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竹纸的崛起
  前已指出，从用麻料破布过渡到用树皮纤维造纸，是一大进步。而从用木本植物茎杆的韧皮部到利用整个茎杆造纸，又是一大进步。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杆，经一系列复杂工序处理后最终成纸的。麦杆纸、稻草纸也是按竹纸原理制造的。古代人虽不知道这中间的科学奥妙，却从实践中通过试验认识到，竹茎含有适用于造纸所需的纤维，对竹茎施以强力的机械-化学作用能使其硬质软化为纸浆，再荡帘抄造。所施加的机械-化学作用即舂捣、沤制和蒸煮，都是早已行之有效的传统技术，问题在于将这些技术用于新型原料上，这中间需要有一种突破传统的新的思路，是带有改变观念性的大胆创举，因而可以认为是一种发明。我们认为竹纸的制成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一章谈到9～10世纪的唐末竹纸已初露头角，但产地不广、产量有限，还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和普及。竹纸的真正发展是在北宋以后，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竹纸实物也是从北宋开始的。这是北宋开发江南自然资源运动中的一个产物。中国长江流域和江南许多省份都盛产各种竹类，据不完全统计，适于造纸用的竹至少多达50种，产量很大、分布很广，山区平野几乎到处都有。竹料含维管束和基本组织，而维管束及其内部导管、筛管、细胞孔管壁，均由纤维细胞所组成，纤维细胞含量占细胞总面积比的60～70％，这就提供了丰富的纤维来源①。竹纸显然是在皮纸技术达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使人们产生用竹造纸的想法，还可能由于发现用嫩竹可作绳索，甚至用竹纤维可作鞋或织成布②，从而联想以其造纸。而古人早就掌握一条规律：凡可供纺织或搓绳的纤维均可造纸。
  北宋文人苏轼（1036～1101）《东坡志林》（约1101）卷九云：
  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③。
  比这还早的记载见于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其中说：
  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④。此处“江浙”指浙江，不可理解为今江苏及浙江。从北宋初苏易简的记载看，这时浙江所造竹纸已用于书写，但纸质仍不够坚韧。如果用它写密信，封后，便无人敢偷拆，因一拆就破，不能恢复原状。但这也许是就苏易简所见者而言，其他纸坊所产，未必如此。施宿（1147？～1213）嘉泰《会稽志》（1202）《物产志》写道：“东坡先生（苏轼）自海外（今海南省）归，与程德儒书云，告为买杭州程奕笔百枚，越州纸二千番。..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藏东坡帖刻为十卷，大抵竹纸十[之]七、八”①。汪圣锡为汪应辰（1119～1176）之字，应辰为绍兴状元（1135），孝宗时（1163～1189）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有惠政，后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由上述可知，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岛儋州后，元符三年（1100）遇赦内徙时托人买二千枚
  越州纸，其中十之七八为竹纸，产于今浙江绍兴。
  施宿又写道：
  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佛，遂淹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学士以太守直诏文馆陆公轸所制得名，邵公以提刑邵公〓所制得名），三等皆佳。……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
  北宋文人中除苏东坡外，王安石也喜欢以竹纸写字，而且制成小幅，以写诗及信件。王安石（1021～1086）为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神宗（1068～1085）时出任宰相，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于是称其所用小幅竹笺为荆公笺，人多仿之。会稽竹纸至南宋初，质量已大有改进，因此诏文馆直学士陆轸，提刑官邵〓仿荆公笺式样用竹纸制成书笺，流行一时，人称学士笺、邵公笺。再加上姚黄笺，成为竹纸三大上品，因而独竹纸名冠天下，使过去著名的越州藤纸退居其后。施宿著的这部地方志具有重大史料价值，该书卷17谈到当地所产竹纸时，指出其五大优点：“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惟不蠹，五也。”“惟不蠹”可能夸张了一些，因为在所有纸中竹纸最易蛀蚀。
