“景定元年(1260)十月二十五日装背臣王涧照管讫”。又藏宋装印本《欧阳文忠公集》及《册府元龟》,亦蝶装,而且书册皆竖放于书架上,书口向下,因为这些书此处有摩擦痕迹。①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尚书正义》亦为蝶装。此种书阅读时最大不便之处,是翻页时常常遇到书叶背面无字的空白页,连续读下去,要接连翻两页才遇到有字页。一册书有一半页数无字,如急于查阅某一部分,翻蝶装书所需时间反比卷轴及经折装还长,因此,至元代以后蝶装被另一种所谓包背装所代替。明、清时而也有人用蝶装,只是仿古,此时蝶装基本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宋代时人们鉴于蝶装书翻页时常遇到空白书页的不便,遂对此法加以改进,演变成包背装。包背装与蝶装正好相反,将印字书叶版面中线处对折,让有字两面在外,无字的面向内。因此每个印张版心中线折缝成了露外的书口,版面边框两旁空白部分成了书背。将逐张折边对齐后叠成一册,将散开的书背切齐后用浆糊粘在一起,或用纸绳捻订在一起,最后用较厚的纸或绢从书首页经书背尾页都包封起来,故称包背装(图8-17)。包背装翻阅时很方便,可逐页连读下去,也易于快速检索。因书口是各页折缝所在,所以不能象蝶装那样以竖式上架,否则折缝易磨破而散页。
  包背装的书宜横的平放在书架上,因而不一定要求书皮用硬厚的纸绢,可用软书皮。常常将一部书若干册放入硬壳函套内,既保护书册,亦可竖放在书架上。包背装在元代时进一步盛行,此后一直持续到明代中叶(16世纪中叶),到清代便逐步被线装所取代。清内府旧藏元大德年(1297~1307)补宋刊本《前汉书》即用包背装,这类书在元刊本中仍可多见,如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日新书堂重刊《朱文公校昌黎文集》5册,于十多年前出土于山东邹县明代鲁王墓中,即为典型包背装,类似的还有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刊《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二册、大德十年(1306)刊《通鉴》及至正二十二年壬寅(1362)武林(杭州)沈氏尚德堂刊《四书集注》二册,都是包背装②。
  明清时虽然盛行线装,但一些重要内府写本为存古意,也时而用包背装,如明代《永乐大典》、《御集》等,为黄绫书衣包背装,清代《四库全书》也是如此,更出意用绿、红、蓝、灰四色绫衣分别表示经、史、子、集四部,一见封面即知该书为何部。这成为包背装中最豪华的装封,体现永乐、乾隆时盛世的气派。
  前述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及包背装这四种装订方式,都离不开浆糊。这种浆糊是特制的,要求粘性强,又能防腐抗蛀,因为用普通淀粉糊剂,内含葡萄糖成分,成为蠹虫的食物,结果使纸页受到蛀蚀。订书工根据古人经验及自身实践体会摸索出订书用特制浆糊的一些制造配方。元代秘书监著作郎王士点(约1295~1358)《秘书监志》(1252)卷六记载裱褙匠焦庆安(1218~1287在世)于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所用糊药秘方,“计料到裱褙书籍物色,内有打面糊物料为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萎、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①。其中明胶为动物胶,白芨为兰科植物白芨(Bletila strita)之块茎,内含淀粉(30%)及粘液质,将明胶、白芨与白面混合,可增加糊剂的粘性。白矾即明矾,具有防腐抗菌作用。皂角或皂荚为豆科木本植物皂英(Gledisia sinensis)之果实,而藜萎或即藜科植物藜(Chenopodiun album)之全草,二者都有抗菌杀虫作用。而茅香为禾本科茅香草(Hierochloe odorata)之花序,具有特殊香味。藿香(Pogostemon cablin)为唇形科植物之全草,内含香味挥发油,亦有抗菌作用。黄蜡从性能及成分观之,恐不是糊料成分,其作用待查。用上述配方制成的浆糊,粘性强又防腐抗蛀,还有香味,这是宋元书有书香气的原因。元秘书监所用特制浆糊是从宋代继承下来的,又启发于后世。民间所用配方与此大同小异,粘质药料除白芨外,还用楮树汁,同时还可能加入其它香味草药,原理是一样的。
  三 线装及其装订技术
