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明代福建工匠发明的纸织画，是中国传统美术工艺中新开的花朵。其方法是将薄而强韧的皮纸染成各种颜色后，剪成纸条，再搓成纸绳，最后用纸绳编织成书画复制品，与原件相似而无需笔墨及颜料。王士祯（1634～1711）《分甘余话》卷下写道：“闽中纸织画，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设色亦佳。或言近日中始创为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1565）没入严嵩（1480～1567）家赀，有刻丝、衲纱、纸织等画之名，则其来久矣”。
  《留青日札》为田艺蘅（1535～1605在世）作于1579年，所记严嵩任相专政时（1542～1562）已有纸织。王士祯又在《居易录》卷二《〓画》中说：
  钮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为〓画。凡人物、楼阁、山水、花木，皆于纸上用指甲及细针〓（gǒng，提）出，设色浓谈，布境深浅，一法古名画。……近闽中有铁画，乃破纸为条织成之，山水、人物、花鸟、布置设色，种种臻妙，与刺绣无异，亦奇技也。
  清人杨复吉（1731～1800在世）《梦阑琐笔》《纸画》条云：“闽中永春州织画，以罗纹纸笺剪成片，五色相间，经纬成纹。凡山水、人物、花鸟皆具。《留青日札》云，嘉靖间没入严嵩家物，已有纸织字画，盖前明即行之矣”。
  纸织书画分黑白及设色两种，显然是根据刻丝和刺绣的手法制成。但以细纸线代替丝线。这是纸制品中最为精工细作的品种，完成一件作品所需时间较多。明以后，至清代仍流行，清人陈云伯《画林新咏》称，陆湘鬟织画擘纸缕为之，闽人颇工此艺，多出高手。“余戚陆湘鬟亦能为此”。根据纸织原理，不但可制成书画仿制品，还可用各色纸线制成衣料，用作服装。如果将纸线接长，甚至可用织机织成纸布。这种技术后来传到日本，以至直到今天在手工纸场中还在生产。据瑞典人施持雷尔尼克（E.A.Strehlneek）的报道①，斯德哥尔摩一收藏家藏有中国清初制造的《耕织图》（1690）的纸织画，共48幅（图6-6）。每幅为24.5×28.1公分，以黑白纸线编织而成，与刻本很相似，尤其康熙帝御制诗手迹十分传神。
  明代人特别讲求使用名片，起初较小，明中叶至明末时名片作得愈来愈大。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1566）说：
  余少时，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箓纸，[阔]二寸，间有一、二[用]苏笺，可谓异矣。
  而书简摺拍亦不过一、二寸耳。今之用纸非表白箓、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绵纸封袋递送，奢亦极矣。
  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章称：
  若铅山诸邑所造柬纸，则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以射重价。最上者曰官柬[纸]，富
  贵之家通刺（名片）用之。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婚帖），则先以白矾水染过，后上红花汁云。
  宋应星还在《野议》（1636）《风俗议》中感慨地写道：
  京官名帖大字，事例原无妨碍，然嘉靖（1522～1566）中业已大极，而隆[庆]—万
  [历]（1567～1619）复降而小，未必非熙明安盛之兆。长安好事之家，有存留历年名帖者，以相比对，直至天启壬戍（1622）方大极而无以复加。自省垣庶常而上，凑顶止空一字，则壬戍之柬也。⋯⋯且学问未大，功业未大，而只以名姓自大，亦人心不古之一端也。
  作者就当时用大名片、将姓名题以大字，借此互相比附的奢侈陋习，提出了批评。但当时北京前门一带卖名片的店铺却生意兴隆。入清后，名片又开始变小。
  供消遣娱乐用的纸牌（图6-7），到明清时也更盛行，普遍在厚纸上印以文字和图案，玩法也更复杂，且出版不少这类专著，如明人潘之恒（约1563～1621）的《叶子谱》等，都叙
  述纸牌形制、种类及玩法。纸牌上常印有宋代梁山起义英雄人物，还有钱数。明人陆容（1436
  ～1494）《园杂记》（1475）卷14说：
  叶子之戏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崑庠八年，独不能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具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
  明末画家陈洪绶（1589～1652）还将《水浒传》中的这些人物画成40幅酒令纸牌，印制后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