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明清时的造纸槽坊，大多集中于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等省，北方以山西、河北、陕西等省为主。湖南、湖北、云南以及山东、河南、甘肃等省亦产纸，只是产量较小。总的说产纸区域遍及全国各省。原料以竹、麻、皮料和稻草等为主，南方各省盛产竹，因此近竹林山区多造竹纸，产量占首位，多用于书写、印刷。各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南北均有，多用于书画、印刷及制造纸制品。麻纸主要产于北方陕西、山西、甘肃、山东及东北，产量较少。
  明代江西以楮皮所造“宣德纸”及清代皖南泾县以青檀皮所造“泾县纸”，为一时之甲，用作高级文化用纸。这两种纸都超过了历史上有名的“澄心堂纸”及“金粟笺”等名纸，而且品种繁多、加工方式花样翻新，形成两大系列纸，成为领导时代技术潮流的尖端纸。因而宣德纸与泾县纸体现了手工纸中的高水平。浙江桑皮纸质量也相当之高。竹纸以江西和福建所产“连史”、“毛边”最为普遍。按明末常熟藏书家及出版家毛晋（1598～1659）汲古阁藏书数万卷，延名士校勘开雕“十三经”、“十七史”及稀见之书，所用纸皆从江西特造，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但有时亦取自福建。我们所见毛氏汲古阁刻本即用江西及福建竹纸。福建毛边纸较薄，呈浅黄色，编织纹间距较密；江西毛边纸颜色浅些，编纹间距较大，制造很精细。毛太纸可能源于太史纸。毛边、毛太之名出现于明末，至今还沿用此名。关于连史纸，前一章中曾予讨论，此不赘。
  一 明初江西官局造纸及明代纸品种
  明人屠隆《考槃余事》卷二《纸笺》谈到本朝纸时写道：
  永乐（1403～1424）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最厚大而好者，曰连七[纸]、曰观音纸。有奏本纸，出江西铅山。有榜纸，出浙[江]之常山、[南]直隶庐州英山（今安徽境内）。有小笺纸，出江西临川。有大笺纸，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内用细密洒金五色粉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笺。有白笺，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洁白。有印金五色花笺。有瓷青纸，如缎素，坚韧可宝。近日吴中（今苏州）无纹洒金笺纸为佳。松江谭笺不用粉笺，以荆州川连纸褙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新安（徽州）仿宋藏经纸亦佳。有旧裱画卷绵纸（皮纸），作纸甚佳，有则宜收藏之①。
  此处介绍了明代某些高级纸的名称及其产地。
  关于永乐年间西山官局所造之纸，明代江西新建学者陈弘绪（1597～1665）《寒夜录》（约1638）卷下云：“国初（明初）贡纸，岁造吾郡西山，董以中贵，即翠岩寺遗址以为楮厂（纸厂）。其应圣宫西皮库，盖旧以贮楮皮也。今改其署于信州，而厂与寺俱废”。就是说，明初永乐初（1403）始于江西南昌府新建县西山翠岩寺旧址兴建官办纸厂，供内府御用，朝廷更派宦官监造。所砍楮皮贮于当地应圣宫西皮库，由此可知西山官局纸为高级楮皮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大学士解缙（1369～1415）奉旨主持的万卷本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1408）用纸，经笔者考定即以江西西山纸厂所出楮皮纸抄写，此纸洁白、纸质匀细、厚实。笔者认为，西山纸厂似为抄写《永乐大典》而于永乐元年（1403）所特设。至宣宗宣德年（1426～1435）西山贡纸演变成宣德纸。大约从隆庆、万历之际，该纸厂移至江西广信府铅山县，仍以原法造高级楮皮纸。屠隆所叙述的明代高级纸，产地集中于江西、浙江及安徽三个省份，而加工纸以江苏（苏州）所产为著。唐宋时代表时代水平的蜀纸，此时被其他省的纸所超过。
  明代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在其《物理小识》（1643）卷八写道：
  永乐[时]于江西造连七纸，奏本[纸]出铅山，榜纸出浙之常山、庐之英山，[钤]‘宣德五年（1430）造素馨纸’印。有洒金笺、五色金粉[笺]、瓷青蜡笺。此外，薛涛笺则矾潢云母粉者。镜面高丽[笺]，则茧纸也。后唐澄心堂纸绝少，松江潭笺或仿宋藏经笺，渍荆川连[纸]，芨褙蜡砑者也。宣德陈清疑白楮皮[纸]，厚可揭三、四张，声和而有穰。其桑皮者牙色，矾光者可书。今则棉[纸]推兴国、泾县，鄙邑桐城浮山左，亦抄楮皮[纸]、结香纸。邵阳（湖南）则[有]竹纸顺昌纸，柬纸则广信为佳，即奏本[纸]也②。今传本《物理小识》有许多脱字，故不易解。谈到松江潭笺或仿宋藏经笺时，所称“渍荆川连、芨褙蜡砑者也”，应理解为：以荆川连纸借白芨糊裱背，使之厚重，再加蜡质并砑光。方以智谈到明代时还仿制过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一种蜡笺）和唐代的薛涛笺，他所说“镜面高丽”应当是高丽镜面笺，产于朝鲜国，但此纸仍然是楮皮纸，不是“茧纸”。明代看来较少仿制过五代南唐的澄心堂纸，因《永乐大典》用纸、宣德纸已超过澄心堂纸了。
