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关于宋代纸品种的综合介绍
  宋元时不但在造纸原料方面，而且在纸的加工和品种方面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南宋人陈槱（1150～1201年在世）《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中介绍说：
  布缕为纸，今蜀牋尤多用之，其纸遇水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古称剡藤，本以越溪为胜。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而藤[纸]乃独推抚[州]之清江，青江佳处在于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纸]色理极腻白，然纸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糨（糊）而后用，既光且坚，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葺去尽，筋骨莹沏，是谓之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江南旧称澄心堂纸，刘贡父诗所谓百金售一幅，其贵如此。然为吴、蜀所掩，遂不盛行于时。
  此处所说的刘贡父为刘攽（1023～1089）之字，我们疑心当为刘敞（1019～1068）之字刘原父。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宋代各产地及纸的品种与特点，有四川的厚、薄麻纸、浙江剡溪的藤纸、江西抚州的清江纸（藤纸）、浙江绍兴的竹纸、安徽新安的玉版纸（皮纸）、苏州的竹纸和安徽歙州的宋仿澄心堂纸（楮皮纸）。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云：“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浙江）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②。因而对陈槱的上述记载，又补充了浙江稻草纸及麦杆纸、北方的桑皮纸，且指出川麻纸有玉屑纸及屑骨纸之名号。
  明人屠隆（1542～1605）《纸墨笔砚笺·纸笺》谈到宋纸时指出：
  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作]画，多用此纸。……有歙纸，今徽州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光滑莹白可爱。有黄、白经牋，可揭开用之。有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榖（903～970）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鄱阳白。有藤白纸、观音帘纸、鹄白纸、蚕茧纸、竹纸、大笺纸。有彩色粉笺，其色光滑，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多用之作画、写字①。此外所提到的澄心堂纸、黄经笺、白经笺、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
  及彩色粉笺，都是宋代的加工纸名称。澄心堂纸是仿制五代澄心堂纸而制成，其他名目的纸或经染色、加蜡、添粉，或以泥金绘成图案，或兼而有之。巨幅匹纸、鄱阳白、观音帘纸、鹄白纸及大笺纸，应均为细白精细的皮纸，供作高级文化用纸。
  《宋史·地理志》（1345）更载徽州府贡白苧纸，池州贡红白纸，成都府贡笺纸。关于徽州贡纸情况，还见于淳熙《新安志》（1114）卷二《贡纸》条，其中提到宋代新安（今安徽徽州）向朝廷解运的贡纸时写道：“贡表纸、麦光、白滑、冰翼纸。..熙宁（1068～1077）中，贡白滑纸千张、大龙凤墨十斤。元丰（1078～1085）中，贡白苧十匹，纸如熙宁，而无墨。”同书更载北宋时新安“上供七色（种）纸，岁百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44.8万余张）。七色者：常样、降样、大抄、京连、三抄、京抄、小抄。自三抄以下，折买奏纸是为七。外有年额折银纸。..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歙州岁供大纸数多，颇劳民，思有以宽之。”大抄纸是作榜纸用的，表纸即奏本纸，麦光纸、白滑纸、冰翼纸和凝霜纸，都是指洁白平滑而细薄的楮皮纸。常样、降样、大抄、京抄、京连、三抄、小抄等名目，是就纸的规格尺寸而言者，共有七个尺寸的纸，故称“七色纸”，不是指七种颜色的纸。
  弘治《徽州府志》（1502）卷二《物产志》进一步解释说：
  旧（宋）有麦光、白滑、冰翼、凝霜之目，歙绩溪界中有地名龙须山，纸出其间，名龙须纸。大抵新安之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如玉雪者，水色所为也。其岁晏敲冰为之者，益坚韧而佳。宋时纸名则有所谓进昇、殿昇、玉版、观音、京帘、堂昇之类，亦出休宁之水南及虞芮、良安、和睦三乡，余见《拾遗忘》。按旧志（淳熙《新安志》）虽载此，然今新安纸绝无佳名，惟市于常山、开化二县者乃佳②。
