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元代不足百年，元末南方农民和工匠暴动，建立一些政权反抗元代统治者，朱元璋（1328～1398）逐步兼并这些政权，1368年正月在南京建立新王朝，国号为明（1368～1644），八月进军燕京，结束了元代统治。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措施，制订发展生产的政策，使明帝国得以巩固。太祖死后，传位于政治上无能的皇孙，于是皇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起兵，发动“靖难之变”夺取帝位，改元永乐（1403～1424），是为明成祖。成祖是有文治武功的强有力帝王，即位后迁都于北京，以南京为留都，多次发兵铲除元王朝残余势力的反扑，巩固北方和西北边防，又下令开通大运河，使南北经济交流畅行。明成祖还有国际眼光，派三宝太监郑和（1391～1433）率庞大舰队下西洋，与亚非三十余国建立政治和经济往来，在世界航海史中写下光辉一页。成祖的事业使明初帝国进入“永乐、宣德之治”，颇有大唐帝国贞观、开元治世的气势。然明中叶以降，政权渐趋腐败，边患增加。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19）之际，情况有所好转，商品经济有大幅度发展。后来又接连走下坡路，至明末已面临政治及经济危机。西北等地连年灾荒，农民走投无路，在李自成（1606～1645）率领下以武装反抗朝廷，1644年推翻明代统治，建立大顺政权。但因领导集团一系列失误，此政权迅即流产。
  明代后期，被统治的东北女真族各部由努尔哈赤（1559～1626）统一，1616年即汗位，建立后金，与明廷相抗，且南下辽沈，1625年迁都于沈阳，改名盛京。1636年其子皇太极（1596～1643）称帝，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洲，蓄意问鼎中原。1644年五月二日清兵入北京，同年十月清世祖福临从沈阳来北京即皇帝位，建立中国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1644～1911）。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及时吸取蒙古统治者的经验教训，积极学习汉语并努力掌握中原文化传统，对汉族等其他民族采取怀柔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各政权机构由满、汉官员分掌，因而巩固了统治。清圣祖玄烨（1654～1722）博学多才，在位期间（1662～1722）励精图治，废除明代一些弊政，减轻人民负担，实行开明统治，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和科学文化再度繁荣，造成康熙、乾隆年间百余年处于“盛世”的局面。但此后清政权便逐渐衰落，终于在1911年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明清时期中国一直是统一的，共持续543年（1368～1911），其中明代276年，清代267年。
  明初以来，农业生产、耕作技术和粮食产量都有所提高，经济作物得到推广，为手工业提供足够原料。城乡各手工业部门如冶炼、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制糖、火器制造等都有很大发展。明中叶以后，尤其隆庆、万历年间，商品经济大幅度发展，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广东等地一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由于国内外商业贸易和工农业的发达，产生一些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如苏杭和江宁的丝绸、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与铅山的造纸，松江的棉布等，都闻名于世。与此同时，明代科学技术处于承前启后的总结性发展阶段，很多科学著作具有集历代之大成的性质，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影响，如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茅元仪（约1570～1637）《武备志》（1621）、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徐光启（1562～1633）《农政全书》（1638）等。清初因战乱使江南生产遭到破坏，但至17～18世纪的康熙、乾隆时期，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再度萌发，原有各行业中在经营规模、生产技术上超过了明代。许多城市的商业也出现繁荣景象，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及国内外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虽在明清时两次出现，却因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和阻挠，未能进一步发展下去。这就是该时期总的历史背景。
  明清两代造纸技术在宋元基础上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传统技术的总结性发展阶段，在造纸原料、技术、设备和加工等方面都集历史上的大成。纸的产量、质量、产地和用途都超过前代，还出现了记载造纸和加工纸技术的著作，为前所少见。随着明清时中外经济和科学文化交流的频繁开展，中国一些精工细作的造纸和加工纸的技术，也直接传入欧美国家。19世纪起，西方用机器造纸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其机制纸也传入中国，形成手工纸和机制纸并存的局面，但总的说全国仍是传统手工纸占主导地位，从这以后便逐步被机制纸取而代之，明清是传统手工业的最后阶段。西方国家虽长期在造纸领域不及中国，但18世纪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后，却出现了用近代机器大生产方式造纸，中国相比之下显得落后。至清末，手工纸受到机制纸的严重挑战。20世纪以后，手工纸已退居次要地位，但供书画用的高级皮纸仍继续生产，恐怕到21世纪以后也仍会如此。
  第一节 明清造纸概况及纸制品的推广
  明清时的造纸槽坊，大多集中于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等省，北方以山西、河北、陕西等省为主。湖南、湖北、云南以及山东、河南、甘肃等省亦产纸，只是产量较小。总的说产纸区域遍及全国各省。原料以竹、麻、皮料和稻草等为主，南方各省盛产竹，因此近竹林山区多造竹纸，产量占首位，多用于书写、印刷。各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南北均有，多用于书画、印刷及制造纸制品。麻纸主要产于北方陕西、山西、甘肃、山东及东北，产量较少。
  明代江西以楮皮所造“宣德纸”及清代皖南泾县以青檀皮所造“泾县纸”，为一时之甲，用作高级文化用纸。这两种纸都超过了历史上有名的“澄心堂纸”及“金粟笺”等名纸，而且品种繁多、加工方式花样翻新，形成两大系列纸，成为领导时代技术潮流的尖端纸。因而宣德纸与泾县纸体现了手工纸中的高水平。浙江桑皮纸质量也相当之高。竹纸以江西和福建所产“连史”、“毛边”最为普遍。按明末常熟藏书家及出版家毛晋（1598～1659）汲古阁藏书数万卷，延名士校勘开雕“十三经”、“十七史”及稀见之书，所用纸皆从江西特造，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但有时亦取自福建。我们所见毛氏汲古阁刻本即用江西及福建竹纸。福建毛边纸较薄，呈浅黄色，编织纹间距较密；江西毛边纸颜色浅些，编纹间距较大，制造很精细。毛太纸可能源于太史纸。毛边、毛太之名出现于明末，至今还沿用此名。关于连史纸，前一章中曾予讨论，此不赘。
  一 明初江西官局造纸及明代纸品种
  明人屠隆《考槃余事》卷二《纸笺》谈到本朝纸时写道：
  永乐（1403～1424）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最厚大而好者，曰连七[纸]、曰观音纸。有奏本纸，出江西铅山。有榜纸，出浙[江]之常山、[南]直隶庐州英山（今安徽境内）。有小笺纸，出江西临川。有大笺纸，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内用细密洒金五色粉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笺。有白笺，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洁白。有印金五色花笺。有瓷青纸，如缎素，坚韧可宝。近日吴中（今苏州）无纹洒金笺纸为佳。松江谭笺不用粉笺，以荆州川连纸褙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新安（徽州）仿宋藏经纸亦佳。有旧裱画卷绵纸（皮纸），作纸甚佳，有则宜收藏之①。
  此处介绍了明代某些高级纸的名称及其产地。
  关于永乐年间西山官局所造之纸，明代江西新建学者陈弘绪（1597～1665）《寒夜录》（约1638）卷下云：“国初（明初）贡纸，岁造吾郡西山，董以中贵，即翠岩寺遗址以为楮厂（纸厂）。其应圣宫西皮库，盖旧以贮楮皮也。今改其署于信州，而厂与寺俱废”。就是说，明初永乐初（1403）始于江西南昌府新建县西山翠岩寺旧址兴建官办纸厂，供内府御用，朝廷更派宦官监造。所砍楮皮贮于当地应圣宫西皮库，由此可知西山官局纸为高级楮皮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大学士解缙（1369～1415）奉旨主持的万卷本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1408）用纸，经笔者考定即以江西西山纸厂所出楮皮纸抄写，此纸洁白、纸质匀细、厚实。笔者认为，西山纸厂似为抄写《永乐大典》而于永乐元年（1403）所特设。至宣宗宣德年（1426～1435）西山贡纸演变成宣德纸。大约从隆庆、万历之际，该纸厂移至江西广信府铅山县，仍以原法造高级楮皮纸。屠隆所叙述的明代高级纸，产地集中于江西、浙江及安徽三个省份，而加工纸以江苏（苏州）所产为著。唐宋时代表时代水平的蜀纸，此时被其他省的纸所超过。
  明代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在其《物理小识》（1643）卷八写道：
  永乐[时]于江西造连七纸，奏本[纸]出铅山，榜纸出浙之常山、庐之英山，[钤]‘宣德五年（1430）造素馨纸’印。有洒金笺、五色金粉[笺]、瓷青蜡笺。此外，薛涛笺则矾潢云母粉者。镜面高丽[笺]，则茧纸也。后唐澄心堂纸绝少，松江潭笺或仿宋藏经笺，渍荆川连[纸]，芨褙蜡砑者也。宣德陈清疑白楮皮[纸]，厚可揭三、四张，声和而有穰。其桑皮者牙色，矾光者可书。今则棉[纸]推兴国、泾县，鄙邑桐城浮山左，亦抄楮皮[纸]、结香纸。邵阳（湖南）则[有]竹纸顺昌纸，柬纸则广信为佳，即奏本[纸]也②。今传本《物理小识》有许多脱字，故不易解。谈到松江潭笺或仿宋藏经笺时，所称“渍荆川连、芨褙蜡砑者也”，应理解为：以荆川连纸借白芨糊裱背，使之厚重，再加蜡质并砑光。方以智谈到明代时还仿制过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一种蜡笺）和唐代的薛涛笺，他所说“镜面高丽”应当是高丽镜面笺，产于朝鲜国，但此纸仍然是楮皮纸，不是“茧纸”。明代看来较少仿制过五代南唐的澄心堂纸，因《永乐大典》用纸、宣德纸已超过澄心堂纸了。
  方以智特别介绍宣德年所制贡纸，认为有当时造纸家陈清（1395～1460在世）印记的纸最佳，还提到泾县纸及桐城的楮皮纸和结香皮纸，以及湖南邵阳的竹纸。结香（Edgeworthiachrysantha）为瑞香科植物，早在唐代即用于造纸。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约1640）卷七所记与屠隆《考槃余事》卷二雷同，但补充说“泾县连四最佳”①，也说明泾县纸在明代为人们看重。此处所说的泾县纸，后来发展成为所谓宣纸。松江潭笺别本作谭笺，荆川纸别本作荆州（今湖北）纸。从明代起湖南、湖北二省产纸量突然大增，至清代仍然保持这个势头。
  在王宗沐（1523～1591）、陆万垓（1525～1600）所编《江西省大志》万历本（1597）卷八中，更详细列举出全国产纸大省江西省所抄造的28种纸的名目：
  造纸名二十八色，曰白榜纸、中夹纸、勘合纸、结实榜纸、小、开化纸、呈文纸、结连三纸、绵连三纸、白连七纸、结连四纸、绵连四纸、毛边中夹纸、玉版纸、大白鹿纸、藤皮纸、大楮皮纸、大开化纸、大户油纸、大绵纸、小绵纸、广信青纸、青连七纸、铅山奏本纸、竹连七纸、小、白鹿纸、小楮皮纸、小、户油纸、方榜纸。又有大龙沥纸，青红黄绿皂榜纸、楮皮纸、藤皮纸、衢红纸②。
  名目虽多，归纳起来不外是榜纸（巨幅厚纸）、开化纸（薄楮皮纸）、绵连纸（皮纸）、中夹纸、奏本纸、油纸等及各种色纸。江西纸厂命名其所产纸时，有按纸的用途、外观、原料等取名，其中“藤皮纸”恐怕不是以青藤等藤类所造，其实所有上述二十多种纸都主要以竹及楮皮为原料。有的名字如“绵纸”是传统旧名，并不是说此纸由绵茧所造，而实为楮皮纸。由于明初起就在江西设官局造纸供内府御用，所造者都是上等纸，不计工本。但民间槽户则不然，所造普通纸作印书用，价钱较便宜。
  明代湖广临湘人沈榜（1551～1596在世）曾于万历十八年（1590）任顺天府宛平（今北京市境内）县令，后来（1593）升户部主事。他在县令任内根据档册编写了《宛署杂记》（1593），共20卷，含不少明代内府用纸的史料。如卷15载“遇重修《大明会典》，用中夹纸二千五百张，价三十七两五钱；大呈文纸四千张，价十六两；连七纸一万一千六百张，价九两二钱八分。系按院赎银。笔五百枝、墨一百锭，价十三两。抬连纸二千张，价一两八钱。……呈文纸五千张，价三十两。”③其中“中夹纸”之名已见于《江西大志》，当由江西解至京师，纸名不易理解，可能是一种厚重之纸，比一般连四、连七纸贵得多。《大明会典》重修于万历十五年（1587），书中所述纸价即当时之时价。
  《宛署杂记》卷15还记载当时礼部“遇筵宴考满阁下，用梨板三块，价一两二钱；大红纸十二张半，价减七分五厘；毛边纸五十张，价三钱；咨呈纸（即呈文纸）五十张，价一钱七分五厘。连四纸二十五张，价一钱七分五厘；大瓷青纸十张，价一两。墨二笏，价一钱。……榜纸二十五张，价三钱七分五厘。”④此外，还记载“大呈文纸每百张价三钱五分，抬连纸每百张价一钱，连七纸每百张价六分五厘，青壳纸每百张价三分，中呈文纸每百张价二钱，毛边纸每百张价银六钱，碗红纸五张价一钱”。此处所述为万历二十年（1592）由宛平县支付内府用各种纸当时的时价。同书卷15载万历十九年（1591）顺天府乡试用纸中，还可知道其他品种纸及其用量，其中御览纸690张、表纸11，360张、中呈文纸11，650张、草纸3700张、刚连纸37，300张、大红行移纸40张、分水纸1600张、青连纸2013张、白榜纸80纸、红黄榜纸60张、红黄龙沥纸20张、官青纸6张，等等。同时期的其他物品时价如下：香油50斤价1两银，麻布1疋价1两8钱，烟墨1斤价5钱，烧酒2瓶价1钱，白布2疋3钱6分，白面4斤价4分，铁钉5斤价1钱，线麻6两价2分。于是推算得知，抬连纸2000张相当1疋麻布，50张毛边纸相当15斤铁钉或6瓶烧酒，大呈文纸50张相当1斤香油，等等。相比之下，纸价并不算昂贵。前引史料说毛边纸是因毛晋汲古阁刻书用纸而得名，看来此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毛氏诞生前毛边纸之名已经存在，只不过他爱以此纸印书而已。
  二 清代纸品种和造纸概况
  入清以来，造纸业曾一度受到破坏，但从康熙、乾隆时（17世纪后半至18世纪）起，清初遭到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再度兴起，给造纸业又带来新的生机，纸产量、品种和质量都在明代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传统名牌加工纸又恢复了生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的道光年间（1821～1850）。吴振棫（1792～1871）《养吉斋丛录》（约1871）卷26叙述各省进御的纸种时写道：
  纸之属，如宫廷贴用金云龙硃红福字绢笺，云龙硃红大小对笺，皆遵内颁式样、尺度制办呈进。其他则有五彩盈丈大绢笺、各色花绢笺、蜡笺、金花笺、梅花玉版笺、新宣纸。旧纸则有侧理[纸]、金粟[笺]、明仁殿[纸]、宣德诏敕[纸]，仿古则有澄心堂[纸]、明仁殿纸、侧理纸、藏经笺、宣德描金笺。外国所贡，高丽则有洒金笺、金龙笺、镜光笺、苔笺、咨文笺、竹青笺、各色大小纸。琉球则有雪纸、头号奉书纸二号奉书纸、旧纸。西洋则有金边纸、云母纸、漏花纸、各色笺纸。又回部（新疆）各色纸，大理（云南）各色纸，此皆懋勤殿庋藏中之别为一类者①。
  以上所述都是统治者宫中御用高级纸，其中包括传统名牌纸和加工纸，所谓“绢笺”是裱有绢的厚纸。一般用纸则各地都有生产，江西仍然是造纸大省之一。从江西地方史料中还可看到纸坊中的雇佣关系。陶成（1684～1758在世）所编雍正《江西通志》（1732）卷27《土产志》称，从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以来，永丰、铅山和上饶三地各有槽房造纸，每一槽户雇有相当数目的工人，“日日为人佣役”②。这既反映生产规模扩大，又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清代又继续发展。《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四十八年（1782）条载，江西纸坊工人“陈黑因喻梅家雇伊破竹造纸，每日议给工钱二十五文，喻梅请陈黑饮酒开工。陈黑查知各蓬破竹每工均系钱三十文，当即辞工不作”③。也同样表明没有生产资料的造纸工凭技艺有权选择业主的雇佣关系。边柱所主修的乾隆《铅山县志》（1784）卷二更载铅山石塘镇造竹纸作坊内明确的劳动分工情况：“每一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捡料一人，焙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④。“扶头”指抄纸工人，工资最高。该镇有5～6万人，多以造纸为业，产品行销全国。有大纸坊30多家，每家佣工上千人（《铅书》万历本）。
