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遍及全国的纸产地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南北东西各地在经济、物资和技术、人员方面的沟通以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都空前活跃。畅通无阻的水陆交通网把各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技术信息不再像南北朝时那样受到封闭，较为先进的造纸技术、设备和新原料的引入，能很快传到其他地区，形成全国范围内造纸业遍地开花，产纸区域迅速扩大，从业人员队伍也剧增，同时还有很多业余造纸家。王明先生对隋唐时期产纸区域作过初步统计①，他查考唐人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814）卷26、宋人欧阳修（1007～1072）《新唐书·地理志》（1061）、杜佑（735～812）《通典·食货典》（812）等书记载，列举唐代各地贡纸的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11个州邑，各属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湖南五省。当然，这是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因为只涉及到长江流域的局部地区，没有包括北方各地和少数民族地区。
  为了较全面了解唐五代时产纸区域的分布，还要追查其他有关文献。如李林甫（约686～752）《唐六典》（739）卷20《太府寺》条，据作者自注，进纸者有益州（今成都）黄、白麻纸，均州（湖北）大横纸，蒲州（山西）细薄白纸，其余地点与前述重述，不另述。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这里只列出各地精纸品名及产地。其实，产纸区域还应包括长安、洛阳、莱州、江宁、凤翔、沙州、抚州、肃州、西州、幽州、罗州、广州、逻些城（拉萨）、睦州、幽州、剡县、荆州等地。因为东西两京从汉代以来一直是造纸中心，这个地位到唐代不会改变，主要产麻纸。山东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也以麻纸名闻全国，就是近代也还如此。
  据我们调查及出土实物研究，甘肃、新疆早在十六国（304～439）时即已造麻纸，唐时还造桑皮纸，西藏造瑞香科皮纸。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从唐代造麻纸，至20世纪60年代仍生产。如前所述，罗州产沉香皮纸，睦州出竹纸。幽州是北方重镇，范阳节度使驻节处，与东北的渤海相接，这里也是产纸区域。同时，我们目光还不应只看到唐代，还要考虑到此后五代十国时各国的用纸需要及对新地区的产业开发。因此唐时不见著录的福建，因与造纸业发达的浙江相邻，在长乐、泉州应当有纸坊，尤其泉州是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唐、五代时大量用纸不可能都靠外地供应。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造纸生产集中地有长安、洛阳、许昌、凤翔（陕西）、幽州（今北京附近）、蒲州（山西永济）、兰州、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莱州（山东黄县）、西州（新疆吐鲁番）、常州（江苏武进）、江宁（今南京）、扬州（江苏六合）、衡州（湖南衡阳）、均州（湖北均县）、荆州（湖北江陵）、罗州（广东廉江）、韶州（广东韶关）、广州（今广州市）、益州（四川成都）、杭州（浙江余杭附近）、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剡县（浙江嵊县）、睦州（浙江金华）、宣州（安徽宣城）、歙州（安徽歙县）、池州（安徽贵池）、江州（江西九江）、信州（江西上饶）、抚州（江西临川）、逻些（西藏拉萨）、长乐（福建福州）、泉州（福建泉州）等36处，分属今陕西、河南、北京、山西、甘肃、山东、新疆、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及福建等17个省、市、自治区（图4-4）。