  南宋人陈槱《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写道：“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反复硾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彻，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
  从这里我们知道，南宋时吴郡（苏州）一带也产竹纸，在春天梅雨季节砍伐青竹沤制，蒸煮后反复捣细，去掉一切杂物，作出的纸发墨可爱，可以与著名的蜀纸抗衡。此处所说蜀纸，可能指四川麻纸，因为四川人苏东坡在《东坡志林》卷11说：“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及尔”②。六合人即扬州六合县人，他们的麻纸可能不及四川麻纸，但陈槱认为苏州竹纸可与蜀中麻纸抗衡。其最优越之处在于表面更平滑受墨，而又价廉易得。
  北宋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米芾（字元章，1050～1107）在《评纸帖》（1100）中说：
  越筠（竹）万杵，在油掌上，紧薄可爱。余年五十，始作此纸，谓之金版也。这是说，浙江会稽所造的竹纸，对竹料加以反复舂捣，所产纸紧薄可爱，在油拳纸之上。米芾五十岁（1100）时始用以挥毫，因本色竹纸呈浅黄色，遂美称为金版纸。米芾用竹纸时间几乎与苏轼同时，均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宋诸名公中，看来王安石用竹纸时间最早，大约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由拳纸可能指由藤，即绍兴府由拳县的藤纸，米芾也认为竹纸比藤纸好。这可从米芾《越州竹纸诗》中得到说明：
  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
  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练。
  老无长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司笔砚①。
  诗的大意是说，浙江绍兴竹纸纸料捣得很细，纸平滑如金板。有了它，就不必再用杭州由拳村出的藤纸和池州（今安徽贵池）的“蚕茧纸（实为楮皮纸）了。诗中的“泽国”可能指苏州，因沈括《梦溪笔谈》（1086）《权智》条云：“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因此诗人还认为竹纸比蜀纸和苏州姑苏纸还好。他在老年时得此竹纸用以写字，感到快乐。
  与米芾齐名的北宋书法家薛绍彭（字道祖，1041～1106年在世）按米诗原韵也和了一首
  咏竹纸诗，诗句如下：
  书便莹滑如碑板，古来精纸惟闻茧。
  杵成剡竹光凌乱，何用区区书素练。
  薛绍彭也对竹纸给予较高评价。而曾文清的《竹纸三绝句》所谈更有意思：
  会稽竹箭东南美，来伴陶泓任管城。
  可惜不逢韩吏部，相从但说楮先生；
  会稽竹箭东南美，化作经黄纸叠层。
  旧日工毛无处用，剡中老却一溪藤；
  会稽竹箭东南美，研席之间见此君。
  为问溪工底方法，杀青书字有前闻。
  诗中的“韩吏部”指唐代的韩愈（768～824），他曾在《毛颖传》中说“颖素与会稽楮先生善”，称楮皮纸为楮先生。“会稽竹箭”指矛竹或毛竹。
  米芾《书史》（约1100）说：“予尝捶越竹[纸]，光滑如金板，在油拳[纸]上。短截作轴，入籍番覆，十日数十纸，学书作诗”②。这类竹纸一般较小，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前集》说竹“淳熙末（1189）始用竹纸，阔尺余者”③
  关于竹纸所用竹类，《嘉泰会稽志》载：“会稽竹有为矢者”，即禾本科的矛竹或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乾隆绍兴府志》（1792）《物产志》提到同科的苦竹（Arundinariadensiflora）及淡竹（Phyl
