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纸技术（589～960）
| 内容出处： |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0120020230001026 |
| 颗粒名称： |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纸技术（589～960） |
| 分类号： | F426.83 |
| 页数： | 46 |
| 页码： | 138-183 |
| 摘要： | 本文详细阐述了隋唐五代时期造纸技术的发展与革新。皮纸、藤纸、竹纸等不同类型的纸张得以发展和兴起，其制造技术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纸的产地遍布全国，其社会用途也大幅扩大，不仅用于书写、书法和绘画，还应用于糊窗、制作纸屏风、纸伞、纸风筝、纸衣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剪纸、葬仪品、包装纸、卫生纸、汇票、纸牌等各个方面。此外，造纸技术也取得了革新，包括精工制浆、细帘抄纸、巨幅匹纸制造、植物粘液应用、施胶技术革新以及硬黄、硬白纸和彩色蜡笺的制造等。同时，纸的加工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如粉蜡笺、流沙笺、金花笺、云蓝纸、薛涛笺、砑花纸和彩色砑花纸等加工纸品的制作。其中，南唐澄心堂纸更是久负盛名。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造纸业的繁荣和进步。 |
| 关键词： | 造纸技术 隋唐五代时期 |
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之间的兼并，统一的趋势已逐步积累，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扫清了十六国残余，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扩大了北朝区域。至572年，基本上只剩下北周（557～581）、北齐（550～580）和南朝的陈（557～589）三个主要政权。577年，北周灭北齐，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581年，北周相国杨坚（541～604）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581～618），是为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改元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从而结束了南北朝三个世纪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为巩固统一政权，参考秦汉典章，制定较为完备的政策、制度和法律，采取发展经济、与民休养生息的各种措施，对此后历代都有影响。至文帝末年，社会经济已有了新的繁荣，为此后唐代（618～907）的盛世奠定基础。继隋之后，李渊（565～635）、李世民（599～649）父子建立的唐朝，巩固了大一统局面，把社会经济、文化推向新的高峰。尤其在杰出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629～649年在位）的开明统治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此后又有玄宗李隆基（685～762）时的“开元中兴”。但755年“安史之乱”后，唐政权渐衰，唐末藩镇分权导致五代十国，使封建割据局面重演。
在黄河中下游先后出现了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和后周（951～960）五个连续的朝代，史称“五代”（907～960）。在长江中下游至岭南，则出现了并列的十个政权，即吴（淮南，919～937）、南唐（江南，937～957）、前蜀（四川，907～925）、后蜀（四川，934～965）、荆南（924～963）、吴越（浙江，908～978）、闽（福建，933～945）、楚（湖南，926～951）、南汉（广东，916～971）、北汉（山西，950～979），史称“十国”（907～976）。隋唐五代总共达379年（581～960）。其中处于统一局面的隋唐占326年（581～907）。五代十国虽然政权不少，但多是短期的，这个分裂局面其实只达57年。
隋唐期间由于政治统一，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各民族融合基础上已从恢复转向大发展阶段，长江流域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开发，已接近黄河流域的发展水平，且有继续上升的势头。这个时期真正实现了两大流域的经济结合为一体的优势，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这种结合的纽带之一。在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各个部门都获得均衡而全面的发展，任何一个领域比前代都有新的突破。在宗教和人文科学方面，情况同样如此。中外学者一致认为隋唐时期是中国史中的盛世，大唐帝国在整体上是当时世界最繁荣富强、科学文化高度发达和疆域辽阔的无与伦比的大国。英国史家韦尔斯（HerbertGeorgeWel
s，1866～1946）认为隋唐时期已先于欧洲近千年“开始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还说：“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鲜明”，以致“中国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①。这个伟大的领先不但表现在政治方面，还表现在科学文化方面。大唐帝国不但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还是最开放的国家，这时中外交通和国际贸易沿着海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而与欧、亚、非三大洲各国进行广泛交流。首都长安往来各种肤色、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人，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寺院，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由于隋唐制定科举制度，平民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仕途，因而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唐统治者虽不排除其他宗教，但特别推重佛教和道教，使其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化教育和宗教事业都要求用大量纸抄写各种读物，而社会上写本的供应量越来越满足不了需要，从而引起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使用雕版一次可印刷千万份同样字体和内容的读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造纸生产。因而隋唐五代是中国造纸术的进一步发展阶段。这时造纸原料比魏晋南北朝时品种还多，各种皮纸产量突然增加，产纸区域遍及南北各地和少数民族区域。纸制品用途不断扩大，遍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在改善纸的性能、改革造纸工艺和设备方面也取得新成就，同时又出现新的加工技术，造出一些在历史上名贵的纸。总之，像所有其他技术部门一样，造纸业在隋唐五代时期得到全方位的新发展，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同时，中国造纸术还从东、西、南几个方向传到日本、新罗、阿拉伯和印度、尼泊尔等东亚、东南亚和西亚各国。这是中国造纸史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正如以下各节将要证明的，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在造纸技术领域l内又完成一些较为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革新，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第一节 皮纸、藤纸的发展和竹纸的兴起
一 藤纸的发展
造纸原料来源的增加，从中国造纸技术史角度观之，是反映造纸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某种新原料的引用常常伴随一套新的工艺过程的出现。隋唐五代所用原料，根据文献记载和对该时期古纸的分析化验，计有麻料、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和竹纤维。这显然比魏晋南北朝时又增加好几种，竹纸在这时初露头角，而其制造很难，势必要发展出一套新的工艺过程。当然在这些原料中，麻料仍是主要的，但非麻类原料用量比前代显然增加，传统麻纸这时受到皮纸的有力挑战，不但在产量上，而尤其在质量上，皮纸与麻纸在争夺着主导地位。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麻纸的垄断地位，在隋唐期间已无法再维持下去。用野生植物纤维造纸，成为这一时期兴起的新的技术趋势，这种趋势到下一个宋元阶段已形成主流。当然，这一时期除用单一种原料造纸外，还出现比前代更多的混合原料纸。值得注意的是，用废纸回槽造再生纸的技术，也起于此时，因为在宋代这种技术已相当普遍了。
唐代造麻纸时，除用破布外，还直接用野生麻的生纤维造纸。唐人张彦远（834～894年在世）《法书要录》（847）卷六及唐人窦臮（760～820在世）《述书赋》（约790）卷下都记载说，开元年间（713～741），萧诚（683～751在世）用西山野麻和虢州（河南灵宝）土穀造五色斑文纸。按萧诚为唐代书法家，与另一书法家李邕（678～747）为同时代人。李邕常不赞许萧诚的书法，有一次他自己写字后诈称古帖，对李邕说此为“右军真迹”，李邕信以为真，于是萧诚以实相告。从此李邕佩服萧的笔力。由此可见萧诚不但工书法，还善于造纸。他用野麻生纤维造纸，比用破布造纸要增加好几道工序，包括对生麻沤制脱胶，强化蒸煮及舂捣过程等，但因原料取之即来，整个生产成本大为降低。中国野生麻纤维资源丰富，如田麻科的田麻(Corchoropsistomentosa)和夹竹桃科的罗布麻(Apocynumvenetum)等，都可造纸①。发现用野麻造纸，确是开辟原料来源的一个有效途径。由萧诚使用的这一方法，直到20世纪还为后人所沿用，其中某些还可造出高级纸。古代用野麻造纸所用工序与造皮纸相类似，进一步打开人们的技术思路。
从晋代兴起的藤纸，在南北朝似乎没有多大发展，但在统一后的唐代达到全盛时期，而且产地已不再限于剡县。例如宋人欧阳修（1007～1072）《新唐书》（1061）卷31《地理志》载“婺州贡藤纸”、“杭州余杭县贡藤纸”。婺州属江南东道，在今浙江金华一带。唐人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814）卷26更载开元时婺州贡藤纸、元和（806～820）时信州（今江西）贡藤纸（卷26），同书卷27又载杭州余杭县由拳村出好藤纸”②。李林甫（约686～752）《唐六典》（739）卷三《户部》注称衢、婺二州贡藤纸。由此可知唐代时产藤纸的地方有剡县、余杭、婺州、衢州及信州，前四处在今浙江，而信州在今江西，产地比晋南北朝时增加。由于唐代藤纸品质很高，被皇帝用于宫中，亦作为高级公文纸。唐人李肇（791～830在世）《翰林志》（819）说：“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慰抚军旅曰书，用黄麻纸；..凡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因而陆羽（733～804）在《茶经》（约765）卷二《器用》节写道：“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茶也③。
这是说，好茶要用白而厚的浙江剡县（今嵊县）产的藤纸包起来供烘烤之用，以免走味。唐代诗人顾况（727～815）《剡纸歌》中描写剡藤纸时写道：
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
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
按顾况贞元初（785）召为校书郎，迁著作郎。五年（789）贬饶州司户，后隐居茅山，其《剡纸歌》当作于隐居之时。诗人喜欢用藤纸，还不只顾况，据五代人陶榖（903～970）说，他父亲陶涣（860～923年在世）曾收藏有白居易（字乐天，772～846）的墨迹二幅，纸上有小黄印，印文即说用剡藤纸。陶榖在《清异录》（约965）中写道：“先君畜白乐天墨迹二幅，〔纸〕背之右角有长方小黄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纹纸，臣彦古等上”。由此可见，白居易所用的纸是由彦古献给皇帝的剡藤纸，可能还是一种砑花纸，再由皇帝赐给诗人白居易。明代人徐应秋（1568～1624年在世）《玉芝堂谈荟》（约1620）卷28因而说“白乐天墨迹有印文曰‘剡溪月面松纹纸’。”
由于唐代官府和私人多用藤纸，遂引起主要产区剡溪一带藤林砍尽。唐人舒元舆（约760～835）有一次来到这里，看到当时情景后发出感慨，遂写了《悲剡溪古藤文》，文内写道：
剡溪上绵四百五十里，多古藤。株枿逼上，虽春入土脉，他植发活，独古藤气候不觉，绝尽生意。予以为本乎地者，春到必动。此藤亦本乎地，方春且死。遂问溪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纸工，持刀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意藤虽植物者，温而荣，寒而枯，养而生，残而死，亦将似有命于天地间。今为纸工斩伐，不得发生。是天地气力为人中伤，致一物疵疠之若此。异日过数十百郡，佰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予悟曩此见剡藤之死，职由于此。此过固不在纸工，且今九牧士人，自专言能见文章户牖者，其数与麻竹相多..动盈数千百人，人人笔下数千万言，不知其为谬误，日日以纵，自然残藤命易甚。..纸工嗜利，晓夜斩藤以鬻之，虽举天下为剡溪，犹不足以给，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后之日，不复有藤生于剡矣。大抵人间费用，苟得著其理，则不狂之道在。则暴耗之过，莫有横及于物。物之资人，亦有其时，时其斩伐，不为夭阏。予谓今之错为文者，皆阏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错为文者无涯。无涯之损物，不止于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①。
舒元舆写《悲剡溪古藤文》，是他在剡溪见到昔日百里藤林全被斩伐用于造纸而剩下枯木的悲残景后，有感而写的。文内写道，藤像其他植物一样“养而生，残而死”，由于不停地砍伐伤害了藤的生机，使其难以生存下去。尤其一些文人滥用纸墨，动以千万言写无聊文章，耗去大量藤纸，遂造成这种情景。作者认为纸的生产者要砍伐有度，消费者要爱惜纸张，且不可暴殄天物。他以剡藤为例，指出对自然资源及产物的消耗使用要按自然规律行事，“苟得其理，则不狂之道在”。
我们知道，各种藤类是野生观赏植物，其花甚美。以藤造纸，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边砍伐、边栽植，使藤材不断有贮备。如砍伐无度，又不栽植新藤，势必使自然资源耗尽，不但断绝了造纸原料来源，还破坏了周围环境的生态平衡。因此藤纸在唐代达到顶峰后，迅即走向下坡路。这是个历史教训。应当说造纸这个行业与环境保护存在着矛盾，当以野生植物纤维为原料时，纸产量越大，野生植物资源受破坏的程度就越大。某一地特产某种植物纤维适于造纸时，造纸者就应特别保护当地的这种植物资源，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舒元舆的文章从这个角度看，颇有环境保护意识。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看到古今造纸者因不注意资源保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出土与传世的唐代藤纸少见，甚至后世所造者亦不易多得。藤纸一般较薄而发亮光，以手触之有某种声音，与麻纸、楮皮纸显然是不同的。
二 作为国纸的楮皮纸
魏晋南北朝时的皮纸已有出土，但数量仍不算多，隋唐以来皮纸产量突然猛增，既有文献记载，也有实物出土。关于楮皮纸，唐京兆（今西安）崇福寺僧人法藏（643～712）在《华严经传记》（702）卷五载僧人德元事迹，称其“修一净园，植诸榖楮，并种香花、杂草，沈濯入园，溉灌香水。楮生三载，馥气氤氲。..剥楮取衣（韧皮纤维），浸以沉〔香〕水，护净造纸，岁毕方成”②。
然后再用此楮皮纸敬写《华严经》。同书还记载永徽年（650～655）定州（今河北定县）僧人修德（585～680在世）“别于净院植楮树凡历三年，兼之花药，灌以香水，洁净造纸。……招善书人妫州王恭..下笔含香”写《华严经》。由此可见，僧人德元及修德不但自行种楮，还自行造纸。这是他们在寺院内打发时间的好办法。种楮时灌以香水，似乎是不必要的，可能为使楮园内充满香气才有此举。
隋唐时楮皮纸实物不少，如北京图书馆藏隋开皇廿年（600）写本《护国般若波罗密经》卷下用纸，每张直高25.5、横长53.2厘米，经我们化验为楮皮纸，且以黄柏染成黄色，出自敦煌石室①。此纸制造甚佳，纤维交织匀细，纤维束少见，显微镜下见有非纤维素杂细胞，这是皮纸的共同特点。北京图书馆藏唐开元六年（718）道教写经《无上秘要》卷第五十二，经化验也是楮皮纸，染成黄色，表面平滑，纤维细长，交织匀密，细帘条纹，同时表面经打蜡处理，属于蜡笺之类①。经尾题款为：“开元六年（718）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姪道士马抱一，奉为七代先亡及所生父母法界苍生，敬写此经供养”。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唐开元四年（716）《西州营名簿》用纸色白，较薄，直高29.3、横长40厘米，经化验亦为楮皮纸②。日本学者对唐人写经纸的化验也证明其中多黄、白麻纸，但也有楮纸，而且还发现有紫色纸，直高平均24～25、横长44～45厘米，帘条纹粗1.8～2.0毫米③。
隋唐五代时楮皮纸颇为士人见重，因为这种纸较麻纸绵软，纤维细长而发亮光，又能抄成薄纸，表面平滑、洁白，故人们以“绵纸”或“蚕茧纸”予以美称。而不少书画鉴赏家也真以为是由绵料或蚕茧所造，此乃误解。绪论表1告诉我们一些技术数据：大麻纤维大部分长15～25、宽0.015～0.025毫米（或1.5～2.5μ），长宽比为1∶1000；苧麻纤维大部分长120～180、宽0.024～0.047毫米（或2.4～4.7μ）长宽比为1∶3000；而楮皮纤维大部分长6～9、宽0.024～0.028毫米（或2.4～2.8μ），长宽比为1∶290。可见楮皮纤维比麻纤维短而细，容易交织成均匀而紧密的纸，也易于舂细成更短的纤维。同时麻纤维细胞壁较厚，又很长，不易舂得更短。而麻纸又主要由破麻布作成，布由细麻线纺织而成，麻线在织前还要捻制成几股。因而将麻布捣成造纸所用的纤维是很费力的，其中总会有小段的麻线头没有被舂碎，而进入纸浆，这就使麻纸上常有麻线的筋头出现。
麻纸与楮皮纸相比，则表面较粗涩，纸有些硬，不易作成薄纸，因此楮皮纸比麻纸更适于高级书法及绘画之用，是人们从比较及挥毫实践中得出的认识。因而楮皮纸特别受唐代文人青睐，将其人格化，称为“楮先生”。著名文人韩愈（768～821）将毛笔称为毛颖，在《毛颖传》中写道：“颖与会稽楮先生“友善”。唐初的大书法家薛稷（649～713）也将楮皮纸人格化，并对之封为“楮国公”，使其成为“公爵”。据10世纪人李玫（882～947在世）《纂异记》所载，“薛稷为纸封九锡，拜楮国公、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界道中郎将”。所谓“九锡”，指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与的九种器物。魏晋南北朝时，掌政的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薛稷诙谐地将楮皮纸加九锡，拜为楮国公、白州刺史，领万字军，表现他对楮纸的尊崇感情。楮皮纸被唐人尊为楮先生、楮国公后，身价越来越高，甚至以“楮”字代替“纸”字来用，所谓“楮墨”即纸墨，“片楮”即片纸。楮皮纸在诸纸中已处于至高无尚的尊位，楮纸作为中国的国纸当然会大力发展。
三 桑皮纸、瑞香皮纸、芙蓉皮纸和混合原料纸
同样，晋南北朝时不多见的桑皮纸在隋唐时期也多起来了。如敦煌石室出隋末唐初（7世纪初）《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卷》，为染黄纸，每张直高26.7、横长43.5厘米，纸薄，表面平滑，纤维交织匀，细帘条纹，经化验为桑皮纸①（图4-1）。中唐（715～810）写本《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廿四卷》用纸白色，质量与上纸相似，也属佳纸，直高25.5、横长46.5厘米，原料为桑皮②（图4-2）。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唐代户籍簿用纸，白色，纸薄，纤维交织匀，纤维束少，纸上有“敦煌县之印”的印章，亦为桑皮纸②。此外，我们还遇到一些具体原料难以定出，但肯定为皮料纸者，如唐代《波罗蜜多经》色黄，纤维匀细，经淀粉施胶处理，每张直高26、横长44厘米，为皮纸。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总章三年（670）白怀洛借钱契，细帘条纹，白色，略呈米黄色；载初元年（689）宁和才授田户籍，白色薄纸，细帘条纹，直高29、横长43厘米，纸质很好；又高昌义和二年（615）残文书，色白，纸上有“纸师隗显奴”等字。所有这些纸，都是皮纸。我们还发现唐麟德二年（665）卜老师借钱契是麻纤维与树皮纤维的混合原料纸，纸呈白色，薄，表面平滑，是佳纸。传世文物中，唐初冯承素临神龙本（705）《兰亭叙》，也是皮纸；又故宫博物院藏唐画家韩滉（723～787）《五牛图》用纸为桑皮纸。
从唐代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中，还发现用瑞香料(Thymelaeaceae)树皮纤维所造之纸，为魏南北朝所少见。唐人刘恂（860～920在世）《岭表录异》（约890）写道：“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皮，堪作纸，名香皮纸。皮白色，有纹如鱼〔子〕，雷〔州〕、罗州、义宁、新会县率多用之。其纸漫而弱，沾水即烂，不及楮皮者”。
唐人段公路（840～895在世）《北户录》（875）亦称，“香皮纸，罗州多笺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纸，土人号为香皮纸。”此处所说罗州、雷州、义宁、新会，都在今广东境内，唐时属岭南道，节度使驻节于广州，则唐代这一带产栈香树皮纸。但这是一种什么树呢？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卷34《木部·沉香》引唐人苏敬（620～680年在世）《新修本草》（659）曰：“木似榉柳，树皮青色，叶似橘叶，经冬不凋，夏生花白而圆”①。沉香又名蜜香，李时珍又引宋人苏颂（1020～1101）《图经本草》（1061）说沉香“出南海诸国及交、广、崖州”。按柜柳即枫杨(Pterocaryestenoptera)，为胡桃科落叶乔木，又名榉柳，叶互生，树皮呈黑灰色起裂。与此外形类似的栈香树当是瑞香科沉香属的沉香树(Aquilariaagallocha)，为常绿乔木，叶互生，开白花，树皮灰褐色，产于广东、广西及福建，其木质部分泌出树脂，可作香料，韧皮纤维可造纸。同属的白木香(Aquilariasinenis)，又名土沉香，亦产于岭南，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也可造皮纸，除花色为黄绿外，其余形态特征也与古书所描述的栈香树同②。
唐代所造瑞香科植物纤维纸，20世纪初曾在新疆出土。斯坦因在和阗发掘出西藏文佛经残卷，黄色纸，写成年代为8世纪末③。此纸经威斯纳化验，认为由瑞香科植物纤维所造。哪种植物未能肯定，可能是白瑞香(Daphnepapyracea)一类的野生植物纤维①。白瑞香为野生灌木，开白花，故名。它产于中国西南部，茎皮纤维可造纸。瑞香科树木中含有天然香味素，但在造纸过程中香味素已被除去。除非在纸上另加香料，否则此纸是没有香味的。欧阳询之子欧阳通（611？～691）亦善书法，写字时用坚薄、白滑的纸，向纸中加入麝香，名麝香纸②。这种纸确有香味。向纸上喷以香水，也可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其香味。瑞香科皮纸是没有香味的，用于造纸的还有毛瑞香(Daphneodora)、结香(Edgeworthiachrysantha)及黄瑞香(Daphnegiraldii)等，同科属于草本的有狼毒(Stellerachamaejasme)及小灌木荛花(Wikstroemiatrichotoma)。瑞香科植物在中国分布很广，种类也很多。一旦掌握了以植物的韧皮纤维造皮纸的技术，唐代的纸工就会到野外寻找各种原料从事造纸试验，而他们选中了瑞香科植物乃是合情合理之事。奥国人威斯纳的化验，在1968年由德国人哈代斯-斯坦豪泽(M.Harders-Steinhauser)的化验所证实。他也发现敦煌石室唐人写经纸中有瑞香皮纤维，这种纸厚度0.13～0.16毫米，由粗帘条纹纸帘抄造，每厘米有4根帘条，纸面经淀粉剂处理③，就象威斯纳所注意到的那样。
在开辟野生植物造纸原料的实验中，除瑞香科之外，唐人又找到锦葵科(Malvaceae)植物，这也是在南北各地分布很广的，其中不少是从古以来受到人们喜爱的观赏植物。有趣的是，该科植物纤维早就用作制绳索和织物，像麻纤维那样，因之用来造纸，是很自然的。唐代著名的“薛涛笺”，据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研究，就以锦葵科木槿属的木芙蓉(Hibiscusmani-hot)为原料。该书写道：
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靡，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768～831）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④。
木芙蓉花的特点是在一天不同时间内花色改变，陈淏子（1612～1692？）《花镜》（1688）卷三说：“一种早开纯白，向午桃红，晚变深红者..其皮可沤麻作线，织为网衣，暑月衣之最凉，且无汗气”。⑤唐代时四川成都一带盛产芙蓉，至五代时尤甚，宋人赵仆《成都古今记》说：“孟后主于成都四十里罗城上种芙蓉花，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以花染缯为帐，名芙蓉帐。”用木芙蓉茎皮造纸，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为经脱胶后，其所含纤维素高达59.75％。用木芙蓉花染色也是可行的。据陈元龙（1652～1736）《格致镜原》（1735）卷72引《种树书》云，“芙蓉未开，隔夜以靛水调纸，蘸花蕊上。以纸裹蕊口，花开成碧色花，五色皆可染”，尤其易染成红色和粉红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1年维也纳大学植物学家威斯纳在化验斯坦因从新疆发掘的唐大历三年（768）至贞元三年（787）五种有年款的文书纸时，敏锐地观察到其中有用破麻布和
桑皮、月桂（laurel）纤维混合制浆造纸的①②③。我们知道，月桂（Laurusnobilis）为樟科（Lauraceae）常绿乔木，叶互生，树皮呈黑褐色，花为黄色，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各地，其果实含芳香油。既然唐代已制成由瑞香料茎皮纤维为原料的瑞香皮纸，从技术上讲由月桂韧皮部纤维造纸，当没有任何困难。月桂树在外观上与沉香树有某些类似，纸工砍伐造纸原料时，自然也会利用这一资源，从而将皮纸原料又扩及到樟科植物。由于月桂树为江南所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疆出土的唐代混合原料纸当是由内地带到那里去的。将野生树皮纤维掺入破布纤维中，可以降低纸的生产成本，又可改善纸的品质，是一举两得的事。
四 皮纸的制造技术
唐代造皮纸时将原料来源扩大到桑科（Moraceae）、瑞香料、樟科、锦葵科、防己科（Menis-permaeae）和豆科（Leguminosae）等至少六大科木本植物，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鉴于唐代近三百年间皮纸获得长足的发展，根据对唐代皮纸的分析化验成果和模拟实验，有可能将这一时期造皮纸的工艺技术过程理清。下列基本工序是必不可少的（图4-3）：
（1）砍伐→（2）剥下树皮→（3）沤制脱胶→（4）剥去青皮→（5）洗涤→（6）浆灰水→（7）蒸煮→（8）漂洗→（9）再除去残余青皮→（10）切碎→（11）舂捣→（12）洗涤→（13）打槽→（14）捞纸→（15）压榨去水→（16）烘晒→（17）揭纸→（18）整理包装。
由于皮纸原料来自野生植物的生纤维，其木本韧皮纤维中所含果胶（8.84～9.46％）、木素（8.74～14.32％）及其他有害杂质大于破麻布，而且韧皮部外面还包着一层青皮，这些都必须尽可能除去，才能造出质量较好的白纸。为此，当剥下树皮后，先要在水池中沤制一个时间，通过生物发酵作用而除去部分果胶，并使外面青皮层松动而易于剔除。造皮纸最费工时的工序是剥离青皮层，一般用石碾碾之，或以木槌敲击，则皮层渐渐脱落，个别部位要用手去剥除。再放在河水中洗涤，使可溶性杂质及青皮残片随水流走，边洗边用脚踩动，剩下的是较白的皮料。将皮料扎成捆，以石灰水浸透，堆起，放一个时间，使灰水浸透皮料。再放入蒸煮锅中蒸煮，同时再将草木灰水从上淋下。经过蒸煮，木素、色素等杂质成为可溶性深色溶液，而纤维亦受到腐蚀而变软。从锅中取出皮料，放于河水中洗涤，蒸煮液则弃之。皮料洗净后，仍残存少量残余青皮，再彻底剔除，再洗。然后将白皮料叠成束，用刀切成碎块，再用碓捣碎。这是既费时又费力的工序，由壮劳力担任。将纸料捣成细泥状，用手能撕成单个细纤维时，放入布袋或细竹筐中以河水洗之。洗毕，将纸料放入长方形木制或石板制槽中，加水，搅拌，配成纸浆。下一些工序与麻纸同，即捞纸、压水、烘晒等。现将以上所述用图的形式表述如下：
五 竹纸的兴起
