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除本书序论外，本书前六章（第一至六章）讨论了造纸术的起源及其发展。从本章起（第七至十一章）进入印刷技术史领域。与造纸相比，印刷术晚出八百年，因此在章节设置和篇幅安排上自然要比造纸部分少些。在利用、分析和解释印刷史料方面，我们力求写出特色，并将造纸技术史研究方法移植到印刷领域中。
  第一节论印刷术发明前各国古代所用复制技术，特别是中国印章、碑石拓印和印花技术及其向雕版印刷过渡所经历的途径。第二、三节讨论印刷术的起源地和起源时间，首先综合论述为什么这项技术只能发明于中国而非别的国家或地区，这是一般印刷史作品较少触及或谈清的。关于起源时间，对现存各种说法作了评述，我们不主张将起源时间定死在某一年代，而提出上限与下限的概念，在两限间找出适合印刷术出现的关键时期。为避免陷入对文献不同理解的文字之争，主要结合实物资料及对印刷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立论。第四节讨论活字印刷的起源，并论述早期活字技术。
  第一节 印刷术发明前的古典复制技术
  一 印章的使用
  本书绪论已对印刷术的定义作了规定，还指出在印刷术尤其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已经有各种具启发性的古典复制技术存在，如印章、碑拓等等，这些技术与印刷术的起源有直接关系。印章在先秦时即有，多以硬质材料制成，如金属、玉石、木、象牙、牛角等，呈方柱形、长方柱形或圆柱形，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有官、私两种，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即文字凹凸）之别。我们不想追溯印章的早期历史，只从秦汉说起。《汉书·百官志·百官公卿表上》唐人颜师古注引汉人卫宏的《汉旧仪》称，汉代规定官秩二千石（公卿）印文曰章，称某官之章；二百、四百及六百石官职印文曰印，称某官之印①。后合称“印章”。而帝王之御印曰玺。与此同时，私人也刻有印。有时印上除文字外，还刻有动物等图，图文并茂。在文书、契约上钤印表示信用、负责、权威，同时也是防伪的措施。在图书上钤印表示所有权，在书信上加印，表示郑重。印文多用篆字，后世也仿此，刻印形成一种独特艺术。
  在没有纸或纸未通用前，使用简牍为书写材料期间，在重要公文或私人信启写好后，将简牍叠起，最外用空白简封面，写上姓名、官职、地点等，再以绳札好，在结札处放粘性泥，将印章盖在泥上。干固后就无人敢拆，叫作封泥（图7-1）。埃及莎草片文件上也同样将印盖在封泥上，而欧洲则以蜡代泥，将印盖在蜡上，以蜡封羊皮板或莎草片文书。中外都采用这种保密、防止偷拆的措施。《吕氏春秋》卷19《适威》篇云：“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①。《淮南子》卷11《齐俗训》称：“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②。可见战国、西汉时用封泥盖印的情况。封泥出土物数量很多。有了纸或纸通行之后，封泥演变为“封纸”，即在用几张纸写成的文件上纸的接缝处盖印，以防伪制，或在装有文件的纸袋密封处盖印，防止偷拆。
  我们认为这一转变在两汉之际（公元1世纪）即已开始，2世纪后逐渐通行，但仍有封泥与封纸并存时期。从晋代（4世纪）起封泥逐渐消失，印章多加盖在纸上，这正是纸彻底淘汰简牍的时期。然新疆出土实物中也表明魏晋时在纸上盖墨印的文件已经出现，同时也仍用木简封泥。后来发现盖墨印容易与纸上墨迹混淆，于是以朱砂制成印泥，加盖朱色印文，至迟在南北朝时（5～6世纪）已有朱印，但中间也有朱墨并用的过渡时期①②③。据杜佑（735～
  812）《通典》（801）所载④，北齐（550～577）时，专用大木印盖在公文纸的接缝处。在纸上盖印章，原则上已是雕版印刷的萌芽了。
  盖印与雕版印刷虽有某种共性，但功用与操作上仍有不同，二者在操作上的区别在于，印面面积不够大，故所刻反体印文文字较少，因为这个缘故，使用时将纸置于印的下面，以手的压力施于纸上，印出正体印文。而雕版由于板面面积较大、容字多、重量较大，总是在版面上墨后，将纸置于雕版上，再用刷子施力于纸的背面，从而印出字迹。只要将钤印方式颠倒过来，便是雕版印刷，而实现这种颠倒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事实上如印玺很大、很重，有时也会将纸置于印面上加盖，因为这样会更省力。
  魏晋以后，随着道教和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使印章技术出现了两个走向雕版印刷的新的方向。一是道教徒作成容字更多的大木印符咒，二是佛教徒作成刻有反体佛像的木印。晋代著名道教炼丹家葛洪（284～363）《抱朴子》（约324）《内篇》卷17云：
  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⑤。
  谈到入山佩符时，葛洪解释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之心木、方二寸刻之。”
  葛洪所说“黄神越章之印”，可能即指《初学记》（700）卷26引《黄君制使虎豹法》中所述：“道士当刻枣心作印，方四寸也。”⑥用枣木刻成方四寸（13. 厘米）有120字的木印，差不多相当于一块小型雕版。葛洪所说“古之人”，指汉魏至晋初时人，这说明至迟在3～ 4世纪时，道家已用大型木印封泥了。当纸广泛通用时，比如在晋、南北朝，道家便将木印上的符箓印在纸上作护身符用，从而向雕版印刷方向又迈开一大步。我们应当对晋、南北朝时道家用木印作护身符的作法在印刷技术史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虽然所印的内容是符箓，是一般人不易读懂的从汉字演变的宗教字符。但不能否认这是一种特殊读物。
  从后世教徒口中喃喃有词地念诵符咒来看，符箓应有可读性。我们不能说符咒或护身符文字不是文字，因为所谓文字无非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宗教咒语当然是一种语言。因而道家用大木印印出字数较多的宗教符箓文字或护身符，应当被看成是雕版印刷的原始表现形式。护身符不但为活人所用，也用于死者。1959年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6世纪时写在纸上的符箓及图案⑦，即为一证。而印在纸上的护身符虽然尚待今后出土，却不能因此说历史上并不存在。
  另一方面，与道教同时又兴起了佛教。佛教徒为使其佛经更为生动，常将木刻的佛像及有关图案用墨印在写经卷首或经文的上方，以收图文并茂之效，同时增添佛经的庄严神圣色彩。卡特说：“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木刻之间的过渡型态。在敦煌、吐鲁番和新疆的其他各地，曾发现好几千这样的小佛像。有时见于写本每行的行首，有时整个手卷都满印佛像。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幅手卷，全长17英尺，印有佛像468个①。”显然是用手逐个按印的，这比手绘显然省事得多。这种作法的技术意义在于，用木印不但可以得到文字复制品，亦可得到较复杂的图画的复制品。
  正如木印在道家手中由字少向字多的方向发展那样，在佛教徒手中木印佛像也由少而简单向多而复杂的方向发展。巴黎鲁弗尔（Louvre）博物馆收藏一幅中国的完整木刻，图上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同心圆，圆内都有佛像，而且由一块整板印出（13×20英寸）②。实际上这是一块雕版，年代属于唐代，但它无疑是从早期只印有一个佛像的印章发展过来的。而在写本佛经上印以佛像，在南北朝至唐代盛行，大约与道家使用刻字更多的大木印同时，或略迟一点。道家和释家之所以能开辟这两个印章技术中的新发展方向，显然与魏晋南北朝造纸业的发展有关。如将印作得再大一些，刻上更多符箓或咒语文字以及佛像，则木印的形体势必变形，由立体方形、长方形变成接近平板形，因而就与真正的雕版越来越接近。而刻印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平板形才能容纳更多的文字或图画，而用较厚的平板则浪费木料，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二 碑石拓印技术
  我们现在讨论与儒学发展有关的复制技术对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启导作用，首先是碑石拓印技术。先秦时即以石刻字，记载重大事件，其形制不一，较早的出土物为圆柱形，将字刻在柱体周围，如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石呈鼓状，故称石鼓。汉以后刻石多呈长方形厚石板形状，是个改进③。因为这种形状易于刻字，也便于阅读，称为石碑。大小不等，汉人用碑刻字纪念死去的人物事迹或重要事件，以垂永久。以碑刻出儒家经典著作是个重大创举，此举始于东汉。这时已经有了纸，人们用纸抄写儒家经典，但因所据底本不同，文字间有出入，为使学者有标准文本，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临朝听政的邓皇后邓绥（81～121）即诏令学者刘珍（约67～127）及博士、议郎等五十馀人集中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然后将标准本缮录于纸上，藏诸秘府④。然而这些纸写本在社会流传仍然有限，而内府藏书又非一般士人所能看到，因此汉末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132～192）上疏朝廷，建议将标准文本的经典刻石，供学者阅读，被朝廷采纳。这是石刻儒家经典之始。
  《后汉书》卷90下《蔡邕传》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175）乃与五官中郎将唐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学晚儒，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辆，填塞街陌。”①唐章怀太子李贤（654～684）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二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①《旧唐书·经籍志》载《洛阳记》一卷，为晋陆机（261～303）所撰。
  对以上记载需作若干说明。汉代石碑刻制过程是，选好石料后，制成碑形，磨平表面，加蜡上墨划格，以朱砂和胶写成碑文，再由刻工将朱字凿刻成正体字，字迹于碑面凹下处。由蔡邕等人书丹而刻成的标准本经典，包括《尚书》、《周易》、《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总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公分，容字5000，每字2.5公分见方，碑的正反两面皆刻字。因自熹平四年（175）起刻，故称“熹平石经”（图7-2）。至光和六年（183）全部刻成，共历八年。开石刻史中空前记录。全部石经置于首都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的太学讲堂前东侧，呈U字形排列，开口处向南，碑上有顶盖保护，周围有木欄，有专人看管②。由于此石经由一流学者集体校定经文，以大字刻于石上，置于公众场所，因此立碑后四方学者云集洛阳观看并抄写，每日于太学门前停车至千辆之多，以至附近街道为之阻塞，可谓学术界的盛举。读书人习经典，皆以此石经为本，但京外的人亲至太学手抄经文毕竟是费事的，无法来洛阳的也只望洋兴叹。