  这个清单仍不敢说是完全的，但大体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的造纸区域分布情况，比前代是有明显进步的。从唐政府要求各地向首都调进的纸数量及拥有纸坊数目来看，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居显著地位，就造纸业而论，这反映了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这四个重点产纸区内，设有政府官营的大型造纸作坊，制作精工，而不惜成本。同时也出现大量私营的中小纸坊，除麻纸外，皮纸、竹纸、藤纸生产作坊多位于原料产区附近，而且必须靠近河边，有充分水源供应。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在西北边远地区（如甘肃）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建立了很多纸坊，除供本地区使用外，还向外国出口。甘肃、新疆纸通过纸张之路向西域各国输出，西藏纸则向尼泊尔输出。总之，这一时期造纸生产区域的地理分布更加合理化。现将地理分布图绘制如下：
  二 书写及书法、绘画用纸
  唐代所造各种纸主要用途是作书写文化用纸。仅以内府所藏各种图书，一律为纸本。《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就此写道：“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713～741）。其著录者，五万三干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鸣呼，可谓盛矣”。接下谈玄宗在开元年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洛阳）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以抄内府所藏典籍①。同书卷47《百官志》载集贤殿书院有抄书手90人。王溥（922～982）《唐会要》（961）卷35更载逐年用纸量：“大中四年（850）二月，集贤书院奏：大中三年（849）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阙（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张”①。又卷65载“贞元三年（787）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准，贞元二年（786）八月勅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伏请于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
  五代后晋人刘㫬（888～947）《旧唐书》（945）卷47《经籍志·序》说：“开元时，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部，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各一本（合抄，其本有正、有副），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近12.6万卷），皆以益州麻纸写”。李林甫《唐六典》卷九亦称：“集贤〔书院〕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分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长安、洛阳）各二本，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一般说，一部书要抄三份：正本、副本、贮本。抄好装订后，按经史子集四部置于甲乙丙丁四库之中，两京分别收藏。
  前述849年抄365卷书，需益州小麻纸近1.2万张，如抄12.6万卷再外加副本，其用纸就很大了。由此可见蜀纸产量之大。据元代人费著（约1303～1363）《蜀笺谱》（约1360）所载，“双流纸出于广都（四川华阳），每幅方尺许，品最小、用最广，而价亦最贱。双流实无有也，而以为名。盖隋炀帝（605～618年在位）始改广都为双流，疑纸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纸②。则四川除益州（成都）外，还有别处产纸。广都纸自隋时即有，疑为楮皮纸，因外层青皮未除尽、且纸幅小，又名小灰纸。价格便宜，而用途广。至于益都麻纸，则属上乘，品种很多。前述《国史补》所载麻面、屑末、滑石，当为本色纸；而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当为加工纸。集贤书院所用，为前一类纸。益州至迟在南北朝时已造纸，除麻纸外，也生产楮皮纸。唐内府还向各地征调大量藤纸，前引《唐会要》卷65载787年秘书监一次请调藤纸上万张，而李肇《翰林志》及李林甫《唐六典》又说皇帝用各色（青白黄）藤纸写诏令，可见用藤纸数量也相当之大。
