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精工制浆和细帘抄纸技术
  我们对各种隋唐纸的化验表明，这一时期的麻纸，尤其皮纸纤维分散度普遍有所提高，纤维束少见，纤维交织较紧密而均匀，表面较平滑，而且薄纸不时出现。唐代写经纸厚度一般在0.05～0.14毫米之间，个别为0.15～0.16毫米，再厚的少见。而魏晋南北朝纸厚度多在0.15～0.2毫米之间，0.1毫米以下的薄纸不多见。因此隋唐纸比前一阶段纸在厚度上减少二倍多。欧洲人甚至在18世纪还造不出像唐代那样薄的麻纸。我们已多次指出，造厚纸易，而造薄纸难，尤其造麻料薄纸更难，而我们已多次看到唐代的麻料薄纸，厚度都小于0.1毫米。
  在楮皮纸、桑皮纸及藤纸中，薄纸更多。麻纸之所以难于制成薄纸，因为麻纤维平均长度大于其他纤维。例如大麻纤维多长15～25毫米，苧麻为120～180毫米，而楮皮纤维多长6～9毫米，桑皮纤维14～20毫米，黄瑞香皮纤维3～4毫米。只有将纤维用机械-化学方法处理，使之变短，再配成稀薄纸浆，才能抄出薄纸。麻纤维本来就很长，使其长度减少10～20倍，势必要加强蒸煮及舂捣过程，可能要反复操作。但即令作到这些，还不一定保证造出薄纸，因为还有其他技术制约因素：如还需有精细的纸帘、高超的抄纸技术及将半湿的纸揭开并烘干的技术。在揭纸过程中能保证其不破，是一门技术诀窍。这门诀窍已被唐代纸工熟练掌握了。
  从西北及中原地区所产纸的帘纹观之，南北朝时还残存的织纹纸帘在隋唐时几乎不见了，所有的纸都由帘条纹纸帘抄造，而且大部分地区用竹帘。根据我们对历代近百种古纸帘纹的实测，其中帘条纹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①粗帘条纹，每纹直径0.2厘米；②中等帘条纹，每条直径0.15厘米；③细帘条纹，每条直径0.1厘米；④特细帘条纹，每条直径0.05厘米①。从编帘技术上看，编粗条帘容易，而编细条帘困难。帘条粗细程度，又往往与对纸的粗细程度的技术要求有直接关系。如果要求纸既薄又紧，就必需用中等帘条或细帘条竹帘抄纸。在唐以前的纸中，中等及细帘条帘纹甚为少见，主要是粗帘条帘纹。隋唐时代始见有中等帘条帘纹，甚至是细帘条纹，同时也有粗帘条纹，是二者并存并由粗帘条帘向细帘条帘过渡的阶段。这正反映出这时纸浆质量已迈出一个新的台阶。
  随着造纸技术的演进，帘纹逐阶段而且定量地由粗向细演变。这可以说是中国造纸技术史中的一条明显的发展规律。有趣的是，各历史阶段抄纸器中纸帘帘条直径的递减，伴随着成纸纤维长度的递减与纸浆性能指标的提高。这条规律当然不会载之于任何古代文献，是我们从各历史阶段所造古纸的系统研究中导出的。
  与历代纸帘帘条直径逐渐变小的趋势相反，纸帘高度、长度及总有效面积则逐代加大。这条规律也以定量的方式体现。纸帘的加大，意味着所造纸张幅面的加大。造小纸易，而造大纸难，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纸幅的加大以较小的量变形式表现；而到隋唐，尤其唐末及五代，纸幅加大由量变积累发展到较大的突变，再往下至宋元则出现了质的飞跃，即量变超过寻常变动幅度，表现为跳跃式的发展。纸的幅面逐阶段加大，除有造纸技术领域的内在原因外，也还与历代度量衡制度演变的外因有关。以长度单位尺而言，基本上是逐代加大。汉代1尺＝23.1厘米，魏晋1尺＝24.12厘米，隋唐1尺＝31.1厘米，而宋元1尺＝30.72厘米②。因此，同是“尺牍”规格，汉代直高为23.1，晋代为24.12，唐时便是31.1厘米。就纸的直高而言，这种递增以较小的量变方式进行，横长变化较大些。我们对几十种隋唐时期写经纸及文书用纸作了幅面测定。比较完整而易测的是纸的直高，因为直高是典籍制度规定较明确的。在所得测量数据中加以归类，直高大体上可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小型纸：直高25～26厘米（相当唐尺8寸）
  （2）中型纸：直高27～29厘米（相当唐尺9寸）
  （3）大型纸：直高30～31厘米（相当唐尺1尺）
  就我们所见隋唐纸中，直高以上述前两种类型者居多，即小型纸与中型纸。横长数值一般为36～55厘米，相当唐代1.2～1.6尺；个别有达到76～86厘米者，接近唐代2.5～3.0尺。
