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书画及版刻用纸
  宋元时期由于造纸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技术和设备的改进，造出比前代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各种纸，这就大大促进了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首先要指出的是纸在绘画、印刷、货币等方面的广泛使用；其次是纸制品用于制作衣服、帐、被、枕头及娱乐方面，成为其他材料特别是丝绢等纺织品的代用品。绘画用纸要求较高，一是幅面要大，二是表面平滑、强韧，又有渲染及着色性能。大量用纸本作画是从宋元时出现的，供使用的主要是皮料纸、楮皮纸及桑皮纸。巨幅皮纸洁白平滑又受墨受彩，为美术家、书法家提供价廉物美的创作材料，某些方面比绢本更能发挥出艺术效果。在装裱过程中，用纸也比用绢更为便当。纸是否适于作画，其幅面是个重要因素，而幅面取决于抄纸帘的大小和历代流行的纸幅规格，而这又与各代造纸技术总的发展水平有关。
  从我们所见实物而言，书画用纸幅面有颇大的时代性，可作为年代鉴定的指标之一。汉晋法书直高多为1尺（24厘米），唐、五代比晋纸略高些，约为唐代1尺（25～27厘米）。宋代书画纸尺幅更大，法书纸一般直高30～35厘米，如米芾《苕溪诗》30.5厘米、李建中《同年帖》33厘米、苏轼《人来得书帖》31.5厘米。宋画一般直高30～55厘米，横长明显增大。如杨无咎（1097～1169）《四梅图》直高37、横长60厘米。宋代还有匹纸，长三丈有余，中无接缝，如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用纸（图5-6），这正是宋代画家们创作长江万里图和巨幅山水画的理想材料。元代画纸一般大于宋代，如黄公望（1269～1345）《溪山雨意图》（1344）、朱德润（1244～1365）《秀野轩图》、张逊（约1285～1355年在世）《双钩竹》（1349），用纸横长都在100厘米以上。根据我们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纸本绘画的实测结果，一般说唐代绘画纸面650平方厘米，宋代平均为2412、元代为2937平方厘米。把这些数据作成座标曲线以示比较（图5-7），是颇有趣的。虽然这些统计数据是不完全的，今后会因扩大纸样观察范围使曲线形式有所改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无疑的，即越是到后代，所能提供的一般画面越大。因而我们看到，书法和绘画这两门艺术的发展是与造纸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书画用纸幅面是随着造纸术的演进和朝代的更替而有规律地向放大尺寸的方向发展（图5-7）。唐末、五代能造出1丈长的纸，魏晋南北朝时便难能为之；宋元又造出3丈长的纸，胜于唐、五代；明清匹纸又大于宋元。如果一张整幅书画纸超过1000平方厘米，被标为南北朝某人所作，肯定是不可信的，标为唐人作品也值得存疑，这样的纸十之七八为宋元以后之物。从原料来看，适于作画的纸多为皮纸，竹纸虽然便宜，主要用以写字或印刷，宋元人很少以竹纸作画。因而某件作品为竹纸，而标为晋、唐或宋人所画，便可生疑，这是以纸质鉴定作品年代之一例。
  像绘画纸一样，金石拓片和碑帖用纸对质量要求也比较高。由于宋代史学的发展，在收集和考证古代原始史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作为考古学一部分的金石学在宋代兴起。金石学主要研究古代钟鼎文和石刻文字，为此需要用纸从铜器及石碑上进行墨拓，再对文字进行考释。文史学家欧阳修（1007～1072）、赵明诚（1081～1129）在《金石录》（1132）中收集、著录的金石文甚为丰富，足补古籍记载之不足。拓片用纸要求纸质薄细而紧密，拉力强而又受墨，一般都用皮纸，以往旧称“绵纸”或“茧纸”，这类名称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还是称皮
  纸为好。碑帖用纸要求表面平滑、坚实受墨，而又寿命较长并抗蛀，亦是非皮纸莫属。当然，
  用好的白麻纸亦可，绝不可用竹纸。宋太宗赵匡义（939～997）淳化三年（992）下令以澄心
  堂纸，由李庭珪（893？～967）墨拓摹内府秘藏历代法书共十卷，赐亲王、大臣各一部，此
  即有名的《淳化阁帖》。我们已经辨证此澄心堂纸为宋代澄心堂纸，南唐李氏澄心堂纸断不可
  作拓片用。至于墨，倒有可能用李庭珪所制，然《阁帖》后期版本则多用徽州潘谷墨。宋拓
  本向来被鉴赏家及收藏家视为名贵善本，原因之一是用良纸、佳墨摹勒、拓打，字迹清晰，接
  近祖本。至今仍有传世品可供欣赏。