  江南西道的宣州（今安徽境内）是个产纸地，《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贡纸，可见现在闻名的“宣纸”，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唐代。宣州下有宣城（州治所在）、南陵、泾县、秋浦、当涂等，但产区可能集中于泾县，因此处靠水，山上楮树较多。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
  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③。“宣纸”之名便由此而来，唐代时为好事书画者所用，可见质地之高。因摹拓书画用纸，要求纸质紧密、薄而透明，一般麻纸难以胜任。至于宣纸改以青檀皮为料，乃元明以后之事，可能唐代因砍伐过度，楮树逐渐少了。至于池州、歙州所产之纸，皮纸居多，而北方仍以麻纸为主。
  隋唐五代人著书立说及读书人学习、及公私契约文书、往来帐簿等，也用去很多纸。《旧唐书·经籍志》卷上载唐代人“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这五万多卷书要在社会上抄写流通，为士人所用，其耗纸量可想而知。敦煌石室及新疆各地所出各种经史子集书残卷，大多写于隋唐时代。王重民（1907～1972）先生《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详细介绍了这些写本内容，兹不赘述。佛教、道教所用各种写经数量更是惊人，只敦煌石室一处就有三、四万卷，绝大多数是唐人写本。
  如果说一般读物不一定用好纸书写，那么书法家和画家对纸的要求则是高的，因为他们需要在纸上从事艺术创造。此处有必要结合实物加以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初书法家冯承素（650～710年在世）临《兰亭叙》神龙本（705）用纸，表面平滑砑光，经检验为皮纸，制作精良，似为桑皮纸。大和三年（829）诗人杜牧（803～852）《张好好诗》，直高24.5、横长87厘米，为北方麻纸，表面虽有纤维束，但平滑。旧题欧阳询（557～641）《卜商帖》，为晚唐或五代摩本，纸白色，制作精良，用麻纸书写。至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873～954）《神仙起居法》手卷用纸，直高27、横长21.2厘米，为麻纸，但制作不精细①。字迹为草书，但用纸不佳令人费解（图4-5、6）。
  晋南北朝时纸本绘画出土及传世者都少，但唐以后逐渐增多，这与造纸技术的提高有关。20世纪初，新疆哈拉和卓古墓出土唐开元四年（716）户籍帐，纸的正面是户籍内容，有“柳中县高宁乡”等文字，但背面则有一幅画，可名为树下美人图，设色。1969年新疆吐鲁番县又出土唐代设色花鸟画，直高201、横长141厘米，高2米多，由数纸粘联而成，经我们化验为麻纸。纸呈白色，较厚，可分层揭开，粗帘条纹，表面平滑，涂布白粉，经砑光，是一种粉笺（图4-7）。传世的重要唐代设色纸本画是著名画家韩滉（723～787）的《五牛图》（图4-8），现作为国宝，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画为现中国国内所藏最早的传世纸本名人绘画，直高21厘米，由五枚纸联接而成，每张纸上各画一牛，每牛姿态都不同。其中较大一枚纸为21×30.9厘米，表面平滑，由长纤维作匀均交织，纤维分散度高。1977年，我们借重新装裱之际，对此纸作了检验，检验结果为桑皮纸。表面似有一层硬皮层，可能是事先作了纸表施胶处理。
  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847）卷六还著录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约550～604）的绘画作品《法华变》用白麻纸①，但没有传世。可见隋唐时以展子虔、韩滉为代表的画家，继承晋代画家顾凯之的传统，带头以纸为作画材料。不过总的说，唐代在绘画领域内还是帛纸并用阶段，而书法界则基本使用纸，而少用帛。
  隋唐时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和宗教经典，都是先写在直高一样的一张张纸上，再粘联一起，或事先将各枚纸联起再写，再用木轴卷起成为卷子本，像魏晋南北朝时那样，这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但我们也看到唐末至五代时另一形式，很像后来册叶装形式，将文字写在较厚纸上，双面书写，再折起来用线装在一起，与现在书籍形式一样，很便于翻检、阅读。
  由于原料来源扩大，产地增加，唐代纸生产成本比前代要低，纸价也下降。这可从斯坦因在20世纪初在敦煌一个寺院中发现的唐代（8世纪前后）帐簿中看出。此帐簿文字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加以考释。其中说：