  又晚唐写本《般若波罗蜜经》横长近94厘米，已快到1米了，相当唐代3.5尺。具体情况详见本章表4-1。五代十国时因国家未统一，各个政权所辖地区度量衡制度不一，用纸尺寸参差不齐，相差较大，无法加以归纳。其中小纸有高14.6，大纸高达30厘米，相差二倍。此时各地纸的质量也高低不齐。
  二 巨幅匹纸以及五色斑纹纸的制造
  特别要指出的是，唐代后期能造出巨幅纸，有一匹绢那样长，确是造纸技术史中的一项创举。五代时人陶榖（903～970）在《清异录》（约950）中说：“先君（陶涣）蓄纸百幅，长如一匹绢，光紧厚白，谓之鄱阳白”。
  陶榖之父陶涣为昭宗（860～903）时人，任过刺史，其藏纸大概制于此时。据《汉书·食货志》云，“布帛广二尺一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汉尺4丈＝9.6米，纸是否有这么长，要打个折扣。如将“长如一匹”当作定性形容词，那也至少有一丈长，即至少3米。在唐代技术水平下，这样的纸是可以造出来的。
  北宋人苏易简（93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也说：
  江南伪主李氏，常较举人毕，放榜日给会府纸一张，可长一丈、阔一尺，厚如缯帛数重（层），令书合格人姓名。每纸出，则缝掖者（富贵者）相庆，有望于成名也。仆顷使江表，睹坏楼之上，犹存千数幅①。
  此处李氏指南唐主李昇（937～943在位），南唐所属宣州、歙州、常州、信州、池州和抚州等地，都是我们在上一节列举的原唐代全国闻名的造纸中心，资源丰富，纸工荟萃，因而在继承唐末造巨幅纸技术基础上造出高一尺、长一丈（31.1×311厘米）的榜纸。可以说中国9～10世纪造出3米长的纸，是个新的世界记录。南唐归附北宋后，苏易简因公出差至南京，曾亲自在南唐内府旧楼上看到这种匹纸仍尚存千数幅，可见当时曾大规模生产过这种纸，而为此后宋代造匹纸积累了经验。为此需编巨型竹帘，准备大纸槽。估计至少要六名抄纸工同时提帘，两边各站三人，面对面地协同操作。所用原料当为楮皮，为增强大幅纸的强度，自然要将纸抄得厚重一些。总之，造巨幅纸要解决一系列相关的技术问题，要用专门特制的设备，如纸帘和纸槽（图4-16）。
  唐代还造出一种五色斑纹纸，很奇特，制造过程中向纸浆中配入着色装饰剂。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847）卷六写道：曾任右司员外郎的兰陵（今山东峄县）人萧诚（683～751年在世），“善造五色斑文纸”，造纸时间在开元（713～741）年间。这种纸的形制及制法如何呢？古书未加以说明，实有探讨之必要。
  首先，“五色斑纹纸”从字面上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指五色彩纸，每种纸上都有斑纹；二是指在本色（白色）纸上有五色斑纹。从调色原理及技术上来看，应当是指第二种场合。因为在五色彩纸上呈现与纸色不同色调的斑纹，而又收到视觉上的美感，比较困难，要配制成许多种色调的着色剂，操作起来也麻烦。而在白纸上呈现五色斑纹是很容易的，也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实际上中外各国后来制造的这类纸，也主要使白纸上出现斑纹。其次，“五色斑纹纸”中的“斑纹”是不规则的线条纹，而不是“斑石纹”或者云石纹或大理石纹，至少在我们看到的版本中没有“石”字，这说明此纸不是云石纹纸（marblepaper）。
  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纸呢？我们认为，五色斑纹纸是在白纸上呈现不规则分散的五色斑纹。同时在这一前提下，还可有两种理解：一是在白纸上同时出现五色斑纹，二是在白纸上分别出现一种彩色的斑纹，比如红、蓝、绿、紫、黄等色。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因此彩色斑纹在纸上以变化多端的方式呈现出来。从工艺技术上来分析，五色斑纹纸的制造方法是，事先配成各种不同颜色的染液，一般要求淡色，太深则刺眼；将已捣细的造纸用植物纤维洗净后晒干，以上述染液染成不同颜色；染好后，将少许有色纤维放入纸浆中搅匀，再行捞纸，则白纸上便呈现出不规则分散的有色斑纹。注意，必须控制配入的有色纤维不可过多，否则便喧宾夺主了。仔细想来，这种纸的制造原理与晋代侧理纸、苔纸或发笺的制造原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配入纸浆中的填料颜色更加丰富多彩。因植物纤维着色力很强，不必担心将有色纤维放入纸浆会污染其他白色纤维。前已指出萧诚曾以野生麻纤维造纸，此处又提到他善造五色斑纹纸的具体方法，这就证明他不但是初唐时期一位书法家，还是位造纸技术家。