  ostachyspuberula）等，并称“今会稽煮以为纸者，皆此竹也。”竹纸深得两宋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的青睐，而且这类作品还传世于今日，使我们能一睹其形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米芾真迹《珊瑚帖》（图5-1），直高26.5、横长47厘米，与周密所说尺寸相当。经我们检验为会稽竹纸，淡黄色，表面平滑，经砑光。米芾除在纸上写字外，还画了个珊瑚，故称《珊瑚帖》。但这类纸上未打碎的纤维束比皮纸多些，也许文人们反倒以此为美。而宋人摹本王羲之（321～379）《雨后帖》、王献之（344～386）《中秋帖》也都是宋代竹纸。
  印刷术发展后，宋元很多印本书也以竹纸印刷。如北京图书馆藏北宋无祐五年（1090）福州刻本梵夹装《鼓山大藏》中的《菩萨璎珞经》即用竹纸。宋元刻本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和眉山、江西吉州等地为中心，所需之纸，多取自本地区。宋刻本中保存到现在的多是福建刻本，因为建本当时流传最广，所用纸多为竹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1171）《史记集解索隐》、绍兴戊辰（1148）《毗庐大藏》、元代至元六年（1269）建阳郑氏积诚堂刻《事林广记》（图5-2）、元代天历庚午（1330）刻《王氏脉经》、至顺壬申（1332）《唐律疏议》，都是建本，其用纸经笔者检验皆为竹纸①。可见福建是宋代新起的造纸生产基地，产纸区集中于建阳、崇安及闽西武夷山地区，这一带盛产毛竹。在宋刻本中，北宋明道二年（1033）兵部尚书胡则印施的《大悲心陀罗尼经》，是较精良的竹纸刻本，每纸直长39.4、横长55厘米。咸淳二年（1266）碛砂藏本《波罗蜜经》也以较好竹纸刊印。除建本外，元大德三年（1299）江西信州刻本《稼轩长短句》（宋人辛弃疾词选）、广州刻本《大德南海志》（1304），也印以竹纸，而赣刻本《稼轩长短句》用纸较好。
  宋元时期还将竹料与其他原料混合制浆造纸，这又是个新的创举。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的《公议帖》、《新恩帖》，经笔者检验为竹、麻混料纸，米芾的《寒光帖》为竹与楮皮混料纸，米芾的《破羌帖跋》用纸含有竹料，也含有其余原料。我们知道，由于竹纸原料为野生竹，故造纸成本最低，但竹纤维平均长（1～2毫米）不及麻纤维及树皮纤维，而后两者的供应则不及竹类充足。因此把竹纤维与其余植物纤维混合起来制浆，所造之纸兼具竹纸及皮纸之优点，成本又适中，是个合乎技术经济学原则的生产模式。
  关于竹纸生产的具体技术过程，拟留待下一章中陈述。
  二 稻麦杆纸的研制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还有一项重要记载：“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①。可见至迟在10世纪时中国已开创用麦杆、稻草造纸，又打开另一个造纸原料来源。禾本科的稻（Oryzasa tiva）原产中国，稻为中国南方人的主要粮食作物，广为栽培，稻产量从古至今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因而稻草供应十分丰富。以稻草造纸，成本比竹纸还低，制造过程也较简单，最初用作造纸不会晚至北宋，很可能在唐代已经开始。稻草属短纤维植物原料，纤维平均长1140～1520μ、宽6～9μ，平均长宽比为114，因此所造成的纸如苏易简所说“脆薄”，即强度不大，同时呈黄色。禾本科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为北方人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也很大。中国素有“南食米北食面”的说法，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小麦的产量在宋元时也占世界首位。象稻一样，小麦也属短纤维植物，纤维平均长1300～1770μ，平均宽17～19μ，平均长宽比为102。大麦（Horduem vulgare）与此类似。稻麦草纸最大优点是便宜，多用于作包装纸、卫生纸及火纸用。