  〔正月〕十四日，出钱一百文，买白纸二帖（帖别五十文），糊灯笼卅八个，并补贴灯笼用（no.971）……〔十一月〕十三日，……出钱六十文，买纸一帖，供文历用（no.970）……十二月一日，……出钱一百二十文，买纸二帖（帖别卅五文）、笔两管（管别十五文），抄文历用①。
  唐代不同时期和地点的物价变动幅度很大，此处只能从敦煌寺院帐簿本身所记作一比较。当时纸店所售纸有不同规格，每帖售价35文、50文及60文不等。大幅纸每帖可糊19个灯笼，剩余的还可补破灯笼。与笔相比，纸价是便宜的，而一般的毛笔当时是低值易耗品。建中元年（780）绢每匹3000文，以纸代绢糊灯笼当然省许多钱。这种纸买回后，还要涂上油才能使用。
  三 糊窗纸、纸屏风、纸伞、纸风筝、纸衣、名片
  由于唐代各地纸廉价易得，除作书写、印刷材料外，日常生活用品也常以纸制成，除上述灯笼外，还包括纸扇、纸糊窗格、纸刺（名片）、纸鸢、纸甲、剪纸、宗教仪式用纸钱、纸衣、纸帐、纸伞、纸花、纸帽、纸棺等等，名目繁多，有些还有出土实物为证。这里拟逐一作简短介绍。古时较讲究的建筑物窗子，用木条制成图案形的窗格，再以丝绢糊上，既美观，又防风，后以纸糊窗。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二云：“杨炎在中书，后阁糊窗用桃花纸，涂以冰油，取其明甚”，又说：“段九章（字惠文）诗成，无纸，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杨炎（729～781），字南公，曾任中书舍人，德宗（780～804在位）即位，召为宰相。诗人白居易（772～846）《长庆集》（823）卷17《晚寝集诗》有“纸窗明觉晚，布被暖知春”之句，则内府和民间都以纸糊窗。
  其次要谈到纸屏风。早期屏风为木板，底下有座，板面髹漆作画，但较笨重。后出现以木框为架以绢帛为屏面的屏风，屏风面上亦可作画。造纸术发展后，屏面便以纸代帛，同样可饰以书画，既美观，又轻便①。为移动方便，又有折叠式屏风。唐诗人白居易一反时俗，在香炉峰下建草堂，内置白纸面屏风二个，称“素屏”，以养其浩然之气。他为此特写《素屏谣》内云：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吾不加一点一划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必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掐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②
  此处所说“木为骨兮纸为面”，就是指纸面屏风。当然，像白乐天这样用白纸屏风还是少有的，人们总要在上面作书画来点缀。屏风用的纸应强度较高、幅面较大，由若干层纸糊裱成厚纸板，常用熟纸。纸制屏面不但价廉、轻便，而且破了以后极易修补，这是比用其他屏面材料优越的地方。屏面用纸以楮皮纸为好，唐代多用之。南北朝也可能有纸面屏风，但多用麻纸为面（图4-9）。
  南北朝时北方的纸伞，到唐代以后已于中原普及。杜佑（735～812）《通典·职官典》（801）载唐代以伞的颜色区分使用者的身份高下，看来是沿袭了北魏的制度。陶榖《清异录》云：江南〔人〕周则少贱，以造雨伞为业。……日造二伞货之。惟露雨连月，则道大亨，后生理微温。
  这是说，南唐时的周则出身贫寒，以造纸雨伞为业。由于阴雨连月，生意兴隆，生活好了些。因此可见这时江南民间用纸伞已极为普遍。
  隋唐五代时的纸鸢也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更为推广，成为儿童喜欢的玩具。诗人元稹（779～831）在《有鸟二十章》（810）中写道：
  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
  去地渐高人眼乱，世人为尔羽毛全。
  风吹绳断童子走，余势尚存犹在天。
  愁尔一朝还到地，落在深泥谁复怜。①
  这位唐代诗人所用文字不多，却将纸鸢形状及儿童牵放时的情景描述得如临其境，特别生动。像过去一样，这时纸鸢也用于军事目的。《新唐书》卷210《田悦传》载，魏博节度使田悦（751～784）于德宗建中二年（781）领兵反叛朝廷，与唐将张伾（约735～805）战于临洺（河北永年），张伾所部被围困，“伾急，以纸为风鸢，〔飞〕高百余丈，过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②。这一次同样是将告急求援信通过纸鸢放出。
  据宋人欧阳修《五代史记》所载，后唐庆宗（923～925在位）时，任毫州刺史的李邺（920～950在世）更制成在空中作响的纸风筝。他将小竹笛置于风筝头部，“使风入竹，如鸣筝”③。从而又使纸鸢有了音响效果，“风筝”一词即由此而来。《全唐诗》第九函第七册收有高骈（819～887）的《风筝》诗：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可见在李邺之前的唐末，已有了具有音响效果的纸鸢和“风筝”之名了。
  关于以纸作衣服的事例，见唐人陆长源（709～757在世）《辨疑志》，书中说：
