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明代还仿制了唐代薛涛笺和宋代金粟山藏经纸或金粟笺。明人屠隆《考槃余事》卷二《国朝纸》节中列举明代各种纸时说：“新安仿造宋藏金笺纸亦佳”①。这里指的就是仿宋金粟笺，但“宋藏金笺纸”中的“金”应当作“经”，因为他在《纸墨笔砚笺·纸笺》中说：“新安仿造宋藏经笺纸亦佳”②。新安即徽州府，在皖南，历来以产纸墨闻名。关于宋金粟笺，本书在宋元那一章里指出，脱胎于唐代硬黄纸，而明代又仿造了宋代制品，下面将指出，清代也曾仿制。实际上这是一种黄色砑光蜡笺，唐宋、明清各代经久不衰，一脉相承，足以证明这种纸深受欢迎。文人多用以写字，如奸臣宰相严嵩（1480～1567）嘉靖四十四年（1565）被抄家时，从他家查抄出著名书法家祝允明（1460～1527）书“《前后赤壁赋》，藏经纸上所书，真迹也”③。同样，唐代女诗人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经宋元至明清，也是逐代仿制，主要用于写诗或短信，有时也当便条用，或曰便笺。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列举明代纸时，提到“此外，薛涛笺，则矾潢云母粉者”④。这句话中肯定指出明代仿造过薛涛笺，不必生疑。接下用“则”字连起的下句，似乎是进一步说明薛涛笺上洒以云母粉，但用“矾潢”二字则费解，因为唐宋元时的薛涛笺，是粉红色的小纸，一般用生纸，不用胶矾处理，也不洒云母粉。我们在明代纸中没有见过这类实物，难以弄清其究竟。疑心方氏所记“矾潢云母粉者”有误，这与本来的薛涛笺形制相差很大。仿制品原则上应接近或类似被仿制品，如果有新发展，也不会面目全非，否则就不能冠以薛涛笺之名。明代所造其馀加工纸，前面谈宣德纸时已列举一些品种。需补充的是，在金花五色纸中，我们见过明代泥金绘云龙纹色笺，表面经砑光，纸较厚。在传世明人字画中，不难看到一些彩色蜡笺或粉蜡笺。
  清代象明代一样，加工纸品种繁多，也仿制出一些历史上的名纸。至康熙、乾隆盛世时，由于清圣祖玄烨（1654～1722）和清高宗弘历（1711～1799）本人都是书法家，热爱书画，也都是用纸的行家，因而造出一系列高级纸供内府用，且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很雄厚，为此提供了物质条件。两位皇帝都高寿，在位达60年多，在这120多年内是造纸和加工纸的全盛时期。阮元在《石渠随笔》卷八《论纸笺》中提到：“梅花玉版笺，极坚滑，上（圣祖）用泥金画冰纹，间以梅花。乾隆年（1736～1795）仿梅花玉版笺，亦用长方隶字朱印”①。
  梅华玉版笺不见于前代，看来是康熙帝亲自设计出来的。皇帝不只自用，也希望臣民共享，因而在社会上也流传较广，至今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纸呈斗方形，较厚重，为精细皮纸，表面涂白粉，再上蜡，经强力砑光，纸上用泥金绘出几何形冰纹，冰纹间有梅花图案。纸的右下角钤以长方形花边朱印，印文为隶书“梅华玉版笺”五字。华与花二字通用，梅华即梅花。至乾隆年间再次仿制，形制与康熙时一样。确如阮元所说，极其坚滑，而图案又清雅，亦供写字之用。阮元还告诉我们“乾隆年亦有仿明仁殿纸，亦有金字印”。