  从南北朝以来流行以纸钱代替真正金属货币作送葬的风习，经隋唐五代至宋元时一直沿袭着，每年为此烧掉大量麻纸及皮纸，而以草纸代替麻纸及皮纸作这项用途，是个更大的节约措施。稻、麦按季节在田里播种、收割，不涉及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草纸耗量虽大，却减少对皮纸的无端浪费，因之草纸的制造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一般说，3斤稻草能造出1斤纸。其制造方法是，将草打成捆放入池塘中沤制，事先用铡刀切去穗部及根部。放入水塘后，上以石块压之，加入清水，以没草为度，勿令露出水面，否则发生腐烂。通过生物化学发酵作用，除去稻草中非纤维素成分，再以石灰水或草木灰水蒸煮，洗涤后捣碎，与水配成浆液，即可捞纸。国外过去认为明正德十六年（1521）中国才有制造稻草纸的最早记录，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苏易简早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已明确提到用麦茎、稻草造纸。欧洲用草本植物造纸相当晚，直到19世纪后半（1857～1860）英国人鲁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才试用禾本科的针茅草（Stipp atenacis
  ima）造纸，取得成功②，后来法国也跟着依此造纸。但已比中国用禾本科植物造纸晚了一千多年。至于竹纸，上述英国人于1875年才造出欧洲最早的竹纸。但原料要从印度和缅甸等亚洲国家进口。
  竹纸一旦出现，其经济上的优越性马上显示出来，再经改善，很快就取代了隋唐五代时盛行的麻纸和藤纸。改善的途径有二，一是在制造过程中精工细作，尽力消除竹茎外面硬皮碎片的有色纤维束，反复蒸煮与舂捣，增加天然漂白工序；二是将竹料与其他长纤维原料混合制浆。这两种措施在宋元时期都采用了，因而我们看到有的宋元版竹纸印行的书籍，已达到相当高的质量。但不可讳言，竹纸最大不足是拉力、寿命及抗蛀方面不及麻纸与皮纸，对宋元时人来说，其经济上的优点已掩盖了质量上的不足，至少在几代人之间还没有发现这些不足。因此宋元时期造纸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纸种，是竹纸与皮纸。
  三 书画及印刷用皮纸的大发展
  与竹纸、皮纸相比，从汉代以来长时期占垄断地位的麻纸，从宋元时期开始逐步衰落，只有少数地区仍在生产，例如四川和北方若干地区，或纯用麻料，或将麻料与皮料混合制浆，亦可与竹类搭配造纸。如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刊印的所谓“平水版”《刘知远诸宫调》，即用山西麻纸。元代浙江官刻本《重校圣济总录》（1299～1300），印以麻料与皮料混料纸。唐代盛极一时的藤纸，虽然宋代还有少量生产，但也在迅速减产，到元以后几乎消失。宋元时期造纸原料格局的演变，把皮纸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这种纸此后长盛不衰，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皮纸之所以青春永在，因为与麻纸一样抗蛀、长寿和坚韧，但比麻纸更洁白、柔韧、平滑，且原料供应充分，可适于各种用途，尤其绘画。皮纸在所有上述品质方面都超过竹纸，只是成本比竹纸高些。因此宋元书画、刻本和公私文书、契约中有许多仍用皮纸，其产量之大、质量之高大大超过隋唐五代。高级文化用纸仍是皮纸的天下，宋元画家创作设色写意、工笔和山水时，对画面材料的技术要求很高，但也一改旧习，逐渐多用皮纸，许多书法家尤其如此。从这一时期起皮纸大有取代在绘画材料中长期占优势地位的绢素之势，而这正是绢素在书画领域内所盘据的最后一个阵地。
  在书法领域内，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即苏轼、黄庭坚（字山谷，1045～1105）、米芾和蔡襄（1012～1067），都融汇了晋唐前辈的笔意，而又有自己的特点。蔡襄草书笔划中露出一丝丝白道，称为“飞白”；东坡字体豪放、潇洒；黄庭坚字雄健挺拔；米芾则注重天真自然。宋代山水、花鸟画十分盛行，写生和水墨受到重视，是该时期绘画特点。全能画家李公麟（字伯时，1049～1106）首创“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的工笔“白描”画法，对后世人物画有长期影响。米芾的画运用水墨淋漓、明暗交融的墨点，描写烟雨迷茫的江南山水，称“米点山水”。元代绘画有重大革新，尤其山水，以黄公望（1269～1345）、〓瓒（1306～1374）、王蒙（？～1385）及吴镇（1280～1354）四家为代表的画家，摆脱了宋代院体风格，注重抒情写意，追求笔墨情趣，使山水成为中国绘画主流。而赵孟頫（1254～1322）、李衎（1245～1320）、朱德润（1244～1365）等都能善画。所有这些宋元书画名家在创作时都有赖于对皮纸的使用，有时也只有皮纸才能使书画家在作品中展示其艺术特色，而绢素则作不到这一点。因而传世的宋元书画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我们有幸，在研究宋元造纸术时，得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各种珍品，并就其纸质作了检视。