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水碓打浆和巨型纸槽、纸帘抄纸
  宋元时期能有一些高质量纸的出现，是由于造纸技术的进步，即新的技术工序的引用和生产设备的更新等方面。南方产纸区水利资源多，舂捣纸料时一般不用人力或畜力，而是靠水力驱动水碓。所谓水碓，是借水流的力量使叶轮旋转，再通过十字头、连杆和齿轮转运系统将旋转运动变成上下方向的直线运动，带动碓头捣料。这已经进入早期机械打浆的范畴。用水碓捣料是中国人发明的打浆方法。东汉的桓谭（前32～后39）《新论》（约20）已提到水碓：“伏羲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④。
  单纯以双手操作杵臼到以脚踏杵杆的踏碓是个进步过程，再从人力踏碓到使用畜力驱动又是个进步，从使用畜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实行半自动式操作，则是古代最高技术成就。据房玄龄（579～648）《晋书》（635）卷43《王戎传》载，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王戎（234～305）字濬仲，累官尚书令、司徒，“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可见从汉代出现的水碓在晋代已遍于南方。元人王祯《农书》卷19更介绍“连机碓”，机上的主轴可同时带动四个碓操作，提高了工效。他说：“今人造作水轮，轮轴长可数尺，列贯横木，相交如滚枪之制。水激转轮，则轴间横木间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连机碓也。……凡在流水岸边，俱可设置，须度水势高下为之”⑤。早期水碓多用于舂米，后来转用于大规模造纸，宋元时南方纸坊就使用水碓舂捣纸料。
  费著《蜀笺谱》谈元代四川造纸时写道：“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费著在这里讲的就是以水碓捣料。此后经明清一直通行至近代，笔者在江南各省作技术调查时，仍见用单个水碓或连机碓造纸。用水力机碓舂料，既节约人力，又能保证舂捣质量。因而一进纸坊村，就能听到机碓的声音不绝。这样捣出的纸料分散度比较匀一，因为冲力总是一样的，确是改进的打浆设备，碓旁需有一人经常翻动纸料，将未捣到的部分翻到上面。我们从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中所看到的明代水碓包括连碓机插图中注意到，明代设备构造几乎与宋元时一样（图5-9）。而德国纽伦堡人阿曼（JostAmman，1539～1591）于《造纸》（DerPapier，1568）书中插图所示欧洲最早的连碓机，也是应用了中国早期设备的同样原理，至17世纪欧洲带动的碓数目增至5到6个①。
  宋元造纸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抄造出比前代更大的巨幅纸。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说：
  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旁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②。
  歙州即现在的安徽南部的歙县地区，在北宋初这里造出五丈（约15米）长的巨幅楮皮纸，确是个很了不起的技术成就。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约1640）卷七指出宋代“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①。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约1613）卷三云：“元李氏有古纸，长二丈许，光泽细腻，相传四世。请赵文敏（赵孟頫，1254～1322）书，文敏不敢落笔，但题其尾。至文徵仲（文徵明，1470～1559），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时乃得书之。”宋代所造匹纸也有传世实物可见，如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1082～1135）草书《千字文》，一纸竟长达三丈有余，中无接缝，纸上朱地描以泥金云龙图案，制造及加工技巧十分精湛。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画家法常（1176～1239）《写生蔬果图》，明人沈周（1427～1509）在此图卷跋语中写道：“纸色莹洁，一幅长三丈有咫，真宋物也”。笔者检验后认为是一种白色精细皮纸，实测其直高47.3、横长814.1厘米，即8.14米，画面为38，507平方厘米，约3.85平方米。纸的每一处厚薄均匀，纤维分散情况很好，表面平滑。