  由此我们知道宋代徽州地区楮皮纸产地及当地水质情况。这一带的纸在五代南唐时便供内府使用，宋代时一仍其旧，明代起内府才改用别处纸。
  二 关于元代纸品种的综合介绍
  关于元代所造的各种纸，元人费著（1303～1363在世）《蜀笺谱》（约1360）称：
  广都（四川成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纸，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清洁。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者，谓之假荣。造于冉村[者]，曰清水纸；造于龙溪乡[者]曰竹纸。蜀中经史子籍，皆以此纸传印。而竹纸之轻细似池纸，视上三色纸，价稍贵。近年又仿徽[州]、池[州]法，作胜池纸，亦可用，但未甚精致尔。
  可见四川所造大幅本色纸叫假山南纸，小幅粉笺叫假荣纸，造于冉村的叫清水纸或冉村纸，造于龙溪乡的叫“竹纸”，所有这四种纸都以楮皮为原料。其中“竹纸”最为精细而白簿，价钱较贵。蜀人造楮皮纸，意在与徽州、池州的楮皮纸竞争市场，并仿造其所产，纸名为胜池纸，颇有竞争意识。《蜀笺谱》谈到四川麻纸品种时说：“笺纸有玉版，有贡馀，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贡馀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因而麻纸也有不同名目，其中玉版纸及贡馀纸是上等麻纸，注意此处的玉版纸与其他地方的玉版纸在用料上是不同的。同时还指出：
  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笺。又有青白笺，背青面白。有学士笺，长不满尺。小学士笺又半之。仿姑苏作杂色粉纸，曰假姑苏版，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姑苏笺皆罗纹，惟纸骨柔薄耳。若加厚壮，则可胜苏笺也。
  连二纸、连三纸及连四纸的名目不见于宋及宋以前文献，是从元代开始出现的，连四纸在明清时又名为“连史纸”，此名一直沿用到现在。而在不同时期的连史纸，用料不同，除四川外，江西、福建等地也有连史纸名目。关于这种名目的由来，过去人们认为是由连氏兄弟造的，且以其排行而名纸。我们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可能属于一种附会。元代人费著谈连四纸时加注曰：“售者连四一名曰船笺”，可见不是连姓人所造。我们认为纸名来自抄造方法，过去造纸多是一帘一纸，如果将棉布条缝在一长的抄纸竹帘中间，使帘面一分为二，则捞纸时，一帘便可同时形成两张纸。因为棉布条阻止滤水，在这上面的纸浆不能形成湿纸面，所以将一帘抄两纸取名连二纸。同理，加两个布条，则一帘三纸（图5-3）；加三个布条，一帘四纸。用这种方法捞纸，在单位时间内无形中成倍地提高了工效。这是元代纸工对抄纸帘结构所作出的技术革新。但以此法捞纸，要求抄纸匠的技能要更为熟练，翻帘时要将两张纸准确地压在湿纸堆上。一帘二纸操作较易，三纸、四纸更难。后来的连四纸或连史纸，有时只存其名，实际上仍是一帘一纸，只不过幅面较大。最初的连二、连三、连四纸幅面较小。这类纸一般由一个人操作，在近代纸坊中，我们还经常看到这种抄纸方法。
  费著所述的纸偏重四川，对外省纸谈得不多，可由其他著作加以补充。明人曹昭（1354～1410在世）著、明人王佐（1406～1479）增《格古要论》卷二云：“元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又有白箓纸、匹纸、清江纸，皆出江西。赵松雪（赵孟頫）、〓子山（〓〓，1295～1345）、张伯雨（张雨，1277～1348）、鲜于枢（1256～1301）书，多用此纸”①。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卷7有同样记载①元代人程棨（1275～1350在世）《三柳轩杂识》还提到“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至和（1054～1055）以来方入贡。贵权求索寖广，而纸户力已不能胜矣。吴越（五代）钱氏时，供此纸者蠲（减免）其赋役，故号蠲[纸]云”②。浙江温州桑皮纸从五代历宋元时一直入贡，质量确实好，有出土实物为证。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宋元时期在主要产纸区浙江、安徽、江西、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已造出大量不同品种的纸，其中不少是加工纸，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但产地多集中于江南，这是与造纸重心南移有关。北方在辽、金地区同样产纸，以后将会谈到。
  三 防蛀纸、谢公笺、黄白蜡笺、金粟笺