  因此汉末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石经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或作自用，或作商品出售，反令其流传更广。我们提出这个看法的依据是，这一时期都城由洛阳几度迁至别处，而石碑有遗失现象，隋朝（6世纪）时内府已藏有一字石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论语》多卷。“一字石经”即用一种书体刻的石经，“卷”可能指写本，但更可能是纸拓本。一字石经实际上即熹平石经，一律以汉隶体刻成，而“三字石经”为240～248年用古文、小篆及隶体刻的魏三体石经。《隋书·经籍志》所载“一字石经”及“三字石经”拓本，可能是当时民间收藏的熹平石经及魏三体石经的古拓本而献给朝廷的。因为“隋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545～610）[上]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①而且还明确说“一字石经”包括梁代（502～557）拓本，则南北朝以前即已有石经拓印技术。因此4～6世纪期间已有人拓印汉魏石经，并非无据。
  从技术上看，将石经文字拓印于纸上的方法只能是，先将薄而坚韧之纸润湿，用刷小心覆盖于碑面，再以软槌轻轻敲打，使纸透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以内装丝绵的小包蘸上墨汁，均匀拍在纸上，揭下后即成黑地正体白字的石经拓片。如果一张纸不够大，则用几张纸分别拓印碑面不同部位，再予拼接。这是对文字材料进行多次复制的另一方法。拓印复制技术与雕版印刷的共同之处是，产物都主要供阅读之用，又都是将大幅硬质平面材料上刻的字通过墨和压力转移到纸上。二者不同点是，拓印石碑时碑面刻凹面阴文正体，将纸置于碑面上，以墨在纸上捶拓，成品为黑地白字；而雕版印刷则在板面刻有凸面阳文反体，将墨置于板面上，再覆纸刷压，成品为白地黑字。
  拓印技术无疑出现于雕版印刷稍早时期。我们前面谈到，如果重量较大、刻字较多的大型印章在纸上盖印方式颠倒过来，便是雕版印刷，实现这种颠倒并不费多少心思即可作到。同样，如果将拓印技术中某些程序颠倒过来，也很容易导致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最主要的颠倒是，将碑面上的字刻成反体，并改变拓印方法。然而如果只将碑面文字刻成反体，而不改变拓印方法，还离雕版印刷有一段距离，只是距离更缩小了。以南京近郊所存梁简文帝萧纲（503～551）陵前神道碑（约556）为例来分析（图7-3）。碑的正面刻阴文正体，背面刻阴文反体②。如将两面皆以拓印程序进行，则正面得黑地正体白字，背面得黑地反体白字。欲再从背面阴文反体得到阴文正体，就得改变拓印方法，将墨置于碑面上，再在墨上复印捶拓，结果得到黑地正体白字。这已经相当接近雕版印刷了，只是黑地、白地之分。
  对古代碑刻拓印技术的另一改变是，将碑文刻成凸面阳文正体，如477～499年在河南龙门石雕上的碑文那样，则用拓印方式可得白地反体黑字③。产品在效果上与雕板印刷品相同，所不同的是文字为反体。如果用雕版印刷方式处理，所得到同样是白地反体黑字。欲在碑面刻凸面阳文，而又想得到白地正体黑字，像雕版印刷物那样，就只能将碑文刻成凸面阳文反体，再将墨置于碑上，在覆纸捶拓，结果由拓印技术一下子进入雕版印刷术的王国领地，唯一差别是刻字的硬质材料是木或是石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条件是碑文刻成凸面反体，并改变拓印方法。
  我们用上述各种方式作了小小的实验后，可将结果用下列式子说明：
  ①碑面阴文正体拓印黑地阴文正体白字
  ②碑面阴文反体拓印黑地阴文反体白字
  ③碑面阴文正体拓印黑地阴文反体白字
  ④碑面阴文反体拓印黑地阴文正体白字
  ⑤碑面阳文正体拓印白地阳文正体黑字
  ⑥碑面阳文反体拓印白地阳文反体黑字
  ⑦碑面阳文正体拓印白地阳文反体黑字
  ⑧碑面阳文反体拓印白地阳文正体黑子
  上述第1种方式是魏晋南北朝时刻石、拓印的典型而传统方式，所得拓本为黑地阴文正体白字，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近代。第2种刻石见于南北朝（5～6世纪）实物，但用拓印程序处理，所得拓本为黑地反体白字，并不适用；如改用印刷方式捶拓则得黑地阴文正体白字，有适用性，这是一条通向雕版印刷的途径，即第4种方式。第3种方式以传统刻石，但改用印刷方法复制，产物无适用性，只有理论探讨意义。第五方案刻石方式亦见于南北朝实物，用拓印法得可用性白地阳文正体黑字；如用印刷法（第7式）复印，得白地阳文反体黑字，并不适用。第6方案刻石用阳文反体字，尚未见出土实物，用拓印法复制出反体字拓本，亦不适用，但改用印刷法复制，则拓本为白地阳文正体黑字，实际上已经是雕版印刷了。因此第6方案刻石是直接走向雕版印刷的捷径（此即第8式）。南北朝时既然能刻出碑上的阴文反体字，当亦能刻出阳文反体字。由此我们看到，就碑刻、拓印而言，在南北朝时有两条途径能通向雕版印刷。
  三 纺织物印花技术
  我们现在转向启导雕版印刷出现的第三种复制技术，即印染技术。古代东西方各国都以纺织品作衣着及日用品材料，如丝绢、麻和棉等织物，人们总是喜欢使织物美观，除染成不同颜色外，还要使织物表面出现花纹或图案。图案可借纺织方法织成，也可用印染方法表现。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借用染料使之印在织物上。印度和罗马时代的埃及印花布都很著名，6～7世纪法、德等国也有印花布①。
  中国的印染所用印花板有凸纹板及镂空板两种类型，前者俗称木板印花，后者古称“夹缬”。这种板型印花织物自秦汉以来得到迅速发展，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前165左右）便出土有印花纱二件，为凸纹板所印，呈现云纹②。根据1979年江西贵溪崖墓所出板型印花织物形制，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溯至战国③。如果将纺织工业中的印花技术用于印染纸，这就导致雕版印刷，这类印刷品有壁纸等，区别只是材料与用途。板型印花织物，材料为纺织品与染料，目的是供作装饰，增加织物的美感；雕版印刷用纸与墨，目的是生产读物供阅读，宣传思想与文化。然而如果借用印花技术手法制成凸面印板或镂空印板，将花纹图案改成别的图画，比如佛像，则用这种印板印在纸上，便成为雕版印刷品了，这就是宗教画。只要有纸，就能很容易实现这一转变。实际上在敦煌石室中就出土唐代凸板及镂空板纸印的佛像，而在新疆吐鲁番也出土类似印刷品（图7-4）。
  既然秦汉以来印花技术有很大发展，而从魏晋以后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南北朝时佛教又进一步发展，我们自然可以认为佛像印刷品肯定比现所见唐代出土物还要早。西方早期纸本印刷品也有基督教圣像图画这种宗教背景，看来东西方印刷术都受到宗教的刺激而发展。西方虽早已有了印花技术，但只有造出纸以后，才能印出宗教画，而西方造纸则大大迟于中国。为使宗教画更有充实内容，便在印花板上除佛像外再刻出反体文字，印在纸上便是插图本经咒或其他宗教印刷品了。以上所述三种印刷术发明前的复制技术，最后都殊途同归，自然而然地演变到雕版印刷术，它们在这里找到了会合点。
  第二节 为什么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
  一 印刷的物质载体和技术前提
  上一节讨论印刷发明前的古典复制技术时谈到，印章和碑拓以及木板印花等复制技术再进一步发展，有可能最终导致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但首先要指出，雕版印刷不是它出现以前任何古典复制技术的单纯改进或革新，而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发明，因为无论在使用材料、工具、过程与方法或产品用途方面，雕版印刷都不同于以往的复制技术。其次，印刷术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经长期历史酝酿的必然产物。除了受先前已有的各种复制技术的启导和诱发之外，还要有适合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物质基础等综合背景，甚至还与历史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个人素质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在讨论印刷术起源时，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但为什么这一发明完成于中国，而非任何别的国家或地区？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和论证的①。然而印刷史论著通常对此较少触及，其实研讨这个问题有助于解决印刷术起源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包括起源地和起源时间两个方面。中国之所以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因为中国充分具备促成印刷术出现的所有上述那些条件，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则不具备这些条件，或只具备部分条件，不足以导致印刷术的发明。例如，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强调印刷术出现前古典复制技术的诱发作用，就不能对印刷术起源作出合理解释。印章、石碑、印花板在东西方各国古代都有，有的地区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
  为什么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些古典复制技术通向印刷术之路阻塞，而只有在中国畅行无阻呢？这要看到印刷物所赖以制成的物质载体的重要性。印刷离开纸是不行的，纸是印刷术存在的必要前提，而中国是发明造纸术的国家，首先掌握了印刷物的物质载体。待其他国家具备此必要条件时，中国早就用上印刷品了，而且这些印刷品和印刷技术已流传于海外，用不到别的地区再重新发明了。有了纸之后，特别是经历以纸抄写读物的时间持续很久之后，才有对新型复制技术的实际要求。因而最先用纸的地区，容易为印刷术的产生提供物质前提。
