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造纸术（960～1368）
| 内容出处： |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0120020230001049 |
| 颗粒名称： |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造纸术（960～1368） |
| 分类号： | F407.83 |
| 页数： | 42 |
| 页码： | 184-22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五代十国末期至元朝，中国历史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变革，期间经济、文化和科技均取得显著发展。南方经济逐渐超越北方，手工业规模扩大，对外贸易兴盛。科学技术复兴，特别是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影响深远。文化教育事业蓬勃，科举制度完善，书院兴起，促进文化传播。宋元时期，中国传统造纸技术全面成熟，原料扩充，设备改进，技法创新，为后世造纸业发展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的繁荣与进步，彰显了中国历史的活力与多元发展。 |
| 关键词： | 宋元时期 造纸术 |
内容
五代十国末期，至北周（951～960）时已出现统一的趋势，周世宗柴荣（921～959）励精图治，已统一北方广大地区，且南下领有淮南。世宗卒后，嗣位的幼帝无所作为，于是北周握有兵权的将领赵匡胤（939～997）960年发动陈桥兵变，代周称帝，改国号为宋，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960～1126）。宋太祖鉴于南方已成经济重心，遂制订南进战略，迅速荡平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和吴越。宋太宗（976～997在位）时，再灭北汉，除边疆几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外，中原地区和南方已尽入北宋版图，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北宋又继承了唐代一些典章制度，这个统一的宋帝国又在大唐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至于说到边疆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契丹族耶律阿保机（827～926）建立的辽（916～1137），控制东北及华北，与北宋多次交战，曾进军至黄河流域。西北主要有党项族的西夏（1031～1226）和维吾尔族的回鹘，西南有藏族的吐蕃和今云南境内的大理。受辽统治的女真族各部，由完颜阿骨打（1068～1123）统一，1115年阿骨打称帝，国号为金（1115～1234）都于会宁（黑龙江省阿城），是为金太祖。1125年金灭辽，再南下攻宋，1127年金兵入汴京，北宋亡。宋高宗赵构（1108～1187）南渡，于临安（今杭州）建行在，史称南宋（1127～1279）。于是由宋辽对峙改为宋金对峙。受金统治的蒙古族各部，由铁木真（1162～1227）统一，1206年建蒙古汗国，此即元太祖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崛起大漠后，迅即灭西辽（1124～1211）、西夏，再领有回鹘、吐蕃和大理，1234年与南宋联合灭金。遂即形成对南宋的包围，1279年南宋亡。蒙古族大汗忽必烈（1235～1294）即位后，1271迁都燕京（今北京），开始元朝（1260～1368）全国统一的新局面。上述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吸取了中原地区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各边疆地区实际上是由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开发的，最后为元朝的大一统创造前提。这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境内各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体现。只有民族地区在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实现的统一，与汉族地区在中原和南方实现的统一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全中国真正的大一统。我们把宋、辽、金、西夏、西辽和蒙元等政权存在的这个时期简称为宋元时期，从宋太祖即位起至元朝被推翻为止，共408年（960～1368）。
宋元时期虽有内战，但总的说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宋以后，江南地区全面开发，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农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纺织、造纸、冶金、陶瓷、造船、制糖、印刷、武器制造等手工业部门都颇具规模，大型工业作坊中出现生产工序的详细分工，手工业产品在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大有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兴盛起来。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多次西征，以武力重新打开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商道，使之畅通无阻，沿海路则有船队往来于东海、南海、印度洋及波斯湾等各水域。宋代兴起不少工商业城市，数量超过前代。这个时期还是以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为主体的科学技术新的复兴阶段，产生很多优秀著作，涌现出不少科学家和技术家。宋元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化学和生物学各领域也取得很多成就，都超过了以前朝代。宋代科举考试制度比唐代更为完备，各地兴办不少书院，教育普及程度和知识分子队伍居世界首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印刷业的大发展。雕版印刷在唐代原有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泥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在这一时期问世，印刷业耗费大量的纸张，因而促进宋元造纸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把宋元时期称之为中国传统造纸技术的全面成熟阶段。造纸原料来源较隋唐五代大为扩充，竹纸、麦茎纸、稻草纸的大发展标志着造纸领域内技术革新不断出现，生产设备普遍有所改进，加工技法也有所创新，所造各种名纸为后世称道与效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论述纸的制造技术、历史典故和对各种纸作品评的专门著作。
第一节 竹纸、稻麦草纸的兴起和皮纸的全面发展
一 竹纸的崛起
前已指出，从用麻料破布过渡到用树皮纤维造纸，是一大进步。而从用木本植物茎杆的韧皮部到利用整个茎杆造纸，又是一大进步。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杆，经一系列复杂工序处理后最终成纸的。麦杆纸、稻草纸也是按竹纸原理制造的。古代人虽不知道这中间的科学奥妙，却从实践中通过试验认识到，竹茎含有适用于造纸所需的纤维，对竹茎施以强力的机械-化学作用能使其硬质软化为纸浆，再荡帘抄造。所施加的机械-化学作用即舂捣、沤制和蒸煮，都是早已行之有效的传统技术，问题在于将这些技术用于新型原料上，这中间需要有一种突破传统的新的思路，是带有改变观念性的大胆创举，因而可以认为是一种发明。我们认为竹纸的制成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一章谈到9～10世纪的唐末竹纸已初露头角，但产地不广、产量有限，还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和普及。竹纸的真正发展是在北宋以后，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竹纸实物也是从北宋开始的。这是北宋开发江南自然资源运动中的一个产物。中国长江流域和江南许多省份都盛产各种竹类，据不完全统计，适于造纸用的竹至少多达50种，产量很大、分布很广，山区平野几乎到处都有。竹料含维管束和基本组织，而维管束及其内部导管、筛管、细胞孔管壁，均由纤维细胞所组成，纤维细胞含量占细胞总面积比的60～70％，这就提供了丰富的纤维来源①。竹纸显然是在皮纸技术达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使人们产生用竹造纸的想法，还可能由于发现用嫩竹可作绳索，甚至用竹纤维可作鞋或织成布②，从而联想以其造纸。而古人早就掌握一条规律：凡可供纺织或搓绳的纤维均可造纸。
北宋文人苏轼（1036～1101）《东坡志林》（约1101）卷九云：
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③。
比这还早的记载见于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其中说：
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④。此处“江浙”指浙江，不可理解为今江苏及浙江。从北宋初苏易简的记载看，这时浙江所造竹纸已用于书写，但纸质仍不够坚韧。如果用它写密信，封后，便无人敢偷拆，因一拆就破，不能恢复原状。但这也许是就苏易简所见者而言，其他纸坊所产，未必如此。施宿（1147？～1213）嘉泰《会稽志》（1202）《物产志》写道：“东坡先生（苏轼）自海外（今海南省）归，与程德儒书云，告为买杭州程奕笔百枚，越州纸二千番。..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藏东坡帖刻为十卷，大抵竹纸十[之]七、八”①。汪圣锡为汪应辰（1119～1176）之字，应辰为绍兴状元（1135），孝宗时（1163～1189）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有惠政，后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由上述可知，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岛儋州后，元符三年（1100）遇赦内徙时托人买二千枚
越州纸，其中十之七八为竹纸，产于今浙江绍兴。
施宿又写道：
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佛，遂淹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学士以太守直诏文馆陆公轸所制得名，邵公以提刑邵公〓所制得名），三等皆佳。……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
北宋文人中除苏东坡外，王安石也喜欢以竹纸写字，而且制成小幅，以写诗及信件。王安石（1021～1086）为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神宗（1068～1085）时出任宰相，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于是称其所用小幅竹笺为荆公笺，人多仿之。会稽竹纸至南宋初，质量已大有改进，因此诏文馆直学士陆轸，提刑官邵〓仿荆公笺式样用竹纸制成书笺，流行一时，人称学士笺、邵公笺。再加上姚黄笺，成为竹纸三大上品，因而独竹纸名冠天下，使过去著名的越州藤纸退居其后。施宿著的这部地方志具有重大史料价值，该书卷17谈到当地所产竹纸时，指出其五大优点：“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惟不蠹，五也。”“惟不蠹”可能夸张了一些，因为在所有纸中竹纸最易蛀蚀。
南宋人陈槱《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写道：“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反复硾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彻，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
从这里我们知道，南宋时吴郡（苏州）一带也产竹纸，在春天梅雨季节砍伐青竹沤制，蒸煮后反复捣细，去掉一切杂物，作出的纸发墨可爱，可以与著名的蜀纸抗衡。此处所说蜀纸，可能指四川麻纸，因为四川人苏东坡在《东坡志林》卷11说：“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及尔”②。六合人即扬州六合县人，他们的麻纸可能不及四川麻纸，但陈槱认为苏州竹纸可与蜀中麻纸抗衡。其最优越之处在于表面更平滑受墨，而又价廉易得。
北宋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米芾（字元章，1050～1107）在《评纸帖》（1100）中说：
越筠（竹）万杵，在油掌上，紧薄可爱。余年五十，始作此纸，谓之金版也。这是说，浙江会稽所造的竹纸，对竹料加以反复舂捣，所产纸紧薄可爱，在油拳纸之上。米芾五十岁（1100）时始用以挥毫，因本色竹纸呈浅黄色，遂美称为金版纸。米芾用竹纸时间几乎与苏轼同时，均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宋诸名公中，看来王安石用竹纸时间最早，大约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由拳纸可能指由藤，即绍兴府由拳县的藤纸，米芾也认为竹纸比藤纸好。这可从米芾《越州竹纸诗》中得到说明：
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
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练。
老无长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司笔砚①。
诗的大意是说，浙江绍兴竹纸纸料捣得很细，纸平滑如金板。有了它，就不必再用杭州由拳村出的藤纸和池州（今安徽贵池）的“蚕茧纸（实为楮皮纸）了。诗中的“泽国”可能指苏州，因沈括《梦溪笔谈》（1086）《权智》条云：“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因此诗人还认为竹纸比蜀纸和苏州姑苏纸还好。他在老年时得此竹纸用以写字，感到快乐。
与米芾齐名的北宋书法家薛绍彭（字道祖，1041～1106年在世）按米诗原韵也和了一首
咏竹纸诗，诗句如下：
书便莹滑如碑板，古来精纸惟闻茧。
杵成剡竹光凌乱，何用区区书素练。
薛绍彭也对竹纸给予较高评价。而曾文清的《竹纸三绝句》所谈更有意思：
会稽竹箭东南美，来伴陶泓任管城。
可惜不逢韩吏部，相从但说楮先生；
会稽竹箭东南美，化作经黄纸叠层。
旧日工毛无处用，剡中老却一溪藤；
会稽竹箭东南美，研席之间见此君。
为问溪工底方法，杀青书字有前闻。
诗中的“韩吏部”指唐代的韩愈（768～824），他曾在《毛颖传》中说“颖素与会稽楮先生善”，称楮皮纸为楮先生。“会稽竹箭”指矛竹或毛竹。
米芾《书史》（约1100）说：“予尝捶越竹[纸]，光滑如金板，在油拳[纸]上。短截作轴，入籍番覆，十日数十纸，学书作诗”②。这类竹纸一般较小，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前集》说竹“淳熙末（1189）始用竹纸，阔尺余者”③
关于竹纸所用竹类，《嘉泰会稽志》载：“会稽竹有为矢者”，即禾本科的矛竹或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乾隆绍兴府志》（1792）《物产志》提到同科的苦竹（Arundinariadensiflora）及淡竹（Phyl
ostachyspuberula）等，并称“今会稽煮以为纸者，皆此竹也。”竹纸深得两宋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的青睐，而且这类作品还传世于今日，使我们能一睹其形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米芾真迹《珊瑚帖》（图5-1），直高26.5、横长47厘米，与周密所说尺寸相当。经我们检验为会稽竹纸，淡黄色，表面平滑，经砑光。米芾除在纸上写字外，还画了个珊瑚，故称《珊瑚帖》。但这类纸上未打碎的纤维束比皮纸多些，也许文人们反倒以此为美。而宋人摹本王羲之（321～379）《雨后帖》、王献之（344～386）《中秋帖》也都是宋代竹纸。
印刷术发展后，宋元很多印本书也以竹纸印刷。如北京图书馆藏北宋无祐五年（1090）福州刻本梵夹装《鼓山大藏》中的《菩萨璎珞经》即用竹纸。宋元刻本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和眉山、江西吉州等地为中心，所需之纸，多取自本地区。宋刻本中保存到现在的多是福建刻本，因为建本当时流传最广，所用纸多为竹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1171）《史记集解索隐》、绍兴戊辰（1148）《毗庐大藏》、元代至元六年（1269）建阳郑氏积诚堂刻《事林广记》（图5-2）、元代天历庚午（1330）刻《王氏脉经》、至顺壬申（1332）《唐律疏议》，都是建本，其用纸经笔者检验皆为竹纸①。可见福建是宋代新起的造纸生产基地，产纸区集中于建阳、崇安及闽西武夷山地区，这一带盛产毛竹。在宋刻本中，北宋明道二年（1033）兵部尚书胡则印施的《大悲心陀罗尼经》，是较精良的竹纸刻本，每纸直长39.4、横长55厘米。咸淳二年（1266）碛砂藏本《波罗蜜经》也以较好竹纸刊印。除建本外，元大德三年（1299）江西信州刻本《稼轩长短句》（宋人辛弃疾词选）、广州刻本《大德南海志》（1304），也印以竹纸，而赣刻本《稼轩长短句》用纸较好。
宋元时期还将竹料与其他原料混合制浆造纸，这又是个新的创举。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的《公议帖》、《新恩帖》，经笔者检验为竹、麻混料纸，米芾的《寒光帖》为竹与楮皮混料纸，米芾的《破羌帖跋》用纸含有竹料，也含有其余原料。我们知道，由于竹纸原料为野生竹，故造纸成本最低，但竹纤维平均长（1～2毫米）不及麻纤维及树皮纤维，而后两者的供应则不及竹类充足。因此把竹纤维与其余植物纤维混合起来制浆，所造之纸兼具竹纸及皮纸之优点，成本又适中，是个合乎技术经济学原则的生产模式。
关于竹纸生产的具体技术过程，拟留待下一章中陈述。
二 稻麦杆纸的研制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还有一项重要记载：“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①。可见至迟在10世纪时中国已开创用麦杆、稻草造纸，又打开另一个造纸原料来源。禾本科的稻（Oryzasa tiva）原产中国，稻为中国南方人的主要粮食作物，广为栽培，稻产量从古至今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因而稻草供应十分丰富。以稻草造纸，成本比竹纸还低，制造过程也较简单，最初用作造纸不会晚至北宋，很可能在唐代已经开始。稻草属短纤维植物原料，纤维平均长1140～1520μ、宽6～9μ，平均长宽比为114，因此所造成的纸如苏易简所说“脆薄”，即强度不大，同时呈黄色。禾本科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为北方人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也很大。中国素有“南食米北食面”的说法，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小麦的产量在宋元时也占世界首位。象稻一样，小麦也属短纤维植物，纤维平均长1300～1770μ，平均宽17～19μ，平均长宽比为102。大麦（Horduem vulgare）与此类似。稻麦草纸最大优点是便宜，多用于作包装纸、卫生纸及火纸用。
从南北朝以来流行以纸钱代替真正金属货币作送葬的风习，经隋唐五代至宋元时一直沿袭着，每年为此烧掉大量麻纸及皮纸，而以草纸代替麻纸及皮纸作这项用途，是个更大的节约措施。稻、麦按季节在田里播种、收割，不涉及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草纸耗量虽大，却减少对皮纸的无端浪费，因之草纸的制造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一般说，3斤稻草能造出1斤纸。其制造方法是，将草打成捆放入池塘中沤制，事先用铡刀切去穗部及根部。放入水塘后，上以石块压之，加入清水，以没草为度，勿令露出水面，否则发生腐烂。通过生物化学发酵作用，除去稻草中非纤维素成分，再以石灰水或草木灰水蒸煮，洗涤后捣碎，与水配成浆液，即可捞纸。国外过去认为明正德十六年（1521）中国才有制造稻草纸的最早记录，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苏易简早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已明确提到用麦茎、稻草造纸。欧洲用草本植物造纸相当晚，直到19世纪后半（1857～1860）英国人鲁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才试用禾本科的针茅草（Stipp atenacis
ima）造纸，取得成功②，后来法国也跟着依此造纸。但已比中国用禾本科植物造纸晚了一千多年。至于竹纸，上述英国人于1875年才造出欧洲最早的竹纸。但原料要从印度和缅甸等亚洲国家进口。
竹纸一旦出现，其经济上的优越性马上显示出来，再经改善，很快就取代了隋唐五代时盛行的麻纸和藤纸。改善的途径有二，一是在制造过程中精工细作，尽力消除竹茎外面硬皮碎片的有色纤维束，反复蒸煮与舂捣，增加天然漂白工序；二是将竹料与其他长纤维原料混合制浆。这两种措施在宋元时期都采用了，因而我们看到有的宋元版竹纸印行的书籍，已达到相当高的质量。但不可讳言，竹纸最大不足是拉力、寿命及抗蛀方面不及麻纸与皮纸，对宋元时人来说，其经济上的优点已掩盖了质量上的不足，至少在几代人之间还没有发现这些不足。因此宋元时期造纸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纸种，是竹纸与皮纸。
三 书画及印刷用皮纸的大发展
与竹纸、皮纸相比，从汉代以来长时期占垄断地位的麻纸，从宋元时期开始逐步衰落，只有少数地区仍在生产，例如四川和北方若干地区，或纯用麻料，或将麻料与皮料混合制浆，亦可与竹类搭配造纸。如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刊印的所谓“平水版”《刘知远诸宫调》，即用山西麻纸。元代浙江官刻本《重校圣济总录》（1299～1300），印以麻料与皮料混料纸。唐代盛极一时的藤纸，虽然宋代还有少量生产，但也在迅速减产，到元以后几乎消失。宋元时期造纸原料格局的演变，把皮纸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这种纸此后长盛不衰，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皮纸之所以青春永在，因为与麻纸一样抗蛀、长寿和坚韧，但比麻纸更洁白、柔韧、平滑，且原料供应充分，可适于各种用途，尤其绘画。皮纸在所有上述品质方面都超过竹纸，只是成本比竹纸高些。因此宋元书画、刻本和公私文书、契约中有许多仍用皮纸，其产量之大、质量之高大大超过隋唐五代。高级文化用纸仍是皮纸的天下，宋元画家创作设色写意、工笔和山水时，对画面材料的技术要求很高，但也一改旧习，逐渐多用皮纸，许多书法家尤其如此。从这一时期起皮纸大有取代在绘画材料中长期占优势地位的绢素之势，而这正是绢素在书画领域内所盘据的最后一个阵地。
在书法领域内，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即苏轼、黄庭坚（字山谷，1045～1105）、米芾和蔡襄（1012～1067），都融汇了晋唐前辈的笔意，而又有自己的特点。蔡襄草书笔划中露出一丝丝白道，称为“飞白”；东坡字体豪放、潇洒；黄庭坚字雄健挺拔；米芾则注重天真自然。宋代山水、花鸟画十分盛行，写生和水墨受到重视，是该时期绘画特点。全能画家李公麟（字伯时，1049～1106）首创“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的工笔“白描”画法，对后世人物画有长期影响。米芾的画运用水墨淋漓、明暗交融的墨点，描写烟雨迷茫的江南山水，称“米点山水”。元代绘画有重大革新，尤其山水，以黄公望（1269～1345）、〓瓒（1306～1374）、王蒙（？～1385）及吴镇（1280～1354）四家为代表的画家，摆脱了宋代院体风格，注重抒情写意，追求笔墨情趣，使山水成为中国绘画主流。而赵孟頫（1254～1322）、李衎（1245～1320）、朱德润（1244～1365）等都能善画。所有这些宋元书画名家在创作时都有赖于对皮纸的使用，有时也只有皮纸才能使书画家在作品中展示其艺术特色，而绢素则作不到这一点。因而传世的宋元书画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我们有幸，在研究宋元造纸术时，得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各种珍品，并就其纸质作了检视。试举数例如下。苏轼的《三马图赞》、黄公望的《溪山雨意图》（29.5×105.5厘米），都是用很好的桑皮纸。李建中（945～1018）的《贵宅帖》、苏轼的《新岁未获帖》、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夏日诗》、法常（1176～1239）的《水墨写生图》、宋人《百花图》等，都是用楮皮纸。元人李衎（1245～1320）的《墨竹图》、赵孟頫的（1254～1322）的《从骑图》、朱德润（1244～1365）的《秀野轩图》和张逊（约1285～1355在世）的《双钩竹》（1349）等，也都是用皮纸。这些纸都洁白，表面平滑受墨，纤维束少见，纤维交织匀细，细帘条纹，均堪称上等皮纸。米芾的《高氏三图诗》则是用麻、楮混料纸，他的《韩马帖》是用麻纸，这在宋元书画中已属少见。
宋元时期一般读物供大众用者多印以竹纸，较讲究的书还是用皮纸。我们对北京图书馆有关善本用纸作了检验，发现其中北宋开宝藏经《佛说阿维越致遮经》（973年刻，1108年刊），用高级桑皮纸，双面加蜡、染黄。南宋中期廖氏世采堂刻《昌黎先生集》，为细薄白色桑皮纸。南宋景定元年（1260）江西吉州刻本《文苑英华》、咸淳《临安志》（约1270）及元代茶陵刻本《梦溪笔谈》则用楮皮纸。此外，如杭州刻宋板《文选五臣注》、南宋临安府刻《汉官仪》（1133）、四川眉山刻本《国朝二百名贤文粹》（1197）、蒙古定宗四年（1248）刻本《证类本草》等，都是皮纸。自然宋元稿本及写本也同样如此，如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稿本、北宋元丰元年（1078）内府写本《景祐乾象新书》、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都是皮料纸，其中《洪范政鉴》为楮皮纸。地下出土物也时有发现，如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北宋天禧元年（1017）刻本《妙法莲华经》用纸，为桑皮与竹料混料纸①，1966～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明道二年（1033）雕板《大悲心陀罗尼经》为桑皮纸②。
与前代相比，宋元是皮纸全面大发展阶段，楮皮纸像唐代那样仍被士人看重。我们前一章中已提到韩愈、薛稷将楮皮纸尊称为“楮先生”、“楮国公”，还没有提到另一唐人文嵩将其尊为“好畤侯”，这里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文嵩将楮皮纸比作一位伟人，取名为楮知白，而为之树传。他在《好畤侯楮知白传》中写道：
“楮知白字守元，华阴人也。其先隐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为高士之首冠。……奉职勤恪，功业昭著，上用嘉之，封好畤侯。其子孙世修厥职，累代袭爵不绝。……晋宋之世，每文士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者，必求之缮写，于是京师声价弥高，皆以文章贵达。历齐梁陈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见用。知白为人，好荐贤汲善，能染翰墨，与人铺舒行藏，申冤雪耻，呈才述志。启白公卿、台辅，以至达于天子，未尝有所艰阻，隐蔽历落。布在腹心，何只于八行者欤。知白世家，自汉朝迄今千余载，奉嗣世官，功业隆盛。簿籍图牒，布于天下，所谓日用而不知也。……累迁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直笔之下，善恶无隐。明天子御宇，海内无事，志于经籍，特命刊校集贤御书，书成奏之，天子执卷躬览，嘉赏不已。因是得亲御案，乃复嗣爵好畤侯。史臣曰，春秋有楮师氏，为卫大夫，乃中国之华族也。好畤侯楮氏，盖上古山林隐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业昭宣，其族大盛，为天下所利用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③。这篇有趣的传记，将楮皮纸的功业以人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中国纸文化史中有趣的文学作品，也说明中国人对楮纸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凡隋唐所有皮纸都在宋元有所发展，而且又开发出新的造纸原料。陈元龙（1652～
1736）《格致镜原》（1735）卷37引《花木考》云，“榔纸类木皮[纸]，而薄莹滑，色微，宋时人贡以书表”①。此即棕榈科的热带木本植物槟榔（Areca catechu），主要产于广东、海南及台湾，其皮及苞确可造纸②，从而在皮纸大家庭中又增加新的一员。
四 还魂纸或再生纸的生产
为扩大原料，降低生产成本，使物尽其用，还采用故纸回槽，掺入新纸浆中重新造纸。这种再生纸古时称“还魂纸”。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杀青》章说：“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江南竹贱之国，不以为然，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拾起再造，名曰还魂纸”③。
中国何时开始生产还魂纸，宋应星没有指出，看来这种纸应当很早就有。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较早实物标本，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写本《救诸众生苦难经》，出于敦煌石室，是太祖即位不久写成的。中国年号用乾德者有五代前蜀，但其乾德五年为癸未（923），而此写经尾款为“乾德五年丁卯岁七月廿四日，善兴写”，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为丁卯（967）。写经每纸直高30.5、横长42厘米，帘条纹直径2毫米，白间粉色。1964年我们化验为麻纸，在纸的背面发现有三块未及捣碎的故纸残片，遂鉴定其为再生纸④。又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S3417《救诸众生苦难经》，尾款为“乾德五年（967）岁次丁卯七月廿一日，因为疾病，再写此经记耳”⑤写于历博藏品三天之前，当同为佛僧善兴所写，自然用纸也应是同一批。从纸的原料及形制上判断，当为甘肃所造。这批10世纪的麻料再生纸，为《天工开物》有关还魂纸的记载作了实物注解。此后我们留心发现是否还有类似的古纸。1977年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检验版刻本用纸时，再一次注意到南宋嘉定年（1208～1224）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所用楮皮纸纸浆中同样含未捣碎的故纸残片。既然北宋初再生纸已出现，由此可以认为以故纸回槽，与新鲜纸浆搭配而抄造再生纸，可上溯至隋唐或更早的时期。