  在纸的加工技术方面，宋元继承隋唐五代的传统，且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各种染色纸，像唐代一样，宋代仍重视黄纸，尤其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均规定用黄纸。南宋人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卷189称：“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以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
  宋人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1131）卷二也写道：
  嘉祐四年（1059）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集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蠹败。至嘉祐六年（1061），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
  沈括《梦溪笔谈》（1088）卷一同样提到：
  今三馆秘阁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1056～1063）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讐四方书，给吏百人写之，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是私家不敢辄藏③。
  “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及史馆，掌内府藏书、校书及修史，本为唐代建制，宋代因之，但均设置于崇文院内。用黄蘗染纸，确可防蛀，而内府秘籍以黄纸大册装订，加盖朱印，便无人再敢盗出与收藏了。此为防蛀、防盗之双重措施，自然在三馆秘阁中要有染纸匠、装潢匠多人。从沈括所载“给吏百人写之”，可见宋代在人员编制规模上已超过唐代。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02）卷152又说：“绍兴十四年（1144），诏诸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这说明不只内府御用藏书以黄纸抄印，而且要求各地方亦应将其刻板书籍以黄纸各印一套，进呈中央政府。除官府用文书外，民间刊印或抄写的宗教经典也多用黄纸，这与前代是一样的。除黄纸外，蓝色纸、红色纸也常用于一些不同场合。
  宋人加工制造出的各种颜色的彩笺，也为后代人所称道，尤其“谢公笺”，与历史上唐代著名的“薛涛笺”齐名。元人费著《蜀笺谱》写道：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笺]，有薛涛[笺]。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写信），俗因以为名。..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深蓝）、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杨文公亿《谈苑》载韩溥寄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谢公笺出于此乎？[薛]涛（768～813）所制，特深红一色尔。此处所说谢公当为谢景初（1020～1084），字师厚，北宋富阳（浙江）人，宋国史馆编修官、知制诰、直集贤院学士谢绛（995～1039）之子。谢景初于庆历（1041～1048）年中进士后，任余姚县令，筑海堤防潮，民赖以安。旋转海州通判、湖北转运判官，成都路提刑，后以屯田郎致仕（退休）。他博学能文，尤工于诗。谢景初所创制的十色信笺，可能完成于四川任内，受薛涛笺影响。但鉴于涛笺只有一种颜色，未免单调，遂出己意设计出以红、黄、蓝三种染液调制的十种色调的彩纸，丰富多彩。谢公笺是对薛涛笺的新发展，尺幅应比后者大些。元人费著还说北宋初人杨亿（974～1020）《杨文公谈苑》中引韩溥（928～1007在世）诗“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所说“十样蛮笺”，可能是谢公笺的先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韩溥、杨亿都是谢景初父辈时的人。在他以前半个世纪，四川已有了“十样蛮笺”，失传后他起意造出更漂亮的十色信纸。
  唐代时著名的黄、白蜡笺“硬黄”和“硬白”，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演变成黄、白经笺或黄、白蜡经笺。人们注意到这种黄色蜡笺，是从“金粟山藏经纸”的发现开始的。金粟山在浙江海盐县西南35里，山下有金粟寺，初建于三国时吴的赤乌年间（238～250），经历代修建，至北宋时仍香火繁盛。诗寺经各方募资，于熙宁年间（1068～1077）写造大藏经以为镇寺之宝。明人董毂（1482～1562在世）《澉水续志》（1557）卷六《祠宇志》称：
  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其纸幅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1078～1086）年号，五百年前物矣。其纸内外皆蜡，无纹理，与倭纸相类，造法今已不传，想即古所谓白麻纸也。……日渐被人盗去，四十年而殆尽，今无矣。计在当时縻费不知几何？谅非宋初盛时不能为也。