  大历（766～779）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布〓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
  纸衣一般由较厚而坚的楮皮纸缝制而成，或染色或本色。将其揉绉，相当耐折，穿纸衣还可防风寒，而且透气性好。宋以后更为普及，甚至在今天日本还有人以纸为衣者，显然传自中国。如用多层硬纸板，还可制成护甲，供士兵作战护体用。《新唐书》卷113《徐商传》称，唐宣宗时徐商（847～894在世）领兵与突厥作战时，“置备征军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1863？）更称：“南唐（937～957）李方为纸铠，聚乡里义土号白甲军。围师屡为所败。……以薄纸重重作数十叠，一过又一过，至数十叠，则矢凡之力亦已尽矣。虽欲透，亦无奈何①。当飞矢在空中行进一定距离后，其势已弱，纸甲便收以柔克刚之效。既令近战，也有护体作用。纸甲最大优点是轻巧、制作容易，又便宜，因此宋、明时仍在使用。
  现时世界各国人员交往中广泛使用的纸制名片（英文为visitingcard，法文为cartedevisite）是中国发明的，但人们很少知道其起源。中国古代没有纸以前，拜访时通报姓名用竹木片，叫“名刺”，上面有姓名、籍贯、官职。宋人孔平仲（约1042～1120年在世）《谈苑》（约1085）卷四云：“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名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至迟从南北朝已有用厚纸板作成者，仍称名刺，或名纸、名帖，至隋唐时已相当普及。
  唐人元稹（779～831）《长庆集》卷23《重酬乐天诗》有诗曰：“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即指纸制名片。一般宽二、三寸，有红、白二色。诗中所说黄叔度应是东汉的黄宪（75～122）。《后汉书》卷83《黄宪传》称，黄宪字叔度，才高而德崇。又，唐时姑苏（今苏州）有人建小池塘，自比镜湖，而镜湖又称陂湖，为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于会稽、山阴（今浙江）交界处所建大型蓄水工程。元稹诗中引用此二典，意在讽刺当时一些不自量力的人，有的以名片炫耀，自比东汉的黄宪，如同以姑苏池塘比作东汉镜湖那样。后世有人也常以名片自夸，才气、名声不大，名片却作得很精致，而且自吹自擂一番。
  唐代长安街市上有专门为人制作纸制名刺的商店，生意相当兴隆。五代后周时人王仁裕（880～956）《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有平康坊，..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前述孔平仲《谈苑》卷五还说，唐代李德裕（787～850）于武宗（841～846在位）时任宰相期间，很讲排场，人们到他那里要呈上门状通报，同意后才能见到：“唐李德裕为相，极其贵盛，人之加礼，改具衔，侯起居之状，谓之门状”，门状实亦即名片。名片于唐代传到日本，直到今天日本语仍用“名刺”（めいし，meishi）这个汉字称呼名片，虽然发音不同。
  四 剪纸、葬仪品、包装纸、卫生纸、汇票、纸牌
  南北朝时的剪纸，到唐代又进一步发展，不但用于室内装饰，还用于葬仪之中。1964年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刀形唐墓中，出土人形剪纸，由七个人形连在一起，年代为盛唐至中唐（650～759）。将七个人形剪纸作葬品，含有为死者招魂之寓意，称为人胜（图4
  10）。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由来已久。梁朝人宗懔（约500～563）《荆楚岁时记》（550）中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采为人”，剪成的纸人数目也恰好为七。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为避“安史之乱”，从郃阳县向西北行至彭衙城，历尽艰苦。天色已晚，在当地投宿，受到主人殷勤接待，遂写《彭衙行》（755）诗，诗中说：延客已矄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②。
  将剪纸与折纸技术结合而制成的纸花（图4-11），也在唐代出土物中发现。纸花由色纸通过剪裁、折叠和拼接而成，粗看起来颇似真花，插入瓶中四季新鲜，增加室内美感。20世纪初，斯坦因在甘肃获得敦煌出土的几件唐代纸花③。这种纸花在新疆也偶而出土。