唐代纸工对造纸技术史所作出的另一伟大贡献，是研制出竹纸。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竹纸始于晋代之说恐难成立，因为在唐以前既无关于竹纸的可靠记载，又无实物遗存。关于竹纸的最早的可靠记载是从唐代开始的，北宋时的竹纸实物我们已经看到，因此将竹纸起源定于唐代是稳妥的。唐长庆、宝历年间（821～827），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李肇（791～830在世），熟悉本朝掌故，留心艺文。著《国史补》（约829），其卷下《叙诸州精纸》条云：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①。
韶州属岭南道，即今广东韶关市。这一带自古盛产竹，尤其是禾本科的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故其竹纸在唐代已闻名。后至明清以至到近代，韶州竹纸一直保持这一历史传统。唐人段公路（840～905在世）《北户录》（875）谈到广东罗州沉香皮纸时，还顺便指出此纸“不及桑根、竹膜纸”，即不及桑皮纸与竹纸。
唐末（10世纪）时人崔龟图在《北户录》（875）注中补充说，此竹纸：“睦州出之”。睦州为隋时建制，在今浙江淳安，这一带像韶州那样，也以产竹及竹纸而长期闻名。又唐末人冯贽《云仙杂记》（约926）卷三称：“姜澄十岁时，父苦无纸。澄乃烧糠、熁竹为纸，以供父。澄小字洪儿，乡人号洪儿纸”②。烧糠为提供草木灰用，“熁”音穴（xuè），意思是蒸煮，此处也是讲制竹纸。由此看来，9世纪时竹纸已在广东、浙江产竹地区初露头角，至宋以来便大显身手。后来居上。竹纸的出现标志造纸史中一个革命性开端，即以植物茎杆纤维造纸，为后世欧洲机械木浆纸开启绪端。现在世界各国生产的木浆纸，就是用各种木本植物的茎杆纤维为原料的。在唐以前的九百多年间，造纸主要以茎皮纤维为原料，只有造纸术高度发达的唐代盛世，才能开创用茎杆纤维造纸。在这方面，中国领先欧洲达千年以上，因为鲁特利奇（ThomasRoutlege）1875年才在西方第一次以竹造纸成功，在这前一年（1876）在荷兰阿纳姆（Arnhem）城出现一部书题为《以竹为造纸原料》（BamboeenAmpasalsGrondstoffenvoorPa-pierbereiding）的荷兰文小册子，印以竹纸③。
第二节 纸的产地和社会用途的扩大
一 遍及全国的纸产地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南北东西各地在经济、物资和技术、人员方面的沟通以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都空前活跃。畅通无阻的水陆交通网把各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技术信息不再像南北朝时那样受到封闭，较为先进的造纸技术、设备和新原料的引入，能很快传到其他地区，形成全国范围内造纸业遍地开花，产纸区域迅速扩大，从业人员队伍也剧增，同时还有很多业余造纸家。王明先生对隋唐时期产纸区域作过初步统计①，他查考唐人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814）卷26、宋人欧阳修（1007～1072）《新唐书·地理志》（1061）、杜佑（735～812）《通典·食货典》（812）等书记载，列举唐代各地贡纸的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11个州邑，各属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湖南五省。当然，这是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因为只涉及到长江流域的局部地区，没有包括北方各地和少数民族地区。
为了较全面了解唐五代时产纸区域的分布，还要追查其他有关文献。如李林甫（约686～752）《唐六典》（739）卷20《太府寺》条，据作者自注，进纸者有益州（今成都）黄、白麻纸，均州（湖北）大横纸，蒲州（山西）细薄白纸，其余地点与前述重述，不另述。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这里只列出各地精纸品名及产地。其实，产纸区域还应包括长安、洛阳、莱州、江宁、凤翔、沙州、抚州、肃州、西州、幽州、罗州、广州、逻些城（拉萨）、睦州、幽州、剡县、荆州等地。因为东西两京从汉代以来一直是造纸中心，这个地位到唐代不会改变，主要产麻纸。山东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也以麻纸名闻全国，就是近代也还如此。
据我们调查及出土实物研究，甘肃、新疆早在十六国（304～439）时即已造麻纸，唐时还造桑皮纸，西藏造瑞香科皮纸。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从唐代造麻纸，至20世纪60年代仍生产。如前所述，罗州产沉香皮纸，睦州出竹纸。幽州是北方重镇，范阳节度使驻节处，与东北的渤海相接，这里也是产纸区域。同时，我们目光还不应只看到唐代，还要考虑到此后五代十国时各国的用纸需要及对新地区的产业开发。因此唐时不见著录的福建，因与造纸业发达的浙江相邻，在长乐、泉州应当有纸坊，尤其泉州是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唐、五代时大量用纸不可能都靠外地供应。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造纸生产集中地有长安、洛阳、许昌、凤翔（陕西）、幽州（今北京附近）、蒲州（山西永济）、兰州、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莱州（山东黄县）、西州（新疆吐鲁番）、常州（江苏武进）、江宁（今南京）、扬州（江苏六合）、衡州（湖南衡阳）、均州（湖北均县）、荆州（湖北江陵）、罗州（广东廉江）、韶州（广东韶关）、广州（今广州市）、益州（四川成都）、杭州（浙江余杭附近）、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剡县（浙江嵊县）、睦州（浙江金华）、宣州（安徽宣城）、歙州（安徽歙县）、池州（安徽贵池）、江州（江西九江）、信州（江西上饶）、抚州（江西临川）、逻些（西藏拉萨）、长乐（福建福州）、泉州（福建泉州）等36处，分属今陕西、河南、北京、山西、甘肃、山东、新疆、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及福建等17个省、市、自治区（图4-4）。
这个清单仍不敢说是完全的，但大体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的造纸区域分布情况，比前代是有明显进步的。从唐政府要求各地向首都调进的纸数量及拥有纸坊数目来看，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居显著地位，就造纸业而论，这反映了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这四个重点产纸区内，设有政府官营的大型造纸作坊，制作精工，而不惜成本。同时也出现大量私营的中小纸坊，除麻纸外，皮纸、竹纸、藤纸生产作坊多位于原料产区附近，而且必须靠近河边，有充分水源供应。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在西北边远地区（如甘肃）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建立了很多纸坊，除供本地区使用外，还向外国出口。甘肃、新疆纸通过纸张之路向西域各国输出，西藏纸则向尼泊尔输出。总之，这一时期造纸生产区域的地理分布更加合理化。现将地理分布图绘制如下：
二 书写及书法、绘画用纸
唐代所造各种纸主要用途是作书写文化用纸。仅以内府所藏各种图书，一律为纸本。《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就此写道：“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713～741）。其著录者，五万三干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鸣呼，可谓盛矣”。接下谈玄宗在开元年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洛阳）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以抄内府所藏典籍①。同书卷47《百官志》载集贤殿书院有抄书手90人。王溥（922～982）《唐会要》（961）卷35更载逐年用纸量：“大中四年（850）二月，集贤书院奏：大中三年（849）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阙（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张”①。又卷65载“贞元三年（787）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准，贞元二年（786）八月勅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伏请于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
五代后晋人刘㫬（888～947）《旧唐书》（945）卷47《经籍志·序》说：“开元时，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部，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各一本（合抄，其本有正、有副），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近12.6万卷），皆以益州麻纸写”。李林甫《唐六典》卷九亦称：“集贤〔书院〕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分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长安、洛阳）各二本，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一般说，一部书要抄三份：正本、副本、贮本。抄好装订后，按经史子集四部置于甲乙丙丁四库之中，两京分别收藏。
前述849年抄365卷书，需益州小麻纸近1.2万张，如抄12.6万卷再外加副本，其用纸就很大了。由此可见蜀纸产量之大。据元代人费著（约1303～1363）《蜀笺谱》（约1360）所载，“双流纸出于广都（四川华阳），每幅方尺许，品最小、用最广，而价亦最贱。双流实无有也，而以为名。盖隋炀帝（605～618年在位）始改广都为双流，疑纸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纸②。则四川除益州（成都）外，还有别处产纸。广都纸自隋时即有，疑为楮皮纸，因外层青皮未除尽、且纸幅小，又名小灰纸。价格便宜，而用途广。至于益都麻纸，则属上乘，品种很多。前述《国史补》所载麻面、屑末、滑石，当为本色纸；而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当为加工纸。集贤书院所用，为前一类纸。益州至迟在南北朝时已造纸，除麻纸外，也生产楮皮纸。唐内府还向各地征调大量藤纸，前引《唐会要》卷65载787年秘书监一次请调藤纸上万张，而李肇《翰林志》及李林甫《唐六典》又说皇帝用各色（青白黄）藤纸写诏令，可见用藤纸数量也相当之大。
江南西道的宣州（今安徽境内）是个产纸地，《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贡纸，可见现在闻名的“宣纸”，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唐代。宣州下有宣城（州治所在）、南陵、泾县、秋浦、当涂等，但产区可能集中于泾县，因此处靠水，山上楮树较多。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
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③。“宣纸”之名便由此而来，唐代时为好事书画者所用，可见质地之高。因摹拓书画用纸，要求纸质紧密、薄而透明，一般麻纸难以胜任。至于宣纸改以青檀皮为料，乃元明以后之事，可能唐代因砍伐过度，楮树逐渐少了。至于池州、歙州所产之纸，皮纸居多，而北方仍以麻纸为主。
隋唐五代人著书立说及读书人学习、及公私契约文书、往来帐簿等，也用去很多纸。《旧唐书·经籍志》卷上载唐代人“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这五万多卷书要在社会上抄写流通，为士人所用，其耗纸量可想而知。敦煌石室及新疆各地所出各种经史子集书残卷，大多写于隋唐时代。王重民（1907～1972）先生《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详细介绍了这些写本内容，兹不赘述。佛教、道教所用各种写经数量更是惊人，只敦煌石室一处就有三、四万卷，绝大多数是唐人写本。
如果说一般读物不一定用好纸书写，那么书法家和画家对纸的要求则是高的，因为他们需要在纸上从事艺术创造。此处有必要结合实物加以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初书法家冯承素（650～710年在世）临《兰亭叙》神龙本（705）用纸，表面平滑砑光，经检验为皮纸，制作精良，似为桑皮纸。大和三年（829）诗人杜牧（803～852）《张好好诗》，直高24.5、横长87厘米，为北方麻纸，表面虽有纤维束，但平滑。旧题欧阳询（557～641）《卜商帖》，为晚唐或五代摩本，纸白色，制作精良，用麻纸书写。至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873～954）《神仙起居法》手卷用纸，直高27、横长21.2厘米，为麻纸，但制作不精细①。字迹为草书，但用纸不佳令人费解（图4-5、6）。
晋南北朝时纸本绘画出土及传世者都少，但唐以后逐渐增多，这与造纸技术的提高有关。20世纪初，新疆哈拉和卓古墓出土唐开元四年（716）户籍帐，纸的正面是户籍内容，有“柳中县高宁乡”等文字，但背面则有一幅画，可名为树下美人图，设色。1969年新疆吐鲁番县又出土唐代设色花鸟画，直高201、横长141厘米，高2米多，由数纸粘联而成，经我们化验为麻纸。纸呈白色，较厚，可分层揭开，粗帘条纹，表面平滑，涂布白粉，经砑光，是一种粉笺（图4-7）。传世的重要唐代设色纸本画是著名画家韩滉（723～787）的《五牛图》（图4-8），现作为国宝，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画为现中国国内所藏最早的传世纸本名人绘画，直高21厘米，由五枚纸联接而成，每张纸上各画一牛，每牛姿态都不同。其中较大一枚纸为21×30.9厘米，表面平滑，由长纤维作匀均交织，纤维分散度高。1977年，我们借重新装裱之际，对此纸作了检验，检验结果为桑皮纸。表面似有一层硬皮层，可能是事先作了纸表施胶处理。
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847）卷六还著录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约550～604）的绘画作品《法华变》用白麻纸①，但没有传世。可见隋唐时以展子虔、韩滉为代表的画家，继承晋代画家顾凯之的传统，带头以纸为作画材料。不过总的说，唐代在绘画领域内还是帛纸并用阶段，而书法界则基本使用纸，而少用帛。
隋唐时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和宗教经典，都是先写在直高一样的一张张纸上，再粘联一起，或事先将各枚纸联起再写，再用木轴卷起成为卷子本，像魏晋南北朝时那样，这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但我们也看到唐末至五代时另一形式，很像后来册叶装形式，将文字写在较厚纸上，双面书写，再折起来用线装在一起，与现在书籍形式一样，很便于翻检、阅读。
由于原料来源扩大，产地增加，唐代纸生产成本比前代要低，纸价也下降。这可从斯坦因在20世纪初在敦煌一个寺院中发现的唐代（8世纪前后）帐簿中看出。此帐簿文字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加以考释。其中说：
〔正月〕十四日，出钱一百文，买白纸二帖（帖别五十文），糊灯笼卅八个，并补贴灯笼用（no.971）……〔十一月〕十三日，……出钱六十文，买纸一帖，供文历用（no.970）……十二月一日，……出钱一百二十文，买纸二帖（帖别卅五文）、笔两管（管别十五文），抄文历用①。
唐代不同时期和地点的物价变动幅度很大，此处只能从敦煌寺院帐簿本身所记作一比较。当时纸店所售纸有不同规格，每帖售价35文、50文及60文不等。大幅纸每帖可糊19个灯笼，剩余的还可补破灯笼。与笔相比，纸价是便宜的，而一般的毛笔当时是低值易耗品。建中元年（780）绢每匹3000文，以纸代绢糊灯笼当然省许多钱。这种纸买回后，还要涂上油才能使用。
三 糊窗纸、纸屏风、纸伞、纸风筝、纸衣、名片
由于唐代各地纸廉价易得，除作书写、印刷材料外，日常生活用品也常以纸制成，除上述灯笼外，还包括纸扇、纸糊窗格、纸刺（名片）、纸鸢、纸甲、剪纸、宗教仪式用纸钱、纸衣、纸帐、纸伞、纸花、纸帽、纸棺等等，名目繁多，有些还有出土实物为证。这里拟逐一作简短介绍。古时较讲究的建筑物窗子，用木条制成图案形的窗格，再以丝绢糊上，既美观，又防风，后以纸糊窗。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二云：“杨炎在中书，后阁糊窗用桃花纸，涂以冰油，取其明甚”，又说：“段九章（字惠文）诗成，无纸，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杨炎（729～781），字南公，曾任中书舍人，德宗（780～804在位）即位，召为宰相。诗人白居易（772～846）《长庆集》（823）卷17《晚寝集诗》有“纸窗明觉晚，布被暖知春”之句，则内府和民间都以纸糊窗。
其次要谈到纸屏风。早期屏风为木板，底下有座，板面髹漆作画，但较笨重。后出现以木框为架以绢帛为屏面的屏风，屏风面上亦可作画。造纸术发展后，屏面便以纸代帛，同样可饰以书画，既美观，又轻便①。为移动方便，又有折叠式屏风。唐诗人白居易一反时俗，在香炉峰下建草堂，内置白纸面屏风二个，称“素屏”，以养其浩然之气。他为此特写《素屏谣》内云：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吾不加一点一划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必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掐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②
此处所说“木为骨兮纸为面”，就是指纸面屏风。当然，像白乐天这样用白纸屏风还是少有的，人们总要在上面作书画来点缀。屏风用的纸应强度较高、幅面较大，由若干层纸糊裱成厚纸板，常用熟纸。纸制屏面不但价廉、轻便，而且破了以后极易修补，这是比用其他屏面材料优越的地方。屏面用纸以楮皮纸为好，唐代多用之。南北朝也可能有纸面屏风，但多用麻纸为面（图4-9）。
南北朝时北方的纸伞，到唐代以后已于中原普及。杜佑（735～812）《通典·职官典》（801）载唐代以伞的颜色区分使用者的身份高下，看来是沿袭了北魏的制度。陶榖《清异录》云：江南〔人〕周则少贱，以造雨伞为业。……日造二伞货之。惟露雨连月，则道大亨，后生理微温。
这是说，南唐时的周则出身贫寒，以造纸雨伞为业。由于阴雨连月，生意兴隆，生活好了些。因此可见这时江南民间用纸伞已极为普遍。
隋唐五代时的纸鸢也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更为推广，成为儿童喜欢的玩具。诗人元稹（779～831）在《有鸟二十章》（810）中写道：
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
去地渐高人眼乱，世人为尔羽毛全。
风吹绳断童子走，余势尚存犹在天。
愁尔一朝还到地，落在深泥谁复怜。①
这位唐代诗人所用文字不多，却将纸鸢形状及儿童牵放时的情景描述得如临其境，特别生动。像过去一样，这时纸鸢也用于军事目的。《新唐书》卷210《田悦传》载，魏博节度使田悦（751～784）于德宗建中二年（781）领兵反叛朝廷，与唐将张伾（约735～805）战于临洺（河北永年），张伾所部被围困，“伾急，以纸为风鸢，〔飞〕高百余丈，过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②。这一次同样是将告急求援信通过纸鸢放出。
据宋人欧阳修《五代史记》所载，后唐庆宗（923～925在位）时，任毫州刺史的李邺（920～950在世）更制成在空中作响的纸风筝。他将小竹笛置于风筝头部，“使风入竹，如鸣筝”③。从而又使纸鸢有了音响效果，“风筝”一词即由此而来。《全唐诗》第九函第七册收有高骈（819～887）的《风筝》诗：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可见在李邺之前的唐末，已有了具有音响效果的纸鸢和“风筝”之名了。
关于以纸作衣服的事例，见唐人陆长源（709～757在世）《辨疑志》，书中说：
大历（766～779）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布〓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
纸衣一般由较厚而坚的楮皮纸缝制而成，或染色或本色。将其揉绉，相当耐折，穿纸衣还可防风寒，而且透气性好。宋以后更为普及，甚至在今天日本还有人以纸为衣者，显然传自中国。如用多层硬纸板，还可制成护甲，供士兵作战护体用。《新唐书》卷113《徐商传》称，唐宣宗时徐商（847～894在世）领兵与突厥作战时，“置备征军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1863？）更称：“南唐（937～957）李方为纸铠，聚乡里义土号白甲军。围师屡为所败。……以薄纸重重作数十叠，一过又一过，至数十叠，则矢凡之力亦已尽矣。虽欲透，亦无奈何①。当飞矢在空中行进一定距离后，其势已弱，纸甲便收以柔克刚之效。既令近战，也有护体作用。纸甲最大优点是轻巧、制作容易，又便宜，因此宋、明时仍在使用。
现时世界各国人员交往中广泛使用的纸制名片（英文为visitingcard，法文为cartedevisite）是中国发明的，但人们很少知道其起源。中国古代没有纸以前，拜访时通报姓名用竹木片，叫“名刺”，上面有姓名、籍贯、官职。宋人孔平仲（约1042～1120年在世）《谈苑》（约1085）卷四云：“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名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至迟从南北朝已有用厚纸板作成者，仍称名刺，或名纸、名帖，至隋唐时已相当普及。
唐人元稹（779～831）《长庆集》卷23《重酬乐天诗》有诗曰：“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即指纸制名片。一般宽二、三寸，有红、白二色。诗中所说黄叔度应是东汉的黄宪（75～122）。《后汉书》卷83《黄宪传》称，黄宪字叔度，才高而德崇。又，唐时姑苏（今苏州）有人建小池塘，自比镜湖，而镜湖又称陂湖，为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于会稽、山阴（今浙江）交界处所建大型蓄水工程。元稹诗中引用此二典，意在讽刺当时一些不自量力的人，有的以名片炫耀，自比东汉的黄宪，如同以姑苏池塘比作东汉镜湖那样。后世有人也常以名片自夸，才气、名声不大，名片却作得很精致，而且自吹自擂一番。
唐代长安街市上有专门为人制作纸制名刺的商店，生意相当兴隆。五代后周时人王仁裕（880～956）《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有平康坊，..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前述孔平仲《谈苑》卷五还说，唐代李德裕（787～850）于武宗（841～846在位）时任宰相期间，很讲排场，人们到他那里要呈上门状通报，同意后才能见到：“唐李德裕为相，极其贵盛，人之加礼，改具衔，侯起居之状，谓之门状”，门状实亦即名片。名片于唐代传到日本，直到今天日本语仍用“名刺”（めいし，meishi）这个汉字称呼名片，虽然发音不同。
四 剪纸、葬仪品、包装纸、卫生纸、汇票、纸牌
南北朝时的剪纸，到唐代又进一步发展，不但用于室内装饰，还用于葬仪之中。1964年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刀形唐墓中，出土人形剪纸，由七个人形连在一起，年代为盛唐至中唐（650～759）。将七个人形剪纸作葬品，含有为死者招魂之寓意，称为人胜（图4
10）。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由来已久。梁朝人宗懔（约500～563）《荆楚岁时记》（550）中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采为人”，剪成的纸人数目也恰好为七。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为避“安史之乱”，从郃阳县向西北行至彭衙城，历尽艰苦。天色已晚，在当地投宿，受到主人殷勤接待，遂写《彭衙行》（755）诗，诗中说：延客已矄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②。
将剪纸与折纸技术结合而制成的纸花（图4-11），也在唐代出土物中发现。纸花由色纸通过剪裁、折叠和拼接而成，粗看起来颇似真花，插入瓶中四季新鲜，增加室内美感。20世纪初，斯坦因在甘肃获得敦煌出土的几件唐代纸花③。这种纸花在新疆也偶而出土。
中国古代葬礼和婚礼同样隆重。先秦及秦汉时，常将死者生前所用物葬于墓内，同时将金属货币随葬，希望供死者地下享用，借以表达其家人之哀思。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以后，由于纸的普及，用纸制成鞋、帽、衣、车马等代替实物，或火化，或放入墓内，葬风为之一变，这是一种进步现象。用纸制成金属货币代替物，称为冥镪或楮钱，可避免将真正铜钱埋入墓中。唐人封演（约726～790）（《封氏闻见记》（约787）卷六《纸钱》条云：“今代送葬，为凿纸钱（图4-12），积堆如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卒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纸〕钱送死”①。唐代僧人释道世（614～678在世）《法苑珠林》（668）卷48云：“剪白纸钱，鬼得银钱用；剪黄纸钱，鬼得金钱用”。释道世又说：“楮钱出殷长史，王玙用以祠祭”。
《新唐书》卷109《王玙传》称，王玙（697～760年在世）为道教徒，“玄宗在位（713～742），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王〕玙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王〕玙专以祠解中帝意。……汉以来，葬丧皆有埋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神，至是玙乃用之”②。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已以楮钱代替铜钱入葬，而至唐开元时，因玄宗好道教、神仙事，祭祀使王玙乃加以推广。唐人王定保（870～945？）《唐摭言》称，唐初王勃（648～675）曾为老叟焚阴钱十万。白居易（772～846）《长庆集》卷12《寒食〔节〕野望吟诗》云：“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张籍（约767～830）《张司业集》卷一《北邙行》云：“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巢衔上树”。少量纸钱可用黄纸折叠，以剪刀剪成。大量纸钱则以一刃口锋利的铁制钱模用力打在若干层纸上，古时叫凿钱。一般多用黄纸凿钱。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明清以至近代。
1964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64TAM34号墓）曾出土纸钱③。在这以前，斯坦因在新疆唐代墓葬（667）中也发现一连串的剪纸冥镪④。自唐代以来近千年间为葬事及祭奠耗去大量纸张，虽非用好纸，然为造此“火纸”，植物资源遭到无端浪费。政府有时禁止，但在民间仍禁而不止。不过以纸制品代替丝绢及金属实物送葬，还是比较节约行为。
上述新疆64TAM34号墓还同时出土纸冠、纸鞋（图4-13、14）和纸腰带等，纸腰带应是纸衣的残留物，其他墓内还有纸枕、纸褥等，所有这些都着色，画上图案花纹。这些纸制品其实活着的人也可用，如前所述，既然唐代人有穿纸衣的，亦未尝不会有戴纸冠、盖纸被者，宋代人尤其如此。只有纸鞋似乎不切实用。因当时新疆地区为节省纸张，这些纸制品多由旧纸作成，包括唐代废旧文书纸。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第73TAM506号墓还出土8世纪时葬有尸体的纸棺。据原发掘报告说，此纸棺以细木杆为骨架，再在骨架上“糊以外表涂红的故纸，无底”。“死者置于一片糊以故纸的苇席上，再罩以纸棺（图4-15）。纸棺所用故纸，大部分是天宝十二至十四年（753～755）西、庭二州一些驿馆的马料收支帐①。”其外观形状与一般木棺是一样的，前高后低。这种纸棺是中国迄今仅见之一例。但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少见的葬具“未必即是独创，内地其他地区当时或许也有，只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没有能保留到今天”②。隋唐五代还普遍以纸包装各种物品，除一般货物、商品、用品外，食物、药物、茶叶等饮食用品也用纸包装。如1964年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中药成药萎蕤丸（文物编号64TAM30∶9）重46.3克，外包白麻纸。唐代卫生纸用量很大，法国东方学家雷诺（JosephToussaintReinaud，1795～1867）曾收集9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在中国和印度的旅行记，其中载有一阿拉伯人851年的报道说：“中国人不注意清洁，大便后不用水洗，而只用纸擦①。”这倒记录了唐人用卫生纸之事。阿拉伯旅行家是从伊斯兰教徒习惯看卫生纸的，其实阿拉伯人后来也一改旧习，用起大便纸了，这毕竟既卫生又简便。我们还可补充说，671～695年访问印度的唐代高僧义净（635～913）《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中提到“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②。”这里也是谈的大便纸。
