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和造纸概况
  公元3世纪后，东汉（23～220）王朝复灭，接着是封建政权割据，互相混战与兼并，最后形成魏（220～265）、蜀（221～263）和吴（222～280）“三国鼎立”的局面。魏占据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蜀据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而吴则领长江以南今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263年，魏灭蜀，兼并其领土。265年时魏政权中握有兵权的司马氏家族夺取魏政权，自立为帝，建立晋朝，以其都于长安（今西安），史称西晋（265～316）。280年，晋灭吴，统一了中国。不久，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族进入中原，晋室被迫南渡，在长江流域的南方建立政权，以其都于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317～420）。北方则由匈奴人、鲜卑人、羯人、氐羌人及汉人分别建立16个政权，史称十六国（304～439），因而形成南北朝对峙。南朝（420～589）继东晋之后，先后出现了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四朝。北朝（386～581）有北魏（386～534），后又分为东魏（534～550）、西魏（535～556）等，继东魏而起的是北周（557～581）等。南北朝对峙，直到581年隋王朝（581～618）建立后，才又归于统一。这段历史共368年（220～588），总称为魏晋南北朝，相当公元3～6世纪。
  英国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1866～1946）在其名著《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1920）中，把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作了对比：当西方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时，中国分为南北二朝；西方受到蛮族入侵，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查理曼帝国相当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查士丁尼（JustinianⅠ，483～565）暂时恢复的西罗马帝国相当于宋武帝刘裕（363～422）暂时恢复的北方，拜占庭的帝，系则相当于中国的南朝①。但从这里又表现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中国在这一时期内的分裂主要是政治上的，整个中国的形象清晰可辨，各政权仍保有共同的文化、文字和主要思想，而政治上的分裂却伴随着各民族的融合和各地区的共同开发，为以后的统一奠定基础。中国从没有经历过西方世界那种彻底分裂的局面，同时很快又复归于一统，而欧洲则没能作到这一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发生多次战争，但南方和北方劳动人民在两汉原有基础上，继续在官府组织下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技术。手工业生产如纺织、矿冶、机械、建筑和陶瓷等生产也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有新的进步，许多发现和发明，名垂后世。佛教、道教和儒学以及文学、艺术（尤其书法、绘画）和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同于前代的特色，其大力发展并不因南北朝各政权对峙的影响而有所停滞。
  这一时期还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具有较高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方面进行了密切的交流，因而使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掌握了中原发达的技术和生产工具，这些民族地区结合当地情况予以吸收和运用。南朝各政权所领有的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广大地区，也在这时获得进一步开发。
  从汉代兴起的造纸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内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两汉是中国造纸术的奠基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即公元3～6世纪便是造纸术的发展阶段。此时在造纸技术体系中完成许多启发于后世的创新，随着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纸张、纸产品和造纸技术还从这一时期开始向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因此这个时期在造纸技术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的造纸技术与汉代相比，无论在产量、质量或加工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造纸所用的原料不断扩大，造纸设备也得到革新，出现了新的工艺技术。产纸地区、纸在社会上的用途和传布越来越广，价格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使纸能进一步取代其他昂贵的材料，尤其是丝绢。社会上出现许多生产造纸原料和成品纸的专业户，除政府官营的造纸作坊外，各地民间纸坊也纷纷兴起，造纸名工辈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造纸术，比研究汉代还具有更加有利的条件，因为这时有关造纸的文献记载较多而且可靠，还可直接看到为数相当可观的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内传世和地下出土的各种古纸标本，并对纸样作分析化验研究。在本章，我们拟从文献记载和对该时期所造古纸的科学考察等方面，探索魏晋南北朝368年间的造纸技术。
  第一节 麻纸在社会上的普及与推广
  一 麻纸的改进与普及
  魏晋南北朝造纸术是直接继承两汉麻纸技术而发展的。对不同发展阶段中造纸技术演变过程的研究，最好是将不同阶段生产出来的纸作技术对比。当我们将出土的汉代麻纸和魏晋南北朝麻纸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检验并作系统对比时就会发现，后一时期的造纸术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一般说来，汉纸白度较低（指本色纸），表面不甚平滑，纸面上纤维交织结构不紧密，透眼较多，纤维束明显可见，纤维帚化度不甚高，多数纸帘纹不显，纸质较厚（一般为0.2～0.3毫米），似乎缺乏更精密的加工技术；而魏晋南北朝时的纸虽然一些样品有汉纸的上述特征，但更多的样品白度增加，纸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比汉纸少，有明显可见的帘纹，纸质较汉纸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SR，接近机制纸，而且除麻料纤维外，发现有木本韧皮纤维原料。在作对比时，我们强调“系统”二字，不能只看某一时代的个别纸样，因为汉代纸有相当高质量的，而魏晋南北朝也有劣纸。应当将迄今所能看到的所有汉代纸样与后一时期的大量纸样作整体的对比研究。
  我们在各考古部门、博物馆和图书馆支持下，得以对几十种纸样作系统检验。检验后得出的对比观察结果在技术上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魏晋南北朝时造纸在制浆技术上更加有效，加强了蒸煮过程和对纸料的舂捣与漂洗工序，引入了施胶技术。第二，抄纸所用纸帘在中原地区多以竹条编成，架设在可分离的木制框架上，形成可拆移的活动纸模，因而纸的帘纹明显。第三，由于纤维分散度提高，纸浆较匀，用帘床才能抄出较薄而平滑的纸。第四，制造韧皮纤维纸的工艺进一步完善化，补充一些新的加工技术。总之，纸工的造纸技术熟练程度比前代普遍有所提高。
  从当时有关的古书中对纸的描述和赞叹的词句中，也能找到我们现在通过对古纸检验后所得技术认识的注解。魏晋时人由于历史习惯仍用帛简作书写材料，但他们同时改用纸时，就从实际中体验到纸的优越性。于是一些文人便以纸为题材，写出一些诗赋流传下来。如西晋武帝时任尚书左丞的傅咸（239～294）在《纸赋》中写道：
  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①。
  傅咸用兼有诗歌及散文性质的赋体歌颂纸，是纸文学的最早代表作，但文词较难理解。我们将其译成如下汉文语体诗：
  低级文书成高级，著述方式各不一。
  典籍制度随时变，书写材料亦换移。
  甲骨书契代结绳，简牍终为纸张替。
  佳纸洁白质且纯，精美方正又便宜。
  妙文华章跃其上，文人墨客皆好喜。
  楚楚动人新体态，原材却为破旧衣。
  可屈可伸易开卷，使用收藏甚随意。
  独居远处思亲友，万里鸿书寄情谊。
  傅咸的《纸赋》曾译成英文，载入美国纸史家亨特（DardHunter，1883～1966）《造纸文学》一书②中。南朝梁元帝肖绎（508～554）《咏纸诗》亦同样赞美了纸：
  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
  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如果说汉魏时书写纪事材料是帛简与纸并用，而纸只作为新型材料异军突起，还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那么这种情况在晋以后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晋代已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耐折的纸，人们就不必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去书写了，而是逐步习惯用纸，以至最后使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记事材料，彻底淘汰了过去使用近千年的简牍。西晋初虽然时而用简，但到东晋以来便都以纸代简。有的统治者甚至明文规定以纸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而一律以纸代之。如东晋的豪族桓玄（369～404）于403年废晋安帝，自称为帝，国号楚，改年号为建始。《太平御览》卷605引《桓玄伪事》云，桓玄即帝位后，即下令宫中文书停用简牍，而改用黄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地下出土的实物也表明，西晋初在边远地区仍是简、纸并用，简牍在与纸竞争中似乎在作最后挣扎。例如，据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所编《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其他》（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Stockholm，1920）一书介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1900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北的楼兰遗址中发掘魏晋写本文书时，发现晋泰始四年（268）、五年（269）及六年（270）的纪年木简，同时又有泰始二年（266）的麻纸。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斯坦因在新疆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e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Oxford，1913）一书更介绍说，1906年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又发现泰始六年（270）的麻纸。他们二人发掘的西晋晚期纸，年代为永嘉年（307～312），再往下年代的木简便少见了，几乎全是纸本文书。