  明人胡震亨（1567？～1634）《海盐县图经》（1624）《杂识篇》说：
  金粟寺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摩光莹[滑]，以红丝栏界之。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泽，如髹漆可鉴。纸背每幅有小、红印，文曰‘金粟山藏经纸’。有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遍行宇内，所存无几。与此同时，法喜寺所藏大藏经用纸也与金粟山藏经纸相似，每纸印有小红印，文为“法喜大藏”。纸高1.7尺、长3.3尺（约56×109厘米）。这些纸在明代从寺内流出后，便为世人看重，竞相购求，常用作书画引首。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所说“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即指金粟笺，以其由数层纸构成，故揭开当宋笺使用。清人周嘉胄（约1731～1795年在世）《装潢志》称：“余装裱，以金粟笺、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①。这些纸至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还在传世。张燕昌（1727～1802在世）特意写了《金粟山笺说》（约1800）介绍此纸②，从此其名声大振，并由人贡入内府。清高宗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有意访求，收罗了民间收藏的不少金粟笺。他还用揭下的纸御书《波罗蜜心经》。而宫内珍贵书画如晋人陆机（261～303）《平复帖》、明人文征明（1470～1559）《漪兰室图》卷轴引首，均用宋金粟笺。
  关于这种纸的原料及形制，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麻纸，有的说是茧纸，甚而有人认
  为不是纸，而是所谓“树皮布”①，真可谓众说纷纭。为探明究竟，笔者化验了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经纸，检验结果表明这批纸用不同原料纸写成，其中有麻纸，也有桑皮纸，但以皮纸居多，绝不是什么“树皮布”，亦非茧纸。每张纸都比较厚，确可分层揭开，纸呈黄色或浅黄色，表面施加蜡质，再经砑光，因此帘纹不显，而表面平滑，制作精细，确实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
  每张纸背面都有若干小红印，印文为“金粟山藏经纸”或“法喜大藏”。然而揭开后的内层纸，并没有蜡，帘纹便明显可见了，但纸面上则隐约出现上一层纸渗下的墨迹，每层纸并不厚，三四层连在一起才显得厚。纸上墨迹端正圆熟，墨色发光。这上万卷的金粟山藏经，以良纸、佳墨及书法高手写成，正如明人董榖所说，其耗费一定很高，非北宋盛时不可为也。与金粟笺对应的北宋造白蜡笺，亦有实物可供吾人研究。前述1966年浙江瑞安县仙岩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时（1034～1043）刻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即用白蜡笺。纸直高30、横长65.2厘米，由11枚纸印成。此纸白色，表面平滑、加蜡，纤维交织匀细，纤维束少，帘纹不显，较厚，可分层揭开。纸表似乎还有白粉，是上等白蜡笺纸上书以泥金②，是宋代白经笺的标本。
  四 砑花纸、水纹纸、仿薛涛笺、仿澄心堂纸
  宋元时人们喜欢用特制的纸作信笺和诗笺，形式各种各样。除上述宋初谢公十色笺外，还有颜直之的色笺。颜直之字方叔，号乐闲，吴人，为宋代画家，工人物，又善写小篆，事迹不详。明人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卷二云：
  宋颜方叔尝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砑花竹、麟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
  宋人颜直之所制色笺虽颜色种类不多，但纸染好后，又在纸上砑以人物、花竹、山林、虫鱼等画，则另有雅趣，实际上是彩色砑光纸。由于颜直之本人就是画家，由他起草的画稿经精刻于木板并压在纸上后，“精妙如画”，所以士大夫甚为珍重。如果在色纸上再直接画成画，再在上面写字，也是另有妙趣。
  宋元砑花纸也有传世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韩马帖》，用纸呈斗方形（33.2×33.2厘米），纸面呈现云中楼阁的图案，便是砑花纸。同样，宋末元初画家李衎的《墨竹图》（29×87厘米），用纸幅面较大，纸的右上方呈现“雁飞鱼沉”四个篆字，左上面有“溪月”隶体文字。同时纸的中间呈现雁飞于空、鱼浮于水的图画，读者可从图上仔细在竹叶中间看到雁飞的白线条图案（图5-4）。我们认为这些鱼雁图有“鸿雁捎书”、“鱼传尺素”之寓意，因而此纸裁短可作信笺。此纸为皮纸，白间黄色，表面涂蜡，又经砑光，因此可称为砑花蜡笺纸。李衎于元贞元年（1295）任礼部侍郎，皇庆元年（1312）累官至吏部尚书，拜集贤院大学士，因此这位画家兼内阁大臣用纸是相当考究的。其《墨竹图》是双重艺术珍品，正如米芾的《韩马帖》那样。