  方以智特别介绍宣德年所制贡纸，认为有当时造纸家陈清（1395～1460在世）印记的纸最佳，还提到泾县纸及桐城的楮皮纸和结香皮纸，以及湖南邵阳的竹纸。结香（Edgeworthiachrysantha）为瑞香科植物，早在唐代即用于造纸。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约1640）卷七所记与屠隆《考槃余事》卷二雷同，但补充说“泾县连四最佳”①，也说明泾县纸在明代为人们看重。此处所说的泾县纸，后来发展成为所谓宣纸。松江潭笺别本作谭笺，荆川纸别本作荆州（今湖北）纸。从明代起湖南、湖北二省产纸量突然大增，至清代仍然保持这个势头。
  在王宗沐（1523～1591）、陆万垓（1525～1600）所编《江西省大志》万历本（1597）卷八中，更详细列举出全国产纸大省江西省所抄造的28种纸的名目：
  造纸名二十八色，曰白榜纸、中夹纸、勘合纸、结实榜纸、小、开化纸、呈文纸、结连三纸、绵连三纸、白连七纸、结连四纸、绵连四纸、毛边中夹纸、玉版纸、大白鹿纸、藤皮纸、大楮皮纸、大开化纸、大户油纸、大绵纸、小绵纸、广信青纸、青连七纸、铅山奏本纸、竹连七纸、小、白鹿纸、小楮皮纸、小、户油纸、方榜纸。又有大龙沥纸，青红黄绿皂榜纸、楮皮纸、藤皮纸、衢红纸②。
  名目虽多，归纳起来不外是榜纸（巨幅厚纸）、开化纸（薄楮皮纸）、绵连纸（皮纸）、中夹纸、奏本纸、油纸等及各种色纸。江西纸厂命名其所产纸时，有按纸的用途、外观、原料等取名，其中“藤皮纸”恐怕不是以青藤等藤类所造，其实所有上述二十多种纸都主要以竹及楮皮为原料。有的名字如“绵纸”是传统旧名，并不是说此纸由绵茧所造，而实为楮皮纸。由于明初起就在江西设官局造纸供内府御用，所造者都是上等纸，不计工本。但民间槽户则不然，所造普通纸作印书用，价钱较便宜。
  明代湖广临湘人沈榜（1551～1596在世）曾于万历十八年（1590）任顺天府宛平（今北京市境内）县令，后来（1593）升户部主事。他在县令任内根据档册编写了《宛署杂记》（1593），共20卷，含不少明代内府用纸的史料。如卷15载“遇重修《大明会典》，用中夹纸二千五百张，价三十七两五钱；大呈文纸四千张，价十六两；连七纸一万一千六百张，价九两二钱八分。系按院赎银。笔五百枝、墨一百锭，价十三两。抬连纸二千张，价一两八钱。……呈文纸五千张，价三十两。”③其中“中夹纸”之名已见于《江西大志》，当由江西解至京师，纸名不易理解，可能是一种厚重之纸，比一般连四、连七纸贵得多。《大明会典》重修于万历十五年（1587），书中所述纸价即当时之时价。
  《宛署杂记》卷15还记载当时礼部“遇筵宴考满阁下，用梨板三块，价一两二钱；大红纸十二张半，价减七分五厘；毛边纸五十张，价三钱；咨呈纸（即呈文纸）五十张，价一钱七分五厘。连四纸二十五张，价一钱七分五厘；大瓷青纸十张，价一两。墨二笏，价一钱。……榜纸二十五张，价三钱七分五厘。”④此外，还记载“大呈文纸每百张价三钱五分，抬连纸每百张价一钱，连七纸每百张价六分五厘，青壳纸每百张价三分，中呈文纸每百张价二钱，毛边纸每百张价银六钱，碗红纸五张价一钱”。此处所述为万历二十年（1592）由宛平县支付内府用各种纸当时的时价。同书卷15载万历十九年（1591）顺天府乡试用纸中，还可知道其他品种纸及其用量，其中御览纸690张、表纸11，360张、中呈文纸11，650张、草纸3700张、刚连纸37，300张、大红行移纸40张、分水纸1600张、青连纸2013张、白榜纸80纸、红黄榜纸60张、红黄龙沥纸20张、官青纸6张，等等。同时期的其他物品时价如下：香油50斤价1两银，麻布1疋价1两8钱，烟墨1斤价5钱，烧酒2瓶价1钱，白布2疋3钱6分，白面4斤价4分，铁钉5斤价1钱，线麻6两价2分。于是推算得知，抬连纸2000张相当1疋麻布，50张毛边纸相当15斤铁钉或6瓶烧酒，大呈文纸50张相当1斤香油，等等。相比之下，纸价并不算昂贵。前引史料说毛边纸是因毛晋汲古阁刻书用纸而得名，看来此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毛氏诞生前毛边纸之名已经存在，只不过他爱以此纸印书而已。
  二 清代纸品种和造纸概况
  入清以来，造纸业曾一度受到破坏，但从康熙、乾隆时（17世纪后半至18世纪）起，清初遭到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再度兴起，给造纸业又带来新的生机，纸产量、品种和质量都在明代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传统名牌加工纸又恢复了生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的道光年间（1821～1850）。吴振棫（1792～1871）《养吉斋丛录》（约1871）卷26叙述各省进御的纸种时写道：