可以说，在大唐帝国，纸和纸制品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日常必用物。现在要谈的是，供死者在地下用的楮钱，真的成为活人在经济流通领域中的交换媒介，此即唐代开始的“飞钱”。这是后来影响整个人类经济生活的伟大革命的开端。正如后面要谈到的，纸币是中国人发明并最先应用的。关于“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载：“宪宗（806～821在位）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到京师（长安），委钱（存钱）〔于〕诸道进奏院（各道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请禁与商贾飞钱者③。”
这段记载说明，在唐宪宗时期，当商人在京师将货物买出后，如果不愿意自己携带大量金属货币回去，可将货款交给要去的某道驻京办事处（进奏院），或某军府、节度使在京代表，或某富家（今天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家”）那里，换取一纸票券，叫文牒。载明存款人姓名、钱数等，由双方画押盖印。并将文券分为两半，一半交存款人，另一半寄回某道。商人到达该处后，凭文券合券校核无误，便可取回原来的存款。有的商人在各道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也经营这种业务。因此用合券存取钱的办法，可使存款人“轻装趋四方”，故称“飞钱”或“便换”。这很类似现在的支票或汇票，当然各道进奏院或商号经营此业务不是免费的，要收取少量的汇费，由于便利，人乐为之。这看来颇便于商业的发展。但因后来政府部门以此向商人“贷钱”（实为掠夺），引起不信任，京兆尹（首都的行政长官）遂奏而废止。飞钱约始于宪宗元和四年（809），为日后宋代发行正式纸币“交子”开启绪端。
现时各国流行的带有图案的纸牌，也是中国发明的。这种纸牌古时有不同名称，经历各种演变。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称为叶子戏，可能从骰子戏演变出来。唐人苏鹗（850～930年在世）《杜阳杂编》卷下云：“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出嫁），宅于〔长安〕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①。
但《旧唐书》卷177称，同昌公主于咸通十年（869）嫁给进士出身的起居郎韦保衡（？～873），因此同昌公主与韦氏家族的人玩叶子戏应当在869年。北宋人李昉（925～996）《太平广记》（978）卷136引《咸定录》曰：“唐李邰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骰子迭，谓之叶子戏”②。可见唐代民间也有这种游戏，欧阳修（1007～1062）《归田录》（1067）卷二说：“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宋初）犹然。..昔杨大年好之，仲待制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时亦有此二格③。可见不但欧阳修年幼时玩过纸牌，比他长一辈的杨亿（字大年，974～1020）及其门人仲简也都玩过。仲箭字畏之，官至天章阁待制，真宗（998～1022）时为左正言，历任知制诰，判国吏馆阁侍制。
清人赵翼（1727～1814）《陔余丛考》（1750）卷33《叶子戏》云：“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物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纸牌以厚重纸板制成，上面画有图案及文字，雕版印刷术发展后则图案、文字印于纸板上。唐代纸牌游戏之所以称为叶子戏，可能与印刷术发展后书籍形式由卷轴装改为册叶装有关，这样的书也叫叶子，但与作纸牌游戏的叶子戏名同而实异。卡特指出：“纸牌和骨牌无疑都起源于中国，这两种游戏都以骰子为背景，……由骰子过渡到纸牌与由写本卷子过渡到印本书籍，是同时发生的④。”此语言之有理，因此唐代时已有印成的纸牌，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节 造纸、施胶技术的革新和匹纸、硬黄纸的制造
一 精工制浆和细帘抄纸技术
我们对各种隋唐纸的化验表明，这一时期的麻纸，尤其皮纸纤维分散度普遍有所提高，纤维束少见，纤维交织较紧密而均匀，表面较平滑，而且薄纸不时出现。唐代写经纸厚度一般在0.05～0.14毫米之间，个别为0.15～0.16毫米，再厚的少见。而魏晋南北朝纸厚度多在0.15～0.2毫米之间，0.1毫米以下的薄纸不多见。因此隋唐纸比前一阶段纸在厚度上减少二倍多。欧洲人甚至在18世纪还造不出像唐代那样薄的麻纸。我们已多次指出，造厚纸易，而造薄纸难，尤其造麻料薄纸更难，而我们已多次看到唐代的麻料薄纸，厚度都小于0.1毫米。
在楮皮纸、桑皮纸及藤纸中，薄纸更多。麻纸之所以难于制成薄纸，因为麻纤维平均长度大于其他纤维。例如大麻纤维多长15～25毫米，苧麻为120～180毫米，而楮皮纤维多长6～9毫米，桑皮纤维14～20毫米，黄瑞香皮纤维3～4毫米。只有将纤维用机械-化学方法处理，使之变短，再配成稀薄纸浆，才能抄出薄纸。麻纤维本来就很长，使其长度减少10～20倍，势必要加强蒸煮及舂捣过程，可能要反复操作。但即令作到这些，还不一定保证造出薄纸，因为还有其他技术制约因素：如还需有精细的纸帘、高超的抄纸技术及将半湿的纸揭开并烘干的技术。在揭纸过程中能保证其不破，是一门技术诀窍。这门诀窍已被唐代纸工熟练掌握了。
从西北及中原地区所产纸的帘纹观之，南北朝时还残存的织纹纸帘在隋唐时几乎不见了，所有的纸都由帘条纹纸帘抄造，而且大部分地区用竹帘。根据我们对历代近百种古纸帘纹的实测，其中帘条纹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①粗帘条纹，每纹直径0.2厘米；②中等帘条纹，每条直径0.15厘米；③细帘条纹，每条直径0.1厘米；④特细帘条纹，每条直径0.05厘米①。从编帘技术上看，编粗条帘容易，而编细条帘困难。帘条粗细程度，又往往与对纸的粗细程度的技术要求有直接关系。如果要求纸既薄又紧，就必需用中等帘条或细帘条竹帘抄纸。在唐以前的纸中，中等及细帘条帘纹甚为少见，主要是粗帘条帘纹。隋唐时代始见有中等帘条帘纹，甚至是细帘条纹，同时也有粗帘条纹，是二者并存并由粗帘条帘向细帘条帘过渡的阶段。这正反映出这时纸浆质量已迈出一个新的台阶。
随着造纸技术的演进，帘纹逐阶段而且定量地由粗向细演变。这可以说是中国造纸技术史中的一条明显的发展规律。有趣的是，各历史阶段抄纸器中纸帘帘条直径的递减，伴随着成纸纤维长度的递减与纸浆性能指标的提高。这条规律当然不会载之于任何古代文献，是我们从各历史阶段所造古纸的系统研究中导出的。
与历代纸帘帘条直径逐渐变小的趋势相反，纸帘高度、长度及总有效面积则逐代加大。这条规律也以定量的方式体现。纸帘的加大，意味着所造纸张幅面的加大。造小纸易，而造大纸难，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纸幅的加大以较小的量变形式表现；而到隋唐，尤其唐末及五代，纸幅加大由量变积累发展到较大的突变，再往下至宋元则出现了质的飞跃，即量变超过寻常变动幅度，表现为跳跃式的发展。纸的幅面逐阶段加大，除有造纸技术领域的内在原因外，也还与历代度量衡制度演变的外因有关。以长度单位尺而言，基本上是逐代加大。汉代1尺＝23.1厘米，魏晋1尺＝24.12厘米，隋唐1尺＝31.1厘米，而宋元1尺＝30.72厘米②。因此，同是“尺牍”规格，汉代直高为23.1，晋代为24.12，唐时便是31.1厘米。就纸的直高而言，这种递增以较小的量变方式进行，横长变化较大些。我们对几十种隋唐时期写经纸及文书用纸作了幅面测定。比较完整而易测的是纸的直高，因为直高是典籍制度规定较明确的。在所得测量数据中加以归类，直高大体上可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小型纸：直高25～26厘米（相当唐尺8寸）
（2）中型纸：直高27～29厘米（相当唐尺9寸）
（3）大型纸：直高30～31厘米（相当唐尺1尺）
就我们所见隋唐纸中，直高以上述前两种类型者居多，即小型纸与中型纸。横长数值一般为36～55厘米，相当唐代1.2～1.6尺；个别有达到76～86厘米者，接近唐代2.5～3.0尺。
又晚唐写本《般若波罗蜜经》横长近94厘米，已快到1米了，相当唐代3.5尺。具体情况详见本章表4-1。五代十国时因国家未统一，各个政权所辖地区度量衡制度不一，用纸尺寸参差不齐，相差较大，无法加以归纳。其中小纸有高14.6，大纸高达30厘米，相差二倍。此时各地纸的质量也高低不齐。
二 巨幅匹纸以及五色斑纹纸的制造
特别要指出的是，唐代后期能造出巨幅纸，有一匹绢那样长，确是造纸技术史中的一项创举。五代时人陶榖（903～970）在《清异录》（约950）中说：“先君（陶涣）蓄纸百幅，长如一匹绢，光紧厚白，谓之鄱阳白”。
陶榖之父陶涣为昭宗（860～903）时人，任过刺史，其藏纸大概制于此时。据《汉书·食货志》云，“布帛广二尺一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汉尺4丈＝9.6米，纸是否有这么长，要打个折扣。如将“长如一匹”当作定性形容词，那也至少有一丈长，即至少3米。在唐代技术水平下，这样的纸是可以造出来的。
北宋人苏易简（93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也说：
江南伪主李氏，常较举人毕，放榜日给会府纸一张，可长一丈、阔一尺，厚如缯帛数重（层），令书合格人姓名。每纸出，则缝掖者（富贵者）相庆，有望于成名也。仆顷使江表，睹坏楼之上，犹存千数幅①。
此处李氏指南唐主李昇（937～943在位），南唐所属宣州、歙州、常州、信州、池州和抚州等地，都是我们在上一节列举的原唐代全国闻名的造纸中心，资源丰富，纸工荟萃，因而在继承唐末造巨幅纸技术基础上造出高一尺、长一丈（31.1×311厘米）的榜纸。可以说中国9～10世纪造出3米长的纸，是个新的世界记录。南唐归附北宋后，苏易简因公出差至南京，曾亲自在南唐内府旧楼上看到这种匹纸仍尚存千数幅，可见当时曾大规模生产过这种纸，而为此后宋代造匹纸积累了经验。为此需编巨型竹帘，准备大纸槽。估计至少要六名抄纸工同时提帘，两边各站三人，面对面地协同操作。所用原料当为楮皮，为增强大幅纸的强度，自然要将纸抄得厚重一些。总之，造巨幅纸要解决一系列相关的技术问题，要用专门特制的设备，如纸帘和纸槽（图4-16）。
唐代还造出一种五色斑纹纸，很奇特，制造过程中向纸浆中配入着色装饰剂。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847）卷六写道：曾任右司员外郎的兰陵（今山东峄县）人萧诚（683～751年在世），“善造五色斑文纸”，造纸时间在开元（713～741）年间。这种纸的形制及制法如何呢？古书未加以说明，实有探讨之必要。
首先，“五色斑纹纸”从字面上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指五色彩纸，每种纸上都有斑纹；二是指在本色（白色）纸上有五色斑纹。从调色原理及技术上来看，应当是指第二种场合。因为在五色彩纸上呈现与纸色不同色调的斑纹，而又收到视觉上的美感，比较困难，要配制成许多种色调的着色剂，操作起来也麻烦。而在白纸上呈现五色斑纹是很容易的，也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实际上中外各国后来制造的这类纸，也主要使白纸上出现斑纹。其次，“五色斑纹纸”中的“斑纹”是不规则的线条纹，而不是“斑石纹”或者云石纹或大理石纹，至少在我们看到的版本中没有“石”字，这说明此纸不是云石纹纸（marblepaper）。
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纸呢？我们认为，五色斑纹纸是在白纸上呈现不规则分散的五色斑纹。同时在这一前提下，还可有两种理解：一是在白纸上同时出现五色斑纹，二是在白纸上分别出现一种彩色的斑纹，比如红、蓝、绿、紫、黄等色。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因此彩色斑纹在纸上以变化多端的方式呈现出来。从工艺技术上来分析，五色斑纹纸的制造方法是，事先配成各种不同颜色的染液，一般要求淡色，太深则刺眼；将已捣细的造纸用植物纤维洗净后晒干，以上述染液染成不同颜色；染好后，将少许有色纤维放入纸浆中搅匀，再行捞纸，则白纸上便呈现出不规则分散的有色斑纹。注意，必须控制配入的有色纤维不可过多，否则便喧宾夺主了。仔细想来，这种纸的制造原理与晋代侧理纸、苔纸或发笺的制造原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配入纸浆中的填料颜色更加丰富多彩。因植物纤维着色力很强，不必担心将有色纤维放入纸浆会污染其他白色纤维。前已指出萧诚曾以野生麻纤维造纸，此处又提到他善造五色斑纹纸的具体方法，这就证明他不但是初唐时期一位书法家，还是位造纸技术家。
三 植物粘液在抄纸中的应用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唐代用麻料、皮料造薄纸的技术诀窍。前面已从抄纸竹帘结构及纤维分散度以及纸浆均匀度的改善作了分析，这些还只是抄薄纸的必要条件，此外更要采取其他技术措施。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用拆合式活动帘床抄纸器捞薄纸，纸浆中除水及纤维外没有其他成分，那么抄出一张张湿纸并先后堆积起来后，经压榨去水，再使半干半湿之纸一张张揭下，以便烘干时，困难便出现了。因为半湿的薄纸一揭就破，甚至难以揭开。西方纸工为此长期苦恼，于是他们在湿纸间垫上一层毛布，一层布、一层纸，可避免揭破湿纸。
笔者在欧美手工纸作坊中就看到这种作法，但太费时间了。中国人传统造纸从来不用此法，而是将从植物中提取的粘滑液体掺入纸浆中。湿纸靠无色的植物粘液增加润滑性，因而易于揭开而不破裂。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纸药水”或滑水。宋人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1210）说：“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纸〕则粘黏，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①。这就一语道破了纸工揭纸技术的秘诀。我们在上一章论魏晋南北朝造纸时指出，这时以植物淀粉糊剂混入纸浆。除含有纸内施胶的技术效果外，还兼有润滑剂的作用，使湿纸易于揭开。我们的模拟实验还表明，造厚重麻纸时纸浆内不加任何东西，也可将湿纸揭开而不破裂。但造皮纸或薄纸时，就要另加植物粘液。由于魏晋南北朝已有皮纸及薄纸出现，因此料想这时已向纸浆填加了植物粘液。隋唐五代时，皮纸和薄纸（薄麻纸和薄皮纸）生产进一步发展，更应填加植物粘液，除淀粉糊之外，已采用另外材料。
用植物粘液作纸药填入纸浆，是造纸技术史中一大革新，也可说是一项发明。其技术效果是多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像周密所说，使湿纸有润滑性而易于揭开，从而造出薄纸。隋唐时采用什么植物粘液呢？文献记载不多，但1901年维也纳植物学家威斯纳化验斯坦因在新疆发掘的唐代文书纸时，发现纸内除含有淀粉剂之外，还有从地衣（lichen）中提取的胶粘物质。西方专家们多注意到用淀粉剂作施胶剂的技术重要性，而不太注意用地衣的技术含义，因为他们从没有用过它，也没有用其他植物粘液的经历和历史传统，在读过威斯纳的化验报告后，至今很少有什么反应。可是中国人对此则十分敏感，我们知道地衣（Lichenes）是由菌类（fungi）与藻类（algae）共生构成共同体的类群，因含有地衣聚糖（lichenin），其水浸液有粘滑性，实际上是一种植物粘液。地衣聚糖俗名苔淀粉（mossstarch），其化学式为（C6H10O5）n。因此可以说，至迟从唐代起已实现从淀粉向植物粘液的过渡。用植物粘液的综合效果是：①改善纤维在纸浆中的悬浮性，减少絮聚现象；②增加湿纸纸面的润滑性，揭纸时不致揭破。作薄纸的技术奥妙即在于此，纸工们将这种植物粘液称之为“纸药”，是很恰当的。纸在施用此药后，就不会再发生“纸病”了。有了用淀粉剂的经验后，再改用天然的植物粘液，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中国境内含有粘液的植物有很多种，各地都有，最广泛用的是锦葵科的黄蜀葵（Abelmoschusmanihot），本章第一节已指出隋唐五代时用锦葵科的木芙蓉造纸，用该科的黄蜀葵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这就直接导致良好的植物粘液的发现。我们认为唐代时除地衣外，至少还用上黄蜀葵植物粘液。
四 施胶技术的革新
为适应书法、绘画诸种需要，唐代明确将文化用纸区分为“生纸”与“熟纸”，就像将丝绢分为生、熟那样。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就指出唐代生、熟纸的功用。他在讲装背书画时写道：“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宋人邵博（约1103～1158）《闻见后录》（1157）卷28云：“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事故不用”。我们认为所谓生纸，是直接从纸槽抄出后经烘干而成的纸，未作任何加工处理，而熟纸是对生纸作若干加工处理后的纸，或在纸浆中加入某种制剂后形成的纸。
一般说，两种纸都可用于写字，但在若干具体场合则各有其用。例如对纸本书画裱背时，张彦远主张用生纸，因为用熟纸裱背，他日必皱起，此为行家之言。但作工笔设色人物、花鸟画时，要用熟纸，就像韩滉画《五牛图》那样，生纸则必不可。人们日常生活中练字或起草作品时，可用便宜的生纸，各种日常生活用纸制品也如此；但内府用文书、敕命及皇家御藏图书具有长期保存价值，而且必须书写工整，则宜用熟纸。广义地说，熟纸包括各种技术加工纸，如经砑光，施胶、加蜡、填粉、涂布等等工序制成的纸；狭义说只指经染色、施胶或单纯施胶的纸。作这种处理的主要目的是用人工方法阻塞纸面纤维间的无数毛细孔，改善纸的品质和形象，以便在运笔时不致因走墨而发生洇染或作画时发生颜料的漫浸。唐代人对纸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正表明造纸技术已达到新的发展水平。
《新唐书》卷47《百官志》列举内府各有关部门都设有熟纸匠、装潢匠若干人，专门从事使生纸变熟的工作。例如掌出纳帝命的门下省有装潢匠一人，掌图书、教授生徒及朝廷制度沿革的弘文馆，有校书郎二人、学生38人、潢匠8人。掌天子执大政、总刺省事的中书省，有装制匠一人。掌修本朝史的国史馆，有熟纸匠6个。掌经籍图书的秘书省，有熟纸匠10人、装潢匠10人。掌两京经籍图书、教授生徒的崇文馆，有楷书手10人、熟纸匠及装潢匠各一人。可见内府三省三馆共有熟纸匠17人、装潢匠21人，共38人。《唐六典》卷8～10及26也有同样记载。在各省馆行政编制中的熟纸匠，要将生纸加工成适于工笔手书的合乎要求的熟纸，由楷书手抄写后，再由装潢匠装裱成卷子本书。后来日本国政府机构中也设有熟纸匠、装潢匠，无疑是效法唐制。各地方政府部门和民间用纸，大体上也是如此。
唐代使生纸变成熟纸，一般要经过施胶、染色和加蜡、填粉等技术处理。施胶包括用淀粉糊剂在纸浆或纸面上处理，也可以动物胶代替淀粉剂，作强化施胶。关于用淀粉作施胶剂，早在魏晋南北朝已开始，隋唐只是沿用旧法，从出土文物中可看到许多实物标本。但其缺点是纸面易皱起，于是唐代纸工改用动物胶，克服了这一缺点，是一项重要技术革新。最常用的是明胶（gelatin），由动物的皮、骨、韧带、腱等与水共沸而得到的一种朊，成分中含有各种氨基酸，无色，溶于热水。为使其胶粒有效地分散，还要加入明矾Al2（SO4）3·3H2O作沉淀剂。可以将胶矾涂布于纸面，亦可加入纸浆中直接捞纸，与使用淀粉剂的方法是一样的。
宋人米芾《十纸说》（约1100）指出：“川麻不浆，以胶作黄纸，唐诏、敕皆是。”就是说，四川产的麻纸不用淀粉剂施胶，而用动物胶施胶，并染成黄色，唐代皇帝的诏书、敕令用纸都是如此。这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记载。动物胶的应用，是施胶技术中的革新，近代造纸业就采用这种技术。而在唐代时，四川益都（今成都）所造的麻纸是唐中央政府规定用的主要公文纸之一。四川白麻纸解入京师后，施胶矾的任务便落入熟纸匠肩上，他们要根据楷书手的要求作适度施胶，过度与不及均不可。当唐人严格区分生、熟纸概念并作出胶矾纸的六百多年后，欧洲人1337年才始用动物胶作纸的施胶剂①。中国文人并不偏爱的胶矾纸，在欧洲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这是因为欧洲人用羽毛笔和墨水写字适用于这种纸，所以反而普及。而唐代则是淀粉与胶矾两种施胶剂并存时期，至宋以后，胶矾纸才更普遍发展，主要是因绘画上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术的需要。
隋唐时生产的各种染色纸大大超过前代，尤其以黄纸用量最大。敦煌石室写经纸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纸有白有黄，而白纸居多，但唐人写经几乎全用黄纸。非宗教界人士也喜欢用黄纸，如唐人李濬《松窗杂录》称，“内起居注，率以五十幅黄麻纸为一编”。清人李调元（1734～？）《诸家藏书簿》卷三著录有唐人“欧阳询（559～641）黄麻纸草书《孝经》，“文勋有一轴黄麻纸，李阳冰（约721～791在世），少时书。”唐人写经卷尾有时还写出装潢手姓名。宋代人姚宽（1105～1162）《西溪丛语》（1150）云：“予有旧佛经一卷，乃唐永泰元年（765）奉诏于大明宫译，后为鱼朝恩（722～770）衔，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我们在敦煌写经中也多见类似情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贞观廿二年（648）十二月十日国诠写《善见律》卷末就标出“用大麻纸七张二分”、“装潢手辅文开装”。该纸直高22、横长53厘米，即唐代0.7×1.7尺，此为当时大纸之尺寸。又不列颠博物馆藏《妙法莲华经》（S2573）尾款为：“咸亨四年（673）九月十七日，门下省群手书封安昌写，用纸廿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①。我们前面提到的门下省中的装潢手，现在有了具体姓名。此经由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制，经六道审校，所有人姓名均书写无遗。研究唐代熟纸，当以此为标本。
五 硬黄、硬白纸和彩色蜡笺的制造
唐代黄纸中有一种经加蜡处理过的加工纸，名曰“硬黄”或“黄硬”，最为名贵，属于蜡质涂布色纸，用后世的术语说是蜡笺或黄蜡笺。这是唐代新推出的加工纸，唐人对此曾有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谈到书画装背时写道：“汧国公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赵国公李吉甫家云，背书要黄硬。余家有数帖黄硬，书都不堪”②。
此种硬黄纸外观呈黄或淡黄色，以手触之有清脆之声，比一般纸硬而光滑，故名，多以好纸加工而成。用这种纸宜于写字，当然不宜于作书画本幅纸裱背用，因此宰相李吉甫家这样做时不利于保护书画本幅纸，张彦远所藏数帖皆不堪，是可想而知的。好纸要派上好用场，方见其妙。彦远的记载可谓经验之谈。关于此纸之制造，南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集》（1240）云：“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蘗，取其辟蠧。今世所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
此话言之有理，乃以纸鉴定法书年代之一例。东晋时没有硬黄纸，二王何以在此纸上挥毫？必为后世人仿写无疑。宋人张世南（1195～1264在世）《宦游纪闻》（1233）卷五写道：“硬黄〔纸〕，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毫厘必见”③。
此纸之所以为人们看重，因其质地硬密，光亮呈半透明，防蛀抗水，颜色又美观，确可谓唐纸中之上品。这种纸在唐代除用于书写外，还用以摹拓汉、晋法帖，后世人用作书画卷轴引首。
1965年，笔者根据唐代硬黄纸实物以古法作模拟实验。我们在手工纸坊中以白麻纸为试样，用黄柏汁染成淡黄色，再以黄蜡涂布，更以细石砑光，试制硬黄。所得产物经实用后证明，既可供书与，也可供摹拓。我们的挥笔经验显示，如以清水研墨，写字时易于滑笔，墨迹不易连贯，必须用皂荚水或肥皂水或碱水研墨，方可流利运笔。想唐人亦当会如此。
清代人金埴（1730～1795在世）《巾厢说》（约1765）引孔宏舆《拾箨余间》，还提到唐硬黄纸“长二尺一寸七分，阔七寸六分，重六钱五分，纸质之重无逾此者”。因纸上加蜡，故稍重，但比蜡纸重的还有涂布纸，并非蜡纸最重。硬黄纸寿命很长，经历千年后，犹如新作，这类实物不少。北京图书馆藏开元六年（718）道教写经《无上秘要》卷52（楮皮纸）、龙朔三年（663）皇甫智岌写《春秋谷梁传·桓公第三》（皮纸）即是硬黄纸。又初唐（7世纪）写本《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廿四卷》（桑皮纸）也是硬黄纸（图4-17）。又辽宁博物馆藏传世王羲之《万岁通天帖》唐摹本，用硬黄纸摹拓。我们所见年代可定的唐硬黄纸，多制于初唐至中唐之间（7～8世纪），唐末、五代时少见，其起源可追溯至隋。因而遇到这类写经，即令没有年款，从纸料上亦可大致进行断代。这是从纸料对文物断代之另一例。
唐代还有一种供书写用的白蜡笺，也堪称良纸，一般称为蜡笺。我们不妨亦可称之为“硬白”，以与硬黄对应。米芾《书史》卷上所说“又有唐摹右军帖，双钩蜡纸”，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所说“好事者常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讲的都是这类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旧题吴彩鸾写《刊谬补缺切韵卷》，是传世的珍贵古籍写本。它是否为吴彩鸾所写，颇成问题，但从字迹鉴定，当为唐人手笔是没有疑问的。此纸双面加蜡、砑光，纤维束少见，纤维匀细，形制与硬黄类似，但比硬黄厚二倍，没有染成黄色。仔细观之，这种厚纸用手工纸坊中所说“单抄双晒”方式制成的，即将两层湿纸一起揭下烘干脱水而成，因而可以揭为两张，并非一张厚纸。
当然，唐代硬白纸中也有薄纸，否则就不能用以钩摹汉晋法帖。如《历代名画记》卷二所说，用蜡纸拓摹古人书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迹。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唐世因有蜡纸，对人们学习汉晋及当代名家法书提供有利条件，对促进这个时代书法艺术发展是有帮助的，但也由此引起后世人以假乱真的误会，为文物鉴定带来某种困难。于是宋人赵希鹄才说：“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对此我们还可补充说：“宋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竹纸，皆宋人仿书，非真迹”。道理是一样的。这种蜡质涂布纸，具有防水性，有多方面的用途，在欧洲直到1866年才出现这类纸。蜡纸的制造可能受南北朝时油纸的技术启发，二者都有抗水性及半透明性，但油纸一般不适于书写。因此唐人摹拓古人法帖以及使重要典籍防止受潮而损坏的需要，促进了蜡纸的制成。
应当指出，蜡笺除黄白二色外，当然亦可有其他各种颜色。这种纸也有出土实物可寻，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空穴内发现一批五代至北宋的纸本文物。其中包括用泥金写的《妙法莲华经》一部，引首《经变图》为泥金工笔绘画，略设色，纸直高25.2、横长34.2厘米，正文纸直高27～27.6厘米，横长51.5～55.5不等。该写经卷二尾部用墨题为：“大和辛卯（931）四月十八日修补记”，此为五代十国时吴（919～936）的年号①。经纸为碧色，经化验为桑皮纸，而且是“经过加蜡砑光的加工纸，纸面坚实，经测定紧度可达0.96克/立方厘米”。纸上纤维平均长6.38毫米②。其颜色我们认为是用靛蓝染成的，与后世所谓磁青纸是类似的。既然此写经于大和三年（931）经过修补，则经纸的制造及写经年代当早于此。从纸上书法风格看，当为唐世作品。总之，此蓝色蜡纸与硬黄用同一方法制成，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其他颜色的蜡纸在隋唐、五代时当然也极易制得。
第四节 纸的加工技术
一 粉蜡笺、流沙笺、金花笺
在制成蜡笺以后，唐代纸工又将蜡笺技术与魏晋南北朝时的填粉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制成在纸面填加白色矿物粉的蜡笺纸，或日粉蜡笺。这可称之为双料涂布纸。北宋人米芾在《书史》中著录了“唐中书令褚遂良《枯木赋》，是粉蜡纸拓”，“又说”智永《千文》，唐粉蜡纸拓。书内一幅麻纸是真迹”③。褚遂良（596～658）贞观廿二年（648）任中书令，为唐书法大家。智永（560～620在世）为隋书法家，王羲之七世孙，出家，后以写真草《千字文》名世。由于二人的书法作品在唐代受高度重视，所以人们肯用最好的粉蜡纸作响拓，以供欣赏、学习。唐代粉蜡纸的制造从技术上分析，当是将白色矿物细粉涂布于纸面，再施蜡，最后砑光，因而兼收粉纸与蜡纸的优点，是一种创新之举。粉蜡纸与蜡纸的明显不同是纸的白度增加，表面更加紧密，但透明性有所减，因此要用“响拓”。张世南解释这种方法时写道：“响拓，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粉蜡纸与单纯粉纸不同处，在于它比粉纸表面更为光滑，而且抗水性增加。粉蜡纸比较厚重。
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986）卷四谈到一种流沙纸，其加工技术十分有趣：
亦有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琉离可爱，谓之流沙笺。亦有煮皂荚子膏并巴豆油，敷于水面，能点墨或丹青（颜料）于上，以薑揾（触）之则散，以貍须拂头垢引之则聚。然后画之为人物，砑之为云霞及鸷鸟翎羽之状，繁缛可爱，以纸布其上而受采焉①。“流沙笺”是何形制？过去很少有较合理的解释。为了理清其形制，不能只从纸名望文生义，而应分析其加工步骤。钱存训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大理石纹纸或云石纹纸（marblepaper）②但未作进一步解说何以是此种纸。我们很同意他这一结论，愿补充说明理由。根据苏易简的，描述，这种纸可由两种着色剂染出纹理，一是用染料与淀粉糊，二是用墨或颜料。但对操作过程及原理却语焉不详，只提到“以纸曳过令沾濡”这个关键步骤。
我们作了模拟实验后，认为具体操作手续应当是，置一比纸面大的木槽，内盛2/3体积的清水，然后用毛笔尖蘸上浅墨汁或其他颜色的染液少许，滴入水槽正中间（图4-18）。垂直轻轻吹动一下，墨汁或染液便在水面扩散，如同向水中抛入石头那样，形成许多同心圆波纹。最初是圆形，逐步呈椭圆形，这时将纸覆于水面沾湿（“以纸曳过令沾濡”），于是有色波纹着于纸上，阴干后即成流沙纸。波纹形状可任意变化，如稍微吹动一下水面，波纹便呈现不规则的云状，就象大理石纹或漆器中的犀皮那样。为了控制染液液滴在水中扩散，将染液或墨汁与面糊配合以提高稠度，使波纹均匀扩散，亦可将墨汁或染液与皂荚子、巴豆油配合，达到同样目的，同时也令有色波纹易于附着在纸面上。苏易简还提到使波纹在水面扩散和收缩的方法。
