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入清以来，造纸业曾一度受到破坏，但从康熙、乾隆时（17世纪后半至18世纪）起，清初遭到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再度兴起，给造纸业又带来新的生机，纸产量、品种和质量都在明代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传统名牌加工纸又恢复了生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的道光年间（1821～1850）。吴振棫（1792～1871）《养吉斋丛录》（约1871）卷26叙述各省进御的纸种时写道：
  纸之属，如宫廷贴用金云龙硃红福字绢笺，云龙硃红大小对笺，皆遵内颁式样、尺度制办呈进。其他则有五彩盈丈大绢笺、各色花绢笺、蜡笺、金花笺、梅花玉版笺、新宣纸。旧纸则有侧理[纸]、金粟[笺]、明仁殿[纸]、宣德诏敕[纸]，仿古则有澄心堂[纸]、明仁殿纸、侧理纸、藏经笺、宣德描金笺。外国所贡，高丽则有洒金笺、金龙笺、镜光笺、苔笺、咨文笺、竹青笺、各色大小纸。琉球则有雪纸、头号奉书纸二号奉书纸、旧纸。西洋则有金边纸、云母纸、漏花纸、各色笺纸。又回部（新疆）各色纸，大理（云南）各色纸，此皆懋勤殿庋藏中之别为一类者①。
  以上所述都是统治者宫中御用高级纸，其中包括传统名牌纸和加工纸，所谓“绢笺”是裱有绢的厚纸。一般用纸则各地都有生产，江西仍然是造纸大省之一。从江西地方史料中还可看到纸坊中的雇佣关系。陶成（1684～1758在世）所编雍正《江西通志》（1732）卷27《土产志》称，从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以来，永丰、铅山和上饶三地各有槽房造纸，每一槽户雇有相当数目的工人，“日日为人佣役”②。这既反映生产规模扩大，又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清代又继续发展。《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四十八年（1782）条载，江西纸坊工人“陈黑因喻梅家雇伊破竹造纸，每日议给工钱二十五文，喻梅请陈黑饮酒开工。陈黑查知各蓬破竹每工均系钱三十文，当即辞工不作”③。也同样表明没有生产资料的造纸工凭技艺有权选择业主的雇佣关系。边柱所主修的乾隆《铅山县志》（1784）卷二更载铅山石塘镇造竹纸作坊内明确的劳动分工情况：“每一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捡料一人，焙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④。“扶头”指抄纸工人，工资最高。该镇有5～6万人，多以造纸为业，产品行销全国。有大纸坊30多家，每家佣工上千人（《铅书》万历本）。
  清人严如熤（1759～1826）《三省边防备览》（1822）卷九谈道光年陕西南部造纸生产情况时说：
  西乡纸厂三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厂二十余座。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西居民当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数万计矣①。
  同书卷14还收入严如熤的《纸厂诗》②：
  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
  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
  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
  卢坤（1772～1835）《秦疆治略》（1824）提到岐山县“南乡有纸厂七座，厂主雇工，均系湖广、四川人”。嘉庆八年（1803）设汉中府定远厅，至道光三年（1823）已有人口近13.5万人，川人过半，楚人次之，有纸厂45处，其中工作人数甚多，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③《清代刑部钞档》载嘉庆二十年（1815）陕南纸厂“任克濬雇杨思魁帮工作纸，每月工钱一千二百文，同坐同食，并无主仆名分”④。以上所述都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性质和规模。因为在个体手工业中要依次完成的相互连接的操作，在工场手工业中则变成由许多协作工人同时进行的局部操作。因此后者与前者比，在较短时间内能产生较多产品，工场手工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