  有趣的是，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掘得汉文纸本文书及九封用中亚亚粟特文（Sogdian）写的书信。信是写在麻纸上的，1931年里歇特（H.Richert）将其中五封译成德文①。1948年伦敦大学的亨宁（W.B.Henning）考证了第二封信的内容后，断定是西晋永嘉年（307～312）客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附近）的中亚康国（今哈萨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人写给其友人的信②。写信人为南奈·万达（Nanai Vandak），信中叙述了中国京城洛阳宫内被匈奴人所焚、皇帝出走的事，与《晋书·怀帝纪》所载永嘉五年（311）洛阳被匈奴族建立的前赵（304～329）统治者刘聪（？～318）所攻、怀帝出走长安的史实相符。则信当写于311年稍后。信尾云：“此信写于王公（Lord of Cir-?swān）十三年六月”，无年号，亨宁认为指前凉王张轨（255～314）在位之十三年（313），即永嘉五年事变过后二年。依此类推，第三封信写于312年11月3日，第四封信写于313年4月21日，第五封——313年5月11日，其余信离312～313年不会太远。总之，九封信均写于永嘉年。这说明，甚至来中国西北作生意的外国客商也用麻纸写信，足见纸已在这时相当普及了。
  大体可以说，从西北情况来看，西晋怀帝时的永嘉年间（307～312）是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这以后纸已在书写材料中占压倒优势。从319年晋元帝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后，几乎全用纸而不用简牍了。桓玄并非第一个下令以纸代简的统治者，因东晋以后社会潮流趋向用纸。当时麻纸产量很大，东晋人裴敬《语林》称谢安（320～385）任著作郎时，王羲之替他向内府请求书写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东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也说“秘府中有布纸（麻纸）三万余枚，不任所给”。南北朝以后麻纸产量有增无减，产纸区扩及南北各地，包括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北方产纸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南方有江宁（今南京）、会稽（今绍兴）、扬州及今安徽南部及广州等地。这些地方除产麻纸外，还产皮纸。
  北宋人米芾（1051～1107）《十纸说》（1100）云：“六合纸自晋已用，乃蔡侯渔网遗制也。网，麻也。”六合在扬州附近，自晋即产麻纸。“六合纸”不是像有人所说由六种不同原料制成的纸③。刘宋人山谦之《丹阳记》载江宁有造纸官署，为“齐高帝（479～482）造纸所也...尝造凝光纸，赐王僧虔（426～485）”。陈朝人徐陵（507～583）《玉台新咏》序称，“五色花牋，河北、胶东之纸”。胶东麻纸即汉末东莱人左伯所造者，曹魏时著名的左伯纸继续生产，后来其子孙也承其业。在新疆境内，十六国时的高昌（今吐鲁番）是造纸中心，所造的纸曾经出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丰富资源的开发，南方造纸业后来居上。
  继北方左伯纸之后，南方的张永纸成为南朝的名纸，在历史上为人们所称道。《宋书》（488）卷53《张永传》说，张永（410～475）字景云，刘宋吴郡（今苏州）人，历任司徒、余姚令、尚书中兵郎。元嘉十八年（441）任删定郎，再转建康令（445）。他文武兼备，有政绩。
  [张]永涉猎文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熟玩之，咨嗟自叹御者了不及也①。
  既然张永所造的纸比当时皇家御用纸还好，而他又受皇帝赏识，则这种纸的制造技术必得到推广。造纸地在刘宋首都建康（今南京）附近，由此想到继刘宋之后，齐高帝在同一地方所建的造纸所，也是利用了前朝的工匠和技术。
  米芾《书史》说：“王右军[书]《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薄如金叶，索索有声”。我们在敦煌石室写经中确见有东晋生产的一种白亮而极薄的麻纸，表面平滑，纸质坚韧，墨色发光，以手触之，则“沙沙”作响，属于上乘麻纸。如西晋僧人竺法护（240～315在世）译《正法华经》的东晋写本，即用此纸，也是王羲之所爱用的。这类纸在敦煌石室南北朝写经中也不时出现，我们料想此即齐高帝赐给王僧虔的“凝光纸”，与张永纸应是一类。由此看到这种上乘麻纸从晋到南北朝世代相承，其制造技术当起于南方今江浙一带。我们检测上述《正法华经》东晋写本，每纸26.厘米，厚度0.1～0.15毫米，麻纤维匀细，双面强力砑光，故而呈半透明，帘纹已被砑去，表面平滑受墨。虽手触“索索有声”，但纸的耐折度甚好。卷末无年款，1965年12月经启功先生鉴定为北魏（386～534）以前之物，即4世纪所造。为研究晋、南北朝所造高级白麻纸，提供最好的实物资料。
  二 写本书籍的盛行
  作为书写记事材料，纸的推广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反过来说，图书事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又需要供应更多的纸，从而又推进了造纸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的书籍多以纸写成，作卷轴装，类似帛书，称为书卷。社会上写本书籍大为盛行，《晋书》载西晋文人左思（约250～305）欲写《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门庭和厕所）皆著笔纸。偶得一句，即便疏（书）之”。书成后以其文采卓著，“富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②。“洛阳纸贵”之典即由此而来，后世用以形容某一作品风行一时。这个典故也说明，任何好的作品一经写成，通过纸写本便能流通社会，收到社会效益，因而抄书之风也随之盛行。《南齐书》（520）卷54载“隐士沈麟士（419～503）遭火，烧书数千卷。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乃手写细书（小字），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北史》（670）卷20称穆子容“欲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梁书》（629）卷49称袁峻（477～537在世）“家贫无书，从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
  靠着人们辛勤劳动，使社会上图书的存量迅速增加。《隋书·经籍志》（656）序称，魏秘书监荀勗（？～289）所编魏官府藏书目录《新簿》，收录四部书29，945卷。至南朝刘宋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385～433）造四部书目载书达64，582卷。梁元帝在江陵有书七万多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多起来，如晋张华（232～300）徙居时载书30乘（车），宋、齐以来贵族藏书已有“名簿（目录），因之梁武帝时（502～549）“四海之内，家有文史”。
  卷子本每卷用一张张直高一样的纸用糊剂粘接成一长卷，有时可达几米长。每纸在书写前，用淡墨水划成边栏，以便每行写得笔直，叫“乌丝栏”，实际上每一行相当一枚竹简。每纸有一定行数，20～30行不等，行间距离约1.5～2厘米。每行又写成一定字数，多是17字，但每张纸上没1上边栏；2下边栏；3左边栏；4木轴；5、6写经卷名专用行；7～16正文（一般17字）；1723正文；24写经卷名；25～29写年款、抄经有划出横格，只有纵格。因此每张纸人、装潢人等可写大约400～500字（小字注除外），书写纸颇类似现在的标准稿纸。当我们拿到一卷书，只抽看其中一张纸的行数、每行字数及用纸数，可很快算出其总字数。这说明中国古代纸本卷子书籍的款式是很科学的。每卷纸首行写全书名，次写卷名，接下是正文。卷末再写卷名，隔行写抄写时间、地点、抄写人，有时还要写监校人、装潢人（图3-1）。如果是宗教经典如佛经，还要在卷末写上供奉者姓名及奉供目的。正文中如有注释，则在纵格内以双行小字写之。从现代书籍标准看，唯一不足是每张纸上没有标出顺序号或页数，因而想查看某一段文字是比较麻烦的。各卷之最后，将多余的纸糊在木轴上，整卷即可卷起来。木卷轴有时用朱漆涂饰，或以其他材料（如玉）代之。每卷卷首，用多余的纸包以竹片，中间再置一丝线或麻绳。用毕后，用线绳将整卷捆起。每个轴再用丝或布作书签，写上书名及卷次，当各卷横堆在一起时，一看书签即可找所要需之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用大量纸抄写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书写日常用的公私文书或学习、商业用文件外，由于佛教、道教的发展，还有很多人用纸抄写宗教经典，也使社会上耗纸量大增。各地兴建的学校、寺院庙宇以及官府，历来是用纸的大户。1900年震动世界的敦煌石室写经纸的发现，表明只是一个宗教中心所耗去的写经纸数量是何等惊人。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前秦（351～349）建元二年（366）就已于敦煌城南22.5公里的鸣沙山开凿佛教石窟寺院，此后历代开凿新洞、重建旧洞，至隋（581～618）、唐（618～907）及北宋（960～1127），已达到相当大规模，成为完整建筑群体，名曰莫高窟或千佛洞，因之成为西北地区的宗教活动中心。洞内许多壁画和雕塑成为艺术珍品。远近的人们来这里进香、供奉佛经，从4世纪起莫高窟内已聚集了数以万卷计的佛经各种写本①。值得注意的是，从366年起开凿的千佛洞石窟内没有发现任何木简，这也说明4世纪后中国全境基本上以纸为书写材料了。由于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因此纸和丝绸一样也成为中国向西域诸国的出口物资，往来于这里的各族、各国人都在这一时期使用了纸。
  敦煌石室所出写本除佛经、道经外，还有经史子集写本、公私文书、契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维吾尔文（回纥文）、藏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及中亚、西亚以及印欧语系的吐火罗文、粟特文、波斯文、古叙利亚文、波罗密文、梵文和希腊文等写本，更有少数雕板印刷品。这些文献对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宗教、语言、文化和中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造纸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古纸在石室内多年封存，避免了日光、空气、水份、霉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且其原料及制造处理得当，因此能保存原来的状态，同时又未经后人装裱，基本上都是原貌。不少经卷写有明确年款，有的虽无年款，但经过鉴定和比较，其年代是不难确定的。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敦煌书卷是一字字用笔手抄在纸上的，多出于以抄写佛经为职业的僧人之手，称为“经生”。抄完后还严格加以校对（图3-2）。信徒们为表示宗教虔诚、发愿作某种事而求神佛保佑，或为死者超度，从经生那里买来佛经，供奉于寺院石窟之内。经卷卷尾常写有题记。如魏甘露元年（256）写《譬喻经·出地狱品》一卷，总长166厘米，由七纸联成，每纸23.6×30.3厘米，麻纸。卷尾题：“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少数民族）被诛。向二百人蒙愿解脱，生生信敬三宝，无有退转”①。这是现存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写经（图3-3），纸白而泛黄，表面较平滑，粗帘条纹，每纹粗0.2毫米，当为西北所造麻纸，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藏《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尾款为“天监五年（506）七月廿五日，佛弟子谯良颙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经》一部。愿七世含识速登法皇无畏之地。比丘僧伦龚、和亮二人为营”（S0081），这是从湖北携至敦煌者。
  三 造纸与书画艺术
  纸的大量供应和经常以纸挥毫，使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进入新的意境，又引起汉字字体的变迁。可以想象，在一片宽1厘米左右的坚硬简牍上写字，毛笔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和质地的限制而难以充分施展，写字速度也不会快，写十几个字后需再换另一简。人们似乎受到某种约束，难以自由地挥毫。如果改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写字，情况就会根本改观。我们可以引用魏书法家韦诞（179～253）的自身感受，当魏武帝曹操（155～220）建成洛、邺、许三都宫观时，命中书监韦诞题名，史载：
  [韦]诞以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117～192在世）笔、左伯（156～226在世）纸及臣（韦诞）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①