我们还找到比《天工开物》更早的以故纸还魂的记载。元代人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1309）卷九《钱币考》，载南宋时湖广（今湖北）等地造纸币“会子”即所谓“湖会”时，曾用过还魂纸。原文说：“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这是说，用落榜举人的试卷纸和茶叶专卖许可证旧纸掺入新纸浆中，抄造会子用纸。可能因当地造纸原料一时供应不上，才有此举。而按理说，造纸币应当用上好的纸，因还魂纸强度不大。不过以此纸浆抄纸币，会使伪造纸币者作伪困难。
造还魂纸的技术方法是，将故纸收集起来后除尘去杂，用水湿润，再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蒸煮2～3小时，捣烂并洗涤，按一定量配入新纸浆中，重新抄纸。蒸煮的目的是脱去故纸上的墨迹、油腻、污秽等，使之洁白，用石灰（或草木灰）的量为纸量的15～20％。故纸经这样处理后，其纤维明显变短，因而单纯用故纸再生，成浆后所造之纸强度不佳，必须与适量新纸浆搭配。如果造卫生纸、火纸及包装纸，亦不妨全用旧纸回槽。因而在古代城市中经常出现背着口袋、手持钩棍到处拾旧纸的人，自然也还应有废纸回收栈。顺便说，回收废旧纸的行业在西方是从19世纪后才有的。伦敦造纸家库普斯（MatthiasKoops）从1800年起开始以故纸脱墨技术造再生纸的实验，并取得成功①。
宋人有时为有效利用旧纸，除造还魂纸外，还直接在字纸背面重新写字或印刷，称为
“反故”，这种作法早在汉代即已有之。明人张萱（1557～？）疑耀》称：“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编》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宁五年（1106）公私文牍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滑如一，故可两用。”这种情况我们也曾见到，不但宋人如此，甚至唐、五代人用南北朝写经背面印书，回鹘人还在唐人写经背面写回纥文。因此这类纸本具有双重文物价值。
第二节 多种多样的加工纸和名纸
一 关于宋代纸品种的综合介绍
宋元时不但在造纸原料方面，而且在纸的加工和品种方面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南宋人
陈槱（1150～1201年在世）《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中介绍说：
布缕为纸，今蜀牋尤多用之，其纸遇水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古称剡藤，本以越溪为胜。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而藤[纸]乃独推抚[州]之清江，青江佳处在于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纸]色理极腻白，然纸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糨（糊）而后用，既光且坚，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葺去尽，筋骨莹沏，是谓之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江南旧称澄心堂纸，刘贡父诗所谓百金售一幅，其贵如此。然为吴、蜀所掩，遂不盛行于时。
此处所说的刘贡父为刘攽（1023～1089）之字，我们疑心当为刘敞（1019～1068）之字刘原父。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宋代各产地及纸的品种与特点，有四川的厚、薄麻纸、浙江剡溪的藤纸、江西抚州的清江纸（藤纸）、浙江绍兴的竹纸、安徽新安的玉版纸（皮纸）、苏州的竹纸和安徽歙州的宋仿澄心堂纸（楮皮纸）。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云：“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浙江）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②。因而对陈槱的上述记载，又补充了浙江稻草纸及麦杆纸、北方的桑皮纸，且指出川麻纸有玉屑纸及屑骨纸之名号。
明人屠隆（1542～1605）《纸墨笔砚笺·纸笺》谈到宋纸时指出：
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作]画，多用此纸。……有歙纸，今徽州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光滑莹白可爱。有黄、白经牋，可揭开用之。有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榖（903～970）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鄱阳白。有藤白纸、观音帘纸、鹄白纸、蚕茧纸、竹纸、大笺纸。有彩色粉笺，其色光滑，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多用之作画、写字①。此外所提到的澄心堂纸、黄经笺、白经笺、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
及彩色粉笺，都是宋代的加工纸名称。澄心堂纸是仿制五代澄心堂纸而制成，其他名目的纸或经染色、加蜡、添粉，或以泥金绘成图案，或兼而有之。巨幅匹纸、鄱阳白、观音帘纸、鹄白纸及大笺纸，应均为细白精细的皮纸，供作高级文化用纸。
《宋史·地理志》（1345）更载徽州府贡白苧纸，池州贡红白纸，成都府贡笺纸。关于徽州贡纸情况，还见于淳熙《新安志》（1114）卷二《贡纸》条，其中提到宋代新安（今安徽徽州）向朝廷解运的贡纸时写道：“贡表纸、麦光、白滑、冰翼纸。..熙宁（1068～1077）中，贡白滑纸千张、大龙凤墨十斤。元丰（1078～1085）中，贡白苧十匹，纸如熙宁，而无墨。”同书更载北宋时新安“上供七色（种）纸，岁百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44.8万余张）。七色者：常样、降样、大抄、京连、三抄、京抄、小抄。自三抄以下，折买奏纸是为七。外有年额折银纸。..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歙州岁供大纸数多，颇劳民，思有以宽之。”大抄纸是作榜纸用的，表纸即奏本纸，麦光纸、白滑纸、冰翼纸和凝霜纸，都是指洁白平滑而细薄的楮皮纸。常样、降样、大抄、京抄、京连、三抄、小抄等名目，是就纸的规格尺寸而言者，共有七个尺寸的纸，故称“七色纸”，不是指七种颜色的纸。
弘治《徽州府志》（1502）卷二《物产志》进一步解释说：
旧（宋）有麦光、白滑、冰翼、凝霜之目，歙绩溪界中有地名龙须山，纸出其间，名龙须纸。大抵新安之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如玉雪者，水色所为也。其岁晏敲冰为之者，益坚韧而佳。宋时纸名则有所谓进昇、殿昇、玉版、观音、京帘、堂昇之类，亦出休宁之水南及虞芮、良安、和睦三乡，余见《拾遗忘》。按旧志（淳熙《新安志》）虽载此，然今新安纸绝无佳名，惟市于常山、开化二县者乃佳②。
由此我们知道宋代徽州地区楮皮纸产地及当地水质情况。这一带的纸在五代南唐时便供内府使用，宋代时一仍其旧，明代起内府才改用别处纸。
二 关于元代纸品种的综合介绍
关于元代所造的各种纸，元人费著（1303～1363在世）《蜀笺谱》（约1360）称：
广都（四川成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纸，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清洁。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者，谓之假荣。造于冉村[者]，曰清水纸；造于龙溪乡[者]曰竹纸。蜀中经史子籍，皆以此纸传印。而竹纸之轻细似池纸，视上三色纸，价稍贵。近年又仿徽[州]、池[州]法，作胜池纸，亦可用，但未甚精致尔。
可见四川所造大幅本色纸叫假山南纸，小幅粉笺叫假荣纸，造于冉村的叫清水纸或冉村纸，造于龙溪乡的叫“竹纸”，所有这四种纸都以楮皮为原料。其中“竹纸”最为精细而白簿，价钱较贵。蜀人造楮皮纸，意在与徽州、池州的楮皮纸竞争市场，并仿造其所产，纸名为胜池纸，颇有竞争意识。《蜀笺谱》谈到四川麻纸品种时说：“笺纸有玉版，有贡馀，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贡馀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因而麻纸也有不同名目，其中玉版纸及贡馀纸是上等麻纸，注意此处的玉版纸与其他地方的玉版纸在用料上是不同的。同时还指出：
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笺。又有青白笺，背青面白。有学士笺，长不满尺。小学士笺又半之。仿姑苏作杂色粉纸，曰假姑苏版，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姑苏笺皆罗纹，惟纸骨柔薄耳。若加厚壮，则可胜苏笺也。
连二纸、连三纸及连四纸的名目不见于宋及宋以前文献，是从元代开始出现的，连四纸在明清时又名为“连史纸”，此名一直沿用到现在。而在不同时期的连史纸，用料不同，除四川外，江西、福建等地也有连史纸名目。关于这种名目的由来，过去人们认为是由连氏兄弟造的，且以其排行而名纸。我们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可能属于一种附会。元代人费著谈连四纸时加注曰：“售者连四一名曰船笺”，可见不是连姓人所造。我们认为纸名来自抄造方法，过去造纸多是一帘一纸，如果将棉布条缝在一长的抄纸竹帘中间，使帘面一分为二，则捞纸时，一帘便可同时形成两张纸。因为棉布条阻止滤水，在这上面的纸浆不能形成湿纸面，所以将一帘抄两纸取名连二纸。同理，加两个布条，则一帘三纸（图5-3）；加三个布条，一帘四纸。用这种方法捞纸，在单位时间内无形中成倍地提高了工效。这是元代纸工对抄纸帘结构所作出的技术革新。但以此法捞纸，要求抄纸匠的技能要更为熟练，翻帘时要将两张纸准确地压在湿纸堆上。一帘二纸操作较易，三纸、四纸更难。后来的连四纸或连史纸，有时只存其名，实际上仍是一帘一纸，只不过幅面较大。最初的连二、连三、连四纸幅面较小。这类纸一般由一个人操作，在近代纸坊中，我们还经常看到这种抄纸方法。
费著所述的纸偏重四川，对外省纸谈得不多，可由其他著作加以补充。明人曹昭（1354～1410在世）著、明人王佐（1406～1479）增《格古要论》卷二云：“元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又有白箓纸、匹纸、清江纸，皆出江西。赵松雪（赵孟頫）、〓子山（〓〓，1295～1345）、张伯雨（张雨，1277～1348）、鲜于枢（1256～1301）书，多用此纸”①。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卷7有同样记载①元代人程棨（1275～1350在世）《三柳轩杂识》还提到“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至和（1054～1055）以来方入贡。贵权求索寖广，而纸户力已不能胜矣。吴越（五代）钱氏时，供此纸者蠲（减免）其赋役，故号蠲[纸]云”②。浙江温州桑皮纸从五代历宋元时一直入贡，质量确实好，有出土实物为证。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宋元时期在主要产纸区浙江、安徽、江西、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已造出大量不同品种的纸，其中不少是加工纸，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但产地多集中于江南，这是与造纸重心南移有关。北方在辽、金地区同样产纸，以后将会谈到。
三 防蛀纸、谢公笺、黄白蜡笺、金粟笺
在纸的加工技术方面，宋元继承隋唐五代的传统，且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各种染色纸，像唐代一样，宋代仍重视黄纸，尤其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均规定用黄纸。南宋人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卷189称：“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以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
宋人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1131）卷二也写道：
嘉祐四年（1059）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集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蠹败。至嘉祐六年（1061），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
沈括《梦溪笔谈》（1088）卷一同样提到：
今三馆秘阁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1056～1063）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讐四方书，给吏百人写之，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是私家不敢辄藏③。
“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及史馆，掌内府藏书、校书及修史，本为唐代建制，宋代因之，但均设置于崇文院内。用黄蘗染纸，确可防蛀，而内府秘籍以黄纸大册装订，加盖朱印，便无人再敢盗出与收藏了。此为防蛀、防盗之双重措施，自然在三馆秘阁中要有染纸匠、装潢匠多人。从沈括所载“给吏百人写之”，可见宋代在人员编制规模上已超过唐代。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02）卷152又说：“绍兴十四年（1144），诏诸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这说明不只内府御用藏书以黄纸抄印，而且要求各地方亦应将其刻板书籍以黄纸各印一套，进呈中央政府。除官府用文书外，民间刊印或抄写的宗教经典也多用黄纸，这与前代是一样的。除黄纸外，蓝色纸、红色纸也常用于一些不同场合。
宋人加工制造出的各种颜色的彩笺，也为后代人所称道，尤其“谢公笺”，与历史上唐代著名的“薛涛笺”齐名。元人费著《蜀笺谱》写道：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笺]，有薛涛[笺]。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写信），俗因以为名。..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深蓝）、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杨文公亿《谈苑》载韩溥寄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谢公笺出于此乎？[薛]涛（768～813）所制，特深红一色尔。此处所说谢公当为谢景初（1020～1084），字师厚，北宋富阳（浙江）人，宋国史馆编修官、知制诰、直集贤院学士谢绛（995～1039）之子。谢景初于庆历（1041～1048）年中进士后，任余姚县令，筑海堤防潮，民赖以安。旋转海州通判、湖北转运判官，成都路提刑，后以屯田郎致仕（退休）。他博学能文，尤工于诗。谢景初所创制的十色信笺，可能完成于四川任内，受薛涛笺影响。但鉴于涛笺只有一种颜色，未免单调，遂出己意设计出以红、黄、蓝三种染液调制的十种色调的彩纸，丰富多彩。谢公笺是对薛涛笺的新发展，尺幅应比后者大些。元人费著还说北宋初人杨亿（974～1020）《杨文公谈苑》中引韩溥（928～1007在世）诗“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所说“十样蛮笺”，可能是谢公笺的先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韩溥、杨亿都是谢景初父辈时的人。在他以前半个世纪，四川已有了“十样蛮笺”，失传后他起意造出更漂亮的十色信纸。
唐代时著名的黄、白蜡笺“硬黄”和“硬白”，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演变成黄、白经笺或黄、白蜡经笺。人们注意到这种黄色蜡笺，是从“金粟山藏经纸”的发现开始的。金粟山在浙江海盐县西南35里，山下有金粟寺，初建于三国时吴的赤乌年间（238～250），经历代修建，至北宋时仍香火繁盛。诗寺经各方募资，于熙宁年间（1068～1077）写造大藏经以为镇寺之宝。明人董毂（1482～1562在世）《澉水续志》（1557）卷六《祠宇志》称：
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其纸幅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1078～1086）年号，五百年前物矣。其纸内外皆蜡，无纹理，与倭纸相类，造法今已不传，想即古所谓白麻纸也。……日渐被人盗去，四十年而殆尽，今无矣。计在当时縻费不知几何？谅非宋初盛时不能为也。
明人胡震亨（1567？～1634）《海盐县图经》（1624）《杂识篇》说：
金粟寺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摩光莹[滑]，以红丝栏界之。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泽，如髹漆可鉴。纸背每幅有小、红印，文曰‘金粟山藏经纸’。有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遍行宇内，所存无几。与此同时，法喜寺所藏大藏经用纸也与金粟山藏经纸相似，每纸印有小红印，文为“法喜大藏”。纸高1.7尺、长3.3尺（约56×109厘米）。这些纸在明代从寺内流出后，便为世人看重，竞相购求，常用作书画引首。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所说“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即指金粟笺，以其由数层纸构成，故揭开当宋笺使用。清人周嘉胄（约1731～1795年在世）《装潢志》称：“余装裱，以金粟笺、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①。这些纸至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还在传世。张燕昌（1727～1802在世）特意写了《金粟山笺说》（约1800）介绍此纸②，从此其名声大振，并由人贡入内府。清高宗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有意访求，收罗了民间收藏的不少金粟笺。他还用揭下的纸御书《波罗蜜心经》。而宫内珍贵书画如晋人陆机（261～303）《平复帖》、明人文征明（1470～1559）《漪兰室图》卷轴引首，均用宋金粟笺。
关于这种纸的原料及形制，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麻纸，有的说是茧纸，甚而有人认
为不是纸，而是所谓“树皮布”①，真可谓众说纷纭。为探明究竟，笔者化验了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经纸，检验结果表明这批纸用不同原料纸写成，其中有麻纸，也有桑皮纸，但以皮纸居多，绝不是什么“树皮布”，亦非茧纸。每张纸都比较厚，确可分层揭开，纸呈黄色或浅黄色，表面施加蜡质，再经砑光，因此帘纹不显，而表面平滑，制作精细，确实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
每张纸背面都有若干小红印，印文为“金粟山藏经纸”或“法喜大藏”。然而揭开后的内层纸，并没有蜡，帘纹便明显可见了，但纸面上则隐约出现上一层纸渗下的墨迹，每层纸并不厚，三四层连在一起才显得厚。纸上墨迹端正圆熟，墨色发光。这上万卷的金粟山藏经，以良纸、佳墨及书法高手写成，正如明人董榖所说，其耗费一定很高，非北宋盛时不可为也。与金粟笺对应的北宋造白蜡笺，亦有实物可供吾人研究。前述1966年浙江瑞安县仙岩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时（1034～1043）刻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即用白蜡笺。纸直高30、横长65.2厘米，由11枚纸印成。此纸白色，表面平滑、加蜡，纤维交织匀细，纤维束少，帘纹不显，较厚，可分层揭开。纸表似乎还有白粉，是上等白蜡笺纸上书以泥金②，是宋代白经笺的标本。
四 砑花纸、水纹纸、仿薛涛笺、仿澄心堂纸
宋元时人们喜欢用特制的纸作信笺和诗笺，形式各种各样。除上述宋初谢公十色笺外，还有颜直之的色笺。颜直之字方叔，号乐闲，吴人，为宋代画家，工人物，又善写小篆，事迹不详。明人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卷二云：
宋颜方叔尝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砑花竹、麟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
宋人颜直之所制色笺虽颜色种类不多，但纸染好后，又在纸上砑以人物、花竹、山林、虫鱼等画，则另有雅趣，实际上是彩色砑光纸。由于颜直之本人就是画家，由他起草的画稿经精刻于木板并压在纸上后，“精妙如画”，所以士大夫甚为珍重。如果在色纸上再直接画成画，再在上面写字，也是另有妙趣。
宋元砑花纸也有传世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韩马帖》，用纸呈斗方形（33.2×33.2厘米），纸面呈现云中楼阁的图案，便是砑花纸。同样，宋末元初画家李衎的《墨竹图》（29×87厘米），用纸幅面较大，纸的右上方呈现“雁飞鱼沉”四个篆字，左上面有“溪月”隶体文字。同时纸的中间呈现雁飞于空、鱼浮于水的图画，读者可从图上仔细在竹叶中间看到雁飞的白线条图案（图5-4）。我们认为这些鱼雁图有“鸿雁捎书”、“鱼传尺素”之寓意，因而此纸裁短可作信笺。此纸为皮纸，白间黄色，表面涂蜡，又经砑光，因此可称为砑花蜡笺纸。李衎于元贞元年（1295）任礼部侍郎，皇庆元年（1312）累官至吏部尚书，拜集贤院大学士，因此这位画家兼内阁大臣用纸是相当考究的。其《墨竹图》是双重艺术珍品，正如米芾的《韩马帖》那样。
唐代兴起的花帘纸或水纹纸，虽不见实物遗存，但北宋初这类实物保存下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建中（945～1108）的《同年帖》（图5-5），是迄今所见较早的水纹纸。李建中字得中，宋初书法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任大理寺评事、工部郎中、太常博士，官终太府寺。《同年帖》是他写的一封信，提到与他同年中进士的邵兵部，故名《同年帖》。该帖由大小两纸联成，其中小纸（8.3×33厘米）为楮皮纸，纸面呈现波浪纹图案。由此可知水纹纸多作信笺用。上海博物馆藏北宋文学家沈辽（1032～1085）的《所苦帖》，纸面上也呈现与《同年帖》同样的水纹。
前代有名的薛涛笺和澄心堂纸，宋元时期仍继续仿制，为人们所喜欢。清初人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1705）卷12引《雪蕉馆纪谈》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之。玉珍建捣锦亭于浣花[溪]，置笺局，俾子良领其事”①。按明玉珍（1331～1366）于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领兵入蜀，十八年（1358）克成都，自称蜀王，次年（1360）称帝，国号大夏。因此他据蜀时间为1358～1366年，这也是陆子良仿制薛涛笺的时间。由于得到当地统治者支持，设官局制造，则元末时成都所造薛涛笺在质量和数量上超过唐代，是可想而知的。自从五代南唐（937～958）灭亡后，从宫中流出内府御用的澄心堂纸后，因其质地洁白、细腻而又浑厚，引起北宋文人喜爱，不断写诗称赞。此纸遂身价提高，以至“百图5-5李建中《同年贴》金市一枚”。为满足人们需要，北宋时起仿制。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谈及，大约在1043～1045年梅尧臣（1002～1060）从欧阳修（1007～1062）及宋敏求（1019～1079）那里得到南唐澄心堂纸后，又将纸样送给潘谷（1010～1060在世）。
潘谷是徽州人，善制墨，因澄心堂纸在他家乡制造，他又认识那里的纸工，遂于徽州依样仿制，时间约在1045年前后，从而宋仿澄心堂纸得以大规模生产。潘谷将仿品300张回赠梅尧臣。梅赠潘的诗中说“君使制之精意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便于使用，宋代澄心堂纸比南唐纸薄一些，其他方面是一样的。明人屠隆（1542～1605）《考槃馀事》（约1600）卷一云：“尝见宋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不可得矣”①。又说：“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1049～1100）画，多用此纸。”明人谢肇淛（1567～1647在世）《五杂俎》（1616）卷12云：“宋子京（宋祁，998～1061）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阳公（欧阳修）作《五代史》亦然”②。所有这些都应理解为宋仿澄心堂纸，而非南唐纸。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读王著临摹内府所藏法帖上石，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拓成十卷《淳化阁帖》，恐亦难信。不过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的《昇元帖》倒有可能用澄心堂纸拓。
五 金花纸、明仁殿纸、端本堂纸、姑苏笺、瓷青纸、云母笺
在艺术加工纸中，唐代创制的冷金、泥金、销金彩笺，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元人脱脱（1314～1355）及欧阳玄（1274～1358）《宋史》（1345）卷163《职官志》谈到吏部官告院掌管为妃嫔、王公、文武百官及外蕃官员、命妇封赠品位之职时，规定公文用纸的各种等色。
①凡文武官用绫纸五种十二等色，背销金花绫纸、五色绫纸、大绫纸、中绫纸及小绫纸；②凡宫掖至外命妇，用罗纸七种十等，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遍地销金凤五色罗纸、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销金五色罗纸、销金大花五色罗纸、金花五色罗纸、五色素罗纸；③凡内外军校封赠，用绫纸三种四等，有大绫纸、中绫纸、小绫纸；④凡封蛮夷酋长及蕃长用绫纸二种各一等，有五色销金花绫纸、中绫纸③。还规定用不同材料的卷轴及钤印方式等。其中所谓“绫纸”及“罗纸”，是指用带有花纹的彩色绫、罗镶边的纸。销金花绫纸是在绫纸上带有细小金片，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到处洒以金片并用泥金画出龙的图案。遍地销金凤五色罗纸指在上述纸上画以凤的图案。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洒金片并绘出团花图案。
北宋人宋敏求（1019～1079）《春明退朝录》（1070）谈到诰制之制时，也指出对①后妃用销金云龙罗纸，公主用销金大凤罗纸；②对亲王、宰相、使相，用白背五色金花绫纸；③枢密使、三师三公、前宰相至仆射、东宫三师、嗣王、郡王、节度使，用白背五色金花绫纸；④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院同知..用白背五色绫纸；……凡修仪、婉容、才人、贵人、美人，用销金小凤罗纸。宗室女，素罗纸..在纸的加工程度上显出不同的等级。最隆重的是用销金云龙凤五色绫纸，最一般的是小白绫纸。其中销金云龙凤五色绫纸制法是：①先将上等白纸染成五色；②再将黄金打成金箔，剪切成细小碎片放入筛中；③以手轻轻敲动筛，使金片均匀洒在纸上，用胶固着；④用泥金或其他颜料在整个纸上画出云纹及龙凤图案；⑤将纸的上下两边用织有图案的彩色薄细绫、罗镶边；⑥按着等级要求装轴及飘带，并制成匣子盛卷轴；⑦最后，由吏部官诰院楷书手书写诰封文字，交由有关部司加盖印玺。纸料主要用上等皮纸，由政府在产纸区设官局监造，再送入内府由匠师加工。元代在户部有抄纸坊、礼部有白纸坊这类专司造纸的衙门。这类纸较昂贵，除官方使用外，民间富家遇有婚喜事也时常用，但主要画如意、宜百子等吉祥图案，祝寿时则画寿星等。宋政府曾禁止民间使用销金银笺，但禁而不止。
元代内府及民间使用金花纸的情况，大体上与宋代是一样的。其中“明仁殿纸”和“端本堂纸”是元内府用的艺术加工纸，因为明清时流传下来，故而著名。元人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1《宫阙制度》称，明仁殿又曰西暖殿，在皇帝寝殿之西①，是皇帝读书之处。而同书卷2《端本堂》条，则说端本堂是皇太子授业、读书之所。为供皇帝及皇太子御用，特意加工了这种纸，其特点是用上等皮纸染成黄色，背面刷粉并洒金片，再在纸的两面涂蜡并砑光，最后再在纸的正面用泥金描满如意云纹。纸质厚重，可揭为3～4层。在纸的右下角钤“端本堂纸”或“明仁殿纸”长方小印。因两种纸的形制大致相同，纸的两面均富丽堂皇，确有皇家用纸的气派。虽然纸本身已经是件艺术品，但主要用于写字。有时皇帝还将此纸颁赐给臣僚。元代灭亡后，库内仍有不少，因此明初时还流传于世，但入清后逐渐稀少。清高宗于乾隆年间（1736～1795）发现此纸，下令仿制。从仿制品中我们得见其纸幅较大（53×121.4厘米），比南唐澄心堂纸更大，质量更高。这种纸我们可称之为“泥金绘如意云纹销金黄色粉蜡笺”，是宋代彩色粉蜡笺的直接延续。它将色笺、粉笺、蜡笺三者结合起来，再用泥金绘出图案，已做到综合加工的完美地步，对明清两代有重大影响。
明清时一度风行的罗纹纸，显然也是直接继承了宋元的传统。罗纹纸的特点是，纸面上除帘纹外，还呈现出细密的纵横交叉的纹理，如同罗纹。费著《蜀笺谱》在谈到元代四川曾仿制姑苏（今江苏吴县）的姑苏笺时写道：“仿姑苏作染色粉纸，曰‘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苏笺皆罗纹，惟纸骨柔薄耳。若加厚状，则可胜苏笺也。”罗纹纸的作法，我们在上一章已介绍，此不重复。然蜀中假苏笺与一般罗纹纸不同的是，还有深层加工，将其再制成彩色粉笺，并洒以金银花（原文中的“印”，不是印刷的印），因而成为销金银罗纹彩色粉笺，自然外观更美，并以此与姑苏笺相抗衡。蜀纸一般较厚重，费著说“一夫之力，仅能荷（担）五百番”，但假苏笺纸面较薄，因为姑苏笺较薄，不过填粉、饰金银后，也仍比一般薄纸厚重。
五代南唐澄心堂纸除在宋代仿制外，元代也曾仿制。费著在介绍假苏笺后，接着说：“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纸取李氏澄心堂样制也。盖表光[纸]之所轻脆而精绝者，中等则名曰‘玉水纸’，最下者曰‘冷金笺’，以供泛使。”从这段记载来看，元代仿制的澄心堂纸，实际上是以宋代澄心堂纸为纸样的，因为南唐李氏澄心堂纸厚重，而宋代澄心堂纸才较轻薄。清代乾隆年又有仿澄心堂纸，与宋元又有所不同。