  纸之属，如宫廷贴用金云龙硃红福字绢笺，云龙硃红大小对笺，皆遵内颁式样、尺度制办呈进。其他则有五彩盈丈大绢笺、各色花绢笺、蜡笺、金花笺、梅花玉版笺、新宣纸。旧纸则有侧理[纸]、金粟[笺]、明仁殿[纸]、宣德诏敕[纸]，仿古则有澄心堂[纸]、明仁殿纸、侧理纸、藏经笺、宣德描金笺。外国所贡，高丽则有洒金笺、金龙笺、镜光笺、苔笺、咨文笺、竹青笺、各色大小纸。琉球则有雪纸、头号奉书纸二号奉书纸、旧纸。西洋则有金边纸、云母纸、漏花纸、各色笺纸。又回部（新疆）各色纸，大理（云南）各色纸，此皆懋勤殿庋藏中之别为一类者①。
  以上所述都是统治者宫中御用高级纸，其中包括传统名牌纸和加工纸，所谓“绢笺”是裱有绢的厚纸。一般用纸则各地都有生产，江西仍然是造纸大省之一。从江西地方史料中还可看到纸坊中的雇佣关系。陶成（1684～1758在世）所编雍正《江西通志》（1732）卷27《土产志》称，从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以来，永丰、铅山和上饶三地各有槽房造纸，每一槽户雇有相当数目的工人，“日日为人佣役”②。这既反映生产规模扩大，又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清代又继续发展。《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四十八年（1782）条载，江西纸坊工人“陈黑因喻梅家雇伊破竹造纸，每日议给工钱二十五文，喻梅请陈黑饮酒开工。陈黑查知各蓬破竹每工均系钱三十文，当即辞工不作”③。也同样表明没有生产资料的造纸工凭技艺有权选择业主的雇佣关系。边柱所主修的乾隆《铅山县志》（1784）卷二更载铅山石塘镇造竹纸作坊内明确的劳动分工情况：“每一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捡料一人，焙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④。“扶头”指抄纸工人，工资最高。该镇有5～6万人，多以造纸为业，产品行销全国。有大纸坊30多家，每家佣工上千人（《铅书》万历本）。
  清人严如熤（1759～1826）《三省边防备览》（1822）卷九谈道光年陕西南部造纸生产情况时说：
  西乡纸厂三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厂二十余座。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西居民当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数万计矣①。
  同书卷14还收入严如熤的《纸厂诗》②：
  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
  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
  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
  卢坤（1772～1835）《秦疆治略》（1824）提到岐山县“南乡有纸厂七座，厂主雇工，均系湖广、四川人”。嘉庆八年（1803）设汉中府定远厅，至道光三年（1823）已有人口近13.5万人，川人过半，楚人次之，有纸厂45处，其中工作人数甚多，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③《清代刑部钞档》载嘉庆二十年（1815）陕南纸厂“任克濬雇杨思魁帮工作纸，每月工钱一千二百文，同坐同食，并无主仆名分”④。以上所述都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性质和规模。因为在个体手工业中要依次完成的相互连接的操作，在工场手工业中则变成由许多协作工人同时进行的局部操作。因此后者与前者比，在较短时间内能产生较多产品，工场手工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三 纸币、糊窗纸、壁纸
  随着明清造纸业的发展，纸的用途比前代更广。除书画、印刷、包装和宗教、仪礼活动用去大量纸张外，日常生活中其余纸制品耗纸量也很大。张廷玉（1672～1755）《明史》（1736）卷81《食货志》记载，明代开国初的洪武七年（1374），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宝钞提举司，“明年（1375）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横纹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富’。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⑤。”（图6-1）。
