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印刷的物质载体和技术前提
  上一节讨论印刷发明前的古典复制技术时谈到，印章和碑拓以及木板印花等复制技术再进一步发展，有可能最终导致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但首先要指出，雕版印刷不是它出现以前任何古典复制技术的单纯改进或革新，而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发明，因为无论在使用材料、工具、过程与方法或产品用途方面，雕版印刷都不同于以往的复制技术。其次，印刷术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经长期历史酝酿的必然产物。除了受先前已有的各种复制技术的启导和诱发之外，还要有适合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物质基础等综合背景，甚至还与历史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个人素质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在讨论印刷术起源时，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但为什么这一发明完成于中国，而非任何别的国家或地区？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和论证的①。然而印刷史论著通常对此较少触及，其实研讨这个问题有助于解决印刷术起源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包括起源地和起源时间两个方面。中国之所以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因为中国充分具备促成印刷术出现的所有上述那些条件，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则不具备这些条件，或只具备部分条件，不足以导致印刷术的发明。例如，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强调印刷术出现前古典复制技术的诱发作用，就不能对印刷术起源作出合理解释。印章、石碑、印花板在东西方各国古代都有，有的地区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
  为什么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些古典复制技术通向印刷术之路阻塞，而只有在中国畅行无阻呢？这要看到印刷物所赖以制成的物质载体的重要性。印刷离开纸是不行的，纸是印刷术存在的必要前提，而中国是发明造纸术的国家，首先掌握了印刷物的物质载体。待其他国家具备此必要条件时，中国早就用上印刷品了，而且这些印刷品和印刷技术已流传于海外，用不到别的地区再重新发明了。有了纸之后，特别是经历以纸抄写读物的时间持续很久之后，才有对新型复制技术的实际要求。因而最先用纸的地区，容易为印刷术的产生提供物质前提。
  为了说明古典复制技术不能在其他国家发展到雕版印刷术的原因，还可作进一步解释。以印章为例，使用印章及以其封泥，一些国家几乎同时进行，但向雕版印刷演变必须经历两个决定性过渡阶段，一是将反体字印盖在纸上，中国至迟在魏晋（3～4世纪）已实现，这时东西方其他国家还不知纸为何物，其他亚洲国家如朝鲜半岛才刚刚有纸。第二个过渡阶段是道家将刻有许多文字的木印印在纸上作护身符，发生于晋至南北朝，早于其他国家。将道家、释家的作法结合起来，制成文图并茂的木版，便成雕版印刷品读物，中国比任何其他地区顺利而迅速实现最后一步演变过程。
  石刻虽在东西方都有，但以纸拓印碑文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日本和朝鲜半岛拓印技术出现很晚。碑刻反体文字为西方所无，纸拓大规模儒家经典实现于南北朝，从拓印技术通向雕版印刷的两条可能的途径只存在于中国。印度、埃及、欧洲古代都有织物印花技术，但很晚才将雕花板印染在纸上。中国现存出土凸板及镂板纸印的佛像为唐代产物，当然这只是时间下限，即令如此，西方国家这时还无纸可用，只能印在布上。其他国家虽拥有古典复制技术，但在那里却没有任何一条能演变成雕版印刷的通路，而中国则条条道路通向这个最终目标，而且根据上一节的分析，也注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二 印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中国拥有发明印刷术所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背景和对复制典籍的迫切需要。正如造纸术一样，雕版印刷术是封建制社会的产物，而不可能出现于奴隶制社会。中国奴隶制社会与西方或东方某些地区同时，或甚至晚些，但率先进入封建制社会。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至汉、唐达到盛世，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获得空前发展，学校和识字的人数目迅速增加，这正是促进纸和印刷物生产的直接催化剂。