五代至宋所造瓷青纸对后世很有影响，周嘉胄《装潢志》说宋徽宗赵佶（1082～1135）和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很喜欢在瓷青纸上用泥金写字，“殊臻壮伟之观”①。瓷青纸一般较厚重，可分层揭开，染以靛蓝，其色如瓷器的青釉，故称瓷青纸。用墨写字，字迹不易显，而将金粉分散于胶水中写成金字，则颜色鲜明。瓷青纸表面有时加蜡并砑光。这类纸在出土物中时有发现。如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出土北宋雍熙年（984～987）刻本《妙法莲华经》卷轴引首为瓷青纸②此纸明清时作书籍封面。同塔还出土五代大和辛卯（931）泥金书瓷青纸《妙法莲华经》，卷首且有泥金绘经变人物图。谢肇淛《五杂俎》（1616）卷12谈到宋纸时，还提到“常州有云母纸”，这是指将白云母细粉装饰于纸面上，呈现银白色光泽。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写于宣和四年壬寅（1122），用纸为泥金绘云龙纹粉蜡笺③（图5-6）。
第三节 纸本书画、印刷品和纸币等纸制品的大发展
一 书画及版刻用纸
宋元时期由于造纸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技术和设备的改进，造出比前代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各种纸，这就大大促进了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首先要指出的是纸在绘画、印刷、货币等方面的广泛使用；其次是纸制品用于制作衣服、帐、被、枕头及娱乐方面，成为其他材料特别是丝绢等纺织品的代用品。绘画用纸要求较高，一是幅面要大，二是表面平滑、强韧，又有渲染及着色性能。大量用纸本作画是从宋元时出现的，供使用的主要是皮料纸、楮皮纸及桑皮纸。巨幅皮纸洁白平滑又受墨受彩，为美术家、书法家提供价廉物美的创作材料，某些方面比绢本更能发挥出艺术效果。在装裱过程中，用纸也比用绢更为便当。纸是否适于作画，其幅面是个重要因素，而幅面取决于抄纸帘的大小和历代流行的纸幅规格，而这又与各代造纸技术总的发展水平有关。
从我们所见实物而言，书画用纸幅面有颇大的时代性，可作为年代鉴定的指标之一。汉晋法书直高多为1尺（24厘米），唐、五代比晋纸略高些，约为唐代1尺（25～27厘米）。宋代书画纸尺幅更大，法书纸一般直高30～35厘米，如米芾《苕溪诗》30.5厘米、李建中《同年帖》33厘米、苏轼《人来得书帖》31.5厘米。宋画一般直高30～55厘米，横长明显增大。如杨无咎（1097～1169）《四梅图》直高37、横长60厘米。宋代还有匹纸，长三丈有余，中无接缝，如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用纸（图5-6），这正是宋代画家们创作长江万里图和巨幅山水画的理想材料。元代画纸一般大于宋代，如黄公望（1269～1345）《溪山雨意图》（1344）、朱德润（1244～1365）《秀野轩图》、张逊（约1285～1355年在世）《双钩竹》（1349），用纸横长都在100厘米以上。根据我们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纸本绘画的实测结果，一般说唐代绘画纸面650平方厘米，宋代平均为2412、元代为2937平方厘米。把这些数据作成座标曲线以示比较（图5-7），是颇有趣的。虽然这些统计数据是不完全的，今后会因扩大纸样观察范围使曲线形式有所改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无疑的，即越是到后代，所能提供的一般画面越大。因而我们看到，书法和绘画这两门艺术的发展是与造纸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书画用纸幅面是随着造纸术的演进和朝代的更替而有规律地向放大尺寸的方向发展（图5-7）。唐末、五代能造出1丈长的纸，魏晋南北朝时便难能为之；宋元又造出3丈长的纸，胜于唐、五代；明清匹纸又大于宋元。如果一张整幅书画纸超过1000平方厘米，被标为南北朝某人所作，肯定是不可信的，标为唐人作品也值得存疑，这样的纸十之七八为宋元以后之物。从原料来看，适于作画的纸多为皮纸，竹纸虽然便宜，主要用以写字或印刷，宋元人很少以竹纸作画。因而某件作品为竹纸，而标为晋、唐或宋人所画，便可生疑，这是以纸质鉴定作品年代之一例。
像绘画纸一样，金石拓片和碑帖用纸对质量要求也比较高。由于宋代史学的发展，在收集和考证古代原始史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作为考古学一部分的金石学在宋代兴起。金石学主要研究古代钟鼎文和石刻文字，为此需要用纸从铜器及石碑上进行墨拓，再对文字进行考释。文史学家欧阳修（1007～1072）、赵明诚（1081～1129）在《金石录》（1132）中收集、著录的金石文甚为丰富，足补古籍记载之不足。拓片用纸要求纸质薄细而紧密，拉力强而又受墨，一般都用皮纸，以往旧称“绵纸”或“茧纸”，这类名称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还是称皮
纸为好。碑帖用纸要求表面平滑、坚实受墨，而又寿命较长并抗蛀，亦是非皮纸莫属。当然，
用好的白麻纸亦可，绝不可用竹纸。宋太宗赵匡义（939～997）淳化三年（992）下令以澄心
堂纸，由李庭珪（893？～967）墨拓摹内府秘藏历代法书共十卷，赐亲王、大臣各一部，此
即有名的《淳化阁帖》。我们已经辨证此澄心堂纸为宋代澄心堂纸，南唐李氏澄心堂纸断不可
作拓片用。至于墨，倒有可能用李庭珪所制，然《阁帖》后期版本则多用徽州潘谷墨。宋拓
本向来被鉴赏家及收藏家视为名贵善本，原因之一是用良纸、佳墨摹勒、拓打，字迹清晰，接
近祖本。至今仍有传世品可供欣赏。
宋元时印刷术相当发达，官刻、私刻及坊刻的印本书相当多。宋人章如愚（1170～1230在世）《群书考索·后集》卷26说：“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申，宋真宗至国子监看书库，问祭酒邢昺（932～1010）现有书版几何？”昺对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书版大备”。四十年间书版增加25倍。《宋史·艺文志》（1345）著录的官府藏书9819部，都119，972卷（将近12万卷），其中不少是刻本。宋元版书现在可以看到不少。刻本用纸虽然没有书法、绘画用纸要求那样高，但也非一般纸都可充用。总的说，印书纸表面应尽可能平滑，不宜太厚，应坚薄而易受墨，不易蛀蚀，但价格又不能过高。宋刻本以地域而言，有蜀本、浙本、闽本、赣本等。宋人叶梦得（1107～1148）《石林燕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经国子监校勘的书多在杭州雕板，用浙江桑皮纸印，质量最高。闽本多坊刻本，用便宜的竹纸印制，不但雕法不精，用纸亦不佳，但因成本低，流传反而最广。蜀本则以皮纸及麻纸，介于浙本及闽本之间。一般说，宋元刻本中精品不但字体美，而用纸亦必佳。
关于宋版书用纸，古书中有不少议论。陈继儒（1558～1639）《太平清话》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恐怕指蜡笺，粉笺而言，不能视为通论，因为我们所见宋元版本绝大多数有明显帘纹，既令极薄之纸也有帘纹。谢肇淛《五杂俎》认为宋版书“笺古色而极薄，不蛀”。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大多数宋元版本不管用皮纸、麻纸或竹纸，都比较薄，这是因为中国印书每板纸都单面印刷，再对折成一页，装订成册。如用纸较厚，书籍就要占用体积，成本也随之增加。如果保存条件好，是不会蛀蚀的。明清书反而被蛀，因没有受到宋版书那样重视。如果宋版竹纸刻本保存不好，就难免受蛀。还有说宋版书竹纸帘纹二指宽，明版一指宽①。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这里所说“帘纹”，实际指抄纸帘上丝线编织纹之间的距离。两指相当3.0厘米，一指为1.5厘米。有的宋版书用纸，编织纹间距大致均等，确是两指宽。也有的不均等，如南宋本《证类本草》为建阳麻沙本（竹纸），丝纹间距为1.0，1.3，1.5厘米不等，只有一指左右。宋版乾道七年（1173）刻《史记集解》用竹纸，丝纹间距3.2～3.3厘米，便为二指宽。由于宋元刻本用不同地方、不同原料纸印刷，在品评用纸时，宜分别判断，很难找到通用指标。古人所说均指某一具体场合，不能当成通论，并以此作为版本鉴定之依据。宋元版本书及宗教印刷品以几十万卷计，每卷印百千份，统计起来耗纸量就是个极大的数字了，当以亿而论。
二 纸币的发行
纸在宋元时另一重要社会用途，是用来发行纸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中的一个革命。以纸制品代替金属货币使用，早在南北朝及唐代时已经实现，主要用于葬礼。古代送葬时以真正的铜钱埋入地下，唐代开元年间（713～741）以纸作成模拟铜钱的“楮钱”，为殉葬品的习俗盛行，从而节约了大量金属货币。这促使人大胆思考，既然死人可用楮钱，活人为何不能用纸钱作流通手段？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及唐宪宗时（806～821）已出现“飞钱”。北宋时更发行早期纸币，即所谓“会子”（图5-8）。
《宋史》卷181《食货志》及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1309）《钱币考》对宋代发行的纸币有详细介绍。《宋史·食货志》谈到纸币时一开始就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四川十几户富商鉴于当地铁钱不便贸易，遂经营钱庄，以纸本交子为券，可兑现金属货币，他们成了世界上最早一批银行家。12年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时，由官府接管这项业务，朝廷在四川设交子务，发行地方性纸币。币值从1贯到10贯，与支票类似。后改为定额印制，与货币相同。分界发行，定期回收，以二或三年为一界，即纸币的有效使用期限。从仁宗天圣元年至徽宗大观元年（1023～1107）84年间共发行42界官营交子，每界发行额为125万贯，币值是稳定的。后来政府为补财政亏空，滥印滥发交子，导至贬值。大观元年（1107）从第43界起易名为钱引，仍在四川发行。钱引以铁钱为币值本位，纸面上印有界分、年号、面额及图案，面值从1贯到500文，三年为一界。至南宋时，东南发行的纸币叫会子，初亦由商人经营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改为官营，由户部发行会子，通行于浙江、淮、湖北及京西，以会子纳税及交易。三年一界，以铜钱为币值本位，面值有1贯、200文、300文、500文，共发行18界。政府还颁布《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检举者受奖。
《宋史·食货志》还说“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就是说政府在徽州、池州设造纸局，以楮皮纸抄造会子专用纸，后又于成都及杭州再设局造纸。吴自牧（1231～1309在世）《梦粱录》（1274）《监当诸局》条又说：
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以务门兼职，以都司官提领。日以工匠二百有四人以取于左帑，而印会归库矣。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先造于徽城，次成都，以蜀纸起解。后因路远而弗给，诏杭州置局于九曲池，遂徙。于今安溪亦有局，仍委都司官属提领，但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交[子]、[钱]引库，在太府寺门内①。
可见制造并发行纸币在当时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造纸局所属制造币纸的工匠多至204以至1200人，说明其规模之大。《宋史·食货志》还说所造之纸“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在造纸取料及形制上采取了防伪的技术措施。
金、元两代沿用宋代制度发行纸币，称为交钞、宝钞。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设交钞库发行交钞，分大小两种，与铜钱并用。大钞分1，2，3，5，10贯面值，小钞有100，200，300，500及700文不等。初以七年为限，到期更换新钞。金世宗大定廿九年（1189）取消交钞界限，可无限期流通，这是纸币史中的另一创举。金代币纸用北方桑皮纸印制，纸面印有花纹、面值、某字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据脱脱、欧阳玄《金史》（1345）卷48《食货志·钞币》所述：“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徵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輓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②。
可见因北方造纸量少，遂将过期作废的交钞回槽重新造纸，叫桑皮故纸钱。元代继续发行纸币，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宝钞，面价有一贯、二贯及10，20，30，50，100，200，300及500文不等。早期纸币多少含有兑换券性质，至元代才成为非兑换性的真正纸币。从此世界进入纸币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新时代，各国逐步效法，直到今日。元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1《公宇》条，载元政府户部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及抄纸坊专司此事，币纸仍用桑皮纸。法国国王路易九世（St.LouisⅨ1214～1270）曾派遣教士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70）出使中国，1253年至，和林，受到宪宗蒙哥（1251～1258在位）接见，在华数月，1255年返回巴黎。他在其游记中谈到中国通行的货币“皆为棉纸（实为皮纸）制成，宽长皆约一掌。其上盖印文，印类蒙哥大汗之玉玺”③。此后，1275年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7～1327）在游记中有更详细记载。据法国人沙海昂（A.J.H.Charignon）本卷2第95章《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云：
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用。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④。从这之后欧洲人才知道中国使用纸币的事。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在瑞典发行的，美国于1690年、法国于1720年、英国于1797年发行纸币，德国至1806年才发行。瑞典银行制度直接受中国影响⑤。
三 纸衣、纸被、纸帐、糊窗纸、纸伞、纸灯笼
宋元时期纸制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先谈纸衣及纸被、纸帐、纸枕等床上用品。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
山居者常以纸为衣，盖遵释氏云，不衣蚕衣也，然复甚暖。
因此僧人多服纸衣。杨旻及曹文柱二位作者引宋人诗文集，介绍不少这方面的材料①②。宋人魏了翁（1178～1237）《鹤山集》中说四川有李姓者，以楮衣救济不少贫人。王禹偁（954～1001）《小畜集》（1147）称王审知（862～925）据闽，“残民自奉，人多衣纸”，则五代时亦如此。刘克庄（1187～1269）《后村集》卷117《诗话续集》引徐思远诗：
纸衣竹儿一蒲团，闭户燃萁自屈盘。
诵彻《离骚》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
可见着纸衣有保温作用，可防风寒。王禹偁《小畜集》卷八《道服诗》中还有“楮冠布褐皂纱巾”之句。陆游（1125～1210）《行年诗》有“楮弁新裁就，修然学道装”之句，则以纸为冠亦多僧道所用。关于纸被，陆游在答谢朱熹（字元晦，1130～1200）诗《谢朱元晦寄纸被》中说：“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雕软于绵”，则文人士大夫也以纸为被。宋佛僧惠洪（1071～1128）《石门文字禅》卷13载德洪谢玉池禅师赠纸被诗曰：
就床堆叠明如雪，引手摸索软似绵。
拥被并炉和梦煖，全胜白〓紫茸毡。
洪迈（1117～1184）《盘洲集》卷二有“一点斜光明纸帐”之诗句。而王禹偁《小畜集》卷一所说“风摇纸帐灯光碎”，也指的纸帐。类似记载还见于真德秀（1178～1235）《西山集》卷33中的《纸衾铭》：“朔风（北风）怒号，大雪如席。昼其难胜，况于永夕。..一衾万线，得之曷繇。不有此君，冻者成丘”。陆游《剑南集》卷21谈纸被时写道：“村居日饮酒，对梅花醉。则拥纸衾熟睡，甚自适也”。他还有“纸被蒙头方坐稳”诗句。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更谈到纸枕：“摄生者尤忌枕高，直枕纸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渐次取之，迨至告尽，则可不俟枕而寝也。若如是，则脑血不减，神光愈盛矣”。因而用纸枕还成为一种养生之术。以上所述都是平日所用，曾公亮（998～1078）《武经总要》（1044）《前集》卷13讲到士兵作战身上披的护身甲时指出：“有铁、皮、纸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③。说明护甲有铁制、皮制和纸制三种，纸甲必是以许多层纸板制成，比铁甲轻便，亦可起防矢护身作用。早在南北朝时已有纸甲，以后一直使用。
本书第四章谈到唐代糊窗纸，要求用防风雨而又半透明的油纸。宋元时继续以油纸糊窗，且有作油纸的记载。明《永乐大典》（1408）卷8841谈煎窗油法时，引宋代福建惠安人温革（1085～1147在世）《分门琐碎录》的煎油诗④：
五桐八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壳研。
光粉黄丹各七匕，柳枝搅用莫轻传。
又诗：
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草麻去壳研。
光粉黄丹杏仁一，柳枝打出似神仙。
文字解释说：紫芥菜用石灰和之，其色转深，可以刷窗牖。煨熟皂子，热汤泡研如泥，用以粘油纸窗不脱，皂荚挼水打糊亦可。又靛青一斤，令入槐花末二两，水调，刷染窗牖，以油油之。《宣和殿油窗法》诗：
桐三麻四不须煎，草麻十五细细研。
定粉一钱和合了，太阳一见便争先。
凡油窗不及煎者，用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顺手不住打，令匀，用鹅毛刷上简而妙。
这里介绍了好几种煎窗油的方法，以第一种方法为例，取五份桐油、八份麻油调合在一起，放入20粒去壳、研细的草麻子，再加入淀粉及黄丹各七匙，用力迅速搅匀，勿需煎炼，即成。其中黄丹又名铅丹，化学成分是四氧化三铅（Pb3O4），黄红色粉状，加入此物有杀虫灭菌作用，也使油略呈黄色。油料主要成分是桐油与麻油，二者可以不同比例（5∶8，4∶3及3∶4）调配，再加其他辅助剂。加入淀粉（光粉、定粉）可能使油更呈粘性，易于刷在纸上。油料配好后，有不同方法可使之刷在窗纸上。如向油料中加入紫芥菜与石灰调合液，则颜色转绿，用毛刷刷在纸上。亦可将皂荚子汁配入，再刷纸；最后，还可将靛青、槐花末与油料配合刷之。每种方法都有不同效果，总的说来是使糊窗纸有抗水性、透明性、耐久性，有时还可呈现颜色。桐油有一种不太好的嗅味，加入麻油的目的是使此味减软。此后窗纸油的配方大体与此相同。
使用油纸的日常用具还有纸雨伞和纸灯笼，在宋元时期也广为普及。北宋画家张择端（1076～1145在世）的大型绢本画《清明上河图》描写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清明时节的城市繁华盛况，画面上可以看到不少雨伞，有大伞也有小伞，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北宋文学家孔平仲（约1042～1122在世）《遇雨诗》有“狂风乱掣雨伞飞，瘦马屡拜油裳裂”诗句，写春秋时情景。而他的《大雪诗》“弥登曹亭要远望，纸伞掣手不可操”，则描写寒冬雪天持伞情景。苏轼诗有“蜡纸灯笼幌云母”诗句，而宋僧人普济（1179～1253）《五灯会元》（约1230）称：“宜鉴禅师往龙潭棲止，一夕侍立次潭曰：‘更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点纸灯度与师。师拟接，便吹灭，师于此大悟”。
四 纸扇、风筝、纸牌、剪纸、纸人形
还有一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必须用的纸制品是纸扇。扇有各种形式，常用的是团扇，扇面早期用绢，后改用纸，且有书画点缀在上面。现在用的折扇古称聚头扇，是从高丽传入的。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12说：“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摺者。元初东南夷人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这种说法可能值得商榷，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研究，高丽的摺扇从日本学来，宋代时传入中国。当时传入中国的金银画摺叠扇是日本货，白摺扇是高丽仿制品。苏轼、邓椿等文士都赞赏过摺扇。南宋时临安街上已有摺扇铺，摹仿制作①。我们查得南宋人朱弁（1080？～1144）《曲洧旧闻》（约1135）曾载：哲宗（1086～1100在位）御讲筵，诵读毕，赐坐，例赐扇。潞公见帝手中独用纸扇，率群臣降阶称贺。潞公指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天圣进士，历任殿中侍御史等职，曾两次拜相，封潞国公。故事发生于1086～1088年之间，文彦博之所以率群臣称贺，可能因哲宗手持纸扇表示不讲奢侈。南宋署名西湖老人的作者（1165～1124在世）于《繁盛录》（约1200）中介绍当时杭州时写道：“诸行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麻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蠲糨纸、造翠纸、乾红纸”②。可见纸扇行成为南宋都城行市之一。同书还指出：“街市扑卖，尤多纸灯，不计其数目”。纸扇行所卖的，包括纸面团扇和摺扇。
纸制品除作为玩具及娱乐用外，还有风筝、纸牌和纸人形。纸糊风筝以前叫纸鸢，宋以后多称为风筝。北宋人郭若虚（1039～1095在世）《图画见闻志·记艺》（约1075）篇载，五代末至北宋初著名画家郭忠恕（字恕先，约912～977）遇一富人，饷以酒肉，然后请画家在一幅巨纸上作画。郭忠恕稍作思索后，在纸的前端画了个儿童手持线车，在纸尾部画出一个风筝，而纸中间没有画什么，只以一线将首尾两端联在一起。这件事后来在艺坛中传为佳话。前述西湖老人《繁盛录》，还谈到杭州“街市举放风筝”，诸行市中有卖风筝者。南宋末的文人周密（1232～1298）在《武林旧事》（约1270）中追忆宋室南渡后临安城内往事时，提到淳熙间（1174～1189）宋孝宗赵睿（1127～1194）在杭州西湖与民同观烟火和风筝表演③。周密还谈到杭州放风筝的艺人周三、吕偏头。当时成年人和儿童都喜欢风筝。
宋人李石（1108～1183？）《续博物志》卷10说：“今之纸鸢引丝而上，令小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可见放风筝还被看成是体育游戏。像过去一样，宋元时风筝再次用于军事目的。据《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时，蒙古军在速不台（1170～1248）率领下围攻金都汴京，双方相持十多日。此时守城的金首相白撒（1177～1234在世）本非将才，又刚愎自用，先以红纸灯为号，偷袭敌营失败后，又从城上放纸鸢，置文书于其上，飞至蒙古军中被俘的金兵营中断之，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又告失败。因此人们讽刺这位末期宰相，想以纸灯、纸鸢退敌则难矣。
此外，据宋人孟元老（1087～1165在世）《东京梦华录》（1147）卷六记载，北宋时汴京街上“设长竿高数十丈，以绘彩结束，以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这是说，在高竿上用彩带扎成许多结，再将用纸糊成的各种戏剧人物悬在竿上，风吹动纸人就如同飞仙。这也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同时，宋代城市街道上到处走动的货郎，还出卖许多纸制人形等玩具供儿童玩耍。这些玩具都着以各种颜色，上面还画着图案等，以吸引顾客。
从唐代起兴起的纸牌，在宋代有进一步发展。欧阳修《归田录》（1067）卷二写道：
唐世士人盛行叶子格（纸牌），五代、国初（北宋初）犹然，后渐废不传。今其格世或有之，而无人知者。惟昔杨大年（杨亿，字大年，974～1020）好之，仲侍制（仲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叶之彩，名红鹤、皂鹤，别演为鹤格。……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今纪无知者①。
实际上纸牌游戏在宋元时期一直未断。美国人卡特认为纸牌在中国印刷术西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写道： “到了宋代，这种叶子格的演进似乎采取两种形式。有些仍继续印在纸上，但印刷的花样更为复杂，发展出各种图形和习俗相沿的图案，成为中国以及欧洲纸牌的祖先 ”。
卡特引法国汉学家勒牡萨（AbelRémusat，1788～1832）主张 “纸牌发明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0）”的说法后，提出此说法要大大修正。前引杨亿所玩的纸牌，就早于宣和，卡特认为纸牌可追溯到 969年②。明人翟佑有《宣和纸牌谱》，收入《说郛续》卷38，虽所载多为后期物，但也不难看到早期痕迹。本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纸牌（9. 5×3. 5厘米），年代不好确定，可能是 14世纪左右，即相当于元代。这正是欧洲纸牌开始出现的时间，这就是说蒙古军西征时，将纸牌辗转传入欧洲。
宋代还流行着影戏，所用人物由纸制或革制。吴自牧（约1231～1309在世）《梦粱录》（1274）卷20《百戏技艺》中写道： “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阎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③。
剪纸在宋代也很盛行，周密《志雅堂杂抄》（约1270）卷上称：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 ④。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记》详细地介绍杭州街上经营小买卖的各个行业，其中有纸画儿、扇牌儿、剪字、剪镞花样、胶纸、风筝、药线、油纸、圪伯纸、镟影戏、卖烟火、糊刷、屋头挂屏、诸色经文等， “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 ”⑤。其中剪字技巧很高，杨万里（1127～1206）有赠剪纸道人诗，序中说： “道人取义山《经年别远公诗》，用青纸剪作米元章字体逼真 ”。就是说能用蓝纸剪出北宋书法家米芾写的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剪字字体与米芾字体逼真。
这里特别还应提到与剪纸、影戏有关的影戏灯，俗称走马灯。它是按燃气轮原理制造出来的。宋开封人金盈之（1091～1161在世）《醉翁谈录》卷上回忆北宋都城汴京风俗及社会繁荣情况时说： “上元自月初开东华门为灯市。十一日车驾谒原庙回，车马自阙（宫）前皆趋东华门外， …… [有]镜灯、字灯、马骑灯、风灯、水灯…… ”范成大（1126～1193）《石湖居士诗集》卷23《上元（正月十五日）纪吴中节物徘谐体三十二韵上》有 “转影骑纵横 ”之句，自注曰 “马骑灯 ”。姜夔（ 1163～1203）《白石道人诗集》卷下《观灯口号十首》第七首诗 “纷纷铁马小回使，幻出曹公大战车 ”，讲的也是走马灯。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论灯品时说： “此外有五色蜡纸菩萨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 ”。
刘仙洲（1890～1975）先生说，骑灯构造原理是，在立轴上横装一叶轮，立轴下置一烛。燃烛时燃气上升，推动叶轮旋转。立轴中部沿水平方向装四根细铁丝，每根铁丝粘上纸剪的人马。将以上都放在纸糊灯笼内，夜间点烛时，剪纸人马随叶轮及立轴旋转，其影子投射到 灯笼纸上，从外面看上去就见纸剪人马旋转如飞①。这种玩具灯具有科学发明的意义，主要是它启示这样一种思想：用燃气驱动叶轮旋转，使热能变为动能。15世纪后半叶欧洲工程师用同样原理将叶轮、立轴放入烟筒中，旋转时通过齿轮带动烤肉铁叉旋转。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曾设计过这种装置。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博士认为西方利用上升热气流的这种装置“极有可能导源于中国较早期的走马灯，（zoetropes），而走马灯可追溯到唐代，如果不是汉代的话……”②
从南北朝、隋唐以来葬仪中供人在阴世间用的纸钱及其他纸制品，也在宋代得到大发展，而且制造得越来越精细。街上有专门商品出售这类纸制品，而不只在葬礼时用，节日也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谈北宋汴京中元节（七月十五日）风俗时写道：
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节、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又以竹秆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
“九月重阳（九月九日）……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写于灶上。……近春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除夕，……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中外③。
五 农用育蚕纸及工业烟火用纸
纸除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外，还在工农业生产中有广泛用途。中国是个养蚕大国，各地蚕农育蚕时，当雌蛾生蚕卵之际，都要用厚桑皮纸承受，让蚕卵粘在纸上，粒粒铺匀，名曰蚕连。再卷起收存，以待来年育蚕。古时用布承受蚕卵，实践证明以纸代布，效果更好，更易贮存。元代农学家王祯（1260～1330在世）《农书》（1313）卷20写道：“蚕连，蚕种纸也。旧用连二大纸，蛾生卵后，又用线长缀，通作一连，故因曰连。匠者尝别抄以鬻之。《务本新书》云：蚕连，厚纸为上，薄纸不禁浸浴。如用小灰纸更妙”。《务本新书》是元初一部农书，成于13世纪。按费著《蜀纸谱》（约1360）云：“双流纸出于广都，每幅方尺许，品最下，用最广，而价亦最贱。……亦名小灰纸”。
小灰纸实为粗制皮纸，因树皮外壳青皮碎片未除尽，纸呈灰色，故名。收蚕卵一般用桑皮纸或楮皮纸。
宋代是火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年节时经常放的烟火和爆仗，都是将火药放入纸筒中，再通过“药线”点放。药线所用火药含硝石较多，含硫量低，或主要以硝石与木炭为之，再将其以纸捲成，故名。实际是引火或起爆用。做药线的纸要薄而强韧，做火药筒的纸要厚，可以用较次而便宜的纸，数层粘在一起。除烟火外，有些实战用的火器，如火箭筒、火球等也用纸作成①。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写道：“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传之。”杨万里《诚斋集·卷44》载《海鰌赋后序》（约1170）谈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军以霹雳砲击败金水军时写道：