  清人严如熤（1759～1826）《三省边防备览》（1822）卷九谈道光年陕西南部造纸生产情况时说：
  西乡纸厂三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厂二十余座。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西居民当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数万计矣①。
  同书卷14还收入严如熤的《纸厂诗》②：
  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
  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
  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
  卢坤（1772～1835）《秦疆治略》（1824）提到岐山县“南乡有纸厂七座，厂主雇工，均系湖广、四川人”。嘉庆八年（1803）设汉中府定远厅，至道光三年（1823）已有人口近13.5万人，川人过半，楚人次之，有纸厂45处，其中工作人数甚多，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③《清代刑部钞档》载嘉庆二十年（1815）陕南纸厂“任克濬雇杨思魁帮工作纸，每月工钱一千二百文，同坐同食，并无主仆名分”④。以上所述都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性质和规模。因为在个体手工业中要依次完成的相互连接的操作，在工场手工业中则变成由许多协作工人同时进行的局部操作。因此后者与前者比，在较短时间内能产生较多产品，工场手工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三 纸币、糊窗纸、壁纸
  随着明清造纸业的发展，纸的用途比前代更广。除书画、印刷、包装和宗教、仪礼活动用去大量纸张外，日常生活中其余纸制品耗纸量也很大。张廷玉（1672～1755）《明史》（1736）卷81《食货志》记载，明代开国初的洪武七年（1374），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宝钞提举司，“明年（1375）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横纹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富’。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⑤。”（图6-1）。
  洪武十八年（1385）更诏令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开始以纸币向官员发薪。但从英宗（1457～1464）以后宝钞便不大流行。清代很长一段时代用金属货币，咸丰三年（1853）发行“大清宝钞”及户部官票两种纸币⑥，合称“钞票”。现代所说钞票一词，可能即导源于此。清末各地方也印行过各种金融信贷票据。与此同时，供死人用的纸钱也比过去作得更为精致、耗量很大。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章说：“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故造此者名曰火纸。荆楚（湖南、湖北）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图6-2）。
  像前代一样，明清以纸糊窗。曹昭（1354～1401年在世）《格古要论》（1388）卷九云：
  读书须用明窗净几，以油纸糊窗格则明。造油纸诀，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革麻去壳研。光粉黄丹各半匕，桃枝搅用似神仙。又：桐三麻四不须煎，十五草麻去壳研。青粉一分和合了，太阳一见便光鲜①。
  看来此处所述造油纸用的油料配制方法，与宋代没有多大区别。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称：“窗纸，簷窗畏漂雨，用桐油则耀目，当以豆腐浆涂之。此浆亦可糊纸。〈广牍）曰：‘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壳研。光粉黄丹各半匕，桃枝搅用似神仙。”②明代宫内糊窗纸名棂纱纸，悉由江西广信府铅山抄造。宋应星在《野议》（1636）《军饷议》内指出：“然十年议节省，谁敢议及上供者？！……即就江西一省言之，袁郡（袁州府）解粗麻布，内府用蘸油充火把，节省一年万金出矣。信郡解棂纱纸，大内以糊窗格，节省一年十万金出矣”③。这是说，只北京宫内一年所用广信府上供的糊窗棂纱纸一项，就费银十万两，可见必选用上好的纸，其中运费可能占去大半。
  明清时还流行在室内装饰壁纸。所谓壁纸，一般指染成各种颜色，或绘以图画，或印以彩色图案，用以糊墙补壁作室内装饰的纸。有时用本色纸涂有白粉者。这种纸以其物美价廉而且实用，在官府和民间室内广泛使用，而且还从中国出口到国外，也受到欢迎。壁纸西方语称Wallpaper（英语）、papier tenture（法语），一般都认为是中国发明的，欧洲壁纸脱胎于中国壁纸。但也时而有不同意见，如1964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innica）说：“没有证据说明中国应用壁纸早于它被引入欧洲的时代”④。拉巴尔（E.J.Labarre）在《纸与造纸百科辞书》（Dictionary and Ency-clopaedia of Paper and Papermaking，1952）中说：“在造纸术传入西方以前很久，中国人就应用[装饰花纹的]印刷纸，但有理由相信这些纸不曾像今日壁纸那样糊在墙上，……因而壁纸起源于东亚之说是想象上的误会，因为欧洲约于1700年开始应用paperhangins（挂纸）后不久，东方的影响才显著起来。”①持这种见解者，以为Wallpaper一词在欧洲出现于19世纪，因而不敢确信中国早就有壁纸。这里有必要对此予以讨论。我们认为，中国壁纸的演变有长期的历史。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皮纸及纸本书画裱背技术的进步，将纸本书画挂在墙上，早于西方的paper-hangins一千多年。如果将一般书画或印有图案的纸糊在墙上，这就成为壁纸。为证明中国在16世纪以前即用壁纸，我们提供如下史料：明人陆容（1436～1494）于成化十一年（1475）成书的《菽园杂记》卷12写道：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每岁官纸之供，公私糜费无算，而内府、贵臣视之，初不以为意也。闻天顺间（1457～1464）有老内官（宦官）自江西回，见内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①
  这条史料清楚地说明，至迟在1457～1464年间中国已应用壁纸，而在西方1699年最早应用壁纸的英国，从1494年才开始造纸。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俄国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创立者、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Mихaил Φ?дopoBич，1596～1645，1613～1645在位）遣西伯利亚托姆斯克的哥萨克军官伊万·别特林（ИBaH Пeтpинfl.1583～1646）探访中国及鄂毕河。返国后在报告中说，他在张家口、宣化附近的白城看到，“房舍亭榭顶下，皆饰以各种鲜明颜色。墙壁上有花纸，纸甚厚。纸之下面又贴有绸绢。”②这位俄国人在某些欧洲人不知什么是壁纸之前，于1618年在中国看到漂亮的壁纸。前述万历时任宛平县令的沈榜，在《宛署杂记》卷13～14更介绍了万历十六年（1588）糊窗、糊墙用纸的时价：“糊窗、糊墙栾纸八刀，价四钱八分；裱背一钱五分。”③这是因为当时明神宗谒皇陵，众官至北京阜成门外接驾，在公馆小停，室内才重新用壁纸装饰一新。
  戏曲家李渔（1611～1679）《笠翁偶寄》更叙述了一种独特的壁纸制法：
  糊书房壁，先以酱色纸一层，糊墙作底。后用豆绿云母笺，随手裂作零星小块，或方或匾，或短或长，或三角或四五角，但勿使圆，随手贴于酱色纸上。每缝一条，必露出酱色纸一线，务必大小错杂，斜正参差。则贴成之后，满房皆水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其块之大者，亦可题诗作画，置于零星小块之间，有如铭钟勒卣盘上作铭，无一不成韵事矣④。
  按艺术家李渔所说，将酱色纸、豆绿云母笺用艺术手法交错糊墙，使满室有如哥窑美器，再在大块纸上题诗作画，确是颇具匠心。一入室内，使人产生的美感，自不待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室内，至今还可见到17、18世纪时的各种壁纸（图6-
  3）。蒙故宫博物院工艺组朋友们相告，目前尚未开放的许多宫室内，仍有明清时壁纸图6-318世纪北京宫内壁纸糊在墙上。现对公众开放的只是其中少数宫室。有些宫室因年久失修，壁纸已陈旧。我们在内库中可看到完好未用的壁纸。如图所示，即为白色粉笺上印以绿色花鸟图案，美观大方。有的还套印银白色云母粉构成的图案，还有砑花五色壁纸，都属于康熙、乾隆时之遗物。
  美国纸史家亨特认为，早在1550年壁纸就由西班牙和荷兰商人从中国引入欧洲⑤。据德国学者赖希文（Adolf Reichwein）《中国与欧洲在18世纪的学术与文化接触》（China und Eu-rope；Geistige und künstlerisch Ziehungen
  in 18 Jahrhundert，Berlin，1923）中《罗柯柯》（Rococo）那一章所述，17世纪后，中国向欧洲出口了大量壁纸（图6-4），纸上有花鸟、山水等图案，因此英、德、法等国技术家起而仿制。1688年法国人帕皮永（JeanPapil
  on，1661～1723）按中国标本仿制成功。1638年德国也仿制了中国带有花鸟图的金银色纸①。上述中外史料说明，中国应用壁纸不是稍早于欧洲，而是早于欧洲达几个世纪以上。
  四 剪纸、纸扇和风筝的大发展
  凡前代所有的一切纸制品，如剪纸、风筝、纸衣、纸被、纸甲、纸伞、纸灯笼、纸牌、纸屏风、折纸等等，在明清时都应有尽有，而且都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可谓集历代之大成。此处只简短举出一些有关记载。关于剪纸，刘侗（1594～约1637）《帝京景物略》（1635）载，每年腊月三十日五更都要在门窗上贴红纸，剪成红葫芦，称为“收瘟鬼”。“凡岁时雨久，剪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苕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实际上这是一种套色剪纸。《梵天庐丛录》（18世纪）介绍安徽一位剪纸艺术家时写道：
  全椒人江舟（1734～1789在世）善书画，尤工剪贴，喜钩摩古人真迹，剪成后着色，与书画无异。乾隆廿九年（1764）清高宗南巡，舟献册页，赐缎二匹。再尝著有钩、砑、剪、揭、荡、贴六字诀，曰《艺圃碎金录》。今所传惟《醉翁亭记》、《前赤壁赋》、《兰竹》、《九狮》等图，藏诸鉴赏家，而今江浙各地所行之堆绢人物、山水、花鸟，实亦江舟之遗法。①
  由此看来，江舟还是剪纸专著的作者，惜其作品今不可得见。清人陈云伯《画林新咏》介绍扬州一位艺人包钧，剪纸技巧更为精湛：“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工剪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妙。”且有诗曰：
  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频鱼。
  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②。
  剪古人书画而维妙维肖，比一般剪纸难度更大。1965年江阴出土明代折扇，扇骨为竹制，扇面为双层皮纸，涂成棕色，洒以金粉，但扇面无字画。迎光看时始发现纸夹层中有剪纸梅鹊报春图。图的四边剪出龟背纹、万字纹（卐）及缠枝纹，此扇为明正德（1506～1521）时。
  之物，是以剪纸代替书画作扇面装饰者④纸扇在明清时获得了大发展，形式多样，但最常用的是折扇，扇面上有书画可随时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和各地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人所画扇面，是从用过的扇子上取下来的。明人陈霆（1475～1515在世）《两山墨谈》卷18云：
  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犹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然特仆隶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国（日本）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
  陆容《菽园杂记》卷五称：
  折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或写作箑者非是，箑即团扇也。……闻撒扇自宋时已有之，或云始于永乐（1403～1424）中，因朝鲜国进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女人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肩。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见风俗日趋于薄也③。
  明人周晖（约1466～1526在世）《金陵琐事》称，李昭、蒋成及李赞三人制扇最精。周晖《续金陵琐事》卷上又云：
  东江顾公清云，南京折扇名天下。成化（1465～1487）间，李昭竹骨、王孟仁画面，称为二绝。今明善此扇，乃王画也。诗以志感：
  李郎竹骨王郎画，三十年前盛有名。
  今日因君睹遗墨，却思骑马凤台行。
  明代与南京扇齐名的，还有川扇，进御者多洒金扇面。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1606）卷26云：“聚骨扇自吴制之外，惟川扇为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至于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之属，尤宫掖所尚，溢出人至今循以为例。”沈德符还在《敝帚轩剩语补遗》中说：
  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猫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值三、四金。李调元（1734～1818？）《诸家藏书簿》卷八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前宰相严嵩（1480～1567）家被抄时，有“金银铰川扇、墩扇、襄扇、倭扇（日本扇）、团扇、戈折扇、玳牙诸香扇共一万七千六百余柄”，都是仗权势从各地搜括的。川扇进御制度持续至明末，史学家谈迁（1594～1658）《枣林杂俎》（1644）智集云：
  乙未（1595）四月七日文书房传旨：“着四川布政司照进到年例扇柄内，钦降花样彩画面各样龙凤扇八百一十柄。内金钉铰彩画面雕边骨龙凤舟扇十五柄、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扇十五柄、四阳捧寿福禄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群仙捧寿扇十五柄、松竹梅结寿福禄扇十五柄，七夕银河会扇十五柄、菊花兔儿扇十五柄、天师降五毒扇十五柄、四兽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金菊对芙蓉扇十五柄、锦帐花木猫儿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虫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泽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蛮进宝扇十五柄、百鸟朝凤扇十五柄、蟠桃捧寿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样，俱金钉铰、彩画面、浑贴雕边骨。每样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为例，其余年例的，今年二月传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样数，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进。礼部知道。”①
  1966年，苏州虎丘发现明代首辅王钖爵（1534～1610）夫妇合葬墓，内出折扇三柄，有乌漆竹骨洒金纸面扇，扇面黑地洒金，有菱形块金图案②。
  中国发明的纸糊风筝经千年发展后，到明清时也进入集大成阶段。在形制、样式、扎制、装饰和放飞等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进步，而且出现了总结历代风筝技术的专著，为过去所少见。明代画家徐渭（1521～1593）晚年画了很多风筝，又为之题词。清人顾禄（1800～1870年在世）《清嘉录》（1830）卷三《放断鹞》云：“纸鸢俗呼鹞子，春明竞放川原远近摇曳百丝。晚或系灯于线之腰，连三接五，曰鹞灯。又以竹、芦黏簧，缚鹞子之背，因风播响，曰鹞鞭。清明后，东风谢令乃止，谓之放断鹞。”接下顾禄引张元长《笔谈》云：“今俗作人物、故事、虫介诸式，皆加以鹞之名。且作鹰隼、鸿雁之形，呼曰老鹰鹞、雁鹅鹞，其昧于鹞之义矣③。