  三 植物粘液在抄纸中的应用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唐代用麻料、皮料造薄纸的技术诀窍。前面已从抄纸竹帘结构及纤维分散度以及纸浆均匀度的改善作了分析，这些还只是抄薄纸的必要条件，此外更要采取其他技术措施。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用拆合式活动帘床抄纸器捞薄纸，纸浆中除水及纤维外没有其他成分，那么抄出一张张湿纸并先后堆积起来后，经压榨去水，再使半干半湿之纸一张张揭下，以便烘干时，困难便出现了。因为半湿的薄纸一揭就破，甚至难以揭开。西方纸工为此长期苦恼，于是他们在湿纸间垫上一层毛布，一层布、一层纸，可避免揭破湿纸。
  笔者在欧美手工纸作坊中就看到这种作法，但太费时间了。中国人传统造纸从来不用此法，而是将从植物中提取的粘滑液体掺入纸浆中。湿纸靠无色的植物粘液增加润滑性，因而易于揭开而不破裂。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纸药水”或滑水。宋人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1210）说：“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纸〕则粘黏，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①。这就一语道破了纸工揭纸技术的秘诀。我们在上一章论魏晋南北朝造纸时指出，这时以植物淀粉糊剂混入纸浆。除含有纸内施胶的技术效果外，还兼有润滑剂的作用，使湿纸易于揭开。我们的模拟实验还表明，造厚重麻纸时纸浆内不加任何东西，也可将湿纸揭开而不破裂。但造皮纸或薄纸时，就要另加植物粘液。由于魏晋南北朝已有皮纸及薄纸出现，因此料想这时已向纸浆填加了植物粘液。隋唐五代时，皮纸和薄纸（薄麻纸和薄皮纸）生产进一步发展，更应填加植物粘液，除淀粉糊之外，已采用另外材料。
  用植物粘液作纸药填入纸浆，是造纸技术史中一大革新，也可说是一项发明。其技术效果是多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像周密所说，使湿纸有润滑性而易于揭开，从而造出薄纸。隋唐时采用什么植物粘液呢？文献记载不多，但1901年维也纳植物学家威斯纳化验斯坦因在新疆发掘的唐代文书纸时，发现纸内除含有淀粉剂之外，还有从地衣（lichen）中提取的胶粘物质。西方专家们多注意到用淀粉剂作施胶剂的技术重要性，而不太注意用地衣的技术含义，因为他们从没有用过它，也没有用其他植物粘液的经历和历史传统，在读过威斯纳的化验报告后，至今很少有什么反应。可是中国人对此则十分敏感，我们知道地衣（Lichenes）是由菌类（fungi）与藻类（algae）共生构成共同体的类群，因含有地衣聚糖（lichenin），其水浸液有粘滑性，实际上是一种植物粘液。地衣聚糖俗名苔淀粉（mossstarch），其化学式为（C6H10O5）n。因此可以说，至迟从唐代起已实现从淀粉向植物粘液的过渡。用植物粘液的综合效果是：①改善纤维在纸浆中的悬浮性，减少絮聚现象；②增加湿纸纸面的润滑性，揭纸时不致揭破。作薄纸的技术奥妙即在于此，纸工们将这种植物粘液称之为“纸药”，是很恰当的。纸在施用此药后，就不会再发生“纸病”了。有了用淀粉剂的经验后，再改用天然的植物粘液，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中国境内含有粘液的植物有很多种，各地都有，最广泛用的是锦葵科的黄蜀葵（Abelmoschusmanihot），本章第一节已指出隋唐五代时用锦葵科的木芙蓉造纸，用该科的黄蜀葵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这就直接导致良好的植物粘液的发现。我们认为唐代时除地衣外，至少还用上黄蜀葵植物粘液。
