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常常不被重视，不少重大发明家未见于史册记载，雕版印刷即为一例。有幸的是，关于活字印刷，留下了比较详细而可靠的史料。这要感谢宋代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088）卷18有关布衣毕昇（990～1051在世）事迹的一段原始记载（图7-5）。沈括字存中，杭州人，嘉祐（1063）进士，博学能文，于天文、历数、医卜、乐律无所不通，初任馆阁校勘，赞助王安石（1021～1086）变法，熙宁初（1071）任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又使契丹，擢知制诰，旋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晚年居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著《梦溪笔谈》，又有《长兴集》41卷及《苏沈良方》行
  世①。《梦溪笔谈》从科学技术角度观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含有多学科的丰富资料，为中外学者所赞誉。现将沈括有关毕昇记载的原文摘抄于下：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灜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1041～1048），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正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即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之，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木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②。
  沈括的上述原文在1847年先由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杰出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en，1797～1873）教授译成法文③，继而于1924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博士转为英文④，自然还被译成日文和其他语文，从而为各国学者所知晓。
  沈括的语言虽字面上易懂，却仍需要解说。首先，“布衣”为古代庶民之服，转意为平民百姓，这说明发明活字印刷技术的毕昇出身平民，很可能是雕版工人。儒莲在《关于木版、石版印刷及活字印刷的技术资料》①一文内，翻译有关毕昇的记载时，注意到《梦溪笔谈》卷20提到另一位在祥符年（1008～1016）在世的老锻工毕升，故而认为与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可能为同一人，认为他是forgeron（铁匠）出身。说明这位法国汉学家读汉籍还是仔细的，但似乎忽略了这二人虽然姓同，名却不同，“昇”与“升”实际上是两个字；而二者所处年代亦不同，祥符在庆历之前四十年，铁匠毕升至庆历年时已是八十岁左右，是否还在世或能否再作新型技术实验，都是成问题的。因而他们应当是两个人，与印刷有关的是毕昇。在当今中国用简体汉字时，又将“昇”写作“升”，造成新的混淆，因此本书一律作毕昇。
  第二，沈括对毕昇生平和生卒年没有交待，只说他发明活字时间在宋仁宗（1023～1063）在位时的“庆历中”。庆历共八年（1041～1048），李约瑟博士将此理解为庆历年中期，即庆历五年（1045），这样使年份更具体了②。我们认为可以将发明活字技术的时间定于1045年前后。
  第三，沈括谈到毕昇“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句中的“钱唇”应作何解？按钱唇即铜钱的边，一般厚2毫米左右，是表示厚度的，显然不是泥活字块的厚度或高度，而是指从字块表面刻字的深度，或使字凸起所刻去部分的厚薄。在这方面卡特的解释是正确的。泥活字的高度应大于刻字深度，在技术上才算合理，不应将“钱唇”理解为泥活字高度。
  第四，“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这段话，应理解为泥活字刷印后不用时，应按每字的音韵放在木格中，再在每格上贴以纸标签，表示其韵，再用时按韵从格中取字排版。不是将每个活字都贴上纸标签。
  第五，“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句中的“铁范”，卡特理解为用来分行划栏的格子即铁条，这是正确的。在两根铁条之间布满活字，使字行笔直，起到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