  发展了写实性的造型风筝，扎有具有人物和各种动物等形状，要求既能飞上天，又能在空中动作，难度比过去加大。比如蜈蚣、双蝶、龙、鹰等造型风筝都有这个特点。同时在风筝上加缚鹞子、葫芦、白果壳作哨子，还能发出声响。更以重彩平涂，或用剪纸、贴纸花、描金银等进行装饰，使风筝在空中更加绚丽多采。清代作家曹雪芹（1715～1763）《红楼梦》第70回就有众姐妹放风筝的描述：“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④。
  小说中描写了美人、沙雁、大鱼、螃蟹、蝙蝠等各种造型的风筝放飞的情景。这说明曹雪芹对风筝是内行的。二十多年前发现的《废艺斋集稿》，传为雪芹晚年所作，订为八册，其中第二册题为《南鹞北鸢考工志》，即为有关风筝的专著⑤（图6-5）。曹氏在自序中说，写此著是为帮助残疾人于景廉借扎风筝以糊口。书的内容讨论扎、绘风筝的歌诀和各式风筝的彩色图谱。山水画家董邦达（1698～1769）序中说：“盖扎、糊、绘、放四艺者，风筝之经。是书之作，意重发扬，故能集前人之成。”
  五 纸织画、名片和纸牌
  明代福建工匠发明的纸织画，是中国传统美术工艺中新开的花朵。其方法是将薄而强韧的皮纸染成各种颜色后，剪成纸条，再搓成纸绳，最后用纸绳编织成书画复制品，与原件相似而无需笔墨及颜料。王士祯（1634～1711）《分甘余话》卷下写道：“闽中纸织画，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设色亦佳。或言近日中始创为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1565）没入严嵩（1480～1567）家赀，有刻丝、衲纱、纸织等画之名，则其来久矣”。
  《留青日札》为田艺蘅（1535～1605在世）作于1579年，所记严嵩任相专政时（1542～1562）已有纸织。王士祯又在《居易录》卷二《〓画》中说：
  钮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为〓画。凡人物、楼阁、山水、花木，皆于纸上用指甲及细针〓（gǒng，提）出，设色浓谈，布境深浅，一法古名画。……近闽中有铁画，乃破纸为条织成之，山水、人物、花鸟、布置设色，种种臻妙，与刺绣无异，亦奇技也。
  清人杨复吉（1731～1800在世）《梦阑琐笔》《纸画》条云：“闽中永春州织画，以罗纹纸笺剪成片，五色相间，经纬成纹。凡山水、人物、花鸟皆具。《留青日札》云，嘉靖间没入严嵩家物，已有纸织字画，盖前明即行之矣”。
  纸织书画分黑白及设色两种，显然是根据刻丝和刺绣的手法制成。但以细纸线代替丝线。这是纸制品中最为精工细作的品种，完成一件作品所需时间较多。明以后，至清代仍流行，清人陈云伯《画林新咏》称，陆湘鬟织画擘纸缕为之，闽人颇工此艺，多出高手。“余戚陆湘鬟亦能为此”。根据纸织原理，不但可制成书画仿制品，还可用各色纸线制成衣料，用作服装。如果将纸线接长，甚至可用织机织成纸布。这种技术后来传到日本，以至直到今天在手工纸场中还在生产。据瑞典人施持雷尔尼克（E.A.Strehlneek）的报道①，斯德哥尔摩一收藏家藏有中国清初制造的《耕织图》（1690）的纸织画，共48幅（图6-6）。每幅为24.5×28.1公分，以黑白纸线编织而成，与刻本很相似，尤其康熙帝御制诗手迹十分传神。
  明代人特别讲求使用名片，起初较小，明中叶至明末时名片作得愈来愈大。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1566）说：
  余少时，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箓纸，[阔]二寸，间有一、二[用]苏笺，可谓异矣。
  而书简摺拍亦不过一、二寸耳。今之用纸非表白箓、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绵纸封袋递送，奢亦极矣。
  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章称：
  若铅山诸邑所造柬纸，则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以射重价。最上者曰官柬[纸]，富
  贵之家通刺（名片）用之。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婚帖），则先以白矾水染过，后上红花汁云。
  宋应星还在《野议》（1636）《风俗议》中感慨地写道：
  京官名帖大字，事例原无妨碍，然嘉靖（1522～1566）中业已大极，而隆[庆]—万
  [历]（1567～1619）复降而小，未必非熙明安盛之兆。长安好事之家，有存留历年名帖者，以相比对，直至天启壬戍（1622）方大极而无以复加。自省垣庶常而上，凑顶止空一字，则壬戍之柬也。⋯⋯且学问未大，功业未大，而只以名姓自大，亦人心不古之一端也。
  作者就当时用大名片、将姓名题以大字，借此互相比附的奢侈陋习，提出了批评。但当时北京前门一带卖名片的店铺却生意兴隆。入清后，名片又开始变小。
  供消遣娱乐用的纸牌（图6-7），到明清时也更盛行，普遍在厚纸上印以文字和图案，玩法也更复杂，且出版不少这类专著，如明人潘之恒（约1563～1621）的《叶子谱》等，都叙
  述纸牌形制、种类及玩法。纸牌上常印有宋代梁山起义英雄人物，还有钱数。明人陆容（1436
  ～1494）《园杂记》（1475）卷14说：
  叶子之戏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崑庠八年，独不能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具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
  明末画家陈洪绶（1589～1652）还将《水浒传》中的这些人物画成40幅酒令纸牌，印制后很
  流行。
  六 纸砚、纸杯、纸箫、纸帐和纸甲
  清代时还以纸作砚和酒杯，为过去所少见。邱菽园（1874～1941）《菽园赘谈》（1897）卷一写道：“比来若广州、沪上（上海），皆有设机仿造[洋纸]，获利甚薄。抑吾又闻贵州出纸砚，用之历久不变。[浙江]余杭蔡冶山，得纸杯注酒，不渗不漏”①在这以前，浙江海宁县北寺巷的程氏还能够作出纸砚，据同县人吴骞（1733～1818）《尖阳丛笔》称：“北寺巷旧有程姓，工为纸砚，以诸石砂和漆成之，色与端溪龙尾[砚]无异。且历久不蔽，故艺林珍之，然前此未闻也”②。
  与此同理，料想纸酒杯也是以纸为填料，再加漆而成。清人周亮工（1612～1672）《闽小记》（约1650）卷下云：
  闽开元寺前，旧有捲纸为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黄玉，叩之铿铿。以试善箫者，云：外不泽，而中不干，受气独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箫]上。后赠刘公勇，公勇为赋《纸箫诗》。云间潘君仲，亦能以纸制奕子，状如滇式，色莹亦然，且敲之有声。其为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饰，不可觅其联缝之迹，皆奇技也。
  按周亮工于清顺治年（1644～1661），累官至福建左布政使，他当于此时从福州开元寺附近买到纸箫。其所说云间（江苏松江）人潘仲用纸作围棋子与闽人以纸作箫一样，之所以叩之有声，恐皆因和漆所致，同样可作成纸胎漆盒。将纸与漆合在一起，可制成各种用具，轻便耐用，也改善了纸的性能，是一大技术发明。唐宋时所用的纸帐，至明清则继续有所发展，不但实用，而且画上图案，增加外观美。明人屠隆《考槃余事》卷四还提到其制法：“纸帐：用藤皮、茧纸（皮纸）缠于木上，以索缠紧，勒作皱纹，不用糊，以线折缝缝之。顶不用纸，以稀（疏）布为顶，取其透气。或画以梅花，或画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③。
  纸制品在军事上有广泛用途，茅元仪（约1570～1637）《武备志》（1621）卷105提到，在南方潮湿地区作战，步兵不宜着铁甲，因易生锈，而宜用油纸作成的厚纸甲，且佩纸臂手，则“活便轻巧”④。明将戚继光（1527～1587）《纪效新书》（1556）卷一规定，夜间各军营应备用黄油纸糊成的铁丝灯照明，“俱粗四寸，长一尺五寸”⑤。还用油纸糊成红、蓝、黑各色铁丝灯，每种颜色各有特殊用途，如黑灯作隐蔽之用。在工农业生产中，纸的用途不胜枚举。
  第二节 造皮纸技术的高度发展
  一 浙江常山及安徽徽州的楮皮纸
  像宋元一样，明清造纸仍以皮纸和竹纸为主。制皮纸原料虽多，但制法则大同小异。关于皮纸制造技术的详细记载，前代并不多见，而是从明清才出现。我们首先应援引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1495）的精彩叙述。陆容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改兵部职方司郎中，出为浙江右参政。他的书成于浙江任内，以记实为主要特色。《菽园杂记》卷13谈到浙江衢州常山、开化二县造楮皮纸时写道：
  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採楮皮蒸过，擘去粗质，掺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桌状，圬以石灰，而厝（cuò，音错，安置）火下也①
  这段话用字虽然不多，却已巧妙地介绍了制造楮皮纸的工艺过程。其中“入胡桃藤等药”句中的“胡桃藤”，当为杨桃藤，即猕猴桃科的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此为藤本植物，历来在传统造纸作坊中用作“纸药”。关于此纸药的作用机制，本书第五章第四节已详细叙述，这里不再重复。陆容在杨桃藤后用了个“等”字，可见还有其它植物也可充作纸药，如锦葵科的黄蜀葵（Hibiscus manihot）等。此处所记载的干燥器形制及构造很别致，值得注意。
  这种干燥器看来似乎是一种卧式装置，即用砖砌成桌面形的砖板，表面涂刷一层石灰，务令平滑，然后在砖板下面用柴火加热。当湿纸放在砖板上时，通过热力实行强制干燥。这种卧式装置的最大优点是，工人操作十分方便，干燥速度快。但中国其他地方多用立式装置，用砖砌成中空的夹墙，中间由柴火烟气加热。立式干燥器优点是热能利用效率高，节省烧柴，但在上面放湿纸时，操作不及卧式方便。如果将常山、开化所用的卧式干燥器砌得较高、较长呈长方筒状，则除上面可干燥纸外，两旁侧面亦可利用，便成为卧、立结合的干燥器，热效，应就会提高。从流传到西方的清代造纸图中，我们还见有一种剖面呈“人”字形的强制干燥器②，设计这种形式是为工人操作方便。
  我们如果将《菽园杂记》卷13所述造楮皮纸技术过程加以分解，便可见以下各个工序：
  ①砍伐楮枝，剥下楮皮并打成小捆→②在蒸煮锅中用清水蒸煮→③趁热捶去或磨去楮皮外表皮→④将楮皮用石灰浆浸渍三天，踏踩、搓揉，除去残余外壳皮→⑤于河中洗去石灰→⑥将皮料在池塘中沤制七天→⑦从石塘取出后，再行蒸煮，[浸以石灰浆或淋以草木灰水]→⑧蒸煮后，将物料取出，在河水中漂洗，洗去灰水及有色杂质→⑨将物料摊放在河边或山坡，任烈日暴晒十多天，实行日光漂白→⑩将纸料捣细→⑪河水中漂洗纸料并将纸料放入纸槽中，加水配成纸浆，搅匀→⑫向纸浆中加入杨桃藤浸出液作为纸药→⑬手持竹帘向纸槽中捞纸→⑭[将湿纸层层叠起，压榨去水]→⑮将仍有少量水的纸逐张揭起，放在砖面上烘干。砖面以石灰粉刷成平滑表面，用以承受纸，砖面下以火热之→⑯烘干后，从砖面上取下成品纸→⑰对成品纸修整包装。
  整个过程分解为17个连续衔接的步骤。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春夏之际砍伐，可直接将楮皮剥下，扎成小捆送到纸场。此时清水蒸煮目的是为使楮皮松软，经捶击，可除外层黑壳表皮。如果在冬季砍楮，则不能脱骨剥皮，此时清水蒸煮目的首先为剥皮，剥下皮后再趁热捶打，以除外层表皮。外表皮很难除尽，此处提到用石灰水浸三日，腐蚀皮料，再捶去剩余外表皮。此后第⑦个步骤对沤制脱胶后的皮料蒸煮，不能用清水，而必须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或二者混合液，否则达不到予期效果。我们此处用方括号标出原文漏记之点。此外，在纸槽抄出纸（第13步骤）后（图6-13），在送去砖面干燥前，还要将湿纸叠起，并用压榨器压去多余水分，这个步骤即第⑭步骤（图6-14），是必不可少的，而原文没有提及，所以我们也用方括号补上这个步骤。除这两处外，其余分解出的步骤都是原文中指示出来的。制皮纸时，为使成品纸有一定的白度除去楮皮黑皮层是关键，第③、④步骤即为此目的。
  继《菽园杂记》之后，明人汪舜民（1440～1507在世）纂弘治《徽州府志》（1502）《物产志》谈到安徽徽州地区造楮皮纸时写道：
  造纸之法，荒黑楮皮率十分割粗得六分，净溪沤灰庵暴之、沃之，以白为度。瀹（yuè音月，浸渍）灰大镬（锅）中，煮至糜烂。复入浅水沤一日拣去鸟丁黄眼。又从而庵之，捣极细，熟，盛以布囊，又于深溪用辘轳推盪，洁净入槽。乃取羊（杨）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按，名曰滑水，倾槽间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浆，压经宿，干于焙壁，张张摊刷，然后截沓解官。其为之不易盖如此。
  这里虽然用了文人貌似高雅而实为外行的词汇，但毕竟也叙述出一些造纸技术过程，可与陆容的简洁而明了的叙述相比较与补充。这两位进士出身的作者所述共同点是，都提出用杨桃藤为纸药和用强制干燥器烘纸。汪舜民将纸药称为滑水，当是徽州人的叫法，又将干燥器称为“焙壁”，当是立式强制干燥器，可以两面或一面烘纸。汪舜民补充说：“瀹灰大镬中”，是指最后一次蒸煮时，锅内纸料必须浸有石灰浆作碱液蒸煮。他还提到纸捞出后堆在一起，需经压榨，然后静置过夜（“压经宿”），这两点为陆容所漏记。但指出皮料在池塘中“沤一日”，为时太短，还是陆容说“浸水七日”为妥。同时，汪舜民没有指出日光漂白这道工序，倒是陆容提到了。
  二 《江西省大志》和《天工开物》所述皮纸技术
  江西是全国主要产纸地区，在王宗沐（1523～1591）修、陆万垓（1515～1600在世）补《江西省大志》中对造纸技术有详细记载。王宗沐字新甫，浙江临海人，嘉靖廿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转江西提学副使时纂修《江西省大志》，嘉靖三十五年（1556）出版。此地方志论述江西经济情况、自然环境及施政得失、农工业生产等。其中卷四《溉书》载河流及圩堤、陂塘等农业水利设施，卷七《陶书》记明代景德镇陶瓷生产和管理。然而江西重要的造纸工业却未包括在《大志》嘉靖本中。有鉴于此，万历廿五年（1597）陆万垓增补的一卷为《楮书》，专记广信府铅山造纸厂生产及管理。因此该方志自万历本刊行时起已为八卷。陆万垓（约1525～1600在世）为王宗沐同时代人，浙江平湖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曾任江西地方官，对该省造纸情况相当熟悉。
  陆万垓在《楮书》中说：
  广信府纸槽，前不可考。自洪武年间（1368～1398）创于玉山一县。……楮（纸）之所用，为构皮，为竹丝，为帘，为百结皮。其构皮出自湖广，竹丝产于福建，帘产于徽州、浙江。自昔皆属安吉、徽州二府商贩，装运本府地方货卖。其百结皮[为]玉山土产。由此可知广信府明初造纸所用原料楮皮（构皮）来自湖广省（今湖北），抄纸用的纸帘来自徽州府和浙江，竹纤维来自福建，都通过徽州府和浙江安吉州的商贩长途贩运到江西。因此这里只是个官办的加工工场，其产品成本势必增高，但这可能是筹办纸厂初期的情况，后来逐步以本地原料代之。百结皮是广信府玉山县土产，适于造皮纸，我们认为这应当是瑞香科（Thymelaeaceae）的植物，很可能指结香（Edgeworthiachrysantha）。此为瑞香科结香属落叶灌木，产于江西，是一种优良造纸原料。日本国亦产，用于造纸，称为“三桠”。笔者曾去铅山一带作过实地调查，那里纸坊附近的山区盛产竹，可就地砍伐造竹纸，无须再由福建运来。因而明中叶以后，江西纸所用的原料，大部分由当地供应。
  《江西省大志》卷八《楮书》对造楮皮纸制作技术过程有如下记述：
  槽户雇请人工，将前物料（楮皮）浸放清流激水，经几昼夜，足踏去壳，打把捞起。甑火蒸烂，剥去其骨，扯碎成丝，用刀锉断。搅以石灰存性月余，仍入甑蒸。[蒸后]盛以布囊，放于急水，经数昼夜，踏去灰水。见清，摊放洲上日晒水淋，无论月日，以白为度。木杵舂细，成片揭开。复用桐子壳灰及柴灰和匀，滚水淋泡。阴干半月，涧水洒透，仍用甑蒸、水漂，暴晒不计遍数。多手择去小疵，绝无瑕玷。刀斫如炙，揉碎为末，布袱包裹，又放急流，洗去浊水。然后安放青石板合槽内，决长流水入槽，任其自来自去。药和溶化，澄清如水。照纸式大小、高阔，置买绝细竹丝，以黄丝线织成帘床，四面用筐绷紧。[抄]大纸[需]六人，小纸二人，杠帘入槽。水中搅转，浪动搅起，帘上成纸一张。揭下，垒榨去水。逐张掀上，砖造火焙，两面粉饰，光匀内中，阴阳火烧。熏干取下，方始成纸。工难细述论，虽隆冬炎夏，手足不离水火。谚云：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①。
  陆万垓对楮皮纸制造的这段生动描述，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造皮纸的最详细的原始记载。从原料及其加工处理到制成成品纸之间各技术环节都无遗地加以叙述，同时对所需生产设备也作了描写。将这段记载加以分解，可看到下列工艺流程：
  ①将剥下的楮皮打捆，并放在河水中浸渍数日→②用脚踏去部分青外壳→③打成捆捞起→④放蒸煮锅中用清水蒸煮→⑤捶去外壳皮，并将内皮扯成丝→⑥用斧刀切断成小段→⑦用石灰浆浸透皮料，沃置月余→⑧将含有石灰浆的皮料放蒸煮锅内再行蒸煮→⑨蒸煮后皮料变烂，置于布袋内用流水漂洗数日→⑩用脚在水中踏去石灰水及其它杂质→⑪洗净后，将原料摊放在河边日晒雨淋，“无论月日，以白为度”，实行自然漂白→⑫取回纸料，用杵臼或踏碓将其捣细成泥→⑬将捣碎后的纸料一片一片地垒起来→⑭向垒起来的纸料加入滚烫的草木灰水从上到下地淋透，阴干半月→⑮将上述处理后的纸料重行蒸煮→⑯蒸煮后，再经河水依前法漂洗→⑰漂洗后的纸料再次摊放在河边，“暴晒不计遍数”，实行第二次自然漂白→⑱由许多人用手逐个地剔去纸料上残余的各种杂质及有色物，务令洁白→⑲这时纸料已变得一搓即碎而为末，放入布袋中在河水内漂洗干净→⑱然后将纸料放入由青石板制的长方形大纸槽中，再向纸槽中注入由山中引来的干净的长流水，搅动纸槽中物料，配成纸浆→19配制纸药水汁，并加入纸浆中搅匀→20根据事先所定纸幅尺寸，用黄丝线将绝细竹条编成抄纸帘。制成木制帘床，将纸帘在其上绷紧→21持纸帘在纸槽中捞纸。帘有大小，大者六人操作，帘床每边各站立三人，面对面地协调动作。较小纸帘由二人操作→22捞出纸后，先在纸槽上滤水，再将湿纸层层垒在一起→23将垒在一起的湿纸用木制压榨器压去多余水分，静置过夜→〓将压榨去水的半干半湿的纸从纸堆上逐张揭起，用毛刷摊放在砖砌火墙上烘干。火墙中空，由一端烧柴，烟和火焰烤热墙面，墙的两面以细石灰粉刷成平滑表面→25将烘干后的纸从火墙上揭下，逐张堆齐→26将成品纸捆起包装待运，一般每百张为一刀。