绍兴辛巳（1161），逆亮（完颜亮）至江北，掠民船，指挥其众欲济。我（宋）舟伏于七宝山后，……舟中忽发一霹雳砲，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硝石、木炭]。砲自空中而下落水中……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②
霹雳砲实际上是早期以火箭原理发出的炸弹。《金史》（1345）卷116《蒲察官奴传》载1233年金军以飞火枪击杀蒙古军围城时写道：“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层）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硝石]之属，以绳系枪端”③。这里谈的也是一种火箭。宋元时一方面将大量纸制品在祭祀及葬仪中焚烧，另方面还用大量纸制成烟火及火器供爆炸及爆燃。纸包不住火，却可以包住比火更猛的火药。
第四节 高效制浆造纸技术的采用和造纸著作的出现
一 水碓打浆和巨型纸槽、纸帘抄纸
宋元时期能有一些高质量纸的出现，是由于造纸技术的进步，即新的技术工序的引用和生产设备的更新等方面。南方产纸区水利资源多，舂捣纸料时一般不用人力或畜力，而是靠水力驱动水碓。所谓水碓，是借水流的力量使叶轮旋转，再通过十字头、连杆和齿轮转运系统将旋转运动变成上下方向的直线运动，带动碓头捣料。这已经进入早期机械打浆的范畴。用水碓捣料是中国人发明的打浆方法。东汉的桓谭（前32～后39）《新论》（约20）已提到水碓：“伏羲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④。
单纯以双手操作杵臼到以脚踏杵杆的踏碓是个进步过程，再从人力踏碓到使用畜力驱动又是个进步，从使用畜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实行半自动式操作，则是古代最高技术成就。据房玄龄（579～648）《晋书》（635）卷43《王戎传》载，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王戎（234～305）字濬仲，累官尚书令、司徒，“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可见从汉代出现的水碓在晋代已遍于南方。元人王祯《农书》卷19更介绍“连机碓”，机上的主轴可同时带动四个碓操作，提高了工效。他说：“今人造作水轮，轮轴长可数尺，列贯横木，相交如滚枪之制。水激转轮，则轴间横木间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连机碓也。……凡在流水岸边，俱可设置，须度水势高下为之”⑤。早期水碓多用于舂米，后来转用于大规模造纸，宋元时南方纸坊就使用水碓舂捣纸料。
费著《蜀笺谱》谈元代四川造纸时写道：“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费著在这里讲的就是以水碓捣料。此后经明清一直通行至近代，笔者在江南各省作技术调查时，仍见用单个水碓或连机碓造纸。用水力机碓舂料，既节约人力，又能保证舂捣质量。因而一进纸坊村，就能听到机碓的声音不绝。这样捣出的纸料分散度比较匀一，因为冲力总是一样的，确是改进的打浆设备，碓旁需有一人经常翻动纸料，将未捣到的部分翻到上面。我们从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中所看到的明代水碓包括连碓机插图中注意到，明代设备构造几乎与宋元时一样（图5-9）。而德国纽伦堡人阿曼（JostAmman，1539～1591）于《造纸》（DerPapier，1568）书中插图所示欧洲最早的连碓机，也是应用了中国早期设备的同样原理，至17世纪欧洲带动的碓数目增至5到6个①。
宋元造纸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抄造出比前代更大的巨幅纸。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说：
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旁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②。
歙州即现在的安徽南部的歙县地区，在北宋初这里造出五丈（约15米）长的巨幅楮皮纸，确是个很了不起的技术成就。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约1640）卷七指出宋代“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①。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约1613）卷三云：“元李氏有古纸，长二丈许，光泽细腻，相传四世。请赵文敏（赵孟頫，1254～1322）书，文敏不敢落笔，但题其尾。至文徵仲（文徵明，1470～1559），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时乃得书之。”宋代所造匹纸也有传世实物可见，如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1082～1135）草书《千字文》，一纸竟长达三丈有余，中无接缝，纸上朱地描以泥金云龙图案，制造及加工技巧十分精湛。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画家法常（1176～1239）《写生蔬果图》，明人沈周（1427～1509）在此图卷跋语中写道：“纸色莹洁，一幅长三丈有咫，真宋物也”。笔者检验后认为是一种白色精细皮纸，实测其直高47.3、横长814.1厘米，即8.14米，画面为38，507平方厘米，约3.85平方米。纸的每一处厚薄均匀，纤维分散情况很好，表面平滑。
制造这样的巨幅匹纸，技术要求很高，至少要作到以下几点：（1）纤维的打浆度必须很高，纤维在纸浆中的悬浮情况必须良好，因此在选料、舂捣方面应当精工细作；（2）要能编制成巨幅抄纸用竹帘，以较长细竹条用丝线拼接而成，要求有高度的熟练技巧；（3）举帘抄纸时，由许多人同时抬起，动作必须协调一致，如同一人操作，烘干及揭纸时也同样如此；（4）如在纸上用泥金绘云龙图案时，由许多画工同时执笔，图案位置及形状必须处处一致，如出一人之手。此外，抄造这样大的纸，还要有大型纸槽才能容纳纸浆并承受帘上滤下的水。苏易简记载说，这样的纸槽由长型木船改造而成，由多人同时举帘，旁边有一工长通过敲鼓指挥其操作。抄出湿纸后，用许多薰笼在纸的各处烘干，再逐处将完整的纸从纸帘上揭下并砑光。在几十人同时迅速协调动作时，不允许有一人出差错，否则会在个别部位上出现破绽。西方各国在19世纪机制纸出现前，一直用手工方法造不出大纸，自然印刷也受到影响。
迟至1818英国印出的最大报纸为22×32英寸（55×80厘米），1798年法国著名的迪多（FrancoisDidot，1730～1804）纸厂技工罗勃特（NicolesLouisRobert，1761～1828）在欧洲最先发明长网造纸机，可造12到15米长的纸②。这已是当时最大的纸了，对比之下北宋所造15米长的匹纸，欧洲人看后就会认为是奇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纸工的集体创造智慧。当然这种纸过去不能大规模生产，因而制造成本较高，使用者较少。但宋元时造出长达1～2米的纸，已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令如此，也比1818年英国伦敦所能印刷的最大号报纸大得多。
二 植物粘液“纸药”在制浆中的推广
为能制成厚薄均一、结构紧密的薄纸和巨幅纸，只是对原料仔细提纯、精细舂捣并使之细纤维化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在制浆过程中提高纤维在浆液中的悬浮度，更要在湿纸抄出后使纸面具有粘滑性，以便揭纸时不致揭破。而如果将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不但显著提高纤维在纸槽中的悬浮度，而且使湿纸具有润滑性，揭纸时整张纸顺利揭下，这就是所谓纸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悬浮剂。宋元各纸坊普遍以植物粘液作为纸药，是个显著的技术特点。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1210）写道：“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粘连，不可以揭[纸]。如无黄[蜀]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①。这是造纸技术史中的一条重要史料。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译成现代汉语：
凡抄纸揭纸时，必须要用黄蜀葵梗叶的浸出液，而且用临时配制成的方可用。没有这种浸出液，湿纸层之间就要粘联，不可以揭纸。如果没有黄蜀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的浸出液皆可，只利用其不粘纸之性也。
明人汪舜民（1440～1507年在世）所修弘治《徽州府志》（1502）卷二《物产志》记载元代制造供内府用的楮皮纸时指出，楮皮料成浆后，“乃取羊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挼，名曰滑水。倾槽间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纸]张”②。可见宋元时已至少以四种植物提取的粘液作纸药用，其中杨桃藤与羊桃藤为同物，纸药又名滑水或纸药水。
由于纸药的使用是项重要发明，此处宜详加讨论。周密所说的黄蜀葵为锦葵科野生观赏植物黄蜀葵（Hibiscusmanihot）图（5-10），其根部所含成分百分比为胶醣12.3、单乳糖复合物17.61、鼠李戊醣8.08、淀粉16.03等成分，水浸液为胶状粘液，清沏透明③。杨桃藤为弥猴桃科野生藤本植物中华弥猴桃（Actinidiachinensis），茎条含胶质（图5-11）。黄蜀葵和杨桃藤是中国传统造纸工艺中最普遍使用的两种品质优良的纸药。周密所说槿，当为锦葵科落叶灌木木槿（Hibiscussyriacus），其根皮含粘液质，成分与黄蜀葵同，茎叶亦可提取粘液。而野葡萄我们认为是葡萄科落叶藤本植物蛇葡萄（Anpelopsisbrevipeduunculata），茎部可提取粘液，当与杨桃藤相近。宋人唐慎微（1056～1163）《证类本草》（1108）卷27黄蜀葵条写到：“以根切细，煎汁令浓滑，待冷服”，可临产催产④。黄蜀葵根粘液看来还可作药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人画黄蜀葵图。从这类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中，效果比淀粉糊要好。尤其是黄蜀葵原产中国，一年生草本，常栽培于田圃间供观赏，在南北各地都出产。近人罗济在1930年代用黄蜀葵在江西抄造纸的实验表明，它有下列四大优点：①纯白透明；②四季皆可用；③粘性大，取用简便；④易与纸料混合而抄出较细的纸⑤。杨桃藤也具有类似的优点，其地方名很多。提取植物粘液的方法是，将杨桃藤新鲜枝条或黄蜀葵根取来后，以刀断为三寸长小块，再以石锤捶破，放入布袋或细竹篮内，置于冷水桶中浸泡，即成透明药液，随用随配，不可放置过久。
据笔者1963年在河南信阳、江西铅山、湖南长沙、浙江杭州及1965年在陕西长安、四川夹江、成都等地手工纸厂调查，抄楮皮纸时，每百斤纸料用四斤湿杨桃藤，抄竹纸用七斤。控制好稠度是关键，用瓢向桶内取出粘液，下部所粘粘液成一尺长细丝而不断，即配好。否则，补加茎条或清水，太稠、太稀都不好。抄纸前，将粘液加入纸槽与纸料混匀，即可荡帘。抄一定数量纸后，看槽内稠度及抄制情况，随时补加粘液。所需设备极其简单：①水桶，木制，用以盛粘液，一般置于纸槽附近。②滤胶罗，竹制，上宽下窄，放入水桶内，亦可用布袋代之。其作用是阻止植物枝条等杂质进入粘液。③木勺或葫芦瓢，用以提取粘液，通常放在水桶上。
黄蜀葵也是日本手工和纸抄造时所用的植物粘液，日本语称为“のリ”（nori），称黄蜀葵为“卜口口ア才イ”（tororoaoi）。日本学者对黄蜀葵的作用机制率先作了科学研究，对我们有启发。植物粘液是从有关植物的根、茎和叶中经水浸渍而提制出来的，已如前述。它在造纸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过去是不清楚的，从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才逐步明朗。此处以宋人周密所说的黄蜀葵为例，介绍一下作用机制。将黄蜀葵根切下以水冲洗、再经水浸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就会看到粘液呈网状结构，向溶液四周扩散。网目呈五角、六角形直到圆形不等（图5-12）①。小粟舍藏氏的实验表明，粘液稠度因存放时间加长而递减。存放一周之后，其中网目稀少，因而在造纸中的效能随之减退。其次，粘液稠度、网目密度因温度增加而下降（图5-13）。植物粘液的这两个物理特性，都被中国古代纸工所发现和在使用中受到人工控制。宋人周密所说“新捣方可撩”，与现民间所说“随用随配”，都出于同一科学原理，旨在防止植物粘液因存放时间长而降低稠度。如果是夏季，存放时间长还可使粘液变质，而失去其作用。宋代徽州府等地流行用“敲冰纸”，纸浆及粘液都用冰水配制，民间手工纸坊强调用冷水配制粘液，意在防止因温度增高而使粘液稠度及网目密度下降。同时冬季的水中微生物较少，水质较纯。自然，在这样作时，纸工要忍受冰冷刺手的痛苦。
植物粘液中网状组织的上述物理特性，取决于分子组成及其化学结构。町田诚之博士的分析表明，与已知单环的高聚糖不同，植物粘液是由多种糖及糖醛酸基环所构成的高分子化合物①。先前曾认为它含有阿拉伯胶糖、d-半乳糖（d-galactose）、（l-rhamnose），还有（d-galacturonicacid）。可是后来的研究表明，黄蜀葵根粘液主要含d-半乳糖醛酸和鼠李糖构成的多糖醛酸甙（polyuronide）。植物粘液水溶液中的网状组织，正是由于这种多糖醛酸甙在水溶液中呈现的丝状高分子的性状。
在显微镜下观察，会发现将造纸用纤维投入植物粘液后，就像昆虫落入蜘蛛网中那样，粘液的网状组织阻止了纤维的下沉。因此植物粘液在抄纸时的作用，是悬浮剂或漂浮剂。可以想到，纸浆中没有这种漂浮剂时，因为纤维比重大于水，尽管槽中可进行搅拌，总难免有部分纤维沉于槽底，缠绕成束，发生絮聚成团的现象。结果造成纸浆稠度不匀，纸工抄出厚薄不匀的纸。加入粘液后，使纤维分散度及悬浮度增加，均匀漂浮于水中。实验表明，将打浆度相同的纸料放入有粘液和没有粘液的水中对比时，发现加粘液可延长纤维的悬浮时间，抄纸帘滤水速度相对下降，这就看出粘液的悬浮剂性能。
除此，中国手工抄纸方法是，抄出湿纸后将纸帘从框架上提起，再翻帘令湿纸放在木板上，下次再抄，将湿纸放在上一张湿纸上，如此重重叠堆至千百张，压榨去水后，半湿时揭起，进行干燥。当槽中有粘液时，湿纸中所带来的粘液使其表面增加润滑性，翻帘时很容易从帘上脱落下来，不滞帘。而将叠在一起的半湿纸逐张揭下时，又不致揭破，因为湿纸有粘滑性，相互间不黏粘。如果抄薄纸或巨幅纸，保证使湿纸之间及湿纸与纸帘之间不黏粘或粘连，是成败的关键。周密在谈到植物粘液的作用时，虽没有提到它在纸槽中的悬浮剂作用，却着重强调了使湿纸不产生黏粘现象，也算抓住了关键。西方早期造纸时向纸浆中加淀粉糊，后来加动物胶水，并不加入植物粘液，而加动物胶可起纸内施胶作用，并不能防止湿纸间及湿纸与纸帘间的黏粘或粘连现象，因此只能造厚纸及小幅纸，造薄纸及大幅纸时一揭就破，原因就在于此。再次，植物粘液还能使纤维交结更为紧密，改善纸的物理结构，间接提高了纸的物理技术指标。它还适用于近代长网及圆网机制纸生产，例如作木浆纸时，加入粘液与不加粘液对比，加粘液时使纸的纵向及横向拉力都有提高。其所以称为“纸药”，是由于它可医治因纸浆悬浮不良或湿纸黏连而引起的一些“纸病”。
三 以动植物胶施胶、高效浆糊和防虫剂的使用
宋元画家创作白描、设色花鸟及工笔人物画时，要求在运笔时纸上笔划所到之处不能发生颜料的扩散和渗透，书法家写小楷时同样如此。为满足这一要求，纸工在造纸过程中对纸用胶矾加以处理。这种技术唐代已有了，到宋元时再予发展。宋人赵希鹄（1191～1271在世）《洞天清录集》（1240）指出，米芾作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今所见米画或用绢者，皆后人伪作。”这体现了米老的个性，因为他画山水在纸上以水墨点染，要求有渲染效果，即我们前面谈过的“米点山水”，自然不宜用胶矾纸或绢。他的书法主要是行、草，还是用生纸为好。每一位书画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手法和用纸习惯，其他的人则偏喜欢用胶矾纸。
米芾本人也在《评纸帖》或《十纸说》（约1100）中提到“川麻[纸]不[施]浆，以胶作黄纸”，可见此纸亦有用户。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百花图》（31.5×94.5厘米）及李公麟（1049～1106）《维摩演教图》工笔白描，用生纸便不行，只能用胶矾纸。赵昌（998～1022）的《写生蛱蝶图》工笔设色，用纸与《维摩演教图》类似。这都是我们亲自所见。施胶的目的是提高纸的抗湿性和不透水性，一般用动物胶或植物胶（如松香胶）。为使胶粒在纸的纤维上沉淀，还要加入沉淀剂，最常用的是明矾，化学成分是硫酸钾铝KAl（SO4）2·12H2O俗名白矾，由明矾石加工提炼而得。因此宋人将“胶矾”并提，是有其道理的。施胶分纸内，及纸面两种方法，前者将胶矾放入纸浆中与纸一起抄出，后者在成纸后将胶矾刷于纸表。有的元代画家专用胶矾纸作画。欧洲1337年初用动物胶，而用植物胶则是19世纪以后①。欧洲人学到中国这一技术后，特意创造了一个新词faning，显然发音与汉字的“矾”相近②。但后来这个词较少使用了。
虽然宋元时造出了几丈长的巨幅匹纸，但一般情况下人们用的还是小幅纸，印刷如此，书画及其他用途也皆如此。以书籍而论，无论是卷装还是经折装，都要求将一张张纸粘起来。所使用的粘连剂很有效，从敦煌石室写经纸中看到，纸与纸间接缝很窄（约3～4毫米宽），但千年不脱。这是用什么材料呢？唐以前缺乏具体记载，但元人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9，《粘接纸缝法》揭开了这个秘密。其中说：
王古心先生《笔录》内一则云，方外交青龙镇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绝照，访余观物斋，时年已八十有四。话次，因问光：‘前代藏经接缝如一线，岁久不脱，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黏接纸缝，永不脱解，过于胶、漆之坚。’先生，上海人”①。
楮树汁即造纸用楮树的茎皮部白色乳汁，又称楮皮间白汁，粘性很大。五代吴越天宝年间（908～923）成书的《日华子本草》称其能合硃砂为团，故名“五金胶漆”。明人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1596）卷36云：“构汁最粘，今人用黏金薄。古法黏经书以楮树汁和白芨、飞面调糊，永脱解，过于胶漆”②。白芨（Bletilla striata）为兰科野生植物，其根部含55％粘液质，还含淀粉、挥发油等，中国很早用以作糊。晋代炼丹家葛洪（284～363）《抱朴子》（约324）《内篇·仙药》篇中有“作糊之白及”之语，魏晋（3世纪）时成书的《名医别录》说，白及“可以作糊”。把楮树汁、白芨粉及飞面（面筋）三者混合作糊，比一般淀粉糊为强，一因粘性大，二因防蛀。故清代周嘉胄（1731～1795在世）《装潢志》（约1765）称：“余装卷以金粟笺，用白芨糊析边，水不脱，极雅致”③。又说：“纸有易揭者，有纸薄、糊厚难揭者，糊有白芨者犹难揭”④。
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卷五《法糊》更详述制法：
用瓦盆盛水，以面一斤渗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臭为度。后用清水蘸白芨半两，白矾三分，去滓，和元浸面打成，就锅内打匀团。另换水煮熟，去水，复置一器候冷，日换水浸。临用以汤调开，忌用浓糊及敝帚。”⑤
白芨广泛产于中国南北，八至十月挖取其根，洗去泥后晒干。稍用水湿润，放碾上粉碎，经反复粉碎、过筛，至全碎为止，再与面粉等混合作成糊。晋到宋的经纸几乎都以这类糊剂粘接。值得指出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部过去也用白芨粘纸。如果再向其中加入防腐剂及杀虫剂，效果可能更好。
在宋代，还出现一种白色印刷用防蛀纸，称为椒纸。叶德辉（1864～1927）《书林清话》（1920）卷六载宋版书《春秋经传集解》书末钤有木戳，其文曰：“淳熙三年（1176）四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奏玉桢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勅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1177）九月进览”⑥。
宋代印刷的椒纸，可能是用芸香科的花椒属植物果实水浸液处理过的纸。例如花椒（Zan-thox ylum bungeanum），又名蜀椒；青椒（Zanthox ylum schinifolium），又名香椒。二者果皮均含挥发油，油中有牻牛儿醇（geraniol）、枯醇（cuminol）、柠檬烯（limonene），均为无色液体，有异香味，还含有茴香醚（estragol）。同属植物山椒（Zanthox ylum piperitum）效果更好，果实含2～4％挥发油，含山椒辣素（sanshol）、山芹醛（citronel
al）、水芹萜（phelandren）等，也含牻牛儿醇及胡椒碱（piperine）等①。这些有效成分具有驱虫杀菌作用，而且有一种香味，以椒水处理后的纸便具有抗蛀性，同时有一种特殊香气。因此叶德辉称这种宋版书“椒味数百年而不散”，有种所谓“书香”味。顺便说，如果有的书不是用特制的防蛀纸印成，亦可用其他方法防蛀，即将抗蛀剂放入书箱或书函之中。
北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写道：“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蝨”②。
《忘怀录》中也说：“古人藏书，谓之芸香是也。采置书帙中，即去蠹。”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卷三引三国时魏人鱼豢（220～290在世）《典略》云：“芸香辟纸鱼，故藏书台称芸台”③。可见古人确以芸香科多年生草木植物芸香（Rutagraveoleus）辟蛀。此物又名臭草，有强烈气味，味苦，确有驱虫作用。
四 《文房四谱》、《蜀笺谱》、《十纸说》的成书
宋元时期造纸术比前代进步的另一表现，是这一时期有一些以纸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这是唐以前没有的。本书各章经常引用的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或《文房四宝谱》，便是最早的这类专著。纸、墨、笔、砚四者古代号称“文房四宝”，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用品。苏氏此书从各方面论述四宝源流、制造、使用及有关历史典故，开创这类著作之绪端。苏易简字太简，铜山（今四川绵阳）人，生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少聪悟好学，才思敏捷。宋太宗兴国五年（980）举进士，太宗殿试，对其所试三千余言颇为称赏，乃擢冠甲科中了状元。遂以文章知名，历任将作监丞、通判升州，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眷遇甚隆，后任参知政事、礼部侍郎，至道二年（996）卒，享年只三十九岁④。苏易简因职务关系，出入秘府，得以阅读其中所藏珍本秘籍，再结合见闻写成此书。他在雍熙三年（986）成书后，在自序中说：“因阅书秘府，遂捡寻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载者，集成此谱”。其所引之书，间有今已散佚者，但仍可自其余类书查得，可以印证。全书共五卷，以笔、砚、纸、墨顺序安排，《笔谱》二卷，砚、纸、墨谱各一卷，每谱分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项加以叙述。《纸谱》为第四卷，这是世界上有关纸的第一部专著。
早在千年前，苏易简就对主张东汉蔡伦发明纸之说存疑，认为“汉初已有幡纸代简..至后汉和帝元兴（105），中常侍蔡伦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前210）以前已有笔之谓也。”不管他对幡纸作何解释，他认为蔡伦前西汉初已有纸，如蒙恬前有笔一样，此结论已为20世纪地下发掘西汉初古纸所证实。他在《纸谱》中对黟、歙间所造巨幅佳纸、浙江以嫩竹为纸和以麦茎、稻草造纸及蜀人造十色笺、唐人造薛涛笺以及纸衣、纸枕等记载，均属重要史料，对研究造纸技术史有启发。此书问世后虽受到欢迎，但传本少见。至清代《四库全书》（1781）《子部·谱录类》、道光年刊《学海类编》（1831）《集余六》，曾收录《文房四谱》，但误漏较多。至光绪七年（1881）陆心源（1834～1894）将其收入《十万卷楼丛书》中，才作文字校勘。20世纪三十年代（1936）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中。1941年，日本人秃氏祐祥参照学海本、十万卷楼本及丛书集成本刊行此书，称便利堂本。为便日人阅读，汉字旁施以训读、标点，又加解题。苏易简的这部书早在18世纪还受到欧洲人的注意。法国耶稣会士将此书提要法文稿寄回欧洲，收入杜阿德（Jean Baptiste duHalde，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卷2，题为《纸、墨、笔、印刷及中国书装订》（pp.237～251），1735年刊于巴黎，后又转译成英、德、俄文①。
另一本关于纸的专著是元代人费著的《蜀笺谱》。费著为华阳人，约生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举进士第后，授国子助教，历汉中廉访使，调四川任重庆府总管。明玉珍（1331～1366）于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领兵攻城，费著为避兵乱，徙居犍为，约卒于至正廿五年（1363）。兄费克诚亦有时名，人称成都二费。费著久居川蜀，留心考察风土民情，其《蜀笺谱》又名《纸笺谱》，约成书于至正廿年（1360），大体沿用苏易简《纸谱》体例，因只着重讲蜀笺，故篇幅不大，只有一卷。除蜀笺外，间亦旁及姑苏笺、广州笺，尤其对唐代薛涛笺、宋初谢景初十色笺介绍较详，对蜀纸沿革、种类、形制及用途作了概述。此书后收入《续百川学海、癸集》（明刊本）、《说郛》宛委山堂本（1646）卷98、《墨海金壶》（1817）《史部·岁华纪丽谱》附录中，又收入《宝颜堂秘籍》丛书《庚集》（1615）及《美术全书》（1936）三集·五辑中，更附东京便利堂本《文房四谱》之末。今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年顾氏秀野草堂刻闾邱辩囿本，书名作《笺纸谱》。以后为避免与元代人鲜于枢（1256～1301）的《纸笺谱》相混，均称费著的书为《蜀笺谱》。至于书法家鲜于枢的《纸笺谱》，只抄录古代书中有关纸的纪事，缺乏新意，亦不注意纸的技术方面，学术价值不大，仅收入《说郛续》卷36，没有其他善本，但便利堂本刊入附录。此外，宋人陈槱《负暄野录》及赵希鹄《洞天清录集》，都有专篇谈论纸，有参考价值，然个别结论欠妥。
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是带头以纸本作书画的大家，精于鉴赏历代书画，他的《书史》著录了晋唐以来纸本书画，均经眼鉴定。他的《评纸帖》或《十纸说》，虽然文字不长，但句句有份量。他从书画专家角度品评各种原料和名目的纸，是他多年间用纸的经验谈，很多结论至今还有价值。元代鲜于枢的《纸笺谱》没有米芾的作品翔实。宋元时期刊行的地方志及笔记、诗文集作品中，也有不少造纸史料，如嘉泰《会稽志》、周密《癸辛杂识》等。
至于说到边疆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契丹族耶律阿保机（827～926）建立的辽（916～1137），控制东北及华北，与北宋多次交战，曾进军至黄河流域。西北主要有党项族的西夏（1031～1226）和维吾尔族的回鹘，西南有藏族的吐蕃和今云南境内的大理。受辽统治的女真族各部，由完颜阿骨打（1068～1123）统一，1115年阿骨打称帝，国号为金（1115～1234）都于会宁（黑龙江省阿城），是为金太祖。1125年金灭辽，再南下攻宋，1127年金兵入汴京，北宋亡。宋高宗赵构（1108～1187）南渡，于临安（今杭州）建行在，史称南宋（1127～1279）。于是由宋辽对峙改为宋金对峙。受金统治的蒙古族各部，由铁木真（1162～1227）统一，1206年建蒙古汗国，此即元太祖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崛起大漠后，迅即灭西辽（1124～1211）、西夏，再领有回鹘、吐蕃和大理，1234年与南宋联合灭金。遂即形成对南宋的包围，1279年南宋亡。蒙古族大汗忽必烈（1235～1294）即位后，1271迁都燕京（今北京），开始元朝（1260～1368）全国统一的新局面。上述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吸取了中原地区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各边疆地区实际上是由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开发的，最后为元朝的大一统创造前提。这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境内各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体现。只有民族地区在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实现的统一，与汉族地区在中原和南方实现的统一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全中国真正的大一统。我们把宋、辽、金、西夏、西辽和蒙元等政权存在的这个时期简称为宋元时期，从宋太祖即位起至元朝被推翻为止，共408年（960～1368）。
宋元时期虽有内战，但总的说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宋以后，江南地区全面开发，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农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纺织、造纸、冶金、陶瓷、造船、制糖、印刷、武器制造等手工业部门都颇具规模，大型工业作坊中出现生产工序的详细分工，手工业产品在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大有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兴盛起来。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多次西征，以武力重新打开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商道，使之畅通无阻，沿海路则有船队往来于东海、南海、印度洋及波斯湾等各水域。宋代兴起不少工商业城市，数量超过前代。这个时期还是以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为主体的科学技术新的复兴阶段，产生很多优秀著作，涌现出不少科学家和技术家。宋元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化学和生物学各领域也取得很多成就，都超过了以前朝代。宋代科举考试制度比唐代更为完备，各地兴办不少书院，教育普及程度和知识分子队伍居世界首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印刷业的大发展。雕版印刷在唐代原有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泥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在这一时期问世，印刷业耗费大量的纸张，因而促进宋元造纸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把宋元时期称之为中国传统造纸技术的全面成熟阶段。造纸原料来源较隋唐五代大为扩充，竹纸、麦茎纸、稻草纸的大发展标志着造纸领域内技术革新不断出现，生产设备普遍有所改进，加工技法也有所创新，所造各种名纸为后世称道与效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论述纸的制造技术、历史典故和对各种纸作品评的专门著作。