  四 施胶技术的革新
  为适应书法、绘画诸种需要，唐代明确将文化用纸区分为“生纸”与“熟纸”，就像将丝绢分为生、熟那样。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就指出唐代生、熟纸的功用。他在讲装背书画时写道：“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宋人邵博（约1103～1158）《闻见后录》（1157）卷28云：“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事故不用”。我们认为所谓生纸，是直接从纸槽抄出后经烘干而成的纸，未作任何加工处理，而熟纸是对生纸作若干加工处理后的纸，或在纸浆中加入某种制剂后形成的纸。
  一般说，两种纸都可用于写字，但在若干具体场合则各有其用。例如对纸本书画裱背时，张彦远主张用生纸，因为用熟纸裱背，他日必皱起，此为行家之言。但作工笔设色人物、花鸟画时，要用熟纸，就像韩滉画《五牛图》那样，生纸则必不可。人们日常生活中练字或起草作品时，可用便宜的生纸，各种日常生活用纸制品也如此；但内府用文书、敕命及皇家御藏图书具有长期保存价值，而且必须书写工整，则宜用熟纸。广义地说，熟纸包括各种技术加工纸，如经砑光，施胶、加蜡、填粉、涂布等等工序制成的纸；狭义说只指经染色、施胶或单纯施胶的纸。作这种处理的主要目的是用人工方法阻塞纸面纤维间的无数毛细孔，改善纸的品质和形象，以便在运笔时不致因走墨而发生洇染或作画时发生颜料的漫浸。唐代人对纸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正表明造纸技术已达到新的发展水平。
  《新唐书》卷47《百官志》列举内府各有关部门都设有熟纸匠、装潢匠若干人，专门从事使生纸变熟的工作。例如掌出纳帝命的门下省有装潢匠一人，掌图书、教授生徒及朝廷制度沿革的弘文馆，有校书郎二人、学生38人、潢匠8人。掌天子执大政、总刺省事的中书省，有装制匠一人。掌修本朝史的国史馆，有熟纸匠6个。掌经籍图书的秘书省，有熟纸匠10人、装潢匠10人。掌两京经籍图书、教授生徒的崇文馆，有楷书手10人、熟纸匠及装潢匠各一人。可见内府三省三馆共有熟纸匠17人、装潢匠21人，共38人。《唐六典》卷8～10及26也有同样记载。在各省馆行政编制中的熟纸匠，要将生纸加工成适于工笔手书的合乎要求的熟纸，由楷书手抄写后，再由装潢匠装裱成卷子本书。后来日本国政府机构中也设有熟纸匠、装潢匠，无疑是效法唐制。各地方政府部门和民间用纸，大体上也是如此。
  唐代使生纸变成熟纸，一般要经过施胶、染色和加蜡、填粉等技术处理。施胶包括用淀粉糊剂在纸浆或纸面上处理，也可以动物胶代替淀粉剂，作强化施胶。关于用淀粉作施胶剂，早在魏晋南北朝已开始，隋唐只是沿用旧法，从出土文物中可看到许多实物标本。但其缺点是纸面易皱起，于是唐代纸工改用动物胶，克服了这一缺点，是一项重要技术革新。最常用的是明胶（gelatin），由动物的皮、骨、韧带、腱等与水共沸而得到的一种朊，成分中含有各种氨基酸，无色，溶于热水。为使其胶粒有效地分散，还要加入明矾Al2（SO4）3·3H2O作沉淀剂。可以将胶矾涂布于纸面，亦可加入纸浆中直接捞纸，与使用淀粉剂的方法是一样的。
  宋人米芾《十纸说》（约1100）指出：“川麻不浆，以胶作黄纸，唐诏、敕皆是。”就是说，四川产的麻纸不用淀粉剂施胶，而用动物胶施胶，并染成黄色，唐代皇帝的诏书、敕令用纸都是如此。这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记载。动物胶的应用，是施胶技术中的革新，近代造纸业就采用这种技术。而在唐代时，四川益都（今成都）所造的麻纸是唐中央政府规定用的主要公文纸之一。四川白麻纸解入京师后，施胶矾的任务便落入熟纸匠肩上，他们要根据楷书手的要求作适度施胶，过度与不及均不可。当唐人严格区分生、熟纸概念并作出胶矾纸的六百多年后，欧洲人1337年才始用动物胶作纸的施胶剂①。中国文人并不偏爱的胶矾纸，在欧洲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这是因为欧洲人用羽毛笔和墨水写字适用于这种纸，所以反而普及。而唐代则是淀粉与胶矾两种施胶剂并存时期，至宋以后，胶矾纸才更普遍发展，主要是因绘画上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术的需要。