  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曾谈到，明仁殿纸及端本堂纸为元代宫中供皇帝及皇太子御用的高级加工纸，两种纸形制基本相同，只是有“明仁殿纸”及“端本堂纸”钤印印文之别。明仁殿为皇帝批阅奏章之处，而端本堂旧名奎文阁，为太子读书处。这两种纸以宋代金粟笺为模式而制造，为便书法，制得稍为薄些。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过清仿明仁殿纸，阔53、长121.4公分，为黄色粉蜡笺。纸厚重，可揭成三、四张，纸上用泥金绘出如意云纹，因而可称为“泥金绘如意云纹黄色粉蜡笺”。底料为桑皮纸，纸表平滑，纸质匀细，而且双面加工。纸的背面也是黄色，涂粉加蜡，又洒以金片。正面右下角钤以长方形隶体朱印，印文为“乾隆年仿明仁殿纸”，似为御笔。阮元所见者，亦当为这类纸。我们今日观赏，犹如新作，令人赞不绝口，此为乾隆盛世之历史见证物。无论在纸的制造及加工上，都达到高度技术水准，反映当时纸工、匠师的精湛技艺。自然，此纸造价相当之高，非一般人所可使用。
  乾隆年间各种高级加工纸所用素材，多取安徽泾县青檀皮纸，即今所谓宣纸，其质量已达到或甚而超过明代宣德纸。有时也取用浙江桑皮纸，再进一步加工。乾隆时，北宋金粟笺仍有不少流入内府和民间，人们喜欢将这种厚纸一层层地揭下来写字，或作名贵书画卷轴的引首。我们看过乾隆帝御书《波罗蜜心经》有少量用此纸印刷，因纸贵重少有，版本取袖珍本形式，大概是为赏赐群臣和外国使臣的。
  同时也重新仿制金粟笺，仿品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见到，此后民国年间更有伪制金粟笺，同样纸上也有小红印。清仿薛涛笺为长方形粉红色小纸，印有六个长栏，纸下角有小红印，印文为“薛涛笺”，篆体。乾隆年仿澄心堂纸质量相当之高，我们所见者多呈斗方形，有薄有厚，厚者可分层揭开，绝大多数都是彩色粉笺或粉蜡笺，有的还以泥金绘出山水、花鸟等图案，纸的右下角钤以长方形隶书小朱印，印文为“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图6-25）按五代和宋代澄心堂纸一般为白笺，乾隆年仿制者，纸的原料、质量和厚度与前代者差不多，但染成五色，施以粉蜡，且有泥金绘图，则是个新发展。这种纸本身已成为艺术品，如再有名人墨迹，则更增加其艺术性。
  由此可见，清代澄心堂纸已构成多品种的系列产品，不再是本来意义下的澄心堂纸了。因而对这类纸要在命名上加以区分，否则便相互混淆。例如，同是乾隆年仿澄心堂纸，但根据形制，有的则是五色粉蜡笺，另外一些是泥金绘山水五色粉笺或粉蜡笺。
  我们的研究始终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力支持，从库藏品中看到乾隆初年内府御用泥金绘云龙五色粉蜡笺，十分可爱。底料为皮纸，先染成五色，再填粉、施蜡、砑光，最后以泥金绘出云龙图案。画面上巨龙张开五爪，在云中飞腾，形态生动。纸直高49.7、横长95公分，幅面较大。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以后的泥金绘云龙彩蜡笺，虽亦为皮纸，但制造和加工不及乾隆时精细，描金色淡，刷彩不匀，龙形臃肿，纸质老化，幅面变小（44.2×82.2公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国力每况愈下的景象。纸是时代的物质产物，从每个时代的用纸能叩出该时代社会经济状态的脉搏，古今中外皆如是。上述同样一批纸除云龙外，还以泥金绘出花鸟、山水、折枝花和博古图等。除泥金外，还有以泥银绘出图案者（图6-26），但因年久，线条变色，看来还是以泥金绘图为好。清代所制洒金银五色蜡笺或粉蜡笺，在彩色粉笺或粉蜡笺制成后，再以细金银粉或金银小箔片撒在纸上，以胶固着，因而出现金银的耀眼光彩。这种纸在内府多用于宫廷殿阁写宜春帖子、诗词，供补壁用，亦可作书画卷轴引首或装饰室内屏风等。泥金银绘图多出于苏州织造署或北京京西如意馆御用画师之手。