  帝从其奏，韦诞遂写出优美的书法。
  汉代书体以隶书及小篆为主，魏晋以后为之一变，形成兼有隶书及楷书笔意的楷隶体，从楷隶书体结构和笔锋走势中，我们发现这是当时在纸上写字而习惯形成的社会流行书写字体，楷隶字体是较难在简牍上写出的。这种从隶书向楷书的演变，正反映出所用书写材料从简向纸的过渡。敦煌石室写经为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前述甘露元年（256）写《譬喻经》、新疆鄯善土峪沟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写《诸佛要集经》、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东晋写本和敦煌的《正法华经》东晋写本等，都代表魏晋时流行的书法形式。南北朝以后的楷隶，楷书的运笔渐多，研究汉魏以后书法史要考虑到纸的运用的影响②。晋代之所以出现像王羲之、王献之那样的大书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纸的普遍使用。周密（1232～1308）《癸辛杂识·前集》云：“王右军（羲之）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纸，又用张永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在较大幅面纸上可随心所欲地挥毫，书法家能充分发挥其艺术表现力。从整个时代背景观之，二王书体应以楷隶体为主。
  为了加快书写，汉末文人起草时用草隶或“章草”，魏晋之际虽也沿用，但草意更浓。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陆机（261～303）的《平复帖》，经我们检定为麻纸，呈浅灰色，写以草体楷隶（图3-4）。写于晋武帝时（265～289）。然而晋以后草体楷隶又发展到王羲之父子的行草（图3-5），写起来比草体楷隶还要快，而且飘洒，上下字可以连笔写成。最后又由行草发展到草书，草书目的是提高书写速度，起草文稿或速记。没有纸，就难以出现行草和草书。我们从二王书法作品中会看到他们在纸上用笔的艺术魅力。纸的使用引起汉字字体变迁，是个重要文化现象，这种速写形式使工作节奏加快。
  同样可以想象到，在平滑受墨的纸上作画，也会有较好的艺术效果。汉代及汉以前，画家作画多用帛料，绢本绘画仍是主流。但从晋以后，纸本绘画逐渐出现，这是绘画材料使用上的新突破。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东晋时期纸绘设色地主生活图，长106.5、高47厘米，由六张纸联成，材料为麻纸。这可能是迄今最早的纸本绘画（图3-6）了，显然是出于民间画家之手，但专业画家也无疑会在纸上作画的。唐代书画鉴赏家张彦远（834～894在世）《历代名画记》（约874）卷五谈到晋代著名画家顾凯之（344～405）的作品时写道：“顾画有异兽、古人图、桓温像，...王安期像、列女仙，白麻纸。”又“三狮子、晋帝相列像、阮修像、阮咸像、十一头狮子，白麻纸。司马宣王像，一素一纸。”同书卷六谈到南朝宋画家顾景秀（390～452在世）作品时，载有“晋中兴宰相像、王献之竹图、刘牢之小儿图，..蝉雀，麻纸”①。可见顾凯之当时已带头用白麻纸画人物像。这种创作题材对纸的技术要求较高，而从我们所看到的晋代出土麻纸来判断，用以画人物、鸟兽、草木、虫鱼是能满足画家要求的。麻纸经砑光或轻微施胶（早期形式是浆硾），即可作画。如表面涂布白粉，再予砑光，则作画效果更好。可惜，经历代战乱和王朝更替，魏晋南北朝画家的纸本绘画流传至今的很少，因而新疆出土的东晋纸本人物画便显得极其珍贵。
  四 麻纸的化验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所造的纸在敦煌石室中存量很多，甘肃、新疆等地还不时有出土者。对敦煌写经纸进行科学研究，由奥地利学者威斯纳于19世纪末首开其端。20世纪以来，英国克拉帕顿（R.H.Clapperton）研究了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写经②，加藤晴治研究日本藏品③，德国哈德斯-施泰因豪泽研究了德国藏品④，而戴仁研究了巴黎藏品⑤。从1965年起，笔者对北京图书馆等处的中国藏品作了研究⑥。威斯纳还开创对新疆出土魏晋南北朝纸的研究，此后日、中学者⑦⑧作了类似工作。根据威斯纳对斯坦因在敦煌、新疆所得这一时期纸的化验，麻纸原料以大麻（Cannabis sativa）、苎麻（Boehmeria nivea）纤维居多，所用原料来自破布⑨⑩⑪⑫。近年来增田胜彦对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在西北所得魏晋南北朝字纸作了检定⑬。所有这些工作都证明威斯纳关于麻纸原料的化验结论是正确的，实际上与汉代造纸
  原料是一致的。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麻纸原料事先所作的提纯较彻底，显微镜下所见杂细胞及非纤维素成分很少。试样以碘氯化锌溶液处理后，呈酒红色反应，纤维都经过以石灰和草木灰水的弱碱性溶液蒸煮而成浆。经过舂捣，纤维遭到分散和变短，但打浆度高低因纸样而不同（30～70°SR），如新疆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用纸，经我们化验证明为高级加工麻纸，23.3×48厘米，白色，表面平滑，纸浆叩解度达70°SR，纸薄。另有些敦煌石室所出晋、南北朝时的写经，经化验后也发现有不少纸样纤维帚化程度很高，细胞受强度破坏（图3-7、8）。但纸面上未充分打碎的纤维束，甚至小段麻绳头也经常出现，尤其魏晋古纸。纸面一般说是较平滑的，受墨性普遍良好。厚度多在0.15至0.2毫米之间，但已出现小于0.1毫米的薄纸。纸面普遍有帘纹可见，除少数纸用固定型布纹模抄造外，大多用帘床纸模抄造。有些纸表面经过加工处理。以所见纸样言之，东晋-十六国时期所造之纸质量较好。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大凡纸上墨迹书法水平高者，多用好纸、好墨，因此纸、墨与书法高下之间有一
  种成正比的关系，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如陆机《平复帖》）。多数纸外观呈白色，亦有白间有浅黄，或黄色，黄色纸当为染色纸。浅灰色不是自然本色，是后世装裱造成的。所有麻纸千年来几乎很少见有虫蛀现象，因麻纸纤维纯，所含醣类成分极少，说麻纸“纸寿千年”是名实相符的。各张纸联在一起时，接缝很狭，但没有脱落。文书、契约纸没有乌丝栏，写经纸多有此淡墨色直格，格线细而直，以尺划成，估计是用竹笔或木笔划的。我们所见之纸，多为北方所产，南方纸所见不多。中原所产之纸，质量上比西北土产纸好些，但也有情况不尽如此。纸不但可书写，亦可作画，但画家所需的大幅纸，这时还造不出来。
  第二节 新原料的开拓和纸用途的扩大
  一 桑皮纸、楮皮纸和藤纸的生产
  造麻纸原料破布来自普通百姓用过的衣服及其他麻制品，如麻袋、麻绳、麻鞋等。为适应造纸的需要，城市兴起一种行业从事废品回收，将破布等收集起来再卖给纸坊。但魏晋南北朝时因造纸生产猛烈发展，对破布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缓解以破布为造纸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从这一时期起不断开拓造纸新原料，结果用木本韧皮纤维造成楮皮纸、桑皮纸和藤皮纸等（图3-9，10），有时还将树皮纤维与麻类混合制浆造纸。虽然文献说东汉已造出楮皮纸，但出土实物少见，皮纸从魏晋南北朝起才见有出土实物。桑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种植，桑叶用于养蚕。后来发现其枝条嫩皮剥下来经沤制、蒸煮后，再经舂捣等工序处理，也可制成皮纸。北宋人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云：“雷孔璋曾孙穆之，犹有张华（232～300）与祖雷焕（230～290年在世）书，所书乃桑根皮[纸]也”①。此处“根”字或系衍文，或属误字，因为从技术上判断，桑枝茎皮可造纸，而根皮则不可用，则“桑根皮”当为“桑枝皮”之误笔。
  中国境内桑树多为桑科的木本植物真桑（Morus alba）及其变种，如小叶桑（Morus acidosa）、堐桑（Morus mongolica）等，主要产于江浙、川陕、鲁冀等省②。凡养蚕之处多有桑树，以其韧皮造纸，又增加了这种植物的经济价值，而过去桑枝则只用于烧柴。1901年威斯纳检验新疆罗布淖尔出土的3～5世纪魏晋公牋残纸，发现其中有用桑皮造成的，但纸浆中还掺杂了破布纤维。我们对这一时期出土古纸的化验，也发现有桑皮纸。如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69号墓中出土高昌建昌四年（558）、十六年（576）字纸即桑皮纸，薄而平滑，白色，纤维匀细、交织情况好，有帘纹，直高残，横长42.6厘米③。我们也偶而检验到麻与皮料的混合料纸。用混合原料造纸，有很大的技术经济意义，既可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原料来源，又可兼收各种纤维原料之所长。这是魏晋南北朝时在造纸原料配合上的新突破，开后世混料纸之先河。
  比桑皮纸更古老的楮皮纸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如果说东汉楮纸首先从黄河流域的中州地区（首先是今河南洛阳）发端，那么到魏晋南北朝时，造楮皮纸技术随着晋室南渡及工匠南迁，而迅速扩及到长江流域的南方广大地区，再逐步转移到华南粤江三角洲（今广州）一带，一直到今越南北部。三国时吴国人陆玑（字元恪，210～279在世）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中写道：
  榖，幽州人谓之榖桑，或曰楮桑；荆（今湖北）、扬（今江苏扬州）、交（交州，今越南北部）、广（今广州）谓之榖。中州人（今河南）谓之楮桑。..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榖皮纸①。
  注意，此处所说三国时吴人陆玑（ji）与西晋时吴人陆机不可混为一人，实际上他们是两代人。陆玑注释《毛诗》时，列举产楮皮纸的地区荆州、扬州、交州、广州都属孙吴政权（222～280）控制的范围，他作为吴人对这些地区是相当熟悉的，其记载可信性很大。从记载中可见，因麻料供应不足，不但以楮代麻造纸，还以楮代麻织布。宋人唐慎微（1056～1163）《证类本草》（1108）卷12引魏晋时成书的医学著作《名医别录》（3世纪）云：“楮，此即今构树也。...南人呼穀纸亦为楮纸，武陵（今湖南境内）人作穀皮衣，又甚坚好尔”②。这里指的是以楮皮纤维造纸，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于南方，包括今湖南、湖北。楮或穀今称为构（Broussonetiapapyrifera），为桑科木本植物，是良好的造纸原料。
  其实北方也同样造楮皮纸，甚至对楮树栽培种植。后魏农学家贾思勰（xié）《齐民要术》（约538）有专门一篇介绍种植楮。贾思勰（473～554在世）曾任高阳（今山东境内）太守，书中反映6世纪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在其书卷五《种穀楮第四十八》详述楮树种植和收割技术：
  楮宜涧谷间种之，地欲极良。秋上楮子熟时多收[种]，净淘，曝令燥。耕地令熟，二月耧耩之，..明年正月初，附地芟（shān）杀（贴近地面割下），放火烧之。一岁即没人，三年便中斫。斫法，十二月为上，四月次之。..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二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循环）。岁收绢百匹③。
  这说明至迟在6世纪已有专为造纸目的而种植楮的农业专业户和城内收购楮皮的“楮行”。贾思勰指出，如果种楮者“自行造纸，其利又多”。1973年我们检验了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的北魏兴安三年（454）《大悲如来告疏》用纸，就是楮皮纸。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高昌（531～640）时期的夫妻合葬墓，年代为建昌四年（558）及延昌十六年（576），妻死后合葬于夫墓。墓有三张皮纸，最大者高14、宽42.6厘米，白色，较薄，经我们化验为桑皮纸。按高昌一直养蚕种桑，能生产质量相当好的桑皮纸，可与中原媲美。
  从晋代开始，在今浙江嵊县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一带更开创用野生藤皮造纸。这一带盛产藤本植物，而剡溪水清又适于造纸，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剡藤纸”便发源于此。后来在其他产藤地区也接着造出藤纸。有关史料见唐初人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630）卷104引东晋人范宁（339～401）在浙江任地方官时对属下发布的命令：“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可见东晋时浙江藤纸被视为良纸，而由范宁予以推广。此处“土纸”不可理解为后世所说的草纸，而是东晋时浙江当地出的一种较次的麻纸。“藤角纸”肯定指藤皮纸。“角”字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藤角即藤、穀（或楮），盖角、穀为同音相转①。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藤角纸单指藤皮纸。其所以加角字，因古时公文以一封为一角，纸一张亦称一角。如《全唐诗》卷22载段成式（803～863）《与温飞卿（即温庭筠）云蓝纸绝句》序云，“予有杂牋数角，..藤纸为封”。“杂牋数角”即杂纸数张，无怪乎苏易简引范宁那段话后对藤角纸加注曰：“古谓纸为幡，亦谓之幅，盖取缣帛之义也。自隋唐以降，乃谓之枚。”可见角、枚、张等字都是纸的量词，无其他含义。晋代藤纸一直延续到唐宋，后被竹纸淘汰。