  隋唐时生产的各种染色纸大大超过前代，尤其以黄纸用量最大。敦煌石室写经纸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纸有白有黄，而白纸居多，但唐人写经几乎全用黄纸。非宗教界人士也喜欢用黄纸，如唐人李濬《松窗杂录》称，“内起居注，率以五十幅黄麻纸为一编”。清人李调元（1734～？）《诸家藏书簿》卷三著录有唐人“欧阳询（559～641）黄麻纸草书《孝经》，“文勋有一轴黄麻纸，李阳冰（约721～791在世），少时书。”唐人写经卷尾有时还写出装潢手姓名。宋代人姚宽（1105～1162）《西溪丛语》（1150）云：“予有旧佛经一卷，乃唐永泰元年（765）奉诏于大明宫译，后为鱼朝恩（722～770）衔，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我们在敦煌写经中也多见类似情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贞观廿二年（648）十二月十日国诠写《善见律》卷末就标出“用大麻纸七张二分”、“装潢手辅文开装”。该纸直高22、横长53厘米，即唐代0.7×1.7尺，此为当时大纸之尺寸。又不列颠博物馆藏《妙法莲华经》（S2573）尾款为：“咸亨四年（673）九月十七日，门下省群手书封安昌写，用纸廿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①。我们前面提到的门下省中的装潢手，现在有了具体姓名。此经由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制，经六道审校，所有人姓名均书写无遗。研究唐代熟纸，当以此为标本。
  五 硬黄、硬白纸和彩色蜡笺的制造
  唐代黄纸中有一种经加蜡处理过的加工纸，名曰“硬黄”或“黄硬”，最为名贵，属于蜡质涂布色纸，用后世的术语说是蜡笺或黄蜡笺。这是唐代新推出的加工纸，唐人对此曾有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谈到书画装背时写道：“汧国公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赵国公李吉甫家云，背书要黄硬。余家有数帖黄硬，书都不堪”②。
  此种硬黄纸外观呈黄或淡黄色，以手触之有清脆之声，比一般纸硬而光滑，故名，多以好纸加工而成。用这种纸宜于写字，当然不宜于作书画本幅纸裱背用，因此宰相李吉甫家这样做时不利于保护书画本幅纸，张彦远所藏数帖皆不堪，是可想而知的。好纸要派上好用场，方见其妙。彦远的记载可谓经验之谈。关于此纸之制造，南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集》（1240）云：“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蘗，取其辟蠧。今世所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
  此话言之有理，乃以纸鉴定法书年代之一例。东晋时没有硬黄纸，二王何以在此纸上挥毫？必为后世人仿写无疑。宋人张世南（1195～1264在世）《宦游纪闻》（1233）卷五写道：“硬黄〔纸〕，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毫厘必见”③。
  此纸之所以为人们看重，因其质地硬密，光亮呈半透明，防蛀抗水，颜色又美观，确可谓唐纸中之上品。这种纸在唐代除用于书写外，还用以摹拓汉、晋法帖，后世人用作书画卷轴引首。
  1965年，笔者根据唐代硬黄纸实物以古法作模拟实验。我们在手工纸坊中以白麻纸为试样，用黄柏汁染成淡黄色，再以黄蜡涂布，更以细石砑光，试制硬黄。所得产物经实用后证明，既可供书与，也可供摹拓。我们的挥笔经验显示，如以清水研墨，写字时易于滑笔，墨迹不易连贯，必须用皂荚水或肥皂水或碱水研墨，方可流利运笔。想唐人亦当会如此。