  用上述26个步骤造出的纸，洁白异常、质地细腻。实际上每个还包括若干具体操作。此处提到加纸药这个步骤，但没有指出从什么植物中提取，总不外是杨桃藤之类。值得注意的是，提到在湿纸送去火墙烘干之前，要“垒榨去水”，即将湿纸叠起，再用榨酒用的压榨器压去一些水。这样可提高烘干速度、节省燃料。其次，提到配纸浆用的水，是从山上借竹管引来的泉水，名曰自来水。这种水新鲜，没有矿物质和细菌。明初《永乐大典》就是用江西皮纸抄写的（图6-15），而清《四库全书》用安徽皮纸写之（图6-16）。
  现在要介绍第三部论皮纸制造的书，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历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南直隶毫州（今安徽阜阳地区）知州，是明代科学家兼思想家。其所著《天工开物》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再刊于清初顺治末年，今有各种版本传世。该书《杀青》章专讲造纸，尤其详于造竹纸，但亦有一节论皮纸。有关造皮纸的原文如下：
  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树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盖之，来年再长新条，其皮更美。凡皮纸，楮皮六十斤，仍入绝嫩竹麻（竹纤维）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浆涂，入釜煮糜。近法省啬者，皮、竹十七而外，或入宿田稻稿十三，用药得方，仍成洁白。凡皮料坚固纸，其纵纹扯断如绵丝，故曰‘绵纸’，横断且费力。其最上一等供用大内糊窗格者，曰棂纱纸。此纸自广信郡造，长过七尺，阔过四尺。五色颜料先滴色汁槽内和成，不由后染。其次曰连四纸，连四中最白者曰红上纸。皮、竹与稻秆掺和而成料者，曰揭帖呈文纸。芙蓉等皮造者，统名小、皮纸，在江西则曰中夹纸。……又桑皮造者曰桑穰纸，极其敦厚，东浙所产，三吴（苏州、常州、湖州）收蚕种者必用之。凡糊雨伞与油扇，皆用小、皮纸。凡造皮纸长阔者，其盛水槽甚宽，巨帘非一人手力所胜，两人对举荡成。若棂纱[纸]，则数人方胜其任。凡皮纸供用画幅，先用矾水荡过，则毛茨不起。纸以逼帘者为正面，盖料即成泥浮于其上者，粗意犹存也。……永嘉（浙江温州）蠲糨纸亦桑穰造①。
  作为科学家，宋应星对皮纸制造技术的记载，似缺乏实质内容，且有不妥之处。原因是，
  他认为皮纸与竹纸制造有些步骤相同，因之也有意减少对皮纸制造的叙述，以免重复。可是这样作时，在用词上容易使人误解。比如“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浆涂”中的“同”字，容易使人误解为将皮料与竹料一同在塘内沤制，再一同用石灰浆涂。事实上英译本译者就是这样理解“同”的含义，译之为together②，于是便造成技术上的错误。我们知道，皮料与竹料是不可一同在塘内沤制的，而实应理解为“皮料象竹料那样，同样要在塘内沤制、同样要用石灰浆涂”。宋应星用的“同”字，含义是also或in the same way。宋应星的记述提供了重要技术信息。第一，他指出砍伐构树的最佳季节是春末、夏初之际，因为这时枝条较嫩，韧皮部所含纤维较多，剥皮比较容易。第二，他指出可用60％楮皮与40％竹料混合制浆造纸，或70％楮皮、竹料及30％稻草制混料纸，这样可以降低纸的生产成本。中国从隋唐、宋元以来就生产混合原料纸，但定量记录原料配比，恐从宋应星开始。
  清代作者记述皮纸制造者不多，但实际上使用的技术与明代是一样的。如清代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4）编光绪《江西通志》（1881）卷49有关造皮纸过程的叙述，几乎是逐字逐句抄录万历本《江西省大志》卷八，毫无新意可言。其他清代地方志也多犯同样毛病，不是照抄明代方志，便是不谈皮纸而只谈竹纸。
  到目前为止，以管见所及，最有权威性的记载出于《菽园杂记》和《江西省大志》这两部明人作品，其次是弘治《徽州府志》，现将其所记技术作一比较。三者分别反映浙江、江西及安徽三个造纸术最发达省份的技术。《江西省大志》记述的工艺流程中包括三次蒸煮（第一次用清水，第二次用石灰水，第三次用草木灰水）、两次自然漂白和三次洗涤，还有多次人工剔除有色外皮，捣料前还要预先用斧刀将料切碎。整个造纸过程周期较长，消耗人力、物力较大，这样处理后的纸必定洁白、匀细，属最上等的纸，生产成本自然会很高。而《菽园杂记》、《徽州府志》所记以及各地其他纸坊，一般经两次蒸煮、一次自然漂白，亦可制成较好的纸。因此江西广信府造御用纸有浪费现象存在，一些重复的步骤本可省去。有些处理从技术经济学上看是不合理的，如自然漂白时“无论月日”、“暴晒不计遍数”，只这道工序便将整个造纸过程无限期拉长，民间纸坊决不肯这样作。最理想而又最经济的生产方案是介于江西与浙江-安徽之间的折衷处理方式，或将后两者使用的各步骤辅以较为精细的操作。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较好的明清皮纸，就是这样制成的。
  三 著名的安徽泾县宣纸
  最后谈宣纸，因为它也是一种皮纸①。宣纸主要原料是榆科多年生木本植物青檀（Ptero-celtis tartarinowii）皮。宣纸应当象桑皮纸、瑞香皮纸那样，与楮皮纸制造方法完全一样。前面谈楮皮纸制造技术，实际上也代表所有皮纸共同的生产过程，只是原料不同而已。现在所谓的“宣纸”，明清时产于安徽宁国府的泾县（今芜湖地区）。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贡纸，而江南西道宣州辖泾县、南陵、宁国、当涂等县，州治在宣城。“宣纸”一名即导源于此。但唐代宣州贡纸，未必就是明清时泾县特产皮纸，因此明代人直呼其为“泾县纸”，看来更为确切。
  人们喜欢泾纸，好意地将其历史追溯得更早，甚至引当地传说，据称东汉蔡伦弟子孔丹来皖南以造纸为业，遂以青檀皮造纸②。但传说不是信史，是否真有孔丹其人史无记载，亦未有考古资料为证，最好还是不要将传说人物写入造纸史书中，以免造成误解。
  宣城一带造纸最早或可推至南朝，再往前的可能性不大，并不会因此降低泾县纸的身份。可靠记载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继善堂刻本《泾川小岭曹氏宗谱》引旧谱序（1778），载宋元之际有曹大三（约1255～1342）随人从宣城西的南陵县迁居泾县西乡小岭山区，以避兵火。因当时芜湖西南是宋、蒙军激战战场，1275年宋丞相贾似道（1213～1275）来此督师，大败而逃③。蒙军追击，附近百姓纷纷随宋军迁至各地。曹大三在南陵可能本已业纸，在泾县定居后，见小岭遍山盛产类似楮、桑的青檀树，附近又有洁净的泉水与溪水四季长流，遂与家人在此开槽造纸，此后世代相传。
  泾县纸坊昔日集中于县内的枫坑、大岭、小岭、曹溪及泥坑等地，操此业者多为曹姓，其次是翟姓。经历元代至明清时，泾县山区的青檀皮纸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泾县纸遂成为明清文人墨客的谈论对象。明末书画家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约1640）卷七论纸时，认为“泾县连四[纸]最佳”④。沈德符（1578～1642）《飞凫语略》（约1600）说：“此外，则泾县纸，粘之斋壁，阅岁亦堪入用。以灰气且尽，不复沁墨。往时吴中（苏州）文、沈诸公又喜用。”⑤可见书画家文徵明（1470～1559）及沈周（1427～1509）等人就喜欢泾县皮纸。明人沈德符使用了“泾县纸”这一名称，恰到好处。如今所谓“宣纸”者，本该称为“泾纸”或“泾县纸”，称“宣纸”实在并不恰当，乃清末及民国时人为之。不过既已叫开，只好如此。
  前引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643）卷八也说：“今则棉[纸]（皮纸）推兴国、泾县。”清乾隆时文人蒋士铨（1725～1785）咏泾县白鹿纸诗，认为泾县纸可与澄心堂纸及宣德纸相媲美：
  司马赠我泾上白，肌理腻滑藏骨筋。
  平浦江沵展睛雪，澄心、宣德堪为伦。
  蒋氏可谓一语言中，正如以下第四节所述，澄心堂纸→宣德纸→泾县纸之间有清晰可查的技术遗传关系，而泾县纸就因仿宣德纸时，其工艺乃得改进。另一位乾隆时人周嘉胄（1731～1795在世）《装潢志》也极力推崇泾县纸：“纸选泾县连四，……余装轴及卷册、碑帖，皆纯用连四”①。连四也许就是后来的“四尺”。泾纸洁白柔韧、平滑受墨，清代时供作内府及官府用纸及上等书画用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1736～1795）时榜纸，即为泾县皮纸，高6.7尺，长丈余，较厚，称丈二匹纸。又四库馆所抄《四库全书》用纸，亦为泾纸。清末光绪十二年（1886）泾县皮纸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得金质奖章，因而已蜚声国外。
  最初所造泾县皮纸原料纯用青檀皮，因纸的产量逐年猛增，砍伐无度，造成山区青檀林面积越来越小，原料供应短缺。后来便向其中配入一些楮皮或沙田稻草，以减少檀皮消耗量，又可降低生产成本。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就提倡用这种办法。根据宋氏意见，配入的稻草不宜超过30％，否则影响纸的质量。因而清代宣纸，尤其清末者，实际上成了皮料与稻草的混料纸。然纸场产品标明“净皮”或“净料”者，仍是纯料皮纸，价钱较高。从历史经验和造纸学观点看，我们认为向青檀皮中配稻草不如配楮皮、桑皮或麻料好，或干脆以楮皮代之，因稻草属短纤维，会减少纸的寿命和强度。前述乾隆年《四库全书》写本所用宣纸，今己出现点点黄斑，即因配有稻草所引起，而代以楮、桑或麻料，便不致出现这种现象。如配稻草超过50％或更多，便不再是本来意义下的泾县皮纸了，实际上成了草纸，质量会明显下降，但价格便宜。泾县各纸坊重信用，纸料配比不同均标不同名称。
  关于泾县皮纸制造技术，明清人作品中较少提及。光绪九年（1883）日本人楢原陈政（旧姓井上）化名陈明，冒充华人潜入泾县产纸区探查纸的制造秘诀，写成《清国制纸取调巡回日记》②。据载，当时大岭、小岭3000户曹姓，多业纸，雇百人以上的大厂有7～8家，以冬青科野生灌木毛冬青（Ilexpubescens）的浸出液为纸药。日记篇幅较长，但似未讲到技术要领，或许另有专题报告。至1923年，泾县文人胡韫玉（1879～1947）著有《纸说》，收入其《朴学斋丛刊》卷四。
  胡韫玉《纸说》谈到泾县纸制造时写道：
  纸之制造，首在于料。料用楮皮或[青]檀皮，必生于山石崎岖、倾仄之间者，方为佳料。冬腊之际，居人斫其树之四枝，断而蒸之。脱其皮，漂以溪水，和以石灰，自十余日至二十余日不等。皮质溶解，取出以碓舂之。碓激以水，其轮自转，人伺其旁。俟其融，再漂再舂凡三、四次，去渣存液。取杨枝藤汁冲之，入槽搅匀。用细竹帘两人共舁捞之。一捞单层，再捞双层，三捞三层，垒至丈许而榨之。榨干，粘于火埴，随熨随揭，承之风日之处，而纸成矣③。
  文内载所用纸药“杨枝藤”，当为杨桃藤，或刊印之误造成。这段记载大体上勾画了造纸过程的轮廓，但与明人陆万垓对江西楮皮纸制造的记述相比，仍嫌过于简略，而且漏记一些技术工序。例如谈到皮料经沤制、灰沃之后，便直接以水碓捣细，显然这中间还应有灰液蒸煮及随之而来的洗涤两道工序，而没有提及。在捣料前对皮料的日光漂白过程也没有指出。有的地方所述，恐不够准确，如说“垒至丈许而榨之”，便大有疑问。实际上垒至这样高，是不可能压榨的，此尺寸应缩小三倍才近乎实际。
  关于制厚纸的方法，胡氏讲，“一捞单层，再捞双层，三捞三层”，意思是说，用同一纸帘从纸浆中捞一次即成单层纸，连续捞二、三次就成双层、三层厚纸。表面看来，似乎说得通，而实际上纸工并不这样操作。因为这样劳动，要浪费很多时间，也造成从纸帘滤水的困难。自古以来造厚纸有两个方法，一是单抄重（zhòng）捞，即将纸帘深插入纸槽，带出较多纸浆，一次捞出厚纸；二是单抄双晒，一次捞出湿纸，层层垒起，烘纸时，将两张或三张湿纸揭起，干后即成厚纸。第二种方法最为普遍，前人称厚纸可分层揭开，即为此理。照胡氏所述方法造纸，厚纸是不可能分层揭开的。
  泾县纸在清末时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引起中外人士的喜爱，人们对其制造技术存有一种好奇之心，外国纸商也一心想仿制，前述楢原陈政的泾县之行便含有这层意义。又加上此纸在国内评比中居于首位，于是当地槽户以为自己垄断一种特殊技术，对外人严格保密，父子相传，造成一种神秘之感。更有人说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水或纸药，因而才能造出好纸，结果弄得玄之又玄，以至在纸坊设有保镖，生怕外人进入。其实泾县纸制造技术并无任何神秘或特殊之处，像明清其余皮纸一样，其制造过程早在明代成化十一年（1475）及万历廿五（1597）年分别由陆容和陆万垓透彻地记述，而其原料配比于明崇祯十年（1637）由宋应星所披露。只要将楮皮代之以青檀皮，则泾县纸的制造过程不难理解。
  我们前面对明代江西及浙皖造皮纸过程作了比较后指出，“最理想而又最经济的生产方案是介于江西与浙江—安徽之间的折衷处理方式，或将后两省使用的各步骤辅以较为精细的操作”。而实际上这正是泾县皮纸厂所采用的生产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泾县纸场是在吸取了当地和全国其他地方造皮纸技术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造纸生产格局的。后来者居上，终于登上皮纸的最高宝座地位。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泾县纸是对徽州和广信府贡纸的改进
  品种。其成功秘诀在于，吸收了宣德纸制造中精工细作的优点，而又克服了不计时日与工本的缺点，因而制订出在技术与经济上均称合理的生产方案。这样的生产方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认为至少应当有下列的轮廓：
  ①每年春、夏之际砍青檀技条，去掉技桠及叶子，剥下檀皮，再扎成小捆→②放入锅内用清水蒸煮四个时辰→③取出檀皮并进行捶打，扯成细丝，青皮纷纷脱落，务使其除去→
  ④将皮料扎成捆，在池塘中沤制半月左右→⑤再将皮料捆起，以石灰浆浸之，堆置一个月，使灰汁浸透皮料→⑥将浸有石灰浆的皮料成捆地放入锅中蒸煮→⑦煮后取出，放河水中漂洗，边洗边用脚踩动，以除去杂质→⑧将洗后的皮料摊放在河边或山坡上，任烈日暴晒或雨淋，为时三至六个月，实行自然漂白，随时翻动→⑨将漂白后的料取回，水洗，仔细剔除白料上的有色物及其余杂物→⑩将物料以水碓反复捣细成泥，边捣边翻动，使所有皮料捣匀→11捣后物料放布袋内，在河内漂洗，边洗边揉动→12洗净的白料放入纸槽中，注入山间泉水，搅匀，制成纸浆→13向纸浆中加入杨桃藤、毛冬青等植物粘液，作为纸药，搅匀→14举起纸帘向纸槽中捞纸，根据纸的大小，或二人或四人或更多人同时举帘操作→15湿纸捞出并滤水后，在案板上层层叠在一起→16将叠在一起的湿纸用木制压榨器压榨去水，静置过夜→17将压去水份的半干纸逐张揭下，用毛刷摊放在火墙上烘干→18烘干后，从墙上取下纸，逐张堆齐，切平四边，盖印、打包，以百张为一刀。
  以上所述各步骤是不可少的，每个步骤又包括若干工序。根据具体情况，有的步骤可重复运用，如捣后发现仍有未分散的纤维束，则重行舂捣，直到捣细为止。为控制纸料白度，入槽前始终注意除去白皮外层青皮，必要时有专人仔细从事这项工作，同时强化蒸煮过程，延长蒸煮时间，或在锅内已浸有石灰浆的皮料上再淋入滚烫的草木灰水。传统泾县纸即以此法最终制成。不难看出，消耗时间最多的步骤是自然漂白，因这不是靠人力而是靠自然力来实现的，于是成为制约生产周期的限制因素。之所以需要这道工序，是因为以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蒸煮剂，化学作用不够强烈，不足以使纤维更洁白、柔软、细腻。因之清末时改用西方或日本所用的苛性碱和漂白粉，生产时间明显缩短，不过以传统方式生产纸的过程亦同时保留。以上所述仅为纯皮料纸生产过程，如果再配入稻草，则处理稻草还要有一套生产工序，但较为简单，此不赘述，因为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已有所提及。
  在中国历史中，看来只有宣德纸和泾县纸产区形成综合造纸体系，用近代话说就是纸业托拉斯或联合企业，不但成品纸品种、规格齐全，而且能自制形制不同的纸帘，具有各种帘纹其中包括水纹；除本色纸外，当地还产不同颜色的色纸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加工纸。正如同江西景德镇是中国的陶瓷基地那样，安徽泾县成了中国最大的造纸基地，从清代起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泾县纸的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不同名目取自不同分类。以尺幅大小而分，有四尺（69×138，单位公分，下同）、五尺（84×153）、六尺（97×180）、八尺（124×284）、丈二（145×367.5）及丈六（193.2×503.7），丈六为巨幅纸。按原料配比，则有净皮、绵料、半皮等名。按加工分类，有生宣、熟宣、云母、虎皮、雨雪、冷金和色宣等名。以厚度分，有单层、双夹、三层之名。以帘纹形制分，有罗纹、龟纹、阔帘、窄帘之别。还有的沿用古名，如金榜、潞王、白鹿属高级书画纸，卷帘、连四、公单为书写纸，千张、火纸为竹料纸，下包、高帘为草纸。将不同分类结合起来，又构成一些名目。如四尺宣，便可细分为四尺单、四尺夹及四尺三层，还可分为净尺四尺、绵料四尺及半皮四尺，更可分为虎皮四尺、雨雪四尺、冷金四尺等，如果再考虑到颜色，则有红四尺、黄四尺、青四尺和绿四尺等。统计起来品种名目以百计，适于各种不同用途，可谓集皮纸之大成。应当有一部《泾纸谱》或《宣纸谱》之类的著作出现，以系统介绍这类品种。
  四 圆筒侧理纸的研制
  明清时用皮纸造成的高级文化用纸，为使其具有潜在的美，还用花帘抄造。即在纸帘上编出凸起的花纹、图案或文字，抄造后便隐于纸中，迎光能看出这些图案，称为花帘纸，即西方所谓的水纹纸。这种编帘技术中国古已有之，但明清时期有新突破，呈现花纹的纸帘不用竹帘，而用铜网，这样便可使图案更为复杂，也使纸表更光滑。撇去图案不说，单就以铜网代替竹帘抄纸，这本身便是个技术上的创新。徐康（1820～1880在世）《前尘梦影录》（1897）卷上云：
  老友陈柏君大令（县令），曾觅得康熙年间（1662～1722）阔帘罗纹纸数页（张），周围暗花边，皆六尺匹。托杭城（杭州）造笺纸良工王诚之，为之加推染色，[以]同于古制。诚之云：今仅有狭帘罗纹，纸料虽小，皆出于竹帘。阔帘乃铜线织成，久已断坏，无人继作。
