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纸的加工技术方面，宋元继承隋唐五代的传统，且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各种染色纸，像唐代一样，宋代仍重视黄纸，尤其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均规定用黄纸。南宋人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卷189称：“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以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
  宋人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1131）卷二也写道：
  嘉祐四年（1059）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集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蠹败。至嘉祐六年（1061），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
  沈括《梦溪笔谈》（1088）卷一同样提到：
  今三馆秘阁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1056～1063）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讐四方书，给吏百人写之，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是私家不敢辄藏③。
  “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及史馆，掌内府藏书、校书及修史，本为唐代建制，宋代因之，但均设置于崇文院内。用黄蘗染纸，确可防蛀，而内府秘籍以黄纸大册装订，加盖朱印，便无人再敢盗出与收藏了。此为防蛀、防盗之双重措施，自然在三馆秘阁中要有染纸匠、装潢匠多人。从沈括所载“给吏百人写之”，可见宋代在人员编制规模上已超过唐代。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02）卷152又说：“绍兴十四年（1144），诏诸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这说明不只内府御用藏书以黄纸抄印，而且要求各地方亦应将其刻板书籍以黄纸各印一套，进呈中央政府。除官府用文书外，民间刊印或抄写的宗教经典也多用黄纸，这与前代是一样的。除黄纸外，蓝色纸、红色纸也常用于一些不同场合。
  宋人加工制造出的各种颜色的彩笺，也为后代人所称道，尤其“谢公笺”，与历史上唐代著名的“薛涛笺”齐名。元人费著《蜀笺谱》写道：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笺]，有薛涛[笺]。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写信），俗因以为名。……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深蓝）、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杨文公亿《谈苑》载韩溥寄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谢公笺出于此乎？[薛]涛（768～813）所制，特深红一色尔。此处所说谢公当为谢景初（1020～1084），字师厚，北宋富阳（浙江）人，宋国史馆编修官、知制诰、直集贤院学士谢绛（995～1039）之子。谢景初于庆历（1041～1048）年中进士后，任余姚县令，筑海堤防潮，民赖以安。旋转海州通判、湖北转运判官，成都路提刑，后以屯田郎致仕（退休）。他博学能文，尤工于诗。谢景初所创制的十色信笺，可能完成于四川任内，受薛涛笺影响。但鉴于涛笺只有一种颜色，未免单调，遂出己意设计出以红、黄、蓝三种染液调制的十种色调的彩纸，丰富多彩。谢公笺是对薛涛笺的新发展，尺幅应比后者大些。元人费著还说北宋初人杨亿（974～1020）《杨文公谈苑》中引韩溥（928～1007在世）诗“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所说“十样蛮笺”，可能是谢公笺的先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韩溥、杨亿都是谢景初父辈时的人。在他以前半个世纪，四川已有了“十样蛮笺”，失传后他起意造出更漂亮的十色信纸。
  唐代时著名的黄、白蜡笺“硬黄”和“硬白”，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演变成黄、白经笺或黄、白蜡经笺。人们注意到这种黄色蜡笺，是从“金粟山藏经纸”的发现开始的。金粟山在浙江海盐县西南35里，山下有金粟寺，初建于三国时吴的赤乌年间（238～250），经历代修建，至北宋时仍香火繁盛。诗寺经各方募资，于熙宁年间（1068～1077）写造大藏经以为镇寺之宝。明人董毂（1482～1562在世）《澉水续志》（1557）卷六《祠宇志》称：
  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其纸幅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1078～1086）年号，五百年前物矣。其纸内外皆蜡，无纹理，与倭纸相类，造法今已不传，想即古所谓白麻纸也。……日渐被人盗去，四十年而殆尽，今无矣。计在当时縻费不知几何？谅非宋初盛时不能为也。
  明人胡震亨（1567？～1634）《海盐县图经》（1624）《杂识篇》说：
  金粟寺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摩光莹[滑]，以红丝栏界之。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泽，如髹漆可鉴。纸背每幅有小、红印，文曰‘金粟山藏经纸’。有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遍行宇内，所存无几。与此同时，法喜寺所藏大藏经用纸也与金粟山藏经纸相似，每纸印有小红印，文为“法喜大藏”。纸高1.7尺、长3.3尺（约56×109厘米）。这些纸在明代从寺内流出后，便为世人看重，竞相购求，常用作书画引首。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所说“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即指金粟笺，以其由数层纸构成，故揭开当宋笺使用。清人周嘉胄（约1731～1795年在世）《装潢志》称：“余装裱，以金粟笺、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①。这些纸至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还在传世。张燕昌（1727～1802在世）特意写了《金粟山笺说》（约1800）介绍此纸②，从此其名声大振，并由人贡入内府。清高宗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有意访求，收罗了民间收藏的不少金粟笺。他还用揭下的纸御书《波罗蜜心经》。而宫内珍贵书画如晋人陆机（261～303）《平复帖》、明人文征明（1470～1559）《漪兰室图》卷轴引首，均用宋金粟笺。
  关于这种纸的原料及形制，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麻纸，有的说是茧纸，甚而有人认
  为不是纸，而是所谓“树皮布”①，真可谓众说纷纭。为探明究竟，笔者化验了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经纸，检验结果表明这批纸用不同原料纸写成，其中有麻纸，也有桑皮纸，但以皮纸居多，绝不是什么“树皮布”，亦非茧纸。每张纸都比较厚，确可分层揭开，纸呈黄色或浅黄色，表面施加蜡质，再经砑光，因此帘纹不显，而表面平滑，制作精细，确实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
  每张纸背面都有若干小红印，印文为“金粟山藏经纸”或“法喜大藏”。然而揭开后的内层纸，并没有蜡，帘纹便明显可见了，但纸面上则隐约出现上一层纸渗下的墨迹，每层纸并不厚，三四层连在一起才显得厚。纸上墨迹端正圆熟，墨色发光。这上万卷的金粟山藏经，以良纸、佳墨及书法高手写成，正如明人董榖所说，其耗费一定很高，非北宋盛时不可为也。与金粟笺对应的北宋造白蜡笺，亦有实物可供吾人研究。前述1966年浙江瑞安县仙岩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时（1034～1043）刻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即用白蜡笺。纸直高30、横长65.2厘米，由11枚纸印成。此纸白色，表面平滑、加蜡，纤维交织匀细，纤维束少，帘纹不显，较厚，可分层揭开。纸表似乎还有白粉，是上等白蜡笺纸上书以泥金②，是宋代白经笺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