  据调查，嵊县产青藤、紫藤、葛藤、蛟藤等。以造纸原料植物分布而言，浙江特产的有防己科多枝藤本植物青藤（Coc-culustrilobus），其韧皮纤维可造纸（图3-11）。其次是豆科木本紫藤（Wisteriasinensis），还有豆科缠绕性落叶灌木山藤（Wiste-riabrachybotrys）等。藤纸的发明，显然是在已知藤皮纤维可代替麻作成纺织品后才完成的。由此，古人看来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科学规律：凡可用于纺织目的一切植物纤维都可用于造纸。这是造纸技术史中，中国人给全世界提供的一条重要技术思路。显然，这条规律是将造麻纸的经验加以引申而总结出来的。从晋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按此规律行事，所以虽然用量逐代增加，但从未发生过原料供应危机。在欧洲，直到18世纪在造纸生产领域内还没有达到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的这一认识，他们仍然只是单一生产麻纸。
  二 关于晋代竹纸和侧理纸
  据宋人著作，晋朝似乎还生产竹纸。南宋人赵希鹄（1191～1261在世）《洞天清录集》（约1240）云：“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②。二王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羲之以任会稽内史，迁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继赵希鹄之后，明清以来很多学者都相信晋朝已有竹纸。近人更试图找到旁证，将旧题西晋人稽含（263～306）《南方草木状》中的“竹疏布”理解为竹纸①。此说颇值商榷。按《南方草木状》虽为稽含所作，但今本有些内容为唐宋人篡入，并非像《四库全书提要》（1790）所评价的那样完全可信。一些西方汉学家按今本《南方草木状》中某些记载引出的造纸史结论也是错误，因此使用此书时宜仔细对每条予以辨认。我们认为书中所述“竹疏布”可能为稽含原作部分，但只能理解为细密而柔软的竹席，不能释为竹纸。
  与麻纸、皮纸不同，造竹纸不是取其韧皮纤维，而是利用其茎杆纤维，将整个竹杆腐蚀、捣烂后提制出纤维。竹杆较坚硬而不易腐蚀、捣烂，制造工序复杂。在唐以前文献中，迄今没有找到有关竹纸的可靠记载，现存早期竹纸没有早于北宋的。北宋苏轼（1036～1101）《东坡志林》卷九说：“今人以竹造纸，亦古所无有也。”因此我们认为竹纸起源于唐代的浙江，至北宋始见用于世，详见本书第五章。至于赵希鹄所说“二王真迹”，恐大有疑问。就以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中秋帖》、《雨后帖》而言，经我们检验确是竹纸，过去也一直视为“真品”。但细审二帖书法墨迹，发现有钩摹痕迹，字里行间有宋人笔意。这已为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所注意到。《雨后帖》呈深褐色，颜色呆滞，不是竹纸自然老化的颜色，纸上细横帘纹也不是晋纸所特有。可以断定，南宋人赵希鹄所见二王法帖，多为唐宋人摹本或膺品。唐人张彦远有可能见到二王真迹，但在其《历代名画记》及《法书要录》中没有著录有用竹纸挥毫者。
  古书常提到晋代有所谓“侧理纸”或“苔纸”者，这里应加以辨证。晋人王嘉（字子年，约315～385）《拾遗记》（约370）卷九云：
  张华（232～300）...造《博物志》四十卷，奏于武帝（265～290）...[帝]赐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以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②。
  关于侧理纸、陟厘纸、苔纸的原料和形制问题，一千多年来一直没得到正确解决。一般多根据《拾遗记》及《名医别录》等书记载，认为侧理纸由水苔所造。《名医别录》过去误认为梁人陶弘景（456～536）所著，实际上是在这以前的魏晋（3世纪）的医学家所辑录，其中说：“陟厘生江南池泽，..此即南人用作纸者”③。按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卷21的综合考证，此处的水苔还有不同别名；陟厘、石发、水衣、石衣、水绵等，分为水生和陆生两种④。为解决古代侧理纸、苔纸形制及原料问题，最好是将文献记载与现存实物对照验证。早期侧理纸既无出土，也无传世，我们只看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清代乾隆廿三年（1758）江南进献的侧理纸，是完整的原件。外观呈圆筒状，中无接缝，浅米黄色，原料为韧皮纤维，纸较厚，有磨齿状纹理，纸料中没有水苔、海苔之类，外观也不呈青绿色。清高宗弘历（1711～1799）于乾隆廿三年得此纸后，还写了《咏侧理纸诗》。今故宫乐寿堂东廊有据乾隆御笔所作刻石，其中写道：“海苔为纸传《拾遗》，徒闻厥名未见之。..囫囵无缝若天衣，纵横细理织网丝。”因此乾隆所咏及其所见侧理纸，实际上并不是《拾遗记》所述晋武帝赐给张华的侧理纸。
  1965年，我们按《拾遗记》所述作模拟实验，结果无法造出适用的纸。用水苔不可能造出纸，有一种莎草科的苔（Carex dispalata）生于原野多水的湿处，茎高1米，叶扁平，长1米，可作簑衣，亦可造纸，但不是古书中的水苔。于是我们改以麻料、皮料和竹料为基本原料制成纸浆，再向其中掺入少量藓水苔，捞成纸后，表面确实有不规则交织的青绿色纹理，与《拾遗记》所述相符。我们实验用水苔，取于水中石上，或曰石发，呈青绿色。如用陆上产的发菜（Nostoc commune var.flagelliforme），则所成之纸呈现不规则交织的黑色纹理。发菜属蓝藻门、念珠藻科，藻体细长，呈黑绿色毛发状群体，由多数球形细胞连接成丝状，共同埋没于胶体物质中形成，分布于宁夏、陕西、甘肃一带流水中，可供食用①。因此我们的模拟产物不是别的，正是后世所谓的“发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拾遗记》、《名医别录》等古书所说侧理纸、陟厘纸、苔纸，实即后世的发牋。起源于西晋的这种纸，以麻类及皮料制浆，再掺入少量水苔、发菜等为填料，用量虽少，但纸上呈现的有色纹理却很明显。这类纸在唐宋以后继续生产，直到近代。其他国家也依此仿制，最著名的是朝鲜李朝（1393～1909）的发牋。清人徐康（1820～1880在世）《前尘梦影录》（1897）卷上称：“发笺、海苔笺，高丽最擅名。”朝鲜所制，亦于清代流入中国。18世纪乾隆帝所得江南侧理纸，显然不是晋人王嘉所指。关于这种纸。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将再作讨论。
  三 纸伞、风筝的制造和使用
  由于皮纸的制成，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造纸原料供应。一般说，皮纸能制成比麻纸更好的质量。社会上纸产量处于稳步增长的势头，才使人们有可能将纸从主要供书写用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扩大其用途。纸在与简牍竞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淘汰后者之后，下一个竞争对手是丝绢。丝绢好处很多，最大缺点是昂贵，因此有些用品包括书画还得用它。魏晋南北朝时在日用品方面是纸逐步取代丝绢的时代，纸向丝绢原来所占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纸伞、纸鸢、纸花、剪纸、折纸、卫生纸等，其中前三种一直以丝绢为材料。过去贵族及巨富人家大便后，用粗丝绢擦拭，一般百姓自然用不起，现在大家都可以用手纸了，从此以后千年来世界各国至今还在通用。餐纸也取代了丝绢，用于宴席上。纸已悄悄渗入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我们首先谈人们在雨天广泛使用的雨伞（图3-12），至迟从北魏（386～534）时起已经有了。伞旧称繖，其面原由绢制成，但雨天时不能防水。以纸作伞面，再刷以桐油，制成纸伞，不但便宜，而且防雨。陈元龙（1652～1736）《格致镜原》（1735）卷31引《玉屑》云：“前代士夫皆乘车而有盖，至元魏（北魏）之时，魏人以竹碎分，并[以]油纸造成伞，便于步行、骑马，伞自此始”②。纸雨伞的制成也标志防水纸的发明。魏收（503～572）《魏书》（554）卷69《裴延儁传》载，世宗宣武帝即位初（500），山胡“以妖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众于云台郊抗拒”。明人王圻（1536～1606在世）《三才图会》（1609）《器用十二卷》也说拓跋珪（371～409）建立的北魏（386～534）地区用纸雨伞。唐人杜佑（735～812）《通典·职官典》（801）更进一步说：“按晋代诸臣皆乘车有盖，无伞。元魏自代北（晋北）有中国，北俗便于骑，则伞盖施于骑耳。疑是后魏时制，亦古以帛为繖之遗事也。齐高[帝]始为之等差云。今天子用红、黄二等，而庶僚用青”。
  由此可见，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始有纸伞之制，脱胎于车盖，以其甚轻便、易于开启和折闭，特别适用于骑兵在雨天行军，因而一改汉人旧俗，将乘车用的盖小型化，帛面易以纸面（油纸），制成纸伞。从而不但适用于军旅之用，也成为庶民可以用的物品。北齐文宣帝高洋（529～559在位），鉴于上下皆用伞，乃建立等级，规定皇帝用红、黄色伞，而庶民、臣僚用蓝色伞。纸伞自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扩及到中原，唐宋以后遍及全国，以伞面颜色区分等级的制度也沿用下来了。
  其次说到风筝，古代以竹条扎成。纸扎风筝从南北朝时见之于文献记载，称为“纸鸢”。它像纸伞那样，与上述北齐统治者高洋有关。他在宫外建26丈高木台，名金凤台。《北史》（670）卷19《彭城王勰传》称，前魏皇室后裔“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鸢以飞，黄头独能飞至紫陌乃坠。”①这是说，高洋推翻东魏、自立为帝时，对魏帝后裔进行迫害，令元黄头（拓跋黄头，魏帝之子）与囚犯们登上金凤台，再各乘纸鸢从台上跳下，意在用这种方法将其置于死地。但元黄头借纸鸢在空中滑翔很长一段距离后才降落下来，其着地点已靠近“紫陌”，即高洋的宫殿所在地区。当然，这不一定是一般的纸风筝，而很可能是特制的很大的风筝。这个历史故事具有某种残酷性，但也确实表明这很可能是世界上借纸鸢实现载人飞行的较早期的冒险实验。
  元黄头约在529年从26丈（87米）高的金凤台上跳入空中滑翔一段时间后落地，并没有死，后来高洋又另外指使人才将他杀死。纸鸢既可升空，便不是简单的玩具，它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其他实用目的。人们都认为纸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近代飞机出现前最早的升空装置之一，而早期机翼的设计可能也受到纸鸢的思想诱导。因此李约瑟博士认为拓跋黄头的这次纸鸢飞行在航空史中具有原则性意义，因为西方人在此千年后才由英国人巴顿·史密斯（BadenFletcherSmyth，1860～1937）于1894年成功实行了借风筝载人的飞行实验②。
  中国古代兵家早就认出纸鸢的军事价值，史载梁武帝下诏讨叛臣侯景（503～552），但侯景却连下梁数城，渡江攻到采石，进而围台城（今南京），太清三年（549）双方激战，被围困的城内梁军这时放出风筝向城外援军求援。唐人李亢《独异志》描述这一经过时写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述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简文指肖纲（503～551），梁武帝之子，后即位为简文帝（550）。这是说将纸鸢用于军事目的，被围困在城内的守军将其放出，作为求援之用。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1084）卷162亦载，梁太清三年（549）“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此处所载献策者是另一人，不管到底是谁，告急的纸鸢终于从城内飞出城外。纸鸢的发明是个纯技术发明，它除供儿童以及成年人玩耍外，还有不少实际用途，并包含一系列科学原理（图3-13）。
  四 剪纸、纸花和卫生纸