  中国古代葬礼和婚礼同样隆重。先秦及秦汉时，常将死者生前所用物葬于墓内，同时将金属货币随葬，希望供死者地下享用，借以表达其家人之哀思。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以后，由于纸的普及，用纸制成鞋、帽、衣、车马等代替实物，或火化，或放入墓内，葬风为之一变，这是一种进步现象。用纸制成金属货币代替物，称为冥镪或楮钱，可避免将真正铜钱埋入墓中。唐人封演（约726～790）（《封氏闻见记》（约787）卷六《纸钱》条云：“今代送葬，为凿纸钱（图4-12），积堆如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卒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纸〕钱送死”①。唐代僧人释道世（614～678在世）《法苑珠林》（668）卷48云：“剪白纸钱，鬼得银钱用；剪黄纸钱，鬼得金钱用”。释道世又说：“楮钱出殷长史，王玙用以祠祭”。
  《新唐书》卷109《王玙传》称，王玙（697～760年在世）为道教徒，“玄宗在位（713～742），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王〕玙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王〕玙专以祠解中帝意。……汉以来，葬丧皆有埋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神，至是玙乃用之”②。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已以楮钱代替铜钱入葬，而至唐开元时，因玄宗好道教、神仙事，祭祀使王玙乃加以推广。唐人王定保（870～945？）《唐摭言》称，唐初王勃（648～675）曾为老叟焚阴钱十万。白居易（772～846）《长庆集》卷12《寒食〔节〕野望吟诗》云：“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张籍（约767～830）《张司业集》卷一《北邙行》云：“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巢衔上树”。少量纸钱可用黄纸折叠，以剪刀剪成。大量纸钱则以一刃口锋利的铁制钱模用力打在若干层纸上，古时叫凿钱。一般多用黄纸凿钱。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明清以至近代。
  1964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64TAM34号墓）曾出土纸钱③。在这以前，斯坦因在新疆唐代墓葬（667）中也发现一连串的剪纸冥镪④。自唐代以来近千年间为葬事及祭奠耗去大量纸张，虽非用好纸，然为造此“火纸”，植物资源遭到无端浪费。政府有时禁止，但在民间仍禁而不止。不过以纸制品代替丝绢及金属实物送葬，还是比较节约行为。
  上述新疆64TAM34号墓还同时出土纸冠、纸鞋（图4-13、14）和纸腰带等，纸腰带应是纸衣的残留物，其他墓内还有纸枕、纸褥等，所有这些都着色，画上图案花纹。这些纸制品其实活着的人也可用，如前所述，既然唐代人有穿纸衣的，亦未尝不会有戴纸冠、盖纸被者，宋代人尤其如此。只有纸鞋似乎不切实用。因当时新疆地区为节省纸张，这些纸制品多由旧纸作成，包括唐代废旧文书纸。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第73TAM506号墓还出土8世纪时葬有尸体的纸棺。据原发掘报告说，此纸棺以细木杆为骨架，再在骨架上“糊以外表涂红的故纸，无底”。“死者置于一片糊以故纸的苇席上，再罩以纸棺（图4-15）。纸棺所用故纸，大部分是天宝十二至十四年（753～755）西、庭二州一些驿馆的马料收支帐①。”其外观形状与一般木棺是一样的，前高后低。这种纸棺是中国迄今仅见之一例。但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少见的葬具“未必即是独创，内地其他地区当时或许也有，只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没有能保留到今天”②。隋唐五代还普遍以纸包装各种物品，除一般货物、商品、用品外，食物、药物、茶叶等饮食用品也用纸包装。如1964年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中药成药萎蕤丸（文物编号64TAM30∶9）重46.3克，外包白麻纸。唐代卫生纸用量很大，法国东方学家雷诺（JosephToussaintReinaud，1795～1867）曾收集9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在中国和印度的旅行记，其中载有一阿拉伯人851年的报道说：“中国人不注意清洁，大便后不用水洗，而只用纸擦①。”这倒记录了唐人用卫生纸之事。阿拉伯旅行家是从伊斯兰教徒习惯看卫生纸的，其实阿拉伯人后来也一改旧习，用起大便纸了，这毕竟既卫生又简便。我们还可补充说，671～695年访问印度的唐代高僧义净（635～913）《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中提到“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②。”这里也是谈的大便纸。