  洪武十八年（1385）更诏令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开始以纸币向官员发薪。但从英宗（1457～1464）以后宝钞便不大流行。清代很长一段时代用金属货币，咸丰三年（1853）发行“大清宝钞”及户部官票两种纸币⑥，合称“钞票”。现代所说钞票一词，可能即导源于此。清末各地方也印行过各种金融信贷票据。与此同时，供死人用的纸钱也比过去作得更为精致、耗量很大。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章说：“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故造此者名曰火纸。荆楚（湖南、湖北）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图6-2）。
  像前代一样，明清以纸糊窗。曹昭（1354～1401年在世）《格古要论》（1388）卷九云：
  读书须用明窗净几，以油纸糊窗格则明。造油纸诀，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革麻去壳研。光粉黄丹各半匕，桃枝搅用似神仙。又：桐三麻四不须煎，十五草麻去壳研。青粉一分和合了，太阳一见便光鲜①。
  看来此处所述造油纸用的油料配制方法，与宋代没有多大区别。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称：“窗纸，簷窗畏漂雨，用桐油则耀目，当以豆腐浆涂之。此浆亦可糊纸。〈广牍）曰：‘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壳研。光粉黄丹各半匕，桃枝搅用似神仙。”②明代宫内糊窗纸名棂纱纸，悉由江西广信府铅山抄造。宋应星在《野议》（1636）《军饷议》内指出：“然十年议节省，谁敢议及上供者？！……即就江西一省言之，袁郡（袁州府）解粗麻布，内府用蘸油充火把，节省一年万金出矣。信郡解棂纱纸，大内以糊窗格，节省一年十万金出矣”③。这是说，只北京宫内一年所用广信府上供的糊窗棂纱纸一项，就费银十万两，可见必选用上好的纸，其中运费可能占去大半。
  明清时还流行在室内装饰壁纸。所谓壁纸，一般指染成各种颜色，或绘以图画，或印以彩色图案，用以糊墙补壁作室内装饰的纸。有时用本色纸涂有白粉者。这种纸以其物美价廉而且实用，在官府和民间室内广泛使用，而且还从中国出口到国外，也受到欢迎。壁纸西方语称Wallpaper（英语）、papier tenture（法语），一般都认为是中国发明的，欧洲壁纸脱胎于中国壁纸。但也时而有不同意见，如1964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innica）说：“没有证据说明中国应用壁纸早于它被引入欧洲的时代”④。拉巴尔（E.J.Labarre）在《纸与造纸百科辞书》（Dictionary and Ency-clopaedia of Paper and Papermaking，1952）中说：“在造纸术传入西方以前很久，中国人就应用[装饰花纹的]印刷纸，但有理由相信这些纸不曾像今日壁纸那样糊在墙上，……因而壁纸起源于东亚之说是想象上的误会，因为欧洲约于1700年开始应用paperhangins（挂纸）后不久，东方的影响才显著起来。”①持这种见解者，以为Wallpaper一词在欧洲出现于19世纪，因而不敢确信中国早就有壁纸。这里有必要对此予以讨论。我们认为，中国壁纸的演变有长期的历史。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皮纸及纸本书画裱背技术的进步，将纸本书画挂在墙上，早于西方的paper-hangins一千多年。如果将一般书画或印有图案的纸糊在墙上，这就成为壁纸。为证明中国在16世纪以前即用壁纸，我们提供如下史料：明人陆容（1436～1494）于成化十一年（1475）成书的《菽园杂记》卷12写道：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每岁官纸之供，公私糜费无算，而内府、贵臣视之，初不以为意也。闻天顺间（1457～1464）有老内官（宦官）自江西回，见内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①