  康熙年所造的这种纸，其四周所以有暗花图案，并不是用砑花板压上去的，而是因纸帘上编有复杂花纹、图案，抄纸后自然出现在纸上的。这种实物我们不时见到，前述泾县皮纸中的“龟纹”，便在纸上出现无数规则排列的六角形图案。刘岳云（1849～1917）《格物中法》（1871）卷六下引《文房乐事》云：“福建皮丝烟纸，其铺号住址藏于纸中。法以竹、丝编为字形，使漉纸浆，自然成迹。宣纸佳者亦有之，或作种种花纹……山西造纸亦有之”。“以竹、丝编为字形”有语病，应当是“以丝于竹帘上编为字形”。我们确实在清代山西票据中看到这类纸。美国纸史家亨特二次大战前，来北京收集造纸工具时，也得到一个抄纸帘，上面编有“丁瑞泰”字样，看来是丁记纸坊槽户名称①。我们还看过类似《前尘梦影录》所说四周有图案花边的花帘纸，且有“臣彭元瑞恭进”之字样。彭元瑞（1731～1803）为乾隆（1757）进士，授庶吉士，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乃高宗宠臣。可见花帘纸在康、乾时盛行。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时中国已有用铜网抄花帘纸的记录。然一般情况下仍主要以
  竹帘编织图案及文字，主要因编铜网费工，造价高，并非不掌握这种技术。
  清康熙、乾隆年间，江南还制造一种皮纸，形制特别，名“侧理纸”。戏曲家孔尚任（1648～1718）《享金簿》云：“侧理纸方广丈余，纹丈余，纹如磨齿，一友人赠余者。晋武帝赐张华（232～300）侧理纸，是海苔所造，即此类也”②。
  吴振域（1792～1871）《养吉斋丛录》（约1863）卷26云：
  乾隆丁丑（1757）高宗南巡，得圆筒侧理纸二番。藏一，书一，作歌纪之。后捡旧库，复得五番。壬寅（1782），浙江新制侧理纸成，进御，先后皆有题咏。此纸囫囵无端，每番重沓如筒，故有圆筒[纸]之称。尝以颁赐诸臣，彭公元瑞（1731～1803）有恭和御制元韵纪恩诗③。
  诗人丁敬（字钝丁，1695～1765）《砚林诗集》中有侧理纸长诗，注中说：仁和县的诗人赵昱（号谷林，1689～1747）小山堂藏有侧理纸二幅，高宗南巡时，献之行在，帝赐以宫锦。后来，同郡人沈廷芳（1702～1772）御史以“赐锦堂”称赵氏小山堂，并由书法家梁国治（1723～1786）重新书写堂名。这成为当时浙江文坛中的有名故事，载入内阁学士沈德潜（1673～1769）的《赵徵君赐锦堂记》之中。阮元（1764～1849）于《石渠随笔》（1793）卷八云：“乾隆年间，又仿造圆筒侧理纸，色如苦米，摩之留手，幅长至丈余者”④。
  综合以上史料，并结合笔者所见实物，可作如下说明。圣祖、高宗是康熙、乾隆盛世时的君主，都有文治武功，喜爱书画，而且都是诗人兼书法家。像明宣宗那样，他们也特别讲求用纸，想让历史上各种有名的纸再现于世。晋代人王嘉（约315～385）《拾遗记》（约370）所载晋武帝赐张华（232～300）侧理纸万番，以其形制独特，从而引起康熙帝的好奇心，但内府不藏此纸。按古书所载，晋侧理纸产于南越，即浙江南部，为海苔所制，其纹理纵横斜侧，故名侧理纸。于是浙江地方官想在本省试制出此纸以进御。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考证的，其实侧理纸即后世的“发笺”，即以苔类或发菜（石发）搀入纸浆而抄造者。但因清初人不明此意，亦无标本可寻，以苔类造纸失败后，便制成具有磨齿状纹理的皮纸，作为侧理纸献上。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完整的清代所造侧理纸一件，为张伯驹（1897～1982）先生旧藏。仔细观察此纸后，注意到外观呈深肤色，纸质厚重，表面有斜侧帘条纹，但编织纹不明显，不是一般竹帘所抄成。此为皮料纸，没有苔类或石发成分，浆汁匀细，表面凸凹不平，如阮元所说，“色如苦米，摩之留手”。纸的长宽幅度很大，为便保管，纸已折叠。展开后，全纸呈圆筒状，看不到接缝，如吴振域所说，“此纸囫囵无端，每番重沓如筒”。实物形制完全证实了文献所载，称其为圆筒侧理纸，十分恰当。。这次仿制的技术重点不在用料如何，而是着重体现“纵横斜侧”的帘纹，呈上内府后，因康熙帝也不知古侧理纸应是什么形制，遂以为便是如此。除自己使用外，还颁赐群臣。乾隆廿二年（1757）高宗南巡，浙江仁和人赵昱将家藏康熙时造侧理纸二番献之于行在，蒙宫锦之赐。高宗带回北京后，在其中一张上写字，另一张收藏，今北京故宫珍宝馆乐寿堂东廊石刻上，仍可见乾隆戊寅（1758）御笔《咏侧理纸》长诗。今将有关诗句摘抄于下：
  海苔为纸传《拾遗》，徒闻厥名未见之。
  何来映座光配墓，不胫而走系予思。
  囫囵无缝若天衣，纵横细理织网丝。
  即侧理耶犹然疑，张华李墨试淬妃。
  羲、献父子书始宜，不然材可茂先追。
  何有我哉宛抚兹，万番勿乃伤记私。
  两幅已足珍瑰奇，藏一书一聊纪辞。
  看来清高宗很喜欢这种纸，得到两幅后即赋诗记之。更下令重查内府旧库，结果又得到五番。乾隆四十七年（1782），浙江新制侧理纸成，进呈后，再有御笔题咏。新制者形制如同旧库藏品，因数量很多，帝愿与诸臣共享，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元瑞等人得纸后，均步御笔原韵进上纪恩诗。为什么将纸制成圆筒状？这是没有文献依据的，明清以前古书谈侧理纸均未说是圆筒形，大概为使其体现“囫囵无缝若天衣”的某种神秘感吧。
  如何能造出这种纸？这个问题倒要思考，此处拟陈管见。首先，此侧理纸外观初看时颇似机制纸，但确为清代所造，因那时全世界仍以手工方式抄造，则其抄纸器必为特殊设计出来的，绝非传统所用竹帘，因为竹帘织不出这种斜侧的帘纹，而且以竹帘抄纸，表面一般都较平滑，不能出现凸凹不平的表面。我们因而料想是用粗细不同的铜丝编织成纸帘，即以粗铜丝为帘条，以细铜丝穿帘，如高宗诗所说“纵横细理织网丝”，只是此丝为铜丝。浙江于清初即有以铜网为帘，抄阔帘罗纹纸的先例，再将其改编成具有斜侧纹的铜网，在技术上是没有困难的。其次，要将纸抄成圆筒状，则使湿纸浆成型的抄纸器原则上也应是圆筒形，因平板形抄纸器两边不能合拢，尤其是抄大幅纸，将平帘合拢成筒形，有技术上的困难。其结果只能是在筒形框架上用铜丝编成巨幅筒形纸帘，而且要求编粗铜丝的细铜丝，细到不能在纸上显出纹理，只能显出粗铜丝的纹理，才能抄出我们所看到的侧理纸的形象。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纸浆均匀分布在筒形纸帘上形成湿纸层？毫无疑问，只有使筒帘绕中心轴线旋转，才能作到这一点，这意味着还要制成一个驱动纸帘转动的机械装置。对中国匠人来说，这并非什么难题。
  下一步是如何将纸浆置于纸帘上。一个方法是将纸浆放在高位槽内，通过鸭嘴形出料口使纸浆流入正在转动的纸帘，边灌浆边滤水，转动一周后形成筒形湿纸。但此法在当时条件下不易控制出料并保证纸浆的均匀分布，而圆筒上部滤下的水，有可能冲刷底部已形成的湿纸，因此这个方法并不足取。另一方法是将筒形抄纸器置于大纸槽内，通过动力传动装置使其于槽内旋转，因而纸浆能均匀流到整个宽度的筒形纸帘上，纸浆中的水通过铜网孔流入网下成为白水，而纤维附着于旋转的筒形铜网网面上形成纸层。这种方法操作简便，切实可行，抄侧理纸很可能用此方法①。
  用上述方法抄出筒形湿纸层后，第四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压榨去水、烘干和揭纸？如果是平面形巨幅湿纸，最原始和简便方法是置于高出地面之处，任其自然干燥或略加烘烤，但此法恐不适于圆筒形巨幅湿纸。古人既已用机械方式抄出此纸，自然有办法使其压榨去水。最简便的办法是，再制成一个能转动的筒形辊，辊表面包上柔软材料。将此辊与附着有湿纸的筒形抄纸器贴近，再使两个筒状物沿相反方向转动，便可将剩下的水压出。作到这一点，无需费任何思索，因为用传统方法从甘蔗中榨取糖汁，就是利用双辊反向转动的原理和设备的，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对此早有记载。经过压榨脱水后的筒形湿纸已有一定强度，可以任其自然干燥，但为减少干燥所需时间，亦可于圆筒下置炭火盆若干，边转动边烘干。烘干后的纸，先分别自两端揭起纸边，再用长的薄片向前探揭，操作必须精心，直到整个纸筒揭离铜网，最后再从一端慢慢抽拉出来。圆筒侧理纸便这样制造成功。
  因此，圆筒侧理纸既已制成，就必须解决下述三个技术关键问题：①圆筒状钢网抄纸器的设计与制造；②使圆筒抄纸器转动抄纸的技术构思和转动装置的制造；③利用榨糖机原理，使抄纸圆筒与另一辊筒贴近，通过二者反向转动以压榨脱水。这三点正是构成近代单缸圆网造纸机（mono-cylinder paper-machine）的基本要素，而这种机器在欧洲迟至1809年才由英国造纸家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1782～1871）所发明并取得专利②，后用于世界各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在康熙年间（1662～1722）浙江纸工复原晋代侧理纸时，没有按本来意义下向纸浆中搀入海苔或发菜的思路行事，而是另辟蹊径，用旋转铜网抄纸器的机械方法造出圆筒侧理纸，而且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次重复生产，从而在世界上最先产生用旋转机械抄纸的技术构思，并制成人类最早的圆网造纸机的原型。有趣的是，中国筒形抄纸器与狄金森的圆网造纸机在结构与工作原理上相当一致，这就说明为什么圆筒侧理纸初看起来颇象近代机制纸，因为它本来就是按圆网造纸机原理制造出来的。可以说康熙年间能研制出这样一种独特的造纸机器，是个技术奇迹，但确是历史事实，中国传统造纸技术发展到清代，已经自发地出现了用近代新式机器造纸的势头，因而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第三节 明清造竹纸技术
  一 《天工开物》所述明代福建竹纸技术
  象皮纸一样，关于竹纸制造技术的记载也从明清时开始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集大成的总结性发展阶段的原因之一。从明清造竹纸技术中可以看到宋元时期的技术，因而当我们看到宋版书时也就知道其用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前述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杀青》章，提供了造竹纸过程的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图6-17）。原文如下：
  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当笋生之后，看视山窝深浅，其竹以将生枝叶者为上料。节届（临近）芒种（六月上旬），则登山砍伐，截断五、七尺长，就于本山开塘一口，注水其中漂浸（图6-17A）。恐水有涸（干枯）时，则用竹枧（竹管）通引，不断瀑流注入。浸至百日之外，加工捶洗，洗去粗壳与青皮（是名杀青），其中竹穰（竹纤维）形同苧麻样。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入楻桶（蒸锅上盛竹料的木桶）下煮，火以八日八夜为率。凡煮竹，下锅用径四尺者，锅上泥与石灰捏弦（用泥与石灰封闭沿边），高阔如广中（广东）煮盐牢盆样，中可载水十余石（1石＝100升）。上盖楻筒，其围丈五尺，其径四尺余。盖定受煮八日已足。歇火一日，揭楻取出竹麻（竹料），入清水漂塘之内洗净。其塘底面，四维（边）皆用木板合缝砌完，以防泥污（造粗纸者不须如此）。洗净，用柴灰浆过，再入釜中，其中按平（竹料在锅中平放），平铺稻草灰寸许。桶内水滚沸，即取出[并入]别桶之中，仍以灰汁淋下。倘水冷，烧滚再淋。如此十余日，自然臭烂。取出，入臼受舂（山国皆有水碓），舂至形同泥面，倾入槽中。
  凡抄纸槽，上合方斗（形状斗方），尺寸阔狭，槽视帘，帘视纸。竹麻已成，槽内[入]清水，浸浮其面三寸许。入纸药水汁于其中（形同桃竹叶，方语无定名），则水干自成洁白。凡抄纸帘，用刮磨绝细竹丝编成，展卷张开时，下有纵横架框。两手持帘入水，荡起竹麻入于帘内（图6-18A）。厚薄由人手法，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竹料浮帘之顷，水从四际淋下槽内。然后覆（翻）帘，落纸于板上，叠积千万张，数满则上以板压。俏绳入棍，如榨酒法，使水气净尽流干。然后以轻细铜镊逐张揭起焙干。凡焙纸，先以土砖砌成夹巷，下以砖盖巷地面，数块以往即空一砖。火薪从头穴烧发，火气从砖隙透巷外。砖尽热，湿纸逐张贴上焙干，揭起成帙。近世阔幅者名大四连，一时书文贵重。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江南竹贱之国（地区）不以为然，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拾起再造，名曰还魂纸。竹与皮，精与粗，皆同之也（皆由同样方法造成）。若火纸、糙纸、斩竹煮麻，灰浆水淋，皆同前法。唯脱帘之后，不用烘焙，压水去湿，日晒成干而已。盛唐（713～766）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钱），故造此者名曰火纸。荆楚（湖南、湖北）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与宿田晚稻稿所为也。若铅山诸邑所造柬纸，则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以射重价。最上者曰官柬，富贵之家通刺（名片）用之。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婚帖），则先以白矾水染过，后上红花汁云①（图6-19）。
  我们引上文时，已对若干名词在圆括号内作了解释，是原注者则注明原注两字，以便读者。有几个地方还需说明。“看视山窝深浅”，意思是先到山沟里看看竹的长势是否适于砍伐。“竹穰“桑穰”及“构穰”，是明清造纸术语，“穰”（rang）本指禾茎中白色柔软的部分，桑穰及构穰指其韧皮部，竹穰指竹〓脱去硬皮壳后的纤维部分，这些术语在现代手工纸坊中仍为老工人所使用。文内多次谈到“竹麻”，其中的“麻”不是指麻类植物，而是象麻纤维那样的竹料。“楻（hěng）桶”也是个造纸术语，至今仍通用，指围在蒸煮锅上的很高的木制圆桶，两端开口，桶下有箄子置于锅口上，箄子上放被蒸煮的造纸原料。“楻”形容其大，锅上置楻桶可增大容积，存放更多物料，上口盖草木灰。
  原文谈到“纸药水汁”时，没有具体指出从何种植物中提取，但原注中说“形同桃竹叶，方语无定名”，我们认为此处肯定是指杨桃藤。又说抄出纸后，将纸帘在槽上停一下，滤去水分，然后将帘翻过来，使湿纸落在木板上，这都是正确的。接着说“叠积千万张，数满则上以板压”，这段记载不够确切，不应也不能叠积至万张。一个抄纸工一天只能抄造800～1000张纸，他在纸槽旁放一统计捞纸次数的“游码”，随时知道已抄出多少张纸。待游码快走到1000时，已临日落。收工前，将一天所捞之纸用压榨器压去水，再在上面压以重物。过夜后，至次日清晨，由焙纸工取走烘干，抄纸工再重新抄纸。因此叠积的湿纸张数，只能是一个纸工一天抄出的纸数，通常是1000张，即10刀纸。如果几个至十几个纸工同时抄纸，也是每人叠积自己所抄之纸，不能与他人抄的纸放在一起，因为这样无法统计每个人的工作量并支付工资。抄纸、烘纸常常付计件工资，是纸坊中工资最高的岗位，每天可挣40～50文银。
  文内描述的焙纸设备，在结构上有巧妙的技术构思，用砖砌成两堵墙，中空形成夹巷，底部用砖盖火道，每隔几块砖便留一空砖位置。这样烟气曲折行进，延长在夹巷内停留时间，使墙面均匀受热。虽然没有提到砖墙外要用细石灰粉刷成平滑表面以承受湿纸，但实际上必然是如此。在作了上述解说之后，我们可以对《天工开物》所述造竹纸过程加以分解，其整个工艺流程如下：
  ①每年六月上旬芒种之时，进山选择林区，以生笋后、快生枝叶时的竹最好。将嫩竹砍下，断为5～7尺长，打成捆→②就近开一池塘，用竹管引来高处之水注入，将竹料放入塘内沤制百日，上面压以石块→③沤好后，在河水中洗之，同时用力捶打竹料，使成竹丝状，剔除硬壳和青壳皮。宋应星将此工序称为“杀（saǐ）青”→④配成石灰浆置于缸中，将小捆竹料放入，逐捆浸渍，再堆在地上[放置十日]，使灰浆浸透竹料→⑤将浸有石灰浆的竹料一捆捆地放入蒸煮锅上的楻桶内，边放边踩实，注入100升水。楻桶以麻袋封顶。桶高15尺，直径4尺。锅下加火蒸煮八个昼夜，然后歇火。放置一日→⑥将竹料从楻桶中取出，趁热在河水中漂洗，边洗边用脚踩→⑦配制草木灰水，用以浸渍洗后的竹料→⑧将浸有草木灰水的成捆竹料再横放于蒸煮锅上楻桶内，踩实，上面铺一层草木灰寸许，麻袋封顶。锅下升火，使桶内灰水滚沸，实行第二次蒸煮。为保证上下各部竹料均匀受煮，亦可将上面物料放入另一桶的下部，将原锅下部竹料装入新锅上部，再淋入草木灰水。倘水冷，再重新升火，烧至滚沸。如此蒸煮十余日，竹料自然煮烂→⑨[煮后，歇火一日，从桶中取出竹料，放布袋或细竹筐内，于河水中漂洗]→⑩洗后竹料呈白色，很绵软，一撕即碎，于是放在水碓内捣细成泥→〓将白竹料放入“斗方形”（实际多呈长方形）木制或青石板制纸槽之中，由竹管注入山间清净的泉水，水面高出竹料三寸许。搅动，配成纸浆→〓以新鲜的杨桃藤枝条浸制出植物粘液，作为纸药配入纸浆中，搅匀→〓根据要造纸的大小，以绝细竹丝编成抄纸帘，再制成木制框架（帘床）。双手持帘及帘床入槽捞纸，纸的厚度由人，“轻荡则薄，重荡则厚”。提起纸帘，水便滤水槽中→〓纸帘上形成一张湿纸后，将帘从床上提起，翻过来倒扣在木板之上，于是湿纸便附着于板上。下次捞纸再将湿纸置于上次湿纸之上，必须对齐。如此叠积至千张为止→〓待抄至千张，纸工即将收工。临行前，用木榨榨去这一堆湿纸中的水分，再以重物压之，过夜→〓次日，焙纸工用铜镊细心逐张将压榨后的纸揭起，用毛刷摊在火墙上烘干→〓焙纸工从墙上揭下烘干的纸，逐张整齐叠起→〓将每百张为一刀的纸四边切齐、打包。
  宋应星对南方造竹纸整个过程的叙述，可谓详尽、真实，且配以生动插图，使人读之如入其境。他这段叙述对19世纪欧洲造纸产生重大影响。
  二 《三省边防备览》论陕南竹纸技术
  清代人严如煜（1759～1826）的《三省边防备览》对陕南竹纸技术作了详细记载。严如煜字炳文，湖南溆浦人。嘉庆四年（1799）上书条陈，为朝廷所纳，补陕西洵阳县令，擢陕安道，他在陕西任职时，道光二年（1822）刊行《三省边防备览》14卷，道光十年（1830）再版。三省指川、陕、鄂，道光元年（1821）他奉命与三省官员查勘边境，历时半载，因将耳目所及与前著《三内风士杂志》及《边境道路考》合辑纂成此书，极有学术价值，所载多为其亲见史实。书中第十卷《山货》篇介绍了陕南洋县、定远及西乡等县造竹纸情况，因而反映了北方竹纸技术。他书中首先强调开槽造纸时选择厂址的必要性，接下谈及陕南造纸概况，指出只三县就有民间纸坊140～150家，“厂大者匠作雇工必得百数十人，少者亦得四、五十人”，已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规模，已如前面所引。很多记述为前人所未言及。作者写道：