  可以说，在大唐帝国，纸和纸制品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日常必用物。现在要谈的是，供死者在地下用的楮钱，真的成为活人在经济流通领域中的交换媒介，此即唐代开始的“飞钱”。这是后来影响整个人类经济生活的伟大革命的开端。正如后面要谈到的，纸币是中国人发明并最先应用的。关于“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载：“宪宗（806～821在位）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到京师（长安），委钱（存钱）〔于〕诸道进奏院（各道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请禁与商贾飞钱者③。”
  这段记载说明，在唐宪宗时期，当商人在京师将货物买出后，如果不愿意自己携带大量金属货币回去，可将货款交给要去的某道驻京办事处（进奏院），或某军府、节度使在京代表，或某富家（今天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家”）那里，换取一纸票券，叫文牒。载明存款人姓名、钱数等，由双方画押盖印。并将文券分为两半，一半交存款人，另一半寄回某道。商人到达该处后，凭文券合券校核无误，便可取回原来的存款。有的商人在各道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也经营这种业务。因此用合券存取钱的办法，可使存款人“轻装趋四方”，故称“飞钱”或“便换”。这很类似现在的支票或汇票，当然各道进奏院或商号经营此业务不是免费的，要收取少量的汇费，由于便利，人乐为之。这看来颇便于商业的发展。但因后来政府部门以此向商人“贷钱”（实为掠夺），引起不信任，京兆尹（首都的行政长官）遂奏而废止。飞钱约始于宪宗元和四年（809），为日后宋代发行正式纸币“交子”开启绪端。
  现时各国流行的带有图案的纸牌，也是中国发明的。这种纸牌古时有不同名称，经历各种演变。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称为叶子戏，可能从骰子戏演变出来。唐人苏鹗（850～930年在世）《杜阳杂编》卷下云：“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出嫁），宅于〔长安〕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①。
  但《旧唐书》卷177称，同昌公主于咸通十年（869）嫁给进士出身的起居郎韦保衡（？～873），因此同昌公主与韦氏家族的人玩叶子戏应当在869年。北宋人李昉（925～996）《太平广记》（978）卷136引《咸定录》曰：“唐李邰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骰子迭，谓之叶子戏”②。可见唐代民间也有这种游戏，欧阳修（1007～1062）《归田录》（1067）卷二说：“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宋初）犹然。……昔杨大年好之，仲待制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时亦有此二格③。可见不但欧阳修年幼时玩过纸牌，比他长一辈的杨亿（字大年，974～1020）及其门人仲简也都玩过。仲箭字畏之，官至天章阁待制，真宗（998～1022）时为左正言，历任知制诰，判国吏馆阁侍制。
  清人赵翼（1727～1814）《陔余丛考》（1750）卷33《叶子戏》云：“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物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纸牌以厚重纸板制成，上面画有图案及文字，雕版印刷术发展后则图案、文字印于纸板上。唐代纸牌游戏之所以称为叶子戏，可能与印刷术发展后书籍形式由卷轴装改为册叶装有关，这样的书也叫叶子，但与作纸牌游戏的叶子戏名同而实异。卡特指出：“纸牌和骨牌无疑都起源于中国，这两种游戏都以骰子为背景，……由骰子过渡到纸牌与由写本卷子过渡到印本书籍，是同时发生的④。”此语言之有理，因此唐代时已有印成的纸牌，是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