  宋元时印刷术相当发达，官刻、私刻及坊刻的印本书相当多。宋人章如愚（1170～1230在世）《群书考索·后集》卷26说：“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申，宋真宗至国子监看书库，问祭酒邢昺（932～1010）现有书版几何？”昺对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书版大备”。四十年间书版增加25倍。《宋史·艺文志》（1345）著录的官府藏书9819部，都119，972卷（将近12万卷），其中不少是刻本。宋元版书现在可以看到不少。刻本用纸虽然没有书法、绘画用纸要求那样高，但也非一般纸都可充用。总的说，印书纸表面应尽可能平滑，不宜太厚，应坚薄而易受墨，不易蛀蚀，但价格又不能过高。宋刻本以地域而言，有蜀本、浙本、闽本、赣本等。宋人叶梦得（1107～1148）《石林燕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经国子监校勘的书多在杭州雕板，用浙江桑皮纸印，质量最高。闽本多坊刻本，用便宜的竹纸印制，不但雕法不精，用纸亦不佳，但因成本低，流传反而最广。蜀本则以皮纸及麻纸，介于浙本及闽本之间。一般说，宋元刻本中精品不但字体美，而用纸亦必佳。
  关于宋版书用纸，古书中有不少议论。陈继儒（1558～1639）《太平清话》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恐怕指蜡笺，粉笺而言，不能视为通论，因为我们所见宋元版本绝大多数有明显帘纹，既令极薄之纸也有帘纹。谢肇淛《五杂俎》认为宋版书“笺古色而极薄，不蛀”。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大多数宋元版本不管用皮纸、麻纸或竹纸，都比较薄，这是因为中国印书每板纸都单面印刷，再对折成一页，装订成册。如用纸较厚，书籍就要占用体积，成本也随之增加。如果保存条件好，是不会蛀蚀的。明清书反而被蛀，因没有受到宋版书那样重视。如果宋版竹纸刻本保存不好，就难免受蛀。还有说宋版书竹纸帘纹二指宽，明版一指宽①。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这里所说“帘纹”，实际指抄纸帘上丝线编织纹之间的距离。两指相当3.0厘米，一指为1.5厘米。有的宋版书用纸，编织纹间距大致均等，确是两指宽。也有的不均等，如南宋本《证类本草》为建阳麻沙本（竹纸），丝纹间距为1.0，1.3，1.5厘米不等，只有一指左右。宋版乾道七年（1173）刻《史记集解》用竹纸，丝纹间距3.2～3.3厘米，便为二指宽。由于宋元刻本用不同地方、不同原料纸印刷，在品评用纸时，宜分别判断，很难找到通用指标。古人所说均指某一具体场合，不能当成通论，并以此作为版本鉴定之依据。宋元版本书及宗教印刷品以几十万卷计，每卷印百千份，统计起来耗纸量就是个极大的数字了，当以亿而论。
  二 纸币的发行
  纸在宋元时另一重要社会用途，是用来发行纸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中的一个革命。以纸制品代替金属货币使用，早在南北朝及唐代时已经实现，主要用于葬礼。古代送葬时以真正的铜钱埋入地下，唐代开元年间（713～741）以纸作成模拟铜钱的“楮钱”，为殉葬品的习俗盛行，从而节约了大量金属货币。这促使人大胆思考，既然死人可用楮钱，活人为何不能用纸钱作流通手段？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及唐宪宗时（806～821）已出现“飞钱”。北宋时更发行早期纸币，即所谓“会子”（图5-8）。
  《宋史》卷181《食货志》及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1309）《钱币考》对宋代发行的纸币有详细介绍。《宋史·食货志》谈到纸币时一开始就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四川十几户富商鉴于当地铁钱不便贸易，遂经营钱庄，以纸本交子为券，可兑现金属货币，他们成了世界上最早一批银行家。12年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时，由官府接管这项业务，朝廷在四川设交子务，发行地方性纸币。币值从1贯到10贯，与支票类似。后改为定额印制，与货币相同。分界发行，定期回收，以二或三年为一界，即纸币的有效使用期限。从仁宗天圣元年至徽宗大观元年（1023～1107）84年间共发行42界官营交子，每界发行额为125万贯，币值是稳定的。后来政府为补财政亏空，滥印滥发交子，导至贬值。大观元年（1107）从第43界起易名为钱引，仍在四川发行。钱引以铁钱为币值本位，纸面上印有界分、年号、面额及图案，面值从1贯到500文，三年为一界。至南宋时，东南发行的纸币叫会子，初亦由商人经营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改为官营，由户部发行会子，通行于浙江、淮、湖北及京西，以会子纳税及交易。三年一界，以铜钱为币值本位，面值有1贯、200文、300文、500文，共发行18界。政府还颁布《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检举者受奖。