操作时注意之点是：（1）要用较为厚重的纸，均匀摊平于水面，否则有的部位没有波纹。（2）染好后，沿垂直方向提纸，不可倾斜；（3）墨汁或染液宜淡，颜色不可太浓，这样纹理显得自然而美观。用笔蘸汁时不可过多。用毕，将笔用水冲洗，再蘸汁染下一张。实验表明，不一定用皂荚子及巴豆油，只要使染滴在水面均匀扩散并使纹理着于纸面即成。如用两支笔同时滴入两滴，则波纹形状更为变化多端。
这种流沙纸加工技术后来在日本平安时代（806～1189）的仁平元年（1151）以后于越前（今福井县）武生町一带发展起来，称为“墨流”（すみながしsuminagashi）③。我们认为流沙纸至迟在唐代已经有了。凡是到过沙漠地区的人就会看到，大风，过后沙子被吹成层层云状，一层叠一层，“流沙纸”一名可能就由此而来。中、日两国不同名称都反映此纸的形成过程的不同侧面。西方这种纸出现甚晚，过去认为云石纹纸（marblepaper）可能是1550年波斯人的发明，直到1590年这种纸才最初由波斯引入欧洲①。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中、日两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制成这类纸。
我们前面提到流沙纸的纹理还很像漆器中的一个品种即“犀皮”的纹理（图4-18），虽然制造方法不同。古代纸工很有聪明才智，不断更新纸的加工手法，还常常借鉴其他技术部门艺人的装饰技术。因此隋唐纸工还吸取了漆工和绢织工的一些装饰技术手法，将金银片和金银粉装饰在纸面上，构成珍贵的艺术加工纸。这种纸叫金花纸、银花纸，或洒金银纸、冷金纸、冷银纸等。为了使贵金属的光泽夺目，所用纸地多为红、蓝等各种色纸。以金花纸为例，其方法是将金打成很薄的金箔片，再剪成无数细小碎片。再在色纸上刷以胶水，将金片放在筛筐内均匀撒在纸上，平整纸面。也可将胶水与染液配在一起，用刷子刷在纸上，再向上面洒小金片，平整纸面。因而这类纸必然也是施胶纸。一般只单面撒金或银，有时双面都以贵金属装饰。所用的纸多是较厚重的皮纸，纸面要求平滑，纤维必须高度分散，这样才能使金片易于胶结在纸表上。金花纸似乎不会出现于更早期，因为那时还不能提供合乎要求的纸地，皮纸产量也不大，而且隋唐以前也未见有关记载。由于这种纸较昂贵，常用于上层官府及富贵人家。
唐人李肇《翰林志》记录了内府在什么场合下应当用这类金花纸：
凡将相告身（任命状），用金花五色绫纸，〔钤〕所司印。凡吐蕃赞普（西藏地方统治者）及别录，用金花五色绫纸，上白檀香木，珍珠瑟瑟、钿函银锁。回纥可汗（新疆地方统治者）、新罗（朝鲜）、渤海王（东北少数民族区域）王书及别录，并用金花五色绫纸，次白檀香木，瑟瑟钿函银锁。诸蕃军长、吐蕃宰相、回纥内外宰相、摩尼（可能指阿拉伯帝国使者）以下书及别录，并用五色麻纸，紫檀木、钿函银锁，并不用印。南诏（云南）及大将军、清平官，用黄麻纸，出付中书奉行，却送院封函，与回纥同。
同时还规定存放金花纸文书的封缄器的不同规格，可见唐代各种规章制度已十分完备。此外，后妃、公主、亲王及内阁重要成员、各道节度使等，在公事文书中用五色金花绫纸。五代、北宋之际的乐史（930～1007）在《杨妃外传》中称，唐明皇与贵妃赏牡丹于沈香亭，上命梨园〔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诗三首。”这是说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与贵妃杨太真（719～756）赏牡丹花时，赐诗人李白（701～762）金花纸，令写诗。唐政府并没有规定民间不许用金花纸或生产这类纸，实际上有条件的人家在喜庆日子（例如结婚）里仍使用。米芾《书史》卷上更载“王羲之《玉润帖》，是唐人冷金纸上双钩摹”，甚至在书法领域也用金花纸，取其华丽。明人高濂（约1533～1613在世）《遵生八笺》（1591）说：新疆地区的高昌国（531～640）亦有五色金花纸，有描金山水图者。这无疑是从中原传过去的，既说明高昌与中原的密切关系，又说明唐初还有用泥金描绘的五色金花纸。唐金花纸在宋代还传世。
由于经济繁荣，隋唐时将不少黄金以各种方式投在纸上（图4-19）。北宋人景焕（约930～990在世）《牧竖闲谈》（约975）说唐时有十色笺及“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其中“金沙纸”可能指在色纸上撒以金粉，就像撒金片那样；“彩霞金粉龙凤纸”，指在填粉色纸上用金粉画龙凤图，后世称泥金绘龙凤彩色粉笺。这种纸本身就是艺术纸，在上面写字或作画，便锦上添花了。同时还将大片金箔贴在纸上，称为金箔纸，用于各种装饰。1973年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在高昌时期墓葬群中，发现重光元年（620）汜法济夫妇合葬墓中有女人所戴纸帽帽圈，为金箔纸，皮纸纸地，较薄，粗帘条纹，制作精细。纸帽内所糊的纸上有“贞观”二字，为唐太宗年号（627～649）。墓内有高昌重光元年（唐武德二年，620）汜法济墓志铭。这说明夫先死，后来其妻死后合葬于夫墓之中。
还有一种打金箔的乌金纸，用来作碑石拓本，称乌金，拓。明人杨慎（1488～1559）《杨慎外集》（1591）说，“南唐《昇元帖》以匮纸摹拓，李廷珪墨拂之，为绝品。匮纸者，打金箔纸也。其次即用澄心堂纸，蝉翅拂，为第二品。浓墨本为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帖〕》祖刻之上，隋《开皇帖》之下”①。这里所谓昇元帖，指五代时南唐统治者出秘府珍藏历代名人法书，命翰林学士徐铉（917～992）刻帖四卷，每卷后刻有“昇元二年（938）三月建业文房摹勒上石”字样，故名《昇元帖》，又名《建业帖》，刻于北宋《淳化阁贴》之前，在法帖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关于乌金纸的制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章作了生动描述：“凡造金箔，既成薄片后，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凡乌金纸由苏杭造成，其纸用东海巨竹膜为质，用豆油点灯，闭塞周围，只留针孔通气，熏染烟光而成此纸。每纸一张打金箔五十度，然后弃去为药铺包朱用，尚未破损，盖人巧造成异物也。凡纸内打成箔后，先用硝熟猫皮绷紧，为小方板，又铺线香灰撒墁皮上，取出乌金纸内箔覆于其上，钝刀界划成方寸。口中屏息，手执轻杖，唾湿而挑起，夹于小纸之中，以之华（装饰）物。先以熟漆布地，然后粘贴。”我们只需说明，隋唐五代时主要用皮纸而不用竹纸，五代时制造地点在建业（今南京）而不在苏杭。屠隆（1542～1605）《考槃余事》（约1600）卷一《帖笺》又解释说：“南纸其纹竖，墨用油烟以蜡及造乌金纸，水敲刷碑文，故色纯黑而有浮光，谓之乌金拓”。
二 云蓝纸、薛涛笺
隋唐五代人写信、写诗，常用特殊设计的色笺，既美观，使用时也方便。一般说这类纸呈长方形，尺寸较小，写诗16行左右；信笺则稍大些，都有不同颜色。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说，唐人段成式（字柯古，803～863）一日收到温庭筠（字飞卿，约812～870）从襄阳发来的信，写以九寸小纸，向段索彩笺十枚①。段成式在《寄温飞卿笺纸》七言绝句中说：
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裹相思。
待将袍襖重抄了，书写襄阳播掿词。
诗序写道：“予在九江造云蓝纸，既乏左伯之法，全无张永之功，辄送五十枚”②。温庭筠接到纸后，写了《答段柯古见嘲》诗：
彩翰殊翁金缭绕，一千二百逃飞鸟。
尾生桥下未为痴，暮雨朝云世间少③。
问题是段成式在九江（今江西）造的云蓝纸形制及制法如何呢？顾名思义，它一是有蓝色，二是有云状的图形。因而从技术上判断，其制法是先用靛蓝染料配成浅蓝色溶液，再将白色皮纸用这种溶液染成浅蓝色。将色纸捣烂成泥状，用水配成浅蓝色纸浆，放入罐中备用。当抄纸工荡帘捞出湿纸滤水后，将帘床提至另一槽上，再将上述蓝色纸浆倾入此湿纸的适当部位，用手水平地轻轻荡帘，则浅蓝色纸浆在湿纸上流动，形成波浪云状，取下后晒干即成云蓝纸。如果配成不同色调的纸浆，用此法还可在纸面上形成颜色各异的云。云纹所在位置及其颜色由人决定，变化多端。但颜色不宜深。
如果有色纸浆倾在湿纸面后，不是水平荡帘，而是旋转式荡帘，那么便可形成旋涡状的云。荡完后，再加染色纸浆，可形成层层的云，一层压一层。用这种纸可作信笺、诗笺。掌握要领后，操作并不难，但构思则很费心力。其基本原理是让染液在纸面上流动，由其流动轨迹自然形成云状，但这将不是线条纹，而是云片。从审美观点看，不宜将全纸都这样处理，只使局部，如上部或上下两边呈云片，反而更美。后来日本国出现的这类纸也叫云纸（くもがみ，kumogamei）④。这是以纸为素材不借画笔而形成的云彩，真是妙不可言。
历史上有久享盛名的一种唐代诗笺为薛涛笺，又名浣花笺。前者因制作人得名，后者因产地得名。薛涛（768～831）为中唐时的女诗人，字洪度，长安人，幼随父薛郧宦蜀而居成都，工诗，有《洪度集》一卷，已散佚，后人有辑本。她居住在成都东南郊岷江支流百花溪，又名浣花溪，出意以当地麻纸造一种诗笺，以此写诗。元和年间（806～820），她与著名诗人元稹（779～837）、白居易（772～847）、杜牧（803～852）、刘禹锡（772～842）及牛僧孺（779～847）等二十多人相唱和，皆用此笺，因而闻名于京内外。
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送崔珏往西川》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①。描述薛涛笺的颜色为桃红色。五代前蜀（907～924）人韦庄（836～910）在《浣花集·乞彩笺歌》中云：“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闇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红色。”也指的是红色。唐人李匡义（762～822在世）《资暇录》（约780）说：“元和初（806～807），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賸（剩），乃挟小为之。蜀中才子后减诗笺亦如是，名曰薛涛笺”。
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亦称：“元和之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纸〕幅大，不欲长賸之，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裁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
由此可见：①薛涛笺是专为写短诗而设计、加工的；②其颜色为桃红至猩红色；③横长及直高尺寸都小，呈便笺状；④制于元和初年（806～807）；⑤所加工地点在成都东南五里处的浣花溪（今望江楼之南）。关于薛涛笺所用纸料及染料，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章云：“芙蓉等皮造者统曰小皮纸。..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依此，则所用纸为锦葵科木芙蓉（Hibiscusman-ihot）之茎皮所造，而芙蓉花是可以染红的。但元人费著（约1303～1363）《蜀笺谱》（约1360）称薛涛“躬撰深红小彩笺。..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色尔。..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这是说用胭脂染红，但接下费著又写道：“然更梅溽，则〔纸〕色败萎黄，尤难致远”。看来造纸专家宋应星所说甚是，当以芙蓉花或菊科的红花（Carthamustinctoria）染红。
薛涛笺在用纸及染色及款式上都有很强的四川地方特色和薛涛本人的个性。她以写八行短诗称著，故比十六行诗所用之纸，应当小一倍。由于她的影响，蜀中才子也跟着仿行，赋八行诗，而将诗笺裁成小幅。她所在的浣花溪，因而也成为闻名的场所，这里花草竹木茂盛，水清异常，确是造诗笺的好地方。三十年前，笔者来这里调查采访时，仍是此情此景。薛涛晚年从浣花溪迁居离城较近的碧鸡坊，即今成都望江公园旧址。附近有古井旧名玉女津，水极清，后为纪念薛涛，改名薛涛井②，至今仍在。与此同时，浣花溪后又称涛溪，溪上之桥名薛涛桥，足见人们对这位女性诗人兼诗笺作者的崇敬。薛涛笺至宋代仍传世，为文人范成大（1126～1193）所喜爱。宋元明清历代不断仿此笺。甚至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洛杉矶的奥尔森（SusanOlsen）女士在加州南部马里保（Malibo）山区河旁，还以野生植物纤维手工仿制薛涛笺。
因薛涛笺在历史上闻名，引起后人各种说法，如宋人李石（1122～1202在世）《续博物志》卷十载，“元和（806～820）中，元稹使蜀，..薛涛造十色彩笺以寄”。明人屠隆《考槃馀事》（约1600）也说，“元和初（606）..薛洪度以纸为业，制小笺十色，名薛涛笺，亦名蜀笺”。似乎薛涛笺曾染以十色，但这些记载恐不确切。如前所述，此笺“特深红一色”，我们所见仿制品亦如此。之所以有此误会，盖因宋人杨亿（974～1020）《杨文公谈苑》引韩溥诗句“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被当成涛笺。其实这是指宋代四川所产十色笺，“寄来新自浣花头”意思寄来刚从成都浣花溪制的十色蜀笺，“新”指宋代是显然的，因作诗的韩溥（928～1008在世）为北宋初人。这一带造纸自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历代不衰。
三 砑花纸、花帘纸和彩色砑花纸
隋唐五代时人造纸，已想出各种办法使之不但实用，而且具有美感。除以上所述外，还有砑花纸和花帘纸。这两种纸迎光看时都能显出除帘纹外的线纹和图案，这种图案不是靠任何外加材料所形成，而是纸自身所具有的，因之增加了纸的潜在美。砑花纸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压花纸（embossingpaper），其原理是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的印模用强力压在纸面上，结果凸出的花纹着力于纸上，使这里的纤维被压紧，而无花纹之处的纤维仍保持原来的松疏状态，一紧一疏，两相对映，花纹或图案便隐现于纸面。花帘纸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水纹纸（water-markedpaper），其制造基于帘纹形成的原理。就是说，编帘工在抄纸用竹帘编成后，再用粗细不等的丝线或马尾线在竹帘上编出各种花纹或图案，抄出纸后这些花纹图像帘纹那样自然出现于纸面。因为其纹线凸出于帘面，荡帘时这些地方的纸浆比别处稀薄，纤维聚集得较少，而没有纹理的地方纸浆较稠，纤维聚集较多，一稀一稠，两相对映，形成反差，结果花纹图案便出现于纸面。制造花帘纸的纸帘称为花帘，因而有时将纸亦称花帘纸。
砑花纸和花帘纸毫无疑问都是中国人的发明，当造纸术传入其他国家后，制造这两种艺术纸的技术和纸样实物也跟着外传，到了欧洲后，在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成为纸工和用户最为喜爱的东西。特别是花帘纸或水纹纸，直到今天仍用于信笺、公文、纸币、证券之中，在全世界风行。以货币为例，为防止伪钞出现，规定用某一厂家所造特种水纹纸印币，其余人得不到这种纸。因此作伪者即令印刷出与真币类似的币面，并用同样原料的纸，但因作不出同样的水纹纸，仍无以售其奸。现在人们识别大面值货币，首先看隐现的水纹图案，便可立判真伪，道理即在于此。同样，有特种水纹图案或文字的公文纸、重要证券、证书等，也是防伪的有效措施。中国发明的这类纸至今已在各国充分派上用场。
我们先谈花帘纸。关于这种纸的起源问题，过去长时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1907年法国纸史家布里凯（CharlesM.Briquet）在其《水纹纸历史辞典》（Lesfiligranes.Dictionairehistoriquedesmarquesdupapier）一书中说：“人们还不知道，或至少迄今还没有发现早期的中国纸、阿拉伯纸和摩尔纸上有除帘纹以外最早的可靠的水纹。最早的可靠水纹纸是在1282年意大利法布里亚诺（Fabriano）城所造的纸上发现的”①②。顺便说，法文水纹纸papierfiligrané中的fil-igrane，可能导源于意大利文filigrano，为一复合词，由拉丁文filuin（波线）及granum（小粒）组合而成。罗曼语系中的西班牙文filigrana也有同样字形。我们不否认意大利于13世纪出现了欧洲最早的水纹纸，不过与中国相比仍为时过晚。
这里想从文献和实物两方面讨论这个问题。明人杨慎《丹铅总录》（1542）引唐太宗诗句“水摇文蠲动，浪转锦花浮”后写道：“唐世有蠲纸，一名衍波笺，盖纸文（纹）如水文也。”“衍波”意思是很多波纹，衍波笺即花帘纸，因其纸帘上编有很多波纹，故“纸文如水文也”。陈元龙（1652～1736）《格致镜原》（1735）卷37《文具类·纸》引《直方诗话》云：“宋萧贯梦至一宫殿，见群女如神仙。一人授贯纸曰：‘此衍波笺也’”①。肖贯（979～1059在世），字贯之，为北宋初人，及进士第后累官兵部员外郎。说明唐时的衍波笺经五代至北宋仍持续生产，比萧贯稍早年代在世的李建中（945～1013），曾以衍波笺挥毫。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建中《同年帖》（图5-5）经我们检视，即为帘花纸，下一章将再作介绍。这类水纹纸在中国古代多用作信笺，就像段成式所造云纹纸那样，用以寄情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1282年意大利的水纹纸虽在欧洲最早，但与古老的造纸大国中国一比，仍晚出一千多年。有趣的是，中西方命名这种纸时都含有“波”字，意大利文filigrano可译为“细波”，然与“衍波”一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种纸此后直到清末，中国一直生产，而且真的用于证券上了。笔者在山西省博物馆所见清代“票号”纸即为花帘纸。
砑花纸在隋唐五代时也不间断地出现。李肇《国史补》（827）卷下所说“蜀麻面、屑骨、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②中的鱼子笺，是历史上有名的砑光纸，产于四川，至北宋时继续生产。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谈到四川造砑花纸时写道：“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今剡溪亦有焉”③。这是说，先以细布用面浆胶之，使其劲挺，再以强力向纸面上压之，则纸上隐现出布的经纬纹纹理，其交叉所形成的小方格如同鱼子，故曰鱼子笺，又称罗纹笺。其实在早期造纸过程中曾用过织纹纸模抄纸，即将织物或罗面用木框架绷紧，以之捞纸，形成之纸也具有织纹。但这种抄纸器因效率不高，又是固定式，不及离合式活动帘床抄纸器有效，后来便逐渐淘汰了，只在边远少数民族使用。到了唐代，在普遍用帘床抄纸之后，又将这类早期织纹作为装饰之用，而又不能用帘床抄纸器产生，于是用砑花技术来实现这一目的。罗纹纸在宋以后历代仍依旧制造。用这一原理可使纸上隐现更为复杂的图案、文字。
五代人陶榖（903～970）在《清异录》（约950）中记载：“姚子姪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板上，乃沉香〔木〕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绣奇细，号砑光小本”。
查《旧五代史》（974）卷92《姚传》，姚（866～940）字万真，长安人，举进士，任后梁、后唐及后晋三朝要职，其子名姚惟和。姚惟和与其兄弟在姚府第内造出可称为历史上最精美的砑花纸。姚所事三个短期王朝都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则其府第也应于此，造纸时间大约在934～936年。他们以带有香味的沉香木为雕版，先由画师画出山水、树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等画稿，再由刻工按画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将雕版置于纸上强力压之，则所有图画或钟鼎文都显现于纸面，迎光视之，十分精美。我们可将此称为无墨印刷，即无须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图案呈现于纸上。如果使用的是彩色纸，则更为美观。在欧洲，造砑花纸则是产业革命以后的事，1796年汉考克（JohnGregoryHancock）因造砑花纸而获第一个英国专利④。
四 久负盛名的南唐澄心堂纸
五代十国时期的造纸技术成就是不能低估的，这是唐代技术的延续。这里要谈的是出现于南唐（923～936）的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澄心堂纸。据北宋人陈师道（1053～1103）《后山谈丛》的记载，澄心堂本是南唐创立者烈祖李昇（888～943）节度金陵（今南京）时宴居、读书、批阅文件的日常活动场所。至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位时（961～975），因工于诗词、书法，设官局监造佳纸供御用，遂取名为澄心堂纸。此纸当时只供御用及颁赐群臣，外间很少见到，及南唐灭亡，宫人自宫中携出高价出售，到北宋文人士大夫手中后引起重视。
从宋人诗文集中我们看到很多有关记载，例如刘敞（字原父，1019～1068）《公是集》云：“去年得澄心堂纸，甚惜之。辄为一白，邀永叔诸君各赋一篇，仍各自书，藏以为玩。故先以七言题其首”：
臂笺弄翰春风里，斫冰析玉作宫纸。
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
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故府得百枚。
欧阳修（字永叔，1007～1062）从刘敞那里得到十枚后，再分赠梅尧臣（字圣俞，1002～
1060）。梅尧臣《宛陵集·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中以下列诗描述此纸：
昨朝人自东郡来，古纸两轴缄縢开。
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
蜀笺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还可咍。
书言寄去当宝惜，慎勿乱与人剪裁。
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
澄心堂中唯此物，静几铺写无尘埃。……
于今已逾六十载，弃置大屋墙角堆。
与此同时，宋敏求（字次道，1019～1079）也从南唐内库中得到澄心堂纸，再赠梅尧臣百枚，梅又于《宛陵集·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中云：
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
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觅。
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
浸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
而今制作已轻薄，比于古纸城堪嗤。
古纸精光肉理厚，正事好事亦稍推。
五六年前吾永叔，赠予两轴今宝之。
是时颇叙此本末，遂号澄心堂纸诗。
我不善书心每愧，君又何此百幅遗。
梅尧臣后将澄心堂纸样若干赠给潘谷（约1010～1060在世），由后者进行仿制。潘谷字伯恭，歙州人，造墨精妙，又能造纸。仿制成功后，又赠梅尧臣300枚。潘谷赠纸样时作诗说：
永叔新诗笑原父，不将澄心纸寄予。
澄心纸出新安郡，腊月敲冰滑有馀。
梅尧臣得潘谷仿制澄心堂纸后，也赋诗说：
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
予传澄心古纸样，君使制之情意馀。
自兹重咏南唐纸，将令世人知首尾。
蔡襄（1012～1067）《文房四说》云：“纸，李主澄心堂为第一，其为出江南池、歙二郡。”
北宋诸名公如刘敞、欧阳修、梅尧臣、宋敏求等人咏澄心堂纸诗相当多，并对之给予高度评价，因而此纸名声大振。其中梅尧臣的诗从造纸技术角度看来最有启示性，我们此处主要转引梅诗。他当时还对澄心堂纸产地及制法作了调查，并以诗的形式作了简介，同时还请人仿制，使此纸不致失传。梅尧臣在这方面是有心人、热心家。
综合有关史料，我们得知澄心堂纸是南唐后主李煜于961～970年下命监造的御用书画用纸。开宝八年（975）宋太祖令曹彬（931～999）领十万大军攻南唐并破金陵，后主李煜降宋，被遣至汴京。曹彬入城后严禁士兵杀掠，因此澄心堂宫殿保留完好，内库封存，那时还有澄心堂纸数千幅积存于内库墙角之中。大约从1043～1045年后，澄心堂纸从库中散出，刘敞以重金得百枚，赠欧阳修十枚，欧又分赠梅尧臣二枚。此后宋敏求又以重金得数百枚，赠梅尧臣百枚，梅又将纸样赠潘谷。潘在歙州依样作了大量仿制品，再回赠梅尧臣三百枚。
南唐澄心堂纸造于歙州和池州（今安徽歙县及贵池），原料是楮皮。这种纸的特点是极其洁白、表面平滑如玉版，又很受墨，纸质厚重、坚韧。与唐代著名的蜀笺和剡藤纸相较，比前者更坚挺而耐久，比后者更厚实而受墨，在质量及适用性方面超过此二纸，因此澄心堂纸被蔡襄评为纸中第一品。在制造过程中当精工细作，排除楮皮料上残存的任何青皮屑，反复蒸煮与舂捣纸料，并经自然漂白（日晒）、反复漂洗，用重抄法或单抄双晒法制成厚纸。抄纸时间在冬季，以腊月敲冰水配制纸浆。这是有深层技术考虑的，因为冬季水中无微生物及其他杂质。水凝成冰再经融化，是一种提纯过程。同时用冰水配浆使纤维分散效果更好，所加植物粘液之稠度不致下降。当然抄纸工要将双手深入冰冷的纸浆中抄纸，也是艰苦劳动，须在纸槽旁置一炭火盆，手冻时随时烘烤一下。将半湿纸烘干时，采用极为平滑的烘面，再小心揭下，将两面砑光。由于采取这些技术措施，澄心堂纸才在诸纸中占居首位。
因南唐澄心堂纸传世较为稀少而名贵，而人们又都喜爱，因此从北宋时（1041～1045）已有仿制，此后历代直到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仿品不断出现。我们读古书及鉴定古纸时，宜注意五代真品及宋、元、明、清后世仿品之别，不可均称为“澄心堂纸”。明人曹昭（约1354～1410在世）《格古要论》（1388）卷九称：“澄心堂纸，宋朝诸名公及李伯时画多用澄心堂纸。”此处所说李伯时指宋代大画家李公麟（1049～1106）。按公麟晚生于梅尧臣47年，他在世作画时，南唐纸早被先辈们分光，他不可能拥有此纸，何况梅诗中有“幅狭不堪作诰命”之语，这样幅度纸不堪作画，故其所用必为仿品。屠隆《考槃馀事》说：“尝见宋板《汉书》，..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也必指仿品，断不可能将“百金市一枚”的南唐纸用作宋版书副页的。谢肇淛《五杂俎》（1616）卷12《物部四》称，欧阳修起草《五代史》时用澄心堂纸。其实欧公手中当时只有两枚为南唐所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概因澄心堂纸名气太大，人们总习惯将宋名家墨迹说成以此纸挥毫。不过各代仿品，总以前代纸为样，归根到底以南唐纸为本。从后世仿品也多少可见南唐纸的踪迹。观察仿品，可知南唐澄心堂纸幅不大，约33×40厘米，略呈斗方形，纸厚约0.4毫米，当然是加工纸。历代仿制过程中，力图作得精细，因此澄心堂纸在历史上起着推动造纸技术发展的作用。
在黄河中下游先后出现了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和后周（951～960）五个连续的朝代，史称“五代”（907～960）。在长江中下游至岭南，则出现了并列的十个政权，即吴（淮南，919～937）、南唐（江南，937～957）、前蜀（四川，907～925）、后蜀（四川，934～965）、荆南（924～963）、吴越（浙江，908～978）、闽（福建，933～945）、楚（湖南，926～951）、南汉（广东，916～971）、北汉（山西，950～979），史称“十国”（907～976）。隋唐五代总共达379年（581～960）。其中处于统一局面的隋唐占326年（581～907）。五代十国虽然政权不少，但多是短期的，这个分裂局面其实只达57年。
隋唐期间由于政治统一，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各民族融合基础上已从恢复转向大发展阶段，长江流域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开发，已接近黄河流域的发展水平，且有继续上升的势头。这个时期真正实现了两大流域的经济结合为一体的优势，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这种结合的纽带之一。在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各个部门都获得均衡而全面的发展，任何一个领域比前代都有新的突破。在宗教和人文科学方面，情况同样如此。中外学者一致认为隋唐时期是中国史中的盛世，大唐帝国在整体上是当时世界最繁荣富强、科学文化高度发达和疆域辽阔的无与伦比的大国。英国史家韦尔斯（HerbertGeorgeWel
s，1866～1946）认为隋唐时期已先于欧洲近千年“开始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还说：“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鲜明”，以致“中国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①。这个伟大的领先不但表现在政治方面，还表现在科学文化方面。大唐帝国不但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还是最开放的国家，这时中外交通和国际贸易沿着海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而与欧、亚、非三大洲各国进行广泛交流。首都长安往来各种肤色、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人，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寺院，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由于隋唐制定科举制度，平民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仕途，因而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唐统治者虽不排除其他宗教，但特别推重佛教和道教，使其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化教育和宗教事业都要求用大量纸抄写各种读物，而社会上写本的供应量越来越满足不了需要，从而引起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使用雕版一次可印刷千万份同样字体和内容的读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造纸生产。因而隋唐五代是中国造纸术的进一步发展阶段。这时造纸原料比魏晋南北朝时品种还多，各种皮纸产量突然增加，产纸区域遍及南北各地和少数民族区域。纸制品用途不断扩大，遍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在改善纸的性能、改革造纸工艺和设备方面也取得新成就，同时又出现新的加工技术，造出一些在历史上名贵的纸。总之，像所有其他技术部门一样，造纸业在隋唐五代时期得到全方位的新发展，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同时，中国造纸术还从东、西、南几个方向传到日本、新罗、阿拉伯和印度、尼泊尔等东亚、东南亚和西亚各国。这是中国造纸史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正如以下各节将要证明的，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在造纸技术领域l内又完成一些较为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革新，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第一节 皮纸、藤纸的发展和竹纸的兴起