  中国自秦代统一文字以来，汉字发展迅速，魏晋以后社会上楷书盛行，形成稳定的文字字体，俗称方块字，它比篆字易认、易刻，这是适于雕版印刷的文字条件。同时汉以后新字新词不断出现，汉字数目猛增，著作也随之增加，造成手书的不便，这是促成雕版印刷复制技术出现的文字因素。兹以汉字字典来分析，东汉《说文解字》（100）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至南北朝《玉篇》（543）成书时收字已达2.2万余字①。一般说汉字到后来增至4～5万。这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每字都由若干笔画构成，书写起来较费时间。汉末经南北朝至隋唐，各地学校、书院、佛寺、道观兴起，儒家、释家、道家及诸子百家的著作越来越多，知识门类更是庞杂。《汉书·艺文志》（100）收经、史、子、集著作14，994卷，至《隋书·经籍志》（636）则增至50，889卷，隋内府嘉则殿藏书达37万卷。五经正史等为广大读书人所必读，佛经、道经为广大宗教信徒所需。
  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献，用手一字一画地抄写在纸上，是多么不便与费力，消耗了古人多少时间，因此人们迫切要求有新型复制方法，雕版印刷就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它不但能将书稿中的文字，还能将插图都同时复制出来。这种复制技术特别适合于汉字这种一字一音、多笔画的表意文字系统。因而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国、朝鲜、日本率先用雕版印刷，决不是偶然的。
  用雕版印刷还能体现中国特有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印刷品不但是实用的读物，还是艺术品，可以说是集工艺和艺术为一体的产物。对雕版印刷品读物的装帧，同样如此。这体现中国人既讲求工艺技术，又讲求艺术美感，我们的历史传统就是这样。这种传统可从商殷青铜文化中去追根，带有铭文的优美青铜器，体现高度熟练的冶金、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美，又是记录历史事件的金属文献材料。雕版印刷品与青铜器一样，作为纪事材料都显示了东方特有的智慧，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反观西方各国，欧洲奴隶制社会持续时间很长，比中国晚一千年才进入封建社会。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标志奴隶制的瓦解，但西方早期封建制，仍带有农奴制的烙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比西方先进的时间差为一千年，这决定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一些重大技术发明也领先于西方一千年或更多，有的则领先数百年②。欧洲长期处于所谓黑暗时代，社会裹足不前，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读物也不多，又没有纸，有些书籍由奴隶抄写在羊皮板或莎草片上，这已经足够满足少数奴隶主贵族、僧侣和学者的需要了，没有对新型复制技术的迫切要求。
  西方文字为拼音文字系统，由二十多个字型简单的字母拼为单词，拉丁字母26个，希腊字母24个，书写起来容易，没有汉字那样难写和费时费事。西方总人口也无法与中国相比，罗马帝国公民不足百万，而西汉末中国人口近六千万，东汉只太学生就有五万之众。中国汉以后儒学占统治地位，是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大量儒家经典及注释，是千万读书人必修课本。中国基本上容忍各种宗教并存，佛教、道教是两大宗教。由于总人口多，因而读书人、识字的宗教徒比任何其他地区多，对读物需求量也相应增加，拥有雕版印刷品的最大市场。西方是不存在这些情况的。其他古代文明地区，如埃及、印度、两河流域，情况与欧洲差不多，用纸都比中国晚千年以上，在中国千年的领先时期已有足够时间发展印刷技术。在东亚，隋唐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同时期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朝，因而在印刷文化方面，东亚其他国家不可能走在隋唐之前。
  三 评印刷术的外国起源说
  在论证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之后，不能不评论一下外国起源说。有人一度认为印度是印刷术起源地①，其依据是671～695年赴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义净（635～713）《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四所载，印度有“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这里其实讲的是用模子造泥佛像，而所谓“或印绢纸”，指以印花板在布上印染佛像。但用印花板在绢上印染图案的实践，中国在秦汉时已有了，且有实物出土。