  纸厂[于]定远（今镇巴）、西乡，[大]巴山[处]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则难作纸。只可就竹箐（jīng，细竹）开笋厂。笋厂于小、满后十日，采笋焙干发客。纸厂则于夏至前后十日内（六月十日至七月二日），砍取竹初解箨（脱笋壳）尚未分枝者。过此二十日，即老嫩不匀，不堪用。其竹名水竹，粗者如杯，细者如指。于此二十日内，将山场所有新竹一并砍取，名剁料①。
  水竹当为禾本科、竹亚科、箣竹属的水竹（Bambusabreviflora）（图6-20），可供造纸②，含纤维素63.42％。接下谈到造纸过程：
  于近厂处开一池，引水灌入。池深二、三尺，不拘大小，将竹尽数堆放池内，十日后方可用。其料须供一年之用，倘池小竹多，不能堆放，则于林深湿处堆放，有水则不坏，无水则间有坏者。从水内取出，剁作一尺四、五寸长（46～50公分），用木棍砸至扁碎，篾条捆缚成把。每捆围圆二尺六、七寸至三尺（86～100公分）不等。另开灰池，用石灰搅成灰浆，将笋捆置灰浆内蘸透，随蘸随剁，逐层堆砌如墙。候十余日，灰水吃透。去篾条，上大木甑。其甑用木拈成，竹篾箍紧。底径九尺（直径约3米），口径七尺（上口直径2.3米），高丈许（3.3米）。每甑可装竹料六、七百捆。蒸五、六日，昼夜不断火，甑旁开一水塘引活水，可灌可放。竹料蒸过后，入水塘，放水冲浸二、三日。候灰气泡净，竹料如麻皮，复入甑内，用〓水煮三日夜，以长铁钩捞起。仍入水塘淘一、二日，〓水淘净。每甑用黄豆五升，白米二斤，磨成水浆。将竹料加米浆拌匀，又入甑内再蒸七、八日，即成纸料。取下纸料，先下踏槽。其槽就地开成，数人赤脚细踏后，捞起下纸槽。槽亦开于地下，以二人持大竹棍搅极匀，然后用竹帘揭纸。帘之大小，就所作纸之大小、为定。竹帘一扇（shān）揭纸一层，逐层夹叠，叠至尺许厚，即紧压。候压至三寸许，则水压净。逐张揭起，，上焙墙焙干。其焙墙用竹片编成，大如墙壁，灰泥搪平，两扇对靠，中烧木柴，烤热焙纸。如[作]细白纸，每甑纸料入槽后，再以白米二升磨成汁搅入，揭纸即细紧。如作黄表纸，加姜黄末，即黄色。其纸大者名二则纸，其次名圆边纸、毛边纸、黄表纸。二则、圆边、毛边论捆，每捆五、六合，每合二百张。每甑之料，二则纸可作三十捆，圆边、毛边纸可作三十五、六捆。黄表纸论箱，每甑可作一百五、六十箱。染色之纸，须背运出山，于纸房内将整合之纸大小、裁齐，上蒸笼干蒸后，以胶矾水拖湿，晾干刷色。此造纸之法也”①（图6-21）。
  严如煜所描述的陕南道光年间造竹纸的过程，有些地方比科学家宋应星所述还要详细与具体，对生产有关的数据都作了交待，俨如现代人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其所反映的情况，句句属实，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令人信服。这足以说明他在纸厂对生产全过程作了仔细观察。例如，他指出沤制后的竹要用刀剁成1.4～1.5尺长，再捶至扁碎，打捆时每捆粗2.6～3尺，楻桶底径9尺、顶径7尺，高10尺，可容600～700捆竹料；每锅竹料可造出30捆（3～3.6万张）二则纸。这对了解那时设备利用率和生产能力，都是重要的原始数据。在谈到捞出湿纸后叠积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压榨时，胡韫玉说堆至“丈余”，而宋应星说堆至“千万张”，都不准确，唯有严如煜讲“叠至尺许厚，即紧压。候压至三寸许，则水压净”，可谓独到的记录，而且还谈到了压缩率为33.3％。现将严如煜所述造纸过程分解如下：
  ①六、七月之际砍竹，打成小捆→②在池塘内对竹料沤制10天→③洗料→④将竹条断成1.4～1.5尺长小段，并捶碎，打成2.6～3尺粗的捆→⑤配石灰浆，将竹料浸透灰浆，再堆成墙，放置十多天→⑥将浸透石灰浆的竹料放蒸煮锅中，楻桶底径9尺、上口径7尺、高10尺，每次容600～700捆料。加水，锅下升火，蒸煮5～6昼夜。再歇火，放置一日→⑦竹料从锅内用长铁钩提出，在塘内用活水漂洗2～3日，塘内水可放可注→⑧再将竹料放入锅内，用〓水作第二次蒸煮，锅下升火三昼夜。此后歇火一日→⑨以长铁钩从锅内提出物料，趁热仍用塘内活水漂洗1～2日，将〓水洗净→⑩将竹料再放入锅内，加水，注入5升黄豆与2斤白米磨成的水浆，拌匀，再作第三次蒸煮，加火7～8日→11洗料→12将纸料放入低处的踏槽中，数人赤脚细踏成泥→13将纸料从踏槽中捞起，放入纸槽中，加清净水，由二人各持大竹棍搅极匀，配成纸浆→14以白米2升磨成汁，加入纸浆中，搅匀→15根据所要造纸的大小，以竹条编成纸帘，再配上木制帘床。持帘入槽捞纸，将水滤入槽中→16将捞有湿纸的纸帘提起，翻过来，使湿纸落于木板之上。如此一层层湿纸整齐叠起，至一尺高时，以压榨器压去水分，压至3寸厚时，静止过夜→17次日，焙纸工将上述半干半湿之纸逐张揭起，用毛刷摊放在焙墙上烘干。焙墙以竹片编成，大如墙壁，表面用石灰刷平，背面用泥沫平。二者相对而立形成夹巷，一头烧柴，烟气烤热墙面→18焙干后，将纸逐张揭下，整齐叠起→19叠起的纸大小裁齐，打包。每捆纸5～6合，每合200张。
  《三省边防备览·艺文》卷还载有严如煜写的《纸厂詠》五言长诗，择录部分如下：
  1.洋州古龙亭，利赖蔡侯纸。
  2.二千余年来，遗法传乡里。
  3.新篁四五月，千亩束青紫。
  4.方塘甃砖石，尺竿浸药水。
  5.成泥奋铁鎚，缕缕成丝枲。
  6.精液凝瓶甑，急火沸鼎耳。
  7.幾回费淘漉，作意净渣滓。
  8.入槽揭小帘，玉版层层起。
  9.染绩增彩色，纵横生纹理。
  10.虽无茧绵坚，尚供管城使。
  11.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
  12.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
  13.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
  14.物华天之宝，取精不嫌侈。
  15.温饱得所资，差足安流徙。
  16.况乃翦蒙茸，山径坦步履。
  17.行歌负贩人，丛绝伏莽子。
  18.熙穰听往来，不扰政斯美。
  19.嗟哉蔬笋味，甘脆殊脯胏。
  20.区区文房用，义不容奸宄。
  21.寄语山中牧，勿以劳胥史①。
  诗中用210个字概括了作者在陕南考察造纸生产的观感。第3句意思是四、五月间陕南山区的千亩竹林生机盎然，有待造纸。第10句讲虽然竹纸没有丝绢坚固，仍可挥毫书写。第11句说陕南竹纸通过陆路运往关中及甘肃一带，再通过水路运往湖北。第12～13句讲陕南（古属华阳）大小巴山一带纸厂林立，雇工劳动，一厂有50人之多。第15句讲这一带数万居民赖造纸为生，得以温饱，尚能接纳川鄂外省人来此就业。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们现在拟将《天工开物》载福建造竹纸过程（下简称前者）与《三省边防备览》载陕南造竹纸过程（下简称后者）作一比较与评论。二者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点，各有特色。相同点是都在六月砍竹并在池塘沤制，然沤竹时间不一，前者100天为时略长，后者10天为时较短。时间长可使脱胶彻底，但经济上不合算，一般说30天就可以了。二者沤竹后皆以石灰浆浸，堆放10天沃之，且均以石灰及草木灰液分别作两次蒸煮，这都是相同的。但前者石灰蒸煮8天，后者5～6天，前者草木灰蒸煮10天，后者3天。为使竹纸洁白，蒸煮时间宜长些，但也要有经济上的考虑，各纸厂可按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其余步骤差异较大。前者抄纸时向纸浆加杨桃藤粘液为纸药，是上策；后者不用植物粘液，而加淀粉液，乃过时的古法，还是加植物粘液好。前者焙纸用砖砌墙，后者以竹条编墙，抹以灰泥。前者坚固持久，后者传热速度快。前者两次蒸煮后，以水碓捣料，用自然力为动力；后者另加一道用淀粉液第三次蒸煮，但减少机械捣料工序，改用人工脚踩。二者各有千秋。只要造出好纸，不必用单一的生产模式，在一个造纸大国应当让不同技术手法各显其能。
  三 《造纸说》记浙江竹纸
  现再介绍清代人黄兴三（1850～1910在世）《造纸说》（约1885）所反映的浙江造竹纸技术。关于此人情况，没有查出记载，只知为浙江钱塘人，当为清末一地方文人。其《造纸说》载入民国时人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1917）及邓之诚（1887～1960）《骨董琐记》（1926），张子高（1886～1976）《中国化学史稿》（1964）亦曾转引。《造纸说》写道：
  造纸之法，取稚竹未枿者，摇折其梢，逾月斫之。清以石灰，皮骨尽脱，而筋独存，蓬蓬若麻，此纸材也。乃断之为二，束之为包，而又渍之。渍已，纳之釜中，蒸令极熟，然后浣之。浣毕，曝之。凡曝，必平地数顷如砥，砌以卵石，洒以绿矾，恐其莱也，故曝纸之地不可[种]田。曝已，复渍，渍已复曝，如此者三，则黄者转而白也。其渍必以桐子若黄荆木灰，非是则不白，故二者之价高于菽粟。伺其极白，乃赴水碓舂之，计日可三担，则丝者转而粉矣。犹惧其杂也，盛以细布囊，坠之大溪，悬板于囊中，而时上下之，则灰质尽矣。粲（can，鲜艳）如雪，此纸材之成也。其制[法]，凿石为槽，视纸幅之大小，而稍加宽焉。织竹为帘，帘又视槽之大小，尺寸皆有度。制极精，唯山中唐氏为之，不授二姓。槽、帘既备，乃取纸材受之，清水其间，和之以胶及木槿，质取粘也。然后两人取帘对漉，一左一右，而纸以成，即举而覆之傍石上。积百番，并榨之以去其水。然后取而炙之墙，炙墙之制，垒石垩土，令极光润，虚其中而纳火焉。举纸者以次栉比于墙之背，后者毕则前者干，乃去之而又炙。凡漉与炙，高下急徐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终日不破、不裂、不偏枯，谓之国工，（技术高手），非是莫能成一纸。水必取于七都之球溪，非是则黯而易败，故迁其地弗良也。至于选材之良楛（优与劣）、辨色之纯驳（纯与杂），鸠工集事（靠多年经验积累），唯老于斯者悉之，不能以言尽也。自折梢至炙毕，凡更七十二手而始成一纸，故槽谚云：‘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钱塘黄兴三过常山，山中人为道其事，因详摭其始末，为之说①。
  在论述上段记载前，需先作些说明。我们引原文时，已将少见的异体字改为正体，如斲改斫、谿改溪等，对难懂之词或字用圆括号释出其义，个别字注音释义。这样作，有点象日本人对汉籍所施的“训点”，不必语译，大致可看懂原文。第一句“取稚竹未枿者”中的枿（niè），与蘖（niè）字通用，指树木的新芽。这句话意思是说，取没有长出更多枝桠和叶的嫩竹为原料，而这正好是五、六月间。“桐子若黄荆木灰”中的“若”字，当“或者”解。将大戟科油桐（Aleurit
  esfordii）子榨油后的子壳烧成灰和用马鞭草科的黄荆（Vitex negundo）木灰，在当地造纸工看来是最好用的草木灰。介绍纸药时，原文提到“和之以胶及木槿，质取[其]粘也”。可见植物粘液是从锦葵科木槿（Hibiscus syriacus）叶中提取的，早在宋代已用此物了，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谈到抄纸后“积百番，并榨之以去其水”，百番太少，“百”字应当是“千”字才是，或者脱一“数”字，应当是“数百番”。浙江纸工技术熟练，不可能一日只抄百番便收工，同时100张湿张也不足以上榨。文内介绍的纸槽为石制。但说“凿石为槽”，容易使人误解为以整个石料凿成石槽，此处宜为“凿石板为槽”，因为我们所见江南石槽多以五块石板为之，很少以整石凿成者。谈到烘纸设备时指出“炙墙之制，垒石垩土，令极光润”，此处“石”当为“砖”，不可能用石块砌墙烘纸，因为石块不易传热，而且受热后容易裂开。
  看来，黄兴三到常山旅行，只听山中人所述而作记录，不一定到造纸现场参观，因而不及严如煜所记翔实。倘若如煜来此，我们就会读到更精采的记载。但谈到纸场造纸用水时，这位钱塘人指出“水必取七都之球溪”，七都为常山县乡名，常山附近有富春江水系东阳江支流金溪[今马金溪]流过，城西有球川镇，则球溪当为县郊七都乡金溪的小河，水清异常，纸场即设于此。但其污水四季流入河内，总会造成污染，抄纸用水还是不能用球溪之水，恐怕得另寻水源，球溪水只能用于沤料、煮料和洗料。还应指出，有的工序被漏记，例如制竹纸必须于池塘中沤制竹料，此处没有提到。明清造竹纸，各纸坊通常要对竹料进行两次蒸煮，此处只谈一次，但加入日光暴晒工序。我们认为日晒还代替不了第二次蒸煮，实际上浙江各厂也是采用两次蒸煮的。考虑到以上解说，可将黄兴三《造纸说》所述浙江常山造竹纸过程作如下分解：
  ①五、六月间进山砍下未生更多枝桠及叶的嫩竹，去掉枝梢，打成小捆→②[将竹料成捆地放于池塘内，注入水没过竹料，上以石压之，沤制一个月]→③[在河水洗料，捶打成丝，除去硬壳，再捆起]→④将竹料以石灰浆浸透，堆起放10多天→⑤将浸有石灰浆的竹料成捆地放入蒸煮锅内，再注入水，蒸煮七日左右→⑥从锅中取出竹料，趁热在河水中洗净→⑦洗净后打捆，放入蒸煮锅内，注入桐子灰或黄荆木灰水，再行蒸煮七日→⑧洗料→⑨将纸料摊放在卵石所砌平地上，任烈日晒暴，实行日光漂白，约一月左右。卵石上洒以绿矾（FeSO4·7H2O），以防苔类滋生→⑩洗料→11以水碓将料捣成细泥，日可捣三担（300斤）→12将捣细的白料放布袋内，河水洗净→13竹料移入石制纸槽内，注入极清净之水，搅动成纸浆→14再向纸浆中配入木槿叶浸出的植物粘液作为纸药，搅匀→15以本地唐姓所编特细竹纸帘捞纸，两人一左一右同时荡帘→16湿纸捞出后，翻帘扣在石板上，如此叠积至千张，以木榨压去水份，静置过夜→17将湿纸逐张揭起，摊放在火墙上烘干→18将烘干之纸从墙上取下，整齐堆起→19切齐四边，打包待运。
  与《天工开物》比，《造纸说》中所列工艺过程增加了一道日光漂白工序，可以说是个改进，其余步骤二者大体一致。我们知道，安徽宣纸制造中也有日光漂白工序，将这一工序用于竹纸制造，无疑会改善其品质，但无意间也延长了生产周期。如果纸好，可卖出较高价钱，槽户以为增加这道工序还是合算的。上面分解出的19个步骤，可以看成是制造竹纸的一个可称之为标准的生产模式。黄兴三将其概括为12个步骤：“撮要十二则：曰折梢，曰练丝，曰蒸云，曰浣水，曰渍灰，曰曝日，曰碓雪，曰囊〓，曰样槽，曰织帘，曰剪水，曰炙槽”。其实这里一些词都是这位文人取的名，并非纸工所用的行话。如“渍灰”、“剪水”、“样槽”，纸工则称为浆灰、荡帘、打槽，等等。
  清人杨澜《临汀汇考》（约1885）卷四《物产考》谈福建汀州造竹纸时，也提到有日光漂白工序。其中说：
  其法先剖竹杀青，特存其缟。投地窖中。渍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暴于日，久则纸洁而细，速则粗渗，俗呼竹麻是也。迨其造纸，累石为方空，高广寻丈以置镬（锅），和垩灰而煮之，以化其性。傍溪分流，激石转水，为碓、为舂而捣之，以糜其质。置水槽中时搅使浮，乃用竹帘捞起。手一推挽，辄成一纸。揭帘覆按板上，析一角使分张，易举烘诸火。其灶穴地为之。筑长堵墙，中空通火气。揭纸于墙，其干速于日暴①。
  四 流入欧洲的清代造竹纸图说
  在清人论造竹纸作品中，除文字资料外，还有绘画作品，这里亦值得介绍（图6-22）。
  1982年，笔者在美国威斯康辛州阿普尔顿（Appleton）城造纸博物馆（PaperMuseum）讲学时，在馆内看到博物馆创建人亨特生前收藏的1952年法兰克福出版的题为《十八世纪中国造纸图说》（ChinesischePapiermachereiim18JahrhundertinWortundMild）的德文书。内载24幅造竹纸图画，详细画出各个步骤，每幅图附以简明德文解说。1987年，应德国朋友之邀对藏于德国的彩绘原件作了专题研究，研究结果迟至1993年才由柏林科学院出版社发表①。
  我们认为这批画出于中国艺人之手，约画于乾隆、嘉庆之际。画稿完成后，随即由在华西洋人带回至欧洲。原画为工笔重彩，仿宫廷画师画风，然从少数汉字书体判断，当为民间画家作品。1815年，法国巴黎出版题为《中国艺术、技术与文化》（Arts，métieresetculturedelaChine），书中收入8幅造纸图。编者说，这些图为在华法国耶稣会士请中国人画的，画稿送巴黎后制成铜版。亨特1932年的《中日古老的造纸术》（OldpapermakinginChinaandJapan）一书，转载了此图，并发现法文解说词有不妥处。有趣的是，法、德两国所出版的书中插图十分相似。1952年德文版书名为编者所加，原画无标题，既未署画家名，亦未有创作年份。
  我们发现标出的各画先后顺序从技术上看有些颠倒，如原书第18图烘纸与第19图压榨（图6-23），二图应互换位置，有些德文解说词亦须商榷。就画而言，显然颇有艺术性，人物造型及动作画得很逼真，服饰完全是乾嘉时人的打扮。每幅画还有山水画作为背景，以增加艺术效果。虽然个别画在技术上仍有不准确处，但还应充分肯定画家作了可贵努力，为我们提供24幅造竹纸组画。
  《天工开物》明版中，含有4幅插图，有些步骤没有表现出来。现再配上清代24幅画，人们便可看到造竹纸的几乎每个步骤的操作图了。德国现存上述清代画中只有最后两幅有少许汉字，第23幅描写染纸过程，有“本店自染双红、福红、衢红各色纸发客”字样。第24幅描写开张的纸店，房屋横额为“有财号”，右边匾额为“有财纸店”，左边匾额为“有财店自造上白本曹纸发行”。案上放一类似书简之物，上有“长大邠州纸〓”字样，最后一字不清。清代邠州（今彬县）在陕西省西安府西部，这一地区是否有竹林还要调查，虽然西安是可以长竹子的。但第11幅描写抄纸时向纸浆加入米浆，且有一人在推磨磨米，这又与严如煜所述陕南造竹纸加米浆是相一致的。德文解说词说是从Koteng-Pflanze植物中提取粘液。Koteng可能是“膏藤”之音译，然提植物粘液无需用磨。德文本为何说出Koteng，也许有据，也许释错，也许画家画错。我们料想原画面外可能有简短汉字说明，但发表时被编者删去。原件在德国，我们只看到画面照片，因而一些疑问不易解决。鉴于这批画有重要史料价值，在中国一般人很少知道其存在，因此特选出若干幅转载于此，并附有我们的简短解释。读者可将这批画与前述宋应星、严如煜及黄兴三所述造竹纸过程的说明对照阅读，必能有形象理解。
  第四节 集大成的加工纸和机制纸的出现
  一 承前启后的明代名纸宣德纸
  前两节专谈本色纸的制造技术，本节则进而谈加工纸①。明清时期也在加工纸技术方面集历史之大成。已往朝代名著一时的加工纸，在这个时期多恢复了生产，一再仿制，而且还研制一些新品种加工纸。本节只着重介绍有代表性的品种，同时叙述明清作品中有关加工纸技术的记载。
