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明清时用皮纸造成的高级文化用纸，为使其具有潜在的美，还用花帘抄造。即在纸帘上编出凸起的花纹、图案或文字，抄造后便隐于纸中，迎光能看出这些图案，称为花帘纸，即西方所谓的水纹纸。这种编帘技术中国古已有之，但明清时期有新突破，呈现花纹的纸帘不用竹帘，而用铜网，这样便可使图案更为复杂，也使纸表更光滑。撇去图案不说，单就以铜网代替竹帘抄纸，这本身便是个技术上的创新。徐康（1820～1880在世）《前尘梦影录》（1897）卷上云：
  老友陈柏君大令（县令），曾觅得康熙年间（1662～1722）阔帘罗纹纸数页（张），周围暗花边，皆六尺匹。托杭城（杭州）造笺纸良工王诚之，为之加推染色，[以]同于古制。诚之云：今仅有狭帘罗纹，纸料虽小，皆出于竹帘。阔帘乃铜线织成，久已断坏，无人继作。
  康熙年所造的这种纸，其四周所以有暗花图案，并不是用砑花板压上去的，而是因纸帘上编有复杂花纹、图案，抄纸后自然出现在纸上的。这种实物我们不时见到，前述泾县皮纸中的“龟纹”，便在纸上出现无数规则排列的六角形图案。刘岳云（1849～1917）《格物中法》（1871）卷六下引《文房乐事》云：“福建皮丝烟纸，其铺号住址藏于纸中。法以竹、丝编为字形，使漉纸浆，自然成迹。宣纸佳者亦有之，或作种种花纹……山西造纸亦有之”。“以竹、丝编为字形”有语病，应当是“以丝于竹帘上编为字形”。我们确实在清代山西票据中看到这类纸。美国纸史家亨特二次大战前，来北京收集造纸工具时，也得到一个抄纸帘，上面编有“丁瑞泰”字样，看来是丁记纸坊槽户名称①。我们还看过类似《前尘梦影录》所说四周有图案花边的花帘纸，且有“臣彭元瑞恭进”之字样。彭元瑞（1731～1803）为乾隆（1757）进士，授庶吉士，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乃高宗宠臣。可见花帘纸在康、乾时盛行。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时中国已有用铜网抄花帘纸的记录。然一般情况下仍主要以
  竹帘编织图案及文字，主要因编铜网费工，造价高，并非不掌握这种技术。
  清康熙、乾隆年间，江南还制造一种皮纸，形制特别，名“侧理纸”。戏曲家孔尚任（1648～1718）《享金簿》云：“侧理纸方广丈余，纹丈余，纹如磨齿，一友人赠余者。晋武帝赐张华（232～300）侧理纸，是海苔所造，即此类也”②。
  吴振域（1792～1871）《养吉斋丛录》（约1863）卷26云：
  乾隆丁丑（1757）高宗南巡，得圆筒侧理纸二番。藏一，书一，作歌纪之。后捡旧库，复得五番。壬寅（1782），浙江新制侧理纸成，进御，先后皆有题咏。此纸囫囵无端，每番重沓如筒，故有圆筒[纸]之称。尝以颁赐诸臣，彭公元瑞（1731～1803）有恭和御制元韵纪恩诗③。
  诗人丁敬（字钝丁，1695～1765）《砚林诗集》中有侧理纸长诗，注中说：仁和县的诗人赵昱（号谷林，1689～1747）小山堂藏有侧理纸二幅，高宗南巡时，献之行在，帝赐以宫锦。后来，同郡人沈廷芳（1702～1772）御史以“赐锦堂”称赵氏小山堂，并由书法家梁国治（1723～1786）重新书写堂名。这成为当时浙江文坛中的有名故事，载入内阁学士沈德潜（1673～1769）的《赵徵君赐锦堂记》之中。阮元（1764～1849）于《石渠随笔》（1793）卷八云：“乾隆年间，又仿造圆筒侧理纸，色如苦米，摩之留手，幅长至丈余者”④。