  义净说印度“或印绢纸”，是用词欠妥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印度还没有从中国学会造纸，怎么能以纸印佛像？如果说那时印度有少量纸，也必是来自中国。利用这一欠妥贴的用语，而不顾当时历史背景，提出印度发明印刷之说，是考虑不周的，现已无人赞同。印度学者也没有声称过他们的国家发明印刷术，道理很明显，因为印度既无雕版印刷佛经佛像的记载，亦无任何实物为证，而活字印刷是1591年才从欧洲传入的。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这已是各国学术界的共识。除前面所分析的原因外，主要还因为中国拥有关于印刷的早期文献记载和最早的实物遗存。需要注意的是，1966年以来某些韩国学者提出韩国木版印刷起源最早的观点。虽然在这以前多年间他们都承认朝鲜半岛印刷在中国北宋技术影响下起始于11世纪初高丽朝（936～1391）前期②，对他们一反过去的这种说法，我们不可不辩。笔者已有专文③论及此事，此处宜简略申述之。1966年10月13日，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在修复过程中于塔身第二层舍利洞内发现一金铜舍利外函，内有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此经作卷轴装，印以黄色楮皮纸，首部残缺，经名见于卷尾，无年欵。据《佛国寺古今历代记》载，寺内释迦塔建于唐玄宗天宝十年、新罗景德王十年（751），则此经入塔之前就已刊刻，这是无疑的。
  经文刻以楷书写经体，刀法工整，有明显刀刻痕迹。汉城高丽大学教授李弘植最先系统研究此刻本，发现经文中有武则天（624～705）制字四个：〓（证）、〓（授）、埊（地）及〓（初）。按武则天称帝时改国号为周，载初元年（689）制新字，诏令全国通行，705年则天死后这些字即废止不用，唐代文献中制字的出现是武周（690～705）时特有现象。经文中还有大量宋以前流行的中国民间俗体字或异体字。这都表明此经是武周刊本，但因未印出年款，其刊行年代和地点需要考订。韩国学者黄善必和金梦述在此经刚发现不过三天，便在报上宣布它是韩国新罗朝（668～935）景德王时期（642～764）出版的世界最早印刷品①②。接着金庠基著文认为此经刊行年代与佛国寺塔建成之年同时③。他们发表这些结论时，并未作仔细研究，主要基于推测。
  直到1968年，李弘植才注意到庆州皇福寺于706年亦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供养于寺内石塔，比佛国寺早45年。遂将此经定为706～751年新罗刊行的世界最早印刷品④。此说后来被其他韩国学者认同，印刷术起源韩国说便正式提出。韩国发现此经时，中国正值“文革”十年动乱时期，中国学者未能及时得知此事，直到1980年以后张秀民⑤、李兴才⑥、钱存训⑦等先生才发出异议，认为庆州发现本是中国唐刻本，由中国传入新罗后供养于佛塔中。但当时主要讨论此经刊行地点，还未触及刊行年代。我们认为年代和地点密切相关，首先要解决年代问题。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Aryarasmi-vimalvi Suddha-prabhā nāma-dhārani sūtra）为佛教密宗典籍，共一卷，由中国僧人法藏（643～712）与中亚吐火罗国（Tukhara）僧弥陀山（Mitra Sanda，fl.667～720）奉武后敕命译自梵典。智昇（fl.695～750）《开元释教录》（730）卷9载此经译于“天后末年”⑧，应理解为武周后期的长安年间（701～704）。从中国史料中查得法藏、弥陀山等译者695～706年间的逐年译事活动，只有长安元年（701）他们有可能翻译此经，翻译地点为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因而其刊行年代应在702～704年间。从700年以来武后年迈多病，而此经反复强调多次诵念经咒或将其供养塔中可除病延年，因此701年译毕进奏后，武后甚喜，重赏译者，此经刊行年代最有可能为702年。韩国学者将《开元释教录》所说此经译于“天后末年”理解为武周最后一年（704），因而是不确切的，因为703～706年间与法藏共事的弥陀山已返回吐火罗国。
  由于韩国学者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翻译时间定错，不可能再定出其确切的刊行年代和地点。他们都认为此经刊行年代和韩国木版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是唐中宗神龙二年或皇福寺塔供养此经之年（706），就是说，他们都承认在706年以前新罗没有印刷活动，而此经刊于704年之前，则其刊行地点自非中国莫属。具体地点应是洛阳，因这里是武周统治中心，号称神都，又是佛教和造纸的基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此经中出现武周制字。韩国学者所列举的各种理由，都不足以能证明此经刊于新罗，反倒可用来证明刊于中国，并作为新罗刊行说的反证。今分析如下：