  这条史料清楚地说明，至迟在1457～1464年间中国已应用壁纸，而在西方1699年最早应用壁纸的英国，从1494年才开始造纸。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俄国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创立者、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Mихaил Φ?дopoBич，1596～1645，1613～1645在位）遣西伯利亚托姆斯克的哥萨克军官伊万·别特林（ИBaH Пeтpинfl.1583～1646）探访中国及鄂毕河。返国后在报告中说，他在张家口、宣化附近的白城看到，“房舍亭榭顶下，皆饰以各种鲜明颜色。墙壁上有花纸，纸甚厚。纸之下面又贴有绸绢。”②这位俄国人在某些欧洲人不知什么是壁纸之前，于1618年在中国看到漂亮的壁纸。前述万历时任宛平县令的沈榜，在《宛署杂记》卷13～14更介绍了万历十六年（1588）糊窗、糊墙用纸的时价：“糊窗、糊墙栾纸八刀，价四钱八分；裱背一钱五分。”③这是因为当时明神宗谒皇陵，众官至北京阜成门外接驾，在公馆小停，室内才重新用壁纸装饰一新。
  戏曲家李渔（1611～1679）《笠翁偶寄》更叙述了一种独特的壁纸制法：
  糊书房壁，先以酱色纸一层，糊墙作底。后用豆绿云母笺，随手裂作零星小块，或方或匾，或短或长，或三角或四五角，但勿使圆，随手贴于酱色纸上。每缝一条，必露出酱色纸一线，务必大小错杂，斜正参差。则贴成之后，满房皆水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其块之大者，亦可题诗作画，置于零星小块之间，有如铭钟勒卣盘上作铭，无一不成韵事矣④。
  按艺术家李渔所说，将酱色纸、豆绿云母笺用艺术手法交错糊墙，使满室有如哥窑美器，再在大块纸上题诗作画，确是颇具匠心。一入室内，使人产生的美感，自不待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室内，至今还可见到17、18世纪时的各种壁纸（图6-
  3）。蒙故宫博物院工艺组朋友们相告，目前尚未开放的许多宫室内，仍有明清时壁纸图6-318世纪北京宫内壁纸糊在墙上。现对公众开放的只是其中少数宫室。有些宫室因年久失修，壁纸已陈旧。我们在内库中可看到完好未用的壁纸。如图所示，即为白色粉笺上印以绿色花鸟图案，美观大方。有的还套印银白色云母粉构成的图案，还有砑花五色壁纸，都属于康熙、乾隆时之遗物。
  美国纸史家亨特认为，早在1550年壁纸就由西班牙和荷兰商人从中国引入欧洲⑤。据德国学者赖希文（Adolf Reichwein）《中国与欧洲在18世纪的学术与文化接触》（China und Eu-rope；Geistige und künstlerisch Ziehungen
  in 18 Jahrhundert，Berlin，1923）中《罗柯柯》（Rococo）那一章所述，17世纪后，中国向欧洲出口了大量壁纸（图6-4），纸上有花鸟、山水等图案，因此英、德、法等国技术家起而仿制。1688年法国人帕皮永（JeanPapil
  on，1661～1723）按中国标本仿制成功。1638年德国也仿制了中国带有花鸟图的金银色纸①。上述中外史料说明，中国应用壁纸不是稍早于欧洲，而是早于欧洲达几个世纪以上。
  四 剪纸、纸扇和风筝的大发展
  凡前代所有的一切纸制品，如剪纸、风筝、纸衣、纸被、纸甲、纸伞、纸灯笼、纸牌、纸屏风、折纸等等，在明清时都应有尽有，而且都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可谓集历代之大成。此处只简短举出一些有关记载。关于剪纸，刘侗（1594～约1637）《帝京景物略》（1635）载，每年腊月三十日五更都要在门窗上贴红纸，剪成红葫芦，称为“收瘟鬼”。“凡岁时雨久，剪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苕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实际上这是一种套色剪纸。《梵天庐丛录》（18世纪）介绍安徽一位剪纸艺术家时写道：
  全椒人江舟（1734～1789在世）善书画，尤工剪贴，喜钩摩古人真迹，剪成后着色，与书画无异。乾隆廿九年（1764）清高宗南巡，舟献册页，赐缎二匹。再尝著有钩、砑、剪、揭、荡、贴六字诀，曰《艺圃碎金录》。今所传惟《醉翁亭记》、《前赤壁赋》、《兰竹》、《九狮》等图，藏诸鉴赏家，而今江浙各地所行之堆绢人物、山水、花鸟，实亦江舟之遗法。①
  由此看来，江舟还是剪纸专著的作者，惜其作品今不可得见。清人陈云伯《画林新咏》介绍扬州一位艺人包钧，剪纸技巧更为精湛：“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工剪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妙。”且有诗曰：
  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频鱼。
  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②。