第一节 竹纸、稻麦草纸的兴起和皮纸的全面发展
一 竹纸的崛起
前已指出，从用麻料破布过渡到用树皮纤维造纸，是一大进步。而从用木本植物茎杆的韧皮部到利用整个茎杆造纸，又是一大进步。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杆，经一系列复杂工序处理后最终成纸的。麦杆纸、稻草纸也是按竹纸原理制造的。古代人虽不知道这中间的科学奥妙，却从实践中通过试验认识到，竹茎含有适用于造纸所需的纤维，对竹茎施以强力的机械-化学作用能使其硬质软化为纸浆，再荡帘抄造。所施加的机械-化学作用即舂捣、沤制和蒸煮，都是早已行之有效的传统技术，问题在于将这些技术用于新型原料上，这中间需要有一种突破传统的新的思路，是带有改变观念性的大胆创举，因而可以认为是一种发明。我们认为竹纸的制成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一章谈到9～10世纪的唐末竹纸已初露头角，但产地不广、产量有限，还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和普及。竹纸的真正发展是在北宋以后，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竹纸实物也是从北宋开始的。这是北宋开发江南自然资源运动中的一个产物。中国长江流域和江南许多省份都盛产各种竹类，据不完全统计，适于造纸用的竹至少多达50种，产量很大、分布很广，山区平野几乎到处都有。竹料含维管束和基本组织，而维管束及其内部导管、筛管、细胞孔管壁，均由纤维细胞所组成，纤维细胞含量占细胞总面积比的60～70％，这就提供了丰富的纤维来源①。竹纸显然是在皮纸技术达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使人们产生用竹造纸的想法，还可能由于发现用嫩竹可作绳索，甚至用竹纤维可作鞋或织成布②，从而联想以其造纸。而古人早就掌握一条规律：凡可供纺织或搓绳的纤维均可造纸。
北宋文人苏轼（1036～1101）《东坡志林》（约1101）卷九云：
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③。
比这还早的记载见于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其中说：
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④。此处“江浙”指浙江，不可理解为今江苏及浙江。从北宋初苏易简的记载看，这时浙江所造竹纸已用于书写，但纸质仍不够坚韧。如果用它写密信，封后，便无人敢偷拆，因一拆就破，不能恢复原状。但这也许是就苏易简所见者而言，其他纸坊所产，未必如此。施宿（1147？～1213）嘉泰《会稽志》（1202）《物产志》写道：“东坡先生（苏轼）自海外（今海南省）归，与程德儒书云，告为买杭州程奕笔百枚，越州纸二千番。..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藏东坡帖刻为十卷，大抵竹纸十[之]七、八”①。汪圣锡为汪应辰（1119～1176）之字，应辰为绍兴状元（1135），孝宗时（1163～1189）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有惠政，后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由上述可知，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岛儋州后，元符三年（1100）遇赦内徙时托人买二千枚
越州纸，其中十之七八为竹纸，产于今浙江绍兴。
施宿又写道：
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佛，遂淹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学士以太守直诏文馆陆公轸所制得名，邵公以提刑邵公〓所制得名），三等皆佳。……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
北宋文人中除苏东坡外，王安石也喜欢以竹纸写字，而且制成小幅，以写诗及信件。王安石（1021～1086）为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神宗（1068～1085）时出任宰相，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于是称其所用小幅竹笺为荆公笺，人多仿之。会稽竹纸至南宋初，质量已大有改进，因此诏文馆直学士陆轸，提刑官邵〓仿荆公笺式样用竹纸制成书笺，流行一时，人称学士笺、邵公笺。再加上姚黄笺，成为竹纸三大上品，因而独竹纸名冠天下，使过去著名的越州藤纸退居其后。施宿著的这部地方志具有重大史料价值，该书卷17谈到当地所产竹纸时，指出其五大优点：“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惟不蠹，五也。”“惟不蠹”可能夸张了一些，因为在所有纸中竹纸最易蛀蚀。
南宋人陈槱《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写道：“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反复硾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彻，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
从这里我们知道，南宋时吴郡（苏州）一带也产竹纸，在春天梅雨季节砍伐青竹沤制，蒸煮后反复捣细，去掉一切杂物，作出的纸发墨可爱，可以与著名的蜀纸抗衡。此处所说蜀纸，可能指四川麻纸，因为四川人苏东坡在《东坡志林》卷11说：“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及尔”②。六合人即扬州六合县人，他们的麻纸可能不及四川麻纸，但陈槱认为苏州竹纸可与蜀中麻纸抗衡。其最优越之处在于表面更平滑受墨，而又价廉易得。
北宋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米芾（字元章，1050～1107）在《评纸帖》（1100）中说：
越筠（竹）万杵，在油掌上，紧薄可爱。余年五十，始作此纸，谓之金版也。这是说，浙江会稽所造的竹纸，对竹料加以反复舂捣，所产纸紧薄可爱，在油拳纸之上。米芾五十岁（1100）时始用以挥毫，因本色竹纸呈浅黄色，遂美称为金版纸。米芾用竹纸时间几乎与苏轼同时，均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宋诸名公中，看来王安石用竹纸时间最早，大约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由拳纸可能指由藤，即绍兴府由拳县的藤纸，米芾也认为竹纸比藤纸好。这可从米芾《越州竹纸诗》中得到说明：
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
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练。
老无长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司笔砚①。
诗的大意是说，浙江绍兴竹纸纸料捣得很细，纸平滑如金板。有了它，就不必再用杭州由拳村出的藤纸和池州（今安徽贵池）的“蚕茧纸（实为楮皮纸）了。诗中的“泽国”可能指苏州，因沈括《梦溪笔谈》（1086）《权智》条云：“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因此诗人还认为竹纸比蜀纸和苏州姑苏纸还好。他在老年时得此竹纸用以写字，感到快乐。
与米芾齐名的北宋书法家薛绍彭（字道祖，1041～1106年在世）按米诗原韵也和了一首
咏竹纸诗，诗句如下：
书便莹滑如碑板，古来精纸惟闻茧。
杵成剡竹光凌乱，何用区区书素练。
薛绍彭也对竹纸给予较高评价。而曾文清的《竹纸三绝句》所谈更有意思：
会稽竹箭东南美，来伴陶泓任管城。
可惜不逢韩吏部，相从但说楮先生；
会稽竹箭东南美，化作经黄纸叠层。
旧日工毛无处用，剡中老却一溪藤；
会稽竹箭东南美，研席之间见此君。
为问溪工底方法，杀青书字有前闻。
诗中的“韩吏部”指唐代的韩愈（768～824），他曾在《毛颖传》中说“颖素与会稽楮先生善”，称楮皮纸为楮先生。“会稽竹箭”指矛竹或毛竹。
米芾《书史》（约1100）说：“予尝捶越竹[纸]，光滑如金板，在油拳[纸]上。短截作轴，入籍番覆，十日数十纸，学书作诗”②。这类竹纸一般较小，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前集》说竹“淳熙末（1189）始用竹纸，阔尺余者”③
关于竹纸所用竹类，《嘉泰会稽志》载：“会稽竹有为矢者”，即禾本科的矛竹或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乾隆绍兴府志》（1792）《物产志》提到同科的苦竹（Arundinariadensiflora）及淡竹（Phyl
ostachyspuberula）等，并称“今会稽煮以为纸者，皆此竹也。”竹纸深得两宋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的青睐，而且这类作品还传世于今日，使我们能一睹其形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米芾真迹《珊瑚帖》（图5-1），直高26.5、横长47厘米，与周密所说尺寸相当。经我们检验为会稽竹纸，淡黄色，表面平滑，经砑光。米芾除在纸上写字外，还画了个珊瑚，故称《珊瑚帖》。但这类纸上未打碎的纤维束比皮纸多些，也许文人们反倒以此为美。而宋人摹本王羲之（321～379）《雨后帖》、王献之（344～386）《中秋帖》也都是宋代竹纸。
印刷术发展后，宋元很多印本书也以竹纸印刷。如北京图书馆藏北宋无祐五年（1090）福州刻本梵夹装《鼓山大藏》中的《菩萨璎珞经》即用竹纸。宋元刻本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和眉山、江西吉州等地为中心，所需之纸，多取自本地区。宋刻本中保存到现在的多是福建刻本，因为建本当时流传最广，所用纸多为竹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1171）《史记集解索隐》、绍兴戊辰（1148）《毗庐大藏》、元代至元六年（1269）建阳郑氏积诚堂刻《事林广记》（图5-2）、元代天历庚午（1330）刻《王氏脉经》、至顺壬申（1332）《唐律疏议》，都是建本，其用纸经笔者检验皆为竹纸①。可见福建是宋代新起的造纸生产基地，产纸区集中于建阳、崇安及闽西武夷山地区，这一带盛产毛竹。在宋刻本中，北宋明道二年（1033）兵部尚书胡则印施的《大悲心陀罗尼经》，是较精良的竹纸刻本，每纸直长39.4、横长55厘米。咸淳二年（1266）碛砂藏本《波罗蜜经》也以较好竹纸刊印。除建本外，元大德三年（1299）江西信州刻本《稼轩长短句》（宋人辛弃疾词选）、广州刻本《大德南海志》（1304），也印以竹纸，而赣刻本《稼轩长短句》用纸较好。
宋元时期还将竹料与其他原料混合制浆造纸，这又是个新的创举。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的《公议帖》、《新恩帖》，经笔者检验为竹、麻混料纸，米芾的《寒光帖》为竹与楮皮混料纸，米芾的《破羌帖跋》用纸含有竹料，也含有其余原料。我们知道，由于竹纸原料为野生竹，故造纸成本最低，但竹纤维平均长（1～2毫米）不及麻纤维及树皮纤维，而后两者的供应则不及竹类充足。因此把竹纤维与其余植物纤维混合起来制浆，所造之纸兼具竹纸及皮纸之优点，成本又适中，是个合乎技术经济学原则的生产模式。
关于竹纸生产的具体技术过程，拟留待下一章中陈述。
二 稻麦杆纸的研制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还有一项重要记载：“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①。可见至迟在10世纪时中国已开创用麦杆、稻草造纸，又打开另一个造纸原料来源。禾本科的稻（Oryzasa tiva）原产中国，稻为中国南方人的主要粮食作物，广为栽培，稻产量从古至今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因而稻草供应十分丰富。以稻草造纸，成本比竹纸还低，制造过程也较简单，最初用作造纸不会晚至北宋，很可能在唐代已经开始。稻草属短纤维植物原料，纤维平均长1140～1520μ、宽6～9μ，平均长宽比为114，因此所造成的纸如苏易简所说“脆薄”，即强度不大，同时呈黄色。禾本科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为北方人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也很大。中国素有“南食米北食面”的说法，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小麦的产量在宋元时也占世界首位。象稻一样，小麦也属短纤维植物，纤维平均长1300～1770μ，平均宽17～19μ，平均长宽比为102。大麦（Horduem vulgare）与此类似。稻麦草纸最大优点是便宜，多用于作包装纸、卫生纸及火纸用。
从南北朝以来流行以纸钱代替真正金属货币作送葬的风习，经隋唐五代至宋元时一直沿袭着，每年为此烧掉大量麻纸及皮纸，而以草纸代替麻纸及皮纸作这项用途，是个更大的节约措施。稻、麦按季节在田里播种、收割，不涉及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草纸耗量虽大，却减少对皮纸的无端浪费，因之草纸的制造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一般说，3斤稻草能造出1斤纸。其制造方法是，将草打成捆放入池塘中沤制，事先用铡刀切去穗部及根部。放入水塘后，上以石块压之，加入清水，以没草为度，勿令露出水面，否则发生腐烂。通过生物化学发酵作用，除去稻草中非纤维素成分，再以石灰水或草木灰水蒸煮，洗涤后捣碎，与水配成浆液，即可捞纸。国外过去认为明正德十六年（1521）中国才有制造稻草纸的最早记录，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苏易简早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已明确提到用麦茎、稻草造纸。欧洲用草本植物造纸相当晚，直到19世纪后半（1857～1860）英国人鲁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才试用禾本科的针茅草（Stipp atenacis
ima）造纸，取得成功②，后来法国也跟着依此造纸。但已比中国用禾本科植物造纸晚了一千多年。至于竹纸，上述英国人于1875年才造出欧洲最早的竹纸。但原料要从印度和缅甸等亚洲国家进口。
竹纸一旦出现，其经济上的优越性马上显示出来，再经改善，很快就取代了隋唐五代时盛行的麻纸和藤纸。改善的途径有二，一是在制造过程中精工细作，尽力消除竹茎外面硬皮碎片的有色纤维束，反复蒸煮与舂捣，增加天然漂白工序；二是将竹料与其他长纤维原料混合制浆。这两种措施在宋元时期都采用了，因而我们看到有的宋元版竹纸印行的书籍，已达到相当高的质量。但不可讳言，竹纸最大不足是拉力、寿命及抗蛀方面不及麻纸与皮纸，对宋元时人来说，其经济上的优点已掩盖了质量上的不足，至少在几代人之间还没有发现这些不足。因此宋元时期造纸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纸种，是竹纸与皮纸。
三 书画及印刷用皮纸的大发展
与竹纸、皮纸相比，从汉代以来长时期占垄断地位的麻纸，从宋元时期开始逐步衰落，只有少数地区仍在生产，例如四川和北方若干地区，或纯用麻料，或将麻料与皮料混合制浆，亦可与竹类搭配造纸。如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刊印的所谓“平水版”《刘知远诸宫调》，即用山西麻纸。元代浙江官刻本《重校圣济总录》（1299～1300），印以麻料与皮料混料纸。唐代盛极一时的藤纸，虽然宋代还有少量生产，但也在迅速减产，到元以后几乎消失。宋元时期造纸原料格局的演变，把皮纸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这种纸此后长盛不衰，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皮纸之所以青春永在，因为与麻纸一样抗蛀、长寿和坚韧，但比麻纸更洁白、柔韧、平滑，且原料供应充分，可适于各种用途，尤其绘画。皮纸在所有上述品质方面都超过竹纸，只是成本比竹纸高些。因此宋元书画、刻本和公私文书、契约中有许多仍用皮纸，其产量之大、质量之高大大超过隋唐五代。高级文化用纸仍是皮纸的天下，宋元画家创作设色写意、工笔和山水时，对画面材料的技术要求很高，但也一改旧习，逐渐多用皮纸，许多书法家尤其如此。从这一时期起皮纸大有取代在绘画材料中长期占优势地位的绢素之势，而这正是绢素在书画领域内所盘据的最后一个阵地。
在书法领域内，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即苏轼、黄庭坚（字山谷，1045～1105）、米芾和蔡襄（1012～1067），都融汇了晋唐前辈的笔意，而又有自己的特点。蔡襄草书笔划中露出一丝丝白道，称为“飞白”；东坡字体豪放、潇洒；黄庭坚字雄健挺拔；米芾则注重天真自然。宋代山水、花鸟画十分盛行，写生和水墨受到重视，是该时期绘画特点。全能画家李公麟（字伯时，1049～1106）首创“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的工笔“白描”画法，对后世人物画有长期影响。米芾的画运用水墨淋漓、明暗交融的墨点，描写烟雨迷茫的江南山水，称“米点山水”。元代绘画有重大革新，尤其山水，以黄公望（1269～1345）、〓瓒（1306～1374）、王蒙（？～1385）及吴镇（1280～1354）四家为代表的画家，摆脱了宋代院体风格，注重抒情写意，追求笔墨情趣，使山水成为中国绘画主流。而赵孟頫（1254～1322）、李衎（1245～1320）、朱德润（1244～1365）等都能善画。所有这些宋元书画名家在创作时都有赖于对皮纸的使用，有时也只有皮纸才能使书画家在作品中展示其艺术特色，而绢素则作不到这一点。因而传世的宋元书画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我们有幸，在研究宋元造纸术时，得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各种珍品，并就其纸质作了检视。试举数例如下。苏轼的《三马图赞》、黄公望的《溪山雨意图》（29.5×105.5厘米），都是用很好的桑皮纸。李建中（945～1018）的《贵宅帖》、苏轼的《新岁未获帖》、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夏日诗》、法常（1176～1239）的《水墨写生图》、宋人《百花图》等，都是用楮皮纸。元人李衎（1245～1320）的《墨竹图》、赵孟頫的（1254～1322）的《从骑图》、朱德润（1244～1365）的《秀野轩图》和张逊（约1285～1355在世）的《双钩竹》（1349）等，也都是用皮纸。这些纸都洁白，表面平滑受墨，纤维束少见，纤维交织匀细，细帘条纹，均堪称上等皮纸。米芾的《高氏三图诗》则是用麻、楮混料纸，他的《韩马帖》是用麻纸，这在宋元书画中已属少见。
宋元时期一般读物供大众用者多印以竹纸，较讲究的书还是用皮纸。我们对北京图书馆有关善本用纸作了检验，发现其中北宋开宝藏经《佛说阿维越致遮经》（973年刻，1108年刊），用高级桑皮纸，双面加蜡、染黄。南宋中期廖氏世采堂刻《昌黎先生集》，为细薄白色桑皮纸。南宋景定元年（1260）江西吉州刻本《文苑英华》、咸淳《临安志》（约1270）及元代茶陵刻本《梦溪笔谈》则用楮皮纸。此外，如杭州刻宋板《文选五臣注》、南宋临安府刻《汉官仪》（1133）、四川眉山刻本《国朝二百名贤文粹》（1197）、蒙古定宗四年（1248）刻本《证类本草》等，都是皮纸。自然宋元稿本及写本也同样如此，如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稿本、北宋元丰元年（1078）内府写本《景祐乾象新书》、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都是皮料纸，其中《洪范政鉴》为楮皮纸。地下出土物也时有发现，如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北宋天禧元年（1017）刻本《妙法莲华经》用纸，为桑皮与竹料混料纸①，1966～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明道二年（1033）雕板《大悲心陀罗尼经》为桑皮纸②。
与前代相比，宋元是皮纸全面大发展阶段，楮皮纸像唐代那样仍被士人看重。我们前一章中已提到韩愈、薛稷将楮皮纸尊称为“楮先生”、“楮国公”，还没有提到另一唐人文嵩将其尊为“好畤侯”，这里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文嵩将楮皮纸比作一位伟人，取名为楮知白，而为之树传。他在《好畤侯楮知白传》中写道：
“楮知白字守元，华阴人也。其先隐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为高士之首冠。……奉职勤恪，功业昭著，上用嘉之，封好畤侯。其子孙世修厥职，累代袭爵不绝。……晋宋之世，每文士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者，必求之缮写，于是京师声价弥高，皆以文章贵达。历齐梁陈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见用。知白为人，好荐贤汲善，能染翰墨，与人铺舒行藏，申冤雪耻，呈才述志。启白公卿、台辅，以至达于天子，未尝有所艰阻，隐蔽历落。布在腹心，何只于八行者欤。知白世家，自汉朝迄今千余载，奉嗣世官，功业隆盛。簿籍图牒，布于天下，所谓日用而不知也。……累迁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直笔之下，善恶无隐。明天子御宇，海内无事，志于经籍，特命刊校集贤御书，书成奏之，天子执卷躬览，嘉赏不已。因是得亲御案，乃复嗣爵好畤侯。史臣曰，春秋有楮师氏，为卫大夫，乃中国之华族也。好畤侯楮氏，盖上古山林隐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业昭宣，其族大盛，为天下所利用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③。这篇有趣的传记，将楮皮纸的功业以人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中国纸文化史中有趣的文学作品，也说明中国人对楮纸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凡隋唐所有皮纸都在宋元有所发展，而且又开发出新的造纸原料。陈元龙（1652～
1736）《格致镜原》（1735）卷37引《花木考》云，“榔纸类木皮[纸]，而薄莹滑，色微，宋时人贡以书表”①。此即棕榈科的热带木本植物槟榔（Areca catechu），主要产于广东、海南及台湾，其皮及苞确可造纸②，从而在皮纸大家庭中又增加新的一员。
四 还魂纸或再生纸的生产
为扩大原料，降低生产成本，使物尽其用，还采用故纸回槽，掺入新纸浆中重新造纸。这种再生纸古时称“还魂纸”。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杀青》章说：“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江南竹贱之国，不以为然，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拾起再造，名曰还魂纸”③。
中国何时开始生产还魂纸，宋应星没有指出，看来这种纸应当很早就有。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较早实物标本，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写本《救诸众生苦难经》，出于敦煌石室，是太祖即位不久写成的。中国年号用乾德者有五代前蜀，但其乾德五年为癸未（923），而此写经尾款为“乾德五年丁卯岁七月廿四日，善兴写”，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为丁卯（967）。写经每纸直高30.5、横长42厘米，帘条纹直径2毫米，白间粉色。1964年我们化验为麻纸，在纸的背面发现有三块未及捣碎的故纸残片，遂鉴定其为再生纸④。又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S3417《救诸众生苦难经》，尾款为“乾德五年（967）岁次丁卯七月廿一日，因为疾病，再写此经记耳”⑤写于历博藏品三天之前，当同为佛僧善兴所写，自然用纸也应是同一批。从纸的原料及形制上判断，当为甘肃所造。这批10世纪的麻料再生纸，为《天工开物》有关还魂纸的记载作了实物注解。此后我们留心发现是否还有类似的古纸。1977年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检验版刻本用纸时，再一次注意到南宋嘉定年（1208～1224）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所用楮皮纸纸浆中同样含未捣碎的故纸残片。既然北宋初再生纸已出现，由此可以认为以故纸回槽，与新鲜纸浆搭配而抄造再生纸，可上溯至隋唐或更早的时期。
我们还找到比《天工开物》更早的以故纸还魂的记载。元代人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1309）卷九《钱币考》，载南宋时湖广（今湖北）等地造纸币“会子”即所谓“湖会”时，曾用过还魂纸。原文说：“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这是说，用落榜举人的试卷纸和茶叶专卖许可证旧纸掺入新纸浆中，抄造会子用纸。可能因当地造纸原料一时供应不上，才有此举。而按理说，造纸币应当用上好的纸，因还魂纸强度不大。不过以此纸浆抄纸币，会使伪造纸币者作伪困难。
造还魂纸的技术方法是，将故纸收集起来后除尘去杂，用水湿润，再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蒸煮2～3小时，捣烂并洗涤，按一定量配入新纸浆中，重新抄纸。蒸煮的目的是脱去故纸上的墨迹、油腻、污秽等，使之洁白，用石灰（或草木灰）的量为纸量的15～20％。故纸经这样处理后，其纤维明显变短，因而单纯用故纸再生，成浆后所造之纸强度不佳，必须与适量新纸浆搭配。如果造卫生纸、火纸及包装纸，亦不妨全用旧纸回槽。因而在古代城市中经常出现背着口袋、手持钩棍到处拾旧纸的人，自然也还应有废纸回收栈。顺便说，回收废旧纸的行业在西方是从19世纪后才有的。伦敦造纸家库普斯（MatthiasKoops）从1800年起开始以故纸脱墨技术造再生纸的实验，并取得成功①。
宋人有时为有效利用旧纸，除造还魂纸外，还直接在字纸背面重新写字或印刷，称为
“反故”，这种作法早在汉代即已有之。明人张萱（1557～？）疑耀》称：“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编》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宁五年（1106）公私文牍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滑如一，故可两用。”这种情况我们也曾见到，不但宋人如此，甚至唐、五代人用南北朝写经背面印书，回鹘人还在唐人写经背面写回纥文。因此这类纸本具有双重文物价值。
第二节 多种多样的加工纸和名纸
一 关于宋代纸品种的综合介绍
宋元时不但在造纸原料方面，而且在纸的加工和品种方面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南宋人
陈槱（1150～1201年在世）《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中介绍说：
布缕为纸，今蜀牋尤多用之，其纸遇水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古称剡藤，本以越溪为胜。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而藤[纸]乃独推抚[州]之清江，青江佳处在于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纸]色理极腻白，然纸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糨（糊）而后用，既光且坚，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葺去尽，筋骨莹沏，是谓之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江南旧称澄心堂纸，刘贡父诗所谓百金售一幅，其贵如此。然为吴、蜀所掩，遂不盛行于时。
此处所说的刘贡父为刘攽（1023～1089）之字，我们疑心当为刘敞（1019～1068）之字刘原父。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宋代各产地及纸的品种与特点，有四川的厚、薄麻纸、浙江剡溪的藤纸、江西抚州的清江纸（藤纸）、浙江绍兴的竹纸、安徽新安的玉版纸（皮纸）、苏州的竹纸和安徽歙州的宋仿澄心堂纸（楮皮纸）。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云：“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浙江）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②。因而对陈槱的上述记载，又补充了浙江稻草纸及麦杆纸、北方的桑皮纸，且指出川麻纸有玉屑纸及屑骨纸之名号。
明人屠隆（1542～1605）《纸墨笔砚笺·纸笺》谈到宋纸时指出：
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作]画，多用此纸。……有歙纸，今徽州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光滑莹白可爱。有黄、白经牋，可揭开用之。有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榖（903～970）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鄱阳白。有藤白纸、观音帘纸、鹄白纸、蚕茧纸、竹纸、大笺纸。有彩色粉笺，其色光滑，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多用之作画、写字①。此外所提到的澄心堂纸、黄经笺、白经笺、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
及彩色粉笺，都是宋代的加工纸名称。澄心堂纸是仿制五代澄心堂纸而制成，其他名目的纸或经染色、加蜡、添粉，或以泥金绘成图案，或兼而有之。巨幅匹纸、鄱阳白、观音帘纸、鹄白纸及大笺纸，应均为细白精细的皮纸，供作高级文化用纸。
《宋史·地理志》（1345）更载徽州府贡白苧纸，池州贡红白纸，成都府贡笺纸。关于徽州贡纸情况，还见于淳熙《新安志》（1114）卷二《贡纸》条，其中提到宋代新安（今安徽徽州）向朝廷解运的贡纸时写道：“贡表纸、麦光、白滑、冰翼纸。..熙宁（1068～1077）中，贡白滑纸千张、大龙凤墨十斤。元丰（1078～1085）中，贡白苧十匹，纸如熙宁，而无墨。”同书更载北宋时新安“上供七色（种）纸，岁百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44.8万余张）。七色者：常样、降样、大抄、京连、三抄、京抄、小抄。自三抄以下，折买奏纸是为七。外有年额折银纸。..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歙州岁供大纸数多，颇劳民，思有以宽之。”大抄纸是作榜纸用的，表纸即奏本纸，麦光纸、白滑纸、冰翼纸和凝霜纸，都是指洁白平滑而细薄的楮皮纸。常样、降样、大抄、京抄、京连、三抄、小抄等名目，是就纸的规格尺寸而言者，共有七个尺寸的纸，故称“七色纸”，不是指七种颜色的纸。