  纸是一种绝妙的材料，既受墨受染，又可随意剪裁成各种形状，因而便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理想材料。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剪纸源远流长，有强烈的民族艺术风格，其起源至迟应追溯至魏晋时期，至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剪纸可将纸剪成几何图案、人物、鸟兽、花草等各种造型，式样美观大方，一般置于门窗或墙壁上，用来装饰房屋，有时在一些特定节日中使用。1959年10～11月，新疆博物馆文物工作组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发掘4～7世纪的六座古墓，墓中即有剪纸出土①。阿斯塔那（Astana）汉名为三堡，与该村相连的哈拉和卓村（Halahuoja）汉名为二堡，哈萨克语意为“首府”，可能与这一带为高昌国（531～640）故城所在，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来往。这六个墓葬内都有有年代的墓志和文书，可据以断代。
  其中第306号墓（59TAM306）内散布一些剪成菱形及束腰形的纸片，有字者14片。另有圆形剪纸二件，一件为蓝纸，剪成有几何图案的八角形团花，外周为圆形，周边呈锯齿状，中间以菱形及三角形构成花纹。以长短、粗细、疏密不同的直线和曲线排列、交织成四面匀齐、对称的菱形、三角形纹，层层交错，远看如一团花。这属于辐射式折叠剪纸，将色纸折叠数次，将叠后的每部分剪成图案（图3-14）。同墓所出另一剪纸为黄纸，已残破，仅存少部分，但根据剪纸原理和规律，可以很容易据此残余部分将整个剪纸复原（图3-14-D），实际上这是个对鹿团花剪纸。外周为圆形圈，圈边呈锯齿状。中间为六角形，其每边各剪两匹相背而立的鹿，尾部相连，共12匹鹿。六角形内圆心部分，为交错排列的圆形、菱形及三角形组成的几何花纹，层次交错。小鹿昂首、绕尾，形态生动，因而图案更显复杂。墓内出土文书纸为一契约，纸上文字为“章和十一年辛酉岁正月十一日将.”“麦六十四斗收见”等字。看来是个借贷粮食的契约。死者生前已履行契约规定，故将废契随葬，使其了此心愿，则剪纸制成的时间下限为章和十一年，此为高昌麯坚在位（531～548）时的年号，当公元541年。
  1959年阿斯塔那第303号墓内也出土剪纸一件，以黄纸剪成圆形图案。据研究者报道，此为对猴团花剪纸①，内圈为多种几何纹图案，内外圈之间有16只小猴分八对围成圆形，相背而立，又回首相视。猴的前爪与另一猴前爪相携，另一爪攀登树枝，活泼可爱，造型复杂。该墓同出墓主的朱书砖墓志，其文为“和平元年（551）辛未一月三日，虎〓贲）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墓”。这同样是高昌的年号。之后，阿斯塔那古墓群又有剪纸出土，其中忍冬纹团花剪纸用本色纸，直径24.5厘米（图3-15）。由圆心向四周作菱形辐射，外层绕以忍冬花纹，最外圈有31个连续相接的三角形，四层图案相叠，线条匀称。出土此剪纸的墓内有墓志，年代为延昌七年（567）。毫无疑问，西北地区高昌时期出土的这些民间剪纸，其技术是从中原传入的。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人日诗》云：
  缕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
  有趣的是，从魏晋时兴起的剪纸和用纸剪成“人胜”以召魂的风俗，在高昌一带也盛行，而且有出土物为证。关于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纸剪人胜，将在下一章中介绍。
  与剪纸有关的还有人造纸花，所谓纸花是将纸先染成不同颜色，再经剪、揉、折等工序分别制成枝叶、花朵，经拼接而成花束，也可供室内装饰。《太平御览》卷605引晋人孙放《西寺铭》云：“长沙西寺层构倾颓，谋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纸花插地，故寺东西相十余丈，于是建刹，正当[插]花处”①。按孙放（330～370在世），字齐庄，晋秘书监孙盛之子，后任长沙相。《西寺铭》中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正发生于他在长沙任职之时，由此可知纸花至迟在晋代已有了，大约与剪纸同时出现。如前所述，制造纸花时，既需要剪纸又需要折纸，还要将纸揉成起绉形状，由此看来，将方纸或长方纸折叠，或适当剪裁成各种造型的折纸艺术，也应有较早的历史。
  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广泛用途是作卫生纸。南齐人颜之推（531～591）《颜氏家训》（589）：卷五写道：“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②。钱存训将此释为不可将写有经文和圣贤姓名的故纸当卫生纸③，是妥当的，因为“秽器”即便器。对卫生纸的记载在中国史料中不多见，但肯定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用上了。至于包裹物品，则汉代时已用纸，消耗量也相当大。
  第三节 施胶技术和帘床抄纸器的发展
  一 采用淀粉糊的施胶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原料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改进，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有关。根据我们对这一时期大量纸样的分析检验，可知已在对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捞纸等工序更加精工细作，舂捣、漂洗已进行不止一次，同时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得以提高。为了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采用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将它掺入纸浆中搅匀，再捞纸，这便是后来所谓的纸内施胶，此法行之简便，一次完成，不足之点是难以保证每张纸面都均匀施胶，因为在此后压榨工序中有些施胶剂要走失。另一方法是将施胶剂用刷子均匀地逐张刷在纸面上，再以光滑石头砑光。如果只一面写字，就不必正反两面施胶。这是后世所谓的纸面施胶。此法优点是保证每张纸都均匀而彻底施胶，缺点是费工费时。根据对纸的技术要求和具体情况，上述两种方法都交互使用。如果对成品纸表面刷以淀粉糊剂，干燥后可在纸表使淀粉粒子沉淀并形成一层覆膜，再经砑光，写字时便不晕染。同近代所用植物胶、动物胶相比，淀粉施胶是弱性施胶，但这很适合中国具体情况。
  施胶技术是中国古代纸工发明的，但始于何时，很长时间内难以定夺。有关这方面的早期文献记载不足，晚期记录虽有，却解决不了其起源问题。看来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实物研究做起。纸是否施胶，可从对纸表的观察、挥毫试验和对纸料的显微分析、化学测试中有效地判断出。中国关于施胶的较早记载见于唐人张彦远（834～894在世）《历代名画记》（874），欧洲提到施胶的早期著作是17世纪法国人安贝尔迪（J.Imberdis）1693年用拉丁文发表的《造纸术》（Papyrus sive ars conf iciendae papri）。欧洲最早施胶纸不会早于13世纪。1886年维也纳大学的威斯纳对奥国赖纳（Erzherzog Rainer）亲王所收藏的出土纪年阿拉伯文文书纸作了系统检验，发现874、900及909年的纸曾用淀粉糊施胶，这说明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之前，已于9～10世纪掌握了这种技术①②。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证明阿拉伯人的造纸技术是于唐代天宝十年（751）从中国引进的③，这自然也包括施胶技术在内，因此人们注意的焦点集中于中国何时出现这种技术。如前所述，单从文献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张彦远的著作问世时（874），阿拉伯正好已有了施胶纸，不足以说明技术传播的证据。
  然而证据很快就找到了。当威斯纳对阿拉伯古纸化验结果公布14年后，1900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在新疆和阗（今和田）、尼雅考古时发掘一些魏晋木牍及唐代纸本纪年文书，纸上的年款分别为唐代大历三年（768）、建中二年（781）、建中三年（782）、贞元二年（786）及贞元三年（787）。其中最早的纪年是768年，比出土的最早的阿拉伯纸早106年，用这样一个时间间隔说明中国纸对阿拉伯纸的影响就可以令人接受。斯坦因将纸样交威斯纳检验，1902年维也纳《帝国科学院报告》数理科学卷发表了检验结果④。检验证明，中国8世纪纪年文书纸原料为麻类破布，与百年后的阿拉伯纸一样，同时中国纸还有用双子叶植物韧皮部的生纤维制成者，为阿拉伯纸所无有，而所有这些唐代文书用纸都经淀粉剂施胶。因此造纸史家根据这一发现把施胶技术之始定为768年，而写在史册中⑤。此后，新疆、甘肃又相继出土古纸，威斯纳化验后证明也有施胶的麻纸，其中年代可查的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文书，因此中村长一认为施胶技术不始于唐，而至少可以再上溯至南北朝时的450年①，当然也是淀粉施胶。
  自从中村长一的《纸之施胶》1961年发表后，人们所知最早施胶年代是公元450年。可是1964年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造纸时，对北京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出土西凉（401～421）建初十二年（相当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写本《律藏初分》用纸作了化验，发现在原料麻纤维纸浆中含有淀粉糊剂，显微镜下清楚可见分散的淀粉粒子（图3-16），因此我们又把中国采用施胶技术的时间从南北朝上溯到东晋、十六国（304～439）时期②。1973年，我们检验新疆出土后秦（384～417）白雀元年（384）衣物疏（墓内随葬品清单）用纸时，也注意到它用淀粉剂作表面施胶，再以细石砑光。384年是我们从实物化验中看到的最早的施胶年代，实际上这种技术至迟应起源于魏晋之际，即3世纪后半期。在南北朝用纸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1977年2月，我们检验新疆阿斯塔那出土西凉建初十一年（415）契约纸（编号63TAM1∶14），再次看到施胶迹象，但只是纸表单面施胶。
  二 帘床抄纸器的结构及抄纸方法
  如前所述，汉代纸多厚重，经自动厚度计实测其厚度为0.20～0.29毫米之间，多为0.20毫米，较少有再薄的纸。魏晋南北朝麻纸虽然厚度也有在0.1～0.2毫米之间者，但多见有更薄的纸，如武威旱滩坡出土晋麻纸厚0.07毫米，新疆楼兰出土的南北朝纸厚0.09毫米③。而且都有明显可见的帘纹。这是为什么呢？从技术上来分析，晋南北朝时是用类似现今传统手工方式抄纸时所用的可拆合的帘床抄纸器抄造的。这种抄纸器显然是造纸技术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其技术上的优越性在于，用它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用同一抄纸器可连续抄千万张纸，而无需另换抄纸器，从而减少生产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又降低设备投资。这种可拆合的帘床抄纸器起源于何时，文献上迄未找到任何早期的记载，只能从出土古纸来作判断。分散的植物纤维在水中的悬浮液即纸浆，只有通过在抄纸器上滞留而漏去水，才能形成湿的纸膜，再将多余水份除尽，最后形成纸。在这一过程中，抄纸器即成纸的模具在纸面打下了自己的痕迹，即所谓帘纹。从帘纹形制能判断该纸用何种模具抄造。
  魏晋南北朝纸虽仍有织纹或布纹者（图3-17），但多数具帘纹。汉代纸虽多织纹，但亦有些纸呈帘纹。因而魏晋帘纹纸是在汉代抄纸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帘纹纸模具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竹条或其他植物茎杆编成帘子，再用木框架固定住，是不可拆卸的。抄出纸后，将湿纸与纸模具一起晒干，因而是一模一纸。纸坊要备有大量这类抄纸器，揭下晒干的纸，再取回重新抄造。第二种形式是用上述方法造成纸帘后，将它放在活动的帘床上，上下两边贴近帘床边框，左右两边用活动的边柱临时固定。用以上所述两种抄纸设备和抄纸方法所造之纸，虽然都有帘纹，但前者是固定式模具，后者是活动式模具，反映出一种技术上的重大革新。由固定式过渡到拆合式，可能实现于东汉，经过一段两种方式并存的时期。
  一般说，判断用哪种方式抄纸，可从纸的帘纹、纸浆质量、纸的厚度等方面来分析。用固定帘模具不可能抄出较薄的纸，已由我们的模拟实验和纸工的实际经验所确认，较薄而紧密匀细的纸都是用拆合式帘床抄造的。这样的纸已在汉末和魏晋时期出现。看到这类纸，也就足可想见其模具（图3-18、19）。
  图3-18描绘了拆合式帘床抄纸器的构造、部件及纸帘编制原理。它由可舒卷的竹条帘子、帘床框架和边柱三个部件组成，三个部件可随时离合，是优于固定式纸模的活动帘床。操作固定模具较为简单，但使用活动帘床要求更熟练的技巧，动作还要迅速、准确。用固定模抄纸，纸厚度较易掌握，但用活动帘床抄纸，纸的厚度要由纸工荡帘来掌握，难度较大。因此一种先进设备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操作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纸坊中抄纸工向来是由熟练的师傅担任，如果是雇佣关系，其工资应是最高的。中国发明的这种拆合式帘床抄纸器，在魏晋以后一千多年间通行于全世界，成为最有效而先进的标准造纸设备。