  制造这样的巨幅匹纸，技术要求很高，至少要作到以下几点：（1）纤维的打浆度必须很高，纤维在纸浆中的悬浮情况必须良好，因此在选料、舂捣方面应当精工细作；（2）要能编制成巨幅抄纸用竹帘，以较长细竹条用丝线拼接而成，要求有高度的熟练技巧；（3）举帘抄纸时，由许多人同时抬起，动作必须协调一致，如同一人操作，烘干及揭纸时也同样如此；（4）如在纸上用泥金绘云龙图案时，由许多画工同时执笔，图案位置及形状必须处处一致，如出一人之手。此外，抄造这样大的纸，还要有大型纸槽才能容纳纸浆并承受帘上滤下的水。苏易简记载说，这样的纸槽由长型木船改造而成，由多人同时举帘，旁边有一工长通过敲鼓指挥其操作。抄出湿纸后，用许多薰笼在纸的各处烘干，再逐处将完整的纸从纸帘上揭下并砑光。在几十人同时迅速协调动作时，不允许有一人出差错，否则会在个别部位上出现破绽。西方各国在19世纪机制纸出现前，一直用手工方法造不出大纸，自然印刷也受到影响。
  迟至1818英国印出的最大报纸为22×32英寸（55×80厘米），1798年法国著名的迪多（FrancoisDidot，1730～1804）纸厂技工罗勃特（NicolesLouisRobert，1761～1828）在欧洲最先发明长网造纸机，可造12到15米长的纸②。这已是当时最大的纸了，对比之下北宋所造15米长的匹纸，欧洲人看后就会认为是奇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纸工的集体创造智慧。当然这种纸过去不能大规模生产，因而制造成本较高，使用者较少。但宋元时造出长达1～2米的纸，已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令如此，也比1818年英国伦敦所能印刷的最大号报纸大得多。
  二 植物粘液“纸药”在制浆中的推广
  为能制成厚薄均一、结构紧密的薄纸和巨幅纸，只是对原料仔细提纯、精细舂捣并使之细纤维化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在制浆过程中提高纤维在浆液中的悬浮度，更要在湿纸抄出后使纸面具有粘滑性，以便揭纸时不致揭破。而如果将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不但显著提高纤维在纸槽中的悬浮度，而且使湿纸具有润滑性，揭纸时整张纸顺利揭下，这就是所谓纸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悬浮剂。宋元各纸坊普遍以植物粘液作为纸药，是个显著的技术特点。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1210）写道：“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粘连，不可以揭[纸]。如无黄[蜀]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①。这是造纸技术史中的一条重要史料。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译成现代汉语：
  凡抄纸揭纸时，必须要用黄蜀葵梗叶的浸出液，而且用临时配制成的方可用。没有这种浸出液，湿纸层之间就要粘联，不可以揭纸。如果没有黄蜀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的浸出液皆可，只利用其不粘纸之性也。
  明人汪舜民（1440～1507年在世）所修弘治《徽州府志》（1502）卷二《物产志》记载元代制造供内府用的楮皮纸时指出，楮皮料成浆后，“乃取羊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挼，名曰滑水。倾槽间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纸]张”②。可见宋元时已至少以四种植物提取的粘液作纸药用，其中杨桃藤与羊桃藤为同物，纸药又名滑水或纸药水。
