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前已指出，从用麻料破布过渡到用树皮纤维造纸，是一大进步。而从用木本植物茎杆的韧皮部到利用整个茎杆造纸，又是一大进步。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杆，经一系列复杂工序处理后最终成纸的。麦杆纸、稻草纸也是按竹纸原理制造的。古代人虽不知道这中间的科学奥妙，却从实践中通过试验认识到，竹茎含有适用于造纸所需的纤维，对竹茎施以强力的机械-化学作用能使其硬质软化为纸浆，再荡帘抄造。所施加的机械-化学作用即舂捣、沤制和蒸煮，都是早已行之有效的传统技术，问题在于将这些技术用于新型原料上，这中间需要有一种突破传统的新的思路，是带有改变观念性的大胆创举，因而可以认为是一种发明。我们认为竹纸的制成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一章谈到9～10世纪的唐末竹纸已初露头角，但产地不广、产量有限，还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和普及。竹纸的真正发展是在北宋以后，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竹纸实物也是从北宋开始的。这是北宋开发江南自然资源运动中的一个产物。中国长江流域和江南许多省份都盛产各种竹类，据不完全统计，适于造纸用的竹至少多达50种，产量很大、分布很广，山区平野几乎到处都有。竹料含维管束和基本组织，而维管束及其内部导管、筛管、细胞孔管壁，均由纤维细胞所组成，纤维细胞含量占细胞总面积比的60～70％，这就提供了丰富的纤维来源①。竹纸显然是在皮纸技术达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使人们产生用竹造纸的想法，还可能由于发现用嫩竹可作绳索，甚至用竹纤维可作鞋或织成布②，从而联想以其造纸。而古人早就掌握一条规律：凡可供纺织或搓绳的纤维均可造纸。
  北宋文人苏轼（1036～1101）《东坡志林》（约1101）卷九云：
  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③。
  比这还早的记载见于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其中说：
  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④。此处“江浙”指浙江，不可理解为今江苏及浙江。从北宋初苏易简的记载看，这时浙江所造竹纸已用于书写，但纸质仍不够坚韧。如果用它写密信，封后，便无人敢偷拆，因一拆就破，不能恢复原状。但这也许是就苏易简所见者而言，其他纸坊所产，未必如此。施宿（1147？～1213）嘉泰《会稽志》（1202）《物产志》写道：“东坡先生（苏轼）自海外（今海南省）归，与程德儒书云，告为买杭州程奕笔百枚，越州纸二千番。……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藏东坡帖刻为十卷，大抵竹纸十[之]七、八”①。汪圣锡为汪应辰（1119～1176）之字，应辰为绍兴状元（1135），孝宗时（1163～1189）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有惠政，后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由上述可知，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岛儋州后，元符三年（1100）遇赦内徙时托人买二千枚
  越州纸，其中十之七八为竹纸，产于今浙江绍兴。
  施宿又写道：
  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佛，遂淹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学士以太守直诏文馆陆公轸所制得名，邵公以提刑邵公〓所制得名），三等皆佳。……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
  北宋文人中除苏东坡外，王安石也喜欢以竹纸写字，而且制成小幅，以写诗及信件。王安石（1021～1086）为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神宗（1068～1085）时出任宰相，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于是称其所用小幅竹笺为荆公笺，人多仿之。会稽竹纸至南宋初，质量已大有改进，因此诏文馆直学士陆轸，提刑官邵〓仿荆公笺式样用竹纸制成书笺，流行一时，人称学士笺、邵公笺。再加上姚黄笺，成为竹纸三大上品，因而独竹纸名冠天下，使过去著名的越州藤纸退居其后。施宿著的这部地方志具有重大史料价值，该书卷17谈到当地所产竹纸时，指出其五大优点：“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惟不蠹，五也。”“惟不蠹”可能夸张了一些，因为在所有纸中竹纸最易蛀蚀。
  南宋人陈槱《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写道：“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反复硾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彻，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
  从这里我们知道，南宋时吴郡（苏州）一带也产竹纸，在春天梅雨季节砍伐青竹沤制，蒸煮后反复捣细，去掉一切杂物，作出的纸发墨可爱，可以与著名的蜀纸抗衡。此处所说蜀纸，可能指四川麻纸，因为四川人苏东坡在《东坡志林》卷11说：“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及尔”②。六合人即扬州六合县人，他们的麻纸可能不及四川麻纸，但陈槱认为苏州竹纸可与蜀中麻纸抗衡。其最优越之处在于表面更平滑受墨，而又价廉易得。