  《宋史·食货志》还说“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就是说政府在徽州、池州设造纸局，以楮皮纸抄造会子专用纸，后又于成都及杭州再设局造纸。吴自牧（1231～1309在世）《梦粱录》（1274）《监当诸局》条又说：
  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以务门兼职，以都司官提领。日以工匠二百有四人以取于左帑，而印会归库矣。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先造于徽城，次成都，以蜀纸起解。后因路远而弗给，诏杭州置局于九曲池，遂徙。于今安溪亦有局，仍委都司官属提领，但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交[子]、[钱]引库，在太府寺门内①。
  可见制造并发行纸币在当时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造纸局所属制造币纸的工匠多至204以至1200人，说明其规模之大。《宋史·食货志》还说所造之纸“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在造纸取料及形制上采取了防伪的技术措施。
  金、元两代沿用宋代制度发行纸币，称为交钞、宝钞。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设交钞库发行交钞，分大小两种，与铜钱并用。大钞分1，2，3，5，10贯面值，小钞有100，200，300，500及700文不等。初以七年为限，到期更换新钞。金世宗大定廿九年（1189）取消交钞界限，可无限期流通，这是纸币史中的另一创举。金代币纸用北方桑皮纸印制，纸面印有花纹、面值、某字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据脱脱、欧阳玄《金史》（1345）卷48《食货志·钞币》所述：“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徵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輓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②。
  可见因北方造纸量少，遂将过期作废的交钞回槽重新造纸，叫桑皮故纸钱。元代继续发行纸币，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宝钞，面价有一贯、二贯及10，20，30，50，100，200，300及500文不等。早期纸币多少含有兑换券性质，至元代才成为非兑换性的真正纸币。从此世界进入纸币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新时代，各国逐步效法，直到今日。元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1《公宇》条，载元政府户部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及抄纸坊专司此事，币纸仍用桑皮纸。法国国王路易九世（St.LouisⅨ1214～1270）曾派遣教士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70）出使中国，1253年至，和林，受到宪宗蒙哥（1251～1258在位）接见，在华数月，1255年返回巴黎。他在其游记中谈到中国通行的货币“皆为棉纸（实为皮纸）制成，宽长皆约一掌。其上盖印文，印类蒙哥大汗之玉玺”③。此后，1275年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7～1327）在游记中有更详细记载。据法国人沙海昂（A.J.H.Charignon）本卷2第95章《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云：
  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用。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④。从这之后欧洲人才知道中国使用纸币的事。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在瑞典发行的，美国于1690年、法国于1720年、英国于1797年发行纸币，德国至1806年才发行。瑞典银行制度直接受中国影响⑤。
