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论证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之后，不能不评论一下外国起源说。有人一度认为印度是印刷术起源地①，其依据是671～695年赴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义净（635～713）《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四所载，印度有“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这里其实讲的是用模子造泥佛像，而所谓“或印绢纸”，指以印花板在布上印染佛像。但用印花板在绢上印染图案的实践，中国在秦汉时已有了，且有实物出土。
  义净说印度“或印绢纸”，是用词欠妥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印度还没有从中国学会造纸，怎么能以纸印佛像？如果说那时印度有少量纸，也必是来自中国。利用这一欠妥贴的用语，而不顾当时历史背景，提出印度发明印刷之说，是考虑不周的，现已无人赞同。印度学者也没有声称过他们的国家发明印刷术，道理很明显，因为印度既无雕版印刷佛经佛像的记载，亦无任何实物为证，而活字印刷是1591年才从欧洲传入的。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这已是各国学术界的共识。除前面所分析的原因外，主要还因为中国拥有关于印刷的早期文献记载和最早的实物遗存。需要注意的是，1966年以来某些韩国学者提出韩国木版印刷起源最早的观点。虽然在这以前多年间他们都承认朝鲜半岛印刷在中国北宋技术影响下起始于11世纪初高丽朝（936～1391）前期②，对他们一反过去的这种说法，我们不可不辩。笔者已有专文③论及此事，此处宜简略申述之。1966年10月13日，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在修复过程中于塔身第二层舍利洞内发现一金铜舍利外函，内有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此经作卷轴装，印以黄色楮皮纸，首部残缺，经名见于卷尾，无年欵。据《佛国寺古今历代记》载，寺内释迦塔建于唐玄宗天宝十年、新罗景德王十年（751），则此经入塔之前就已刊刻，这是无疑的。
  经文刻以楷书写经体，刀法工整，有明显刀刻痕迹。汉城高丽大学教授李弘植最先系统研究此刻本，发现经文中有武则天（624～705）制字四个：〓（证）、〓（授）、埊（地）及〓（初）。按武则天称帝时改国号为周，载初元年（689）制新字，诏令全国通行，705年则天死后这些字即废止不用，唐代文献中制字的出现是武周（690～705）时特有现象。经文中还有大量宋以前流行的中国民间俗体字或异体字。这都表明此经是武周刊本，但因未印出年款，其刊行年代和地点需要考订。韩国学者黄善必和金梦述在此经刚发现不过三天，便在报上宣布它是韩国新罗朝（668～935）景德王时期（642～764）出版的世界最早印刷品①②。接着金庠基著文认为此经刊行年代与佛国寺塔建成之年同时③。他们发表这些结论时，并未作仔细研究，主要基于推测。
  直到1968年，李弘植才注意到庆州皇福寺于706年亦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供养于寺内石塔，比佛国寺早45年。遂将此经定为706～751年新罗刊行的世界最早印刷品④。此说后来被其他韩国学者认同，印刷术起源韩国说便正式提出。韩国发现此经时，中国正值“文革”十年动乱时期，中国学者未能及时得知此事，直到1980年以后张秀民⑤、李兴才⑥、钱存训⑦等先生才发出异议，认为庆州发现本是中国唐刻本，由中国传入新罗后供养于佛塔中。但当时主要讨论此经刊行地点，还未触及刊行年代。我们认为年代和地点密切相关，首先要解决年代问题。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Aryarasmi-vimalvi Suddha-prabhā nāma-dhārani sūtra）为佛教密宗典籍，共一卷，由中国僧人法藏（643～712）与中亚吐火罗国（Tukhara）僧弥陀山（Mitra Sanda，fl.667～720）奉武后敕命译自梵典。智昇（fl.695～750）《开元释教录》（730）卷9载此经译于“天后末年”⑧，应理解为武周后期的长安年间（701～704）。从中国史料中查得法藏、弥陀山等译者695～706年间的逐年译事活动，只有长安元年（701）他们有可能翻译此经，翻译地点为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因而其刊行年代应在702～704年间。从700年以来武后年迈多病，而此经反复强调多次诵念经咒或将其供养塔中可除病延年，因此701年译毕进奏后，武后甚喜，重赏译者，此经刊行年代最有可能为702年。韩国学者将《开元释教录》所说此经译于“天后末年”理解为武周最后一年（704），因而是不确切的，因为703～706年间与法藏共事的弥陀山已返回吐火罗国。
  由于韩国学者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翻译时间定错，不可能再定出其确切的刊行年代和地点。他们都认为此经刊行年代和韩国木版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是唐中宗神龙二年或皇福寺塔供养此经之年（706），就是说，他们都承认在706年以前新罗没有印刷活动，而此经刊于704年之前，则其刊行地点自非中国莫属。具体地点应是洛阳，因这里是武周统治中心，号称神都，又是佛教和造纸的基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此经中出现武周制字。韩国学者所列举的各种理由，都不足以能证明此经刊于新罗，反倒可用来证明刊于中国，并作为新罗刊行说的反证。今分析如下：