  第一，韩国学者认为此经印刷用的楮纸产于新罗，但新罗有关楮纸制造的最早记载和最早实物，是755年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及其题记，比刊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年代还晚出半个多世纪。楮纸主要从高丽朝以后才成为半岛特产，即宋人所说的“高丽纸”。而楮纸在中国从2世纪初即有记载，3世纪以后已普及于南北各地，陆玑（fl.210～279）《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c.245）谈到楮时说：“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贾思勰《齐民要术》（c538）有专章论述楮皮造纸。1973年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北魏兴安三年（458）写本《大悲.如来告疏），即写以楮纸。至唐初产量增长，实物遗存也不少，因此就印刷用纸而言，此经更有可能印以唐代楮纸。
  第二，韩国学者将庆州发现本与高丽朝《大藏经》本对比后，发现经文、异体字、印刷字体上二者歧异甚大，证明庆州发现本不是高丽刊本，但这不能证明它就是新罗刊本，因为高丽朝《大藏经》本以北宋《开宝藏》（983）为底本，宋刊藏经时对宋以前佛经作了校订和异体字规范处理，所以唐刻本也不同于高丽本和宋本。韩国学者没有证据否定庆州发现本为唐刻本，便认定它是新罗本，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们将庆州发现本与北京图书馆敦煌石室几种唐代写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千字文编荒74、月59、阳35等）对比后发现，经文和异体字都基本相同，而唐写本是武周后据洛阳刻本传抄的，这证明庆州发现本即唐洛阳刻本。
  第三，韩国学者指出，武周时期朝鲜半岛也通用新制字，但所举墓碑材料的例证都证明不了庆州发现本刊于新罗。实际上这些墓碑是武周时在洛阳刻的，自然使用新制字，韩国学者没有证据表明半岛南部新罗也通用制字，怎么能以制字为理由证明此经刊于新罗呢？于是解释说：“新罗人出于对制字的好奇心，才用了一些制字。”①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他们还解释说，庆州发现本中只用了4个武周制字，另有些字则是制字与正常字混用，只有远离武周统治的新罗才有使用制字的随意理象。实际上当时中国本土也同样如此，如久视元年（700）宁远将军邓守琎发愿写的《大般涅槃经》中，也没有一律都用制字，其中“〓”、“〓”也是与正常字“国”、“臣”混用，此经年代与庆州发现本相近，情况也一致。类似实例不胜枚举，从使用武周制字方面也说明此经刊于中国而非新罗。
  第四，韩国学者为证明此经刊于新罗，认定经文印刷字体为唐人颜真卿（707～785）体②而实际上此经刊刻时，颜真卿还没有出生。从版本学角度观之，此经印刷字体为唐初写经楷，体，但有欧阳询（557～641）书法风格，是早期的欧体印本。将此本与其他中国唐初写经对比后，所用字的结体及写法都相近；再与其他唐代刻本对比后，字的刀法风格相近，装订方式也一样。这都说明此本为唐土产物。此本后由入唐的新罗人或来访的唐人带至新罗。由此可见，韩国学者从经文、异体字、武周制字、用纸和印刷字体等方面都不足以能举出证据证明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刻于新罗，反之，我们却可证明其刊于中国。印刷起源韩国说只依靠这一个孤立的发现，再无其他证据可支持此观点。朝鲜半岛印刷的最早记载是李奎报（1168～1241）的《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1237），其中说1011年高丽显宗时始雕经板。半岛最早印刷品，是1077年高丽总持寺据中国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929～988）956年在杭州刻的《宝箧印陀罗尼经》（Dhatū-karandadhāranisūtra）为底本所刊行的同名佛经。这显示朝鲜半岛印刷始于11世纪初，就像1966年前韩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而在新罗朝并没有印刷记载，也无实物遗存。另一方面，中国武周以前既有印刷记载，又有遗存实物，只有中国具备刊印此经的印刷氛围。
  庆州发现本刊于中国，还可从日本方面找到证据。据日本古史所载及实物遗存，奈良朝（710～794）称德女皇于764～770年下令刊行的百万塔陀罗尼，是以从中国传入的武周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底本，利用中国技术在日本出版的①。我们将日本刊本与庆州发现本作一比较，发现二者有共同的唐人楷书写经体、异体字和经文，版框直高都是5.4厘米，直高与横长比都近于1∶8～10，印刷用纸皆染以黄蘗，又都是卷轴装。所有这些共性说明，日本翻刻百万塔陀罗尼经所据底本与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同一个版本，即中国武周原刻本。只是奈良本因刻于武周制字在中国废止之后60多年，当然无需再用制字。我们还能证明庆州发现本不是现存最早印刷品，因为比这早的刻于690～699年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 pundarik sūtra）1906年在新疆出土，更早的唐初梵文陀罗尼印本1975年在西安出土。基于以上所述，可以作出结论说：印刷术起于韩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