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宋元时人们喜欢用特制的纸作信笺和诗笺，形式各种各样。除上述宋初谢公十色笺外，还有颜直之的色笺。颜直之字方叔，号乐闲，吴人，为宋代画家，工人物，又善写小篆，事迹不详。明人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卷二云：
  宋颜方叔尝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砑花竹、麟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
  宋人颜直之所制色笺虽颜色种类不多，但纸染好后，又在纸上砑以人物、花竹、山林、虫鱼等画，则另有雅趣，实际上是彩色砑光纸。由于颜直之本人就是画家，由他起草的画稿经精刻于木板并压在纸上后，“精妙如画”，所以士大夫甚为珍重。如果在色纸上再直接画成画，再在上面写字，也是另有妙趣。
  宋元砑花纸也有传世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韩马帖》，用纸呈斗方形（33.2×33.2厘米），纸面呈现云中楼阁的图案，便是砑花纸。同样，宋末元初画家李衎的《墨竹图》（29×87厘米），用纸幅面较大，纸的右上方呈现“雁飞鱼沉”四个篆字，左上面有“溪月”隶体文字。同时纸的中间呈现雁飞于空、鱼浮于水的图画，读者可从图上仔细在竹叶中间看到雁飞的白线条图案（图5-4）。我们认为这些鱼雁图有“鸿雁捎书”、“鱼传尺素”之寓意，因而此纸裁短可作信笺。此纸为皮纸，白间黄色，表面涂蜡，又经砑光，因此可称为砑花蜡笺纸。李衎于元贞元年（1295）任礼部侍郎，皇庆元年（1312）累官至吏部尚书，拜集贤院大学士，因此这位画家兼内阁大臣用纸是相当考究的。其《墨竹图》是双重艺术珍品，正如米芾的《韩马帖》那样。
  唐代兴起的花帘纸或水纹纸，虽不见实物遗存，但北宋初这类实物保存下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建中（945～1108）的《同年帖》（图5-5），是迄今所见较早的水纹纸。李建中字得中，宋初书法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任大理寺评事、工部郎中、太常博士，官终太府寺。《同年帖》是他写的一封信，提到与他同年中进士的邵兵部，故名《同年帖》。该帖由大小两纸联成，其中小纸（8.3×33厘米）为楮皮纸，纸面呈现波浪纹图案。由此可知水纹纸多作信笺用。上海博物馆藏北宋文学家沈辽（1032～1085）的《所苦帖》，纸面上也呈现与《同年帖》同样的水纹。
  前代有名的薛涛笺和澄心堂纸，宋元时期仍继续仿制，为人们所喜欢。清初人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1705）卷12引《雪蕉馆纪谈》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之。玉珍建捣锦亭于浣花[溪]，置笺局，俾子良领其事”①。按明玉珍（1331～1366）于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领兵入蜀，十八年（1358）克成都，自称蜀王，次年（1360）称帝，国号大夏。因此他据蜀时间为1358～1366年，这也是陆子良仿制薛涛笺的时间。由于得到当地统治者支持，设官局制造，则元末时成都所造薛涛笺在质量和数量上超过唐代，是可想而知的。自从五代南唐（937～958）灭亡后，从宫中流出内府御用的澄心堂纸后，因其质地洁白、细腻而又浑厚，引起北宋文人喜爱，不断写诗称赞。此纸遂身价提高，以至“百金市一枚”。为满足人们需要，北宋时起仿制。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谈及，大约在1043～1045年梅尧臣（1002～1060）从欧阳修（1007～1062）及宋敏求（1019～1079）那里得到南唐澄心堂纸后，又将纸样送给潘谷（1010～1060在世）。
  潘谷是徽州人，善制墨，因澄心堂纸在他家乡制造，他又认识那里的纸工，遂于徽州依样仿制，时间约在1045年前后，从而宋仿澄心堂纸得以大规模生产。潘谷将仿品300张回赠梅尧臣。梅赠潘的诗中说“君使制之精意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便于使用，宋代澄心堂纸比南唐纸薄一些，其他方面是一样的。明人屠隆（1542～1605）《考槃馀事》（约1600）卷一云：“尝见宋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不可得矣”①。又说：“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1049～1100）画，多用此纸。”明人谢肇淛（1567～1647在世）《五杂俎》（1616）卷12云：“宋子京（宋祁，998～1061）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阳公（欧阳修）作《五代史》亦然”②。所有这些都应理解为宋仿澄心堂纸，而非南唐纸。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读王著临摹内府所藏法帖上石，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拓成十卷《淳化阁帖》，恐亦难信。不过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的《昇元帖》倒有可能用澄心堂纸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