  唐代兴起的花帘纸或水纹纸，虽不见实物遗存，但北宋初这类实物保存下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建中（945～1108）的《同年帖》（图5-5），是迄今所见较早的水纹纸。李建中字得中，宋初书法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任大理寺评事、工部郎中、太常博士，官终太府寺。《同年帖》是他写的一封信，提到与他同年中进士的邵兵部，故名《同年帖》。该帖由大小两纸联成，其中小纸（8.3×33厘米）为楮皮纸，纸面呈现波浪纹图案。由此可知水纹纸多作信笺用。上海博物馆藏北宋文学家沈辽（1032～1085）的《所苦帖》，纸面上也呈现与《同年帖》同样的水纹。
  前代有名的薛涛笺和澄心堂纸，宋元时期仍继续仿制，为人们所喜欢。清初人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1705）卷12引《雪蕉馆纪谈》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之。玉珍建捣锦亭于浣花[溪]，置笺局，俾子良领其事”①。按明玉珍（1331～1366）于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领兵入蜀，十八年（1358）克成都，自称蜀王，次年（1360）称帝，国号大夏。因此他据蜀时间为1358～1366年，这也是陆子良仿制薛涛笺的时间。由于得到当地统治者支持，设官局制造，则元末时成都所造薛涛笺在质量和数量上超过唐代，是可想而知的。自从五代南唐（937～958）灭亡后，从宫中流出内府御用的澄心堂纸后，因其质地洁白、细腻而又浑厚，引起北宋文人喜爱，不断写诗称赞。此纸遂身价提高，以至“百金市一枚”。为满足人们需要，北宋时起仿制。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谈及，大约在1043～1045年梅尧臣（1002～1060）从欧阳修（1007～1062）及宋敏求（1019～1079）那里得到南唐澄心堂纸后，又将纸样送给潘谷（1010～1060在世）。
  潘谷是徽州人，善制墨，因澄心堂纸在他家乡制造，他又认识那里的纸工，遂于徽州依样仿制，时间约在1045年前后，从而宋仿澄心堂纸得以大规模生产。潘谷将仿品300张回赠梅尧臣。梅赠潘的诗中说“君使制之精意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便于使用，宋代澄心堂纸比南唐纸薄一些，其他方面是一样的。明人屠隆（1542～1605）《考槃馀事》（约1600）卷一云：“尝见宋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不可得矣”①。又说：“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1049～1100）画，多用此纸。”明人谢肇淛（1567～1647在世）《五杂俎》（1616）卷12云：“宋子京（宋祁，998～1061）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阳公（欧阳修）作《五代史》亦然”②。所有这些都应理解为宋仿澄心堂纸，而非南唐纸。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读王著临摹内府所藏法帖上石，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拓成十卷《淳化阁帖》，恐亦难信。不过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的《昇元帖》倒有可能用澄心堂纸拓。
  五 金花纸、明仁殿纸、端本堂纸、姑苏笺、瓷青纸、云母笺
  在艺术加工纸中，唐代创制的冷金、泥金、销金彩笺，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元人脱脱（1314～1355）及欧阳玄（1274～1358）《宋史》（1345）卷163《职官志》谈到吏部官告院掌管为妃嫔、王公、文武百官及外蕃官员、命妇封赠品位之职时，规定公文用纸的各种等色。
  ①凡文武官用绫纸五种十二等色，背销金花绫纸、五色绫纸、大绫纸、中绫纸及小绫纸；②凡宫掖至外命妇，用罗纸七种十等，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遍地销金凤五色罗纸、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销金五色罗纸、销金大花五色罗纸、金花五色罗纸、五色素罗纸；③凡内外军校封赠，用绫纸三种四等，有大绫纸、中绫纸、小绫纸；④凡封蛮夷酋长及蕃长用绫纸二种各一等，有五色销金花绫纸、中绫纸③。还规定用不同材料的卷轴及钤印方式等。其中所谓“绫纸”及“罗纸”，是指用带有花纹的彩色绫、罗镶边的纸。销金花绫纸是在绫纸上带有细小金片，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到处洒以金片并用泥金画出龙的图案。遍地销金凤五色罗纸指在上述纸上画以凤的图案。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洒金片并绘出团花图案。