  明初洪武年之后，进入永乐、宣德年间的“盛世”，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社会繁荣，因而出现了著名的宣德纸，这种纸有很多品种，制于宣德（1426～1435）年间，它与人们称道的宣德炉和宣德瓷齐名，可见这时手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均衡的长足发展。宣德年之后，至正统、景泰年间，宣德纸继续生产，多供内府御用及赏赐群臣。后从内府传出，遂为世人见重。明人沈德符（1578～1642）于万历年写的《飞凫语略》（约1600）内称：“宣德纸近年始从内府复出，亦非书画所需，正如宣和龙凤笺、金粟藏经纸，仅可装褫耳”②。此处所说“非书画所需”，不可理解为宣德纸不宜于写字、绘画。恰恰相反，它是高级书画纸，正如同宋代宣和年（1109～1120）的宣和龙凤笺和北宋金粟笺那样，是少见的名贵纸，不该用来写字，而仅可供作书画卷轴装潢作引首用。古人特别珍贵历史名贵纸张，见到之后爱不释手，不忍在上面写字作画，只裁一小条作书画引首。这就是沈德符当时的心情。
  方以智《物理小识》（1643）卷八谈到宣德纸时说，此纸纸角上有“‘宣德五年（1430）造素馨纸’印。有洒金笺、五色金粉[笺]、瓷青[笺]、蜡笺。……宣德[纸]陈清欵[者，乃]白楮皮[造]，厚可揭三、四张，声和而有穰。”原书似乎脱字，今本断句多误，且未补脱字，我们已补上了。“宣德五年造素馨纸”，为纸上钤印印文，今本断为“印有洒金笺”，便不通了，“印”字应与上句连读。方以智是在列举名纸时谈到宣德纸及其种类的。陈清（1395～1460在世）为宣德年间的江西造纸高手。
  至清康、乾时仍可见宣德纸，继续受到珍爱。康熙帝近臣查慎行（1650～1727）《人海记》（约1713）卷下云：“宣德纸有贡笺，有绵料，边有‘宣德五年（1430）造素馨纸’印。又有白笺、洒金笺、五色粉笺、金花五色笺、五色大帘纸、瓷青纸，以[具]陈清欵第一。”查慎行还有咏宣德纸诗：
  小印分明宣德年，南唐、西蜀价争传。
  侬家自爱陈清欵，不取金花五色笺。
  “南唐”指五代南唐澄心堂纸，“西蜀”指唐代蜀笺。乾隆时邹炳泰（1745～1805在世）《午风堂丛谈》（1799）卷八讲得更加具体：
  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笺色古光，文藻精细。有贡笺，有绵料，式如榜纸，大小、万幅，可揭至三、四张。边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印。白笺坚厚如板，面面砑光如玉。[有]洒金笺、洒[金]五色粉笺、金光五色笺、五色大帘纸、瓷青纸，坚韧如缎素，可用书泥金。
  接下又加注说：“宣德纸陈清欵为第一”。可见乾隆时人有时将宣德纸简称为“宣纸”，如同将宣德炉简称为“宣炉”一样。我们不可将此简称“宣纸”与安徽泾县纸（后来也称“宣纸”）相混。乾隆时另一位大臣沈初（1736～1799）《西清笔记》（1795）卷二说：“泾县所进仿宣纸，以供内廷诸臣所用。匠人略加矾，若矾多，则涩滞难用。又每纸三层，拆而矾之，其正面滑润，中一层不中书”①。这是说清代泾县所进仿制的宣德纸，也可揭至三层，供在朝诸臣使用，而明代宣德贡笺则仅供内府御用（图6-24）。
  综上所述，宣德纸有薄纸，有厚纸，厚者可揭为三张；有素纸（白纸）、五色纸、粉笺、蜡笺、五色粉笺、洒金笺（在白纸上洒金）、金花五色笺、五色大帘纸、洒金五色粉笺和瓷青纸等十多个品种，大部分是加工纸。其中瓷青纸较厚，以靛蓝染成深蓝色，再经强力砑光，有时涂布蜡质，专在上面用泥金写字或作画。洒金五色粉笺是先将纸染成五色，再向上面洒以金粉或金片，然后再写字，五色包括红、绿、黄、粉红等色。金花五色笺是将纸染成五色，再在上面用泥金绘出花鸟、山水、草木、虫鱼、楼阁等图案，最后再写字。
  沈初《西清笔记》卷二还提到一种蓝黑色厚重加工纸，名“羊脑笺”：②羊脑笺以宣德瓷青纸为之，以羊脑和顶烟墨窨藏久之，取以涂纸，砑光成笺。黑如漆，明如镜，始宣德年间制。以写[泥]金，历久不坏，虫不能蚀。今[北京]内城惟一家犹得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
  羊脑笺是将厚重宣德纸涂以羊脑与墨的涂布纸，笔者见过这类纸，确如沈初所言，坚硬如板，表面漆黑（略带蓝）光亮，抗蛀，纸上用泥金写佛经，作梵夹装。由此可见，“宣德纸”不是一种纸，而是同时生产的一系列贡纸的总称。这套纸可供各种不同用途，原料由楮皮纤维制成，由白楮皮纸经加工后演变成这一系列纸。
  现在进而讨论制造宣德纸的历史背景、产地及其在明清造纸史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前人多未言及，我们只试作探讨。首先谈产地，我们认为宣德纸产于江西省，因为永乐年明政府于江西新建县西山始设官局监造内府御用纸，而这以前的洪武年间内府用纸似无固定基地供应。整个永乐年间（1403～1424）内府几乎全用江西楮皮纸，已成定式。紧接永乐之后便是宣德，毫无疑问仍以江西西山纸厂为纸的供应基地。以后一百多年一直如此，约至嘉靖、万历之际，改以江西广信府铅山县纸厂为新的生产基地，仍在同一省内。明成祖的皇孙朱瞻基（1398～1435）1425年即位后，改元宣德（1425～1435），仍承永乐时气势，很有作为。他再次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是为第七次，航程比以前更远。
  宣宗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发展经济，成为治平之世的君主。同时这位皇帝又多才多艺，善于书法和绘画，因而特别喜欢纸。与本朝以前皇帝不同，他是用纸的行家。宣德初年他已感到江西进纸质量仍不合理想，品种不多。这可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宣德二年（1427）御笔《三鼠图》（28.2×38.5公分）用纸中看得出来。此为白色皮纸，由江西所产。经我们检验，纤维细长，交织尚匀，但表面有起毛现象，纸质仍觉疏松不紧，与我们所见宋纸比较，相差一个层次，这类纸不适于作工笔设色画，必须改进。
  画家朱瞻基作为大明盛世的皇帝，下令全面提高内府用纸质量、增加品种，且以宫内所藏历代名纸为标本，要求依式制作，首先看准澄心堂纸及宋代各种加工纸。经过一段研制过程，纸上盖有“宣德五年（1430）造素馨纸”之类印章的宣德纸问世了，这应是其中的一种。
  纸上印有制造者姓名，其中带有陈清名欵的纸最好。我们料想，宣德年后的御用纸，包括后来铅山纸，也应继续以同一方法生产。
  真是无巧不成书，明人陆万垓在《江西省大志》卷八《楮书》中阐述的造楮皮纸全过程，实际上正反映宣德纸的制造过程。对此，我们已在本章第二节予以全面介绍，并作了评论。评论中从技术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在工艺流程的工序设置上有浪费现象，现在看来就可以理解了。宣德纸之所以领数百年风骚，正因其质量成为历史之最，因而制造过程复杂，只有皇家才有力量组织这种高级纸的生产。
  宣德纸实物至今仍可看到。我们前面已提到羊脑笺，除此，还有不少实例。乾隆年阮元（1764～1849），奉御旨鉴定内府所藏书画，著成《石渠随笔》（1793）。卷五写道：“明宣宗写生小幅，画有山石、植物，且有小鼠方吃荔子，欵题楷书‘宣德六年（1431）御笔’，赐太监吴诚中，钤‘武英殿宝’与”①。无疑用的是宣德纸。同书卷六载“董其昌（1555～1636）书画合璧册八对幅，右宣德笺，左宋笺，右水墨画，左行书”②。等等，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欲知宣德纸是何形制，看看明宣宗御笔书画便有答案。
  宣德纸上承唐宋造纸传统，下启本朝及清代造纸技术，有重大历史作用。乾隆年安徽泾县纸场仿制宣德纸，对提高泾县纸质量是有帮助的，同时对宣德纸工艺过程作了改进，排除了若干多余工序，加强生产中的经济核算，从而形成了在技术和经济上都较为合理的泾县纸工艺。从南唐澄心堂纸→宋代澄心堂纸→明代宣德纸→清代泾县纸这个发展谱系中，我们隐约可见这中间有一种技术传递过程。泾县纸在明清时才最终成型，从乾隆以后成为内府御用高级纸，而且也形成拥有许多品种的系列纸，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宣德纸的影响是清楚可见的。这可从明代宣德纸与清代泾县纸实物对比中看到二者间的近亲关系。宣德纸后来从历史舞台中退出，代之而起的便是泾县纸，技术火炬没有熄灭，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从此传到彼。我们今天看到安徽泾县的宣纸，就感到它似乎就是过去的宣德纸。可以用“似曾相识”这个词来形容这种观感，因而宣德纸的历史作用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 染纸技术
  关于明代五色宣德纸所用的染料，也在《江西省大志·楮书》篇中讲得很具体：“按楮（纸）之颜色，红用红花、苏木，黄用栀子、姜黄，青（蓝）用靛青，照布洗染。”这是说，染纸所用染料、染液配制及染色方法，与染布料是一样的。此处列举的多是植物性染料，制成红、黄、蓝三种原色染液后，再相互调配，可得各种间色。如蓝与黄相配可得绿色，红与蓝相配得紫色，红与黄相配得橙色。得到间色染液后，再按浓度不同及相互调配比例不同，又得到一系列不同的色彩。所谓“五色笺”，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只是五种颜色，实际上应包括各种颜色的纸。有些植物染料我们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造纸时已作简介，这里只补充未提到的。其中染黄用茜草科栀子（Cardenia jasminoides）实及姜科姜黄（Curcuma longa）根块，前者含栀子素（cardeinin），后者含姜黄素（curcumin），为有效成分。将栀子仁及姜黄根块洗净、晒干，再碾碎，用水浸渍并煮沸之，即得黄色染液。两种黄染液均可直接上染，亦可在染液中加少量明矾溶液实行媒染。
  值得注意的是，从魏晋以来长期染黄纸用的黄蘗，在明代较少使用。虽然黄蘗可以防蛀，但颜色不及栀子及姜黄鲜艳，而一般说楮皮纸本身不易蛀蚀，明清人知道这一点之后，一改旧俗。所要指出的是，如果用豆科的苏木（Caesal pinia sappan）染红纸，则必须加入媒染剂明矾形成色澱，染色才能坚牢。否则，单纯用苏木溶液只能染成黄色，而且容易褪色。然而用菊科的红花（Carthamnus tinctorius）染液可将纸直接染成红色，非常鲜艳。但因其有效成分红花素（Carthamine）不溶于水，只溶于碱性溶液中，因此用红花染红时，必须在染液中加入〓水或草木灰水，才能有染色效果。染蓝时技术要点是，将蓝叶放入水中浸之，使之发酵，以提出靛质。同时向靛缸中加入石灰和草木灰，以中和发酵时产生的酸质，得到靛白或稳色素（indigo white），化学成分为联吲哚酚（dindoxyl）。只有不停搅拌，借空气中的氧氧化靛白，才能得到靛蓝（indigotin）。用靛蓝溶液可直接将纸染成蓝色。配制过程中，关键是控制发酵进程、注入灰水，并不停地搅拌。
  古人不一定能说出这些道理，但已经掌握上述各种染料染液配制及染色方法的技术操作要点，且见之于著录。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章谈到用红花染红时指出，在作成红花饼后，“用乌梅水煎出，又用〓水澄数次，或稻藁灰代〓，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则鲜甚。”①由于红花中含30％黄花素（safflorgelb），没有染色作用，需要除去，以减少干扰。而此物溶于酸性溶液内，因此用蔷薇科的乌梅（Prunusmume）水（含酸性）将其溶解掉。剩下的5‰红色素则以〓水或草木灰水浸渍多次，色则鲜甚。在谈到制靛蓝要点时，宋应星又说：“叶与茎多者入窖，少者入桶与缸，水浸七日（发酵），其汁自来。每水浆一石，下石灰五升，搅冲数十下（中和酸性），靛信即结。……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计数（加强靛白氧化）。其最佳者曰标缸。”②在提到用苏木染木红色时，又说：“用苏木煎水，入明矾、棓子。”②明矾或白矾，即硫酸钾铝KAl（SO4）2·12H2O，为金属媒染剂。棓子即五倍子或没食子，含鞣酸，与某些金属盐在一起，也起媒染作用。最后还要指出，宋以前人们忌讳用黑纸，尤其不用黑纸写字，但明代宣德纸中的羊脑笺却是黑纸，用泥金写佛经，也算是对旧俗的一种挑战。如此看来，各种颜色的纸在明清时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在这方面亦集历史大成。兹将有关染料中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式开列于下：
  三 明清加工纸品种及仿古纸
  明代还仿制了唐代薛涛笺和宋代金粟山藏经纸或金粟笺。明人屠隆《考槃余事》卷二《国朝纸》节中列举明代各种纸时说：“新安仿造宋藏金笺纸亦佳”①。这里指的就是仿宋金粟笺，但“宋藏金笺纸”中的“金”应当作“经”，因为他在《纸墨笔砚笺·纸笺》中说：“新安仿造宋藏经笺纸亦佳”②。新安即徽州府，在皖南，历来以产纸墨闻名。关于宋金粟笺，本书在宋元那一章里指出，脱胎于唐代硬黄纸，而明代又仿造了宋代制品，下面将指出，清代也曾仿制。实际上这是一种黄色砑光蜡笺，唐宋、明清各代经久不衰，一脉相承，足以证明这种纸深受欢迎。文人多用以写字，如奸臣宰相严嵩（1480～1567）嘉靖四十四年（1565）被抄家时，从他家查抄出著名书法家祝允明（1460～1527）书“《前后赤壁赋》，藏经纸上所书，真迹也”③。同样，唐代女诗人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经宋元至明清，也是逐代仿制，主要用于写诗或短信，有时也当便条用，或曰便笺。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列举明代纸时，提到“此外，薛涛笺，则矾潢云母粉者”④。这句话中肯定指出明代仿造过薛涛笺，不必生疑。接下用“则”字连起的下句，似乎是进一步说明薛涛笺上洒以云母粉，但用“矾潢”二字则费解，因为唐宋元时的薛涛笺，是粉红色的小纸，一般用生纸，不用胶矾处理，也不洒云母粉。我们在明代纸中没有见过这类实物，难以弄清其究竟。疑心方氏所记“矾潢云母粉者”有误，这与本来的薛涛笺形制相差很大。仿制品原则上应接近或类似被仿制品，如果有新发展，也不会面目全非，否则就不能冠以薛涛笺之名。明代所造其馀加工纸，前面谈宣德纸时已列举一些品种。需补充的是，在金花五色纸中，我们见过明代泥金绘云龙纹色笺，表面经砑光，纸较厚。在传世明人字画中，不难看到一些彩色蜡笺或粉蜡笺。
  清代象明代一样，加工纸品种繁多，也仿制出一些历史上的名纸。至康熙、乾隆盛世时，由于清圣祖玄烨（1654～1722）和清高宗弘历（1711～1799）本人都是书法家，热爱书画，也都是用纸的行家，因而造出一系列高级纸供内府用，且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很雄厚，为此提供了物质条件。两位皇帝都高寿，在位达60年多，在这120多年内是造纸和加工纸的全盛时期。阮元在《石渠随笔》卷八《论纸笺》中提到：“梅花玉版笺，极坚滑，上（圣祖）用泥金画冰纹，间以梅花。乾隆年（1736～1795）仿梅花玉版笺，亦用长方隶字朱印”①。
  梅华玉版笺不见于前代，看来是康熙帝亲自设计出来的。皇帝不只自用，也希望臣民共享，因而在社会上也流传较广，至今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纸呈斗方形，较厚重，为精细皮纸，表面涂白粉，再上蜡，经强力砑光，纸上用泥金绘出几何形冰纹，冰纹间有梅花图案。纸的右下角钤以长方形花边朱印，印文为隶书“梅华玉版笺”五字。华与花二字通用，梅华即梅花。至乾隆年间再次仿制，形制与康熙时一样。确如阮元所说，极其坚滑，而图案又清雅，亦供写字之用。阮元还告诉我们“乾隆年亦有仿明仁殿纸，亦有金字印”。
  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曾谈到，明仁殿纸及端本堂纸为元代宫中供皇帝及皇太子御用的高级加工纸，两种纸形制基本相同，只是有“明仁殿纸”及“端本堂纸”钤印印文之别。明仁殿为皇帝批阅奏章之处，而端本堂旧名奎文阁，为太子读书处。这两种纸以宋代金粟笺为模式而制造，为便书法，制得稍为薄些。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过清仿明仁殿纸，阔53、长121.4公分，为黄色粉蜡笺。纸厚重，可揭成三、四张，纸上用泥金绘出如意云纹，因而可称为“泥金绘如意云纹黄色粉蜡笺”。底料为桑皮纸，纸表平滑，纸质匀细，而且双面加工。纸的背面也是黄色，涂粉加蜡，又洒以金片。正面右下角钤以长方形隶体朱印，印文为“乾隆年仿明仁殿纸”，似为御笔。阮元所见者，亦当为这类纸。我们今日观赏，犹如新作，令人赞不绝口，此为乾隆盛世之历史见证物。无论在纸的制造及加工上，都达到高度技术水准，反映当时纸工、匠师的精湛技艺。自然，此纸造价相当之高，非一般人所可使用。
  乾隆年间各种高级加工纸所用素材，多取安徽泾县青檀皮纸，即今所谓宣纸，其质量已达到或甚而超过明代宣德纸。有时也取用浙江桑皮纸，再进一步加工。乾隆时，北宋金粟笺仍有不少流入内府和民间，人们喜欢将这种厚纸一层层地揭下来写字，或作名贵书画卷轴的引首。我们看过乾隆帝御书《波罗蜜心经》有少量用此纸印刷，因纸贵重少有，版本取袖珍本形式，大概是为赏赐群臣和外国使臣的。
  同时也重新仿制金粟笺，仿品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见到，此后民国年间更有伪制金粟笺，同样纸上也有小红印。清仿薛涛笺为长方形粉红色小纸，印有六个长栏，纸下角有小红印，印文为“薛涛笺”，篆体。乾隆年仿澄心堂纸质量相当之高，我们所见者多呈斗方形，有薄有厚，厚者可分层揭开，绝大多数都是彩色粉笺或粉蜡笺，有的还以泥金绘出山水、花鸟等图案，纸的右下角钤以长方形隶书小朱印，印文为“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图6-25）按五代和宋代澄心堂纸一般为白笺，乾隆年仿制者，纸的原料、质量和厚度与前代者差不多，但染成五色，施以粉蜡，且有泥金绘图，则是个新发展。这种纸本身已成为艺术品，如再有名人墨迹，则更增加其艺术性。
  由此可见，清代澄心堂纸已构成多品种的系列产品，不再是本来意义下的澄心堂纸了。因而对这类纸要在命名上加以区分，否则便相互混淆。例如，同是乾隆年仿澄心堂纸，但根据形制，有的则是五色粉蜡笺，另外一些是泥金绘山水五色粉笺或粉蜡笺。