  由于纸药的使用是项重要发明，此处宜详加讨论。周密所说的黄蜀葵为锦葵科野生观赏植物黄蜀葵（Hibiscusmanihot）图（5-10），其根部所含成分百分比为胶醣12.3、单乳糖复合物17.61、鼠李戊醣8.08、淀粉16.03等成分，水浸液为胶状粘液，清沏透明③。杨桃藤为弥猴桃科野生藤本植物中华弥猴桃（Actinidiachinensis），茎条含胶质（图5-11）。黄蜀葵和杨桃藤是中国传统造纸工艺中最普遍使用的两种品质优良的纸药。周密所说槿，当为锦葵科落叶灌木木槿（Hibiscussyriacus），其根皮含粘液质，成分与黄蜀葵同，茎叶亦可提取粘液。而野葡萄我们认为是葡萄科落叶藤本植物蛇葡萄（Anpelopsisbrevipeduunculata），茎部可提取粘液，当与杨桃藤相近。宋人唐慎微（1056～1163）《证类本草》（1108）卷27黄蜀葵条写到：“以根切细，煎汁令浓滑，待冷服”，可临产催产④。黄蜀葵根粘液看来还可作药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人画黄蜀葵图。从这类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中，效果比淀粉糊要好。尤其是黄蜀葵原产中国，一年生草本，常栽培于田圃间供观赏，在南北各地都出产。近人罗济在1930年代用黄蜀葵在江西抄造纸的实验表明，它有下列四大优点：①纯白透明；②四季皆可用；③粘性大，取用简便；④易与纸料混合而抄出较细的纸⑤。杨桃藤也具有类似的优点，其地方名很多。提取植物粘液的方法是，将杨桃藤新鲜枝条或黄蜀葵根取来后，以刀断为三寸长小块，再以石锤捶破，放入布袋或细竹篮内，置于冷水桶中浸泡，即成透明药液，随用随配，不可放置过久。
  据笔者1963年在河南信阳、江西铅山、湖南长沙、浙江杭州及1965年在陕西长安、四川夹江、成都等地手工纸厂调查，抄楮皮纸时，每百斤纸料用四斤湿杨桃藤，抄竹纸用七斤。控制好稠度是关键，用瓢向桶内取出粘液，下部所粘粘液成一尺长细丝而不断，即配好。否则，补加茎条或清水，太稠、太稀都不好。抄纸前，将粘液加入纸槽与纸料混匀，即可荡帘。抄一定数量纸后，看槽内稠度及抄制情况，随时补加粘液。所需设备极其简单：①水桶，木制，用以盛粘液，一般置于纸槽附近。②滤胶罗，竹制，上宽下窄，放入水桶内，亦可用布袋代之。其作用是阻止植物枝条等杂质进入粘液。③木勺或葫芦瓢，用以提取粘液，通常放在水桶上。
  黄蜀葵也是日本手工和纸抄造时所用的植物粘液，日本语称为“のリ”（nori），称黄蜀葵为“卜口口ア才イ”（tororoaoi）。日本学者对黄蜀葵的作用机制率先作了科学研究，对我们有启发。植物粘液是从有关植物的根、茎和叶中经水浸渍而提制出来的，已如前述。它在造纸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过去是不清楚的，从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才逐步明朗。此处以宋人周密所说的黄蜀葵为例，介绍一下作用机制。将黄蜀葵根切下以水冲洗、再经水浸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就会看到粘液呈网状结构，向溶液四周扩散。网目呈五角、六角形直到圆形不等（图5-12）①。小粟舍藏氏的实验表明，粘液稠度因存放时间加长而递减。存放一周之后，其中网目稀少，因而在造纸中的效能随之减退。其次，粘液稠度、网目密度因温度增加而下降（图5-13）。植物粘液的这两个物理特性，都被中国古代纸工所发现和在使用中受到人工控制。宋人周密所说“新捣方可撩”，与现民间所说“随用随配”，都出于同一科学原理，旨在防止植物粘液因存放时间长而降低稠度。如果是夏季，存放时间长还可使粘液变质，而失去其作用。宋代徽州府等地流行用“敲冰纸”，纸浆及粘液都用冰水配制，民间手工纸坊强调用冷水配制粘液，意在防止因温度增高而使粘液稠度及网目密度下降。同时冬季的水中微生物较少，水质较纯。自然，在这样作时，纸工要忍受冰冷刺手的痛苦。
  植物粘液中网状组织的上述物理特性，取决于分子组成及其化学结构。町田诚之博士的分析表明，与已知单环的高聚糖不同，植物粘液是由多种糖及糖醛酸基环所构成的高分子化合物①。先前曾认为它含有阿拉伯胶糖、d-半乳糖（d-galactose）、（l-rhamnose），还有（d-galacturonicacid）。可是后来的研究表明，黄蜀葵根粘液主要含d-半乳糖醛酸和鼠李糖构成的多糖醛酸甙（polyuronide）。植物粘液水溶液中的网状组织，正是由于这种多糖醛酸甙在水溶液中呈现的丝状高分子的性状。
  在显微镜下观察，会发现将造纸用纤维投入植物粘液后，就像昆虫落入蜘蛛网中那样，粘液的网状组织阻止了纤维的下沉。因此植物粘液在抄纸时的作用，是悬浮剂或漂浮剂。可以想到，纸浆中没有这种漂浮剂时，因为纤维比重大于水，尽管槽中可进行搅拌，总难免有部分纤维沉于槽底，缠绕成束，发生絮聚成团的现象。结果造成纸浆稠度不匀，纸工抄出厚薄不匀的纸。加入粘液后，使纤维分散度及悬浮度增加，均匀漂浮于水中。实验表明，将打浆度相同的纸料放入有粘液和没有粘液的水中对比时，发现加粘液可延长纤维的悬浮时间，抄纸帘滤水速度相对下降，这就看出粘液的悬浮剂性能。