试举数例如下。苏轼的《三马图赞》、黄公望的《溪山雨意图》（29.5×105.5厘米），都是用很好的桑皮纸。李建中（945～1018）的《贵宅帖》、苏轼的《新岁未获帖》、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夏日诗》、法常（1176～1239）的《水墨写生图》、宋人《百花图》等，都是用楮皮纸。元人李衎（1245～1320）的《墨竹图》、赵孟頫的（1254～1322）的《从骑图》、朱德润（1244～1365）的《秀野轩图》和张逊（约1285～1355在世）的《双钩竹》（1349）等，也都是用皮纸。这些纸都洁白，表面平滑受墨，纤维束少见，纤维交织匀细，细帘条纹，均堪称上等皮纸。米芾的《高氏三图诗》则是用麻、楮混料纸，他的《韩马帖》是用麻纸，这在宋元书画中已属少见。
  宋元时期一般读物供大众用者多印以竹纸，较讲究的书还是用皮纸。我们对北京图书馆有关善本用纸作了检验，发现其中北宋开宝藏经《佛说阿维越致遮经》（973年刻，1108年刊），用高级桑皮纸，双面加蜡、染黄。南宋中期廖氏世采堂刻《昌黎先生集》，为细薄白色桑皮纸。南宋景定元年（1260）江西吉州刻本《文苑英华》、咸淳《临安志》（约1270）及元代茶陵刻本《梦溪笔谈》则用楮皮纸。此外，如杭州刻宋板《文选五臣注》、南宋临安府刻《汉官仪》（1133）、四川眉山刻本《国朝二百名贤文粹》（1197）、蒙古定宗四年（1248）刻本《证类本草》等，都是皮纸。自然宋元稿本及写本也同样如此，如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稿本、北宋元丰元年（1078）内府写本《景祐乾象新书》、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都是皮料纸，其中《洪范政鉴》为楮皮纸。地下出土物也时有发现，如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北宋天禧元年（1017）刻本《妙法莲华经》用纸，为桑皮与竹料混料纸①，1966～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明道二年（1033）雕板《大悲心陀罗尼经》为桑皮纸②。
  与前代相比，宋元是皮纸全面大发展阶段，楮皮纸像唐代那样仍被士人看重。我们前一章中已提到韩愈、薛稷将楮皮纸尊称为“楮先生”、“楮国公”，还没有提到另一唐人文嵩将其尊为“好畤侯”，这里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文嵩将楮皮纸比作一位伟人，取名为楮知白，而为之树传。他在《好畤侯楮知白传》中写道：
  “楮知白字守元，华阴人也。其先隐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为高士之首冠。……奉职勤恪，功业昭著，上用嘉之，封好畤侯。其子孙世修厥职，累代袭爵不绝。……晋宋之世，每文士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者，必求之缮写，于是京师声价弥高，皆以文章贵达。历齐梁陈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见用。知白为人，好荐贤汲善，能染翰墨，与人铺舒行藏，申冤雪耻，呈才述志。启白公卿、台辅，以至达于天子，未尝有所艰阻，隐蔽历落。布在腹心，何只于八行者欤。知白世家，自汉朝迄今千余载，奉嗣世官，功业隆盛。簿籍图牒，布于天下，所谓日用而不知也。……累迁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直笔之下，善恶无隐。明天子御宇，海内无事，志于经籍，特命刊校集贤御书，书成奏之，天子执卷躬览，嘉赏不已。因是得亲御案，乃复嗣爵好畤侯。史臣曰，春秋有楮师氏，为卫大夫，乃中国之华族也。好畤侯楮氏，盖上古山林隐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业昭宣，其族大盛，为天下所利用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③。这篇有趣的传记，将楮皮纸的功业以人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中国纸文化史中有趣的文学作品，也说明中国人对楮纸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凡隋唐所有皮纸都在宋元有所发展，而且又开发出新的造纸原料。陈元龙（1652～
  1736）《格致镜原》（1735）卷37引《花木考》云，“榔纸类木皮[纸]，而薄莹滑，色微，宋时人贡以书表”①。此即棕榈科的热带木本植物槟榔（Areca catechu），主要产于广东、海南及台湾，其皮及苞确可造纸②，从而在皮纸大家庭中又增加新的一员。