  综合以上史料，并结合笔者所见实物，可作如下说明。圣祖、高宗是康熙、乾隆盛世时的君主，都有文治武功，喜爱书画，而且都是诗人兼书法家。像明宣宗那样，他们也特别讲求用纸，想让历史上各种有名的纸再现于世。晋代人王嘉（约315～385）《拾遗记》（约370）所载晋武帝赐张华（232～300）侧理纸万番，以其形制独特，从而引起康熙帝的好奇心，但内府不藏此纸。按古书所载，晋侧理纸产于南越，即浙江南部，为海苔所制，其纹理纵横斜侧，故名侧理纸。于是浙江地方官想在本省试制出此纸以进御。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考证的，其实侧理纸即后世的“发笺”，即以苔类或发菜（石发）搀入纸浆而抄造者。但因清初人不明此意，亦无标本可寻，以苔类造纸失败后，便制成具有磨齿状纹理的皮纸，作为侧理纸献上。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完整的清代所造侧理纸一件，为张伯驹（1897～1982）先生旧藏。仔细观察此纸后，注意到外观呈深肤色，纸质厚重，表面有斜侧帘条纹，但编织纹不明显，不是一般竹帘所抄成。此为皮料纸，没有苔类或石发成分，浆汁匀细，表面凸凹不平，如阮元所说，“色如苦米，摩之留手”。纸的长宽幅度很大，为便保管，纸已折叠。展开后，全纸呈圆筒状，看不到接缝，如吴振域所说，“此纸囫囵无端，每番重沓如筒”。实物形制完全证实了文献所载，称其为圆筒侧理纸，十分恰当。。这次仿制的技术重点不在用料如何，而是着重体现“纵横斜侧”的帘纹，呈上内府后，因康熙帝也不知古侧理纸应是什么形制，遂以为便是如此。除自己使用外，还颁赐群臣。乾隆廿二年（1757）高宗南巡，浙江仁和人赵昱将家藏康熙时造侧理纸二番献之于行在，蒙宫锦之赐。高宗带回北京后，在其中一张上写字，另一张收藏，今北京故宫珍宝馆乐寿堂东廊石刻上，仍可见乾隆戊寅（1758）御笔《咏侧理纸》长诗。今将有关诗句摘抄于下：
  海苔为纸传《拾遗》，徒闻厥名未见之。
  何来映座光配墓，不胫而走系予思。
  囫囵无缝若天衣，纵横细理织网丝。
  即侧理耶犹然疑，张华李墨试淬妃。
  羲、献父子书始宜，不然材可茂先追。
  何有我哉宛抚兹，万番勿乃伤记私。
  两幅已足珍瑰奇，藏一书一聊纪辞。
  看来清高宗很喜欢这种纸，得到两幅后即赋诗记之。更下令重查内府旧库，结果又得到五番。乾隆四十七年（1782），浙江新制侧理纸成，进呈后，再有御笔题咏。新制者形制如同旧库藏品，因数量很多，帝愿与诸臣共享，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元瑞等人得纸后，均步御笔原韵进上纪恩诗。为什么将纸制成圆筒状？这是没有文献依据的，明清以前古书谈侧理纸均未说是圆筒形，大概为使其体现“囫囵无缝若天衣”的某种神秘感吧。
  如何能造出这种纸？这个问题倒要思考，此处拟陈管见。首先，此侧理纸外观初看时颇似机制纸，但确为清代所造，因那时全世界仍以手工方式抄造，则其抄纸器必为特殊设计出来的，绝非传统所用竹帘，因为竹帘织不出这种斜侧的帘纹，而且以竹帘抄纸，表面一般都较平滑，不能出现凸凹不平的表面。我们因而料想是用粗细不同的铜丝编织成纸帘，即以粗铜丝为帘条，以细铜丝穿帘，如高宗诗所说“纵横细理织网丝”，只是此丝为铜丝。浙江于清初即有以铜网为帘，抄阔帘罗纹纸的先例，再将其改编成具有斜侧纹的铜网，在技术上是没有困难的。其次，要将纸抄成圆筒状，则使湿纸浆成型的抄纸器原则上也应是圆筒形，因平板形抄纸器两边不能合拢，尤其是抄大幅纸，将平帘合拢成筒形，有技术上的困难。其结果只能是在筒形框架上用铜丝编成巨幅筒形纸帘，而且要求编粗铜丝的细铜丝，细到不能在纸上显出纹理，只能显出粗铜丝的纹理，才能抄出我们所看到的侧理纸的形象。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纸浆均匀分布在筒形纸帘上形成湿纸层？毫无疑问，只有使筒帘绕中心轴线旋转，才能作到这一点，这意味着还要制成一个驱动纸帘转动的机械装置。对中国匠人来说，这并非什么难题。