一 藤纸的发展
造纸原料来源的增加，从中国造纸技术史角度观之，是反映造纸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某种新原料的引用常常伴随一套新的工艺过程的出现。隋唐五代所用原料，根据文献记载和对该时期古纸的分析化验，计有麻料、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和竹纤维。这显然比魏晋南北朝时又增加好几种，竹纸在这时初露头角，而其制造很难，势必要发展出一套新的工艺过程。当然在这些原料中，麻料仍是主要的，但非麻类原料用量比前代显然增加，传统麻纸这时受到皮纸的有力挑战，不但在产量上，而尤其在质量上，皮纸与麻纸在争夺着主导地位。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麻纸的垄断地位，在隋唐期间已无法再维持下去。用野生植物纤维造纸，成为这一时期兴起的新的技术趋势，这种趋势到下一个宋元阶段已形成主流。当然，这一时期除用单一种原料造纸外，还出现比前代更多的混合原料纸。值得注意的是，用废纸回槽造再生纸的技术，也起于此时，因为在宋代这种技术已相当普遍了。
唐代造麻纸时，除用破布外，还直接用野生麻的生纤维造纸。唐人张彦远（834～894年在世）《法书要录》（847）卷六及唐人窦臮（760～820在世）《述书赋》（约790）卷下都记载说，开元年间（713～741），萧诚（683～751在世）用西山野麻和虢州（河南灵宝）土穀造五色斑文纸。按萧诚为唐代书法家，与另一书法家李邕（678～747）为同时代人。李邕常不赞许萧诚的书法，有一次他自己写字后诈称古帖，对李邕说此为“右军真迹”，李邕信以为真，于是萧诚以实相告。从此李邕佩服萧的笔力。由此可见萧诚不但工书法，还善于造纸。他用野麻生纤维造纸，比用破布造纸要增加好几道工序，包括对生麻沤制脱胶，强化蒸煮及舂捣过程等，但因原料取之即来，整个生产成本大为降低。中国野生麻纤维资源丰富，如田麻科的田麻(Corchoropsistomentosa)和夹竹桃科的罗布麻(Apocynumvenetum)等，都可造纸①。发现用野麻造纸，确是开辟原料来源的一个有效途径。由萧诚使用的这一方法，直到20世纪还为后人所沿用，其中某些还可造出高级纸。古代用野麻造纸所用工序与造皮纸相类似，进一步打开人们的技术思路。
从晋代兴起的藤纸，在南北朝似乎没有多大发展，但在统一后的唐代达到全盛时期，而且产地已不再限于剡县。例如宋人欧阳修（1007～1072）《新唐书》（1061）卷31《地理志》载“婺州贡藤纸”、“杭州余杭县贡藤纸”。婺州属江南东道，在今浙江金华一带。唐人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814）卷26更载开元时婺州贡藤纸、元和（806～820）时信州（今江西）贡藤纸（卷26），同书卷27又载杭州余杭县由拳村出好藤纸”②。李林甫（约686～752）《唐六典》（739）卷三《户部》注称衢、婺二州贡藤纸。由此可知唐代时产藤纸的地方有剡县、余杭、婺州、衢州及信州，前四处在今浙江，而信州在今江西，产地比晋南北朝时增加。由于唐代藤纸品质很高，被皇帝用于宫中，亦作为高级公文纸。唐人李肇（791～830在世）《翰林志》（819）说：“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慰抚军旅曰书，用黄麻纸；..凡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因而陆羽（733～804）在《茶经》（约765）卷二《器用》节写道：“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茶也③。
这是说，好茶要用白而厚的浙江剡县（今嵊县）产的藤纸包起来供烘烤之用，以免走味。唐代诗人顾况（727～815）《剡纸歌》中描写剡藤纸时写道：
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
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
按顾况贞元初（785）召为校书郎，迁著作郎。五年（789）贬饶州司户，后隐居茅山，其《剡纸歌》当作于隐居之时。诗人喜欢用藤纸，还不只顾况，据五代人陶榖（903～970）说，他父亲陶涣（860～923年在世）曾收藏有白居易（字乐天，772～846）的墨迹二幅，纸上有小黄印，印文即说用剡藤纸。陶榖在《清异录》（约965）中写道：“先君畜白乐天墨迹二幅，〔纸〕背之右角有长方小黄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纹纸，臣彦古等上”。由此可见，白居易所用的纸是由彦古献给皇帝的剡藤纸，可能还是一种砑花纸，再由皇帝赐给诗人白居易。明代人徐应秋（1568～1624年在世）《玉芝堂谈荟》（约1620）卷28因而说“白乐天墨迹有印文曰‘剡溪月面松纹纸’。”
由于唐代官府和私人多用藤纸，遂引起主要产区剡溪一带藤林砍尽。唐人舒元舆（约760～835）有一次来到这里，看到当时情景后发出感慨，遂写了《悲剡溪古藤文》，文内写道：
剡溪上绵四百五十里，多古藤。株枿逼上，虽春入土脉，他植发活，独古藤气候不觉，绝尽生意。予以为本乎地者，春到必动。此藤亦本乎地，方春且死。遂问溪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纸工，持刀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意藤虽植物者，温而荣，寒而枯，养而生，残而死，亦将似有命于天地间。今为纸工斩伐，不得发生。是天地气力为人中伤，致一物疵疠之若此。异日过数十百郡，佰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予悟曩此见剡藤之死，职由于此。此过固不在纸工，且今九牧士人，自专言能见文章户牖者，其数与麻竹相多..动盈数千百人，人人笔下数千万言，不知其为谬误，日日以纵，自然残藤命易甚。..纸工嗜利，晓夜斩藤以鬻之，虽举天下为剡溪，犹不足以给，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后之日，不复有藤生于剡矣。大抵人间费用，苟得著其理，则不狂之道在。则暴耗之过，莫有横及于物。物之资人，亦有其时，时其斩伐，不为夭阏。予谓今之错为文者，皆阏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错为文者无涯。无涯之损物，不止于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①。
舒元舆写《悲剡溪古藤文》，是他在剡溪见到昔日百里藤林全被斩伐用于造纸而剩下枯木的悲残景后，有感而写的。文内写道，藤像其他植物一样“养而生，残而死”，由于不停地砍伐伤害了藤的生机，使其难以生存下去。尤其一些文人滥用纸墨，动以千万言写无聊文章，耗去大量藤纸，遂造成这种情景。作者认为纸的生产者要砍伐有度，消费者要爱惜纸张，且不可暴殄天物。他以剡藤为例，指出对自然资源及产物的消耗使用要按自然规律行事，“苟得其理，则不狂之道在”。
我们知道，各种藤类是野生观赏植物，其花甚美。以藤造纸，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边砍伐、边栽植，使藤材不断有贮备。如砍伐无度，又不栽植新藤，势必使自然资源耗尽，不但断绝了造纸原料来源，还破坏了周围环境的生态平衡。因此藤纸在唐代达到顶峰后，迅即走向下坡路。这是个历史教训。应当说造纸这个行业与环境保护存在着矛盾，当以野生植物纤维为原料时，纸产量越大，野生植物资源受破坏的程度就越大。某一地特产某种植物纤维适于造纸时，造纸者就应特别保护当地的这种植物资源，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舒元舆的文章从这个角度看，颇有环境保护意识。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看到古今造纸者因不注意资源保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出土与传世的唐代藤纸少见，甚至后世所造者亦不易多得。藤纸一般较薄而发亮光，以手触之有某种声音，与麻纸、楮皮纸显然是不同的。
二 作为国纸的楮皮纸
魏晋南北朝时的皮纸已有出土，但数量仍不算多，隋唐以来皮纸产量突然猛增，既有文献记载，也有实物出土。关于楮皮纸，唐京兆（今西安）崇福寺僧人法藏（643～712）在《华严经传记》（702）卷五载僧人德元事迹，称其“修一净园，植诸榖楮，并种香花、杂草，沈濯入园，溉灌香水。楮生三载，馥气氤氲。..剥楮取衣（韧皮纤维），浸以沉〔香〕水，护净造纸，岁毕方成”②。
然后再用此楮皮纸敬写《华严经》。同书还记载永徽年（650～655）定州（今河北定县）僧人修德（585～680在世）“别于净院植楮树凡历三年，兼之花药，灌以香水，洁净造纸。……招善书人妫州王恭..下笔含香”写《华严经》。由此可见，僧人德元及修德不但自行种楮，还自行造纸。这是他们在寺院内打发时间的好办法。种楮时灌以香水，似乎是不必要的，可能为使楮园内充满香气才有此举。
隋唐时楮皮纸实物不少，如北京图书馆藏隋开皇廿年（600）写本《护国般若波罗密经》卷下用纸，每张直高25.5、横长53.2厘米，经我们化验为楮皮纸，且以黄柏染成黄色，出自敦煌石室①。此纸制造甚佳，纤维交织匀细，纤维束少见，显微镜下见有非纤维素杂细胞，这是皮纸的共同特点。北京图书馆藏唐开元六年（718）道教写经《无上秘要》卷第五十二，经化验也是楮皮纸，染成黄色，表面平滑，纤维细长，交织匀密，细帘条纹，同时表面经打蜡处理，属于蜡笺之类①。经尾题款为：“开元六年（718）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姪道士马抱一，奉为七代先亡及所生父母法界苍生，敬写此经供养”。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唐开元四年（716）《西州营名簿》用纸色白，较薄，直高29.3、横长40厘米，经化验亦为楮皮纸②。日本学者对唐人写经纸的化验也证明其中多黄、白麻纸，但也有楮纸，而且还发现有紫色纸，直高平均24～25、横长44～45厘米，帘条纹粗1.8～2.0毫米③。
隋唐五代时楮皮纸颇为士人见重，因为这种纸较麻纸绵软，纤维细长而发亮光，又能抄成薄纸，表面平滑、洁白，故人们以“绵纸”或“蚕茧纸”予以美称。而不少书画鉴赏家也真以为是由绵料或蚕茧所造，此乃误解。绪论表1告诉我们一些技术数据：大麻纤维大部分长15～25、宽0.015～0.025毫米（或1.5～2.5μ），长宽比为1∶1000；苧麻纤维大部分长120～180、宽0.024～0.047毫米（或2.4～4.7μ）长宽比为1∶3000；而楮皮纤维大部分长6～9、宽0.024～0.028毫米（或2.4～2.8μ），长宽比为1∶290。可见楮皮纤维比麻纤维短而细，容易交织成均匀而紧密的纸，也易于舂细成更短的纤维。同时麻纤维细胞壁较厚，又很长，不易舂得更短。而麻纸又主要由破麻布作成，布由细麻线纺织而成，麻线在织前还要捻制成几股。因而将麻布捣成造纸所用的纤维是很费力的，其中总会有小段的麻线头没有被舂碎，而进入纸浆，这就使麻纸上常有麻线的筋头出现。
麻纸与楮皮纸相比，则表面较粗涩，纸有些硬，不易作成薄纸，因此楮皮纸比麻纸更适于高级书法及绘画之用，是人们从比较及挥毫实践中得出的认识。因而楮皮纸特别受唐代文人青睐，将其人格化，称为“楮先生”。著名文人韩愈（768～821）将毛笔称为毛颖，在《毛颖传》中写道：“颖与会稽楮先生“友善”。唐初的大书法家薛稷（649～713）也将楮皮纸人格化，并对之封为“楮国公”，使其成为“公爵”。据10世纪人李玫（882～947在世）《纂异记》所载，“薛稷为纸封九锡，拜楮国公、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界道中郎将”。所谓“九锡”，指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与的九种器物。魏晋南北朝时，掌政的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薛稷诙谐地将楮皮纸加九锡，拜为楮国公、白州刺史，领万字军，表现他对楮纸的尊崇感情。楮皮纸被唐人尊为楮先生、楮国公后，身价越来越高，甚至以“楮”字代替“纸”字来用，所谓“楮墨”即纸墨，“片楮”即片纸。楮皮纸在诸纸中已处于至高无尚的尊位，楮纸作为中国的国纸当然会大力发展。
三 桑皮纸、瑞香皮纸、芙蓉皮纸和混合原料纸
同样，晋南北朝时不多见的桑皮纸在隋唐时期也多起来了。如敦煌石室出隋末唐初（7世纪初）《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卷》，为染黄纸，每张直高26.7、横长43.5厘米，纸薄，表面平滑，纤维交织匀，细帘条纹，经化验为桑皮纸①（图4-1）。中唐（715～810）写本《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廿四卷》用纸白色，质量与上纸相似，也属佳纸，直高25.5、横长46.5厘米，原料为桑皮②（图4-2）。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唐代户籍簿用纸，白色，纸薄，纤维交织匀，纤维束少，纸上有“敦煌县之印”的印章，亦为桑皮纸②。此外，我们还遇到一些具体原料难以定出，但肯定为皮料纸者，如唐代《波罗蜜多经》色黄，纤维匀细，经淀粉施胶处理，每张直高26、横长44厘米，为皮纸。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总章三年（670）白怀洛借钱契，细帘条纹，白色，略呈米黄色；载初元年（689）宁和才授田户籍，白色薄纸，细帘条纹，直高29、横长43厘米，纸质很好；又高昌义和二年（615）残文书，色白，纸上有“纸师隗显奴”等字。所有这些纸，都是皮纸。我们还发现唐麟德二年（665）卜老师借钱契是麻纤维与树皮纤维的混合原料纸，纸呈白色，薄，表面平滑，是佳纸。传世文物中，唐初冯承素临神龙本（705）《兰亭叙》，也是皮纸；又故宫博物院藏唐画家韩滉（723～787）《五牛图》用纸为桑皮纸。
从唐代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中，还发现用瑞香料(Thymelaeaceae)树皮纤维所造之纸，为魏南北朝所少见。唐人刘恂（860～920在世）《岭表录异》（约890）写道：“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皮，堪作纸，名香皮纸。皮白色，有纹如鱼〔子〕，雷〔州〕、罗州、义宁、新会县率多用之。其纸漫而弱，沾水即烂，不及楮皮者”。
唐人段公路（840～895在世）《北户录》（875）亦称，“香皮纸，罗州多笺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纸，土人号为香皮纸。”此处所说罗州、雷州、义宁、新会，都在今广东境内，唐时属岭南道，节度使驻节于广州，则唐代这一带产栈香树皮纸。但这是一种什么树呢？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卷34《木部·沉香》引唐人苏敬（620～680年在世）《新修本草》（659）曰：“木似榉柳，树皮青色，叶似橘叶，经冬不凋，夏生花白而圆”①。沉香又名蜜香，李时珍又引宋人苏颂（1020～1101）《图经本草》（1061）说沉香“出南海诸国及交、广、崖州”。按柜柳即枫杨(Pterocaryestenoptera)，为胡桃科落叶乔木，又名榉柳，叶互生，树皮呈黑灰色起裂。与此外形类似的栈香树当是瑞香科沉香属的沉香树(Aquilariaagallocha)，为常绿乔木，叶互生，开白花，树皮灰褐色，产于广东、广西及福建，其木质部分泌出树脂，可作香料，韧皮纤维可造纸。同属的白木香(Aquilariasinenis)，又名土沉香，亦产于岭南，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也可造皮纸，除花色为黄绿外，其余形态特征也与古书所描述的栈香树同②。
唐代所造瑞香科植物纤维纸，20世纪初曾在新疆出土。斯坦因在和阗发掘出西藏文佛经残卷，黄色纸，写成年代为8世纪末③。此纸经威斯纳化验，认为由瑞香科植物纤维所造。哪种植物未能肯定，可能是白瑞香(Daphnepapyracea)一类的野生植物纤维①。白瑞香为野生灌木，开白花，故名。它产于中国西南部，茎皮纤维可造纸。瑞香科树木中含有天然香味素，但在造纸过程中香味素已被除去。除非在纸上另加香料，否则此纸是没有香味的。欧阳询之子欧阳通（611？～691）亦善书法，写字时用坚薄、白滑的纸，向纸中加入麝香，名麝香纸②。这种纸确有香味。向纸上喷以香水，也可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其香味。瑞香科皮纸是没有香味的，用于造纸的还有毛瑞香(Daphneodora)、结香(Edgeworthiachrysantha)及黄瑞香(Daphnegiraldii)等，同科属于草本的有狼毒(Stellerachamaejasme)及小灌木荛花(Wikstroemiatrichotoma)。瑞香科植物在中国分布很广，种类也很多。一旦掌握了以植物的韧皮纤维造皮纸的技术，唐代的纸工就会到野外寻找各种原料从事造纸试验，而他们选中了瑞香科植物乃是合情合理之事。奥国人威斯纳的化验，在1968年由德国人哈代斯-斯坦豪泽(M.Harders-Steinhauser)的化验所证实。他也发现敦煌石室唐人写经纸中有瑞香皮纤维，这种纸厚度0.13～0.16毫米，由粗帘条纹纸帘抄造，每厘米有4根帘条，纸面经淀粉剂处理③，就象威斯纳所注意到的那样。
在开辟野生植物造纸原料的实验中，除瑞香科之外，唐人又找到锦葵科(Malvaceae)植物，这也是在南北各地分布很广的，其中不少是从古以来受到人们喜爱的观赏植物。有趣的是，该科植物纤维早就用作制绳索和织物，像麻纤维那样，因之用来造纸，是很自然的。唐代著名的“薛涛笺”，据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研究，就以锦葵科木槿属的木芙蓉(Hibiscusmani-hot)为原料。该书写道：
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靡，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768～831）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④。
木芙蓉花的特点是在一天不同时间内花色改变，陈淏子（1612～1692？）《花镜》（1688）卷三说：“一种早开纯白，向午桃红，晚变深红者..其皮可沤麻作线，织为网衣，暑月衣之最凉，且无汗气”。⑤唐代时四川成都一带盛产芙蓉，至五代时尤甚，宋人赵仆《成都古今记》说：“孟后主于成都四十里罗城上种芙蓉花，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以花染缯为帐，名芙蓉帐。”用木芙蓉茎皮造纸，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为经脱胶后，其所含纤维素高达59.75％。用木芙蓉花染色也是可行的。据陈元龙（1652～1736）《格致镜原》（1735）卷72引《种树书》云，“芙蓉未开，隔夜以靛水调纸，蘸花蕊上。以纸裹蕊口，花开成碧色花，五色皆可染”，尤其易染成红色和粉红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1年维也纳大学植物学家威斯纳在化验斯坦因从新疆发掘的唐大历三年（768）至贞元三年（787）五种有年款的文书纸时，敏锐地观察到其中有用破麻布和
桑皮、月桂（laurel）纤维混合制浆造纸的①②③。我们知道，月桂（Laurusnobilis）为樟科（Lauraceae）常绿乔木，叶互生，树皮呈黑褐色，花为黄色，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各地，其果实含芳香油。既然唐代已制成由瑞香料茎皮纤维为原料的瑞香皮纸，从技术上讲由月桂韧皮部纤维造纸，当没有任何困难。月桂树在外观上与沉香树有某些类似，纸工砍伐造纸原料时，自然也会利用这一资源，从而将皮纸原料又扩及到樟科植物。由于月桂树为江南所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疆出土的唐代混合原料纸当是由内地带到那里去的。将野生树皮纤维掺入破布纤维中，可以降低纸的生产成本，又可改善纸的品质，是一举两得的事。
四 皮纸的制造技术
唐代造皮纸时将原料来源扩大到桑科（Moraceae）、瑞香料、樟科、锦葵科、防己科（Menis-permaeae）和豆科（Leguminosae）等至少六大科木本植物，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鉴于唐代近三百年间皮纸获得长足的发展，根据对唐代皮纸的分析化验成果和模拟实验，有可能将这一时期造皮纸的工艺技术过程理清。下列基本工序是必不可少的（图4-3）：
（1）砍伐→（2）剥下树皮→（3）沤制脱胶→（4）剥去青皮→（5）洗涤→（6）浆灰水→（7）蒸煮→（8）漂洗→（9）再除去残余青皮→（10）切碎→（11）舂捣→（12）洗涤→（13）打槽→（14）捞纸→（15）压榨去水→（16）烘晒→（17）揭纸→（18）整理包装。
由于皮纸原料来自野生植物的生纤维，其木本韧皮纤维中所含果胶（8.84～9.46％）、木素（8.74～14.32％）及其他有害杂质大于破麻布，而且韧皮部外面还包着一层青皮，这些都必须尽可能除去，才能造出质量较好的白纸。为此，当剥下树皮后，先要在水池中沤制一个时间，通过生物发酵作用而除去部分果胶，并使外面青皮层松动而易于剔除。造皮纸最费工时的工序是剥离青皮层，一般用石碾碾之，或以木槌敲击，则皮层渐渐脱落，个别部位要用手去剥除。再放在河水中洗涤，使可溶性杂质及青皮残片随水流走，边洗边用脚踩动，剩下的是较白的皮料。将皮料扎成捆，以石灰水浸透，堆起，放一个时间，使灰水浸透皮料。再放入蒸煮锅中蒸煮，同时再将草木灰水从上淋下。经过蒸煮，木素、色素等杂质成为可溶性深色溶液，而纤维亦受到腐蚀而变软。从锅中取出皮料，放于河水中洗涤，蒸煮液则弃之。皮料洗净后，仍残存少量残余青皮，再彻底剔除，再洗。然后将白皮料叠成束，用刀切成碎块，再用碓捣碎。这是既费时又费力的工序，由壮劳力担任。将纸料捣成细泥状，用手能撕成单个细纤维时，放入布袋或细竹筐中以河水洗之。洗毕，将纸料放入长方形木制或石板制槽中，加水，搅拌，配成纸浆。下一些工序与麻纸同，即捞纸、压水、烘晒等。现将以上所述用图的形式表述如下：
五 竹纸的兴起
唐代纸工对造纸技术史所作出的另一伟大贡献，是研制出竹纸。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竹纸始于晋代之说恐难成立，因为在唐以前既无关于竹纸的可靠记载，又无实物遗存。关于竹纸的最早的可靠记载是从唐代开始的，北宋时的竹纸实物我们已经看到，因此将竹纸起源定于唐代是稳妥的。唐长庆、宝历年间（821～827），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李肇（791～830在世），熟悉本朝掌故，留心艺文。著《国史补》（约829），其卷下《叙诸州精纸》条云：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①。
韶州属岭南道，即今广东韶关市。这一带自古盛产竹，尤其是禾本科的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故其竹纸在唐代已闻名。后至明清以至到近代，韶州竹纸一直保持这一历史传统。唐人段公路（840～905在世）《北户录》（875）谈到广东罗州沉香皮纸时，还顺便指出此纸“不及桑根、竹膜纸”，即不及桑皮纸与竹纸。
唐末（10世纪）时人崔龟图在《北户录》（875）注中补充说，此竹纸：“睦州出之”。睦州为隋时建制，在今浙江淳安，这一带像韶州那样，也以产竹及竹纸而长期闻名。又唐末人冯贽《云仙杂记》（约926）卷三称：“姜澄十岁时，父苦无纸。澄乃烧糠、熁竹为纸，以供父。澄小字洪儿，乡人号洪儿纸”②。烧糠为提供草木灰用，“熁”音穴（xuè），意思是蒸煮，此处也是讲制竹纸。由此看来，9世纪时竹纸已在广东、浙江产竹地区初露头角，至宋以来便大显身手。后来居上。竹纸的出现标志造纸史中一个革命性开端，即以植物茎杆纤维造纸，为后世欧洲机械木浆纸开启绪端。现在世界各国生产的木浆纸，就是用各种木本植物的茎杆纤维为原料的。在唐以前的九百多年间，造纸主要以茎皮纤维为原料，只有造纸术高度发达的唐代盛世，才能开创用茎杆纤维造纸。在这方面，中国领先欧洲达千年以上，因为鲁特利奇（ThomasRoutlege）1875年才在西方第一次以竹造纸成功，在这前一年（1876）在荷兰阿纳姆（Arnhem）城出现一部书题为《以竹为造纸原料》（BamboeenAmpasalsGrondstoffenvoorPa-pierbereiding）的荷兰文小册子，印以竹纸③。
第二节 纸的产地和社会用途的扩大
一 遍及全国的纸产地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南北东西各地在经济、物资和技术、人员方面的沟通以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都空前活跃。畅通无阻的水陆交通网把各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技术信息不再像南北朝时那样受到封闭，较为先进的造纸技术、设备和新原料的引入，能很快传到其他地区，形成全国范围内造纸业遍地开花，产纸区域迅速扩大，从业人员队伍也剧增，同时还有很多业余造纸家。王明先生对隋唐时期产纸区域作过初步统计①，他查考唐人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814）卷26、宋人欧阳修（1007～1072）《新唐书·地理志》（1061）、杜佑（735～812）《通典·食货典》（812）等书记载，列举唐代各地贡纸的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11个州邑，各属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湖南五省。当然，这是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因为只涉及到长江流域的局部地区，没有包括北方各地和少数民族地区。
为了较全面了解唐五代时产纸区域的分布，还要追查其他有关文献。如李林甫（约686～752）《唐六典》（739）卷20《太府寺》条，据作者自注，进纸者有益州（今成都）黄、白麻纸，均州（湖北）大横纸，蒲州（山西）细薄白纸，其余地点与前述重述，不另述。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这里只列出各地精纸品名及产地。其实，产纸区域还应包括长安、洛阳、莱州、江宁、凤翔、沙州、抚州、肃州、西州、幽州、罗州、广州、逻些城（拉萨）、睦州、幽州、剡县、荆州等地。因为东西两京从汉代以来一直是造纸中心，这个地位到唐代不会改变，主要产麻纸。山东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也以麻纸名闻全国，就是近代也还如此。
据我们调查及出土实物研究，甘肃、新疆早在十六国（304～439）时即已造麻纸，唐时还造桑皮纸，西藏造瑞香科皮纸。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从唐代造麻纸，至20世纪60年代仍生产。如前所述，罗州产沉香皮纸，睦州出竹纸。幽州是北方重镇，范阳节度使驻节处，与东北的渤海相接，这里也是产纸区域。同时，我们目光还不应只看到唐代，还要考虑到此后五代十国时各国的用纸需要及对新地区的产业开发。因此唐时不见著录的福建，因与造纸业发达的浙江相邻，在长乐、泉州应当有纸坊，尤其泉州是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唐、五代时大量用纸不可能都靠外地供应。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造纸生产集中地有长安、洛阳、许昌、凤翔（陕西）、幽州（今北京附近）、蒲州（山西永济）、兰州、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莱州（山东黄县）、西州（新疆吐鲁番）、常州（江苏武进）、江宁（今南京）、扬州（江苏六合）、衡州（湖南衡阳）、均州（湖北均县）、荆州（湖北江陵）、罗州（广东廉江）、韶州（广东韶关）、广州（今广州市）、益州（四川成都）、杭州（浙江余杭附近）、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剡县（浙江嵊县）、睦州（浙江金华）、宣州（安徽宣城）、歙州（安徽歙县）、池州（安徽贵池）、江州（江西九江）、信州（江西上饶）、抚州（江西临川）、逻些（西藏拉萨）、长乐（福建福州）、泉州（福建泉州）等36处，分属今陕西、河南、北京、山西、甘肃、山东、新疆、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及福建等17个省、市、自治区（图4-4）。
这个清单仍不敢说是完全的，但大体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的造纸区域分布情况，比前代是有明显进步的。从唐政府要求各地向首都调进的纸数量及拥有纸坊数目来看，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居显著地位，就造纸业而论，这反映了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这四个重点产纸区内，设有政府官营的大型造纸作坊，制作精工，而不惜成本。同时也出现大量私营的中小纸坊，除麻纸外，皮纸、竹纸、藤纸生产作坊多位于原料产区附近，而且必须靠近河边，有充分水源供应。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在西北边远地区（如甘肃）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建立了很多纸坊，除供本地区使用外，还向外国出口。甘肃、新疆纸通过纸张之路向西域各国输出，西藏纸则向尼泊尔输出。总之，这一时期造纸生产区域的地理分布更加合理化。现将地理分布图绘制如下：