  北宋人宋敏求（1019～1079）《春明退朝录》（1070）谈到诰制之制时，也指出对①后妃用销金云龙罗纸，公主用销金大凤罗纸；②对亲王、宰相、使相，用白背五色金花绫纸；③枢密使、三师三公、前宰相至仆射、东宫三师、嗣王、郡王、节度使，用白背五色金花绫纸；④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院同知..用白背五色绫纸；……凡修仪、婉容、才人、贵人、美人，用销金小凤罗纸。宗室女，素罗纸..在纸的加工程度上显出不同的等级。最隆重的是用销金云龙凤五色绫纸，最一般的是小白绫纸。其中销金云龙凤五色绫纸制法是：①先将上等白纸染成五色；②再将黄金打成金箔，剪切成细小碎片放入筛中；③以手轻轻敲动筛，使金片均匀洒在纸上，用胶固着；④用泥金或其他颜料在整个纸上画出云纹及龙凤图案；⑤将纸的上下两边用织有图案的彩色薄细绫、罗镶边；⑥按着等级要求装轴及飘带，并制成匣子盛卷轴；⑦最后，由吏部官诰院楷书手书写诰封文字，交由有关部司加盖印玺。纸料主要用上等皮纸，由政府在产纸区设官局监造，再送入内府由匠师加工。元代在户部有抄纸坊、礼部有白纸坊这类专司造纸的衙门。这类纸较昂贵，除官方使用外，民间富家遇有婚喜事也时常用，但主要画如意、宜百子等吉祥图案，祝寿时则画寿星等。宋政府曾禁止民间使用销金银笺，但禁而不止。
  元代内府及民间使用金花纸的情况，大体上与宋代是一样的。其中“明仁殿纸”和“端本堂纸”是元内府用的艺术加工纸，因为明清时流传下来，故而著名。元人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1《宫阙制度》称，明仁殿又曰西暖殿，在皇帝寝殿之西①，是皇帝读书之处。而同书卷2《端本堂》条，则说端本堂是皇太子授业、读书之所。为供皇帝及皇太子御用，特意加工了这种纸，其特点是用上等皮纸染成黄色，背面刷粉并洒金片，再在纸的两面涂蜡并砑光，最后再在纸的正面用泥金描满如意云纹。纸质厚重，可揭为3～4层。在纸的右下角钤“端本堂纸”或“明仁殿纸”长方小印。因两种纸的形制大致相同，纸的两面均富丽堂皇，确有皇家用纸的气派。虽然纸本身已经是件艺术品，但主要用于写字。有时皇帝还将此纸颁赐给臣僚。元代灭亡后，库内仍有不少，因此明初时还流传于世，但入清后逐渐稀少。清高宗于乾隆年间（1736～1795）发现此纸，下令仿制。从仿制品中我们得见其纸幅较大（53×121.4厘米），比南唐澄心堂纸更大，质量更高。这种纸我们可称之为“泥金绘如意云纹销金黄色粉蜡笺”，是宋代彩色粉蜡笺的直接延续。它将色笺、粉笺、蜡笺三者结合起来，再用泥金绘出图案，已做到综合加工的完美地步，对明清两代有重大影响。
  明清时一度风行的罗纹纸，显然也是直接继承了宋元的传统。罗纹纸的特点是，纸面上除帘纹外，还呈现出细密的纵横交叉的纹理，如同罗纹。费著《蜀笺谱》在谈到元代四川曾仿制姑苏（今江苏吴县）的姑苏笺时写道：“仿姑苏作染色粉纸，曰‘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苏笺皆罗纹，惟纸骨柔薄耳。若加厚状，则可胜苏笺也。”罗纹纸的作法，我们在上一章已介绍，此不重复。然蜀中假苏笺与一般罗纹纸不同的是，还有深层加工，将其再制成彩色粉笺，并洒以金银花（原文中的“印”，不是印刷的印），因而成为销金银罗纹彩色粉笺，自然外观更美，并以此与姑苏笺相抗衡。蜀纸一般较厚重，费著说“一夫之力，仅能荷（担）五百番”，但假苏笺纸面较薄，因为姑苏笺较薄，不过填粉、饰金银后，也仍比一般薄纸厚重。
  五代南唐澄心堂纸除在宋代仿制外，元代也曾仿制。费著在介绍假苏笺后，接着说：“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纸取李氏澄心堂样制也。盖表光[纸]之所轻脆而精绝者，中等则名曰‘玉水纸’，最下者曰‘冷金笺’，以供泛使。”从这段记载来看，元代仿制的澄心堂纸，实际上是以宋代澄心堂纸为纸样的，因为南唐李氏澄心堂纸厚重，而宋代澄心堂纸才较轻薄。清代乾隆年又有仿澄心堂纸，与宋元又有所不同。
  五代至宋所造瓷青纸对后世很有影响，周嘉胄《装潢志》说宋徽宗赵佶（1082～1135）和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很喜欢在瓷青纸上用泥金写字，“殊臻壮伟之观”①。瓷青纸一般较厚重，可分层揭开，染以靛蓝，其色如瓷器的青釉，故称瓷青纸。用墨写字，字迹不易显，而将金粉分散于胶水中写成金字，则颜色鲜明。瓷青纸表面有时加蜡并砑光。这类纸在出土物中时有发现。如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出土北宋雍熙年（984～987）刻本《妙法莲华经》卷轴引首为瓷青纸②此纸明清时作书籍封面。同塔还出土五代大和辛卯（931）泥金书瓷青纸《妙法莲华经》，卷首且有泥金绘经变人物图。谢肇淛《五杂俎》（1616）卷12谈到宋纸时，还提到“常州有云母纸”，这是指将白云母细粉装饰于纸面上，呈现银白色光泽。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写于宣和四年壬寅（1122），用纸为泥金绘云龙纹粉蜡笺③（图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