  北宋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米芾（字元章，1050～1107）在《评纸帖》（1100）中说：
  越筠（竹）万杵，在油掌上，紧薄可爱。余年五十，始作此纸，谓之金版也。这是说，浙江会稽所造的竹纸，对竹料加以反复舂捣，所产纸紧薄可爱，在油拳纸之上。米芾五十岁（1100）时始用以挥毫，因本色竹纸呈浅黄色，遂美称为金版纸。米芾用竹纸时间几乎与苏轼同时，均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宋诸名公中，看来王安石用竹纸时间最早，大约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由拳纸可能指由藤，即绍兴府由拳县的藤纸，米芾也认为竹纸比藤纸好。这可从米芾《越州竹纸诗》中得到说明：
  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
  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练。
  老无长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司笔砚①。
  诗的大意是说，浙江绍兴竹纸纸料捣得很细，纸平滑如金板。有了它，就不必再用杭州由拳村出的藤纸和池州（今安徽贵池）的“蚕茧纸（实为楮皮纸）了。诗中的“泽国”可能指苏州，因沈括《梦溪笔谈》（1086）《权智》条云：“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因此诗人还认为竹纸比蜀纸和苏州姑苏纸还好。他在老年时得此竹纸用以写字，感到快乐。
  与米芾齐名的北宋书法家薛绍彭（字道祖，1041～1106年在世）按米诗原韵也和了一首
  咏竹纸诗，诗句如下：
  书便莹滑如碑板，古来精纸惟闻茧。
  杵成剡竹光凌乱，何用区区书素练。
  薛绍彭也对竹纸给予较高评价。而曾文清的《竹纸三绝句》所谈更有意思：
  会稽竹箭东南美，来伴陶泓任管城。
  可惜不逢韩吏部，相从但说楮先生；
  会稽竹箭东南美，化作经黄纸叠层。
  旧日工毛无处用，剡中老却一溪藤；
  会稽竹箭东南美，研席之间见此君。
  为问溪工底方法，杀青书字有前闻。
  诗中的“韩吏部”指唐代的韩愈（768～824），他曾在《毛颖传》中说“颖素与会稽楮先生善”，称楮皮纸为楮先生。“会稽竹箭”指矛竹或毛竹。
  米芾《书史》（约1100）说：“予尝捶越竹[纸]，光滑如金板，在油拳[纸]上。短截作轴，入籍番覆，十日数十纸，学书作诗”②。这类竹纸一般较小，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前集》说竹“淳熙末（1189）始用竹纸，阔尺余者”③
  关于竹纸所用竹类，《嘉泰会稽志》载：“会稽竹有为矢者”，即禾本科的矛竹或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乾隆绍兴府志》（1792）《物产志》提到同科的苦竹（Arundinariadensiflora）及淡竹（Phyl
  ostachyspuberula）等，并称“今会稽煮以为纸者，皆此竹也。”竹纸深得两宋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的青睐，而且这类作品还传世于今日，使我们能一睹其形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米芾真迹《珊瑚帖》（图5-1），直高26.5、横长47厘米，与周密所说尺寸相当。经我们检验为会稽竹纸，淡黄色，表面平滑，经砑光。米芾除在纸上写字外，还画了个珊瑚，故称《珊瑚帖》。但这类纸上未打碎的纤维束比皮纸多些，也许文人们反倒以此为美。而宋人摹本王羲之（321～379）《雨后帖》、王献之（344～386）《中秋帖》也都是宋代竹纸。
  印刷术发展后，宋元很多印本书也以竹纸印刷。如北京图书馆藏北宋无祐五年（1090）福州刻本梵夹装《鼓山大藏》中的《菩萨璎珞经》即用竹纸。宋元刻本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和眉山、江西吉州等地为中心，所需之纸，多取自本地区。宋刻本中保存到现在的多是福建刻本，因为建本当时流传最广，所用纸多为竹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1171）《史记集解索隐》、绍兴戊辰（1148）《毗庐大藏》、元代至元六年（1269）建阳郑氏积诚堂刻《事林广记》（图5-2）、元代天历庚午（1330）刻《王氏脉经》、至顺壬申（1332）《唐律疏议》，都是建本，其用纸经笔者检验皆为竹纸①。可见福建是宋代新起的造纸生产基地，产纸区集中于建阳、崇安及闽西武夷山地区，这一带盛产毛竹。在宋刻本中，北宋明道二年（1033）兵部尚书胡则印施的《大悲心陀罗尼经》，是较精良的竹纸刻本，每纸直长39.4、横长55厘米。咸淳二年（1266）碛砂藏本《波罗蜜经》也以较好竹纸刊印。除建本外，元大德三年（1299）江西信州刻本《稼轩长短句》（宋人辛弃疾词选）、广州刻本《大德南海志》（1304），也印以竹纸，而赣刻本《稼轩长短句》用纸较好。
  宋元时期还将竹料与其他原料混合制浆造纸，这又是个新的创举。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的《公议帖》、《新恩帖》，经笔者检验为竹、麻混料纸，米芾的《寒光帖》为竹与楮皮混料纸，米芾的《破羌帖跋》用纸含有竹料，也含有其余原料。我们知道，由于竹纸原料为野生竹，故造纸成本最低，但竹纤维平均长（1～2毫米）不及麻纤维及树皮纤维，而后两者的供应则不及竹类充足。因此把竹纤维与其余植物纤维混合起来制浆，所造之纸兼具竹纸及皮纸之优点，成本又适中，是个合乎技术经济学原则的生产模式。
  关于竹纸生产的具体技术过程，拟留待下一章中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