二 书写及书法、绘画用纸
唐代所造各种纸主要用途是作书写文化用纸。仅以内府所藏各种图书，一律为纸本。《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就此写道：“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713～741）。其著录者，五万三干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鸣呼，可谓盛矣”。接下谈玄宗在开元年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洛阳）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以抄内府所藏典籍①。同书卷47《百官志》载集贤殿书院有抄书手90人。王溥（922～982）《唐会要》（961）卷35更载逐年用纸量：“大中四年（850）二月，集贤书院奏：大中三年（849）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阙（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张”①。又卷65载“贞元三年（787）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准，贞元二年（786）八月勅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伏请于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
五代后晋人刘㫬（888～947）《旧唐书》（945）卷47《经籍志·序》说：“开元时，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部，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各一本（合抄，其本有正、有副），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近12.6万卷），皆以益州麻纸写”。李林甫《唐六典》卷九亦称：“集贤〔书院〕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分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长安、洛阳）各二本，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一般说，一部书要抄三份：正本、副本、贮本。抄好装订后，按经史子集四部置于甲乙丙丁四库之中，两京分别收藏。
前述849年抄365卷书，需益州小麻纸近1.2万张，如抄12.6万卷再外加副本，其用纸就很大了。由此可见蜀纸产量之大。据元代人费著（约1303～1363）《蜀笺谱》（约1360）所载，“双流纸出于广都（四川华阳），每幅方尺许，品最小、用最广，而价亦最贱。双流实无有也，而以为名。盖隋炀帝（605～618年在位）始改广都为双流，疑纸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纸②。则四川除益州（成都）外，还有别处产纸。广都纸自隋时即有，疑为楮皮纸，因外层青皮未除尽、且纸幅小，又名小灰纸。价格便宜，而用途广。至于益都麻纸，则属上乘，品种很多。前述《国史补》所载麻面、屑末、滑石，当为本色纸；而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当为加工纸。集贤书院所用，为前一类纸。益州至迟在南北朝时已造纸，除麻纸外，也生产楮皮纸。唐内府还向各地征调大量藤纸，前引《唐会要》卷65载787年秘书监一次请调藤纸上万张，而李肇《翰林志》及李林甫《唐六典》又说皇帝用各色（青白黄）藤纸写诏令，可见用藤纸数量也相当之大。
江南西道的宣州（今安徽境内）是个产纸地，《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贡纸，可见现在闻名的“宣纸”，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唐代。宣州下有宣城（州治所在）、南陵、泾县、秋浦、当涂等，但产区可能集中于泾县，因此处靠水，山上楮树较多。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
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③。“宣纸”之名便由此而来，唐代时为好事书画者所用，可见质地之高。因摹拓书画用纸，要求纸质紧密、薄而透明，一般麻纸难以胜任。至于宣纸改以青檀皮为料，乃元明以后之事，可能唐代因砍伐过度，楮树逐渐少了。至于池州、歙州所产之纸，皮纸居多，而北方仍以麻纸为主。
隋唐五代人著书立说及读书人学习、及公私契约文书、往来帐簿等，也用去很多纸。《旧唐书·经籍志》卷上载唐代人“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这五万多卷书要在社会上抄写流通，为士人所用，其耗纸量可想而知。敦煌石室及新疆各地所出各种经史子集书残卷，大多写于隋唐时代。王重民（1907～1972）先生《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详细介绍了这些写本内容，兹不赘述。佛教、道教所用各种写经数量更是惊人，只敦煌石室一处就有三、四万卷，绝大多数是唐人写本。
如果说一般读物不一定用好纸书写，那么书法家和画家对纸的要求则是高的，因为他们需要在纸上从事艺术创造。此处有必要结合实物加以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初书法家冯承素（650～710年在世）临《兰亭叙》神龙本（705）用纸，表面平滑砑光，经检验为皮纸，制作精良，似为桑皮纸。大和三年（829）诗人杜牧（803～852）《张好好诗》，直高24.5、横长87厘米，为北方麻纸，表面虽有纤维束，但平滑。旧题欧阳询（557～641）《卜商帖》，为晚唐或五代摩本，纸白色，制作精良，用麻纸书写。至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873～954）《神仙起居法》手卷用纸，直高27、横长21.2厘米，为麻纸，但制作不精细①。字迹为草书，但用纸不佳令人费解（图4-5、6）。
晋南北朝时纸本绘画出土及传世者都少，但唐以后逐渐增多，这与造纸技术的提高有关。20世纪初，新疆哈拉和卓古墓出土唐开元四年（716）户籍帐，纸的正面是户籍内容，有“柳中县高宁乡”等文字，但背面则有一幅画，可名为树下美人图，设色。1969年新疆吐鲁番县又出土唐代设色花鸟画，直高201、横长141厘米，高2米多，由数纸粘联而成，经我们化验为麻纸。纸呈白色，较厚，可分层揭开，粗帘条纹，表面平滑，涂布白粉，经砑光，是一种粉笺（图4-7）。传世的重要唐代设色纸本画是著名画家韩滉（723～787）的《五牛图》（图4-8），现作为国宝，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画为现中国国内所藏最早的传世纸本名人绘画，直高21厘米，由五枚纸联接而成，每张纸上各画一牛，每牛姿态都不同。其中较大一枚纸为21×30.9厘米，表面平滑，由长纤维作匀均交织，纤维分散度高。1977年，我们借重新装裱之际，对此纸作了检验，检验结果为桑皮纸。表面似有一层硬皮层，可能是事先作了纸表施胶处理。
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847）卷六还著录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约550～604）的绘画作品《法华变》用白麻纸①，但没有传世。可见隋唐时以展子虔、韩滉为代表的画家，继承晋代画家顾凯之的传统，带头以纸为作画材料。不过总的说，唐代在绘画领域内还是帛纸并用阶段，而书法界则基本使用纸，而少用帛。
隋唐时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和宗教经典，都是先写在直高一样的一张张纸上，再粘联一起，或事先将各枚纸联起再写，再用木轴卷起成为卷子本，像魏晋南北朝时那样，这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但我们也看到唐末至五代时另一形式，很像后来册叶装形式，将文字写在较厚纸上，双面书写，再折起来用线装在一起，与现在书籍形式一样，很便于翻检、阅读。
由于原料来源扩大，产地增加，唐代纸生产成本比前代要低，纸价也下降。这可从斯坦因在20世纪初在敦煌一个寺院中发现的唐代（8世纪前后）帐簿中看出。此帐簿文字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加以考释。其中说：
〔正月〕十四日，出钱一百文，买白纸二帖（帖别五十文），糊灯笼卅八个，并补贴灯笼用（no.971）……〔十一月〕十三日，……出钱六十文，买纸一帖，供文历用（no.970）……十二月一日，……出钱一百二十文，买纸二帖（帖别卅五文）、笔两管（管别十五文），抄文历用①。
唐代不同时期和地点的物价变动幅度很大，此处只能从敦煌寺院帐簿本身所记作一比较。当时纸店所售纸有不同规格，每帖售价35文、50文及60文不等。大幅纸每帖可糊19个灯笼，剩余的还可补破灯笼。与笔相比，纸价是便宜的，而一般的毛笔当时是低值易耗品。建中元年（780）绢每匹3000文，以纸代绢糊灯笼当然省许多钱。这种纸买回后，还要涂上油才能使用。
三 糊窗纸、纸屏风、纸伞、纸风筝、纸衣、名片
由于唐代各地纸廉价易得，除作书写、印刷材料外，日常生活用品也常以纸制成，除上述灯笼外，还包括纸扇、纸糊窗格、纸刺（名片）、纸鸢、纸甲、剪纸、宗教仪式用纸钱、纸衣、纸帐、纸伞、纸花、纸帽、纸棺等等，名目繁多，有些还有出土实物为证。这里拟逐一作简短介绍。古时较讲究的建筑物窗子，用木条制成图案形的窗格，再以丝绢糊上，既美观，又防风，后以纸糊窗。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二云：“杨炎在中书，后阁糊窗用桃花纸，涂以冰油，取其明甚”，又说：“段九章（字惠文）诗成，无纸，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杨炎（729～781），字南公，曾任中书舍人，德宗（780～804在位）即位，召为宰相。诗人白居易（772～846）《长庆集》（823）卷17《晚寝集诗》有“纸窗明觉晚，布被暖知春”之句，则内府和民间都以纸糊窗。
其次要谈到纸屏风。早期屏风为木板，底下有座，板面髹漆作画，但较笨重。后出现以木框为架以绢帛为屏面的屏风，屏风面上亦可作画。造纸术发展后，屏面便以纸代帛，同样可饰以书画，既美观，又轻便①。为移动方便，又有折叠式屏风。唐诗人白居易一反时俗，在香炉峰下建草堂，内置白纸面屏风二个，称“素屏”，以养其浩然之气。他为此特写《素屏谣》内云：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吾不加一点一划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必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掐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②
此处所说“木为骨兮纸为面”，就是指纸面屏风。当然，像白乐天这样用白纸屏风还是少有的，人们总要在上面作书画来点缀。屏风用的纸应强度较高、幅面较大，由若干层纸糊裱成厚纸板，常用熟纸。纸制屏面不但价廉、轻便，而且破了以后极易修补，这是比用其他屏面材料优越的地方。屏面用纸以楮皮纸为好，唐代多用之。南北朝也可能有纸面屏风，但多用麻纸为面（图4-9）。
南北朝时北方的纸伞，到唐代以后已于中原普及。杜佑（735～812）《通典·职官典》（801）载唐代以伞的颜色区分使用者的身份高下，看来是沿袭了北魏的制度。陶榖《清异录》云：江南〔人〕周则少贱，以造雨伞为业。……日造二伞货之。惟露雨连月，则道大亨，后生理微温。
这是说，南唐时的周则出身贫寒，以造纸雨伞为业。由于阴雨连月，生意兴隆，生活好了些。因此可见这时江南民间用纸伞已极为普遍。
隋唐五代时的纸鸢也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更为推广，成为儿童喜欢的玩具。诗人元稹（779～831）在《有鸟二十章》（810）中写道：
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
去地渐高人眼乱，世人为尔羽毛全。
风吹绳断童子走，余势尚存犹在天。
愁尔一朝还到地，落在深泥谁复怜。①
这位唐代诗人所用文字不多，却将纸鸢形状及儿童牵放时的情景描述得如临其境，特别生动。像过去一样，这时纸鸢也用于军事目的。《新唐书》卷210《田悦传》载，魏博节度使田悦（751～784）于德宗建中二年（781）领兵反叛朝廷，与唐将张伾（约735～805）战于临洺（河北永年），张伾所部被围困，“伾急，以纸为风鸢，〔飞〕高百余丈，过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②。这一次同样是将告急求援信通过纸鸢放出。
据宋人欧阳修《五代史记》所载，后唐庆宗（923～925在位）时，任毫州刺史的李邺（920～950在世）更制成在空中作响的纸风筝。他将小竹笛置于风筝头部，“使风入竹，如鸣筝”③。从而又使纸鸢有了音响效果，“风筝”一词即由此而来。《全唐诗》第九函第七册收有高骈（819～887）的《风筝》诗：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可见在李邺之前的唐末，已有了具有音响效果的纸鸢和“风筝”之名了。
关于以纸作衣服的事例，见唐人陆长源（709～757在世）《辨疑志》，书中说：
大历（766～779）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布〓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
纸衣一般由较厚而坚的楮皮纸缝制而成，或染色或本色。将其揉绉，相当耐折，穿纸衣还可防风寒，而且透气性好。宋以后更为普及，甚至在今天日本还有人以纸为衣者，显然传自中国。如用多层硬纸板，还可制成护甲，供士兵作战护体用。《新唐书》卷113《徐商传》称，唐宣宗时徐商（847～894在世）领兵与突厥作战时，“置备征军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1863？）更称：“南唐（937～957）李方为纸铠，聚乡里义土号白甲军。围师屡为所败。……以薄纸重重作数十叠，一过又一过，至数十叠，则矢凡之力亦已尽矣。虽欲透，亦无奈何①。当飞矢在空中行进一定距离后，其势已弱，纸甲便收以柔克刚之效。既令近战，也有护体作用。纸甲最大优点是轻巧、制作容易，又便宜，因此宋、明时仍在使用。
现时世界各国人员交往中广泛使用的纸制名片（英文为visitingcard，法文为cartedevisite）是中国发明的，但人们很少知道其起源。中国古代没有纸以前，拜访时通报姓名用竹木片，叫“名刺”，上面有姓名、籍贯、官职。宋人孔平仲（约1042～1120年在世）《谈苑》（约1085）卷四云：“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名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至迟从南北朝已有用厚纸板作成者，仍称名刺，或名纸、名帖，至隋唐时已相当普及。
唐人元稹（779～831）《长庆集》卷23《重酬乐天诗》有诗曰：“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即指纸制名片。一般宽二、三寸，有红、白二色。诗中所说黄叔度应是东汉的黄宪（75～122）。《后汉书》卷83《黄宪传》称，黄宪字叔度，才高而德崇。又，唐时姑苏（今苏州）有人建小池塘，自比镜湖，而镜湖又称陂湖，为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于会稽、山阴（今浙江）交界处所建大型蓄水工程。元稹诗中引用此二典，意在讽刺当时一些不自量力的人，有的以名片炫耀，自比东汉的黄宪，如同以姑苏池塘比作东汉镜湖那样。后世有人也常以名片自夸，才气、名声不大，名片却作得很精致，而且自吹自擂一番。
唐代长安街市上有专门为人制作纸制名刺的商店，生意相当兴隆。五代后周时人王仁裕（880～956）《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有平康坊，..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前述孔平仲《谈苑》卷五还说，唐代李德裕（787～850）于武宗（841～846在位）时任宰相期间，很讲排场，人们到他那里要呈上门状通报，同意后才能见到：“唐李德裕为相，极其贵盛，人之加礼，改具衔，侯起居之状，谓之门状”，门状实亦即名片。名片于唐代传到日本，直到今天日本语仍用“名刺”（めいし，meishi）这个汉字称呼名片，虽然发音不同。
四 剪纸、葬仪品、包装纸、卫生纸、汇票、纸牌
南北朝时的剪纸，到唐代又进一步发展，不但用于室内装饰，还用于葬仪之中。1964年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刀形唐墓中，出土人形剪纸，由七个人形连在一起，年代为盛唐至中唐（650～759）。将七个人形剪纸作葬品，含有为死者招魂之寓意，称为人胜（图4
10）。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由来已久。梁朝人宗懔（约500～563）《荆楚岁时记》（550）中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采为人”，剪成的纸人数目也恰好为七。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为避“安史之乱”，从郃阳县向西北行至彭衙城，历尽艰苦。天色已晚，在当地投宿，受到主人殷勤接待，遂写《彭衙行》（755）诗，诗中说：延客已矄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②。
将剪纸与折纸技术结合而制成的纸花（图4-11），也在唐代出土物中发现。纸花由色纸通过剪裁、折叠和拼接而成，粗看起来颇似真花，插入瓶中四季新鲜，增加室内美感。20世纪初，斯坦因在甘肃获得敦煌出土的几件唐代纸花③。这种纸花在新疆也偶而出土。
中国古代葬礼和婚礼同样隆重。先秦及秦汉时，常将死者生前所用物葬于墓内，同时将金属货币随葬，希望供死者地下享用，借以表达其家人之哀思。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以后，由于纸的普及，用纸制成鞋、帽、衣、车马等代替实物，或火化，或放入墓内，葬风为之一变，这是一种进步现象。用纸制成金属货币代替物，称为冥镪或楮钱，可避免将真正铜钱埋入墓中。唐人封演（约726～790）（《封氏闻见记》（约787）卷六《纸钱》条云：“今代送葬，为凿纸钱（图4-12），积堆如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卒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纸〕钱送死”①。唐代僧人释道世（614～678在世）《法苑珠林》（668）卷48云：“剪白纸钱，鬼得银钱用；剪黄纸钱，鬼得金钱用”。释道世又说：“楮钱出殷长史，王玙用以祠祭”。
《新唐书》卷109《王玙传》称，王玙（697～760年在世）为道教徒，“玄宗在位（713～742），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王〕玙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王〕玙专以祠解中帝意。……汉以来，葬丧皆有埋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神，至是玙乃用之”②。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已以楮钱代替铜钱入葬，而至唐开元时，因玄宗好道教、神仙事，祭祀使王玙乃加以推广。唐人王定保（870～945？）《唐摭言》称，唐初王勃（648～675）曾为老叟焚阴钱十万。白居易（772～846）《长庆集》卷12《寒食〔节〕野望吟诗》云：“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张籍（约767～830）《张司业集》卷一《北邙行》云：“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巢衔上树”。少量纸钱可用黄纸折叠，以剪刀剪成。大量纸钱则以一刃口锋利的铁制钱模用力打在若干层纸上，古时叫凿钱。一般多用黄纸凿钱。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明清以至近代。
1964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64TAM34号墓）曾出土纸钱③。在这以前，斯坦因在新疆唐代墓葬（667）中也发现一连串的剪纸冥镪④。自唐代以来近千年间为葬事及祭奠耗去大量纸张，虽非用好纸，然为造此“火纸”，植物资源遭到无端浪费。政府有时禁止，但在民间仍禁而不止。不过以纸制品代替丝绢及金属实物送葬，还是比较节约行为。
上述新疆64TAM34号墓还同时出土纸冠、纸鞋（图4-13、14）和纸腰带等，纸腰带应是纸衣的残留物，其他墓内还有纸枕、纸褥等，所有这些都着色，画上图案花纹。这些纸制品其实活着的人也可用，如前所述，既然唐代人有穿纸衣的，亦未尝不会有戴纸冠、盖纸被者，宋代人尤其如此。只有纸鞋似乎不切实用。因当时新疆地区为节省纸张，这些纸制品多由旧纸作成，包括唐代废旧文书纸。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第73TAM506号墓还出土8世纪时葬有尸体的纸棺。据原发掘报告说，此纸棺以细木杆为骨架，再在骨架上“糊以外表涂红的故纸，无底”。“死者置于一片糊以故纸的苇席上，再罩以纸棺（图4-15）。纸棺所用故纸，大部分是天宝十二至十四年（753～755）西、庭二州一些驿馆的马料收支帐①。”其外观形状与一般木棺是一样的，前高后低。这种纸棺是中国迄今仅见之一例。但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少见的葬具“未必即是独创，内地其他地区当时或许也有，只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没有能保留到今天”②。隋唐五代还普遍以纸包装各种物品，除一般货物、商品、用品外，食物、药物、茶叶等饮食用品也用纸包装。如1964年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中药成药萎蕤丸（文物编号64TAM30∶9）重46.3克，外包白麻纸。唐代卫生纸用量很大，法国东方学家雷诺（JosephToussaintReinaud，1795～1867）曾收集9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在中国和印度的旅行记，其中载有一阿拉伯人851年的报道说：“中国人不注意清洁，大便后不用水洗，而只用纸擦①。”这倒记录了唐人用卫生纸之事。阿拉伯旅行家是从伊斯兰教徒习惯看卫生纸的，其实阿拉伯人后来也一改旧习，用起大便纸了，这毕竟既卫生又简便。我们还可补充说，671～695年访问印度的唐代高僧义净（635～913）《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中提到“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②。”这里也是谈的大便纸。
可以说，在大唐帝国，纸和纸制品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日常必用物。现在要谈的是，供死者在地下用的楮钱，真的成为活人在经济流通领域中的交换媒介，此即唐代开始的“飞钱”。这是后来影响整个人类经济生活的伟大革命的开端。正如后面要谈到的，纸币是中国人发明并最先应用的。关于“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载：“宪宗（806～821在位）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到京师（长安），委钱（存钱）〔于〕诸道进奏院（各道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请禁与商贾飞钱者③。”
这段记载说明，在唐宪宗时期，当商人在京师将货物买出后，如果不愿意自己携带大量金属货币回去，可将货款交给要去的某道驻京办事处（进奏院），或某军府、节度使在京代表，或某富家（今天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家”）那里，换取一纸票券，叫文牒。载明存款人姓名、钱数等，由双方画押盖印。并将文券分为两半，一半交存款人，另一半寄回某道。商人到达该处后，凭文券合券校核无误，便可取回原来的存款。有的商人在各道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也经营这种业务。因此用合券存取钱的办法，可使存款人“轻装趋四方”，故称“飞钱”或“便换”。这很类似现在的支票或汇票，当然各道进奏院或商号经营此业务不是免费的，要收取少量的汇费，由于便利，人乐为之。这看来颇便于商业的发展。但因后来政府部门以此向商人“贷钱”（实为掠夺），引起不信任，京兆尹（首都的行政长官）遂奏而废止。飞钱约始于宪宗元和四年（809），为日后宋代发行正式纸币“交子”开启绪端。
现时各国流行的带有图案的纸牌，也是中国发明的。这种纸牌古时有不同名称，经历各种演变。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称为叶子戏，可能从骰子戏演变出来。唐人苏鹗（850～930年在世）《杜阳杂编》卷下云：“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出嫁），宅于〔长安〕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①。
但《旧唐书》卷177称，同昌公主于咸通十年（869）嫁给进士出身的起居郎韦保衡（？～873），因此同昌公主与韦氏家族的人玩叶子戏应当在869年。北宋人李昉（925～996）《太平广记》（978）卷136引《咸定录》曰：“唐李邰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骰子迭，谓之叶子戏”②。可见唐代民间也有这种游戏，欧阳修（1007～1062）《归田录》（1067）卷二说：“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宋初）犹然。..昔杨大年好之，仲待制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时亦有此二格③。可见不但欧阳修年幼时玩过纸牌，比他长一辈的杨亿（字大年，974～1020）及其门人仲简也都玩过。仲箭字畏之，官至天章阁待制，真宗（998～1022）时为左正言，历任知制诰，判国吏馆阁侍制。
清人赵翼（1727～1814）《陔余丛考》（1750）卷33《叶子戏》云：“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物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纸牌以厚重纸板制成，上面画有图案及文字，雕版印刷术发展后则图案、文字印于纸板上。唐代纸牌游戏之所以称为叶子戏，可能与印刷术发展后书籍形式由卷轴装改为册叶装有关，这样的书也叫叶子，但与作纸牌游戏的叶子戏名同而实异。卡特指出：“纸牌和骨牌无疑都起源于中国，这两种游戏都以骰子为背景，……由骰子过渡到纸牌与由写本卷子过渡到印本书籍，是同时发生的④。”此语言之有理，因此唐代时已有印成的纸牌，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节 造纸、施胶技术的革新和匹纸、硬黄纸的制造
一 精工制浆和细帘抄纸技术
我们对各种隋唐纸的化验表明，这一时期的麻纸，尤其皮纸纤维分散度普遍有所提高，纤维束少见，纤维交织较紧密而均匀，表面较平滑，而且薄纸不时出现。唐代写经纸厚度一般在0.05～0.14毫米之间，个别为0.15～0.16毫米，再厚的少见。而魏晋南北朝纸厚度多在0.15～0.2毫米之间，0.1毫米以下的薄纸不多见。因此隋唐纸比前一阶段纸在厚度上减少二倍多。欧洲人甚至在18世纪还造不出像唐代那样薄的麻纸。我们已多次指出，造厚纸易，而造薄纸难，尤其造麻料薄纸更难，而我们已多次看到唐代的麻料薄纸，厚度都小于0.1毫米。
在楮皮纸、桑皮纸及藤纸中，薄纸更多。麻纸之所以难于制成薄纸，因为麻纤维平均长度大于其他纤维。例如大麻纤维多长15～25毫米，苧麻为120～180毫米，而楮皮纤维多长6～9毫米，桑皮纤维14～20毫米，黄瑞香皮纤维3～4毫米。只有将纤维用机械-化学方法处理，使之变短，再配成稀薄纸浆，才能抄出薄纸。麻纤维本来就很长，使其长度减少10～20倍，势必要加强蒸煮及舂捣过程，可能要反复操作。但即令作到这些，还不一定保证造出薄纸，因为还有其他技术制约因素：如还需有精细的纸帘、高超的抄纸技术及将半湿的纸揭开并烘干的技术。在揭纸过程中能保证其不破，是一门技术诀窍。这门诀窍已被唐代纸工熟练掌握了。
从西北及中原地区所产纸的帘纹观之，南北朝时还残存的织纹纸帘在隋唐时几乎不见了，所有的纸都由帘条纹纸帘抄造，而且大部分地区用竹帘。根据我们对历代近百种古纸帘纹的实测，其中帘条纹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①粗帘条纹，每纹直径0.2厘米；②中等帘条纹，每条直径0.15厘米；③细帘条纹，每条直径0.1厘米；④特细帘条纹，每条直径0.05厘米①。从编帘技术上看，编粗条帘容易，而编细条帘困难。帘条粗细程度，又往往与对纸的粗细程度的技术要求有直接关系。如果要求纸既薄又紧，就必需用中等帘条或细帘条竹帘抄纸。在唐以前的纸中，中等及细帘条帘纹甚为少见，主要是粗帘条帘纹。隋唐时代始见有中等帘条帘纹，甚至是细帘条纹，同时也有粗帘条纹，是二者并存并由粗帘条帘向细帘条帘过渡的阶段。这正反映出这时纸浆质量已迈出一个新的台阶。
随着造纸技术的演进，帘纹逐阶段而且定量地由粗向细演变。这可以说是中国造纸技术史中的一条明显的发展规律。有趣的是，各历史阶段抄纸器中纸帘帘条直径的递减，伴随着成纸纤维长度的递减与纸浆性能指标的提高。这条规律当然不会载之于任何古代文献，是我们从各历史阶段所造古纸的系统研究中导出的。
与历代纸帘帘条直径逐渐变小的趋势相反，纸帘高度、长度及总有效面积则逐代加大。这条规律也以定量的方式体现。纸帘的加大，意味着所造纸张幅面的加大。造小纸易，而造大纸难，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纸幅的加大以较小的量变形式表现；而到隋唐，尤其唐末及五代，纸幅加大由量变积累发展到较大的突变，再往下至宋元则出现了质的飞跃，即量变超过寻常变动幅度，表现为跳跃式的发展。纸的幅面逐阶段加大，除有造纸技术领域的内在原因外，也还与历代度量衡制度演变的外因有关。以长度单位尺而言，基本上是逐代加大。汉代1尺＝23.1厘米，魏晋1尺＝24.12厘米，隋唐1尺＝31.1厘米，而宋元1尺＝30.72厘米②。因此，同是“尺牍”规格，汉代直高为23.1，晋代为24.12，唐时便是31.1厘米。就纸的直高而言，这种递增以较小的量变方式进行，横长变化较大些。我们对几十种隋唐时期写经纸及文书用纸作了幅面测定。比较完整而易测的是纸的直高，因为直高是典籍制度规定较明确的。在所得测量数据中加以归类，直高大体上可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小型纸：直高25～26厘米（相当唐尺8寸）