弘治《徽州府志》（1502）卷二《物产志》进一步解释说：
旧（宋）有麦光、白滑、冰翼、凝霜之目，歙绩溪界中有地名龙须山，纸出其间，名龙须纸。大抵新安之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如玉雪者，水色所为也。其岁晏敲冰为之者，益坚韧而佳。宋时纸名则有所谓进昇、殿昇、玉版、观音、京帘、堂昇之类，亦出休宁之水南及虞芮、良安、和睦三乡，余见《拾遗忘》。按旧志（淳熙《新安志》）虽载此，然今新安纸绝无佳名，惟市于常山、开化二县者乃佳②。
由此我们知道宋代徽州地区楮皮纸产地及当地水质情况。这一带的纸在五代南唐时便供内府使用，宋代时一仍其旧，明代起内府才改用别处纸。
二 关于元代纸品种的综合介绍
关于元代所造的各种纸，元人费著（1303～1363在世）《蜀笺谱》（约1360）称：
广都（四川成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纸，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清洁。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者，谓之假荣。造于冉村[者]，曰清水纸；造于龙溪乡[者]曰竹纸。蜀中经史子籍，皆以此纸传印。而竹纸之轻细似池纸，视上三色纸，价稍贵。近年又仿徽[州]、池[州]法，作胜池纸，亦可用，但未甚精致尔。
可见四川所造大幅本色纸叫假山南纸，小幅粉笺叫假荣纸，造于冉村的叫清水纸或冉村纸，造于龙溪乡的叫“竹纸”，所有这四种纸都以楮皮为原料。其中“竹纸”最为精细而白簿，价钱较贵。蜀人造楮皮纸，意在与徽州、池州的楮皮纸竞争市场，并仿造其所产，纸名为胜池纸，颇有竞争意识。《蜀笺谱》谈到四川麻纸品种时说：“笺纸有玉版，有贡馀，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贡馀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因而麻纸也有不同名目，其中玉版纸及贡馀纸是上等麻纸，注意此处的玉版纸与其他地方的玉版纸在用料上是不同的。同时还指出：
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笺。又有青白笺，背青面白。有学士笺，长不满尺。小学士笺又半之。仿姑苏作杂色粉纸，曰假姑苏版，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姑苏笺皆罗纹，惟纸骨柔薄耳。若加厚壮，则可胜苏笺也。
连二纸、连三纸及连四纸的名目不见于宋及宋以前文献，是从元代开始出现的，连四纸在明清时又名为“连史纸”，此名一直沿用到现在。而在不同时期的连史纸，用料不同，除四川外，江西、福建等地也有连史纸名目。关于这种名目的由来，过去人们认为是由连氏兄弟造的，且以其排行而名纸。我们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可能属于一种附会。元代人费著谈连四纸时加注曰：“售者连四一名曰船笺”，可见不是连姓人所造。我们认为纸名来自抄造方法，过去造纸多是一帘一纸，如果将棉布条缝在一长的抄纸竹帘中间，使帘面一分为二，则捞纸时，一帘便可同时形成两张纸。因为棉布条阻止滤水，在这上面的纸浆不能形成湿纸面，所以将一帘抄两纸取名连二纸。同理，加两个布条，则一帘三纸（图5-3）；加三个布条，一帘四纸。用这种方法捞纸，在单位时间内无形中成倍地提高了工效。这是元代纸工对抄纸帘结构所作出的技术革新。但以此法捞纸，要求抄纸匠的技能要更为熟练，翻帘时要将两张纸准确地压在湿纸堆上。一帘二纸操作较易，三纸、四纸更难。后来的连四纸或连史纸，有时只存其名，实际上仍是一帘一纸，只不过幅面较大。最初的连二、连三、连四纸幅面较小。这类纸一般由一个人操作，在近代纸坊中，我们还经常看到这种抄纸方法。
费著所述的纸偏重四川，对外省纸谈得不多，可由其他著作加以补充。明人曹昭（1354～1410在世）著、明人王佐（1406～1479）增《格古要论》卷二云：“元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又有白箓纸、匹纸、清江纸，皆出江西。赵松雪（赵孟頫）、〓子山（〓〓，1295～1345）、张伯雨（张雨，1277～1348）、鲜于枢（1256～1301）书，多用此纸”①。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卷7有同样记载①元代人程棨（1275～1350在世）《三柳轩杂识》还提到“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至和（1054～1055）以来方入贡。贵权求索寖广，而纸户力已不能胜矣。吴越（五代）钱氏时，供此纸者蠲（减免）其赋役，故号蠲[纸]云”②。浙江温州桑皮纸从五代历宋元时一直入贡，质量确实好，有出土实物为证。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宋元时期在主要产纸区浙江、安徽、江西、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已造出大量不同品种的纸，其中不少是加工纸，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但产地多集中于江南，这是与造纸重心南移有关。北方在辽、金地区同样产纸，以后将会谈到。
三 防蛀纸、谢公笺、黄白蜡笺、金粟笺
在纸的加工技术方面，宋元继承隋唐五代的传统，且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各种染色纸，像唐代一样，宋代仍重视黄纸，尤其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均规定用黄纸。南宋人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卷189称：“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以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
宋人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1131）卷二也写道：
嘉祐四年（1059）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集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蠹败。至嘉祐六年（1061），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
沈括《梦溪笔谈》（1088）卷一同样提到：
今三馆秘阁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1056～1063）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讐四方书，给吏百人写之，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是私家不敢辄藏③。
“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及史馆，掌内府藏书、校书及修史，本为唐代建制，宋代因之，但均设置于崇文院内。用黄蘗染纸，确可防蛀，而内府秘籍以黄纸大册装订，加盖朱印，便无人再敢盗出与收藏了。此为防蛀、防盗之双重措施，自然在三馆秘阁中要有染纸匠、装潢匠多人。从沈括所载“给吏百人写之”，可见宋代在人员编制规模上已超过唐代。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02）卷152又说：“绍兴十四年（1144），诏诸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这说明不只内府御用藏书以黄纸抄印，而且要求各地方亦应将其刻板书籍以黄纸各印一套，进呈中央政府。除官府用文书外，民间刊印或抄写的宗教经典也多用黄纸，这与前代是一样的。除黄纸外，蓝色纸、红色纸也常用于一些不同场合。
宋人加工制造出的各种颜色的彩笺，也为后代人所称道，尤其“谢公笺”，与历史上唐代著名的“薛涛笺”齐名。元人费著《蜀笺谱》写道：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笺]，有薛涛[笺]。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写信），俗因以为名。..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深蓝）、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杨文公亿《谈苑》载韩溥寄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谢公笺出于此乎？[薛]涛（768～813）所制，特深红一色尔。此处所说谢公当为谢景初（1020～1084），字师厚，北宋富阳（浙江）人，宋国史馆编修官、知制诰、直集贤院学士谢绛（995～1039）之子。谢景初于庆历（1041～1048）年中进士后，任余姚县令，筑海堤防潮，民赖以安。旋转海州通判、湖北转运判官，成都路提刑，后以屯田郎致仕（退休）。他博学能文，尤工于诗。谢景初所创制的十色信笺，可能完成于四川任内，受薛涛笺影响。但鉴于涛笺只有一种颜色，未免单调，遂出己意设计出以红、黄、蓝三种染液调制的十种色调的彩纸，丰富多彩。谢公笺是对薛涛笺的新发展，尺幅应比后者大些。元人费著还说北宋初人杨亿（974～1020）《杨文公谈苑》中引韩溥（928～1007在世）诗“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所说“十样蛮笺”，可能是谢公笺的先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韩溥、杨亿都是谢景初父辈时的人。在他以前半个世纪，四川已有了“十样蛮笺”，失传后他起意造出更漂亮的十色信纸。
唐代时著名的黄、白蜡笺“硬黄”和“硬白”，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演变成黄、白经笺或黄、白蜡经笺。人们注意到这种黄色蜡笺，是从“金粟山藏经纸”的发现开始的。金粟山在浙江海盐县西南35里，山下有金粟寺，初建于三国时吴的赤乌年间（238～250），经历代修建，至北宋时仍香火繁盛。诗寺经各方募资，于熙宁年间（1068～1077）写造大藏经以为镇寺之宝。明人董毂（1482～1562在世）《澉水续志》（1557）卷六《祠宇志》称：
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其纸幅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1078～1086）年号，五百年前物矣。其纸内外皆蜡，无纹理，与倭纸相类，造法今已不传，想即古所谓白麻纸也。……日渐被人盗去，四十年而殆尽，今无矣。计在当时縻费不知几何？谅非宋初盛时不能为也。
明人胡震亨（1567？～1634）《海盐县图经》（1624）《杂识篇》说：
金粟寺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摩光莹[滑]，以红丝栏界之。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泽，如髹漆可鉴。纸背每幅有小、红印，文曰‘金粟山藏经纸’。有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遍行宇内，所存无几。与此同时，法喜寺所藏大藏经用纸也与金粟山藏经纸相似，每纸印有小红印，文为“法喜大藏”。纸高1.7尺、长3.3尺（约56×109厘米）。这些纸在明代从寺内流出后，便为世人看重，竞相购求，常用作书画引首。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所说“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即指金粟笺，以其由数层纸构成，故揭开当宋笺使用。清人周嘉胄（约1731～1795年在世）《装潢志》称：“余装裱，以金粟笺、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①。这些纸至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还在传世。张燕昌（1727～1802在世）特意写了《金粟山笺说》（约1800）介绍此纸②，从此其名声大振，并由人贡入内府。清高宗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有意访求，收罗了民间收藏的不少金粟笺。他还用揭下的纸御书《波罗蜜心经》。而宫内珍贵书画如晋人陆机（261～303）《平复帖》、明人文征明（1470～1559）《漪兰室图》卷轴引首，均用宋金粟笺。
关于这种纸的原料及形制，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麻纸，有的说是茧纸，甚而有人认
为不是纸，而是所谓“树皮布”①，真可谓众说纷纭。为探明究竟，笔者化验了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经纸，检验结果表明这批纸用不同原料纸写成，其中有麻纸，也有桑皮纸，但以皮纸居多，绝不是什么“树皮布”，亦非茧纸。每张纸都比较厚，确可分层揭开，纸呈黄色或浅黄色，表面施加蜡质，再经砑光，因此帘纹不显，而表面平滑，制作精细，确实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
每张纸背面都有若干小红印，印文为“金粟山藏经纸”或“法喜大藏”。然而揭开后的内层纸，并没有蜡，帘纹便明显可见了，但纸面上则隐约出现上一层纸渗下的墨迹，每层纸并不厚，三四层连在一起才显得厚。纸上墨迹端正圆熟，墨色发光。这上万卷的金粟山藏经，以良纸、佳墨及书法高手写成，正如明人董榖所说，其耗费一定很高，非北宋盛时不可为也。与金粟笺对应的北宋造白蜡笺，亦有实物可供吾人研究。前述1966年浙江瑞安县仙岩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时（1034～1043）刻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即用白蜡笺。纸直高30、横长65.2厘米，由11枚纸印成。此纸白色，表面平滑、加蜡，纤维交织匀细，纤维束少，帘纹不显，较厚，可分层揭开。纸表似乎还有白粉，是上等白蜡笺纸上书以泥金②，是宋代白经笺的标本。
四 砑花纸、水纹纸、仿薛涛笺、仿澄心堂纸
宋元时人们喜欢用特制的纸作信笺和诗笺，形式各种各样。除上述宋初谢公十色笺外，还有颜直之的色笺。颜直之字方叔，号乐闲，吴人，为宋代画家，工人物，又善写小篆，事迹不详。明人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卷二云：
宋颜方叔尝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砑花竹、麟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
宋人颜直之所制色笺虽颜色种类不多，但纸染好后，又在纸上砑以人物、花竹、山林、虫鱼等画，则另有雅趣，实际上是彩色砑光纸。由于颜直之本人就是画家，由他起草的画稿经精刻于木板并压在纸上后，“精妙如画”，所以士大夫甚为珍重。如果在色纸上再直接画成画，再在上面写字，也是另有妙趣。
宋元砑花纸也有传世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韩马帖》，用纸呈斗方形（33.2×33.2厘米），纸面呈现云中楼阁的图案，便是砑花纸。同样，宋末元初画家李衎的《墨竹图》（29×87厘米），用纸幅面较大，纸的右上方呈现“雁飞鱼沉”四个篆字，左上面有“溪月”隶体文字。同时纸的中间呈现雁飞于空、鱼浮于水的图画，读者可从图上仔细在竹叶中间看到雁飞的白线条图案（图5-4）。我们认为这些鱼雁图有“鸿雁捎书”、“鱼传尺素”之寓意，因而此纸裁短可作信笺。此纸为皮纸，白间黄色，表面涂蜡，又经砑光，因此可称为砑花蜡笺纸。李衎于元贞元年（1295）任礼部侍郎，皇庆元年（1312）累官至吏部尚书，拜集贤院大学士，因此这位画家兼内阁大臣用纸是相当考究的。其《墨竹图》是双重艺术珍品，正如米芾的《韩马帖》那样。
唐代兴起的花帘纸或水纹纸，虽不见实物遗存，但北宋初这类实物保存下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建中（945～1108）的《同年帖》（图5-5），是迄今所见较早的水纹纸。李建中字得中，宋初书法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任大理寺评事、工部郎中、太常博士，官终太府寺。《同年帖》是他写的一封信，提到与他同年中进士的邵兵部，故名《同年帖》。该帖由大小两纸联成，其中小纸（8.3×33厘米）为楮皮纸，纸面呈现波浪纹图案。由此可知水纹纸多作信笺用。上海博物馆藏北宋文学家沈辽（1032～1085）的《所苦帖》，纸面上也呈现与《同年帖》同样的水纹。
前代有名的薛涛笺和澄心堂纸，宋元时期仍继续仿制，为人们所喜欢。清初人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1705）卷12引《雪蕉馆纪谈》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之。玉珍建捣锦亭于浣花[溪]，置笺局，俾子良领其事”①。按明玉珍（1331～1366）于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领兵入蜀，十八年（1358）克成都，自称蜀王，次年（1360）称帝，国号大夏。因此他据蜀时间为1358～1366年，这也是陆子良仿制薛涛笺的时间。由于得到当地统治者支持，设官局制造，则元末时成都所造薛涛笺在质量和数量上超过唐代，是可想而知的。自从五代南唐（937～958）灭亡后，从宫中流出内府御用的澄心堂纸后，因其质地洁白、细腻而又浑厚，引起北宋文人喜爱，不断写诗称赞。此纸遂身价提高，以至“百图5-5李建中《同年贴》金市一枚”。为满足人们需要，北宋时起仿制。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谈及，大约在1043～1045年梅尧臣（1002～1060）从欧阳修（1007～1062）及宋敏求（1019～1079）那里得到南唐澄心堂纸后，又将纸样送给潘谷（1010～1060在世）。
潘谷是徽州人，善制墨，因澄心堂纸在他家乡制造，他又认识那里的纸工，遂于徽州依样仿制，时间约在1045年前后，从而宋仿澄心堂纸得以大规模生产。潘谷将仿品300张回赠梅尧臣。梅赠潘的诗中说“君使制之精意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便于使用，宋代澄心堂纸比南唐纸薄一些，其他方面是一样的。明人屠隆（1542～1605）《考槃馀事》（约1600）卷一云：“尝见宋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不可得矣”①。又说：“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1049～1100）画，多用此纸。”明人谢肇淛（1567～1647在世）《五杂俎》（1616）卷12云：“宋子京（宋祁，998～1061）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阳公（欧阳修）作《五代史》亦然”②。所有这些都应理解为宋仿澄心堂纸，而非南唐纸。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读王著临摹内府所藏法帖上石，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拓成十卷《淳化阁帖》，恐亦难信。不过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的《昇元帖》倒有可能用澄心堂纸拓。
五 金花纸、明仁殿纸、端本堂纸、姑苏笺、瓷青纸、云母笺
在艺术加工纸中，唐代创制的冷金、泥金、销金彩笺，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元人脱脱（1314～1355）及欧阳玄（1274～1358）《宋史》（1345）卷163《职官志》谈到吏部官告院掌管为妃嫔、王公、文武百官及外蕃官员、命妇封赠品位之职时，规定公文用纸的各种等色。
①凡文武官用绫纸五种十二等色，背销金花绫纸、五色绫纸、大绫纸、中绫纸及小绫纸；②凡宫掖至外命妇，用罗纸七种十等，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遍地销金凤五色罗纸、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销金五色罗纸、销金大花五色罗纸、金花五色罗纸、五色素罗纸；③凡内外军校封赠，用绫纸三种四等，有大绫纸、中绫纸、小绫纸；④凡封蛮夷酋长及蕃长用绫纸二种各一等，有五色销金花绫纸、中绫纸③。还规定用不同材料的卷轴及钤印方式等。其中所谓“绫纸”及“罗纸”，是指用带有花纹的彩色绫、罗镶边的纸。销金花绫纸是在绫纸上带有细小金片，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到处洒以金片并用泥金画出龙的图案。遍地销金凤五色罗纸指在上述纸上画以凤的图案。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洒金片并绘出团花图案。
北宋人宋敏求（1019～1079）《春明退朝录》（1070）谈到诰制之制时，也指出对①后妃用销金云龙罗纸，公主用销金大凤罗纸；②对亲王、宰相、使相，用白背五色金花绫纸；③枢密使、三师三公、前宰相至仆射、东宫三师、嗣王、郡王、节度使，用白背五色金花绫纸；④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院同知..用白背五色绫纸；……凡修仪、婉容、才人、贵人、美人，用销金小凤罗纸。宗室女，素罗纸..在纸的加工程度上显出不同的等级。最隆重的是用销金云龙凤五色绫纸，最一般的是小白绫纸。其中销金云龙凤五色绫纸制法是：①先将上等白纸染成五色；②再将黄金打成金箔，剪切成细小碎片放入筛中；③以手轻轻敲动筛，使金片均匀洒在纸上，用胶固着；④用泥金或其他颜料在整个纸上画出云纹及龙凤图案；⑤将纸的上下两边用织有图案的彩色薄细绫、罗镶边；⑥按着等级要求装轴及飘带，并制成匣子盛卷轴；⑦最后，由吏部官诰院楷书手书写诰封文字，交由有关部司加盖印玺。纸料主要用上等皮纸，由政府在产纸区设官局监造，再送入内府由匠师加工。元代在户部有抄纸坊、礼部有白纸坊这类专司造纸的衙门。这类纸较昂贵，除官方使用外，民间富家遇有婚喜事也时常用，但主要画如意、宜百子等吉祥图案，祝寿时则画寿星等。宋政府曾禁止民间使用销金银笺，但禁而不止。
元代内府及民间使用金花纸的情况，大体上与宋代是一样的。其中“明仁殿纸”和“端本堂纸”是元内府用的艺术加工纸，因为明清时流传下来，故而著名。元人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1《宫阙制度》称，明仁殿又曰西暖殿，在皇帝寝殿之西①，是皇帝读书之处。而同书卷2《端本堂》条，则说端本堂是皇太子授业、读书之所。为供皇帝及皇太子御用，特意加工了这种纸，其特点是用上等皮纸染成黄色，背面刷粉并洒金片，再在纸的两面涂蜡并砑光，最后再在纸的正面用泥金描满如意云纹。纸质厚重，可揭为3～4层。在纸的右下角钤“端本堂纸”或“明仁殿纸”长方小印。因两种纸的形制大致相同，纸的两面均富丽堂皇，确有皇家用纸的气派。虽然纸本身已经是件艺术品，但主要用于写字。有时皇帝还将此纸颁赐给臣僚。元代灭亡后，库内仍有不少，因此明初时还流传于世，但入清后逐渐稀少。清高宗于乾隆年间（1736～1795）发现此纸，下令仿制。从仿制品中我们得见其纸幅较大（53×121.4厘米），比南唐澄心堂纸更大，质量更高。这种纸我们可称之为“泥金绘如意云纹销金黄色粉蜡笺”，是宋代彩色粉蜡笺的直接延续。它将色笺、粉笺、蜡笺三者结合起来，再用泥金绘出图案，已做到综合加工的完美地步，对明清两代有重大影响。
明清时一度风行的罗纹纸，显然也是直接继承了宋元的传统。罗纹纸的特点是，纸面上除帘纹外，还呈现出细密的纵横交叉的纹理，如同罗纹。费著《蜀笺谱》在谈到元代四川曾仿制姑苏（今江苏吴县）的姑苏笺时写道：“仿姑苏作染色粉纸，曰‘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苏笺皆罗纹，惟纸骨柔薄耳。若加厚状，则可胜苏笺也。”罗纹纸的作法，我们在上一章已介绍，此不重复。然蜀中假苏笺与一般罗纹纸不同的是，还有深层加工，将其再制成彩色粉笺，并洒以金银花（原文中的“印”，不是印刷的印），因而成为销金银罗纹彩色粉笺，自然外观更美，并以此与姑苏笺相抗衡。蜀纸一般较厚重，费著说“一夫之力，仅能荷（担）五百番”，但假苏笺纸面较薄，因为姑苏笺较薄，不过填粉、饰金银后，也仍比一般薄纸厚重。
五代南唐澄心堂纸除在宋代仿制外，元代也曾仿制。费著在介绍假苏笺后，接着说：“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纸取李氏澄心堂样制也。盖表光[纸]之所轻脆而精绝者，中等则名曰‘玉水纸’，最下者曰‘冷金笺’，以供泛使。”从这段记载来看，元代仿制的澄心堂纸，实际上是以宋代澄心堂纸为纸样的，因为南唐李氏澄心堂纸厚重，而宋代澄心堂纸才较轻薄。清代乾隆年又有仿澄心堂纸，与宋元又有所不同。
五代至宋所造瓷青纸对后世很有影响，周嘉胄《装潢志》说宋徽宗赵佶（1082～1135）和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很喜欢在瓷青纸上用泥金写字，“殊臻壮伟之观”①。瓷青纸一般较厚重，可分层揭开，染以靛蓝，其色如瓷器的青釉，故称瓷青纸。用墨写字，字迹不易显，而将金粉分散于胶水中写成金字，则颜色鲜明。瓷青纸表面有时加蜡并砑光。这类纸在出土物中时有发现。如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出土北宋雍熙年（984～987）刻本《妙法莲华经》卷轴引首为瓷青纸②此纸明清时作书籍封面。同塔还出土五代大和辛卯（931）泥金书瓷青纸《妙法莲华经》，卷首且有泥金绘经变人物图。谢肇淛《五杂俎》（1616）卷12谈到宋纸时，还提到“常州有云母纸”，这是指将白云母细粉装饰于纸面上，呈现银白色光泽。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写于宣和四年壬寅（1122），用纸为泥金绘云龙纹粉蜡笺③（图5-6）。
第三节 纸本书画、印刷品和纸币等纸制品的大发展
一 书画及版刻用纸
宋元时期由于造纸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技术和设备的改进，造出比前代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各种纸，这就大大促进了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首先要指出的是纸在绘画、印刷、货币等方面的广泛使用；其次是纸制品用于制作衣服、帐、被、枕头及娱乐方面，成为其他材料特别是丝绢等纺织品的代用品。绘画用纸要求较高，一是幅面要大，二是表面平滑、强韧，又有渲染及着色性能。大量用纸本作画是从宋元时出现的，供使用的主要是皮料纸、楮皮纸及桑皮纸。巨幅皮纸洁白平滑又受墨受彩，为美术家、书法家提供价廉物美的创作材料，某些方面比绢本更能发挥出艺术效果。在装裱过程中，用纸也比用绢更为便当。纸是否适于作画，其幅面是个重要因素，而幅面取决于抄纸帘的大小和历代流行的纸幅规格，而这又与各代造纸技术总的发展水平有关。
从我们所见实物而言，书画用纸幅面有颇大的时代性，可作为年代鉴定的指标之一。汉晋法书直高多为1尺（24厘米），唐、五代比晋纸略高些，约为唐代1尺（25～27厘米）。宋代书画纸尺幅更大，法书纸一般直高30～35厘米，如米芾《苕溪诗》30.5厘米、李建中《同年帖》33厘米、苏轼《人来得书帖》31.5厘米。宋画一般直高30～55厘米，横长明显增大。如杨无咎（1097～1169）《四梅图》直高37、横长60厘米。宋代还有匹纸，长三丈有余，中无接缝，如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用纸（图5-6），这正是宋代画家们创作长江万里图和巨幅山水画的理想材料。元代画纸一般大于宋代，如黄公望（1269～1345）《溪山雨意图》（1344）、朱德润（1244～1365）《秀野轩图》、张逊（约1285～1355年在世）《双钩竹》（1349），用纸横长都在100厘米以上。根据我们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纸本绘画的实测结果，一般说唐代绘画纸面650平方厘米，宋代平均为2412、元代为2937平方厘米。把这些数据作成座标曲线以示比较（图5-7），是颇有趣的。虽然这些统计数据是不完全的，今后会因扩大纸样观察范围使曲线形式有所改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无疑的，即越是到后代，所能提供的一般画面越大。因而我们看到，书法和绘画这两门艺术的发展是与造纸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书画用纸幅面是随着造纸术的演进和朝代的更替而有规律地向放大尺寸的方向发展（图5-7）。唐末、五代能造出1丈长的纸，魏晋南北朝时便难能为之；宋元又造出3丈长的纸，胜于唐、五代；明清匹纸又大于宋元。如果一张整幅书画纸超过1000平方厘米，被标为南北朝某人所作，肯定是不可信的，标为唐人作品也值得存疑，这样的纸十之七八为宋元以后之物。从原料来看，适于作画的纸多为皮纸，竹纸虽然便宜，主要用以写字或印刷，宋元人很少以竹纸作画。因而某件作品为竹纸，而标为晋、唐或宋人所画，便可生疑，这是以纸质鉴定作品年代之一例。
像绘画纸一样，金石拓片和碑帖用纸对质量要求也比较高。由于宋代史学的发展，在收集和考证古代原始史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作为考古学一部分的金石学在宋代兴起。金石学主要研究古代钟鼎文和石刻文字，为此需要用纸从铜器及石碑上进行墨拓，再对文字进行考释。文史学家欧阳修（1007～1072）、赵明诚（1081～1129）在《金石录》（1132）中收集、著录的金石文甚为丰富，足补古籍记载之不足。拓片用纸要求纸质薄细而紧密，拉力强而又受墨，一般都用皮纸，以往旧称“绵纸”或“茧纸”，这类名称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还是称皮
纸为好。碑帖用纸要求表面平滑、坚实受墨，而又寿命较长并抗蛀，亦是非皮纸莫属。当然，
用好的白麻纸亦可，绝不可用竹纸。宋太宗赵匡义（939～997）淳化三年（992）下令以澄心
堂纸，由李庭珪（893？～967）墨拓摹内府秘藏历代法书共十卷，赐亲王、大臣各一部，此
即有名的《淳化阁帖》。我们已经辨证此澄心堂纸为宋代澄心堂纸，南唐李氏澄心堂纸断不可
作拓片用。至于墨，倒有可能用李庭珪所制，然《阁帖》后期版本则多用徽州潘谷墨。宋拓
本向来被鉴赏家及收藏家视为名贵善本，原因之一是用良纸、佳墨摹勒、拓打，字迹清晰，接
近祖本。至今仍有传世品可供欣赏。
宋元时印刷术相当发达，官刻、私刻及坊刻的印本书相当多。宋人章如愚（1170～1230在世）《群书考索·后集》卷26说：“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申，宋真宗至国子监看书库，问祭酒邢昺（932～1010）现有书版几何？”昺对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书版大备”。四十年间书版增加25倍。《宋史·艺文志》（1345）著录的官府藏书9819部，都119，972卷（将近12万卷），其中不少是刻本。宋元版书现在可以看到不少。刻本用纸虽然没有书法、绘画用纸要求那样高，但也非一般纸都可充用。总的说，印书纸表面应尽可能平滑，不宜太厚，应坚薄而易受墨，不易蛀蚀，但价格又不能过高。宋刻本以地域而言，有蜀本、浙本、闽本、赣本等。宋人叶梦得（1107～1148）《石林燕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经国子监校勘的书多在杭州雕板，用浙江桑皮纸印，质量最高。闽本多坊刻本，用便宜的竹纸印制，不但雕法不精，用纸亦不佳，但因成本低，流传反而最广。蜀本则以皮纸及麻纸，介于浙本及闽本之间。一般说，宋元刻本中精品不但字体美，而用纸亦必佳。