  三 纸衣、纸被、纸帐、糊窗纸、纸伞、纸灯笼
  宋元时期纸制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先谈纸衣及纸被、纸帐、纸枕等床上用品。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
  山居者常以纸为衣，盖遵释氏云，不衣蚕衣也，然复甚暖。
  因此僧人多服纸衣。杨旻及曹文柱二位作者引宋人诗文集，介绍不少这方面的材料①②。宋人魏了翁（1178～1237）《鹤山集》中说四川有李姓者，以楮衣救济不少贫人。王禹偁（954～1001）《小畜集》（1147）称王审知（862～925）据闽，“残民自奉，人多衣纸”，则五代时亦如此。刘克庄（1187～1269）《后村集》卷117《诗话续集》引徐思远诗：
  纸衣竹儿一蒲团，闭户燃萁自屈盘。
  诵彻《离骚》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
  可见着纸衣有保温作用，可防风寒。王禹偁《小畜集》卷八《道服诗》中还有“楮冠布褐皂纱巾”之句。陆游（1125～1210）《行年诗》有“楮弁新裁就，修然学道装”之句，则以纸为冠亦多僧道所用。关于纸被，陆游在答谢朱熹（字元晦，1130～1200）诗《谢朱元晦寄纸被》中说：“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雕软于绵”，则文人士大夫也以纸为被。宋佛僧惠洪（1071～1128）《石门文字禅》卷13载德洪谢玉池禅师赠纸被诗曰：
  就床堆叠明如雪，引手摸索软似绵。
  拥被并炉和梦煖，全胜白〓紫茸毡。
  洪迈（1117～1184）《盘洲集》卷二有“一点斜光明纸帐”之诗句。而王禹偁《小畜集》卷一所说“风摇纸帐灯光碎”，也指的纸帐。类似记载还见于真德秀（1178～1235）《西山集》卷33中的《纸衾铭》：“朔风（北风）怒号，大雪如席。昼其难胜，况于永夕。……一衾万线，得之曷繇。不有此君，冻者成丘”。陆游《剑南集》卷21谈纸被时写道：“村居日饮酒，对梅花醉。则拥纸衾熟睡，甚自适也”。他还有“纸被蒙头方坐稳”诗句。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更谈到纸枕：“摄生者尤忌枕高，直枕纸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渐次取之，迨至告尽，则可不俟枕而寝也。若如是，则脑血不减，神光愈盛矣”。因而用纸枕还成为一种养生之术。以上所述都是平日所用，曾公亮（998～1078）《武经总要》（1044）《前集》卷13讲到士兵作战身上披的护身甲时指出：“有铁、皮、纸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③。说明护甲有铁制、皮制和纸制三种，纸甲必是以许多层纸板制成，比铁甲轻便，亦可起防矢护身作用。早在南北朝时已有纸甲，以后一直使用。
  本书第四章谈到唐代糊窗纸，要求用防风雨而又半透明的油纸。宋元时继续以油纸糊窗，且有作油纸的记载。明《永乐大典》（1408）卷8841谈煎窗油法时，引宋代福建惠安人温革（1085～1147在世）《分门琐碎录》的煎油诗④：
  五桐八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壳研。
  光粉黄丹各七匕，柳枝搅用莫轻传。
  又诗：
  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草麻去壳研。
  光粉黄丹杏仁一，柳枝打出似神仙。
  文字解释说：紫芥菜用石灰和之，其色转深，可以刷窗牖。煨熟皂子，热汤泡研如泥，用以粘油纸窗不脱，皂荚挼水打糊亦可。又靛青一斤，令入槐花末二两，水调，刷染窗牖，以油油之。《宣和殿油窗法》诗：
  桐三麻四不须煎，草麻十五细细研。
  定粉一钱和合了，太阳一见便争先。
  凡油窗不及煎者，用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顺手不住打，令匀，用鹅毛刷上简而妙。
  这里介绍了好几种煎窗油的方法，以第一种方法为例，取五份桐油、八份麻油调合在一起，放入20粒去壳、研细的草麻子，再加入淀粉及黄丹各七匙，用力迅速搅匀，勿需煎炼，即成。其中黄丹又名铅丹，化学成分是四氧化三铅（Pb3O4），黄红色粉状，加入此物有杀虫灭菌作用，也使油略呈黄色。油料主要成分是桐油与麻油，二者可以不同比例（5∶8，4∶3及3∶4）调配，再加其他辅助剂。加入淀粉（光粉、定粉）可能使油更呈粘性，易于刷在纸上。油料配好后，有不同方法可使之刷在窗纸上。如向油料中加入紫芥菜与石灰调合液，则颜色转绿，用毛刷刷在纸上。亦可将皂荚子汁配入，再刷纸；最后，还可将靛青、槐花末与油料配合刷之。每种方法都有不同效果，总的说来是使糊窗纸有抗水性、透明性、耐久性，有时还可呈现颜色。桐油有一种不太好的嗅味，加入麻油的目的是使此味减软。此后窗纸油的配方大体与此相同。