  剪古人书画而维妙维肖，比一般剪纸难度更大。1965年江阴出土明代折扇，扇骨为竹制，扇面为双层皮纸，涂成棕色，洒以金粉，但扇面无字画。迎光看时始发现纸夹层中有剪纸梅鹊报春图。图的四边剪出龟背纹、万字纹（卐）及缠枝纹，此扇为明正德（1506～1521）时。
  之物，是以剪纸代替书画作扇面装饰者④纸扇在明清时获得了大发展，形式多样，但最常用的是折扇，扇面上有书画可随时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和各地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人所画扇面，是从用过的扇子上取下来的。明人陈霆（1475～1515在世）《两山墨谈》卷18云：
  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犹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然特仆隶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国（日本）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
  陆容《菽园杂记》卷五称：
  折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或写作箑者非是，箑即团扇也。……闻撒扇自宋时已有之，或云始于永乐（1403～1424）中，因朝鲜国进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女人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肩。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见风俗日趋于薄也③。
  明人周晖（约1466～1526在世）《金陵琐事》称，李昭、蒋成及李赞三人制扇最精。周晖《续金陵琐事》卷上又云：
  东江顾公清云，南京折扇名天下。成化（1465～1487）间，李昭竹骨、王孟仁画面，称为二绝。今明善此扇，乃王画也。诗以志感：
  李郎竹骨王郎画，三十年前盛有名。
  今日因君睹遗墨，却思骑马凤台行。
  明代与南京扇齐名的，还有川扇，进御者多洒金扇面。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1606）卷26云：“聚骨扇自吴制之外，惟川扇为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至于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之属，尤宫掖所尚，溢出人至今循以为例。”沈德符还在《敝帚轩剩语补遗》中说：
  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猫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值三、四金。李调元（1734～1818？）《诸家藏书簿》卷八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前宰相严嵩（1480～1567）家被抄时，有“金银铰川扇、墩扇、襄扇、倭扇（日本扇）、团扇、戈折扇、玳牙诸香扇共一万七千六百余柄”，都是仗权势从各地搜括的。川扇进御制度持续至明末，史学家谈迁（1594～1658）《枣林杂俎》（1644）智集云：
  乙未（1595）四月七日文书房传旨：“着四川布政司照进到年例扇柄内，钦降花样彩画面各样龙凤扇八百一十柄。内金钉铰彩画面雕边骨龙凤舟扇十五柄、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扇十五柄、四阳捧寿福禄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群仙捧寿扇十五柄、松竹梅结寿福禄扇十五柄，七夕银河会扇十五柄、菊花兔儿扇十五柄、天师降五毒扇十五柄、四兽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金菊对芙蓉扇十五柄、锦帐花木猫儿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虫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泽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蛮进宝扇十五柄、百鸟朝凤扇十五柄、蟠桃捧寿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样，俱金钉铰、彩画面、浑贴雕边骨。每样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为例，其余年例的，今年二月传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样数，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进。礼部知道。”①