  为了说明古典复制技术不能在其他国家发展到雕版印刷术的原因，还可作进一步解释。以印章为例，使用印章及以其封泥，一些国家几乎同时进行，但向雕版印刷演变必须经历两个决定性过渡阶段，一是将反体字印盖在纸上，中国至迟在魏晋（3～4世纪）已实现，这时东西方其他国家还不知纸为何物，其他亚洲国家如朝鲜半岛才刚刚有纸。第二个过渡阶段是道家将刻有许多文字的木印印在纸上作护身符，发生于晋至南北朝，早于其他国家。将道家、释家的作法结合起来，制成文图并茂的木版，便成雕版印刷品读物，中国比任何其他地区顺利而迅速实现最后一步演变过程。
  石刻虽在东西方都有，但以纸拓印碑文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日本和朝鲜半岛拓印技术出现很晚。碑刻反体文字为西方所无，纸拓大规模儒家经典实现于南北朝，从拓印技术通向雕版印刷的两条可能的途径只存在于中国。印度、埃及、欧洲古代都有织物印花技术，但很晚才将雕花板印染在纸上。中国现存出土凸板及镂板纸印的佛像为唐代产物，当然这只是时间下限，即令如此，西方国家这时还无纸可用，只能印在布上。其他国家虽拥有古典复制技术，但在那里却没有任何一条能演变成雕版印刷的通路，而中国则条条道路通向这个最终目标，而且根据上一节的分析，也注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二 印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中国拥有发明印刷术所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背景和对复制典籍的迫切需要。正如造纸术一样，雕版印刷术是封建制社会的产物，而不可能出现于奴隶制社会。中国奴隶制社会与西方或东方某些地区同时，或甚至晚些，但率先进入封建制社会。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至汉、唐达到盛世，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获得空前发展，学校和识字的人数目迅速增加，这正是促进纸和印刷物生产的直接催化剂。
  中国自秦代统一文字以来，汉字发展迅速，魏晋以后社会上楷书盛行，形成稳定的文字字体，俗称方块字，它比篆字易认、易刻，这是适于雕版印刷的文字条件。同时汉以后新字新词不断出现，汉字数目猛增，著作也随之增加，造成手书的不便，这是促成雕版印刷复制技术出现的文字因素。兹以汉字字典来分析，东汉《说文解字》（100）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至南北朝《玉篇》（543）成书时收字已达2.2万余字①。一般说汉字到后来增至4～5万。这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每字都由若干笔画构成，书写起来较费时间。汉末经南北朝至隋唐，各地学校、书院、佛寺、道观兴起，儒家、释家、道家及诸子百家的著作越来越多，知识门类更是庞杂。《汉书·艺文志》（100）收经、史、子、集著作14，994卷，至《隋书·经籍志》（636）则增至50，889卷，隋内府嘉则殿藏书达37万卷。五经正史等为广大读书人所必读，佛经、道经为广大宗教信徒所需。
  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献，用手一字一画地抄写在纸上，是多么不便与费力，消耗了古人多少时间，因此人们迫切要求有新型复制方法，雕版印刷就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它不但能将书稿中的文字，还能将插图都同时复制出来。这种复制技术特别适合于汉字这种一字一音、多笔画的表意文字系统。因而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国、朝鲜、日本率先用雕版印刷，决不是偶然的。
  用雕版印刷还能体现中国特有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印刷品不但是实用的读物，还是艺术品，可以说是集工艺和艺术为一体的产物。对雕版印刷品读物的装帧，同样如此。这体现中国人既讲求工艺技术，又讲求艺术美感，我们的历史传统就是这样。这种传统可从商殷青铜文化中去追根，带有铭文的优美青铜器，体现高度熟练的冶金、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美，又是记录历史事件的金属文献材料。雕版印刷品与青铜器一样，作为纪事材料都显示了东方特有的智慧，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反观西方各国，欧洲奴隶制社会持续时间很长，比中国晚一千年才进入封建社会。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标志奴隶制的瓦解，但西方早期封建制，仍带有农奴制的烙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比西方先进的时间差为一千年，这决定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一些重大技术发明也领先于西方一千年或更多，有的则领先数百年②。欧洲长期处于所谓黑暗时代，社会裹足不前，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读物也不多，又没有纸，有些书籍由奴隶抄写在羊皮板或莎草片上，这已经足够满足少数奴隶主贵族、僧侣和学者的需要了，没有对新型复制技术的迫切要求。
  西方文字为拼音文字系统，由二十多个字型简单的字母拼为单词，拉丁字母26个，希腊字母24个，书写起来容易，没有汉字那样难写和费时费事。西方总人口也无法与中国相比，罗马帝国公民不足百万，而西汉末中国人口近六千万，东汉只太学生就有五万之众。中国汉以后儒学占统治地位，是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大量儒家经典及注释，是千万读书人必修课本。中国基本上容忍各种宗教并存，佛教、道教是两大宗教。由于总人口多，因而读书人、识字的宗教徒比任何其他地区多，对读物需求量也相应增加，拥有雕版印刷品的最大市场。西方是不存在这些情况的。其他古代文明地区，如埃及、印度、两河流域，情况与欧洲差不多，用纸都比中国晚千年以上，在中国千年的领先时期已有足够时间发展印刷技术。在东亚，隋唐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同时期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朝，因而在印刷文化方面，东亚其他国家不可能走在隋唐之前。
  三 评印刷术的外国起源说
  在论证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之后，不能不评论一下外国起源说。有人一度认为印度是印刷术起源地①，其依据是671～695年赴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义净（635～713）《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四所载，印度有“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这里其实讲的是用模子造泥佛像，而所谓“或印绢纸”，指以印花板在布上印染佛像。但用印花板在绢上印染图案的实践，中国在秦汉时已有了，且有实物出土。
  义净说印度“或印绢纸”，是用词欠妥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印度还没有从中国学会造纸，怎么能以纸印佛像？如果说那时印度有少量纸，也必是来自中国。利用这一欠妥贴的用语，而不顾当时历史背景，提出印度发明印刷之说，是考虑不周的，现已无人赞同。印度学者也没有声称过他们的国家发明印刷术，道理很明显，因为印度既无雕版印刷佛经佛像的记载，亦无任何实物为证，而活字印刷是1591年才从欧洲传入的。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这已是各国学术界的共识。除前面所分析的原因外，主要还因为中国拥有关于印刷的早期文献记载和最早的实物遗存。需要注意的是，1966年以来某些韩国学者提出韩国木版印刷起源最早的观点。虽然在这以前多年间他们都承认朝鲜半岛印刷在中国北宋技术影响下起始于11世纪初高丽朝（936～1391）前期②，对他们一反过去的这种说法，我们不可不辩。笔者已有专文③论及此事，此处宜简略申述之。1966年10月13日，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在修复过程中于塔身第二层舍利洞内发现一金铜舍利外函，内有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此经作卷轴装，印以黄色楮皮纸，首部残缺，经名见于卷尾，无年欵。据《佛国寺古今历代记》载，寺内释迦塔建于唐玄宗天宝十年、新罗景德王十年（751），则此经入塔之前就已刊刻，这是无疑的。
  经文刻以楷书写经体，刀法工整，有明显刀刻痕迹。汉城高丽大学教授李弘植最先系统研究此刻本，发现经文中有武则天（624～705）制字四个：〓（证）、〓（授）、埊（地）及〓（初）。按武则天称帝时改国号为周，载初元年（689）制新字，诏令全国通行，705年则天死后这些字即废止不用，唐代文献中制字的出现是武周（690～705）时特有现象。经文中还有大量宋以前流行的中国民间俗体字或异体字。这都表明此经是武周刊本，但因未印出年款，其刊行年代和地点需要考订。韩国学者黄善必和金梦述在此经刚发现不过三天，便在报上宣布它是韩国新罗朝（668～935）景德王时期（642～764）出版的世界最早印刷品①②。接着金庠基著文认为此经刊行年代与佛国寺塔建成之年同时③。他们发表这些结论时，并未作仔细研究，主要基于推测。
  直到1968年，李弘植才注意到庆州皇福寺于706年亦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供养于寺内石塔，比佛国寺早45年。遂将此经定为706～751年新罗刊行的世界最早印刷品④。此说后来被其他韩国学者认同，印刷术起源韩国说便正式提出。韩国发现此经时，中国正值“文革”十年动乱时期，中国学者未能及时得知此事，直到1980年以后张秀民⑤、李兴才⑥、钱存训⑦等先生才发出异议，认为庆州发现本是中国唐刻本，由中国传入新罗后供养于佛塔中。但当时主要讨论此经刊行地点，还未触及刊行年代。我们认为年代和地点密切相关，首先要解决年代问题。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Aryarasmi-vimalvi Suddha-prabhā nāma-dhārani sūtra）为佛教密宗典籍，共一卷，由中国僧人法藏（643～712）与中亚吐火罗国（Tukhara）僧弥陀山（Mitra Sanda，fl.667～720）奉武后敕命译自梵典。智昇（fl.695～750）《开元释教录》（730）卷9载此经译于“天后末年”⑧，应理解为武周后期的长安年间（701～704）。从中国史料中查得法藏、弥陀山等译者695～706年间的逐年译事活动，只有长安元年（701）他们有可能翻译此经，翻译地点为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因而其刊行年代应在702～704年间。从700年以来武后年迈多病，而此经反复强调多次诵念经咒或将其供养塔中可除病延年，因此701年译毕进奏后，武后甚喜，重赏译者，此经刊行年代最有可能为702年。韩国学者将《开元释教录》所说此经译于“天后末年”理解为武周最后一年（704），因而是不确切的，因为703～706年间与法藏共事的弥陀山已返回吐火罗国。