  使用油纸的日常用具还有纸雨伞和纸灯笼，在宋元时期也广为普及。北宋画家张择端（1076～1145在世）的大型绢本画《清明上河图》描写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清明时节的城市繁华盛况，画面上可以看到不少雨伞，有大伞也有小伞，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北宋文学家孔平仲（约1042～1122在世）《遇雨诗》有“狂风乱掣雨伞飞，瘦马屡拜油裳裂”诗句，写春秋时情景。而他的《大雪诗》“弥登曹亭要远望，纸伞掣手不可操”，则描写寒冬雪天持伞情景。苏轼诗有“蜡纸灯笼幌云母”诗句，而宋僧人普济（1179～1253）《五灯会元》（约1230）称：“宜鉴禅师往龙潭棲止，一夕侍立次潭曰：‘更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点纸灯度与师。师拟接，便吹灭，师于此大悟”。
  四 纸扇、风筝、纸牌、剪纸、纸人形
  还有一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必须用的纸制品是纸扇。扇有各种形式，常用的是团扇，扇面早期用绢，后改用纸，且有书画点缀在上面。现在用的折扇古称聚头扇，是从高丽传入的。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12说：“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摺者。元初东南夷人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这种说法可能值得商榷，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研究，高丽的摺扇从日本学来，宋代时传入中国。当时传入中国的金银画摺叠扇是日本货，白摺扇是高丽仿制品。苏轼、邓椿等文士都赞赏过摺扇。南宋时临安街上已有摺扇铺，摹仿制作①。我们查得南宋人朱弁（1080？～1144）《曲洧旧闻》（约1135）曾载：哲宗（1086～1100在位）御讲筵，诵读毕，赐坐，例赐扇。潞公见帝手中独用纸扇，率群臣降阶称贺。潞公指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天圣进士，历任殿中侍御史等职，曾两次拜相，封潞国公。故事发生于1086～1088年之间，文彦博之所以率群臣称贺，可能因哲宗手持纸扇表示不讲奢侈。南宋署名西湖老人的作者（1165～1124在世）于《繁盛录》（约1200）中介绍当时杭州时写道：“诸行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麻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蠲糨纸、造翠纸、乾红纸”②。可见纸扇行成为南宋都城行市之一。同书还指出：“街市扑卖，尤多纸灯，不计其数目”。纸扇行所卖的，包括纸面团扇和摺扇。
  纸制品除作为玩具及娱乐用外，还有风筝、纸牌和纸人形。纸糊风筝以前叫纸鸢，宋以后多称为风筝。北宋人郭若虚（1039～1095在世）《图画见闻志·记艺》（约1075）篇载，五代末至北宋初著名画家郭忠恕（字恕先，约912～977）遇一富人，饷以酒肉，然后请画家在一幅巨纸上作画。郭忠恕稍作思索后，在纸的前端画了个儿童手持线车，在纸尾部画出一个风筝，而纸中间没有画什么，只以一线将首尾两端联在一起。这件事后来在艺坛中传为佳话。前述西湖老人《繁盛录》，还谈到杭州“街市举放风筝”，诸行市中有卖风筝者。南宋末的文人周密（1232～1298）在《武林旧事》（约1270）中追忆宋室南渡后临安城内往事时，提到淳熙间（1174～1189）宋孝宗赵睿（1127～1194）在杭州西湖与民同观烟火和风筝表演③。周密还谈到杭州放风筝的艺人周三、吕偏头。当时成年人和儿童都喜欢风筝。
  宋人李石（1108～1183？）《续博物志》卷10说：“今之纸鸢引丝而上，令小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可见放风筝还被看成是体育游戏。像过去一样，宋元时风筝再次用于军事目的。据《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时，蒙古军在速不台（1170～1248）率领下围攻金都汴京，双方相持十多日。此时守城的金首相白撒（1177～1234在世）本非将才，又刚愎自用，先以红纸灯为号，偷袭敌营失败后，又从城上放纸鸢，置文书于其上，飞至蒙古军中被俘的金兵营中断之，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又告失败。因此人们讽刺这位末期宰相，想以纸灯、纸鸢退敌则难矣。