  下一步是如何将纸浆置于纸帘上。一个方法是将纸浆放在高位槽内，通过鸭嘴形出料口使纸浆流入正在转动的纸帘，边灌浆边滤水，转动一周后形成筒形湿纸。但此法在当时条件下不易控制出料并保证纸浆的均匀分布，而圆筒上部滤下的水，有可能冲刷底部已形成的湿纸，因此这个方法并不足取。另一方法是将筒形抄纸器置于大纸槽内，通过动力传动装置使其于槽内旋转，因而纸浆能均匀流到整个宽度的筒形纸帘上，纸浆中的水通过铜网孔流入网下成为白水，而纤维附着于旋转的筒形铜网网面上形成纸层。这种方法操作简便，切实可行，抄侧理纸很可能用此方法①。
  用上述方法抄出筒形湿纸层后，第四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压榨去水、烘干和揭纸？如果是平面形巨幅湿纸，最原始和简便方法是置于高出地面之处，任其自然干燥或略加烘烤，但此法恐不适于圆筒形巨幅湿纸。古人既已用机械方式抄出此纸，自然有办法使其压榨去水。最简便的办法是，再制成一个能转动的筒形辊，辊表面包上柔软材料。将此辊与附着有湿纸的筒形抄纸器贴近，再使两个筒状物沿相反方向转动，便可将剩下的水压出。作到这一点，无需费任何思索，因为用传统方法从甘蔗中榨取糖汁，就是利用双辊反向转动的原理和设备的，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对此早有记载。经过压榨脱水后的筒形湿纸已有一定强度，可以任其自然干燥，但为减少干燥所需时间，亦可于圆筒下置炭火盆若干，边转动边烘干。烘干后的纸，先分别自两端揭起纸边，再用长的薄片向前探揭，操作必须精心，直到整个纸筒揭离铜网，最后再从一端慢慢抽拉出来。圆筒侧理纸便这样制造成功。
  因此，圆筒侧理纸既已制成，就必须解决下述三个技术关键问题：①圆筒状钢网抄纸器的设计与制造；②使圆筒抄纸器转动抄纸的技术构思和转动装置的制造；③利用榨糖机原理，使抄纸圆筒与另一辊筒贴近，通过二者反向转动以压榨脱水。这三点正是构成近代单缸圆网造纸机（mono-cylinder paper-machine）的基本要素，而这种机器在欧洲迟至1809年才由英国造纸家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1782～1871）所发明并取得专利②，后用于世界各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在康熙年间（1662～1722）浙江纸工复原晋代侧理纸时，没有按本来意义下向纸浆中搀入海苔或发菜的思路行事，而是另辟蹊径，用旋转铜网抄纸器的机械方法造出圆筒侧理纸，而且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次重复生产，从而在世界上最先产生用旋转机械抄纸的技术构思，并制成人类最早的圆网造纸机的原型。有趣的是，中国筒形抄纸器与狄金森的圆网造纸机在结构与工作原理上相当一致，这就说明为什么圆筒侧理纸初看起来颇象近代机制纸，因为它本来就是按圆网造纸机原理制造出来的。可以说康熙年间能研制出这样一种独特的造纸机器，是个技术奇迹，但确是历史事实，中国传统造纸技术发展到清代，已经自发地出现了用近代新式机器造纸的势头，因而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