  由于韩国学者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翻译时间定错，不可能再定出其确切的刊行年代和地点。他们都认为此经刊行年代和韩国木版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是唐中宗神龙二年或皇福寺塔供养此经之年（706），就是说，他们都承认在706年以前新罗没有印刷活动，而此经刊于704年之前，则其刊行地点自非中国莫属。具体地点应是洛阳，因这里是武周统治中心，号称神都，又是佛教和造纸的基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此经中出现武周制字。韩国学者所列举的各种理由，都不足以能证明此经刊于新罗，反倒可用来证明刊于中国，并作为新罗刊行说的反证。今分析如下：
  第一，韩国学者认为此经印刷用的楮纸产于新罗，但新罗有关楮纸制造的最早记载和最早实物，是755年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及其题记，比刊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年代还晚出半个多世纪。楮纸主要从高丽朝以后才成为半岛特产，即宋人所说的“高丽纸”。而楮纸在中国从2世纪初即有记载，3世纪以后已普及于南北各地，陆玑（fl.210～279）《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c.245）谈到楮时说：“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贾思勰《齐民要术》（c538）有专章论述楮皮造纸。1973年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北魏兴安三年（458）写本《大悲.如来告疏），即写以楮纸。至唐初产量增长，实物遗存也不少，因此就印刷用纸而言，此经更有可能印以唐代楮纸。
  第二，韩国学者将庆州发现本与高丽朝《大藏经》本对比后，发现经文、异体字、印刷字体上二者歧异甚大，证明庆州发现本不是高丽刊本，但这不能证明它就是新罗刊本，因为高丽朝《大藏经》本以北宋《开宝藏》（983）为底本，宋刊藏经时对宋以前佛经作了校订和异体字规范处理，所以唐刻本也不同于高丽本和宋本。韩国学者没有证据否定庆州发现本为唐刻本，便认定它是新罗本，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们将庆州发现本与北京图书馆敦煌石室几种唐代写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千字文编荒74、月59、阳35等）对比后发现，经文和异体字都基本相同，而唐写本是武周后据洛阳刻本传抄的，这证明庆州发现本即唐洛阳刻本。
  第三，韩国学者指出，武周时期朝鲜半岛也通用新制字，但所举墓碑材料的例证都证明不了庆州发现本刊于新罗。实际上这些墓碑是武周时在洛阳刻的，自然使用新制字，韩国学者没有证据表明半岛南部新罗也通用制字，怎么能以制字为理由证明此经刊于新罗呢？于是解释说：“新罗人出于对制字的好奇心，才用了一些制字。”①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他们还解释说，庆州发现本中只用了4个武周制字，另有些字则是制字与正常字混用，只有远离武周统治的新罗才有使用制字的随意理象。实际上当时中国本土也同样如此，如久视元年（700）宁远将军邓守琎发愿写的《大般涅槃经》中，也没有一律都用制字，其中“〓”、“〓”也是与正常字“国”、“臣”混用，此经年代与庆州发现本相近，情况也一致。类似实例不胜枚举，从使用武周制字方面也说明此经刊于中国而非新罗。
  第四，韩国学者为证明此经刊于新罗，认定经文印刷字体为唐人颜真卿（707～785）体②而实际上此经刊刻时，颜真卿还没有出生。从版本学角度观之，此经印刷字体为唐初写经楷，体，但有欧阳询（557～641）书法风格，是早期的欧体印本。将此本与其他中国唐初写经对比后，所用字的结体及写法都相近；再与其他唐代刻本对比后，字的刀法风格相近，装订方式也一样。这都说明此本为唐土产物。此本后由入唐的新罗人或来访的唐人带至新罗。由此可见，韩国学者从经文、异体字、武周制字、用纸和印刷字体等方面都不足以能举出证据证明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刻于新罗，反之，我们却可证明其刊于中国。印刷起源韩国说只依靠这一个孤立的发现，再无其他证据可支持此观点。朝鲜半岛印刷的最早记载是李奎报（1168～1241）的《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1237），其中说1011年高丽显宗时始雕经板。半岛最早印刷品，是1077年高丽总持寺据中国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929～988）956年在杭州刻的《宝箧印陀罗尼经》（Dhatū-karandadhāranisūtra）为底本所刊行的同名佛经。这显示朝鲜半岛印刷始于11世纪初，就像1966年前韩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而在新罗朝并没有印刷记载，也无实物遗存。另一方面，中国武周以前既有印刷记载，又有遗存实物，只有中国具备刊印此经的印刷氛围。
  庆州发现本刊于中国，还可从日本方面找到证据。据日本古史所载及实物遗存，奈良朝（710～794）称德女皇于764～770年下令刊行的百万塔陀罗尼，是以从中国传入的武周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底本，利用中国技术在日本出版的①。我们将日本刊本与庆州发现本作一比较，发现二者有共同的唐人楷书写经体、异体字和经文，版框直高都是5.4厘米，直高与横长比都近于1∶8～10，印刷用纸皆染以黄蘗，又都是卷轴装。所有这些共性说明，日本翻刻百万塔陀罗尼经所据底本与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同一个版本，即中国武周原刻本。只是奈良本因刻于武周制字在中国废止之后60多年，当然无需再用制字。我们还能证明庆州发现本不是现存最早印刷品，因为比这早的刻于690～699年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 pundarik sūtra）1906年在新疆出土，更早的唐初梵文陀罗尼印本1975年在西安出土。基于以上所述，可以作出结论说：印刷术起于韩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节 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
  一 评印刷术起源时间的众说纷纭
  在雕版印刷起源问题上，要探讨的主要是它在中国的起源时间。在中国科技史领域内，研究某项重大技术起源时，恐怕没有像雕版印刷那样众说纷纭了。据张秀民归纳，围绕印刷起源问题，从古到今有七种不同说法，即东汉、东晋、魏晋南北朝、隋朝、唐代、五代和北宋②。主张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者，仍然在具体年代上有分歧，有的人认为“最近似的年代大致当在唐玄宗时（712～755）”③有的主张7～8世纪④或824年⑤，更有主张起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9）⑥等等，因此实际上当不止于七种意见。但过去提出或反对某种意见的作者，常常主要依据文献记载。但我们认为单靠文献记载讨论中国印刷起源还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考古发现资料。现在看来，主张五代或北宋才有印刷术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20世纪初以来敦煌石室和新疆等地发现的唐代木版印刷品屡见不鲜，仅凭这些就可否定这两种说法。
  认为木版印刷始于东汉的观点，是清代人郑机《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12中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卷97《党锢传》，内载张俭（115～198）检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罪恶，侯览便纠集其乡人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人结党。建宁二年（169）灵帝“于是刊章讨捕”张俭。《后汉书》卷100《孔融传》亦称“山阳[人]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元代人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卷12解释“刊章”含义时说，“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而元代时“板榜”是印制而成的通缉布告。
  清人郑机于是提出“汉刊章捕[张]俭等，..是印板不始于五代”，而始于东汉。此说长期无人响应，但近又有人新提起①。问题是对“刊章”有不同理解，除上述理解外，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孔融传》时说，“刊，削也。谓削去告人姓名”，就是说宦官侯览以朱并的诬告奏章为主，稍事修改并删去控告人姓名，代幼帝起草逮捕张俭的诏令。这里并无将通缉令印刷再发出的意思。将“刊行”用作印刷出版的同义语，是在有了印刷以后的事。宋人刘放（1023～1089）《汉官仪》说：“[侯]览何能刊章下州郡，盖是‘诏’字。”因而他认为“刊章”当为“诏章”②，这样才说得通。
  2世纪后半期的东汉虽说已有了纸，但主要用作书写和包装材料，而且抄写书籍和文件时仍未脱离纸、简并用阶段。当时导致雕版印刷出现的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从印章和碑石拓印技术向雕版印刷的过渡，都发生在这以后。东汉虽已有用印花板印染织物的技术，从理论上说也有将印花板印在纸上的可能性，但这只是推测。将印花板印在纸上作壁纸，是很久以后的事，不会发生在东汉。
  东汉纸本印刷品既无实物佐证，又缺明确记载，偶有记载，又存在争议。此时纸还未完成彻底淘汰简牍的历史使命，就谈不上用来作印刷复制材料了。事物的进化要经历不同的技术阶梯，而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早在东汉就有了雕版印刷，为什么此后几百年人们还停留在使用写本的阶段？这是很难解释的。因此主张东汉有雕版印刷之说，还较难使更多的人接受。这样，印刷起源时间就剩下四个可能的时期，即东晋、魏晋南北朝、隋和唐，实际上东晋应包括在魏晋南北朝之中。让我们再分析这三个可能的时期。