  据沈从文（1902～1988）先生研究，早期画风受宫廷画家蒋廷锡（1668～1732）的影响，后期则受邹一桂（1686～1774）影响，而山水图则有张宗苍（1686～？）和董诰（1740～1818）等画家的画风①。这些洒金银彩色粉蜡笺或泥金绘图洒金彩色粉蜡笺，是造价很高的奢侈品，制造过程要用多道精细工序，而且用赤金、白银等贵金属。沈先生引同治八年（1869）苏州织造上奏，开列该年造洒金五色蜡笺工料价目：
  计细洁独幅双料两面纯蜡笺，每张工料银五两九分。又洒金蜡笺每张加真金箔，工料一两五分二厘，每张工料银六两二钱四分二厘。又五色洒金绢每张长一丈六尺，宽六尺，每尺加重细洁纯净骨力绢，需银一两。颜料、练染工银三钱，真金箔一钱四分七厘。洒金工银三分一厘。每尺银一两四钱七分八厘。每张银一十三两六钱四分八厘。
  如果考虑到当时较讲究的衣料石青花缎每尺价不过一两七钱银子，最高级的天鹅绒每尺银三两五钱，而洒金五色粉蜡笺一张就值银六两二钱多。每张以六尺计，则每尺笺纸价格可与绸缎相比，但绸缎幅面比纸更宽，所以实际上比绸缎还贵。如果再用泥金加绘，还要另加工银。
  明清时另一种加工纸为砑花纸，当然也是继承前代技术手法。取用坚韧的本色皮纸为料，或将纸染成五色，再予砑花。这种纸一般应比印刷纸厚重，否则经受不住压力。所砑出的图案有凸起的山水、花鸟、鱼虫、龙凤、云纹、水纹，有的还有人物故事和文字。将纸迎光看去，显出美丽的暗纹图案，使纸赋有潜在的美，最后再挥毫作出书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制砑花彩色粉蜡笺，非常有趣。每纸高31.6、长128～131公分，较厚重，细帘条纹，染成土黄色，并施粉、蜡，纸面上砑有复杂的人物故事图案，其中包括萧翼（590～655在世）赚《兰亭》、《赤壁赋》、卢仝（约796～835）烹茶和葛巾漉酒等故事图案。纸左下角压出“山静居画皆金阁造图”印记。山静居为浙江籍书画家方薰（1736～1799）的斋名，则图案设计出自著名画家之手，再由皆金阁砑造。仔细观察此纸，可看出加工过程痕迹。先在纸上涂布一层白粉，再于粉面上刷色、加蜡，最后以刻有画稿的木模压之。在纸面深凹处还有蜡渣。此纸很精细，极适笔墨，但我们所看到的，还未曾临毫。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库还藏有康熙年制砑花色笺，以高级皮纸为素材，纸上砑出复杂的花卉图案。纸的一角有“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一日，[臣]曹寅进牙（砑）色素笺十张”之字样①。曹寅（1658～1712）字子清，满洲正白旗人，为著名文学家曹雪芹（1715～1763）祖父。康熙三十一年（1692）督理江宁织造，后兼巡视两淮盐政，累官通政使，工诗词。此砑花笺上所示年代为1709年8月16日，由江宁织造曹寅进呈。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恐怕还较少注意到这件文物与曹雪芹家世有关连。此纸阔61.6、高137.2公分，两面施粉，染成粉红色后再砑花。所谓“素笺”，是指该纸上未洒以金粉、金片或描金，并非指本色纸，其实应名为“砑花彩色粉笺”。明清时还制造传统的髮笺、砑花罗纹纸和填以云母粉的云母笺，更有雕板印花彩色粉纸（壁纸）。此外清代更制成在两层薄纸间夹有剪纸图案的纸。恐怕历史上出现的加工纸，这时都已再现，且有新发展，历史上没有的，则重新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