  第一，韩国学者认为此经印刷用的楮纸产于新罗，但新罗有关楮纸制造的最早记载和最早实物，是755年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及其题记，比刊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年代还晚出半个多世纪。楮纸主要从高丽朝以后才成为半岛特产，即宋人所说的“高丽纸”。而楮纸在中国从2世纪初即有记载，3世纪以后已普及于南北各地，陆玑（fl.210～279）《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c.245）谈到楮时说：“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贾思勰《齐民要术》（c538）有专章论述楮皮造纸。1973年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北魏兴安三年（458）写本《大悲.如来告疏），即写以楮纸。至唐初产量增长，实物遗存也不少，因此就印刷用纸而言，此经更有可能印以唐代楮纸。
  第二，韩国学者将庆州发现本与高丽朝《大藏经》本对比后，发现经文、异体字、印刷字体上二者歧异甚大，证明庆州发现本不是高丽刊本，但这不能证明它就是新罗刊本，因为高丽朝《大藏经》本以北宋《开宝藏》（983）为底本，宋刊藏经时对宋以前佛经作了校订和异体字规范处理，所以唐刻本也不同于高丽本和宋本。韩国学者没有证据否定庆州发现本为唐刻本，便认定它是新罗本，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们将庆州发现本与北京图书馆敦煌石室几种唐代写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千字文编荒74、月59、阳35等）对比后发现，经文和异体字都基本相同，而唐写本是武周后据洛阳刻本传抄的，这证明庆州发现本即唐洛阳刻本。
  第三，韩国学者指出，武周时期朝鲜半岛也通用新制字，但所举墓碑材料的例证都证明不了庆州发现本刊于新罗。实际上这些墓碑是武周时在洛阳刻的，自然使用新制字，韩国学者没有证据表明半岛南部新罗也通用制字，怎么能以制字为理由证明此经刊于新罗呢？于是解释说：“新罗人出于对制字的好奇心，才用了一些制字。”①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他们还解释说，庆州发现本中只用了4个武周制字，另有些字则是制字与正常字混用，只有远离武周统治的新罗才有使用制字的随意理象。实际上当时中国本土也同样如此，如久视元年（700）宁远将军邓守琎发愿写的《大般涅槃经》中，也没有一律都用制字，其中“〓”、“〓”也是与正常字“国”、“臣”混用，此经年代与庆州发现本相近，情况也一致。类似实例不胜枚举，从使用武周制字方面也说明此经刊于中国而非新罗。
  第四，韩国学者为证明此经刊于新罗，认定经文印刷字体为唐人颜真卿（707～785）体②而实际上此经刊刻时，颜真卿还没有出生。从版本学角度观之，此经印刷字体为唐初写经楷，体，但有欧阳询（557～641）书法风格，是早期的欧体印本。将此本与其他中国唐初写经对比后，所用字的结体及写法都相近；再与其他唐代刻本对比后，字的刀法风格相近，装订方式也一样。这都说明此本为唐土产物。此本后由入唐的新罗人或来访的唐人带至新罗。由此可见，韩国学者从经文、异体字、武周制字、用纸和印刷字体等方面都不足以能举出证据证明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刻于新罗，反之，我们却可证明其刊于中国。印刷起源韩国说只依靠这一个孤立的发现，再无其他证据可支持此观点。朝鲜半岛印刷的最早记载是李奎报（1168～1241）的《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1237），其中说1011年高丽显宗时始雕经板。半岛最早印刷品，是1077年高丽总持寺据中国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929～988）956年在杭州刻的《宝箧印陀罗尼经》（Dhatū-karandadhāranisūtra）为底本所刊行的同名佛经。这显示朝鲜半岛印刷始于11世纪初，就像1966年前韩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而在新罗朝并没有印刷记载，也无实物遗存。另一方面，中国武周以前既有印刷记载，又有遗存实物，只有中国具备刊印此经的印刷氛围。
  庆州发现本刊于中国，还可从日本方面找到证据。据日本古史所载及实物遗存，奈良朝（710～794）称德女皇于764～770年下令刊行的百万塔陀罗尼，是以从中国传入的武周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底本，利用中国技术在日本出版的①。我们将日本刊本与庆州发现本作一比较，发现二者有共同的唐人楷书写经体、异体字和经文，版框直高都是5.4厘米，直高与横长比都近于1∶8～10，印刷用纸皆染以黄蘗，又都是卷轴装。所有这些共性说明，日本翻刻百万塔陀罗尼经所据底本与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同一个版本，即中国武周原刻本。只是奈良本因刻于武周制字在中国废止之后60多年，当然无需再用制字。我们还能证明庆州发现本不是现存最早印刷品，因为比这早的刻于690～699年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 pundarik sūtra）1906年在新疆出土，更早的唐初梵文陀罗尼印本1975年在西安出土。基于以上所述，可以作出结论说：印刷术起于韩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