  首先讨论印刷术的唐代起源说，这种说法为更多的作者所支持，尽管在具体年代上仍有不同意见。此说不但有较为可靠而明确的文献记载为据，还有传世及出土唐代雕版印刷品实物为证。首先应介绍一下这些唐代印刷术的实物资料。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刊刻的整卷《金刚经》，是个重大考古发现。经上印有明确的刻印年代，咸通九年为唐懿宗（860～873）在位时的年号。此经印以麻纸，起首还刻有精美的插图。然而从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所刻文字及插图的技术水平观之，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按技术发展规律分析，最初的刻本不会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在这以前必定还有个更早的发展阶段。事实正是如此，比《金刚经》年代更早的印本后来相继发现。190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武周刻本《妙法莲华经》残卷③，年代不晚于690～699年。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又发现同期另一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行年代为702年。我们在上一节中已论证了此经并非刊于新罗，而是刊于唐东都洛阳。
  唐武周刻本的发现，说明先前将印刷起源定于8世纪前半期之说需要修正。在这以前出版的佛经数量应不会少，由于唐武宗（841～846）845年诏禁佛教，毁佛寺、焚佛经，使早期印刷品没有遗留下来。直到847年以后，反佛活动才停止，因此中国境内发现的印刷品多属晚唐产物，就易于理解了。在吐鲁番（高昌故地）出土《妙法莲华经》，因高昌盛行佛教，又处西陲，武宗反佛活动没有波及这里。而流传到新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也因同样原因保存下来。武周刻本的发现使印刷起源时间提前了。张秀民先生因而提出印刷起于贞观十年（636）之说，其依据是明人邵经邦（1491～1566）《弘简录》（1557）卷26所称636年长孙皇后崩，太宗悲伤，当官员进上皇后所著《女则》时，“帝览而嘉叹，以[皇]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旧唐书》卷51和《新唐书》卷76虽亦谈到此事，但无“令梓行之”字样。张氏此说发表后，有人虽不赞成，认为《弘简录》不是原始史料，而是后人追述，但却也无法驳倒此说。
  近年来武周前出版的印刷品的发现，使我们不必依靠明人著作，而直接得出7世纪初有印刷活动的结论。1974年西安市西郊柴油机械厂内唐墓中出土梵文陀罗尼咒单张印刷品，四周印以13行梵文咒语，共52行，为唐初（7世纪初叶）印刷品①。这个新发现说明，中国印刷起源时间应在唐初以前，但又不能早至东汉或东晋，因而最适当的起源时间宜在南北朝至隋之间。前述七种不同说法中已排除了五种说法，最终解决这一久拖不决问题的时机，是越来越接近了。
  二 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和下限
  从哲学角度看，应当把印刷术的起源看成是一个过程，即从古典复制技术向机械复制技术演变和转化的历史过程。它在其起源过程中经历了在技术上一系列量变的积累，达到某个关节点时出现了质的飞跃，即质变，从而完成了技术发明。我们可以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划定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则该时期必定包括完成发明过程的某个年代，这样作可能较为稳妥。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眼下还很难指望能定出某个具体的发明年代，最好是先定出个完成这项发明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当然，如果将起源过程持续的时间定得过长，也失去技术史研究的意义。
  经验告诉我们，过去人们由于只据一、二条史料将印刷起源时间圈定在极短时间内或某一年，结果后来都被新的考古发现所否定。在注重文献记载的同时，还要密切注意考古发掘的新动向，并总览各时期社会的综合背景和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这也许是稳妥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新发现的出现，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与下限之间的时间差会越来越小，从而在两限之间找出更接近于实际的起源时间。我们认为，南北朝（420～589）是发生从古典复制技术向机械复制技术过渡的早期阶段，是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此后的隋朝（589～618）应当是这一过程的后期。从出土的唐初刻本实物观之，已脱离早期技术古拙状态，则此技术起源理所当然地还应向前追溯一个时期，因此隋朝应当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下限。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南北朝时人们已经用大木印钤于公文纸的接缝处，原则上可看成是雕版技术的前兆。而稍早时的道家用大木印印出字数较多的符籙文字或护身符，更是雕版印刷的原始表现形式，同时佛教徒将木刻的佛像和图案用墨印在写经卷首或经文的上方，标志着从印章到木板印刷之间的过渡类型。说明南北朝时，不论是北朝或南朝，人们已经将印刷思想付诸实践，有了这种实践后，再用来复制书籍，并不存在多大技术困难。另一方面，碑石拓印技术对印刷术的起源有明显影响，而南北朝时期反体碑文的雕刻也为从拓印向印刷的技术过渡扫清了道路。先前学者提出印刷术起于南北朝的观点，从技术发展规律来看，还是说得通的，仍然不失为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这段期间虽政权较多，交替频繁，但持续时间只一百多年，且变动中有稳定的因素。中外前贤不少人倾向这个时期，不能说没有任何依据，只是对史料有不同理解，而结论本身最好不要轻易否定。
  印刷术始于隋朝之说，也因围绕对隋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2所载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将北周武帝反佛时所毁的“废像遗经，悉令雕〓”，有不同理解，而陷入争议。有人认为雕塑佛像，有人认为是雕印佛像、佛经。不能认为后种理解没有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隋统治者曾大力发展千百万民众信仰的佛教，而佛教始终是刺激中国古代造纸和印刷发展的动力之一。既然南北朝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而隋是时间下限，则隋朝有印刷的可能性，从技术角度看是不能断然排除的。
  近四百年来人们对印刷起源的探讨，虽然旷日持久，但进展还是很明显的。从现今多数作者发表的看法分析，各家所主张的印刷起源时间之间的相差跨度在逐步缩小。如清末以前，诸说之间时间跨度为961年（165～1126），至1907年缩小为703年（165～868），到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诸家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减至471年（165～636）。七十至八十年代由于有人重提东汉起源说，使这个时间差距维持不动。如前所述，东汉说是难以成立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此说附合者少而批评者多，如将其放在讨论范围之外，则各家所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就可再缩小到230年（420～650）。这说明探索印刷术起源也是个认识过程，不同作者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相差的跨度存在着由大变小的量变过程。当各种说法的时间间隔缩小到五十年左右时，这一认识过程就接近完成。在我们看来，各家主张的起源时间的上下差距，实际上也反映了起源的时间上限和下限，目前两限时间差正在进一步缩小。
  三 关于印刷术起源时间的探讨
  先前人们肯定或否定南北朝是否有雕版印刷，主要是由于对一、两条史料有不同理解，却很少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和技术背景等与印刷有关的因素来作综合分析。因而匆忙作出肯定或否定的断语，是考虑欠周的。我们前面已从技术背景作了分析，这里再从其他方面分析何以说南北朝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
  首先谈印刷物的物质载体纸。造纸术从西汉起至南北朝已有六百余年发展史，从对南北朝所造的出土古纸的分析化验结果来看，其中的麻纸除厚度为0.2～0.25毫米的厚纸外，已能生产大量适宜于印刷用的0.1～0.15毫米厚的薄纸，有时还能遇到0.1毫米以下的薄纸，都相当坚韧，表面较为平滑受墨①。而南北朝以前的汉魏时纸一般较厚，薄纸较少，可供书写，但用于印刷仍嫌欠佳。虽然文献说东汉时已造皮纸，却尚未见普及。从南北朝起发现已有较前代更多的楮皮纸和桑皮纸等①，而皮纸是上好的印刷用纸。另一方面，南北朝时制墨技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北魏科学家贾思勰（473～545年在世）《齐民要术》（约538）对制墨技术作了最早的系统总结，而南朝刘宋时的张永（410～475）又是历史上著名的制墨专家。印刷术产生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材料纸和墨，在南北朝均已具备，且合乎印刷的技术要求。
  南北朝期间，虽然政治上并不统一，但整个中国仍处于同一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割裂局面只是政客和统治者之所为，并不影响技术沿自己的预定方向发展，如同五代虽亦属割裂时期，但技术照样前进一样。从世界史角度看，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来，经汉、晋五百年统一局面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和语言文字等整体形态并未消失。外国人若是到中国，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一体化的传统仍清晰可辨。中华民族仍是完整的，而且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和局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强烈。南北朝各个政权统治区域从历史上所继承下来的一切，仍然是统一的秦、汉、晋遗留下来的遗产，丝毫没有间断，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西方世界所出现的那种全面的分崩离析局面完全不同的。南北朝的中国，割裂中尚存在着统一的东西。而在南北朝后期，酝酿全国重归一统的局势业已形成，最后很快就导致隋朝的大一统局面。
