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我们现在讨论与儒学发展有关的复制技术对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启导作用，首先是碑石拓印技术。先秦时即以石刻字，记载重大事件，其形制不一，较早的出土物为圆柱形，将字刻在柱体周围，如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石呈鼓状，故称石鼓。汉以后刻石多呈长方形厚石板形状，是个改进③。因为这种形状易于刻字，也便于阅读，称为石碑。大小不等，汉人用碑刻字纪念死去的人物事迹或重要事件，以垂永久。以碑刻出儒家经典著作是个重大创举，此举始于东汉。这时已经有了纸，人们用纸抄写儒家经典，但因所据底本不同，文字间有出入，为使学者有标准文本，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临朝听政的邓皇后邓绥（81～121）即诏令学者刘珍（约67～127）及博士、议郎等五十馀人集中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然后将标准本缮录于纸上，藏诸秘府④。然而这些纸写本在社会流传仍然有限，而内府藏书又非一般士人所能看到，因此汉末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132～192）上疏朝廷，建议将标准文本的经典刻石，供学者阅读，被朝廷采纳。这是石刻儒家经典之始。
  《后汉书》卷90下《蔡邕传》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175）乃与五官中郎将唐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学晚儒，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辆，填塞街陌。”①唐章怀太子李贤（654～684）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二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①《旧唐书·经籍志》载《洛阳记》一卷，为晋陆机（261～303）所撰。
  对以上记载需作若干说明。汉代石碑刻制过程是，选好石料后，制成碑形，磨平表面，加蜡上墨划格，以朱砂和胶写成碑文，再由刻工将朱字凿刻成正体字，字迹于碑面凹下处。由蔡邕等人书丹而刻成的标准本经典，包括《尚书》、《周易》、《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总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公分，容字5000，每字2.5公分见方，碑的正反两面皆刻字。因自熹平四年（175）起刻，故称“熹平石经”（图7-2）。至光和六年（183）全部刻成，共历八年。开石刻史中空前记录。全部石经置于首都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的太学讲堂前东侧，呈U字形排列，开口处向南，碑上有顶盖保护，周围有木欄，有专人看管②。由于此石经由一流学者集体校定经文，以大字刻于石上，置于公众场所，因此立碑后四方学者云集洛阳观看并抄写，每日于太学门前停车至千辆之多，以至附近街道为之阻塞，可谓学术界的盛举。读书人习经典，皆以此石经为本，但京外的人亲至太学手抄经文毕竟是费事的，无法来洛阳的也只望洋兴叹。
  因此汉末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石经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或作自用，或作商品出售，反令其流传更广。我们提出这个看法的依据是，这一时期都城由洛阳几度迁至别处，而石碑有遗失现象，隋朝（6世纪）时内府已藏有一字石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论语》多卷。“一字石经”即用一种书体刻的石经，“卷”可能指写本，但更可能是纸拓本。一字石经实际上即熹平石经，一律以汉隶体刻成，而“三字石经”为240～248年用古文、小篆及隶体刻的魏三体石经。《隋书·经籍志》所载“一字石经”及“三字石经”拓本，可能是当时民间收藏的熹平石经及魏三体石经的古拓本而献给朝廷的。因为“隋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545～610）[上]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①而且还明确说“一字石经”包括梁代（502～557）拓本，则南北朝以前即已有石经拓印技术。因此4～6世纪期间已有人拓印汉魏石经，并非无据。