  帘床抄纸器的关键部件是纸帘，一般由专门的篾工编制（图3-19）。先制成圆而细的竹条，无竹地区亦可用圆细的植物茎杆，再用丝线或马尾编成帘子。每根竹条的衔接情况，帘子上部有木制帘轴，下边有边条，左右两边用布包边。帘子大小取决于想要造出的纸的幅面。抄纸时，将纸帘平放于木制帘床上，帘的左右两边用两根边柱压紧。帘与床结合后，以手提起，斜插入纸浆中，纸浆流入帘面。将帘床提出纸槽，水从竹条间隙中滤出，在帘面上形成湿纸，再拆下边柱，取出纸帘，翻扣在平板上，提起纸帘，让湿纸层吸着于板上。再用此空帘依前法继续捞纸，将新的纸层放在上次纸层上，如此层层相叠到千百张。最后将湿纸粗压一番，挤出更多水，在半干状态下逐张揭起烘晒，揭下即成纸。这样抄造的纸，纸面上都呈帘纹。
  三 纸的帘纹和幅面
  编帘技术在《天工开物·杀青》章中有文字叙述和插图说明。赵希鹄《洞天清录集》（1240）《古翰墨真迹辨》谈到晋代纸时写道：“北纸用横帘造纸，纹必横，又其质松而厚，谓之侧理纸。..南纸用竖帘，纹必竖。”这个意见数百年来成为鉴定碑帖、书画的依据。然而当我们将赵氏这些论述以魏晋南北朝古纸检证后，发觉此说并不尽然。按晋人记载，侧理纸是南方所造，赵希鹄却列为北纸。南北方造纸所用纸帘结构一致，只有竹条粗细及编织技术精粗之分，根本没有什么横帘、竖帘之别。其实每张纸上都既有横纹，又有竖纹，横纹一般指竹条纹，竖纹指编竹条成帘的丝线纹。如“帘纹”只指竹条纹，那么帘纹之横竖，取决于写字和观看的方位。横纹扭转90。角，便成竖纹，这与地区没有任何关系。最后，纸质厚薄、精粗也不一定与地区有关，北方可生产紧薄洁白的纸，如东晋写本《三国志》；南方纸也有粗劣者，如西晋陆机《平复帖》用纸。所以从造纸技术角度观之，赵希鹄的上述论断要作相应的修正。帘纹横竖不是鉴别南北纸的技术指标，反之，帘条纹（主要是竹条纹）之精细倒与地区有时存在某种关系。鉴别古纸，应对纸的原料、形制、外观及纸浆品质作实际研究，要将不同时期、地区的纸加以对比，从中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不过宋人赵希鹄谈到晋纸时提到帘纹，倒是个重要记载，说明至迟在晋代抄纸已用帘床纸模。
  我们认为，所谓“帘纹”应严格说包括帘条纹与编织纹两者。古人常常将这两者混淆起来，有时单指帘条纹，有时专指编织纹。其实这是很容易区别开来的。帘条纹总是互相间紧密相连接，上下一根接一根地紧贴着；而编织纹总是与帘条纹相垂直，其纹与纹之间有较大的间距，约1.5～2.5厘米不等，编织纹相互间距离有时匀一，有时不匀一。仔细研究其间距，能发现造纸的时代和地域特点。因此研究帘纹，实际上也是研究造纸用的纸帘子，应当对古纸的帘条纹直径即粗细和编织纹间距大小及形式作实际测量，再从实测数据中导出相应结论。
  根据我们对魏晋南北朝大量古纸帘纹的实际测量，在每1厘米内有9根以上帘条纹者（9～15根/厘米），是用较细竹条编制的纸帘；每1厘米有5～7根（大部分是5根，每根粗2毫米）帘条纹的，是用粗竹条、芨芨草或萱草茎杆编成的纸帘。芨芨草为莎草科野生宿根草本植物（Achnatherum），主要分布于西北及东北，茎杆坚硬，高1～2.5米，茎粗2毫米；萱草（Hemerocallisfulva）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生于田野间，茎高达1米，也分布于北方。因此北方无竹或缺竹地区用芨芨草编纸帘，帘条纹就粗，这就显出地区特点。较细帘条纹纸帘多制于中原地区，尤其南方产竹地区，这里的篾工精于竹条纸帘制造。我们认为，帘条纹的粗细是辨别北纸与南纸的技术指标之一。至于编织纹，变化幅度较大，如果纸较厚（1.5～2.0毫米），有时不及帘条纹明显。用粗条纹帘抄纸，由于滤水速度较快，易使纸质不够紧密匀称。为克服这一缺点，常常要将纸抄得厚重一些，因此人们粗看起来只注意到帘条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编织纹不甚明显。赵希鹄说北纸较厚重，也不无道理，倘若用芨芨草等粗条编帘，通常抄厚重之纸。反之，如果用细竹条帘抄纸，通常抄出薄纸，因为这种纸帘滤水速度慢，较厚重纸浆容易阻塞竹条间缝隙，使更多的水滞留于纸帘上，造成翻帘困难。从技术上看，造厚纸易，而造薄纸难。造薄纸，要求有细密的纸帘和高度分散纤维的稀薄纸浆，打浆度必须较高。要做到这一点，从原料的预处理到成浆过程的每一工序都要掌握好。因此晋南北朝时出现薄纸，还反映制浆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纸幅大小演变也能看出造纸术的进步，而中国造纸技术史的一条规律是，纸幅逐代稳步加大，就是说后一个历史阶段或朝代的纸总是比前一阶段或朝代的纸在长度和宽度上增加。关于晋纸尺寸，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说：“晋令诸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听参作广一尺四分；小纸广九寸三分，长一尺四分。”因为晋代1尺为24.4厘米，将上述尺寸换算后，则知晋代大纸为31.3×43.4厘米，小纸为22.9×33.7厘米。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说，东晋书法家“二王”用纸“止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盖晋人所用，大率如此。”此处所说“一尺许”，如按1尺计，换算后则高24.1、宽36.2厘米。
  1972年2月，我们从新疆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文书纸中，找到一张完整的纸，呈未经任何剪裁的原始状态，同墓出土有前秦（351～394）建元廿年（384）文书。这张纸使我们准确知道晋代抄纸帘的大小和形状，经实测为23.4×35.5厘米。接近于王羲之父子所用纸的大小，差不多相当今天《中国电视报》、《北京晚报》一版那样大，已经可以书写很多文字。但这还应属于苏易简所说“小纸”之类，“大纸”差不多相当今天《光明日报》及英文《中国日报》（ChinaDaily）一版那样大。在1500多年前能造出这样大的纸，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然造这样的纸，由一人荡帘足可应付自如。其余晋、南北朝纸虽四边稍经剪裁，但大体保持原纸幅度。敦煌石室写经纸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纸的规格尺寸提供了极可靠的实物资料，胜于任何文献记载。现将我们对几十种魏晋南北朝纸的实际测量中所求得的长宽幅度变化值列表如下：
  从这里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纸和抄纸器多为长方形，很少见斗方形。抄纸一般在白天进行，抄至一叠（大约1000张）停工，接着压挤湿纸中多余的水，次日重行抄造。将半干的纸烘晒，由另外的人担任。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基本上由一些政权割据一方，全国没有实现真正统一，各地区造纸生产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状况不一，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纸在质量上参差不齐，有好有坏。我们在探讨时，当然应选择代表该时期最好技术水平的纸作为研究对象。
  四 强制干燥器的使用
  在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的抄纸器及抄纸方法后，还应当讨论一下湿纸抄成后如何干燥的方法。在汉代早期用织纹固定型抄纸器抄纸，无疑是将抄纸器与湿纸一起放在日光下自然干燥。此法既费时间及设备，又不能造出平滑的纸表面。唐人皇甫枚（843～915在世）《三水小牍》（910）卷上云：“钜鹿郡（今河北省境内）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晒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雪焉。”
  这条重要史料表明，唐代纸坊将半湿的纸揭下后，放在特制的长墙上晒之，这便是较为进步的干燥方法。三十年前，笔者去陕西凤翔县纸坊村调查手工生产麻纸技术时，所见情况便是如此，而且在当地看到已倒塌的古代晒纸墙遗址中注意到唐代晒纸墙与近代的几乎一样。这种晒纸墙以土坯垒成，表面刷上一层洁白而极其平滑的石灰面，墙上以稻草制成顶盖，防止雨淋或空中尘土降落，可以四季全天候晒纸，既令雨天也无妨。一般所需干燥时间为30分钟左右，一垛墙上可同时上下分排晒几十张至上百张纸。随干、随揭、随晒，不停地运转。用这种方法晒纸，一是干燥速度快，二是靠近墙面的纸，表面平滑，称为正面，用以书写或印刷。而向阳并有刷痕的一面称为反面，较粗涩。因此，看到一张纸，从正反面不同表面即可判断是否经墙面晒干。
  我们仔细对比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各种纸的正反面及帘纹情况，发现绝大多数都经墙面干燥，即皇甫枚所叙述的那种干燥方法。当然，亦可用平滑木板代替墙面，日本、朝鲜和中国亦间用此法晒纸。但所需木板要很大，由一些板面接成，小规模造纸尚可。专业大纸坊仍用墙面，因晒纸表面可任意加大，石灰有吸水性，湿纸上去后经日晒很快即干，北方缺少木材的地区用墙面晒纸更觉方便。后来又加改进，将晒纸墙垒成中空夹层，用燃柴产生的热量实行人工强制干燥，可提高功效数倍，并可于室内操作。这种方法起于何时，还难以说清，但宋元、明清肯定已用上了。我们从魏晋南北朝干燥纸的方式中，还能推断出这时在抄出湿纸后、送至墙面干燥前，已有了将一堆湿纸实行强制压榨脱水的工序，从而也减少了墙面干燥所需的时间。于是这一时期已形成了此后造纸技术在全世界的一种行之千年的技术格局。
  第四节 表面涂布和染纸技术的进步
  一 表面涂布技术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造出大量本色纸，对纸的加工技术也相应发展，较重要的一项是表面涂布技术。用淀粉糊对纸施胶后，虽改善了纸的平滑受墨性，但其抗蛀性不好、脆性大等负面性随之而来。为克服这些不足，出现了表面涂布技术，这是加工纸技术的一项发明。其方法是将白色矿物质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涂刷于纸的表面，再用细石予以砑光。从技术发展脉胳分析，表面涂布是对表面施胶的一种改进和技术变换，它与后者的不同是以矿物粉颗粒代替淀粉颗粒，然而这种材料的取代带来更好的技术效果。
  经表面涂布后，既明显增加纸的白度、平滑度，又可减少其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图3-20）。本书19页中图5表明将涂布纸在显微镜观察下的横切面微观结构，图中所示是对0.091毫米厚的薄纸作双面涂布后的效果。未涂布的纸面纤维凹凸不平，涂布后纸表面为平滑涂布剂所覆盖。所用胶粘剂还能使纤维交织更为紧密。这种技术在欧洲发展很晚，1764年英国人卡明斯（George Cummings）首次提出将铅白、石膏、石灰和水混合，涂刷在纸上，从而获得发明专利。但美国纸史家亨特相信“此方法为中国人首先使用”①，不是欧洲人的发明。
  问题在于中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使用涂布技术呢？在卡明斯时代以前，人们长期找不到中国使用涂布纸的早期例证，使这位英国人享受该项发明的荣誉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由维也纳植物学家威斯纳教授对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出土的晋、南北朝纸化验后，证明有的纸表面涂布一层石膏。中国的实物证据终于大白于世。1973年，我们在系统检验魏晋南北朝纸的时候，更找到新的早期证据。
  1974年新疆哈拉和卓墓葬中出土的纸，经化验为双面涂布纸，纸呈白色，较厚，表面明显可见白粉，显微镜下可见纤维间有矿物粉颗粒分布。同墓有绢本柩铭，铭文为“建兴三十六年九月己卯朔廿八日丙午高昌..”，由此可定该纸制造的时间下限。纸上有墨迹，可辨者为“王宗惶恐死罪”、“九月三日宗[惶]恐死罪..秋..节转凉，奉承明府，体万福”等字，当是王宗写的一封信。历史上用建兴年号的有孙吴（229～280）、成汉（304～347）、西晋、前凉（314～376）和后燕（409～436），其中使用或通用建兴年号达49年之久的，只有前凉，其余都不超过15年。建兴三十六年只能是前凉时继续通用西晋愍帝司马邺（313～316）时的建兴年号，当为348年。354年，前凉张祚称凉王，停用晋年号，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凉和平元年。前凉张氏政权于327年在新疆吐鲁番建立高昌郡，出土该纸的哈拉和卓正是当年前凉的高昌郡所在。这一带在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发掘不少4～8世纪古墓，包括前凉时墓葬，出土有纸本文书、丝织物等。因此建兴三十六年墓中书信纸为前凉遗物无疑（图3-21）。写信人王宗提到“转凉奉承”中的“凉”，即指凉州，这是它属于前凉文物的另一内证。348年涂布纸，我们化验其原料为麻纤维，是迄今所见有年代可查的最早的涂布纸，比英国人卡明斯的涂布纸早了至少有一千四百多年。