  我们的研究始终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力支持，从库藏品中看到乾隆初年内府御用泥金绘云龙五色粉蜡笺，十分可爱。底料为皮纸，先染成五色，再填粉、施蜡、砑光，最后以泥金绘出云龙图案。画面上巨龙张开五爪，在云中飞腾，形态生动。纸直高49.7、横长95公分，幅面较大。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以后的泥金绘云龙彩蜡笺，虽亦为皮纸，但制造和加工不及乾隆时精细，描金色淡，刷彩不匀，龙形臃肿，纸质老化，幅面变小（44.2×82.2公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国力每况愈下的景象。纸是时代的物质产物，从每个时代的用纸能叩出该时代社会经济状态的脉搏，古今中外皆如是。上述同样一批纸除云龙外，还以泥金绘出花鸟、山水、折枝花和博古图等。除泥金外，还有以泥银绘出图案者（图6-26），但因年久，线条变色，看来还是以泥金绘图为好。清代所制洒金银五色蜡笺或粉蜡笺，在彩色粉笺或粉蜡笺制成后，再以细金银粉或金银小箔片撒在纸上，以胶固着，因而出现金银的耀眼光彩。这种纸在内府多用于宫廷殿阁写宜春帖子、诗词，供补壁用，亦可作书画卷轴引首或装饰室内屏风等。泥金银绘图多出于苏州织造署或北京京西如意馆御用画师之手。
  据沈从文（1902～1988）先生研究，早期画风受宫廷画家蒋廷锡（1668～1732）的影响，后期则受邹一桂（1686～1774）影响，而山水图则有张宗苍（1686～？）和董诰（1740～1818）等画家的画风①。这些洒金银彩色粉蜡笺或泥金绘图洒金彩色粉蜡笺，是造价很高的奢侈品，制造过程要用多道精细工序，而且用赤金、白银等贵金属。沈先生引同治八年（1869）苏州织造上奏，开列该年造洒金五色蜡笺工料价目：
  计细洁独幅双料两面纯蜡笺，每张工料银五两九分。又洒金蜡笺每张加真金箔，工料一两五分二厘，每张工料银六两二钱四分二厘。又五色洒金绢每张长一丈六尺，宽六尺，每尺加重细洁纯净骨力绢，需银一两。颜料、练染工银三钱，真金箔一钱四分七厘。洒金工银三分一厘。每尺银一两四钱七分八厘。每张银一十三两六钱四分八厘。
  如果考虑到当时较讲究的衣料石青花缎每尺价不过一两七钱银子，最高级的天鹅绒每尺银三两五钱，而洒金五色粉蜡笺一张就值银六两二钱多。每张以六尺计，则每尺笺纸价格可与绸缎相比，但绸缎幅面比纸更宽，所以实际上比绸缎还贵。如果再用泥金加绘，还要另加工银。
  明清时另一种加工纸为砑花纸，当然也是继承前代技术手法。取用坚韧的本色皮纸为料，或将纸染成五色，再予砑花。这种纸一般应比印刷纸厚重，否则经受不住压力。所砑出的图案有凸起的山水、花鸟、鱼虫、龙凤、云纹、水纹，有的还有人物故事和文字。将纸迎光看去，显出美丽的暗纹图案，使纸赋有潜在的美，最后再挥毫作出书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制砑花彩色粉蜡笺，非常有趣。每纸高31.6、长128～131公分，较厚重，细帘条纹，染成土黄色，并施粉、蜡，纸面上砑有复杂的人物故事图案，其中包括萧翼（590～655在世）赚《兰亭》、《赤壁赋》、卢仝（约796～835）烹茶和葛巾漉酒等故事图案。纸左下角压出“山静居画皆金阁造图”印记。山静居为浙江籍书画家方薰（1736～1799）的斋名，则图案设计出自著名画家之手，再由皆金阁砑造。仔细观察此纸，可看出加工过程痕迹。先在纸上涂布一层白粉，再于粉面上刷色、加蜡，最后以刻有画稿的木模压之。在纸面深凹处还有蜡渣。此纸很精细，极适笔墨，但我们所看到的，还未曾临毫。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库还藏有康熙年制砑花色笺，以高级皮纸为素材，纸上砑出复杂的花卉图案。纸的一角有“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一日，[臣]曹寅进牙（砑）色素笺十张”之字样①。曹寅（1658～1712）字子清，满洲正白旗人，为著名文学家曹雪芹（1715～1763）祖父。康熙三十一年（1692）督理江宁织造，后兼巡视两淮盐政，累官通政使，工诗词。此砑花笺上所示年代为1709年8月16日，由江宁织造曹寅进呈。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恐怕还较少注意到这件文物与曹雪芹家世有关连。此纸阔61.6、高137.2公分，两面施粉，染成粉红色后再砑花。所谓“素笺”，是指该纸上未洒以金粉、金片或描金，并非指本色纸，其实应名为“砑花彩色粉笺”。明清时还制造传统的髮笺、砑花罗纹纸和填以云母粉的云母笺，更有雕板印花彩色粉纸（壁纸）。此外清代更制成在两层薄纸间夹有剪纸图案的纸。恐怕历史上出现的加工纸，这时都已再现，且有新发展，历史上没有的，则重新研制。
  四 有关加工纸制造技术的记载
  明代出现的记载加工纸制造技术的作品，为前代少见。首先应指出本书屡次引用的明代学者屠隆的《考槃馀事》，含有丰富的造纸史料。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号赤水，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颖上县令，调青浦知县，寻迁吏部主事。以事忤上，罢官归而清贫，卖文为生。隆有异才，下笔千言立就，有诗文、杂著多种行世。其中《考槃馀事》四卷约成于万历廿八年（1600）乡隐之时。“考槃”一典出于《诗经·卫风·考槃序》：“《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后人以“考槃”为隐居穷处之代称，因此该书名意思是，一乡间贫居隐士以馀下时间记事，所记者多文房清玩之事。卷一论术板碑帖，卷二谈书画琴纸，卷三、四述笔砚炉瓶及器用、服饰之物，各卷均涉及纸，但列目琐碎。原书收入明人陈继儒（1558～1639）辑《宝颜堂秘籍》（1615）及清人马俊良（1736～1796在世）辑《龙威秘书·五集》（1794）。《龙威》本经钱大昕（1728～1804）校订，胜于前者，故《丛书集成初编·子部》（1937）选印钱校本。此外有明末《锦囊小史》本。书中列举唐宋、元明四代名纸品种、名称、用途及加工方法，常被纸史研究者援引。
  屠隆《考槃馀事》卷二列举六种加工纸的方法，我们引用时，加以必要的解说。谈造葵笺法时，作者说：
  五、六月，戎葵叶和露摘下，捣烂取汁。用孩儿白、白鹿[纸]坚厚者裁段。葵汁内稍投云母细粉，明矾些少和匀，盛大盆中。用纸拖染挂干，或用以砑光，或就素用。其色绿可人，且抱野人倾葵微意①。戎葵又名蜀葵（Althae rosea），为锦葵科宿根草本观赏植物。以蜀葵叶汁，可将纸染成嫩绿色，投云母粉后，使绿纸表面再呈现银光。云母指白云母（muscovite），此矿石为花岗石的主要成分，在中国南方各省均产。它是一种斜方柱状或板状透明晶体，表面有银白色金属光泽，化学成分是硅酸钾铝H2KAl3（SiO4）3，此物很易碾碎。加入明矾可固定染色，起媒染剂作用，亦可使纸变熟。然“用孩儿白、白鹿坚厚者裁段”一句，显得费解，尤其“孩儿白”一词。原文此处脱字，我们认为这句话意思是，取白色坚厚之纸裁成段，用以染色。白鹿为白鹿纸之简称，孩儿白也可能是一种白纸的地方名称。这种纸染后，称葵笺，可直接用于书写。亦可进一步用雕花木板砑出图案，成为砑花葵笺，则又增加一层艺术效果。
  卷二《染宋笺色法》介绍仿制具有宋代金粟笺那种古色的色笺之法：
  黄柏一斤捶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时，煎至二升止，听用。〓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阔]帘坚厚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复以〓斗汁施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②。
  黄柏即黄蘖，芸香科黄柏属植物（Phellodendron amurense），取其树皮粉碎，以水浸，煎成汁。因内含小柏碱（berberin），为碱性黄色染料，自魏晋时起即用以染黄纸。胭脂或燕脂是一种动物性染料，用以染红。但将胭脂与〓斗汁套染，则成朱红带黄的颜色。〓即栎（Ouercusserrata），为壳斗科落叶乔木，其果实在栀状壳斗内，故名〓斗，可作褐色染料。
  “观音”为观音纸之简称，“观音帘”之帘字前，疑脱一“阔”字，应为观音阔帘纸，即白色观音纸中编线纹间距较大的纸，或指宽幅观音纸。这些技术名词术语对文字学家钱大昕来说，是不易理解的，在校订时没有处理好。整个染色步骤是，分别配成黄柏汁、胭脂汁及〓斗汁三种不同颜色的浓染液，将纸放案板上，先用排笔蘸黄柏汁刷一过，此后依次刷胭脂汁及〓斗汁。三种染液混合套染后，便成具有宋金粟笺那样的颜色。的确，我们所见金粟笺，并非纯黄色，而是黄褐，加胭脂意在抵消过多褐色。用这种方法处理，可说揭开了宋金粟笺染色的秘密。作者指出，染色过程中，根据深浅，随时加减各种染液，直到与宋笺颜色相同为止。
  《考槃馀事》卷下有《造捶白纸法》：
  法取黄葵花根捣汁，每水一大碗，入汁一二匙搅匀用。此令纸不粘而滑也。如根汁用多，则反粘不妙。用纸十幅，将上一幅（张）刷湿。又加干纸十幅，累至百幅无碍。纸厚以七、八张相隔，薄则多用不妨。用厚板石压纸，过一宿揭起，俱润透矣。湿则晾干，否则平铺石上，用打纸槌敲打千馀下，揭开晾十分干。再叠压一宿，又捶千馀槌，令发光与蜡笺相似方妙。余尝制之甚佳，但跋涉（费事）耳。
  黄葵即黄蜀葵（Hibiscusmanihot），为锦葵科一年生草本观赏植物，其根部粘液含α-半乳糖醛酸、鼠李糖构成的多糖醛酸甙。当这种丝状高分子聚合物吸附于纸的表面后，再经反复槌打，可以使纸上纤维间结合得更为紧密。同时将纸叠起以重石板压之，又加强了这一过程。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纸，下笔时极为舒畅受墨，与蜡笺相似。但黄蜀葵汁不可用得过多，否则使纸粘联在一起，反而不妙。作者认为每碗水中加一、二匙植物粘液即可，用完再配。这是一种对本色纸的加工方法。北宋书画家米芾（1050～1107）就用此法加工纸，但他用植物淀粉汁浸入纸后再予捶打，称之为“浆硾”。以植物粘液代替淀粉汁，是一大改进，效果当更好。过去人们不知宋人如何浆硾，今观屠隆记录则对具体过程有了清楚了解。屠隆本人这样试验过，证明效果甚佳，只是费事而已。书画家买到纸后，常自己加工处理，以求纸更好用，即令费事也在所不惜。但一次处理100张纸，也可供使用一个时期了。
  《考槃馀事》卷二介绍的另一种加工方法是《造金银印花笺法》：
  用云母粉，同苍术、生姜、灯草煮一日，用布包探洗，又绢包揉洗，愈揉愈细，以绝细为甚佳。收时以绵纸（皮纸）数层置灰缸上。倾粉汁在上湮干，用五色笺将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调粉，刷上花板，覆纸印花板上，不可重塌，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销银。若用姜黄煎汁，同白芨水调[云母]粉，刷板印之，花如销金。二法亦多雅趣。按苍术为菊科植物，有南苍术（Atractylodes lancea）及北苍术（Atractylodes chinensis）等种，将其根茎碾碎呈灰色粉末，与云母粉配合，呈现银灰色光泽。姜黄（Curcumtica aaroma）
  为姜科植物，其根块含姜黄素，是黄色染料，与云母粉配合，呈现金黄色光泽。但又加入生姜及灯心草（Juncuseffusus），呈何作用不详，也许是为加强光泽的助剂，或者是起防腐作用，总之，不起主要作用。白芨为兰科白芨（Bletillastriata），其块茎含淀粉及粘液质，用作粘接剂。
  加工方法是，把云母粉与苍术根、生姜块茎和灯心草茎放在一起用水煮一日，放布袋洗涤，再在绢袋内揉细，成为云母粉汁，此时云母被染成银灰色。用数层皮纸滤去云母粉汁的色液，使云母粉干燥，与白芨糊剂调和。将调和剂刷在雕刻有各种图案的花板上，上面盖以五色色纸，轻轻一压，则图案便出现在色纸上，其线条有银灰色亮光，“印成花如销银”。如果单用姜黄煎汁，以白芨水调云母粉，依上法刷在花板上，则印出图案线条如销金。因此这类纸称为金银印花[色]笺。其奥妙在于，不用真金、真银，却可显出泥金、泥银描绘的效果。用泥金银绘图，需逐张纸加绘，此法因是印花，花板上同一图案很快能复印出无数张，大大减低生产成本、节省金银和工时。尤其对用不起泥金银绘五色笺的一般文人来说，这是更实惠的书写艺术加工纸。
  屠隆还介绍了《造松花笺法》：“槐花半斤炒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云母粉一两、矾五钱研细，先入盆内。将黄汁煎起，用绢滤过，方入盆中搅匀。拖纸以淡为佳。文房用笺外，此数色皆不足备”①。
  现存刊本在这里有误字，我们已作校改，如“妙煎赤”当为“炒煎赤”，“银母粉”当为“云母粉”。槐花（Sophorajaponica）为豆科落叶灌木，其干燥花蕾中含黄色素，可染黄色。因此染料为媒染染料，更需加入明矾，则染成草黄色方坚牢。“炒煎赤”目的是从含水花蕾中提出黄色素，只要颜色变红即止，过火时则破坏色素。配入云母粉，也是使纸色呈现光泽。因此松花笺是草黄色云母笺。此处所说的“松花笺”，或即明代有名的松江谭笺。松江在今江苏境内，素以产纸称著，汉代称由拳，故松江纸宋时称由拳纸，明清时与松江棉布齐名，行销全国。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说：“松江谭笺，或仿宋藏经笺”。屠隆解释说：“松江谭笺不用粉造，以荆川连纸褙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
  如此看来，松江笺有好几个品种：①单纯染成类似宋代金粟笺那样的色笺；②用槐花与云母粉染成淡黄呈光泽的色笺；③不用云母粉，将纸染成类似宋纸颜色的纸，再加蜡、砑光，用花板砑出各色花鸟等图案，等等。第三种制造方法较复杂，除完全具有宋金粟笺形制外，更兼有砑花图案。“花笺”一般指砑花纸。前引一段造松花笺法，只提染法，未提砑花，但另处提到了。
  使生纸变熟，一般是在纸浆中加胶矾，但《考槃馀事》介绍《染纸作画不用胶法》：
  纸用胶矾作画，殊无生气；否则不可着色。开染法以皂角捣碎，浸清水中一日。用砂罐重汤煮一柱香，滤净调匀，刷纸一次，挂干。复以明矾泡汤加刷一次，放干。用以作画，俨若生纸。若安藏三、二月用更妙。折旧裱画卷绵纸作画甚佳，有，则宜宝藏可也②。
  这段话在现传本中误字不少，“无元气”应作“无生气”，“砂灌”应为“砂罐”，“炮汤”应是“泡汤”等，我们已校改。皂角即豆科野生落叶乔木皂荚（Gleditsia sinensis）之荚果，含皂角素（gleditschia saphonin），经水解后得出阿拉伯胶糖和皂角素甙，为白色粉末。与明矾相遇后，能多少起到胶的作用，但又不是胶。因为用胶矾纸作画，没有生气，显得呆滞。不用胶矾，又不能设色。而用皂荚与矾处理后，俨若生纸，又是半熟。如果存放2～3个月，再用更妙。既可写字，又能作设色画。
  明清时广东广州出现一种防蛀涂布纸，多将此纸用作刊本书扉页及封底的附页，呈桔红色。广东一带收藏或刊印的书，用这种涂布纸作护书页的多未被蛀，反之，没用这种纸的书则被蛀。例如同治三年（1864）刊《广东通志》附页上无涂料的部分被蛀，其馀涂布的地方没有蛀。对此纸涂料的激光光谱、X射线衍射分析证明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铅（Pb3O4），古代叫铅丹，呈桔红色③。药理试验证明铅丹对蠹纸的毛衣鱼（Ctenole pisma oilosa）有杀伤作用。加工方法是将铅丹碾成细粉，与胶水混匀，涂刷在纸上1～2道。近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曾以此法仿制防蛀涂布纸，用以保护古书。除此，明人冯梦祯（1548～1605）《快雪堂漫录》也记载一些加工纸方法，因多与屠隆《考槃馀事》雷同，此处不再介绍。
  五 清代机制纸的出现
  明清时期在纸的制造和加工方面，清乾隆年的18世纪以前，在世界上仍保有领先地位，纸产量及消耗量也居全球首位。试将同一时期中国与欧洲所造纸的质量和品种加以对比，就可看出中国纸比欧洲各国纸洁白、光滑、紧薄，品种及加工方法众多，原料多样化，而欧洲只以单一麻料造纸，而且造不出巨幅纸。甚至18世纪时，欧洲人还得引进中国造纸技术经验。但中国纸一直停留在手工生产阶段，在造纸工艺过程和设备方面虽不断有革新和改进，却缺乏本质性的技术突破。康、乾时江南用圆网造纸机原理制成圆筒侧理纸，是了不起的重大创举。这可说是世界最早的机制纸先驱，但此势头没有普遍发展下去，只昙花一现。反之，欧洲自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接着又发生工业革命，在新的科学技术武装下，造纸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格局。1750年荷兰人发明新式机械打浆机，1798年法国人罗伯特（Nicolas Louis Robert，1761～1828）发明长网造纸机，19世纪中叶西方又有了化学木浆造纸技术，手工生产逐步为大机器生产所代替，原料为森林资源。从此以后，中国造纸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甚而东亚的日本也后来居上，赶过中国。更廉价的机制洋纸不断向中国倾销，冲击着传统手工纸，并在印刷业中与国产纸争夺市场。
  面对这种情况，清末时开始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设备，以组织本国的机制纸生产。1890年广州盐步村建起华商纸厂，资本15万两银，预计每周生产40吨纸，机器由英国爱丁堡伯川公司（Bertram&SonCo.Ltd.）出品，由工程师葛利森（Grierson）监督下安装，请香港约翰斯敦（A.Johnston）为工程顾问，有工人100人，包括几名以前在美国纸厂工作的中国工人。原料以稻草为主，再搀入破布。①产品作新闻纸、包装纸及普通印刷纸。此厂由广东商人钟星溪（名锡良）集股创办，名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产品比手工纸便宜，光滑、坚硬，但不适于用毛笔书写。光绪十七年（1891）洋务派大臣李鸿章（1823～1901）在上海设伦章造纸厂，厂址在杨树浦，资本30万两银，每月产纸40万斤，有工人100人，当年产纸600吨。此后各地新式机器纸工厂也逐步兴建起来。因此中国清末是手工纸与机器纸生产并存时期，仍以手工纸为大宗。再往后，机器纸产量大增，最后超过手工纸。回顾中国两千多年造纸技术史可以看到，从公元前2世纪至18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国在造纸领域完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发明，而且长时期居于领先地位，为世界提供了造纸及加工的完整技术体系，近代造纸工艺的各种技术和设备形态几乎都在中国找到最初的发展模式，同样，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以及欧美其他国家也在不同时期对造纸技术发展作出贡献（详见第四编），所有这些最后都汇流到近代造纸工业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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