  另一方面，从汉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方面所拥有的领先地位，并没有在南北朝时期有多少削弱，而且又有新的发展。例如历法、天文学、数学、农业、医药学、金属冶炼、造纸等，在中国并立的任何政权地区都各有所需，南朝和北朝都取得新的科技成就，涌现出不少优秀科技人物。儒学和佛教、道教在各地仍盛行，人们仍然诵读同样的经典，通行同样的文字，抄写同样的典籍，对新型复制技术有同样的迫切需要。不管是北朝还是南朝，不管是汉族掌权的地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掌权的地区，情况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在割裂中所看到的统一的东西。
  在中国南北各地，用纸写字经历了六百多年漫长时期，各种因素的刺激结果，经常呼唤着减少书写几万汉字麻烦的新型复制技术的问世。许多能工巧匠和技术家一向具有创造天才，不可能设想他们在造纸的故乡会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总是满足于一笔一画地逐字抄写经典的繁重劳动，而不动手动脑发明一种减轻劳动的机械方法。实际上，晋以后道士用大木印反体刻出一百多字，印在纸上作护身符，不正是这种减轻书写劳动的方法吗？既然用一方木印能印出百余字的护身符，为什么不能用更大些的木印印出更多文字的其他读物？如果用木印不方便，为什么不能代之以扁平的木板？这是当时人很容易想到的问题。
  雕版印刷这种机械复制技术，最初来自民间，印刷品也主要在民间流行，其优点是比写本字大易认，而且便宜。当然，这种新型复制技术的出现，总不能指望会迅即扩展，也不能很快淘汰手抄劳动，要有手抄与印刷、写本与印本长期并存的过渡时期。当手抄本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会掩盖人们对印刷本的注意。当人民大众率先用这种廉价易得的印刷品时，上层统治者、官宦阶层甚至某些文人学士可能一度会不屑于一顾，认为不雅。正如他们爱听“阳春白雪”，而不屑于“下里巴人”那样。然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由于来自人民大众中的东西有群众基础，最后总能登大雅之堂。早期雕版印刷物多面向大众，文人学士读圣贤书仍习惯于用写本，在其文集中较少提到印本。他们看不惯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到头来还得习惯于读政府颁行的雕版九经。
  综上所述，可以将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定在公元500年，下限为640年，这样就能将现在各家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由230年缩小到140年。在500～640年间，590至640年这五十年间可能是导致早期印刷品出世的关键时期。这基本上相当隋朝至唐初，此时海内殷富，文物昌盛，经济繁荣，佛教、道教和儒学兴隆，又是天下一统，出现印刷品的可能性比以往时期更大。我们关于印刷术起源时间的看法，与邵经邦的推断有所不同，是建立在前述大家基本上没有分歧的有关实际资料的技术分析和印刷术产生综合社会背景分析的基础上的，没有把起源时间定死在某一年份上，给未来的研究留有余地。随着今后新资料的发现，可能会得到证实，也可能要作出修正。未来的修正不会将起源下限时间由隋朝向下推了。因为再往下的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了。今后的研究倒是有可能将起源时间由隋朝向上移，这就是南北朝的中后期，再向上移的可能性估计不大，因为从古典复制技术向雕版技术的过渡发生在此之后。从现在情况看，各家主张的起源时间在590～640年之间，已接近共识，不宜在某个具体年份上再争论下去。这种争论永无止境，从技术史角度看是没有必要的。
  第四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一 活字技术发明的背景
  中国在雕版印刷术获得四、五百年发展之后，于北宋（11世纪）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显而易见，活字印刷是从雕版印刷演变出来的，而且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活字印刷是将原稿文字以硬质材料逐个制成单独的凸面反体字块，再按原书稿文字顺序将单独字块逐个拼合成整版，以下程序与雕版印刷相同。二者主要区别只在印版制造方法上有异，活字印刷因提高制造印版的时效、克服雕版印刷的其他不足应运而出。我们知道，如果用雕版印刷技术出版长篇著作，势必要刻成数以千万计的大量印版，这是最费时间和人力的一道工序，也要动用很多木料，花费物力，结果使整个生产过程的周期加长，又相应提高成本。
  虽然书板印到足以能推销的份数以后，还可贮存起来，留待日后再次刷印。但这要占用很大的空间，如果许多部这样的书版都贮存起来，库内印版的存放和保管将是个很大问题。同时也造成事先投入的资金滞流，而不能及时周转。这是从事印刷行业的人不愿看到的后果。对刻字工来说，整天坐在作坊内雕刻木板也是乏味的劳动。宋代以来雕版印刷获得长足发展，刊印的读物越来越多，这种制版方式在技术经济上的不足日益突出，促使人们探索新的制版方式。
  活字制版正好可避免雕版技术之不足，只要事先予制成足够的单个活字，便可随时拼版，大大加快制版这道关键工序的时效，木制活字对木料的利用率大于雕版，也节省对原材料的消耗。活字版刷印后拆版，用过的活字还可重行使用，其利用率和周转率是雕版无法相比的。活字还比大块雕版易于贮存和保管，节省库存空间。活字制版的优越性就在于版上的每个字块都是活动的，每块印版都可拆可合。
  西方英语 movable types、法语 types mobiles 和德语 beweglichen Letteren等，都准确体现了汉文“活字”一词的本义，是这个汉文术语的意译。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不需要再翻译，而是直接借用“活字”这个汉文名词，只是发音略有不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党项族的西夏语文将活字称为“碎字”，在西夏文中写作“字碎”（〓〓），其中
  “碎”作形容词用，放在“字”字的后面，也含有活字之义。活字制版特别适用于拼音文字系统，将字母制成活字后，很容易拼成单词和句子，因而活字技术从中国传到欧洲后，在欧洲普遍应用的程度，甚至比发明这种技术的中国还要迅速。汉文为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汉字数目有几万字之多，制成活字比较麻烦，这也许是为什么在雕版技术发展几百年后才出现活字技术的原因之一。
  活字制版由于在制版过程中改变了雕版制造程序的面貌，克服其技术经济方面之不足，所以已构成印刷技术中一项单独的发明，而不再是局部革新或改进。近代印刷术即以活字技术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活字印刷是继雕版印刷之后，在整个世界印刷技术史中的另一里程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没有活字印刷技术，也就没有近代文明可言。
  这项发明同样也在中国完成，而后传遍全世界。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国是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国家，而雕版是活字版所赖以出现的技术前提，没有雕版印刷的技术思想和实践，不可能凭空出现活字印刷。东西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早期印刷术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达到活字印刷这一步，都要迈过雕版印刷这个台阶。只有在活字印刷获得普遍发展后，后进的地区才能跨过这个台阶，直接享受活字制版的技术成果，但这已是相当晚的时代了。
  对长期领先使用雕版技术的中国人而言，发明活字印刷是很自然的，只要有心人作些试验就够了。厌倦于刻板劳动的刻字工，会很容易想到，如果将整个印板上的字分解成单独字块，同样可拼合成印板，用完后从板上取下印块，还可下次再用于拼版，这样就无需每版都要刻字了。而这就从“死板”一下子变成了“活板”。在古代中国，刻工对制雕版这种乏味的劳动一直感到厌倦，这可从汉语中“刻板”、“死板”这两个词反映出来，都是从印刷术中演变出来的词汇。刻工想从这种呆板劳动中解脱出来，业主也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两相结合，活字印刷便发明出来了。
  活字还是要逐个制作，但制出的字可连续、反复使用，刻工的劳动成果得到充分利用。活字印刷还导致新的劳动分工，即排版工的出现，制字工尽管制字，不一定参与排版工作，排版工主要搞捡字、拼版。这两个工种的分工促进工人们专心于各自的业务。制字工只要制好活字，无需考虑版面如何处理，他原来刻雕版时的其余大量附加劳动便因而解除，在单位时间内有效劳动量因而增加。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从事活字制版实验的人，很可能就是搞雕版的工人。
  二 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常常不被重视，不少重大发明家未见于史册记载，雕版印刷即为一例。有幸的是，关于活字印刷，留下了比较详细而可靠的史料。这要感谢宋代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088）卷18有关布衣毕昇（990～1051在世）事迹的一段原始记载（图7-5）。沈括字存中，杭州人，嘉祐（1063）进士，博学能文，于天文、历数、医卜、乐律无所不通，初任馆阁校勘，赞助王安石（1021～1086）变法，熙宁初（1071）任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又使契丹，擢知制诰，旋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晚年居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著《梦溪笔谈》，又有《长兴集》41卷及《苏沈良方》行