  清代人金埴（1730～1795在世）《巾厢说》（约1765）引孔宏舆《拾箨余间》，还提到唐硬黄纸“长二尺一寸七分，阔七寸六分，重六钱五分，纸质之重无逾此者”。因纸上加蜡，故稍重，但比蜡纸重的还有涂布纸，并非蜡纸最重。硬黄纸寿命很长，经历千年后，犹如新作，这类实物不少。北京图书馆藏开元六年（718）道教写经《无上秘要》卷52（楮皮纸）、龙朔三年（663）皇甫智岌写《春秋谷梁传·桓公第三》（皮纸）即是硬黄纸。又初唐（7世纪）写本《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廿四卷》（桑皮纸）也是硬黄纸（图4-17）。又辽宁博物馆藏传世王羲之《万岁通天帖》唐摹本，用硬黄纸摹拓。我们所见年代可定的唐硬黄纸，多制于初唐至中唐之间（7～8世纪），唐末、五代时少见，其起源可追溯至隋。因而遇到这类写经，即令没有年款，从纸料上亦可大致进行断代。这是从纸料对文物断代之另一例。
  唐代还有一种供书写用的白蜡笺，也堪称良纸，一般称为蜡笺。我们不妨亦可称之为“硬白”，以与硬黄对应。米芾《书史》卷上所说“又有唐摹右军帖，双钩蜡纸”，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所说“好事者常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讲的都是这类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旧题吴彩鸾写《刊谬补缺切韵卷》，是传世的珍贵古籍写本。它是否为吴彩鸾所写，颇成问题，但从字迹鉴定，当为唐人手笔是没有疑问的。此纸双面加蜡、砑光，纤维束少见，纤维匀细，形制与硬黄类似，但比硬黄厚二倍，没有染成黄色。仔细观之，这种厚纸用手工纸坊中所说“单抄双晒”方式制成的，即将两层湿纸一起揭下烘干脱水而成，因而可以揭为两张，并非一张厚纸。
  当然，唐代硬白纸中也有薄纸，否则就不能用以钩摹汉晋法帖。如《历代名画记》卷二所说，用蜡纸拓摹古人书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迹。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唐世因有蜡纸，对人们学习汉晋及当代名家法书提供有利条件，对促进这个时代书法艺术发展是有帮助的，但也由此引起后世人以假乱真的误会，为文物鉴定带来某种困难。于是宋人赵希鹄才说：“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对此我们还可补充说：“宋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竹纸，皆宋人仿书，非真迹”。道理是一样的。这种蜡质涂布纸，具有防水性，有多方面的用途，在欧洲直到1866年才出现这类纸。蜡纸的制造可能受南北朝时油纸的技术启发，二者都有抗水性及半透明性，但油纸一般不适于书写。因此唐人摹拓古人法帖以及使重要典籍防止受潮而损坏的需要，促进了蜡纸的制成。
  应当指出，蜡笺除黄白二色外，当然亦可有其他各种颜色。这种纸也有出土实物可寻，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空穴内发现一批五代至北宋的纸本文物。其中包括用泥金写的《妙法莲华经》一部，引首《经变图》为泥金工笔绘画，略设色，纸直高25.2、横长34.2厘米，正文纸直高27～27.6厘米，横长51.5～55.5不等。该写经卷二尾部用墨题为：“大和辛卯（931）四月十八日修补记”，此为五代十国时吴（919～936）的年号①。经纸为碧色，经化验为桑皮纸，而且是“经过加蜡砑光的加工纸，纸面坚实，经测定紧度可达0.96克/立方厘米”。纸上纤维平均长6.38毫米②。其颜色我们认为是用靛蓝染成的，与后世所谓磁青纸是类似的。既然此写经于大和三年（931）经过修补，则经纸的制造及写经年代当早于此。从纸上书法风格看，当为唐世作品。总之，此蓝色蜡纸与硬黄用同一方法制成，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其他颜色的蜡纸在隋唐、五代时当然也极易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