  除此，中国手工抄纸方法是，抄出湿纸后将纸帘从框架上提起，再翻帘令湿纸放在木板上，下次再抄，将湿纸放在上一张湿纸上，如此重重叠堆至千百张，压榨去水后，半湿时揭起，进行干燥。当槽中有粘液时，湿纸中所带来的粘液使其表面增加润滑性，翻帘时很容易从帘上脱落下来，不滞帘。而将叠在一起的半湿纸逐张揭下时，又不致揭破，因为湿纸有粘滑性，相互间不黏粘。如果抄薄纸或巨幅纸，保证使湿纸之间及湿纸与纸帘之间不黏粘或粘连，是成败的关键。周密在谈到植物粘液的作用时，虽没有提到它在纸槽中的悬浮剂作用，却着重强调了使湿纸不产生黏粘现象，也算抓住了关键。西方早期造纸时向纸浆中加淀粉糊，后来加动物胶水，并不加入植物粘液，而加动物胶可起纸内施胶作用，并不能防止湿纸间及湿纸与纸帘间的黏粘或粘连现象，因此只能造厚纸及小幅纸，造薄纸及大幅纸时一揭就破，原因就在于此。再次，植物粘液还能使纤维交结更为紧密，改善纸的物理结构，间接提高了纸的物理技术指标。它还适用于近代长网及圆网机制纸生产，例如作木浆纸时，加入粘液与不加粘液对比，加粘液时使纸的纵向及横向拉力都有提高。其所以称为“纸药”，是由于它可医治因纸浆悬浮不良或湿纸黏连而引起的一些“纸病”。
  三 以动植物胶施胶、高效浆糊和防虫剂的使用
  宋元画家创作白描、设色花鸟及工笔人物画时，要求在运笔时纸上笔划所到之处不能发生颜料的扩散和渗透，书法家写小楷时同样如此。为满足这一要求，纸工在造纸过程中对纸用胶矾加以处理。这种技术唐代已有了，到宋元时再予发展。宋人赵希鹄（1191～1271在世）《洞天清录集》（1240）指出，米芾作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今所见米画或用绢者，皆后人伪作。”这体现了米老的个性，因为他画山水在纸上以水墨点染，要求有渲染效果，即我们前面谈过的“米点山水”，自然不宜用胶矾纸或绢。他的书法主要是行、草，还是用生纸为好。每一位书画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手法和用纸习惯，其他的人则偏喜欢用胶矾纸。
  米芾本人也在《评纸帖》或《十纸说》（约1100）中提到“川麻[纸]不[施]浆，以胶作黄纸”，可见此纸亦有用户。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百花图》（31.5×94.5厘米）及李公麟（1049～1106）《维摩演教图》工笔白描，用生纸便不行，只能用胶矾纸。赵昌（998～1022）的《写生蛱蝶图》工笔设色，用纸与《维摩演教图》类似。这都是我们亲自所见。施胶的目的是提高纸的抗湿性和不透水性，一般用动物胶或植物胶（如松香胶）。为使胶粒在纸的纤维上沉淀，还要加入沉淀剂，最常用的是明矾，化学成分是硫酸钾铝KAl（SO4）2·12H2O俗名白矾，由明矾石加工提炼而得。因此宋人将“胶矾”并提，是有其道理的。施胶分纸内，及纸面两种方法，前者将胶矾放入纸浆中与纸一起抄出，后者在成纸后将胶矾刷于纸表。有的元代画家专用胶矾纸作画。欧洲1337年初用动物胶，而用植物胶则是19世纪以后①。欧洲人学到中国这一技术后，特意创造了一个新词faning，显然发音与汉字的“矾”相近②。但后来这个词较少使用了。
  虽然宋元时造出了几丈长的巨幅匹纸，但一般情况下人们用的还是小幅纸，印刷如此，书画及其他用途也皆如此。以书籍而论，无论是卷装还是经折装，都要求将一张张纸粘起来。所使用的粘连剂很有效，从敦煌石室写经纸中看到，纸与纸间接缝很窄（约3～4毫米宽），但千年不脱。这是用什么材料呢？唐以前缺乏具体记载，但元人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9，《粘接纸缝法》揭开了这个秘密。其中说：
  王古心先生《笔录》内一则云，方外交青龙镇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绝照，访余观物斋，时年已八十有四。话次，因问光：‘前代藏经接缝如一线，岁久不脱，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黏接纸缝，永不脱解，过于胶、漆之坚。’先生，上海人”①。
  楮树汁即造纸用楮树的茎皮部白色乳汁，又称楮皮间白汁，粘性很大。五代吴越天宝年间（908～923）成书的《日华子本草》称其能合硃砂为团，故名“五金胶漆”。明人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1596）卷36云：“构汁最粘，今人用黏金薄。古法黏经书以楮树汁和白芨、飞面调糊，永脱解，过于胶漆”②。白芨（Bletilla striata）为兰科野生植物，其根部含55％粘液质，还含淀粉、挥发油等，中国很早用以作糊。晋代炼丹家葛洪（284～363）《抱朴子》（约324）《内篇·仙药》篇中有“作糊之白及”之语，魏晋（3世纪）时成书的《名医别录》说，白及“可以作糊”。把楮树汁、白芨粉及飞面（面筋）三者混合作糊，比一般淀粉糊为强，一因粘性大，二因防蛀。故清代周嘉胄（1731～1795在世）《装潢志》（约1765）称：“余装卷以金粟笺，用白芨糊析边，水不脱，极雅致”③。又说：“纸有易揭者，有纸薄、糊厚难揭者，糊有白芨者犹难揭”④。