  1966年，苏州虎丘发现明代首辅王钖爵（1534～1610）夫妇合葬墓，内出折扇三柄，有乌漆竹骨洒金纸面扇，扇面黑地洒金，有菱形块金图案②。
  中国发明的纸糊风筝经千年发展后，到明清时也进入集大成阶段。在形制、样式、扎制、装饰和放飞等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进步，而且出现了总结历代风筝技术的专著，为过去所少见。明代画家徐渭（1521～1593）晚年画了很多风筝，又为之题词。清人顾禄（1800～1870年在世）《清嘉录》（1830）卷三《放断鹞》云：“纸鸢俗呼鹞子，春明竞放川原远近摇曳百丝。晚或系灯于线之腰，连三接五，曰鹞灯。又以竹、芦黏簧，缚鹞子之背，因风播响，曰鹞鞭。清明后，东风谢令乃止，谓之放断鹞。”接下顾禄引张元长《笔谈》云：“今俗作人物、故事、虫介诸式，皆加以鹞之名。且作鹰隼、鸿雁之形，呼曰老鹰鹞、雁鹅鹞，其昧于鹞之义矣③。
  发展了写实性的造型风筝，扎有具有人物和各种动物等形状，要求既能飞上天，又能在空中动作，难度比过去加大。比如蜈蚣、双蝶、龙、鹰等造型风筝都有这个特点。同时在风筝上加缚鹞子、葫芦、白果壳作哨子，还能发出声响。更以重彩平涂，或用剪纸、贴纸花、描金银等进行装饰，使风筝在空中更加绚丽多采。清代作家曹雪芹（1715～1763）《红楼梦》第70回就有众姐妹放风筝的描述：“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④。
  小说中描写了美人、沙雁、大鱼、螃蟹、蝙蝠等各种造型的风筝放飞的情景。这说明曹雪芹对风筝是内行的。二十多年前发现的《废艺斋集稿》，传为雪芹晚年所作，订为八册，其中第二册题为《南鹞北鸢考工志》，即为有关风筝的专著⑤（图6-5）。曹氏在自序中说，写此著是为帮助残疾人于景廉借扎风筝以糊口。书的内容讨论扎、绘风筝的歌诀和各式风筝的彩色图谱。山水画家董邦达（1698～1769）序中说：“盖扎、糊、绘、放四艺者，风筝之经。是书之作，意重发扬，故能集前人之成。”
  五 纸织画、名片和纸牌
  明代福建工匠发明的纸织画，是中国传统美术工艺中新开的花朵。其方法是将薄而强韧的皮纸染成各种颜色后，剪成纸条，再搓成纸绳，最后用纸绳编织成书画复制品，与原件相似而无需笔墨及颜料。王士祯（1634～1711）《分甘余话》卷下写道：“闽中纸织画，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设色亦佳。或言近日中始创为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1565）没入严嵩（1480～1567）家赀，有刻丝、衲纱、纸织等画之名，则其来久矣”。
  《留青日札》为田艺蘅（1535～1605在世）作于1579年，所记严嵩任相专政时（1542～1562）已有纸织。王士祯又在《居易录》卷二《〓画》中说：
  钮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为〓画。凡人物、楼阁、山水、花木，皆于纸上用指甲及细针〓（gǒng，提）出，设色浓谈，布境深浅，一法古名画。……近闽中有铁画，乃破纸为条织成之，山水、人物、花鸟、布置设色，种种臻妙，与刺绣无异，亦奇技也。
  清人杨复吉（1731～1800在世）《梦阑琐笔》《纸画》条云：“闽中永春州织画，以罗纹纸笺剪成片，五色相间，经纬成纹。凡山水、人物、花鸟皆具。《留青日札》云，嘉靖间没入严嵩家物，已有纸织字画，盖前明即行之矣”。
  纸织书画分黑白及设色两种，显然是根据刻丝和刺绣的手法制成。但以细纸线代替丝线。这是纸制品中最为精工细作的品种，完成一件作品所需时间较多。明以后，至清代仍流行，清人陈云伯《画林新咏》称，陆湘鬟织画擘纸缕为之，闽人颇工此艺，多出高手。“余戚陆湘鬟亦能为此”。根据纸织原理，不但可制成书画仿制品，还可用各色纸线制成衣料，用作服装。如果将纸线接长，甚至可用织机织成纸布。这种技术后来传到日本，以至直到今天在手工纸场中还在生产。据瑞典人施持雷尔尼克（E.A.Strehlneek）的报道①，斯德哥尔摩一收藏家藏有中国清初制造的《耕织图》（1690）的纸织画，共48幅（图6-6）。每幅为24.5×28.1公分，以黑白纸线编织而成，与刻本很相似，尤其康熙帝御制诗手迹十分传神。
  明代人特别讲求使用名片，起初较小，明中叶至明末时名片作得愈来愈大。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1566）说：
  余少时，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箓纸，[阔]二寸，间有一、二[用]苏笺，可谓异矣。