（2）中型纸：直高27～29厘米（相当唐尺9寸）
（3）大型纸：直高30～31厘米（相当唐尺1尺）
就我们所见隋唐纸中，直高以上述前两种类型者居多，即小型纸与中型纸。横长数值一般为36～55厘米，相当唐代1.2～1.6尺；个别有达到76～86厘米者，接近唐代2.5～3.0尺。
又晚唐写本《般若波罗蜜经》横长近94厘米，已快到1米了，相当唐代3.5尺。具体情况详见本章表4-1。五代十国时因国家未统一，各个政权所辖地区度量衡制度不一，用纸尺寸参差不齐，相差较大，无法加以归纳。其中小纸有高14.6，大纸高达30厘米，相差二倍。此时各地纸的质量也高低不齐。
二 巨幅匹纸以及五色斑纹纸的制造
特别要指出的是，唐代后期能造出巨幅纸，有一匹绢那样长，确是造纸技术史中的一项创举。五代时人陶榖（903～970）在《清异录》（约950）中说：“先君（陶涣）蓄纸百幅，长如一匹绢，光紧厚白，谓之鄱阳白”。
陶榖之父陶涣为昭宗（860～903）时人，任过刺史，其藏纸大概制于此时。据《汉书·食货志》云，“布帛广二尺一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汉尺4丈＝9.6米，纸是否有这么长，要打个折扣。如将“长如一匹”当作定性形容词，那也至少有一丈长，即至少3米。在唐代技术水平下，这样的纸是可以造出来的。
北宋人苏易简（93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也说：
江南伪主李氏，常较举人毕，放榜日给会府纸一张，可长一丈、阔一尺，厚如缯帛数重（层），令书合格人姓名。每纸出，则缝掖者（富贵者）相庆，有望于成名也。仆顷使江表，睹坏楼之上，犹存千数幅①。
此处李氏指南唐主李昇（937～943在位），南唐所属宣州、歙州、常州、信州、池州和抚州等地，都是我们在上一节列举的原唐代全国闻名的造纸中心，资源丰富，纸工荟萃，因而在继承唐末造巨幅纸技术基础上造出高一尺、长一丈（31.1×311厘米）的榜纸。可以说中国9～10世纪造出3米长的纸，是个新的世界记录。南唐归附北宋后，苏易简因公出差至南京，曾亲自在南唐内府旧楼上看到这种匹纸仍尚存千数幅，可见当时曾大规模生产过这种纸，而为此后宋代造匹纸积累了经验。为此需编巨型竹帘，准备大纸槽。估计至少要六名抄纸工同时提帘，两边各站三人，面对面地协同操作。所用原料当为楮皮，为增强大幅纸的强度，自然要将纸抄得厚重一些。总之，造巨幅纸要解决一系列相关的技术问题，要用专门特制的设备，如纸帘和纸槽（图4-16）。
唐代还造出一种五色斑纹纸，很奇特，制造过程中向纸浆中配入着色装饰剂。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847）卷六写道：曾任右司员外郎的兰陵（今山东峄县）人萧诚（683～751年在世），“善造五色斑文纸”，造纸时间在开元（713～741）年间。这种纸的形制及制法如何呢？古书未加以说明，实有探讨之必要。
首先，“五色斑纹纸”从字面上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指五色彩纸，每种纸上都有斑纹；二是指在本色（白色）纸上有五色斑纹。从调色原理及技术上来看，应当是指第二种场合。因为在五色彩纸上呈现与纸色不同色调的斑纹，而又收到视觉上的美感，比较困难，要配制成许多种色调的着色剂，操作起来也麻烦。而在白纸上呈现五色斑纹是很容易的，也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实际上中外各国后来制造的这类纸，也主要使白纸上出现斑纹。其次，“五色斑纹纸”中的“斑纹”是不规则的线条纹，而不是“斑石纹”或者云石纹或大理石纹，至少在我们看到的版本中没有“石”字，这说明此纸不是云石纹纸（marblepaper）。
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纸呢？我们认为，五色斑纹纸是在白纸上呈现不规则分散的五色斑纹。同时在这一前提下，还可有两种理解：一是在白纸上同时出现五色斑纹，二是在白纸上分别出现一种彩色的斑纹，比如红、蓝、绿、紫、黄等色。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因此彩色斑纹在纸上以变化多端的方式呈现出来。从工艺技术上来分析，五色斑纹纸的制造方法是，事先配成各种不同颜色的染液，一般要求淡色，太深则刺眼；将已捣细的造纸用植物纤维洗净后晒干，以上述染液染成不同颜色；染好后，将少许有色纤维放入纸浆中搅匀，再行捞纸，则白纸上便呈现出不规则分散的有色斑纹。注意，必须控制配入的有色纤维不可过多，否则便喧宾夺主了。仔细想来，这种纸的制造原理与晋代侧理纸、苔纸或发笺的制造原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配入纸浆中的填料颜色更加丰富多彩。因植物纤维着色力很强，不必担心将有色纤维放入纸浆会污染其他白色纤维。前已指出萧诚曾以野生麻纤维造纸，此处又提到他善造五色斑纹纸的具体方法，这就证明他不但是初唐时期一位书法家，还是位造纸技术家。
三 植物粘液在抄纸中的应用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唐代用麻料、皮料造薄纸的技术诀窍。前面已从抄纸竹帘结构及纤维分散度以及纸浆均匀度的改善作了分析，这些还只是抄薄纸的必要条件，此外更要采取其他技术措施。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用拆合式活动帘床抄纸器捞薄纸，纸浆中除水及纤维外没有其他成分，那么抄出一张张湿纸并先后堆积起来后，经压榨去水，再使半干半湿之纸一张张揭下，以便烘干时，困难便出现了。因为半湿的薄纸一揭就破，甚至难以揭开。西方纸工为此长期苦恼，于是他们在湿纸间垫上一层毛布，一层布、一层纸，可避免揭破湿纸。
笔者在欧美手工纸作坊中就看到这种作法，但太费时间了。中国人传统造纸从来不用此法，而是将从植物中提取的粘滑液体掺入纸浆中。湿纸靠无色的植物粘液增加润滑性，因而易于揭开而不破裂。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纸药水”或滑水。宋人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1210）说：“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纸〕则粘黏，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①。这就一语道破了纸工揭纸技术的秘诀。我们在上一章论魏晋南北朝造纸时指出，这时以植物淀粉糊剂混入纸浆。除含有纸内施胶的技术效果外，还兼有润滑剂的作用，使湿纸易于揭开。我们的模拟实验还表明，造厚重麻纸时纸浆内不加任何东西，也可将湿纸揭开而不破裂。但造皮纸或薄纸时，就要另加植物粘液。由于魏晋南北朝已有皮纸及薄纸出现，因此料想这时已向纸浆填加了植物粘液。隋唐五代时，皮纸和薄纸（薄麻纸和薄皮纸）生产进一步发展，更应填加植物粘液，除淀粉糊之外，已采用另外材料。
用植物粘液作纸药填入纸浆，是造纸技术史中一大革新，也可说是一项发明。其技术效果是多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像周密所说，使湿纸有润滑性而易于揭开，从而造出薄纸。隋唐时采用什么植物粘液呢？文献记载不多，但1901年维也纳植物学家威斯纳化验斯坦因在新疆发掘的唐代文书纸时，发现纸内除含有淀粉剂之外，还有从地衣（lichen）中提取的胶粘物质。西方专家们多注意到用淀粉剂作施胶剂的技术重要性，而不太注意用地衣的技术含义，因为他们从没有用过它，也没有用其他植物粘液的经历和历史传统，在读过威斯纳的化验报告后，至今很少有什么反应。可是中国人对此则十分敏感，我们知道地衣（Lichenes）是由菌类（fungi）与藻类（algae）共生构成共同体的类群，因含有地衣聚糖（lichenin），其水浸液有粘滑性，实际上是一种植物粘液。地衣聚糖俗名苔淀粉（mossstarch），其化学式为（C6H10O5）n。因此可以说，至迟从唐代起已实现从淀粉向植物粘液的过渡。用植物粘液的综合效果是：①改善纤维在纸浆中的悬浮性，减少絮聚现象；②增加湿纸纸面的润滑性，揭纸时不致揭破。作薄纸的技术奥妙即在于此，纸工们将这种植物粘液称之为“纸药”，是很恰当的。纸在施用此药后，就不会再发生“纸病”了。有了用淀粉剂的经验后，再改用天然的植物粘液，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中国境内含有粘液的植物有很多种，各地都有，最广泛用的是锦葵科的黄蜀葵（Abelmoschusmanihot），本章第一节已指出隋唐五代时用锦葵科的木芙蓉造纸，用该科的黄蜀葵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这就直接导致良好的植物粘液的发现。我们认为唐代时除地衣外，至少还用上黄蜀葵植物粘液。
四 施胶技术的革新
为适应书法、绘画诸种需要，唐代明确将文化用纸区分为“生纸”与“熟纸”，就像将丝绢分为生、熟那样。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就指出唐代生、熟纸的功用。他在讲装背书画时写道：“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宋人邵博（约1103～1158）《闻见后录》（1157）卷28云：“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事故不用”。我们认为所谓生纸，是直接从纸槽抄出后经烘干而成的纸，未作任何加工处理，而熟纸是对生纸作若干加工处理后的纸，或在纸浆中加入某种制剂后形成的纸。
一般说，两种纸都可用于写字，但在若干具体场合则各有其用。例如对纸本书画裱背时，张彦远主张用生纸，因为用熟纸裱背，他日必皱起，此为行家之言。但作工笔设色人物、花鸟画时，要用熟纸，就像韩滉画《五牛图》那样，生纸则必不可。人们日常生活中练字或起草作品时，可用便宜的生纸，各种日常生活用纸制品也如此；但内府用文书、敕命及皇家御藏图书具有长期保存价值，而且必须书写工整，则宜用熟纸。广义地说，熟纸包括各种技术加工纸，如经砑光，施胶、加蜡、填粉、涂布等等工序制成的纸；狭义说只指经染色、施胶或单纯施胶的纸。作这种处理的主要目的是用人工方法阻塞纸面纤维间的无数毛细孔，改善纸的品质和形象，以便在运笔时不致因走墨而发生洇染或作画时发生颜料的漫浸。唐代人对纸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正表明造纸技术已达到新的发展水平。
《新唐书》卷47《百官志》列举内府各有关部门都设有熟纸匠、装潢匠若干人，专门从事使生纸变熟的工作。例如掌出纳帝命的门下省有装潢匠一人，掌图书、教授生徒及朝廷制度沿革的弘文馆，有校书郎二人、学生38人、潢匠8人。掌天子执大政、总刺省事的中书省，有装制匠一人。掌修本朝史的国史馆，有熟纸匠6个。掌经籍图书的秘书省，有熟纸匠10人、装潢匠10人。掌两京经籍图书、教授生徒的崇文馆，有楷书手10人、熟纸匠及装潢匠各一人。可见内府三省三馆共有熟纸匠17人、装潢匠21人，共38人。《唐六典》卷8～10及26也有同样记载。在各省馆行政编制中的熟纸匠，要将生纸加工成适于工笔手书的合乎要求的熟纸，由楷书手抄写后，再由装潢匠装裱成卷子本书。后来日本国政府机构中也设有熟纸匠、装潢匠，无疑是效法唐制。各地方政府部门和民间用纸，大体上也是如此。
唐代使生纸变成熟纸，一般要经过施胶、染色和加蜡、填粉等技术处理。施胶包括用淀粉糊剂在纸浆或纸面上处理，也可以动物胶代替淀粉剂，作强化施胶。关于用淀粉作施胶剂，早在魏晋南北朝已开始，隋唐只是沿用旧法，从出土文物中可看到许多实物标本。但其缺点是纸面易皱起，于是唐代纸工改用动物胶，克服了这一缺点，是一项重要技术革新。最常用的是明胶（gelatin），由动物的皮、骨、韧带、腱等与水共沸而得到的一种朊，成分中含有各种氨基酸，无色，溶于热水。为使其胶粒有效地分散，还要加入明矾Al2（SO4）3·3H2O作沉淀剂。可以将胶矾涂布于纸面，亦可加入纸浆中直接捞纸，与使用淀粉剂的方法是一样的。
宋人米芾《十纸说》（约1100）指出：“川麻不浆，以胶作黄纸，唐诏、敕皆是。”就是说，四川产的麻纸不用淀粉剂施胶，而用动物胶施胶，并染成黄色，唐代皇帝的诏书、敕令用纸都是如此。这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记载。动物胶的应用，是施胶技术中的革新，近代造纸业就采用这种技术。而在唐代时，四川益都（今成都）所造的麻纸是唐中央政府规定用的主要公文纸之一。四川白麻纸解入京师后，施胶矾的任务便落入熟纸匠肩上，他们要根据楷书手的要求作适度施胶，过度与不及均不可。当唐人严格区分生、熟纸概念并作出胶矾纸的六百多年后，欧洲人1337年才始用动物胶作纸的施胶剂①。中国文人并不偏爱的胶矾纸，在欧洲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这是因为欧洲人用羽毛笔和墨水写字适用于这种纸，所以反而普及。而唐代则是淀粉与胶矾两种施胶剂并存时期，至宋以后，胶矾纸才更普遍发展，主要是因绘画上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术的需要。
隋唐时生产的各种染色纸大大超过前代，尤其以黄纸用量最大。敦煌石室写经纸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纸有白有黄，而白纸居多，但唐人写经几乎全用黄纸。非宗教界人士也喜欢用黄纸，如唐人李濬《松窗杂录》称，“内起居注，率以五十幅黄麻纸为一编”。清人李调元（1734～？）《诸家藏书簿》卷三著录有唐人“欧阳询（559～641）黄麻纸草书《孝经》，“文勋有一轴黄麻纸，李阳冰（约721～791在世），少时书。”唐人写经卷尾有时还写出装潢手姓名。宋代人姚宽（1105～1162）《西溪丛语》（1150）云：“予有旧佛经一卷，乃唐永泰元年（765）奉诏于大明宫译，后为鱼朝恩（722～770）衔，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我们在敦煌写经中也多见类似情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贞观廿二年（648）十二月十日国诠写《善见律》卷末就标出“用大麻纸七张二分”、“装潢手辅文开装”。该纸直高22、横长53厘米，即唐代0.7×1.7尺，此为当时大纸之尺寸。又不列颠博物馆藏《妙法莲华经》（S2573）尾款为：“咸亨四年（673）九月十七日，门下省群手书封安昌写，用纸廿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①。我们前面提到的门下省中的装潢手，现在有了具体姓名。此经由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制，经六道审校，所有人姓名均书写无遗。研究唐代熟纸，当以此为标本。
五 硬黄、硬白纸和彩色蜡笺的制造
唐代黄纸中有一种经加蜡处理过的加工纸，名曰“硬黄”或“黄硬”，最为名贵，属于蜡质涂布色纸，用后世的术语说是蜡笺或黄蜡笺。这是唐代新推出的加工纸，唐人对此曾有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谈到书画装背时写道：“汧国公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赵国公李吉甫家云，背书要黄硬。余家有数帖黄硬，书都不堪”②。
此种硬黄纸外观呈黄或淡黄色，以手触之有清脆之声，比一般纸硬而光滑，故名，多以好纸加工而成。用这种纸宜于写字，当然不宜于作书画本幅纸裱背用，因此宰相李吉甫家这样做时不利于保护书画本幅纸，张彦远所藏数帖皆不堪，是可想而知的。好纸要派上好用场，方见其妙。彦远的记载可谓经验之谈。关于此纸之制造，南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集》（1240）云：“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蘗，取其辟蠧。今世所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
此话言之有理，乃以纸鉴定法书年代之一例。东晋时没有硬黄纸，二王何以在此纸上挥毫？必为后世人仿写无疑。宋人张世南（1195～1264在世）《宦游纪闻》（1233）卷五写道：“硬黄〔纸〕，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毫厘必见”③。
此纸之所以为人们看重，因其质地硬密，光亮呈半透明，防蛀抗水，颜色又美观，确可谓唐纸中之上品。这种纸在唐代除用于书写外，还用以摹拓汉、晋法帖，后世人用作书画卷轴引首。
1965年，笔者根据唐代硬黄纸实物以古法作模拟实验。我们在手工纸坊中以白麻纸为试样，用黄柏汁染成淡黄色，再以黄蜡涂布，更以细石砑光，试制硬黄。所得产物经实用后证明，既可供书与，也可供摹拓。我们的挥笔经验显示，如以清水研墨，写字时易于滑笔，墨迹不易连贯，必须用皂荚水或肥皂水或碱水研墨，方可流利运笔。想唐人亦当会如此。
清代人金埴（1730～1795在世）《巾厢说》（约1765）引孔宏舆《拾箨余间》，还提到唐硬黄纸“长二尺一寸七分，阔七寸六分，重六钱五分，纸质之重无逾此者”。因纸上加蜡，故稍重，但比蜡纸重的还有涂布纸，并非蜡纸最重。硬黄纸寿命很长，经历千年后，犹如新作，这类实物不少。北京图书馆藏开元六年（718）道教写经《无上秘要》卷52（楮皮纸）、龙朔三年（663）皇甫智岌写《春秋谷梁传·桓公第三》（皮纸）即是硬黄纸。又初唐（7世纪）写本《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廿四卷》（桑皮纸）也是硬黄纸（图4-17）。又辽宁博物馆藏传世王羲之《万岁通天帖》唐摹本，用硬黄纸摹拓。我们所见年代可定的唐硬黄纸，多制于初唐至中唐之间（7～8世纪），唐末、五代时少见，其起源可追溯至隋。因而遇到这类写经，即令没有年款，从纸料上亦可大致进行断代。这是从纸料对文物断代之另一例。
唐代还有一种供书写用的白蜡笺，也堪称良纸，一般称为蜡笺。我们不妨亦可称之为“硬白”，以与硬黄对应。米芾《书史》卷上所说“又有唐摹右军帖，双钩蜡纸”，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所说“好事者常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讲的都是这类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旧题吴彩鸾写《刊谬补缺切韵卷》，是传世的珍贵古籍写本。它是否为吴彩鸾所写，颇成问题，但从字迹鉴定，当为唐人手笔是没有疑问的。此纸双面加蜡、砑光，纤维束少见，纤维匀细，形制与硬黄类似，但比硬黄厚二倍，没有染成黄色。仔细观之，这种厚纸用手工纸坊中所说“单抄双晒”方式制成的，即将两层湿纸一起揭下烘干脱水而成，因而可以揭为两张，并非一张厚纸。
当然，唐代硬白纸中也有薄纸，否则就不能用以钩摹汉晋法帖。如《历代名画记》卷二所说，用蜡纸拓摹古人书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迹。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唐世因有蜡纸，对人们学习汉晋及当代名家法书提供有利条件，对促进这个时代书法艺术发展是有帮助的，但也由此引起后世人以假乱真的误会，为文物鉴定带来某种困难。于是宋人赵希鹄才说：“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对此我们还可补充说：“宋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竹纸，皆宋人仿书，非真迹”。道理是一样的。这种蜡质涂布纸，具有防水性，有多方面的用途，在欧洲直到1866年才出现这类纸。蜡纸的制造可能受南北朝时油纸的技术启发，二者都有抗水性及半透明性，但油纸一般不适于书写。因此唐人摹拓古人法帖以及使重要典籍防止受潮而损坏的需要，促进了蜡纸的制成。
应当指出，蜡笺除黄白二色外，当然亦可有其他各种颜色。这种纸也有出土实物可寻，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空穴内发现一批五代至北宋的纸本文物。其中包括用泥金写的《妙法莲华经》一部，引首《经变图》为泥金工笔绘画，略设色，纸直高25.2、横长34.2厘米，正文纸直高27～27.6厘米，横长51.5～55.5不等。该写经卷二尾部用墨题为：“大和辛卯（931）四月十八日修补记”，此为五代十国时吴（919～936）的年号①。经纸为碧色，经化验为桑皮纸，而且是“经过加蜡砑光的加工纸，纸面坚实，经测定紧度可达0.96克/立方厘米”。纸上纤维平均长6.38毫米②。其颜色我们认为是用靛蓝染成的，与后世所谓磁青纸是类似的。既然此写经于大和三年（931）经过修补，则经纸的制造及写经年代当早于此。从纸上书法风格看，当为唐世作品。总之，此蓝色蜡纸与硬黄用同一方法制成，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其他颜色的蜡纸在隋唐、五代时当然也极易制得。
第四节 纸的加工技术
一 粉蜡笺、流沙笺、金花笺
在制成蜡笺以后，唐代纸工又将蜡笺技术与魏晋南北朝时的填粉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制成在纸面填加白色矿物粉的蜡笺纸，或日粉蜡笺。这可称之为双料涂布纸。北宋人米芾在《书史》中著录了“唐中书令褚遂良《枯木赋》，是粉蜡纸拓”，“又说”智永《千文》，唐粉蜡纸拓。书内一幅麻纸是真迹”③。褚遂良（596～658）贞观廿二年（648）任中书令，为唐书法大家。智永（560～620在世）为隋书法家，王羲之七世孙，出家，后以写真草《千字文》名世。由于二人的书法作品在唐代受高度重视，所以人们肯用最好的粉蜡纸作响拓，以供欣赏、学习。唐代粉蜡纸的制造从技术上分析，当是将白色矿物细粉涂布于纸面，再施蜡，最后砑光，因而兼收粉纸与蜡纸的优点，是一种创新之举。粉蜡纸与蜡纸的明显不同是纸的白度增加，表面更加紧密，但透明性有所减，因此要用“响拓”。张世南解释这种方法时写道：“响拓，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粉蜡纸与单纯粉纸不同处，在于它比粉纸表面更为光滑，而且抗水性增加。粉蜡纸比较厚重。
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986）卷四谈到一种流沙纸，其加工技术十分有趣：
亦有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琉离可爱，谓之流沙笺。亦有煮皂荚子膏并巴豆油，敷于水面，能点墨或丹青（颜料）于上，以薑揾（触）之则散，以貍须拂头垢引之则聚。然后画之为人物，砑之为云霞及鸷鸟翎羽之状，繁缛可爱，以纸布其上而受采焉①。“流沙笺”是何形制？过去很少有较合理的解释。为了理清其形制，不能只从纸名望文生义，而应分析其加工步骤。钱存训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大理石纹纸或云石纹纸（marblepaper）②但未作进一步解说何以是此种纸。我们很同意他这一结论，愿补充说明理由。根据苏易简的，描述，这种纸可由两种着色剂染出纹理，一是用染料与淀粉糊，二是用墨或颜料。但对操作过程及原理却语焉不详，只提到“以纸曳过令沾濡”这个关键步骤。
我们作了模拟实验后，认为具体操作手续应当是，置一比纸面大的木槽，内盛2/3体积的清水，然后用毛笔尖蘸上浅墨汁或其他颜色的染液少许，滴入水槽正中间（图4-18）。垂直轻轻吹动一下，墨汁或染液便在水面扩散，如同向水中抛入石头那样，形成许多同心圆波纹。最初是圆形，逐步呈椭圆形，这时将纸覆于水面沾湿（“以纸曳过令沾濡”），于是有色波纹着于纸上，阴干后即成流沙纸。波纹形状可任意变化，如稍微吹动一下水面，波纹便呈现不规则的云状，就象大理石纹或漆器中的犀皮那样。为了控制染液液滴在水中扩散，将染液或墨汁与面糊配合以提高稠度，使波纹均匀扩散，亦可将墨汁或染液与皂荚子、巴豆油配合，达到同样目的，同时也令有色波纹易于附着在纸面上。苏易简还提到使波纹在水面扩散和收缩的方法。
操作时注意之点是：（1）要用较为厚重的纸，均匀摊平于水面，否则有的部位没有波纹。（2）染好后，沿垂直方向提纸，不可倾斜；（3）墨汁或染液宜淡，颜色不可太浓，这样纹理显得自然而美观。用笔蘸汁时不可过多。用毕，将笔用水冲洗，再蘸汁染下一张。实验表明，不一定用皂荚子及巴豆油，只要使染滴在水面均匀扩散并使纹理着于纸面即成。如用两支笔同时滴入两滴，则波纹形状更为变化多端。
这种流沙纸加工技术后来在日本平安时代（806～1189）的仁平元年（1151）以后于越前（今福井县）武生町一带发展起来，称为“墨流”（すみながしsuminagashi）③。我们认为流沙纸至迟在唐代已经有了。凡是到过沙漠地区的人就会看到，大风，过后沙子被吹成层层云状，一层叠一层，“流沙纸”一名可能就由此而来。中、日两国不同名称都反映此纸的形成过程的不同侧面。西方这种纸出现甚晚，过去认为云石纹纸（marblepaper）可能是1550年波斯人的发明，直到1590年这种纸才最初由波斯引入欧洲①。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中、日两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制成这类纸。
我们前面提到流沙纸的纹理还很像漆器中的一个品种即“犀皮”的纹理（图4-18），虽然制造方法不同。古代纸工很有聪明才智，不断更新纸的加工手法，还常常借鉴其他技术部门艺人的装饰技术。因此隋唐纸工还吸取了漆工和绢织工的一些装饰技术手法，将金银片和金银粉装饰在纸面上，构成珍贵的艺术加工纸。这种纸叫金花纸、银花纸，或洒金银纸、冷金纸、冷银纸等。为了使贵金属的光泽夺目，所用纸地多为红、蓝等各种色纸。以金花纸为例，其方法是将金打成很薄的金箔片，再剪成无数细小碎片。再在色纸上刷以胶水，将金片放在筛筐内均匀撒在纸上，平整纸面。也可将胶水与染液配在一起，用刷子刷在纸上，再向上面洒小金片，平整纸面。因而这类纸必然也是施胶纸。一般只单面撒金或银，有时双面都以贵金属装饰。所用的纸多是较厚重的皮纸，纸面要求平滑，纤维必须高度分散，这样才能使金片易于胶结在纸表上。金花纸似乎不会出现于更早期，因为那时还不能提供合乎要求的纸地，皮纸产量也不大，而且隋唐以前也未见有关记载。由于这种纸较昂贵，常用于上层官府及富贵人家。
唐人李肇《翰林志》记录了内府在什么场合下应当用这类金花纸：
凡将相告身（任命状），用金花五色绫纸，〔钤〕所司印。凡吐蕃赞普（西藏地方统治者）及别录，用金花五色绫纸，上白檀香木，珍珠瑟瑟、钿函银锁。回纥可汗（新疆地方统治者）、新罗（朝鲜）、渤海王（东北少数民族区域）王书及别录，并用金花五色绫纸，次白檀香木，瑟瑟钿函银锁。诸蕃军长、吐蕃宰相、回纥内外宰相、摩尼（可能指阿拉伯帝国使者）以下书及别录，并用五色麻纸，紫檀木、钿函银锁，并不用印。南诏（云南）及大将军、清平官，用黄麻纸，出付中书奉行，却送院封函，与回纥同。
同时还规定存放金花纸文书的封缄器的不同规格，可见唐代各种规章制度已十分完备。此外，后妃、公主、亲王及内阁重要成员、各道节度使等，在公事文书中用五色金花绫纸。五代、北宋之际的乐史（930～1007）在《杨妃外传》中称，唐明皇与贵妃赏牡丹于沈香亭，上命梨园〔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诗三首。”这是说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与贵妃杨太真（719～756）赏牡丹花时，赐诗人李白（701～762）金花纸，令写诗。唐政府并没有规定民间不许用金花纸或生产这类纸，实际上有条件的人家在喜庆日子（例如结婚）里仍使用。米芾《书史》卷上更载“王羲之《玉润帖》，是唐人冷金纸上双钩摹”，甚至在书法领域也用金花纸，取其华丽。明人高濂（约1533～1613在世）《遵生八笺》（1591）说：新疆地区的高昌国（531～640）亦有五色金花纸，有描金山水图者。这无疑是从中原传过去的，既说明高昌与中原的密切关系，又说明唐初还有用泥金描绘的五色金花纸。唐金花纸在宋代还传世。
由于经济繁荣，隋唐时将不少黄金以各种方式投在纸上（图4-19）。北宋人景焕（约930～990在世）《牧竖闲谈》（约975）说唐时有十色笺及“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其中“金沙纸”可能指在色纸上撒以金粉，就像撒金片那样；“彩霞金粉龙凤纸”，指在填粉色纸上用金粉画龙凤图，后世称泥金绘龙凤彩色粉笺。这种纸本身就是艺术纸，在上面写字或作画，便锦上添花了。同时还将大片金箔贴在纸上，称为金箔纸，用于各种装饰。1973年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在高昌时期墓葬群中，发现重光元年（620）汜法济夫妇合葬墓中有女人所戴纸帽帽圈，为金箔纸，皮纸纸地，较薄，粗帘条纹，制作精细。纸帽内所糊的纸上有“贞观”二字，为唐太宗年号（627～649）。墓内有高昌重光元年（唐武德二年，620）汜法济墓志铭。这说明夫先死，后来其妻死后合葬于夫墓之中。
还有一种打金箔的乌金纸，用来作碑石拓本，称乌金，拓。明人杨慎（1488～1559）《杨慎外集》（1591）说，“南唐《昇元帖》以匮纸摹拓，李廷珪墨拂之，为绝品。匮纸者，打金箔纸也。其次即用澄心堂纸，蝉翅拂，为第二品。浓墨本为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帖〕》祖刻之上，隋《开皇帖》之下”①。这里所谓昇元帖，指五代时南唐统治者出秘府珍藏历代名人法书，命翰林学士徐铉（917～992）刻帖四卷，每卷后刻有“昇元二年（938）三月建业文房摹勒上石”字样，故名《昇元帖》，又名《建业帖》，刻于北宋《淳化阁贴》之前，在法帖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关于乌金纸的制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章作了生动描述：“凡造金箔，既成薄片后，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凡乌金纸由苏杭造成，其纸用东海巨竹膜为质，用豆油点灯，闭塞周围，只留针孔通气，熏染烟光而成此纸。每纸一张打金箔五十度，然后弃去为药铺包朱用，尚未破损，盖人巧造成异物也。凡纸内打成箔后，先用硝熟猫皮绷紧，为小方板，又铺线香灰撒墁皮上，取出乌金纸内箔覆于其上，钝刀界划成方寸。口中屏息，手执轻杖，唾湿而挑起，夹于小纸之中，以之华（装饰）物。先以熟漆布地，然后粘贴。”我们只需说明，隋唐五代时主要用皮纸而不用竹纸，五代时制造地点在建业（今南京）而不在苏杭。屠隆（1542～1605）《考槃余事》（约1600）卷一《帖笺》又解释说：“南纸其纹竖，墨用油烟以蜡及造乌金纸，水敲刷碑文，故色纯黑而有浮光，谓之乌金拓”。
二 云蓝纸、薛涛笺
隋唐五代人写信、写诗，常用特殊设计的色笺，既美观，使用时也方便。一般说这类纸呈长方形，尺寸较小，写诗16行左右；信笺则稍大些，都有不同颜色。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说，唐人段成式（字柯古，803～863）一日收到温庭筠（字飞卿，约812～870）从襄阳发来的信，写以九寸小纸，向段索彩笺十枚①。段成式在《寄温飞卿笺纸》七言绝句中说：
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裹相思。
待将袍襖重抄了，书写襄阳播掿词。
诗序写道：“予在九江造云蓝纸，既乏左伯之法，全无张永之功，辄送五十枚”②。温庭筠接到纸后，写了《答段柯古见嘲》诗：