  世①。《梦溪笔谈》从科学技术角度观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含有多学科的丰富资料，为中外学者所赞誉。现将沈括有关毕昇记载的原文摘抄于下：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灜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1041～1048），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正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即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之，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木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②。
  沈括的上述原文在1847年先由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杰出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en，1797～1873）教授译成法文③，继而于1924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博士转为英文④，自然还被译成日文和其他语文，从而为各国学者所知晓。
  沈括的语言虽字面上易懂，却仍需要解说。首先，“布衣”为古代庶民之服，转意为平民百姓，这说明发明活字印刷技术的毕昇出身平民，很可能是雕版工人。儒莲在《关于木版、石版印刷及活字印刷的技术资料》①一文内，翻译有关毕昇的记载时，注意到《梦溪笔谈》卷20提到另一位在祥符年（1008～1016）在世的老锻工毕升，故而认为与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可能为同一人，认为他是forgeron（铁匠）出身。说明这位法国汉学家读汉籍还是仔细的，但似乎忽略了这二人虽然姓同，名却不同，“昇”与“升”实际上是两个字；而二者所处年代亦不同，祥符在庆历之前四十年，铁匠毕升至庆历年时已是八十岁左右，是否还在世或能否再作新型技术实验，都是成问题的。因而他们应当是两个人，与印刷有关的是毕昇。在当今中国用简体汉字时，又将“昇”写作“升”，造成新的混淆，因此本书一律作毕昇。
  第二，沈括对毕昇生平和生卒年没有交待，只说他发明活字时间在宋仁宗（1023～1063）在位时的“庆历中”。庆历共八年（1041～1048），李约瑟博士将此理解为庆历年中期，即庆历五年（1045），这样使年份更具体了②。我们认为可以将发明活字技术的时间定于1045年前后。
  第三，沈括谈到毕昇“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句中的“钱唇”应作何解？按钱唇即铜钱的边，一般厚2毫米左右，是表示厚度的，显然不是泥活字块的厚度或高度，而是指从字块表面刻字的深度，或使字凸起所刻去部分的厚薄。在这方面卡特的解释是正确的。泥活字的高度应大于刻字深度，在技术上才算合理，不应将“钱唇”理解为泥活字高度。
  第四，“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这段话，应理解为泥活字刷印后不用时，应按每字的音韵放在木格中，再在每格上贴以纸标签，表示其韵，再用时按韵从格中取字排版。不是将每个活字都贴上纸标签。
  第五，“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句中的“铁范”，卡特理解为用来分行划栏的格子即铁条，这是正确的。在两根铁条之间布满活字，使字行笔直，起到规范作用。
  三 论毕昇的活字技术
  在作出以上五点解释后，可对沈括记载作下列逐段转述：
  ①活字印刷研制时间及研制人：1041～1048年间（李约瑟认为在1045年左右），平民毕昇。
  ②活字制造方法：用胶泥制成活字，每字一印，刻成凸面反体，深度为1～2毫米，然后用火煅烧，使之坚硬。每个活字形体、大小均一。
  ③活字版制版方法：在四边有框的铁板上放一层松脂、蜡及纸灰，呈细粉状。制版时，在铁框架上排以铁条，在两根铁条之间植以泥活字，植满后再置另一铁条，重行植字，直到整版字植满为止。在铁板下以火烘之，则粘药熔化，将活字固着于铁板之上。趁未冷前，以一平板从上面按平各活字，印版即制成。
  ④刷印方式：一般用两块铁板，当第一块植好字的印版完成，遂即上墨，于纸上刷印。此时在第二块板上继续植字。当第一块印版刷印毕，以火烘之，粘药熔化，取下活字再用。此时第二块植字又毕，再刷印之。如此二版轮换、交替使用，活字反复使用，操作迅速。
  ⑤常用及冷僻活字处理方法：常用字如“之”、“乎”、“者”、“也”等字，要事先制成20或更多个，以备一版有重复出现时用。没有制出的冷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速烧。
  ⑥活字用后之贮存及保管：刷印后，从印版上拆下的活字或新刻未用的活字，都放入含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按字韵分类以纸贴上标签，便于检索。
  沈括所述六项已完整无遗地包括制活字、排版与拆版、刷印及活字贮存与检字等活字印刷技术的全套工序，还论述了活字制版较之雕版有提高工效的最大优点，更指出这种新型技术的适用范围为篇幅较长、较难制版的读物的生产，不适于短篇的读物。而完成这项技术发明的人是平民毕昇。可惜，沈括对技术叙述详细，而对发明人事迹则言之过简。使我们至今对这位发明家了解甚微。有人说毕昇“可能与沈括有亲戚关系”①，这种猜测难以成立，从沈括行文口气中人们不能获到这种印象。假如真有亲戚关系，沈括当会对毕昇个人，作更多介绍，而且对这位长辈当以另种口气相称。毕昇本人有可能是识字的刻版工人，有切身劳动经历和体验，他才能作活字印刷的研制实验并取得成功。他起初曾以木料作活字实验，鉴于木纹疏密不一，遇湿易膨胀变形，尤其与粘药固着后不易取下，遂易以胶泥。毕昇想到制木活字，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技术构想，而且他已付诸实践。只因他觉得泥活字更为方便，才将注意转移到泥活字上。只要解决木活字与字板粘结问题，木活字还是在原理与实践上切实可行的。
  一种伟大思想一旦闪现，就会变成人们实现这一思想的行动动力。木活字技术构想一旦传开，就会启导毕昇的北宋同时代人和南宋后世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走下去，粘板问题原则上并不构成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变换木活字拼版方式，例如用机械挤压代替粘药，或易以其他种类的粘着剂，木活字制版便会立即显示出其可行性。事实上宋代印刷工匠已经作到这一点，并用以制成木活字版读物，只是再没有像沈括这样的学者将此载入史册而已。但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实物资料。
  我们已从出土的西夏文及回鹘文木活字文物中，看到宋代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木活字制造者的身影。另一方面，毕昇之所以用泥活字，也还因它更廉价易得，又节省木料，在胶泥上刻字后焙烧，又坚硬可用。毕昇以前其他人有可能作过活字试验，但有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还未发现，至目前为止，毕竟是他总其成地完成这项重要发明。这项发明是完整的，以至后人可以按其方法重复实践，仿制成印刷用泥活字。清人翟金生（1775～1860？）就这样作了。毕昇的发明早于德国人谷腾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近四百年，早于高丽人近二百年，因而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优先权是无可争议的。
  至于以活字制版的方法，沈括所述毕昇技术很是具体，无需再多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排版过程中，如遇冷僻的奇字而无现成活字者，可临时用粘土刻成字块。刻好后，“以草木火烧”，很快即硬固，再植于字版上。因为这是对个别少数字的处理，无需再于窑内烧固，但其余常用泥活字则必须于窑内烧固。实验证明，粘土活字于窑内烧固后，并无开裂现象，正如陶器那样。我们还认为，用活字在纸上刷墨时，墨汁的浓度要配得相宜，同时加入适量的胶质如动物胶，以便使印出的字迹清晰。制版时，保证每版上活字构成的版面平整，是下一步刷印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毕昇采取的措施是，当植字完毕、药稍熔时，以一平板按平活字版面，则刷墨时各字即可均匀受墨。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怀疑毕昇用粘土烧成的活字是否能印刷。例如美国人斯文格尔（Walter T. Swingle，1871～1952）认为毕昇的活字是金属作的，“所谓泥活字是作铸字的范型”①；胡适（1891～1962）认为烧结粘土作活字似不合情理，毕昇活字可能是锡字②。近年冯汉镛认为粘土烧至1300℃以上高温烧成为瓷，其吸水力接近于零，用千度左右温度烧成为陶，则吸水力为20％，两种情况下都不能用以印刷。③
  此说或可商榷，因实际资料表明，烧成温度在700～900℃之间的粘土制陶器，吸水率在10％以下的样品比比皆是。最低者为5％④。而烧成温度近1300℃的瓷器，吸水率有时可低至9％。因此不可一概而论，我们认为吸水率更与粘土化学组成有密切关系。事实已证明，毕昇用粘土烧出的活字完全适用于印刷，泥活字技术是行之有效的。（图7-6）他既已制成活字，肯定会用于印书，沈括所载技术正是毕昇曾使用过的。可惜他用其新技术印出的书未流传下来，他本人也在完成发明的几年后便去世。通过他家人、徒弟的继承，活字印刷术在与占统治地位的雕版印刷术并存，活字本生产量仍较小，二者应当有一段并存与竞争的阶段，但事态的发展表明，在传统手工业生产时期活字印刷在中国没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这自有其原因，我们将在第十一章第三节加以分析。毕昇以后宋代活字印刷的史料不多，但还是有的，而且泥活字及木活印本不时出土，说明活字技术在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且南宋时还出现了金属活字，对此将在第十章第三节加以讨论。