  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卷五《法糊》更详述制法：
  用瓦盆盛水，以面一斤渗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臭为度。后用清水蘸白芨半两，白矾三分，去滓，和元浸面打成，就锅内打匀团。另换水煮熟，去水，复置一器候冷，日换水浸。临用以汤调开，忌用浓糊及敝帚。”⑤
  白芨广泛产于中国南北，八至十月挖取其根，洗去泥后晒干。稍用水湿润，放碾上粉碎，经反复粉碎、过筛，至全碎为止，再与面粉等混合作成糊。晋到宋的经纸几乎都以这类糊剂粘接。值得指出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部过去也用白芨粘纸。如果再向其中加入防腐剂及杀虫剂，效果可能更好。
  在宋代，还出现一种白色印刷用防蛀纸，称为椒纸。叶德辉（1864～1927）《书林清话》（1920）卷六载宋版书《春秋经传集解》书末钤有木戳，其文曰：“淳熙三年（1176）四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奏玉桢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勅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1177）九月进览”⑥。
  宋代印刷的椒纸，可能是用芸香科的花椒属植物果实水浸液处理过的纸。例如花椒（Zan-thox ylum bungeanum），又名蜀椒；青椒（Zanthox ylum schinifolium），又名香椒。二者果皮均含挥发油，油中有牻牛儿醇（geraniol）、枯醇（cuminol）、柠檬烯（limonene），均为无色液体，有异香味，还含有茴香醚（estragol）。同属植物山椒（Zanthox ylum piperitum）效果更好，果实含2～4％挥发油，含山椒辣素（sanshol）、山芹醛（citronel
  al）、水芹萜（phelandren）等，也含牻牛儿醇及胡椒碱（piperine）等①。这些有效成分具有驱虫杀菌作用，而且有一种香味，以椒水处理后的纸便具有抗蛀性，同时有一种特殊香气。因此叶德辉称这种宋版书“椒味数百年而不散”，有种所谓“书香”味。顺便说，如果有的书不是用特制的防蛀纸印成，亦可用其他方法防蛀，即将抗蛀剂放入书箱或书函之中。
  北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写道：“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蝨”②。
  《忘怀录》中也说：“古人藏书，谓之芸香是也。采置书帙中，即去蠹。”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卷三引三国时魏人鱼豢（220～290在世）《典略》云：“芸香辟纸鱼，故藏书台称芸台”③。可见古人确以芸香科多年生草木植物芸香（Rutagraveoleus）辟蛀。此物又名臭草，有强烈气味，味苦，确有驱虫作用。
  四 《文房四谱》、《蜀笺谱》、《十纸说》的成书
  宋元时期造纸术比前代进步的另一表现，是这一时期有一些以纸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这是唐以前没有的。本书各章经常引用的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或《文房四宝谱》，便是最早的这类专著。纸、墨、笔、砚四者古代号称“文房四宝”，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用品。苏氏此书从各方面论述四宝源流、制造、使用及有关历史典故，开创这类著作之绪端。苏易简字太简，铜山（今四川绵阳）人，生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少聪悟好学，才思敏捷。宋太宗兴国五年（980）举进士，太宗殿试，对其所试三千余言颇为称赏，乃擢冠甲科中了状元。