  我们检验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陈寿（235～297）《三国志》东晋写本，用纸是纤维受高度帚化的麻料涂布加工纸。每纸23.3×48厘米，纸质洁白，表面平滑，叩解度70°SR，纸表涂一层白色矿物粉，再经砑光①。纸上写以秀丽而古朴的隶书，墨色至今仍漆黑发光，犹如新作。1930年代，吐鲁番也曾出土此同类写本。晋著作郎王隐（281～353在世）《晋书》（约319）云：“陈寿卒，洛阳令张泓遣吏赉纸笔，就寿门下写《三国志》。”唐房玄龄《晋书》（635）卷82《陈寿传》也称，陈寿卒后，尚书郎范頵等人上表言寿作《三国志》，“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说明中原地区在东晋时已流行《三国志》的精抄本了。新疆出土的该书精写本残卷，从用纸观之，当亦来自中州，其抄写年代当为4世纪。这件文物在研究当时纸、墨、书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绝世珍品，现藏新疆博物馆（图3-22，23）。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早期出土者，基本上属同一系统。
  1977年，我们检验十六国（304～439）时期的前秦建元廿年（384）墓葬衣物疏用纸时，再一次发现是单面涂布纸①。此纸1959年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第305号墓出土，麻纸，色白，直高23.4、横长35.5厘米，是完整而未经剪裁的原始尺寸纸，表面平滑，单面涂以白粉。同墓出土前秦字纸，文字为“建元廿年（384），韩盆自期召弟应身拜”、“建元廿年三月廿三日，韩盆自期，二月召弟到应身，逋违，受马鞭一百。期了，具”。原字“瓮”为盆之异体字。大致意思是，韩盆愿意亲自确定日期，保证于建元廿年二月将逃跑的弟弟唤来报到；如果在三月廿三日以前没有唤到，自己愿受一百鞭的体罚。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个保证书。因此384年的涂布纸有可靠的年代，只比建兴三十六年纸稍晚36年，是同一时代产物。在此后南北朝古纸中，我们也不时发现涂布纸。基于上述，中国涂布纸技术至少应起源于魏晋，由于4世纪前半叶已有实物出土，因此起源可追溯到3世纪后半叶。这种技术此后为历代纸工所沿用，造出之纸通称“粉牋”。
  表面涂布时所用的白色矿物粉原料，通常采用白土或白垩，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CaCO3）；其次是石膏（CaSO4·2H2O），为单晶系软石膏的矿石，热至120℃时失去硫酸钙盐的结晶水，而成白色不透明结块，称烧石膏。还用石灰（CaO）、瓷土（Al2O3·2SiO2·2H2O）及滑石粉，其成分为水合硅酸镁（talcum3MgO·4SiO2·H2O）。取来原料后，先将其碾成细粉，，过筛，再置于水中配成乳状悬浮液，不时搅拌。再将悬浮液上面漂浮的杂质图3-22新疆出土东晋写本《三国志》除去。将淀粉或胶在水中共煮，使之与白粉悬浮液混合，充分搅拌。涂布液制成后，用排笔蘸匀，涂刷于纸面上。干燥后，涂布材料便粘结在纸的表面。由于纸上有刷痕，所以还要进行砑光，这样纸表更为平滑紧密。如果单面涂布，白粉用量为纸重的27％；双面涂布时，涂料为纸重的30％。涂布工操作时，宜注意使纸表涂料分布均匀，并掌握好每张纸涂层厚度大致相同。涂层过厚，使纸耐折度降低，又无谓增加纸的重量。这是一项费时费工的操作，所选用的纸一般都质量较好，断无用劣纸涂布者。因此这类加工纸售价比一般纸高，是显而易见的，多用作文化纸。
  二 染潢技术
  对纸加工的另一技艺是染色。将本色纸染成各种颜色后，首先增添其外观美感，然而色纸还往往有实用效果，改善其性能。应当说，纸的染色从汉代就已开始。东汉人刘熙（66～141在世）《释名》（约100）解释“潢”字时，就说此字乃染纸也。魏晋南北朝以后，继承了这种染潢技术，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时最为流行的是黄色纸，称为染潢纸。用这类纸写成书本，再制成卷子，叫装潢。敦煌石室写经纸中有大量这类黄纸经卷，外观呈淡黄或黄色，以舌试之有苦味，以鼻嗅之有特殊香气。这类纸使用起来有下列效果：一是防蛀；二是遇有笔误，可用雌黄（As2S2）涂后改写，古人所谓“信笔雌黄”即意出于此，后人讹为“信口雌黄”；三是有庄重之感，按五行说，五行对应于五方、五色等，而黄居中央，为金的象征，故帝王着黄袍，黄纸写书表示神圣。据余嘉锡（1883～1955）先生的文献研究①，晋时染潢有两种方式，一是先写后潢，二是先潢后写。西晋文人陆云《陆士龙集》卷八《与兄平原（陆机）书》云：“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讫十一，当潢之”。意思是说，陆云写信告诉其兄陆机，已收集并抄录陆机文集20卷中的11卷，应当加以染潢，这是讲先写后潢。《晋书》（635）卷36《刘卞传》载刘卞至洛阳，入太学试经，官吏“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汴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这是讲先潢后写。晋中书令荀勖（220？～289）《上穆天子书叙》中说：“谨以二尺
  （48.2厘米）黄纸写上”，也讲先潢后写。
  我们再从出土古纸实物观之，先潢后写者居绝大多数。因为倘若先在白纸上写字，再以黄色染液染之，容易使染液中水分冲刷已事先写好的字迹，使其呆滞而不自然。同时，文人学士和一般人用白纸书就后，或者自己配染液染，或者至纸店染，两种作法对书写者都是费事的。他们宁愿从纸店买来现成的黄纸，再加以书写。但宫廷御用黄纸，则有可能将各地贡献的白纸由匠人临时染成，因配方固定，保证呈同一种黄色，而不致深浅有别。
  黄纸不单为士人所用，尤其为官府用以书写文书。前面提到桓玄于404年称帝后，诏令臣下以黄纸上表，不得再用简牍。《太平御览》卷605引北魏给事中崔鸿（460？～525）《前燕录》曰：“慕容儁三年（前燕元玺三年，354年），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也是以黄纸当官方公文纸。东晋书法家二王也喜欢用黄纸写字。米芾（1050～1107）《书史》（1100）说：“王羲之《来戏帖》，黄麻纸，..后人复以雌黄涂盖”②。又说“王献之《十二月帖》，黄麻纸”。还谈到“李孝广收右军（王羲之）黄麻纸十余帖，一样连成卷，字老而逸，暮年书也”。
  关于染潢所用的染料，古代一直用黄柏（古称黄蘗）。东汉炼丹家魏伯阳（102～172在世）《周易参同契》（142）中有“若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之说，蘗即黄蘗。东晋炼丹家葛洪（284～363）《抱朴子》（约320）中也提到黄蘗染纸。此染料取自芸香料落叶乔木黄柏之干皮，呈黄色，味苦，气微香。中国最常用的是关黄柏（Phellodendron amurence）和川黄柏（Phellodendrons achalinense），前者分布于华北、东北，后者分布于川、鄂、云、贵、浙、赣等省①。春夏时，选十年以上老树，剥取树皮，晒至半干，压平，刮净粗皮（栓皮）至出现黄色为止。洗净晒干，再碾成细粉。化学分析表明，黄柏皮内含生物碱，主要成分是小柏碱（Berber-ine，C20H19O5N）。小柏碱是黄柏的有效成分，它有一个与之互变异构的醛体（图3-24）。小柏碱色黄，味苦，棕榈碱也有同样性质，溶于水。小柏碱既是黄色植物性染料，又是杀虫防蛀剂，可以入药。
  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说古代黄纸“染以黄蘗，取其辟蠹”，是完全正确的。用黄纸写字著书的风习，至南北朝时仍继续流行。北宋人庞元英（1030～1095在世）《谈薮》云：“司马消难（？～589）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人]江总（519～594）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这段故事是嘲笑不学无术的司马消难（字道融）为装作博学好书，竟将无字黄纸用红轴卷起堆放起来冒充经史典籍。从这个故事中可知，6世纪时三史五经仍习惯以黄纸书写。在魏晋南北朝时大量宗教用纸，尤其抄写佛经、道经，也常用黄纸，如斯坦因在敦煌所得北魏延昌四年（515）写经《胜鬘经疏》（S.0524）即用黄纸。用黄纸写经后来在隋唐时尤其盛行。
  后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有专门一节谈染潢及治书法：
  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闇也。..[黄]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而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①。
  1964年，我们按《齐民要术》所述，取川黄柏煮液，作染麻纸实验，效果甚佳。色度深浅依染液浓度、染料含量而定。贾思勰主张只要用染液将被染纸的白色除去便成，不宜染得太深，因为这样染成的黄色纸存放越久，颜色越黄。我们依此将麻纸染成淡黄色，看起来更为美观，写出字后也不刺眼。
  三 各种色纸的制造及所用染料
  这一时期除黄纸外，更生产其他各种色纸。《太平御览》卷605引晋人应德詹《桓玄伪事》云：“[桓]玄（369～404）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色]纸，使极精，令速作之”。这段话说，桓玄（369～404）称帝时，令掌管物资供应的平准令丞尽快造出蓝色、红色、淡蓝色、绿色和粉红色等五色纸，务必极精。晋人陆翙（huì）《邺中记》曰：“石虎诏书以五色纸著凤雏口中啣之”。石虎（295～349）字季龙，羯族人，十六国时期后赵（328～351）统治者。故事发生于333年他在邺（今河北临漳）即位时，决定将诏书写于五色纸上。此处所说的“五色”，从广义说指各种颜色，包括红、黄、蓝三种主色及其间色，如绿、紫、桔等色。黄纸所用的染料，前已述及。此处讨论一下其他色纸所用染料。
  染红纸一般用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为菊科一年生草本，其花含红花色素（Carthamin，C21H2O11）；亦可用豆科常绿小乔木苏木（Caesal pinia sappan）之心木染红，含红色素（Brazilein，C16H12O5）。染蓝则用靛蓝（Indigotin，C10H10O2N2），取自蓼科蓼蓝（Polygonumtinctoria）、十字花科的菘蓝（Isatist inctoria）、豆科的木蓝（Indigofera tinctoria）、爵床科的马蓝（Strobilanthesf laccidifolius）及十字花科的青蓝（Isatis indigotica）之茎叶，经发酵、水解及氧化而制成。关于这些染料，在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章中都有记载，兹不赘述。将黄、红、蓝三色染液按不同方式配制，可得各种间色，如绿、紫及桔色等。但染紫纸则常用紫草（Lithor permum erythorhizon），为紫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部含乙酰紫草醌（Acetyl-shikonin），可作紫色染料。
  一般说，染丝绢和麻布用的染料都可用来染纸。染液配成后，有两种方法染纸，一是用刷子蘸染液刷于纸上，二是将染液放在长方形木槽中，让纸在染液表面匆匆走过。染好后阴干，即成色纸。纸的着色能力很强，不易褪色。但魏晋南北朝出土实物中，除黄纸较多外，其他色纸少见。