  包背装是用纸捻将各页纸订在一起,再于书脊处刷以浆糊,因纸捻强度不大,经常翻阅书时,容易使纸捻断开,造成书页散离。为加固起见,订书工索性用丝线或细麻线代替纸捻,这样打孔穿线后订成一册的书便难于散页了,因而由包背装演变成线装。线装书是包背装的一种改进,同样将每张印刷纸页在版心中缝处对折,让空白页向内,而使有字的版面向外,对齐版面后打孔穿线。这样的册叶书书脊无需刷浆糊,也不必用书皮包背,只要在书的前后加上封面即成,当然封面是软封面。因此线装与包背装的基本区别是省去粘书脊及包背两道工序,而以丝麻线代替纸捻订书。这是我们今天最常见到的古书装订形式。线装书封面一般用黄或蓝色纸,左上角贴上书签,标明书名。
  线装形式虽可认为从包背装演进,但其由来已久。笔者在敦煌石室所出五代写本中就见有原始的线装书,书页较窄而厚,以麻线装订成册,装订技巧较为粗放,但形制与线装无异,每张纸皆双面书写。这是民间的一种创造。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尤其包背装在宋元盛行后,古老的线装思想又在订书工脑海中浮起。人们一般认为线装从明中叶才发展,其实这只能理解为从这时才大为普及。明清以后传统书籍差不多都取用线装方式,因其装订手续简练,阅读方便,很少散页现象,既令装线断开,也极易重订。像包背装那样,线装书一般平放在书架上,如护以硬壳函套,当然亦可竖放。通常用四针眼或六针眼装订(图8-18)。有时装订线一侧的上下书角容易磨损,所以再用绢包角。
  前引蒋元卿文据有关文献记载对线装书装订方法作了综合介绍。大体上分为以下步骤:
  (1)折页:书页印成后,逐张在版心正中对折,勿使歪斜,将有字的两个半页折向外→(2)分书:折页后,再按书页次序理清。如装100部,则摊成100叠,再压之→(3)齐线:分好的书页,天头地脚不一定整齐,必须逐页对准中缝,使其整齐,再夹压→(4)添副页:每册前后各添副页2~3张,用以保护书页,又称护页。南方有用防蛀的“万年红”纸,红白相间作护页→(5)草订:书页经齐线、添护页后,便进行草订,用皮纸捻订之,以防书页走动→(6)加书面:书面在副页之外,用黄、蓝等色纸为封面,再衬一层白纸→(7)截书:用快刀将书的上下及书脊裁齐→(8)打磨:切后的书有刀纹,用砂纸磨光→(9)包角:讲求的书用绫绢包角,取其坚固,并增美观→(10)钉眼:靠近书背处,按书的宽狭确定打眼距离。通常打四眼或六眼→(11)穿线:用丝线或细麻线在孔眼处来回穿订,务求订紧→(12)贴签:在书面左上角处贴书签,其颜色视书面之色而定。
  上述线装步骤中,前五项也适用于包背装,对包背装而言,以下步骤包括浆书背、裹书皮等。书册制成后,还可另外制成函套将若干册放在一起上架。有几种方式,最简单的是用与书本大小一致两块木板,两板上穿上布带,把书册夹在两板之间用布带捆之。上面的木板上刻出书名。也可将书册放入特制的小樟木书匣中。但更常用的函套以厚纸板包以布或绢,将整册书都护起来。函套摺折处按书的大小及厚度设计,各部分可折摺。中国线装书的这种硬壳函套与书册本身是分离的,与西方硬壳平装书有所不同。后者以厚纸板包以羊皮为封面,是固定在书册上的,书籍破损时不易修复,而中国书很易修复。
  中国书与西洋书相比重量相当轻,因为中国印刷纸较薄,而且书皮是软纸,携带和翻阅时很方便。中国书页天头、地脚较大,一方面可保护正文不受损害,另方面可供读书人写边注及眉批,西洋书一般天头、地脚较小,而印刷用麻纸通常较中国皮纸、竹纸厚重得多。中国书每行字多有行界栏线,而且正文每行字数都相等(小字注文除外),读时不易串行,看起来也美观。西洋书字小,正文没有行界栏线,读起易串行,还常常有将一个单词按音节移行处理的现象,中国不存在这种现象。
  自从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中国印本书装订经历了五种形式的演变。最初的纸本卷轴装直接脱胎于绢本及纸本写本装订形式,随着书籍篇幅的加大和印本书在社会上的普及,卷轴装很快暴露出其局限性,它并不适合印刷物的特点,企图对此改进的旋风装也仍未彻底摆脱卷轴模式,这两种装订方式于是被蝴蝶装所取代,成为宋元书装订主要形式。蝶装以每块雕板印成的单张纸经对折后成为书页,再逐页装订成册叶形式,因而适合雕版印刷技术的特点,是书籍装订技术中一次革命。
  但蝶装因书口向内,翻阅时有字的一面与无字的一面交错,甚感不便,遂有包背装及线装的出现,这两种装订形式共同点是将一个印刷页沿中线对折,让有字的书页向外,则阅读时总是见到有字的一面,已经趋向于西方的平装了。中西方虽然语言文字及文化背景不同,但在书籍装订方式方面最后终于走到一起了。如何使读者翻阅书时更方便而又能尽速查到所需部分的正文,是解释东西方这种趋同现象的主要原因。另一原因是中国印刷术传到西方后,西方人在版刻、刷印和装订方面都采取了中国方式。书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出版者正是在考虑到读者的需要而不断改进书的装订形式的。就传统中国印本书而言,线装是最好的装订形式。用这种方式订书,并不需要人们费多少脑筋才能想出,而实际上宋以前民间已使用了线装方法。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