  从技术上看，将石经文字拓印于纸上的方法只能是，先将薄而坚韧之纸润湿，用刷小心覆盖于碑面，再以软槌轻轻敲打，使纸透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以内装丝绵的小包蘸上墨汁，均匀拍在纸上，揭下后即成黑地正体白字的石经拓片。如果一张纸不够大，则用几张纸分别拓印碑面不同部位，再予拼接。这是对文字材料进行多次复制的另一方法。拓印复制技术与雕版印刷的共同之处是，产物都主要供阅读之用，又都是将大幅硬质平面材料上刻的字通过墨和压力转移到纸上。二者不同点是，拓印石碑时碑面刻凹面阴文正体，将纸置于碑面上，以墨在纸上捶拓，成品为黑地白字；而雕版印刷则在板面刻有凸面阳文反体，将墨置于板面上，再覆纸刷压，成品为白地黑字。
  拓印技术无疑出现于雕版印刷稍早时期。我们前面谈到，如果重量较大、刻字较多的大型印章在纸上盖印方式颠倒过来，便是雕版印刷，实现这种颠倒并不费多少心思即可作到。同样，如果将拓印技术中某些程序颠倒过来，也很容易导致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最主要的颠倒是，将碑面上的字刻成反体，并改变拓印方法。然而如果只将碑面文字刻成反体，而不改变拓印方法，还离雕版印刷有一段距离，只是距离更缩小了。以南京近郊所存梁简文帝萧纲（503～551）陵前神道碑（约556）为例来分析（图7-3）。碑的正面刻阴文正体，背面刻阴文反体②。如将两面皆以拓印程序进行，则正面得黑地正体白字，背面得黑地反体白字。欲再从背面阴文反体得到阴文正体，就得改变拓印方法，将墨置于碑面上，再在墨上复印捶拓，结果得到黑地正体白字。这已经相当接近雕版印刷了，只是黑地、白地之分。
  对古代碑刻拓印技术的另一改变是，将碑文刻成凸面阳文正体，如477～499年在河南龙门石雕上的碑文那样，则用拓印方式可得白地反体黑字③。产品在效果上与雕板印刷品相同，所不同的是文字为反体。如果用雕版印刷方式处理，所得到同样是白地反体黑字。欲在碑面刻凸面阳文，而又想得到白地正体黑字，像雕版印刷物那样，就只能将碑文刻成凸面阳文反体，再将墨置于碑上，在覆纸捶拓，结果由拓印技术一下子进入雕版印刷术的王国领地，唯一差别是刻字的硬质材料是木或是石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条件是碑文刻成凸面反体，并改变拓印方法。
  我们用上述各种方式作了小小的实验后，可将结果用下列式子说明：
  ①碑面阴文正体拓印黑地阴文正体白字
  ②碑面阴文反体拓印黑地阴文反体白字
  ③碑面阴文正体拓印黑地阴文反体白字
  ④碑面阴文反体拓印黑地阴文正体白字
  ⑤碑面阳文正体拓印白地阳文正体黑字
  ⑥碑面阳文反体拓印白地阳文反体黑字
  ⑦碑面阳文正体拓印白地阳文反体黑字
  ⑧碑面阳文反体拓印白地阳文正体黑子
  上述第1种方式是魏晋南北朝时刻石、拓印的典型而传统方式，所得拓本为黑地阴文正体白字，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近代。第2种刻石见于南北朝（5～6世纪）实物，但用拓印程序处理，所得拓本为黑地反体白字，并不适用；如改用印刷方式捶拓则得黑地阴文正体白字，有适用性，这是一条通向雕版印刷的途径，即第4种方式。第3种方式以传统刻石，但改用印刷方法复制，产物无适用性，只有理论探讨意义。第五方案刻石方式亦见于南北朝实物，用拓印法得可用性白地阳文正体黑字；如用印刷法（第7式）复印，得白地阳文反体黑字，并不适用。第6方案刻石用阳文反体字，尚未见出土实物，用拓印法复制出反体字拓本，亦不适用，但改用印刷法复制，则拓本为白地阳文正体黑字，实际上已经是雕版印刷了。因此第6方案刻石是直接走向雕版印刷的捷径（此即第8式）。南北朝时既然能刻出碑上的阴文反体字，当亦能刻出阳文反体字。由此我们看到，就碑刻、拓印而言，在南北朝时有两条途径能通向雕版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