  从北魏政府规定皇室与庶民用不同颜色的纸伞看来，还在色纸上涂以桐油，成为防水的色纸。顺便说，防水纸在欧洲出现很晚，1735年3月17日发明家怀尔德（Obadiah Wyld）得到关于制造防水纸和防火纸的英国专利。在这以前西方文献中很难发现有关防水纸的记载。最后，特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古纸检验结果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①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ch. 29， § 8 （New York:Doubleday，1971）；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625～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①晋·傅咸，纸赋（3世纪），收入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晋文》，卷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②Dard Hunter，The literature of papermaking，p.14（Ohio:MountainHouse，1925）。 ① H. Richert， Die soghdischen Handschriftenreste des Britischen Museums， Bd. 2， s. 6 （Berlin， 1931）. ② W. H.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 ty of London）， 1948， vol. 12， pt. 3～4， pp. 601～605. ③石谷风，谈宋以前的造纸术，文物，1959，1期，33～35页。 ①梁·沈约，《宋书》卷53，《张永传》，廿五史本第3册，1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唐·房玄龄，《晋书》（635）卷92，《左思传》，廿五史本第2册，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1～16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①中村不折，新疆と甘肃出土の写經東京：雄山閣，1934）；禹城出土墨寳源流考上册，23～24頁（東京：西東書房，1927）。 ①汉·赵岐著、晋·挚虞注，《三辅决录》，（清）张澍辑，《二酉堂丛书》本（1830）。 ②潘吉星，書畫史からめた中國歷代の古紙。見：渡邊明義编，《水墨畫の鑒賞基礎知》，第72～80頁（東京：至文堂，1997）。 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5～6，183，218页（丛书集成本，上海，1936）。 ② R. H. Clapperton，Paper；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making by hand from its earliest times down to the present day（Oxford，1934）. ③ 加藤晴治，敦煌石室寫經とその用紙につ いて，紙バ技協志，1963，卷 13，2 號，28～34 頁（東京）。 ④ M. Harders-Steinhauser，Mikroskopische Untersuhung einger ostasiatischer Tun-Huang. Das Papier，1968，vol. 23，no. 3，pp. 210～216. ⑤ J. P. Drège，Papiers du Dunhuang: 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és. T'oung Pao，1981，vol.67，pp. 305～360； L'analyse fibreuse des papiers et la datation des manusrits de Dunhuang. Journal Asiatique，1986，vol. 274，nos. 3～4，pp. 403～415. ⑥ 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3期，39～47页。 ⑦加藤晴治，吐鲁番出土文書とその用紙，紙バ技協誌，1964，1号；楼蘭出土古紙について，同上，1963，9号。 ⑧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紙的研究，文物，1973，10期，50～60页。 ⑨ J. Wiesner，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en alter ostturkestanischer Papiere. Denkschrifte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Mathematich-Natur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1902，72 （Vienna）. ⑩ J. Wiesner，Ein neuer Beitr?g zur Geschichte des Papier.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Klasse，1904，143 （pt. 6）. ⑪ J. Wiesner，Ueber die aelteasten bis jetzt aufgefundenen Handernpapiere，Ibid.，1911，168 （pt.5）. ⑫ Cf. A. F. Rudolf Hoernle，Who was the inventor of rag paper. Journal of the Royale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Ereland，1903，Art 22，pp. 663～684（London）. ⑬增田腾彦，樓蘭文書殘紙に關する調查報告，スゥエン·ヘデイン樓蘭發現殘紙·木牘，（東京：日本書道教育會議編印，1988）。 ①《文房四谱》卷4，《纸谱》，《丛书集成》本第1493册，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②孙宝明、李钟凯，中国造纸植物原料志，312页（轻工业出版社，1959）。 ③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的研究，文物，1973，10期，50～60页。 ①《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丛书集成》本，第29～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②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2，《木部》，300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③北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注，《齐民要术选读本》，280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①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94页（科学出版社，1964）。 ②《洞天清录集》，载《说郛》商务印书馆本卷12，33页（1927年排印）。 ①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1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②《拾遗记》卷9，《百子全书》本第7册，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上海扫叶山房本，1984）。 ③参见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9，《草部》，23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 ④《本草纲目》卷21，《草部·陟厘》，上册，140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①冯德培等主编，简明生物学词典，3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②《格致镜原》卷31，《朝制类二·伞》上册，336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 ①唐·李延寿，《北史》卷19，《彭城王勰传》，廿五史本第4册，77页（上海，1986）。 ②J.Needham，Aeronautics in ancient China.Shell Aviation News，1962，no.274，p.2；no.280，p.15；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4，pt.2，pp.588～59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①新疆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59，6期，13～21页。 ①陈竟，从新疆古剪纸探中国民间剪纸渊源；陈竟主编：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研究，146～147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张道一，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起源与历史，同上书，130～131页。 ①宋·李昉，《太平御览》卷605，第3册，27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②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589）第五篇，《四部丛刊》本，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本，1936）。 ③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t.1，Paper and printing by Tsien Tsuen-Hsuin，p.12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① J. Wiesner，Die Faij?mer und Ushm?neiner Papiere. Eine naturwissenschaftliche，mit Rücksicht auf die Erkennung alter undmoderner Papiere und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Papierbereitung durchgeführte Untersuchung. Mitteilungen aus der mmlung der Papyrus Erzherzog Rainer，1887，2/3，179～260. ② J. Wiesner，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 der Papiere von El-Faijim，Ibid. ，1886，1，45. et seq. ③ Friedrich Hirth，Die Erfindung des Papier in China，T'oung Pao，1890，vol. 1，p. 1； F. Hirth，Chinesische Studien （München，1890）. ④ J. Wiesner，Mikroskopische Untersuhungen alter Ostturkestanischer Papiere. Denkschrifte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Mathematisch-Natur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1902，vol. 72 （Vienna）. ⑤ Dard Hunter，Papermaking；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 ed. ，pp. 194～195（London，1957）. ①中村长一，紙のサイズ，7頁（大阪：北尾書局，1961）。 ②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期，50～60页。 ③增田勝彦，前揭文樓蘭文書、殘紙に関する調查報告（1988）。 ①D.Hunter，op.cit.，p.496. ①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期，45～51页。 ①潘吉星，中国古代加工纸十种，文物，1979，2期，38～48页。 ①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539～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②宋·米芾，《书史》（1100），《丛书集成》本，3～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①南京药学院编，药材学，347～351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下册，2032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①北魏·贾思勰著、石声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196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说明：1.此处只公布我们部分检验结果。实验编号作记录及查对用，用三个字母表示，第一个字母表示纸的年代（J为晋代，L为南北朝）。第二个字母为出土地点（H为哈拉和卓，A为阿斯塔那，T泛指吐鲁番，均在新疆；代表敦煌，主要是敦煌石室）。第三个字母为收藏单位（X为新疆博物馆，A为安徽博物馆，B为北京图书馆，D为敦煌文物研究所，L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2.纸的年代依纸上纪年文字，或同墓出土纪年文书，这是绝对可靠的。没有明确纪年的，除标明者外，余均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已故赵万里（1905～1980）先生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