遂以文章知名，历任将作监丞、通判升州，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眷遇甚隆，后任参知政事、礼部侍郎，至道二年（996）卒，享年只三十九岁④。苏易简因职务关系，出入秘府，得以阅读其中所藏珍本秘籍，再结合见闻写成此书。他在雍熙三年（986）成书后，在自序中说：“因阅书秘府，遂捡寻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载者，集成此谱”。其所引之书，间有今已散佚者，但仍可自其余类书查得，可以印证。全书共五卷，以笔、砚、纸、墨顺序安排，《笔谱》二卷，砚、纸、墨谱各一卷，每谱分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项加以叙述。《纸谱》为第四卷，这是世界上有关纸的第一部专著。
  早在千年前，苏易简就对主张东汉蔡伦发明纸之说存疑，认为“汉初已有幡纸代简……至后汉和帝元兴（105），中常侍蔡伦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前210）以前已有笔之谓也。”不管他对幡纸作何解释，他认为蔡伦前西汉初已有纸，如蒙恬前有笔一样，此结论已为20世纪地下发掘西汉初古纸所证实。他在《纸谱》中对黟、歙间所造巨幅佳纸、浙江以嫩竹为纸和以麦茎、稻草造纸及蜀人造十色笺、唐人造薛涛笺以及纸衣、纸枕等记载，均属重要史料，对研究造纸技术史有启发。此书问世后虽受到欢迎，但传本少见。至清代《四库全书》（1781）《子部·谱录类》、道光年刊《学海类编》（1831）《集余六》，曾收录《文房四谱》，但误漏较多。至光绪七年（1881）陆心源（1834～1894）将其收入《十万卷楼丛书》中，才作文字校勘。20世纪三十年代（1936）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中。1941年，日本人秃氏祐祥参照学海本、十万卷楼本及丛书集成本刊行此书，称便利堂本。为便日人阅读，汉字旁施以训读、标点，又加解题。苏易简的这部书早在18世纪还受到欧洲人的注意。法国耶稣会士将此书提要法文稿寄回欧洲，收入杜阿德（Jean Baptiste duHalde，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卷2，题为《纸、墨、笔、印刷及中国书装订》（pp.237～251），1735年刊于巴黎，后又转译成英、德、俄文①。
  另一本关于纸的专著是元代人费著的《蜀笺谱》。费著为华阳人，约生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举进士第后，授国子助教，历汉中廉访使，调四川任重庆府总管。明玉珍（1331～1366）于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领兵攻城，费著为避兵乱，徙居犍为，约卒于至正廿五年（1363）。兄费克诚亦有时名，人称成都二费。费著久居川蜀，留心考察风土民情，其《蜀笺谱》又名《纸笺谱》，约成书于至正廿年（1360），大体沿用苏易简《纸谱》体例，因只着重讲蜀笺，故篇幅不大，只有一卷。除蜀笺外，间亦旁及姑苏笺、广州笺，尤其对唐代薛涛笺、宋初谢景初十色笺介绍较详，对蜀纸沿革、种类、形制及用途作了概述。此书后收入《续百川学海、癸集》（明刊本）、《说郛》宛委山堂本（1646）卷98、《墨海金壶》（1817）《史部·岁华纪丽谱》附录中，又收入《宝颜堂秘籍》丛书《庚集》（1615）及《美术全书》（1936）三集·五辑中，更附东京便利堂本《文房四谱》之末。今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年顾氏秀野草堂刻闾邱辩囿本，书名作《笺纸谱》。以后为避免与元代人鲜于枢（1256～1301）的《纸笺谱》相混，均称费著的书为《蜀笺谱》。至于书法家鲜于枢的《纸笺谱》，只抄录古代书中有关纸的纪事，缺乏新意，亦不注意纸的技术方面，学术价值不大，仅收入《说郛续》卷36，没有其他善本，但便利堂本刊入附录。此外，宋人陈槱《负暄野录》及赵希鹄《洞天清录集》，都有专篇谈论纸，有参考价值，然个别结论欠妥。
  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是带头以纸本作书画的大家，精于鉴赏历代书画，他的《书史》著录了晋唐以来纸本书画，均经眼鉴定。他的《评纸帖》或《十纸说》，虽然文字不长，但句句有份量。他从书画专家角度品评各种原料和名目的纸，是他多年间用纸的经验谈，很多结论至今还有价值。元代鲜于枢的《纸笺谱》没有米芾的作品翔实。宋元时期刊行的地方志及笔记、诗文集作品中，也有不少造纸史料，如嘉泰《会稽志》、周密《癸辛杂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