关于宋版书用纸，古书中有不少议论。陈继儒（1558～1639）《太平清话》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恐怕指蜡笺，粉笺而言，不能视为通论，因为我们所见宋元版本绝大多数有明显帘纹，既令极薄之纸也有帘纹。谢肇淛《五杂俎》认为宋版书“笺古色而极薄，不蛀”。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大多数宋元版本不管用皮纸、麻纸或竹纸，都比较薄，这是因为中国印书每板纸都单面印刷，再对折成一页，装订成册。如用纸较厚，书籍就要占用体积，成本也随之增加。如果保存条件好，是不会蛀蚀的。明清书反而被蛀，因没有受到宋版书那样重视。如果宋版竹纸刻本保存不好，就难免受蛀。还有说宋版书竹纸帘纹二指宽，明版一指宽①。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这里所说“帘纹”，实际指抄纸帘上丝线编织纹之间的距离。两指相当3.0厘米，一指为1.5厘米。有的宋版书用纸，编织纹间距大致均等，确是两指宽。也有的不均等，如南宋本《证类本草》为建阳麻沙本（竹纸），丝纹间距为1.0，1.3，1.5厘米不等，只有一指左右。宋版乾道七年（1173）刻《史记集解》用竹纸，丝纹间距3.2～3.3厘米，便为二指宽。由于宋元刻本用不同地方、不同原料纸印刷，在品评用纸时，宜分别判断，很难找到通用指标。古人所说均指某一具体场合，不能当成通论，并以此作为版本鉴定之依据。宋元版本书及宗教印刷品以几十万卷计，每卷印百千份，统计起来耗纸量就是个极大的数字了，当以亿而论。
二 纸币的发行
纸在宋元时另一重要社会用途，是用来发行纸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中的一个革命。以纸制品代替金属货币使用，早在南北朝及唐代时已经实现，主要用于葬礼。古代送葬时以真正的铜钱埋入地下，唐代开元年间（713～741）以纸作成模拟铜钱的“楮钱”，为殉葬品的习俗盛行，从而节约了大量金属货币。这促使人大胆思考，既然死人可用楮钱，活人为何不能用纸钱作流通手段？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及唐宪宗时（806～821）已出现“飞钱”。北宋时更发行早期纸币，即所谓“会子”（图5-8）。
《宋史》卷181《食货志》及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1309）《钱币考》对宋代发行的纸币有详细介绍。《宋史·食货志》谈到纸币时一开始就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四川十几户富商鉴于当地铁钱不便贸易，遂经营钱庄，以纸本交子为券，可兑现金属货币，他们成了世界上最早一批银行家。12年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时，由官府接管这项业务，朝廷在四川设交子务，发行地方性纸币。币值从1贯到10贯，与支票类似。后改为定额印制，与货币相同。分界发行，定期回收，以二或三年为一界，即纸币的有效使用期限。从仁宗天圣元年至徽宗大观元年（1023～1107）84年间共发行42界官营交子，每界发行额为125万贯，币值是稳定的。后来政府为补财政亏空，滥印滥发交子，导至贬值。大观元年（1107）从第43界起易名为钱引，仍在四川发行。钱引以铁钱为币值本位，纸面上印有界分、年号、面额及图案，面值从1贯到500文，三年为一界。至南宋时，东南发行的纸币叫会子，初亦由商人经营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改为官营，由户部发行会子，通行于浙江、淮、湖北及京西，以会子纳税及交易。三年一界，以铜钱为币值本位，面值有1贯、200文、300文、500文，共发行18界。政府还颁布《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检举者受奖。
《宋史·食货志》还说“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就是说政府在徽州、池州设造纸局，以楮皮纸抄造会子专用纸，后又于成都及杭州再设局造纸。吴自牧（1231～1309在世）《梦粱录》（1274）《监当诸局》条又说：
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以务门兼职，以都司官提领。日以工匠二百有四人以取于左帑，而印会归库矣。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先造于徽城，次成都，以蜀纸起解。后因路远而弗给，诏杭州置局于九曲池，遂徙。于今安溪亦有局，仍委都司官属提领，但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交[子]、[钱]引库，在太府寺门内①。
可见制造并发行纸币在当时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造纸局所属制造币纸的工匠多至204以至1200人，说明其规模之大。《宋史·食货志》还说所造之纸“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在造纸取料及形制上采取了防伪的技术措施。
金、元两代沿用宋代制度发行纸币，称为交钞、宝钞。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设交钞库发行交钞，分大小两种，与铜钱并用。大钞分1，2，3，5，10贯面值，小钞有100，200，300，500及700文不等。初以七年为限，到期更换新钞。金世宗大定廿九年（1189）取消交钞界限，可无限期流通，这是纸币史中的另一创举。金代币纸用北方桑皮纸印制，纸面印有花纹、面值、某字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据脱脱、欧阳玄《金史》（1345）卷48《食货志·钞币》所述：“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徵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輓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②。
可见因北方造纸量少，遂将过期作废的交钞回槽重新造纸，叫桑皮故纸钱。元代继续发行纸币，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宝钞，面价有一贯、二贯及10，20，30，50，100，200，300及500文不等。早期纸币多少含有兑换券性质，至元代才成为非兑换性的真正纸币。从此世界进入纸币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新时代，各国逐步效法，直到今日。元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1《公宇》条，载元政府户部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及抄纸坊专司此事，币纸仍用桑皮纸。法国国王路易九世（St.LouisⅨ1214～1270）曾派遣教士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70）出使中国，1253年至，和林，受到宪宗蒙哥（1251～1258在位）接见，在华数月，1255年返回巴黎。他在其游记中谈到中国通行的货币“皆为棉纸（实为皮纸）制成，宽长皆约一掌。其上盖印文，印类蒙哥大汗之玉玺”③。此后，1275年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7～1327）在游记中有更详细记载。据法国人沙海昂（A.J.H.Charignon）本卷2第95章《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云：
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用。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④。从这之后欧洲人才知道中国使用纸币的事。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在瑞典发行的，美国于1690年、法国于1720年、英国于1797年发行纸币，德国至1806年才发行。瑞典银行制度直接受中国影响⑤。
三 纸衣、纸被、纸帐、糊窗纸、纸伞、纸灯笼
宋元时期纸制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先谈纸衣及纸被、纸帐、纸枕等床上用品。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
山居者常以纸为衣，盖遵释氏云，不衣蚕衣也，然复甚暖。
因此僧人多服纸衣。杨旻及曹文柱二位作者引宋人诗文集，介绍不少这方面的材料①②。宋人魏了翁（1178～1237）《鹤山集》中说四川有李姓者，以楮衣救济不少贫人。王禹偁（954～1001）《小畜集》（1147）称王审知（862～925）据闽，“残民自奉，人多衣纸”，则五代时亦如此。刘克庄（1187～1269）《后村集》卷117《诗话续集》引徐思远诗：
纸衣竹儿一蒲团，闭户燃萁自屈盘。
诵彻《离骚》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
可见着纸衣有保温作用，可防风寒。王禹偁《小畜集》卷八《道服诗》中还有“楮冠布褐皂纱巾”之句。陆游（1125～1210）《行年诗》有“楮弁新裁就，修然学道装”之句，则以纸为冠亦多僧道所用。关于纸被，陆游在答谢朱熹（字元晦，1130～1200）诗《谢朱元晦寄纸被》中说：“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雕软于绵”，则文人士大夫也以纸为被。宋佛僧惠洪（1071～1128）《石门文字禅》卷13载德洪谢玉池禅师赠纸被诗曰：
就床堆叠明如雪，引手摸索软似绵。
拥被并炉和梦煖，全胜白〓紫茸毡。
洪迈（1117～1184）《盘洲集》卷二有“一点斜光明纸帐”之诗句。而王禹偁《小畜集》卷一所说“风摇纸帐灯光碎”，也指的纸帐。类似记载还见于真德秀（1178～1235）《西山集》卷33中的《纸衾铭》：“朔风（北风）怒号，大雪如席。昼其难胜，况于永夕。..一衾万线，得之曷繇。不有此君，冻者成丘”。陆游《剑南集》卷21谈纸被时写道：“村居日饮酒，对梅花醉。则拥纸衾熟睡，甚自适也”。他还有“纸被蒙头方坐稳”诗句。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更谈到纸枕：“摄生者尤忌枕高，直枕纸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渐次取之，迨至告尽，则可不俟枕而寝也。若如是，则脑血不减，神光愈盛矣”。因而用纸枕还成为一种养生之术。以上所述都是平日所用，曾公亮（998～1078）《武经总要》（1044）《前集》卷13讲到士兵作战身上披的护身甲时指出：“有铁、皮、纸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③。说明护甲有铁制、皮制和纸制三种，纸甲必是以许多层纸板制成，比铁甲轻便，亦可起防矢护身作用。早在南北朝时已有纸甲，以后一直使用。
本书第四章谈到唐代糊窗纸，要求用防风雨而又半透明的油纸。宋元时继续以油纸糊窗，且有作油纸的记载。明《永乐大典》（1408）卷8841谈煎窗油法时，引宋代福建惠安人温革（1085～1147在世）《分门琐碎录》的煎油诗④：
五桐八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壳研。
光粉黄丹各七匕，柳枝搅用莫轻传。
又诗：
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草麻去壳研。
光粉黄丹杏仁一，柳枝打出似神仙。
文字解释说：紫芥菜用石灰和之，其色转深，可以刷窗牖。煨熟皂子，热汤泡研如泥，用以粘油纸窗不脱，皂荚挼水打糊亦可。又靛青一斤，令入槐花末二两，水调，刷染窗牖，以油油之。《宣和殿油窗法》诗：
桐三麻四不须煎，草麻十五细细研。
定粉一钱和合了，太阳一见便争先。
凡油窗不及煎者，用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顺手不住打，令匀，用鹅毛刷上简而妙。
这里介绍了好几种煎窗油的方法，以第一种方法为例，取五份桐油、八份麻油调合在一起，放入20粒去壳、研细的草麻子，再加入淀粉及黄丹各七匙，用力迅速搅匀，勿需煎炼，即成。其中黄丹又名铅丹，化学成分是四氧化三铅（Pb3O4），黄红色粉状，加入此物有杀虫灭菌作用，也使油略呈黄色。油料主要成分是桐油与麻油，二者可以不同比例（5∶8，4∶3及3∶4）调配，再加其他辅助剂。加入淀粉（光粉、定粉）可能使油更呈粘性，易于刷在纸上。油料配好后，有不同方法可使之刷在窗纸上。如向油料中加入紫芥菜与石灰调合液，则颜色转绿，用毛刷刷在纸上。亦可将皂荚子汁配入，再刷纸；最后，还可将靛青、槐花末与油料配合刷之。每种方法都有不同效果，总的说来是使糊窗纸有抗水性、透明性、耐久性，有时还可呈现颜色。桐油有一种不太好的嗅味，加入麻油的目的是使此味减软。此后窗纸油的配方大体与此相同。
使用油纸的日常用具还有纸雨伞和纸灯笼，在宋元时期也广为普及。北宋画家张择端（1076～1145在世）的大型绢本画《清明上河图》描写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清明时节的城市繁华盛况，画面上可以看到不少雨伞，有大伞也有小伞，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北宋文学家孔平仲（约1042～1122在世）《遇雨诗》有“狂风乱掣雨伞飞，瘦马屡拜油裳裂”诗句，写春秋时情景。而他的《大雪诗》“弥登曹亭要远望，纸伞掣手不可操”，则描写寒冬雪天持伞情景。苏轼诗有“蜡纸灯笼幌云母”诗句，而宋僧人普济（1179～1253）《五灯会元》（约1230）称：“宜鉴禅师往龙潭棲止，一夕侍立次潭曰：‘更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点纸灯度与师。师拟接，便吹灭，师于此大悟”。
四 纸扇、风筝、纸牌、剪纸、纸人形
还有一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必须用的纸制品是纸扇。扇有各种形式，常用的是团扇，扇面早期用绢，后改用纸，且有书画点缀在上面。现在用的折扇古称聚头扇，是从高丽传入的。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12说：“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摺者。元初东南夷人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这种说法可能值得商榷，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研究，高丽的摺扇从日本学来，宋代时传入中国。当时传入中国的金银画摺叠扇是日本货，白摺扇是高丽仿制品。苏轼、邓椿等文士都赞赏过摺扇。南宋时临安街上已有摺扇铺，摹仿制作①。我们查得南宋人朱弁（1080？～1144）《曲洧旧闻》（约1135）曾载：哲宗（1086～1100在位）御讲筵，诵读毕，赐坐，例赐扇。潞公见帝手中独用纸扇，率群臣降阶称贺。潞公指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天圣进士，历任殿中侍御史等职，曾两次拜相，封潞国公。故事发生于1086～1088年之间，文彦博之所以率群臣称贺，可能因哲宗手持纸扇表示不讲奢侈。南宋署名西湖老人的作者（1165～1124在世）于《繁盛录》（约1200）中介绍当时杭州时写道：“诸行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麻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蠲糨纸、造翠纸、乾红纸”②。可见纸扇行成为南宋都城行市之一。同书还指出：“街市扑卖，尤多纸灯，不计其数目”。纸扇行所卖的，包括纸面团扇和摺扇。
纸制品除作为玩具及娱乐用外，还有风筝、纸牌和纸人形。纸糊风筝以前叫纸鸢，宋以后多称为风筝。北宋人郭若虚（1039～1095在世）《图画见闻志·记艺》（约1075）篇载，五代末至北宋初著名画家郭忠恕（字恕先，约912～977）遇一富人，饷以酒肉，然后请画家在一幅巨纸上作画。郭忠恕稍作思索后，在纸的前端画了个儿童手持线车，在纸尾部画出一个风筝，而纸中间没有画什么，只以一线将首尾两端联在一起。这件事后来在艺坛中传为佳话。前述西湖老人《繁盛录》，还谈到杭州“街市举放风筝”，诸行市中有卖风筝者。南宋末的文人周密（1232～1298）在《武林旧事》（约1270）中追忆宋室南渡后临安城内往事时，提到淳熙间（1174～1189）宋孝宗赵睿（1127～1194）在杭州西湖与民同观烟火和风筝表演③。周密还谈到杭州放风筝的艺人周三、吕偏头。当时成年人和儿童都喜欢风筝。
宋人李石（1108～1183？）《续博物志》卷10说：“今之纸鸢引丝而上，令小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可见放风筝还被看成是体育游戏。像过去一样，宋元时风筝再次用于军事目的。据《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时，蒙古军在速不台（1170～1248）率领下围攻金都汴京，双方相持十多日。此时守城的金首相白撒（1177～1234在世）本非将才，又刚愎自用，先以红纸灯为号，偷袭敌营失败后，又从城上放纸鸢，置文书于其上，飞至蒙古军中被俘的金兵营中断之，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又告失败。因此人们讽刺这位末期宰相，想以纸灯、纸鸢退敌则难矣。
此外，据宋人孟元老（1087～1165在世）《东京梦华录》（1147）卷六记载，北宋时汴京街上“设长竿高数十丈，以绘彩结束，以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这是说，在高竿上用彩带扎成许多结，再将用纸糊成的各种戏剧人物悬在竿上，风吹动纸人就如同飞仙。这也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同时，宋代城市街道上到处走动的货郎，还出卖许多纸制人形等玩具供儿童玩耍。这些玩具都着以各种颜色，上面还画着图案等，以吸引顾客。
从唐代起兴起的纸牌，在宋代有进一步发展。欧阳修《归田录》（1067）卷二写道：
唐世士人盛行叶子格（纸牌），五代、国初（北宋初）犹然，后渐废不传。今其格世或有之，而无人知者。惟昔杨大年（杨亿，字大年，974～1020）好之，仲侍制（仲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叶之彩，名红鹤、皂鹤，别演为鹤格。……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今纪无知者①。
实际上纸牌游戏在宋元时期一直未断。美国人卡特认为纸牌在中国印刷术西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写道： “到了宋代，这种叶子格的演进似乎采取两种形式。有些仍继续印在纸上，但印刷的花样更为复杂，发展出各种图形和习俗相沿的图案，成为中国以及欧洲纸牌的祖先 ”。
卡特引法国汉学家勒牡萨（AbelRémusat，1788～1832）主张 “纸牌发明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0）”的说法后，提出此说法要大大修正。前引杨亿所玩的纸牌，就早于宣和，卡特认为纸牌可追溯到 969年②。明人翟佑有《宣和纸牌谱》，收入《说郛续》卷38，虽所载多为后期物，但也不难看到早期痕迹。本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纸牌（9. 5×3. 5厘米），年代不好确定，可能是 14世纪左右，即相当于元代。这正是欧洲纸牌开始出现的时间，这就是说蒙古军西征时，将纸牌辗转传入欧洲。
宋代还流行着影戏，所用人物由纸制或革制。吴自牧（约1231～1309在世）《梦粱录》（1274）卷20《百戏技艺》中写道： “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阎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③。
剪纸在宋代也很盛行，周密《志雅堂杂抄》（约1270）卷上称：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 ④。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记》详细地介绍杭州街上经营小买卖的各个行业，其中有纸画儿、扇牌儿、剪字、剪镞花样、胶纸、风筝、药线、油纸、圪伯纸、镟影戏、卖烟火、糊刷、屋头挂屏、诸色经文等， “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 ”⑤。其中剪字技巧很高，杨万里（1127～1206）有赠剪纸道人诗，序中说： “道人取义山《经年别远公诗》，用青纸剪作米元章字体逼真 ”。就是说能用蓝纸剪出北宋书法家米芾写的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剪字字体与米芾字体逼真。
这里特别还应提到与剪纸、影戏有关的影戏灯，俗称走马灯。它是按燃气轮原理制造出来的。宋开封人金盈之（1091～1161在世）《醉翁谈录》卷上回忆北宋都城汴京风俗及社会繁荣情况时说： “上元自月初开东华门为灯市。十一日车驾谒原庙回，车马自阙（宫）前皆趋东华门外， …… [有]镜灯、字灯、马骑灯、风灯、水灯…… ”范成大（1126～1193）《石湖居士诗集》卷23《上元（正月十五日）纪吴中节物徘谐体三十二韵上》有 “转影骑纵横 ”之句，自注曰 “马骑灯 ”。姜夔（ 1163～1203）《白石道人诗集》卷下《观灯口号十首》第七首诗 “纷纷铁马小回使，幻出曹公大战车 ”，讲的也是走马灯。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论灯品时说： “此外有五色蜡纸菩萨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 ”。
刘仙洲（1890～1975）先生说，骑灯构造原理是，在立轴上横装一叶轮，立轴下置一烛。燃烛时燃气上升，推动叶轮旋转。立轴中部沿水平方向装四根细铁丝，每根铁丝粘上纸剪的人马。将以上都放在纸糊灯笼内，夜间点烛时，剪纸人马随叶轮及立轴旋转，其影子投射到 灯笼纸上，从外面看上去就见纸剪人马旋转如飞①。这种玩具灯具有科学发明的意义，主要是它启示这样一种思想：用燃气驱动叶轮旋转，使热能变为动能。15世纪后半叶欧洲工程师用同样原理将叶轮、立轴放入烟筒中，旋转时通过齿轮带动烤肉铁叉旋转。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曾设计过这种装置。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博士认为西方利用上升热气流的这种装置“极有可能导源于中国较早期的走马灯，（zoetropes），而走马灯可追溯到唐代，如果不是汉代的话……”②
从南北朝、隋唐以来葬仪中供人在阴世间用的纸钱及其他纸制品，也在宋代得到大发展，而且制造得越来越精细。街上有专门商品出售这类纸制品，而不只在葬礼时用，节日也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谈北宋汴京中元节（七月十五日）风俗时写道：
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节、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又以竹秆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
“九月重阳（九月九日）……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写于灶上。……近春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除夕，……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中外③。
五 农用育蚕纸及工业烟火用纸
纸除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外，还在工农业生产中有广泛用途。中国是个养蚕大国，各地蚕农育蚕时，当雌蛾生蚕卵之际，都要用厚桑皮纸承受，让蚕卵粘在纸上，粒粒铺匀，名曰蚕连。再卷起收存，以待来年育蚕。古时用布承受蚕卵，实践证明以纸代布，效果更好，更易贮存。元代农学家王祯（1260～1330在世）《农书》（1313）卷20写道：“蚕连，蚕种纸也。旧用连二大纸，蛾生卵后，又用线长缀，通作一连，故因曰连。匠者尝别抄以鬻之。《务本新书》云：蚕连，厚纸为上，薄纸不禁浸浴。如用小灰纸更妙”。《务本新书》是元初一部农书，成于13世纪。按费著《蜀纸谱》（约1360）云：“双流纸出于广都，每幅方尺许，品最下，用最广，而价亦最贱。……亦名小灰纸”。
小灰纸实为粗制皮纸，因树皮外壳青皮碎片未除尽，纸呈灰色，故名。收蚕卵一般用桑皮纸或楮皮纸。
宋代是火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年节时经常放的烟火和爆仗，都是将火药放入纸筒中，再通过“药线”点放。药线所用火药含硝石较多，含硫量低，或主要以硝石与木炭为之，再将其以纸捲成，故名。实际是引火或起爆用。做药线的纸要薄而强韧，做火药筒的纸要厚，可以用较次而便宜的纸，数层粘在一起。除烟火外，有些实战用的火器，如火箭筒、火球等也用纸作成①。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写道：“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传之。”杨万里《诚斋集·卷44》载《海鰌赋后序》（约1170）谈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军以霹雳砲击败金水军时写道：
绍兴辛巳（1161），逆亮（完颜亮）至江北，掠民船，指挥其众欲济。我（宋）舟伏于七宝山后，……舟中忽发一霹雳砲，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硝石、木炭]。砲自空中而下落水中……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②
霹雳砲实际上是早期以火箭原理发出的炸弹。《金史》（1345）卷116《蒲察官奴传》载1233年金军以飞火枪击杀蒙古军围城时写道：“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层）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硝石]之属，以绳系枪端”③。这里谈的也是一种火箭。宋元时一方面将大量纸制品在祭祀及葬仪中焚烧，另方面还用大量纸制成烟火及火器供爆炸及爆燃。纸包不住火，却可以包住比火更猛的火药。
第四节 高效制浆造纸技术的采用和造纸著作的出现
一 水碓打浆和巨型纸槽、纸帘抄纸
宋元时期能有一些高质量纸的出现，是由于造纸技术的进步，即新的技术工序的引用和生产设备的更新等方面。南方产纸区水利资源多，舂捣纸料时一般不用人力或畜力，而是靠水力驱动水碓。所谓水碓，是借水流的力量使叶轮旋转，再通过十字头、连杆和齿轮转运系统将旋转运动变成上下方向的直线运动，带动碓头捣料。这已经进入早期机械打浆的范畴。用水碓捣料是中国人发明的打浆方法。东汉的桓谭（前32～后39）《新论》（约20）已提到水碓：“伏羲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④。
单纯以双手操作杵臼到以脚踏杵杆的踏碓是个进步过程，再从人力踏碓到使用畜力驱动又是个进步，从使用畜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实行半自动式操作，则是古代最高技术成就。据房玄龄（579～648）《晋书》（635）卷43《王戎传》载，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王戎（234～305）字濬仲，累官尚书令、司徒，“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可见从汉代出现的水碓在晋代已遍于南方。元人王祯《农书》卷19更介绍“连机碓”，机上的主轴可同时带动四个碓操作，提高了工效。他说：“今人造作水轮，轮轴长可数尺，列贯横木，相交如滚枪之制。水激转轮，则轴间横木间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连机碓也。……凡在流水岸边，俱可设置，须度水势高下为之”⑤。早期水碓多用于舂米，后来转用于大规模造纸，宋元时南方纸坊就使用水碓舂捣纸料。
费著《蜀笺谱》谈元代四川造纸时写道：“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费著在这里讲的就是以水碓捣料。此后经明清一直通行至近代，笔者在江南各省作技术调查时，仍见用单个水碓或连机碓造纸。用水力机碓舂料，既节约人力，又能保证舂捣质量。因而一进纸坊村，就能听到机碓的声音不绝。这样捣出的纸料分散度比较匀一，因为冲力总是一样的，确是改进的打浆设备，碓旁需有一人经常翻动纸料，将未捣到的部分翻到上面。我们从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中所看到的明代水碓包括连碓机插图中注意到，明代设备构造几乎与宋元时一样（图5-9）。而德国纽伦堡人阿曼（JostAmman，1539～1591）于《造纸》（DerPapier，1568）书中插图所示欧洲最早的连碓机，也是应用了中国早期设备的同样原理，至17世纪欧洲带动的碓数目增至5到6个①。
宋元造纸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抄造出比前代更大的巨幅纸。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说：
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旁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②。
歙州即现在的安徽南部的歙县地区，在北宋初这里造出五丈（约15米）长的巨幅楮皮纸，确是个很了不起的技术成就。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约1640）卷七指出宋代“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①。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约1613）卷三云：“元李氏有古纸，长二丈许，光泽细腻，相传四世。请赵文敏（赵孟頫，1254～1322）书，文敏不敢落笔，但题其尾。至文徵仲（文徵明，1470～1559），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时乃得书之。”宋代所造匹纸也有传世实物可见，如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1082～1135）草书《千字文》，一纸竟长达三丈有余，中无接缝，纸上朱地描以泥金云龙图案，制造及加工技巧十分精湛。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画家法常（1176～1239）《写生蔬果图》，明人沈周（1427～1509）在此图卷跋语中写道：“纸色莹洁，一幅长三丈有咫，真宋物也”。笔者检验后认为是一种白色精细皮纸，实测其直高47.3、横长814.1厘米，即8.14米，画面为38，507平方厘米，约3.85平方米。纸的每一处厚薄均匀，纤维分散情况很好，表面平滑。
制造这样的巨幅匹纸，技术要求很高，至少要作到以下几点：（1）纤维的打浆度必须很高，纤维在纸浆中的悬浮情况必须良好，因此在选料、舂捣方面应当精工细作；（2）要能编制成巨幅抄纸用竹帘，以较长细竹条用丝线拼接而成，要求有高度的熟练技巧；（3）举帘抄纸时，由许多人同时抬起，动作必须协调一致，如同一人操作，烘干及揭纸时也同样如此；（4）如在纸上用泥金绘云龙图案时，由许多画工同时执笔，图案位置及形状必须处处一致，如出一人之手。此外，抄造这样大的纸，还要有大型纸槽才能容纳纸浆并承受帘上滤下的水。苏易简记载说，这样的纸槽由长型木船改造而成，由多人同时举帘，旁边有一工长通过敲鼓指挥其操作。抄出湿纸后，用许多薰笼在纸的各处烘干，再逐处将完整的纸从纸帘上揭下并砑光。在几十人同时迅速协调动作时，不允许有一人出差错，否则会在个别部位上出现破绽。西方各国在19世纪机制纸出现前，一直用手工方法造不出大纸，自然印刷也受到影响。