彩翰殊翁金缭绕，一千二百逃飞鸟。
尾生桥下未为痴，暮雨朝云世间少③。
问题是段成式在九江（今江西）造的云蓝纸形制及制法如何呢？顾名思义，它一是有蓝色，二是有云状的图形。因而从技术上判断，其制法是先用靛蓝染料配成浅蓝色溶液，再将白色皮纸用这种溶液染成浅蓝色。将色纸捣烂成泥状，用水配成浅蓝色纸浆，放入罐中备用。当抄纸工荡帘捞出湿纸滤水后，将帘床提至另一槽上，再将上述蓝色纸浆倾入此湿纸的适当部位，用手水平地轻轻荡帘，则浅蓝色纸浆在湿纸上流动，形成波浪云状，取下后晒干即成云蓝纸。如果配成不同色调的纸浆，用此法还可在纸面上形成颜色各异的云。云纹所在位置及其颜色由人决定，变化多端。但颜色不宜深。
如果有色纸浆倾在湿纸面后，不是水平荡帘，而是旋转式荡帘，那么便可形成旋涡状的云。荡完后，再加染色纸浆，可形成层层的云，一层压一层。用这种纸可作信笺、诗笺。掌握要领后，操作并不难，但构思则很费心力。其基本原理是让染液在纸面上流动，由其流动轨迹自然形成云状，但这将不是线条纹，而是云片。从审美观点看，不宜将全纸都这样处理，只使局部，如上部或上下两边呈云片，反而更美。后来日本国出现的这类纸也叫云纸（くもがみ，kumogamei）④。这是以纸为素材不借画笔而形成的云彩，真是妙不可言。
历史上有久享盛名的一种唐代诗笺为薛涛笺，又名浣花笺。前者因制作人得名，后者因产地得名。薛涛（768～831）为中唐时的女诗人，字洪度，长安人，幼随父薛郧宦蜀而居成都，工诗，有《洪度集》一卷，已散佚，后人有辑本。她居住在成都东南郊岷江支流百花溪，又名浣花溪，出意以当地麻纸造一种诗笺，以此写诗。元和年间（806～820），她与著名诗人元稹（779～837）、白居易（772～847）、杜牧（803～852）、刘禹锡（772～842）及牛僧孺（779～847）等二十多人相唱和，皆用此笺，因而闻名于京内外。
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送崔珏往西川》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①。描述薛涛笺的颜色为桃红色。五代前蜀（907～924）人韦庄（836～910）在《浣花集·乞彩笺歌》中云：“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闇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红色。”也指的是红色。唐人李匡义（762～822在世）《资暇录》（约780）说：“元和初（806～807），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賸（剩），乃挟小为之。蜀中才子后减诗笺亦如是，名曰薛涛笺”。
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亦称：“元和之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纸〕幅大，不欲长賸之，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裁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
由此可见：①薛涛笺是专为写短诗而设计、加工的；②其颜色为桃红至猩红色；③横长及直高尺寸都小，呈便笺状；④制于元和初年（806～807）；⑤所加工地点在成都东南五里处的浣花溪（今望江楼之南）。关于薛涛笺所用纸料及染料，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章云：“芙蓉等皮造者统曰小皮纸。..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依此，则所用纸为锦葵科木芙蓉（Hibiscusman-ihot）之茎皮所造，而芙蓉花是可以染红的。但元人费著（约1303～1363）《蜀笺谱》（约1360）称薛涛“躬撰深红小彩笺。..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色尔。..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这是说用胭脂染红，但接下费著又写道：“然更梅溽，则〔纸〕色败萎黄，尤难致远”。看来造纸专家宋应星所说甚是，当以芙蓉花或菊科的红花（Carthamustinctoria）染红。
薛涛笺在用纸及染色及款式上都有很强的四川地方特色和薛涛本人的个性。她以写八行短诗称著，故比十六行诗所用之纸，应当小一倍。由于她的影响，蜀中才子也跟着仿行，赋八行诗，而将诗笺裁成小幅。她所在的浣花溪，因而也成为闻名的场所，这里花草竹木茂盛，水清异常，确是造诗笺的好地方。三十年前，笔者来这里调查采访时，仍是此情此景。薛涛晚年从浣花溪迁居离城较近的碧鸡坊，即今成都望江公园旧址。附近有古井旧名玉女津，水极清，后为纪念薛涛，改名薛涛井②，至今仍在。与此同时，浣花溪后又称涛溪，溪上之桥名薛涛桥，足见人们对这位女性诗人兼诗笺作者的崇敬。薛涛笺至宋代仍传世，为文人范成大（1126～1193）所喜爱。宋元明清历代不断仿此笺。甚至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洛杉矶的奥尔森（SusanOlsen）女士在加州南部马里保（Malibo）山区河旁，还以野生植物纤维手工仿制薛涛笺。
因薛涛笺在历史上闻名，引起后人各种说法，如宋人李石（1122～1202在世）《续博物志》卷十载，“元和（806～820）中，元稹使蜀，..薛涛造十色彩笺以寄”。明人屠隆《考槃馀事》（约1600）也说，“元和初（606）..薛洪度以纸为业，制小笺十色，名薛涛笺，亦名蜀笺”。似乎薛涛笺曾染以十色，但这些记载恐不确切。如前所述，此笺“特深红一色”，我们所见仿制品亦如此。之所以有此误会，盖因宋人杨亿（974～1020）《杨文公谈苑》引韩溥诗句“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被当成涛笺。其实这是指宋代四川所产十色笺，“寄来新自浣花头”意思寄来刚从成都浣花溪制的十色蜀笺，“新”指宋代是显然的，因作诗的韩溥（928～1008在世）为北宋初人。这一带造纸自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历代不衰。
三 砑花纸、花帘纸和彩色砑花纸
隋唐五代时人造纸，已想出各种办法使之不但实用，而且具有美感。除以上所述外，还有砑花纸和花帘纸。这两种纸迎光看时都能显出除帘纹外的线纹和图案，这种图案不是靠任何外加材料所形成，而是纸自身所具有的，因之增加了纸的潜在美。砑花纸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压花纸（embossingpaper），其原理是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的印模用强力压在纸面上，结果凸出的花纹着力于纸上，使这里的纤维被压紧，而无花纹之处的纤维仍保持原来的松疏状态，一紧一疏，两相对映，花纹或图案便隐现于纸面。花帘纸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水纹纸（water-markedpaper），其制造基于帘纹形成的原理。就是说，编帘工在抄纸用竹帘编成后，再用粗细不等的丝线或马尾线在竹帘上编出各种花纹或图案，抄出纸后这些花纹图像帘纹那样自然出现于纸面。因为其纹线凸出于帘面，荡帘时这些地方的纸浆比别处稀薄，纤维聚集得较少，而没有纹理的地方纸浆较稠，纤维聚集较多，一稀一稠，两相对映，形成反差，结果花纹图案便出现于纸面。制造花帘纸的纸帘称为花帘，因而有时将纸亦称花帘纸。
砑花纸和花帘纸毫无疑问都是中国人的发明，当造纸术传入其他国家后，制造这两种艺术纸的技术和纸样实物也跟着外传，到了欧洲后，在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成为纸工和用户最为喜爱的东西。特别是花帘纸或水纹纸，直到今天仍用于信笺、公文、纸币、证券之中，在全世界风行。以货币为例，为防止伪钞出现，规定用某一厂家所造特种水纹纸印币，其余人得不到这种纸。因此作伪者即令印刷出与真币类似的币面，并用同样原料的纸，但因作不出同样的水纹纸，仍无以售其奸。现在人们识别大面值货币，首先看隐现的水纹图案，便可立判真伪，道理即在于此。同样，有特种水纹图案或文字的公文纸、重要证券、证书等，也是防伪的有效措施。中国发明的这类纸至今已在各国充分派上用场。
我们先谈花帘纸。关于这种纸的起源问题，过去长时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1907年法国纸史家布里凯（CharlesM.Briquet）在其《水纹纸历史辞典》（Lesfiligranes.Dictionairehistoriquedesmarquesdupapier）一书中说：“人们还不知道，或至少迄今还没有发现早期的中国纸、阿拉伯纸和摩尔纸上有除帘纹以外最早的可靠的水纹。最早的可靠水纹纸是在1282年意大利法布里亚诺（Fabriano）城所造的纸上发现的”①②。顺便说，法文水纹纸papierfiligrané中的fil-igrane，可能导源于意大利文filigrano，为一复合词，由拉丁文filuin（波线）及granum（小粒）组合而成。罗曼语系中的西班牙文filigrana也有同样字形。我们不否认意大利于13世纪出现了欧洲最早的水纹纸，不过与中国相比仍为时过晚。
这里想从文献和实物两方面讨论这个问题。明人杨慎《丹铅总录》（1542）引唐太宗诗句“水摇文蠲动，浪转锦花浮”后写道：“唐世有蠲纸，一名衍波笺，盖纸文（纹）如水文也。”“衍波”意思是很多波纹，衍波笺即花帘纸，因其纸帘上编有很多波纹，故“纸文如水文也”。陈元龙（1652～1736）《格致镜原》（1735）卷37《文具类·纸》引《直方诗话》云：“宋萧贯梦至一宫殿，见群女如神仙。一人授贯纸曰：‘此衍波笺也’”①。肖贯（979～1059在世），字贯之，为北宋初人，及进士第后累官兵部员外郎。说明唐时的衍波笺经五代至北宋仍持续生产，比萧贯稍早年代在世的李建中（945～1013），曾以衍波笺挥毫。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建中《同年帖》（图5-5）经我们检视，即为帘花纸，下一章将再作介绍。这类水纹纸在中国古代多用作信笺，就像段成式所造云纹纸那样，用以寄情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1282年意大利的水纹纸虽在欧洲最早，但与古老的造纸大国中国一比，仍晚出一千多年。有趣的是，中西方命名这种纸时都含有“波”字，意大利文filigrano可译为“细波”，然与“衍波”一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种纸此后直到清末，中国一直生产，而且真的用于证券上了。笔者在山西省博物馆所见清代“票号”纸即为花帘纸。
砑花纸在隋唐五代时也不间断地出现。李肇《国史补》（827）卷下所说“蜀麻面、屑骨、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②中的鱼子笺，是历史上有名的砑光纸，产于四川，至北宋时继续生产。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谈到四川造砑花纸时写道：“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今剡溪亦有焉”③。这是说，先以细布用面浆胶之，使其劲挺，再以强力向纸面上压之，则纸上隐现出布的经纬纹纹理，其交叉所形成的小方格如同鱼子，故曰鱼子笺，又称罗纹笺。其实在早期造纸过程中曾用过织纹纸模抄纸，即将织物或罗面用木框架绷紧，以之捞纸，形成之纸也具有织纹。但这种抄纸器因效率不高，又是固定式，不及离合式活动帘床抄纸器有效，后来便逐渐淘汰了，只在边远少数民族使用。到了唐代，在普遍用帘床抄纸之后，又将这类早期织纹作为装饰之用，而又不能用帘床抄纸器产生，于是用砑花技术来实现这一目的。罗纹纸在宋以后历代仍依旧制造。用这一原理可使纸上隐现更为复杂的图案、文字。
五代人陶榖（903～970）在《清异录》（约950）中记载：“姚子姪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板上，乃沉香〔木〕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绣奇细，号砑光小本”。
查《旧五代史》（974）卷92《姚传》，姚（866～940）字万真，长安人，举进士，任后梁、后唐及后晋三朝要职，其子名姚惟和。姚惟和与其兄弟在姚府第内造出可称为历史上最精美的砑花纸。姚所事三个短期王朝都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则其府第也应于此，造纸时间大约在934～936年。他们以带有香味的沉香木为雕版，先由画师画出山水、树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等画稿，再由刻工按画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将雕版置于纸上强力压之，则所有图画或钟鼎文都显现于纸面，迎光视之，十分精美。我们可将此称为无墨印刷，即无须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图案呈现于纸上。如果使用的是彩色纸，则更为美观。在欧洲，造砑花纸则是产业革命以后的事，1796年汉考克（JohnGregoryHancock）因造砑花纸而获第一个英国专利④。
四 久负盛名的南唐澄心堂纸
五代十国时期的造纸技术成就是不能低估的，这是唐代技术的延续。这里要谈的是出现于南唐（923～936）的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澄心堂纸。据北宋人陈师道（1053～1103）《后山谈丛》的记载，澄心堂本是南唐创立者烈祖李昇（888～943）节度金陵（今南京）时宴居、读书、批阅文件的日常活动场所。至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位时（961～975），因工于诗词、书法，设官局监造佳纸供御用，遂取名为澄心堂纸。此纸当时只供御用及颁赐群臣，外间很少见到，及南唐灭亡，宫人自宫中携出高价出售，到北宋文人士大夫手中后引起重视。
从宋人诗文集中我们看到很多有关记载，例如刘敞（字原父，1019～1068）《公是集》云：“去年得澄心堂纸，甚惜之。辄为一白，邀永叔诸君各赋一篇，仍各自书，藏以为玩。故先以七言题其首”：
臂笺弄翰春风里，斫冰析玉作宫纸。
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
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故府得百枚。
欧阳修（字永叔，1007～1062）从刘敞那里得到十枚后，再分赠梅尧臣（字圣俞，1002～
1060）。梅尧臣《宛陵集·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中以下列诗描述此纸：
昨朝人自东郡来，古纸两轴缄縢开。
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
蜀笺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还可咍。
书言寄去当宝惜，慎勿乱与人剪裁。
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
澄心堂中唯此物，静几铺写无尘埃。……
于今已逾六十载，弃置大屋墙角堆。
与此同时，宋敏求（字次道，1019～1079）也从南唐内库中得到澄心堂纸，再赠梅尧臣百枚，梅又于《宛陵集·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中云：
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
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觅。
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
浸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
而今制作已轻薄，比于古纸城堪嗤。
古纸精光肉理厚，正事好事亦稍推。
五六年前吾永叔，赠予两轴今宝之。
是时颇叙此本末，遂号澄心堂纸诗。
我不善书心每愧，君又何此百幅遗。
梅尧臣后将澄心堂纸样若干赠给潘谷（约1010～1060在世），由后者进行仿制。潘谷字伯恭，歙州人，造墨精妙，又能造纸。仿制成功后，又赠梅尧臣300枚。潘谷赠纸样时作诗说：
永叔新诗笑原父，不将澄心纸寄予。
澄心纸出新安郡，腊月敲冰滑有馀。
梅尧臣得潘谷仿制澄心堂纸后，也赋诗说：
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
予传澄心古纸样，君使制之情意馀。
自兹重咏南唐纸，将令世人知首尾。
蔡襄（1012～1067）《文房四说》云：“纸，李主澄心堂为第一，其为出江南池、歙二郡。”
北宋诸名公如刘敞、欧阳修、梅尧臣、宋敏求等人咏澄心堂纸诗相当多，并对之给予高度评价，因而此纸名声大振。其中梅尧臣的诗从造纸技术角度看来最有启示性，我们此处主要转引梅诗。他当时还对澄心堂纸产地及制法作了调查，并以诗的形式作了简介，同时还请人仿制，使此纸不致失传。梅尧臣在这方面是有心人、热心家。
综合有关史料，我们得知澄心堂纸是南唐后主李煜于961～970年下命监造的御用书画用纸。开宝八年（975）宋太祖令曹彬（931～999）领十万大军攻南唐并破金陵，后主李煜降宋，被遣至汴京。曹彬入城后严禁士兵杀掠，因此澄心堂宫殿保留完好，内库封存，那时还有澄心堂纸数千幅积存于内库墙角之中。大约从1043～1045年后，澄心堂纸从库中散出，刘敞以重金得百枚，赠欧阳修十枚，欧又分赠梅尧臣二枚。此后宋敏求又以重金得数百枚，赠梅尧臣百枚，梅又将纸样赠潘谷。潘在歙州依样作了大量仿制品，再回赠梅尧臣三百枚。
南唐澄心堂纸造于歙州和池州（今安徽歙县及贵池），原料是楮皮。这种纸的特点是极其洁白、表面平滑如玉版，又很受墨，纸质厚重、坚韧。与唐代著名的蜀笺和剡藤纸相较，比前者更坚挺而耐久，比后者更厚实而受墨，在质量及适用性方面超过此二纸，因此澄心堂纸被蔡襄评为纸中第一品。在制造过程中当精工细作，排除楮皮料上残存的任何青皮屑，反复蒸煮与舂捣纸料，并经自然漂白（日晒）、反复漂洗，用重抄法或单抄双晒法制成厚纸。抄纸时间在冬季，以腊月敲冰水配制纸浆。这是有深层技术考虑的，因为冬季水中无微生物及其他杂质。水凝成冰再经融化，是一种提纯过程。同时用冰水配浆使纤维分散效果更好，所加植物粘液之稠度不致下降。当然抄纸工要将双手深入冰冷的纸浆中抄纸，也是艰苦劳动，须在纸槽旁置一炭火盆，手冻时随时烘烤一下。将半湿纸烘干时，采用极为平滑的烘面，再小心揭下，将两面砑光。由于采取这些技术措施，澄心堂纸才在诸纸中占居首位。
因南唐澄心堂纸传世较为稀少而名贵，而人们又都喜爱，因此从北宋时（1041～1045）已有仿制，此后历代直到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仿品不断出现。我们读古书及鉴定古纸时，宜注意五代真品及宋、元、明、清后世仿品之别，不可均称为“澄心堂纸”。明人曹昭（约1354～1410在世）《格古要论》（1388）卷九称：“澄心堂纸，宋朝诸名公及李伯时画多用澄心堂纸。”此处所说李伯时指宋代大画家李公麟（1049～1106）。按公麟晚生于梅尧臣47年，他在世作画时，南唐纸早被先辈们分光，他不可能拥有此纸，何况梅诗中有“幅狭不堪作诰命”之语，这样幅度纸不堪作画，故其所用必为仿品。屠隆《考槃馀事》说：“尝见宋板《汉书》，..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也必指仿品，断不可能将“百金市一枚”的南唐纸用作宋版书副页的。谢肇淛《五杂俎》（1616）卷12《物部四》称，欧阳修起草《五代史》时用澄心堂纸。其实欧公手中当时只有两枚为南唐所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概因澄心堂纸名气太大，人们总习惯将宋名家墨迹说成以此纸挥毫。不过各代仿品，总以前代纸为样，归根到底以南唐纸为本。从后世仿品也多少可见南唐纸的踪迹。观察仿品，可知南唐澄心堂纸幅不大，约33×40厘米，略呈斗方形，纸厚约0.4毫米，当然是加工纸。历代仿制过程中，力图作得精细，因此澄心堂纸在历史上起着推动造纸技术发展的作用。
附注
①HerbertG.Wels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①孙宝明、李钟凯，中国造纸植物原料志，446～447页（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9）。
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814）卷26，681～694页；卷28，743～763页，《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③唐·陆羽，《茶经》（约765）卷二，2页、清·张海鹏辑《学津讨源》（1805）第15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嘉庆十年原刊本影印，1927）。
①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载清·董诰编《全唐文》（1818）卷727，20～21页（清嘉庆廿三年原刻本，1818）。
②唐·法藏，《华严经传记》卷5，载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155，170～171页（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8）。
①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3期，39～47页。
②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期，52～60页。
③加藤晴治，敦煌出土寫經とその用紙について，《紙バ技協誌》1963，卷17、9号，28～34页。
①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3期，39～47页。
②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190～20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中國制紙技術史佐藤武敏訳本，325～343頁（東京：平凡社，1980）。
①明·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卷34，下册，1937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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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唐·张鷟（660？～741），《朝野佥载》，载（明）吴永辑《续百川学海》丙集（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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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Bd.23,No.3,ss.210～216(Darmstadt)。
④明·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潘吉星译注本，156，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⑤清·陈淏子，《花镜》（1688），伊钦恒校注本，卷三，153～154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① M. A. Stein，PreliminaryreportonajourneyofarchaeologicalandtopographicalexplorationinChineseTurkestan，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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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J.Wiesner，MikroskopischeUntersuchungalterostturkestanischerPapiereDenkschriftenderKaiserlichenAkade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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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云仙杂记》卷三，《丛书集成》本第2836册，22页（商务印书馆，1960）。
③D.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 ed.，pp.571～572（London，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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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李征，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10期，7～29页。
④Aurel 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al Asia and western-mostChina，vol.4，pl.93（Oxford，1921）。
①新疆博物馆，1973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7期，12页。
②莫明华，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69～18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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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2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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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36，《笔记小说大观》本第3册，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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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载明·毛晋辑《津逮秘书》第14集，48页（上海博古斋据崇祯原刊本影印，1922）。
①D.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ed.，p.475（London，1957）。
①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947），《丛书集成》本，10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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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进、廖志豪，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11期，21～26页；姚世英：谈瑞光寺塔的刻本《妙法莲华经》，文物，1979，11期，32～3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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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苏易简，《文房四谱》（986）卷四，《丛书集成》本第1493册，5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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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町田誠之，和紙の傅統，222頁（東京：駸駸堂，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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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清·佟世雍，康熙《成都府志》（1686）卷22，《古迹》，3～4页（康熙二十五年原刻本）。
①Cf.E.J.Labare，Dictionary and encyclopaedia of paper and papermaking，p.330（Amsterdam:Swets and Zeitlinger，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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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陈元龙，《格致镜原》（1735）卷57，上册，413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②唐·李肇，《国史补》（827）卷下，《笔记小说大观》第31册，17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③宋·苏易简，《文房四谱》（986）卷四，《丛书集成》1493册，5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④D.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cd.，p.519（London1957）。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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