①《前汉书》卷19上，《百宫志》，廿五史本第1册，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吕氏春秋》卷19，4页，《适威》，《百子全书》本第5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②《淮南子·齐俗训》卷11，2页，同上本。 ①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2nd ed. revised by L. C. Goodrich ， chap. 2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 ， 1955）. ② T. F. Carter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23～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③ 钱存训，造纸与印刷卷，收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第1册，122～124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 ④ 唐·杜佑《通典》（801）， 3586页， 《十通》本（上海，1937）。 ⑤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约324），卷4，《登涉第十七》，1、9、10页，《百子全书》本，第8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⑥ 唐·徐坚， 《初学记》（700）卷26，《印第三》，第3册，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⑦ 新疆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 6期。 ①T.F.Carter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43～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②同上，44页。 ③钱存训著、周宁森译，中国古代书史，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Chicago，1964），59、6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④《后汉书》（450）卷十上，《邓皇后传》，廿五史本第2册，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后汉书》卷90下，《蔡邕传》，廿五史本第2册，216页。 ②钱存训，中国古代书史，69～70页（香港，1975）。 ①《隋书》（636）卷32，《经籍志》，廿五史本第5册，1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中央古物保存会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图版十一，图20（南京，1935）。 ③苏莹辉，论铜器铭文为石刻行格及胶泥活字之先导，故宫季刊，1969，卷3，3期，22页（台北）。 ①T. F. Carter 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1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②张宏源，长沙西汉墓织绣品的提花和印花，文物，1972，9期，50～51页。 ③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26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①潘吉星，为什么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中国印刷，1994，卷12，1期，52～57页（北京）。 ①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17、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1，pp.241～24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4）。 ①藤田丰八著、杨维新译，中国印刷起源，图书馆学季刊，1932，卷6，2期。 ②全相运，韩国科学技术史，朝文版，161页（汉城：科学世界社，1966）。 ③潘吉星，论韩国发现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科学通报》（北京》，1997，42（10）:1009～1028；Pan Jixing. On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the light of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Chinese Science Buletin，1997，42（12）:976～981. ①黄善必，世界最古木板本发见，东亚日报（汉城），1966，10，15，第1面。 ②金梦述，世界最古木板印刷物发见，朝鲜日报（汉城），1966，，10，16，第7面。 ③金庠基，关于世界最古的木板本陀罗尼经，东亚日报，1966，10，20，第5面。 ④李弘植，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见的无垢净光大罗尼经，白山学报，（汉城），1968，4号，168～198页。 ⑤张秀民，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1981），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北京，1988）51～54页。 ⑥李兴才，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印刷，1987，15期。 ⑦钱存训，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127～13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⑧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9，《天正新修大藏经》卷55，566页（东京，1928）。 ①李弘植，前揭文。 ②任昌淳，刊本和书体，书志学（汉城），1968，创刊号，4页。 ① 潘吉星，日本における制纸と印刷の始まリについて（下），百万塔（东京），1996，93号，17～29页。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27～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③ Thomas Francis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2nd. ed.，revised by Luther Car-rington，pp.44～45（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1955）；T. F. Carter 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④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51～5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⑤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25～26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 ⑥张秀民，中国印刷史，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①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62～6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②《后汉书》卷100，《孔融传》，廿五史本第2册，240页。 ③长译规矩也，和汉书の印刷とその历史，5～6页（东京：吉川弘文馆1952）。 ①韩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经咒，载石兴邦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50周年，404～410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①增田腾彦，楼蘭文書、残紙に关する調查報告，《スゥュン·ヘデイン楼蘭発現残紙、木牍》，147～173页（东京：日本书道教育会议发行，1988）。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79）。 ①《宋史》（1345）卷331，《沈括传》，廿五史本，第8册，1201～1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宋·沈括，《梦溪笔谈》（1088）卷18，《技术》，元刊本（1305）影印本，15～16页（文物出版社，1975）。 ③S.Julien，Documents sur l'art d'imprime，à l'aide de planches au bois，de planches au pierre et des types mobiles，Journal Asiatique，1847，4eser.，vol.9，p.508（Paris）. ④ Thomas F.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Revised by L. C. Goodrich，2d ed.，pp. 212～213（New York: Ronald Press Company，1955）. ① Stanislas Julien，Documents sur l'art d'imprimer à l'aide des plants au bois，des planches au pierre et des types mobiles. Journal Asiatique，1847，4 ser.，vol. 9，p. 508. ② J. Needham: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Science Progress，1964，vol. 52，pp.50～65（London）.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6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① W. T. Swingle，Orientalia: Acquisitions，Report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for 1921～1922，pp. 184～186（Washington）. ② Hu Shih，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1954，vol. 13，no，3，pp. 123～141. ③冯汉镛，毕昇活字胶泥为六一泥考，文史哲，1983，3期，84～85页。 ④冯先铭等主编，中国陶瓷史，47～50，282页（文物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