  此外，据宋人孟元老（1087～1165在世）《东京梦华录》（1147）卷六记载，北宋时汴京街上“设长竿高数十丈，以绘彩结束，以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这是说，在高竿上用彩带扎成许多结，再将用纸糊成的各种戏剧人物悬在竿上，风吹动纸人就如同飞仙。这也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同时，宋代城市街道上到处走动的货郎，还出卖许多纸制人形等玩具供儿童玩耍。这些玩具都着以各种颜色，上面还画着图案等，以吸引顾客。
  从唐代起兴起的纸牌，在宋代有进一步发展。欧阳修《归田录》（1067）卷二写道：
  唐世士人盛行叶子格（纸牌），五代、国初（北宋初）犹然，后渐废不传。今其格世或有之，而无人知者。惟昔杨大年（杨亿，字大年，974～1020）好之，仲侍制（仲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叶之彩，名红鹤、皂鹤，别演为鹤格。……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今纪无知者①。
  实际上纸牌游戏在宋元时期一直未断。美国人卡特认为纸牌在中国印刷术西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写道： “到了宋代，这种叶子格的演进似乎采取两种形式。有些仍继续印在纸上，但印刷的花样更为复杂，发展出各种图形和习俗相沿的图案，成为中国以及欧洲纸牌的祖先 ”。
  卡特引法国汉学家勒牡萨（AbelRémusat，1788～1832）主张 “纸牌发明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0）”的说法后，提出此说法要大大修正。前引杨亿所玩的纸牌，就早于宣和，卡特认为纸牌可追溯到 969年②。明人翟佑有《宣和纸牌谱》，收入《说郛续》卷38，虽所载多为后期物，但也不难看到早期痕迹。本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纸牌（9. 5×3. 5厘米），年代不好确定，可能是 14世纪左右，即相当于元代。这正是欧洲纸牌开始出现的时间，这就是说蒙古军西征时，将纸牌辗转传入欧洲。
  宋代还流行着影戏，所用人物由纸制或革制。吴自牧（约1231～1309在世）《梦粱录》（1274）卷20《百戏技艺》中写道： “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阎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③。
  剪纸在宋代也很盛行，周密《志雅堂杂抄》（约1270）卷上称：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 ④。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记》详细地介绍杭州街上经营小买卖的各个行业，其中有纸画儿、扇牌儿、剪字、剪镞花样、胶纸、风筝、药线、油纸、圪伯纸、镟影戏、卖烟火、糊刷、屋头挂屏、诸色经文等， “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 ”⑤。其中剪字技巧很高，杨万里（1127～1206）有赠剪纸道人诗，序中说： “道人取义山《经年别远公诗》，用青纸剪作米元章字体逼真 ”。就是说能用蓝纸剪出北宋书法家米芾写的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剪字字体与米芾字体逼真。
  这里特别还应提到与剪纸、影戏有关的影戏灯，俗称走马灯。它是按燃气轮原理制造出来的。宋开封人金盈之（1091～1161在世）《醉翁谈录》卷上回忆北宋都城汴京风俗及社会繁荣情况时说： “上元自月初开东华门为灯市。十一日车驾谒原庙回，车马自阙（宫）前皆趋东华门外， …… [有]镜灯、字灯、马骑灯、风灯、水灯…… ”范成大（1126～1193）《石湖居士诗集》卷23《上元（正月十五日）纪吴中节物徘谐体三十二韵上》有 “转影骑纵横 ”之句，自注曰 “马骑灯 ”。姜夔（ 1163～1203）《白石道人诗集》卷下《观灯口号十首》第七首诗 “纷纷铁马小回使，幻出曹公大战车 ”，讲的也是走马灯。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论灯品时说： “此外有五色蜡纸菩萨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 ”。
