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施胶技术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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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唯一号: 110120020230001042
颗粒名称: 四 施胶技术的革新
分类号: TS74
页数: 3
页码: 166-168
摘要: 本文介绍了唐代为满足书法、绘画等文化需求,明确区分了生纸与熟纸。生纸为未经加工处理的纸,而熟纸则经过施胶、染色等加工处理。熟纸主要用于工笔设色、内府文书等需要精细书写的场合,而生纸则多用于日常练字或起草作品。唐代内府设有熟纸匠和装潢匠,专门负责将生纸加工成熟纸,并装裱成卷子本书。在施胶技术方面,唐代纸工采用淀粉糊剂和动物胶作为施胶剂,其中动物胶的应用是施胶技术的重要革新。此外,唐代还生产了大量染色纸,尤以黄纸用量最大。这些文化用纸的区分与加工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唐代造纸技术的先进水平。
关键词: 造纸技术 施胶技术 唐代

内容

为适应书法、绘画诸种需要,唐代明确将文化用纸区分为“生纸”与“熟纸”,就像将丝绢分为生、熟那样。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就指出唐代生、熟纸的功用。他在讲装背书画时写道:“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宋人邵博(约1103~1158)《闻见后录》(1157)卷28云:“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事故不用”。我们认为所谓生纸,是直接从纸槽抄出后经烘干而成的纸,未作任何加工处理,而熟纸是对生纸作若干加工处理后的纸,或在纸浆中加入某种制剂后形成的纸。
  一般说,两种纸都可用于写字,但在若干具体场合则各有其用。例如对纸本书画裱背时,张彦远主张用生纸,因为用熟纸裱背,他日必皱起,此为行家之言。但作工笔设色人物、花鸟画时,要用熟纸,就像韩滉画《五牛图》那样,生纸则必不可。人们日常生活中练字或起草作品时,可用便宜的生纸,各种日常生活用纸制品也如此;但内府用文书、敕命及皇家御藏图书具有长期保存价值,而且必须书写工整,则宜用熟纸。广义地说,熟纸包括各种技术加工纸,如经砑光,施胶、加蜡、填粉、涂布等等工序制成的纸;狭义说只指经染色、施胶或单纯施胶的纸。作这种处理的主要目的是用人工方法阻塞纸面纤维间的无数毛细孔,改善纸的品质和形象,以便在运笔时不致因走墨而发生洇染或作画时发生颜料的漫浸。唐代人对纸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正表明造纸技术已达到新的发展水平。
  《新唐书》卷47《百官志》列举内府各有关部门都设有熟纸匠、装潢匠若干人,专门从事使生纸变熟的工作。例如掌出纳帝命的门下省有装潢匠一人,掌图书、教授生徒及朝廷制度沿革的弘文馆,有校书郎二人、学生38人、潢匠8人。掌天子执大政、总刺省事的中书省,有装制匠一人。掌修本朝史的国史馆,有熟纸匠6个。掌经籍图书的秘书省,有熟纸匠10人、装潢匠10人。掌两京经籍图书、教授生徒的崇文馆,有楷书手10人、熟纸匠及装潢匠各一人。可见内府三省三馆共有熟纸匠17人、装潢匠21人,共38人。《唐六典》卷8~10及26也有同样记载。在各省馆行政编制中的熟纸匠,要将生纸加工成适于工笔手书的合乎要求的熟纸,由楷书手抄写后,再由装潢匠装裱成卷子本书。后来日本国政府机构中也设有熟纸匠、装潢匠,无疑是效法唐制。各地方政府部门和民间用纸,大体上也是如此。
  唐代使生纸变成熟纸,一般要经过施胶、染色和加蜡、填粉等技术处理。施胶包括用淀粉糊剂在纸浆或纸面上处理,也可以动物胶代替淀粉剂,作强化施胶。关于用淀粉作施胶剂,早在魏晋南北朝已开始,隋唐只是沿用旧法,从出土文物中可看到许多实物标本。但其缺点是纸面易皱起,于是唐代纸工改用动物胶,克服了这一缺点,是一项重要技术革新。最常用的是明胶(gelatin),由动物的皮、骨、韧带、腱等与水共沸而得到的一种朊,成分中含有各种氨基酸,无色,溶于热水。为使其胶粒有效地分散,还要加入明矾Al2(SO4)3·3H2O作沉淀剂。可以将胶矾涂布于纸面,亦可加入纸浆中直接捞纸,与使用淀粉剂的方法是一样的。
  宋人米芾《十纸说》(约1100)指出:“川麻不浆,以胶作黄纸,唐诏、敕皆是。”就是说,四川产的麻纸不用淀粉剂施胶,而用动物胶施胶,并染成黄色,唐代皇帝的诏书、敕令用纸都是如此。这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记载。动物胶的应用,是施胶技术中的革新,近代造纸业就采用这种技术。而在唐代时,四川益都(今成都)所造的麻纸是唐中央政府规定用的主要公文纸之一。四川白麻纸解入京师后,施胶矾的任务便落入熟纸匠肩上,他们要根据楷书手的要求作适度施胶,过度与不及均不可。当唐人严格区分生、熟纸概念并作出胶矾纸的六百多年后,欧洲人1337年才始用动物胶作纸的施胶剂①。
  中国文人并不偏爱的胶矾纸,在欧洲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这是因为欧洲人用羽毛笔和墨水写字适用于这种纸,所以反而普及。而唐代则是淀粉与胶矾两种施胶剂并存时期,至宋以后,胶矾纸才更普遍发展,主要是因绘画上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术的需要。
  隋唐时生产的各种染色纸大大超过前代,尤其以黄纸用量最大。敦煌石室写经纸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纸有白有黄,而白纸居多,但唐人写经几乎全用黄纸。非宗教界人士也喜欢用黄纸,如唐人李濬《松窗杂录》称,“内起居注,率以五十幅黄麻纸为一编”。清人李调元(1734~?)《诸家藏书簿》卷三著录有唐人“欧阳询(559~641)黄麻纸草书《孝经》,“文勋有一轴黄麻纸,李阳冰(约721~791在世),少时书。”唐人写经卷尾有时还写出装潢手姓名。宋代人姚宽(1105~1162)《西溪丛语》(1150)云:“予有旧佛经一卷,乃唐永泰元年(765)奉诏于大明宫译,后为鱼朝恩(722~770)衔,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我们在敦煌写经中也多见类似情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贞观廿二年(648)十二月十日国诠写《善见律》卷末就标出“用大麻纸七张二分”、“装潢手辅文开装”。该纸直高22、横长53厘米,即唐代0.7×1.7尺,此为当时大纸之尺寸。又不列颠博物馆藏《妙法莲华经》(S2573)尾款为:“咸亨四年(673)九月十七日,门下省群手书封安昌写,用纸廿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①。我们前面提到的门下省中的装潢手,现在有了具体姓名。此经由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制,经六道审校,所有人姓名均书写无遗。研究唐代熟纸,当以此为标本。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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