迟至1818英国印出的最大报纸为22×32英寸（55×80厘米），1798年法国著名的迪多（FrancoisDidot，1730～1804）纸厂技工罗勃特（NicolesLouisRobert，1761～1828）在欧洲最先发明长网造纸机，可造12到15米长的纸②。这已是当时最大的纸了，对比之下北宋所造15米长的匹纸，欧洲人看后就会认为是奇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纸工的集体创造智慧。当然这种纸过去不能大规模生产，因而制造成本较高，使用者较少。但宋元时造出长达1～2米的纸，已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令如此，也比1818年英国伦敦所能印刷的最大号报纸大得多。
二 植物粘液“纸药”在制浆中的推广
为能制成厚薄均一、结构紧密的薄纸和巨幅纸，只是对原料仔细提纯、精细舂捣并使之细纤维化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在制浆过程中提高纤维在浆液中的悬浮度，更要在湿纸抄出后使纸面具有粘滑性，以便揭纸时不致揭破。而如果将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不但显著提高纤维在纸槽中的悬浮度，而且使湿纸具有润滑性，揭纸时整张纸顺利揭下，这就是所谓纸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悬浮剂。宋元各纸坊普遍以植物粘液作为纸药，是个显著的技术特点。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1210）写道：“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粘连，不可以揭[纸]。如无黄[蜀]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①。这是造纸技术史中的一条重要史料。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译成现代汉语：
凡抄纸揭纸时，必须要用黄蜀葵梗叶的浸出液，而且用临时配制成的方可用。没有这种浸出液，湿纸层之间就要粘联，不可以揭纸。如果没有黄蜀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的浸出液皆可，只利用其不粘纸之性也。
明人汪舜民（1440～1507年在世）所修弘治《徽州府志》（1502）卷二《物产志》记载元代制造供内府用的楮皮纸时指出，楮皮料成浆后，“乃取羊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挼，名曰滑水。倾槽间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纸]张”②。可见宋元时已至少以四种植物提取的粘液作纸药用，其中杨桃藤与羊桃藤为同物，纸药又名滑水或纸药水。
由于纸药的使用是项重要发明，此处宜详加讨论。周密所说的黄蜀葵为锦葵科野生观赏植物黄蜀葵（Hibiscusmanihot）图（5-10），其根部所含成分百分比为胶醣12.3、单乳糖复合物17.61、鼠李戊醣8.08、淀粉16.03等成分，水浸液为胶状粘液，清沏透明③。杨桃藤为弥猴桃科野生藤本植物中华弥猴桃（Actinidiachinensis），茎条含胶质（图5-11）。黄蜀葵和杨桃藤是中国传统造纸工艺中最普遍使用的两种品质优良的纸药。周密所说槿，当为锦葵科落叶灌木木槿（Hibiscussyriacus），其根皮含粘液质，成分与黄蜀葵同，茎叶亦可提取粘液。而野葡萄我们认为是葡萄科落叶藤本植物蛇葡萄（Anpelopsisbrevipeduunculata），茎部可提取粘液，当与杨桃藤相近。宋人唐慎微（1056～1163）《证类本草》（1108）卷27黄蜀葵条写到：“以根切细，煎汁令浓滑，待冷服”，可临产催产④。黄蜀葵根粘液看来还可作药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人画黄蜀葵图。从这类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中，效果比淀粉糊要好。尤其是黄蜀葵原产中国，一年生草本，常栽培于田圃间供观赏，在南北各地都出产。近人罗济在1930年代用黄蜀葵在江西抄造纸的实验表明，它有下列四大优点：①纯白透明；②四季皆可用；③粘性大，取用简便；④易与纸料混合而抄出较细的纸⑤。杨桃藤也具有类似的优点，其地方名很多。提取植物粘液的方法是，将杨桃藤新鲜枝条或黄蜀葵根取来后，以刀断为三寸长小块，再以石锤捶破，放入布袋或细竹篮内，置于冷水桶中浸泡，即成透明药液，随用随配，不可放置过久。
据笔者1963年在河南信阳、江西铅山、湖南长沙、浙江杭州及1965年在陕西长安、四川夹江、成都等地手工纸厂调查，抄楮皮纸时，每百斤纸料用四斤湿杨桃藤，抄竹纸用七斤。控制好稠度是关键，用瓢向桶内取出粘液，下部所粘粘液成一尺长细丝而不断，即配好。否则，补加茎条或清水，太稠、太稀都不好。抄纸前，将粘液加入纸槽与纸料混匀，即可荡帘。抄一定数量纸后，看槽内稠度及抄制情况，随时补加粘液。所需设备极其简单：①水桶，木制，用以盛粘液，一般置于纸槽附近。②滤胶罗，竹制，上宽下窄，放入水桶内，亦可用布袋代之。其作用是阻止植物枝条等杂质进入粘液。③木勺或葫芦瓢，用以提取粘液，通常放在水桶上。
黄蜀葵也是日本手工和纸抄造时所用的植物粘液，日本语称为“のリ”（nori），称黄蜀葵为“卜口口ア才イ”（tororoaoi）。日本学者对黄蜀葵的作用机制率先作了科学研究，对我们有启发。植物粘液是从有关植物的根、茎和叶中经水浸渍而提制出来的，已如前述。它在造纸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过去是不清楚的，从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才逐步明朗。此处以宋人周密所说的黄蜀葵为例，介绍一下作用机制。将黄蜀葵根切下以水冲洗、再经水浸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就会看到粘液呈网状结构，向溶液四周扩散。网目呈五角、六角形直到圆形不等（图5-12）①。小粟舍藏氏的实验表明，粘液稠度因存放时间加长而递减。存放一周之后，其中网目稀少，因而在造纸中的效能随之减退。其次，粘液稠度、网目密度因温度增加而下降（图5-13）。植物粘液的这两个物理特性，都被中国古代纸工所发现和在使用中受到人工控制。宋人周密所说“新捣方可撩”，与现民间所说“随用随配”，都出于同一科学原理，旨在防止植物粘液因存放时间长而降低稠度。如果是夏季，存放时间长还可使粘液变质，而失去其作用。宋代徽州府等地流行用“敲冰纸”，纸浆及粘液都用冰水配制，民间手工纸坊强调用冷水配制粘液，意在防止因温度增高而使粘液稠度及网目密度下降。同时冬季的水中微生物较少，水质较纯。自然，在这样作时，纸工要忍受冰冷刺手的痛苦。
植物粘液中网状组织的上述物理特性，取决于分子组成及其化学结构。町田诚之博士的分析表明，与已知单环的高聚糖不同，植物粘液是由多种糖及糖醛酸基环所构成的高分子化合物①。先前曾认为它含有阿拉伯胶糖、d-半乳糖（d-galactose）、（l-rhamnose），还有（d-galacturonicacid）。可是后来的研究表明，黄蜀葵根粘液主要含d-半乳糖醛酸和鼠李糖构成的多糖醛酸甙（polyuronide）。植物粘液水溶液中的网状组织，正是由于这种多糖醛酸甙在水溶液中呈现的丝状高分子的性状。
在显微镜下观察，会发现将造纸用纤维投入植物粘液后，就像昆虫落入蜘蛛网中那样，粘液的网状组织阻止了纤维的下沉。因此植物粘液在抄纸时的作用，是悬浮剂或漂浮剂。可以想到，纸浆中没有这种漂浮剂时，因为纤维比重大于水，尽管槽中可进行搅拌，总难免有部分纤维沉于槽底，缠绕成束，发生絮聚成团的现象。结果造成纸浆稠度不匀，纸工抄出厚薄不匀的纸。加入粘液后，使纤维分散度及悬浮度增加，均匀漂浮于水中。实验表明，将打浆度相同的纸料放入有粘液和没有粘液的水中对比时，发现加粘液可延长纤维的悬浮时间，抄纸帘滤水速度相对下降，这就看出粘液的悬浮剂性能。
除此，中国手工抄纸方法是，抄出湿纸后将纸帘从框架上提起，再翻帘令湿纸放在木板上，下次再抄，将湿纸放在上一张湿纸上，如此重重叠堆至千百张，压榨去水后，半湿时揭起，进行干燥。当槽中有粘液时，湿纸中所带来的粘液使其表面增加润滑性，翻帘时很容易从帘上脱落下来，不滞帘。而将叠在一起的半湿纸逐张揭下时，又不致揭破，因为湿纸有粘滑性，相互间不黏粘。如果抄薄纸或巨幅纸，保证使湿纸之间及湿纸与纸帘之间不黏粘或粘连，是成败的关键。周密在谈到植物粘液的作用时，虽没有提到它在纸槽中的悬浮剂作用，却着重强调了使湿纸不产生黏粘现象，也算抓住了关键。西方早期造纸时向纸浆中加淀粉糊，后来加动物胶水，并不加入植物粘液，而加动物胶可起纸内施胶作用，并不能防止湿纸间及湿纸与纸帘间的黏粘或粘连现象，因此只能造厚纸及小幅纸，造薄纸及大幅纸时一揭就破，原因就在于此。再次，植物粘液还能使纤维交结更为紧密，改善纸的物理结构，间接提高了纸的物理技术指标。它还适用于近代长网及圆网机制纸生产，例如作木浆纸时，加入粘液与不加粘液对比，加粘液时使纸的纵向及横向拉力都有提高。其所以称为“纸药”，是由于它可医治因纸浆悬浮不良或湿纸黏连而引起的一些“纸病”。
三 以动植物胶施胶、高效浆糊和防虫剂的使用
宋元画家创作白描、设色花鸟及工笔人物画时，要求在运笔时纸上笔划所到之处不能发生颜料的扩散和渗透，书法家写小楷时同样如此。为满足这一要求，纸工在造纸过程中对纸用胶矾加以处理。这种技术唐代已有了，到宋元时再予发展。宋人赵希鹄（1191～1271在世）《洞天清录集》（1240）指出，米芾作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今所见米画或用绢者，皆后人伪作。”这体现了米老的个性，因为他画山水在纸上以水墨点染，要求有渲染效果，即我们前面谈过的“米点山水”，自然不宜用胶矾纸或绢。他的书法主要是行、草，还是用生纸为好。每一位书画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手法和用纸习惯，其他的人则偏喜欢用胶矾纸。
米芾本人也在《评纸帖》或《十纸说》（约1100）中提到“川麻[纸]不[施]浆，以胶作黄纸”，可见此纸亦有用户。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百花图》（31.5×94.5厘米）及李公麟（1049～1106）《维摩演教图》工笔白描，用生纸便不行，只能用胶矾纸。赵昌（998～1022）的《写生蛱蝶图》工笔设色，用纸与《维摩演教图》类似。这都是我们亲自所见。施胶的目的是提高纸的抗湿性和不透水性，一般用动物胶或植物胶（如松香胶）。为使胶粒在纸的纤维上沉淀，还要加入沉淀剂，最常用的是明矾，化学成分是硫酸钾铝KAl（SO4）2·12H2O俗名白矾，由明矾石加工提炼而得。因此宋人将“胶矾”并提，是有其道理的。施胶分纸内，及纸面两种方法，前者将胶矾放入纸浆中与纸一起抄出，后者在成纸后将胶矾刷于纸表。有的元代画家专用胶矾纸作画。欧洲1337年初用动物胶，而用植物胶则是19世纪以后①。欧洲人学到中国这一技术后，特意创造了一个新词faning，显然发音与汉字的“矾”相近②。但后来这个词较少使用了。
虽然宋元时造出了几丈长的巨幅匹纸，但一般情况下人们用的还是小幅纸，印刷如此，书画及其他用途也皆如此。以书籍而论，无论是卷装还是经折装，都要求将一张张纸粘起来。所使用的粘连剂很有效，从敦煌石室写经纸中看到，纸与纸间接缝很窄（约3～4毫米宽），但千年不脱。这是用什么材料呢？唐以前缺乏具体记载，但元人陶宗仪（1316～1396）《辍耕录》（1366）卷29，《粘接纸缝法》揭开了这个秘密。其中说：
王古心先生《笔录》内一则云，方外交青龙镇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绝照，访余观物斋，时年已八十有四。话次，因问光：‘前代藏经接缝如一线，岁久不脱，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黏接纸缝，永不脱解，过于胶、漆之坚。’先生，上海人”①。
楮树汁即造纸用楮树的茎皮部白色乳汁，又称楮皮间白汁，粘性很大。五代吴越天宝年间（908～923）成书的《日华子本草》称其能合硃砂为团，故名“五金胶漆”。明人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1596）卷36云：“构汁最粘，今人用黏金薄。古法黏经书以楮树汁和白芨、飞面调糊，永脱解，过于胶漆”②。白芨（Bletilla striata）为兰科野生植物，其根部含55％粘液质，还含淀粉、挥发油等，中国很早用以作糊。晋代炼丹家葛洪（284～363）《抱朴子》（约324）《内篇·仙药》篇中有“作糊之白及”之语，魏晋（3世纪）时成书的《名医别录》说，白及“可以作糊”。把楮树汁、白芨粉及飞面（面筋）三者混合作糊，比一般淀粉糊为强，一因粘性大，二因防蛀。故清代周嘉胄（1731～1795在世）《装潢志》（约1765）称：“余装卷以金粟笺，用白芨糊析边，水不脱，极雅致”③。又说：“纸有易揭者，有纸薄、糊厚难揭者，糊有白芨者犹难揭”④。
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卷五《法糊》更详述制法：
用瓦盆盛水，以面一斤渗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臭为度。后用清水蘸白芨半两，白矾三分，去滓，和元浸面打成，就锅内打匀团。另换水煮熟，去水，复置一器候冷，日换水浸。临用以汤调开，忌用浓糊及敝帚。”⑤
白芨广泛产于中国南北，八至十月挖取其根，洗去泥后晒干。稍用水湿润，放碾上粉碎，经反复粉碎、过筛，至全碎为止，再与面粉等混合作成糊。晋到宋的经纸几乎都以这类糊剂粘接。值得指出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部过去也用白芨粘纸。如果再向其中加入防腐剂及杀虫剂，效果可能更好。
在宋代，还出现一种白色印刷用防蛀纸，称为椒纸。叶德辉（1864～1927）《书林清话》（1920）卷六载宋版书《春秋经传集解》书末钤有木戳，其文曰：“淳熙三年（1176）四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奏玉桢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勅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1177）九月进览”⑥。
宋代印刷的椒纸，可能是用芸香科的花椒属植物果实水浸液处理过的纸。例如花椒（Zan-thox ylum bungeanum），又名蜀椒；青椒（Zanthox ylum schinifolium），又名香椒。二者果皮均含挥发油，油中有牻牛儿醇（geraniol）、枯醇（cuminol）、柠檬烯（limonene），均为无色液体，有异香味，还含有茴香醚（estragol）。同属植物山椒（Zanthox ylum piperitum）效果更好，果实含2～4％挥发油，含山椒辣素（sanshol）、山芹醛（citronel
al）、水芹萜（phelandren）等，也含牻牛儿醇及胡椒碱（piperine）等①。这些有效成分具有驱虫杀菌作用，而且有一种香味，以椒水处理后的纸便具有抗蛀性，同时有一种特殊香气。因此叶德辉称这种宋版书“椒味数百年而不散”，有种所谓“书香”味。顺便说，如果有的书不是用特制的防蛀纸印成，亦可用其他方法防蛀，即将抗蛀剂放入书箱或书函之中。
北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写道：“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蝨”②。
《忘怀录》中也说：“古人藏书，谓之芸香是也。采置书帙中，即去蠹。”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卷三引三国时魏人鱼豢（220～290在世）《典略》云：“芸香辟纸鱼，故藏书台称芸台”③。可见古人确以芸香科多年生草木植物芸香（Rutagraveoleus）辟蛀。此物又名臭草，有强烈气味，味苦，确有驱虫作用。
四 《文房四谱》、《蜀笺谱》、《十纸说》的成书
宋元时期造纸术比前代进步的另一表现，是这一时期有一些以纸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这是唐以前没有的。本书各章经常引用的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或《文房四宝谱》，便是最早的这类专著。纸、墨、笔、砚四者古代号称“文房四宝”，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用品。苏氏此书从各方面论述四宝源流、制造、使用及有关历史典故，开创这类著作之绪端。苏易简字太简，铜山（今四川绵阳）人，生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少聪悟好学，才思敏捷。宋太宗兴国五年（980）举进士，太宗殿试，对其所试三千余言颇为称赏，乃擢冠甲科中了状元。遂以文章知名，历任将作监丞、通判升州，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眷遇甚隆，后任参知政事、礼部侍郎，至道二年（996）卒，享年只三十九岁④。苏易简因职务关系，出入秘府，得以阅读其中所藏珍本秘籍，再结合见闻写成此书。他在雍熙三年（986）成书后，在自序中说：“因阅书秘府，遂捡寻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载者，集成此谱”。其所引之书，间有今已散佚者，但仍可自其余类书查得，可以印证。全书共五卷，以笔、砚、纸、墨顺序安排，《笔谱》二卷，砚、纸、墨谱各一卷，每谱分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项加以叙述。《纸谱》为第四卷，这是世界上有关纸的第一部专著。
早在千年前，苏易简就对主张东汉蔡伦发明纸之说存疑，认为“汉初已有幡纸代简..至后汉和帝元兴（105），中常侍蔡伦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前210）以前已有笔之谓也。”不管他对幡纸作何解释，他认为蔡伦前西汉初已有纸，如蒙恬前有笔一样，此结论已为20世纪地下发掘西汉初古纸所证实。他在《纸谱》中对黟、歙间所造巨幅佳纸、浙江以嫩竹为纸和以麦茎、稻草造纸及蜀人造十色笺、唐人造薛涛笺以及纸衣、纸枕等记载，均属重要史料，对研究造纸技术史有启发。此书问世后虽受到欢迎，但传本少见。至清代《四库全书》（1781）《子部·谱录类》、道光年刊《学海类编》（1831）《集余六》，曾收录《文房四谱》，但误漏较多。至光绪七年（1881）陆心源（1834～1894）将其收入《十万卷楼丛书》中，才作文字校勘。20世纪三十年代（1936）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中。1941年，日本人秃氏祐祥参照学海本、十万卷楼本及丛书集成本刊行此书，称便利堂本。为便日人阅读，汉字旁施以训读、标点，又加解题。苏易简的这部书早在18世纪还受到欧洲人的注意。法国耶稣会士将此书提要法文稿寄回欧洲，收入杜阿德（Jean Baptiste duHalde，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卷2，题为《纸、墨、笔、印刷及中国书装订》（pp.237～251），1735年刊于巴黎，后又转译成英、德、俄文①。
另一本关于纸的专著是元代人费著的《蜀笺谱》。费著为华阳人，约生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举进士第后，授国子助教，历汉中廉访使，调四川任重庆府总管。明玉珍（1331～1366）于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领兵攻城，费著为避兵乱，徙居犍为，约卒于至正廿五年（1363）。兄费克诚亦有时名，人称成都二费。费著久居川蜀，留心考察风土民情，其《蜀笺谱》又名《纸笺谱》，约成书于至正廿年（1360），大体沿用苏易简《纸谱》体例，因只着重讲蜀笺，故篇幅不大，只有一卷。除蜀笺外，间亦旁及姑苏笺、广州笺，尤其对唐代薛涛笺、宋初谢景初十色笺介绍较详，对蜀纸沿革、种类、形制及用途作了概述。此书后收入《续百川学海、癸集》（明刊本）、《说郛》宛委山堂本（1646）卷98、《墨海金壶》（1817）《史部·岁华纪丽谱》附录中，又收入《宝颜堂秘籍》丛书《庚集》（1615）及《美术全书》（1936）三集·五辑中，更附东京便利堂本《文房四谱》之末。今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年顾氏秀野草堂刻闾邱辩囿本，书名作《笺纸谱》。以后为避免与元代人鲜于枢（1256～1301）的《纸笺谱》相混，均称费著的书为《蜀笺谱》。至于书法家鲜于枢的《纸笺谱》，只抄录古代书中有关纸的纪事，缺乏新意，亦不注意纸的技术方面，学术价值不大，仅收入《说郛续》卷36，没有其他善本，但便利堂本刊入附录。此外，宋人陈槱《负暄野录》及赵希鹄《洞天清录集》，都有专篇谈论纸，有参考价值，然个别结论欠妥。
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是带头以纸本作书画的大家，精于鉴赏历代书画，他的《书史》著录了晋唐以来纸本书画，均经眼鉴定。他的《评纸帖》或《十纸说》，虽然文字不长，但句句有份量。他从书画专家角度品评各种原料和名目的纸，是他多年间用纸的经验谈，很多结论至今还有价值。元代鲜于枢的《纸笺谱》没有米芾的作品翔实。宋元时期刊行的地方志及笔记、诗文集作品中，也有不少造纸史料，如嘉泰《会稽志》、周密《癸辛杂识》等。
附注
①孙宝明、李钟凯，中国造纸植物原料志，157页（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9）。
②参见清·陈元龙：《格致镜原》（1735）卷67《竹》引《续博物志》、《花木考》及《事物绀珠》，下册，752～753，756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③宋·苏轼，《东坡志林》（约1101）卷9，《笔记小说大观》第7册，23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④宋·苏易简，《文房四谱》（986）卷4，《纸谱》，《丛书集成》第1493册，53～5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①宋·施宿，嘉泰《会稽志》（1202）卷17《物产志》（1808年采鞠轩木刻本）。
②宋·苏轼，《东坡志林》（约1101）卷11，《笔记小说大观》本第7册，28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①宋·施宿，嘉泰《会稽志》（1202）卷17，《物产志》（采鞠轩木刻本，1808）；（清）李亨特：乾隆《绍兴府志》（1772）卷18，《物产志》，31～32页（乾隆五十七年原刻本）。
②宋·米芾，《书史》（约1100），《丛书集成》本，2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③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简椠》，15页（《津逮秘书》第14集，第143册，35页，毛晋汲古阁刊本）。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90～93，190～19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①宋·苏易简，《文房四谱》（986）卷4，《丛书集成》第1493册，53～5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②DardHunter，Papermaking；Thehistoryandtechniqueofanancientcraft，2nded.，pp.478，562（London957）。
①许鸣岐，苏州瑞光寺塔古经纸研究，文物，1979，11期，34～39页。
②浙波，浙江瑞安发现重要的北宋工艺品，光明日报，1972年3月10日，第三版。
③唐·文嵩，好畤侯楮知白传，载（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4，《丛书集成》第1493册，62～6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①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37，影印本，上册，413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②孙宝明、李钟凯，中国造纸植物原料志，396页（轻工业出版社，1959）。
③明·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潘吉星评注本，155，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④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3期，39～47页。
⑤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①Dard 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ed.，pp.332～333，523（London，1957）。
②宋·苏易简，《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丛书集成》本第1493册，53～5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①明·屠隆，《纸墨笔砚笺·纸笺》，《美术丛书》二集，九辑，13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排印本，1936）。
②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1502）卷二，《物产志·纸》，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宁波天一阁藏本，1964）。
①明·曹昭著、（明）王佐增订，《新增格古要论》卷二，《丛书集成》本第1554册，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①明·文震亨，《长物志》（约1640）卷七，《丛书集成》本第1508册，6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②元·程棨，《三柳轩杂识》，载（元）陶宗仪编《说郛》（1366）卷24（浙江：清顺治三年木刻本，1646）。
③宋·沈括，《梦溪笔谈》（1088）卷一，15页（文物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75）。
①清·周嘉胄，《装潢志》（约1765）《丛书集成》本第1563册，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②清·张燕昌，《金粟山笺说》（约1800），《丛书集成》本第1496册，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①凌纯声，北宋初年的金粟笺考，树皮、印文陶与造纸印刷发明，81～82页（台北，1963）。
②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1期。
①清·王士祯，《香祖笔记》（1705）卷12，《笔记小说大观》第16册，61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①明·屠隆，《考槃馀事》（约1600）卷一，1页；卷二，36页，《丛书集成》本第155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②明·谢肇淛，《五杂俎》（1616）卷12，14页（日本宽文元年刻本，1661）。
③《宋史》（1345）卷163，《职官志》，廿五史本第7册，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元·陶宗仪，《辍耕录》（1366）卷21，252页；卷2，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①清·周嘉胄《装潢志》，《丛书集成》本第1563册，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②姚世英，谈寺塔的刻本《妙法莲华经》，文物，1979，11期，32～33页。
③潘吉星，中国古代加工纸十种，文物，1979年，2期，38～48页；PanJixing:TenkindsofmodifiedpaperinancientChina.IPH.Information.Bulletinof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PaperHistorians，1984，no.4，pp.151—155（Basel）。
①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29～32页（上海：中华书局，1962）。
①宋·吴自牧，《梦粱录》（1274），72页（北京：商业出版社，1982）。
②《金史》卷48，廿五史本第9册，114～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5）第1册，189页（北京：中华书局重订本，1977）。
④MarcoPolo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382～3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⑤RobertTemple，China，LandofDiscovery，p.119（Willingborough，1986）。
①杨旻，谈纸衣，光明日报，1962年4月17日。
②曹文柱，宋代的纸被，北京日报，1980年7月13日。
③宋·曾公亮，《武经总要》（1044），《前集》卷13，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1册，6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刊本，1988）。
④宋·温革，《分门琐碎录》，载《永乐大典》（1408）影印本第10函，卷88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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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元 ·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上，《笔记小说大观》本，第 9册， 223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⑤元 ·周密，《武林旧事》（约 1270），127页（商业出版社，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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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同上，3页。
⑤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丛书集成》本第1508册，34页（商务印书馆，1936）。
⑥叶德辉，《书林清话》（1920）卷6，宋印书用椒纸，1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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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吉星，巴尔札克笔下的《天工开物》，大自然探索，1992，卷11，3期，123页。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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