  四 还魂纸或再生纸的生产
  为扩大原料，降低生产成本，使物尽其用，还采用故纸回槽，掺入新纸浆中重新造纸。这种再生纸古时称“还魂纸”。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杀青》章说：“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江南竹贱之国，不以为然，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拾起再造，名曰还魂纸”③。
  中国何时开始生产还魂纸，宋应星没有指出，看来这种纸应当很早就有。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较早实物标本，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写本《救诸众生苦难经》，出于敦煌石室，是太祖即位不久写成的。中国年号用乾德者有五代前蜀，但其乾德五年为癸未（923），而此写经尾款为“乾德五年丁卯岁七月廿四日，善兴写”，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为丁卯（967）。写经每纸直高30.5、横长42厘米，帘条纹直径2毫米，白间粉色。1964年我们化验为麻纸，在纸的背面发现有三块未及捣碎的故纸残片，遂鉴定其为再生纸④。又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S3417《救诸众生苦难经》，尾款为“乾德五年（967）岁次丁卯七月廿一日，因为疾病，再写此经记耳”⑤写于历博藏品三天之前，当同为佛僧善兴所写，自然用纸也应是同一批。从纸的原料及形制上判断，当为甘肃所造。这批10世纪的麻料再生纸，为《天工开物》有关还魂纸的记载作了实物注解。此后我们留心发现是否还有类似的古纸。1977年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检验版刻本用纸时，再一次注意到南宋嘉定年（1208～1224）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所用楮皮纸纸浆中同样含未捣碎的故纸残片。既然北宋初再生纸已出现，由此可以认为以故纸回槽，与新鲜纸浆搭配而抄造再生纸，可上溯至隋唐或更早的时期。
  我们还找到比《天工开物》更早的以故纸还魂的记载。元代人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1309）卷九《钱币考》，载南宋时湖广（今湖北）等地造纸币“会子”即所谓“湖会”时，曾用过还魂纸。原文说：“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这是说，用落榜举人的试卷纸和茶叶专卖许可证旧纸掺入新纸浆中，抄造会子用纸。可能因当地造纸原料一时供应不上，才有此举。而按理说，造纸币应当用上好的纸，因还魂纸强度不大。不过以此纸浆抄纸币，会使伪造纸币者作伪困难。
  造还魂纸的技术方法是，将故纸收集起来后除尘去杂，用水湿润，再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蒸煮2～3小时，捣烂并洗涤，按一定量配入新纸浆中，重新抄纸。蒸煮的目的是脱去故纸上的墨迹、油腻、污秽等，使之洁白，用石灰（或草木灰）的量为纸量的15～20％。故纸经这样处理后，其纤维明显变短，因而单纯用故纸再生，成浆后所造之纸强度不佳，必须与适量新纸浆搭配。如果造卫生纸、火纸及包装纸，亦不妨全用旧纸回槽。因而在古代城市中经常出现背着口袋、手持钩棍到处拾旧纸的人，自然也还应有废纸回收栈。顺便说，回收废旧纸的行业在西方是从19世纪后才有的。伦敦造纸家库普斯（MatthiasKoops）从1800年起开始以故纸脱墨技术造再生纸的实验，并取得成功①。
  宋人有时为有效利用旧纸，除造还魂纸外，还直接在字纸背面重新写字或印刷，称为
  “反故”，这种作法早在汉代即已有之。明人张萱（1557～？）疑耀》称：“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编》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宁五年（1106）公私文牍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滑如一，故可两用。”这种情况我们也曾见到，不但宋人如此，甚至唐、五代人用南北朝写经背面印书，回鹘人还在唐人写经背面写回纥文。因此这类纸本具有双重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