  刘仙洲（1890～1975）先生说，骑灯构造原理是，在立轴上横装一叶轮，立轴下置一烛。燃烛时燃气上升，推动叶轮旋转。立轴中部沿水平方向装四根细铁丝，每根铁丝粘上纸剪的人马。将以上都放在纸糊灯笼内，夜间点烛时，剪纸人马随叶轮及立轴旋转，其影子投射到 灯笼纸上，从外面看上去就见纸剪人马旋转如飞①。这种玩具灯具有科学发明的意义，主要是它启示这样一种思想：用燃气驱动叶轮旋转，使热能变为动能。15世纪后半叶欧洲工程师用同样原理将叶轮、立轴放入烟筒中，旋转时通过齿轮带动烤肉铁叉旋转。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曾设计过这种装置。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博士认为西方利用上升热气流的这种装置“极有可能导源于中国较早期的走马灯，（zoetropes），而走马灯可追溯到唐代，如果不是汉代的话……”②
  从南北朝、隋唐以来葬仪中供人在阴世间用的纸钱及其他纸制品，也在宋代得到大发展，而且制造得越来越精细。街上有专门商品出售这类纸制品，而不只在葬礼时用，节日也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谈北宋汴京中元节（七月十五日）风俗时写道：
  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节、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又以竹秆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
  “九月重阳（九月九日）……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写于灶上。……近春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除夕，……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中外③。
  五 农用育蚕纸及工业烟火用纸
  纸除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外，还在工农业生产中有广泛用途。中国是个养蚕大国，各地蚕农育蚕时，当雌蛾生蚕卵之际，都要用厚桑皮纸承受，让蚕卵粘在纸上，粒粒铺匀，名曰蚕连。再卷起收存，以待来年育蚕。古时用布承受蚕卵，实践证明以纸代布，效果更好，更易贮存。元代农学家王祯（1260～1330在世）《农书》（1313）卷20写道：“蚕连，蚕种纸也。旧用连二大纸，蛾生卵后，又用线长缀，通作一连，故因曰连。匠者尝别抄以鬻之。《务本新书》云：蚕连，厚纸为上，薄纸不禁浸浴。如用小灰纸更妙”。《务本新书》是元初一部农书，成于13世纪。按费著《蜀纸谱》（约1360）云：“双流纸出于广都，每幅方尺许，品最下，用最广，而价亦最贱。……亦名小灰纸”。
  小灰纸实为粗制皮纸，因树皮外壳青皮碎片未除尽，纸呈灰色，故名。收蚕卵一般用桑皮纸或楮皮纸。
  宋代是火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年节时经常放的烟火和爆仗，都是将火药放入纸筒中，再通过“药线”点放。药线所用火药含硝石较多，含硫量低，或主要以硝石与木炭为之，再将其以纸捲成，故名。实际是引火或起爆用。做药线的纸要薄而强韧，做火药筒的纸要厚，可以用较次而便宜的纸，数层粘在一起。除烟火外，有些实战用的火器，如火箭筒、火球等也用纸作成①。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写道：“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传之。”杨万里《诚斋集·卷44》载《海鰌赋后序》（约1170）谈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军以霹雳砲击败金水军时写道：
  绍兴辛巳（1161），逆亮（完颜亮）至江北，掠民船，指挥其众欲济。我（宋）舟伏于七宝山后，……舟中忽发一霹雳砲，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硝石、木炭]。砲自空中而下落水中……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②
  霹雳砲实际上是早期以火箭原理发出的炸弹。《金史》（1345）卷116《蒲察官奴传》载1233年金军以飞火枪击杀蒙古军围城时写道：“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层）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硝石]之属，以绳系枪端”③。这里谈的也是一种火箭。宋元时一方面将大量纸制品在祭祀及葬仪中焚烧，另方面还用大量纸制成烟火及火器供爆炸及爆燃。纸包不住火，却可以包住比火更猛的火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