  而书简摺拍亦不过一、二寸耳。今之用纸非表白箓、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绵纸封袋递送，奢亦极矣。
  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章称：
  若铅山诸邑所造柬纸，则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以射重价。最上者曰官柬[纸]，富
  贵之家通刺（名片）用之。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婚帖），则先以白矾水染过，后上红花汁云。
  宋应星还在《野议》（1636）《风俗议》中感慨地写道：
  京官名帖大字，事例原无妨碍，然嘉靖（1522～1566）中业已大极，而隆[庆]—万
  [历]（1567～1619）复降而小，未必非熙明安盛之兆。长安好事之家，有存留历年名帖者，以相比对，直至天启壬戍（1622）方大极而无以复加。自省垣庶常而上，凑顶止空一字，则壬戍之柬也。⋯⋯且学问未大，功业未大，而只以名姓自大，亦人心不古之一端也。
  作者就当时用大名片、将姓名题以大字，借此互相比附的奢侈陋习，提出了批评。但当时北京前门一带卖名片的店铺却生意兴隆。入清后，名片又开始变小。
  供消遣娱乐用的纸牌（图6-7），到明清时也更盛行，普遍在厚纸上印以文字和图案，玩法也更复杂，且出版不少这类专著，如明人潘之恒（约1563～1621）的《叶子谱》等，都叙
  述纸牌形制、种类及玩法。纸牌上常印有宋代梁山起义英雄人物，还有钱数。明人陆容（1436
  ～1494）《园杂记》（1475）卷14说：
  叶子之戏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崑庠八年，独不能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具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
  明末画家陈洪绶（1589～1652）还将《水浒传》中的这些人物画成40幅酒令纸牌，印制后很
  流行。
  六 纸砚、纸杯、纸箫、纸帐和纸甲
  清代时还以纸作砚和酒杯，为过去所少见。邱菽园（1874～1941）《菽园赘谈》（1897）卷一写道：“比来若广州、沪上（上海），皆有设机仿造[洋纸]，获利甚薄。抑吾又闻贵州出纸砚，用之历久不变。[浙江]余杭蔡冶山，得纸杯注酒，不渗不漏”①在这以前，浙江海宁县北寺巷的程氏还能够作出纸砚，据同县人吴骞（1733～1818）《尖阳丛笔》称：“北寺巷旧有程姓，工为纸砚，以诸石砂和漆成之，色与端溪龙尾[砚]无异。且历久不蔽，故艺林珍之，然前此未闻也”②。
  与此同理，料想纸酒杯也是以纸为填料，再加漆而成。清人周亮工（1612～1672）《闽小记》（约1650）卷下云：
  闽开元寺前，旧有捲纸为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黄玉，叩之铿铿。以试善箫者，云：外不泽，而中不干，受气独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箫]上。后赠刘公勇，公勇为赋《纸箫诗》。云间潘君仲，亦能以纸制奕子，状如滇式，色莹亦然，且敲之有声。其为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饰，不可觅其联缝之迹，皆奇技也。
  按周亮工于清顺治年（1644～1661），累官至福建左布政使，他当于此时从福州开元寺附近买到纸箫。其所说云间（江苏松江）人潘仲用纸作围棋子与闽人以纸作箫一样，之所以叩之有声，恐皆因和漆所致，同样可作成纸胎漆盒。将纸与漆合在一起，可制成各种用具，轻便耐用，也改善了纸的性能，是一大技术发明。唐宋时所用的纸帐，至明清则继续有所发展，不但实用，而且画上图案，增加外观美。明人屠隆《考槃余事》卷四还提到其制法：“纸帐：用藤皮、茧纸（皮纸）缠于木上，以索缠紧，勒作皱纹，不用糊，以线折缝缝之。顶不用纸，以稀（疏）布为顶，取其透气。或画以梅花，或画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③。
  纸制品在军事上有广泛用途，茅元仪（约1570～1637）《武备志》（1621）卷105提到，在南方潮湿地区作战，步兵不宜着铁甲，因易生锈，而宜用油纸作成的厚纸甲，且佩纸臂手，则“活便轻巧”④。明将戚继光（1527～1587）《纪效新书》（1556）卷一规定，夜间各军营应备用黄油纸糊成的铁丝灯照明，“俱粗四寸，长一尺五寸”⑤。还用油纸糊成红、蓝、黑各色铁丝灯，每种颜色各有特殊用途，如黑灯作隐蔽之用。在工农业生产中，纸的用途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