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我们弄清其制造技术过程及所用工具后，应当形象地再现先人造纸生产的劳动情景。此为笔者多年欲实现的一个心愿，因为古书没有这类图画保存下来。这项工作应当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先前有人绘制过汉代纸工“原始造纸操作图”②，且作为纪念邮票发行于世。但此图没有经过对汉代造纸术的实际研究，一眼望去便发现并非“原始造纸”，而是将明代《天工开物》中造竹纸图稍作改绘而成，这中间有两干年之时差。结果把汉代造纸过程和所用设备画成与明代和近代相似，这就失去历史真实了。图中纸工跪着持杵击大口径金属罐中的纸料，也不合理。凡参加过这项劳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姿式是无法施力的。汉代早期的纸是借日晒自然干燥，而图中则画出明代人工强制干燥装置“焙笼”。因此汉代造纸图需要重绘。
  我们在理清此时造纸技术后，参照出土实物，设计出一幅技术操作草图，再请美术工作者张孝友先生加工润色，以就教于读者（图2-11）。图中人物形象、服装、发式，参考了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及临潼秦始皇兵马俑有关造型。我们感到美中不足是，有些人物（尤其妇女）服装虽符合汉制，但不是劳动者劳动时所用，显得艺术化了。但图既已发表，而且已流行中外，便不必再改了。但表现的操作工序、设备和动作姿态，恐怕是符合事实。此图既反映西汉，又反映东汉造麻纸技术，若画两幅就要雷同。所要注意的是，东汉所用有的设备有改进，如舂纸兼用杵臼及踏碓，纸模可能与西汉不同。
  用前述西汉12步技术工序，以破布、绳头为原料，是可以造出白度为40％以上的麻纸的。我们的模拟实验表明，用此法所造之纸，与出土西汉纸（如金关纸）是一致的。实验还表明，如原料中混入一些旧鱼网，则用此过程所造之纸，总含有硬的未打散的网结凸出于纸面，不能适用于流利书写。如果全用鱼网为料，虽也可造出纸，但纸面硬状网结很多，表面滞手，白度下降，更不适于作书写。而我们化验迄今所有西汉纸，只发现原料为破布（占绝大多数）及少量废旧麻绳，没有发现鱼网，看来鱼网为原料造纸是从东汉中期即蔡伦时代开始推广，而文献也是这样记载的。这就要求对原有工艺过程及生产设备予以改进。西汉捣料多用杵臼，以双手持杵击臼相对说冲力不大，又很费力，实验表明，用杵臼要将鱼网网结击碎是很难的，可能一次舂捣还不够，需要再加一道舂捣及洗涤工序，才能将绝大多数网结打散。蔡伦时代尚方造纸，应当附加第二次舂捣。另一方面，东汉除用手动杵臼外，还用脚动踏碓①。它由埋在地下的石臼槽、附有石杵头的较长踏杆及轴承组成。人双手倚在扶杆上，以脚踏踏杆一端，通过轴承的杠杆作用将另一端碓头高高举起，再自动落在石臼槽中捣料。另一人蹲在旁边翻料。因碓杆长度大于杵杆，通过人力和机械力的作用，使碓头冲程大于杵头，因而冲力更大。又由于用脚踏，除脚力外，还有人身重力同时施于受力点，原动力大于用杵臼的手力，人的劳动强度反而减少。这是苦干加巧干的产物。东汉初的桓谭（前33～后39）《新论》谈到踏碓时指出：“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重身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有的就刻画出踏碓图。我们在实验中体会到，用踏碓捣纸料，虽然也是男性纸工从事的重体力劳动，但毕竟比杵臼省力，而舂捣效果更好，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西汉初期抄纸用织纹纸模，其形制及用法前已述及。我们从出土西汉末的纸上见有明显可见的帘纹，而且实测每根帘条直径为0.3毫米，说明是帘面纸模抄造的。其制法是先制成木框架，再以细竹条（制成圆条）借丝线编成与框架大小相当的帘子，将帘子固定在框架上。帘面与边框交接的框边四周，同样留出0.5～1.0厘米高的边沿，以贮留纸浆。帘面与框架固定一起，不可拆开（图2-12）。其抄造方法与织面纸模是一样的，也分浇注与捞抄两种方式。如无竹，可以其它细而硬的植物茎杆代之。但编帘的条必须光滑，条与条间距离要很小，否则跑浆，一般中间只有编帘丝线股那么粗的距离。我们同时用织面纸模与帘面纸模作抄纸对比实验，发现后者滤水快，湿纸层的纤维不易粘附于帘面，半干或全干时易于揭纸，因为帘面是与纤维不同的光滑竹条制成。用这种纸模抄纸，纸上留着横向规则排列的帘条纹，而不呈经纬纹，有时还可看到与帘条纹垂直的一排排编帘的丝线纹或编织纹，其间距较大，1.5～3.0厘米之间。如果编织纹较细或纸较厚，有时只见帘条纹。由罗面纸模到帘面纸模，是个技术进步。
  当然，制造帘面纸模时，要在帘面下部从上下边框中安上若干支柱，紧贴近帘面，起支撑作用，否则纸浆会将帘条压弯或压断。我们在出土古纸上有时看到帘纹不直而出现弯曲现象，就是纸帘用久被纸浆压弯的结果。帘面纸模分为两种，一种是上述固定式的。用这种纸模抄纸，一般要晒干后才揭纸，因此抄出一张湿纸，要换另一个纸模再抄，待湿纸干后再用上一个纸模。而自然干燥至少一个小时左右，因此用固定纸模时，设备周转使用率不高。后来发现用帘面纸模抄出的纸，在半干时即可揭开，将纸摊在木板上或用石灰刷过的平滑墙面上令其全干，这样可使纸模周转使用率成倍地提高。而用织面纸模则作不到这一点，因为湿纸在模面粘附得较紧，一揭便易揭破。织面纸模的滤水孔为规则排列的无数小方孔，其吸着纤维的能力大大超过帘面纸模上的长方孔，又由于帘条不是由软的细线构成，而是硬而光滑的竹条或植物茎杆组成，有对吸着纤维的抗拒力。其滤水方式是通过条间空隙，而不是织面经纬线形成的小方孔。这一切使得帘面纸模上纸层可在未干前揭下。
  中国从什么时候作到将半干纸从纸模上移开，另在硬性平面上快速干燥呢？对这样一个专门技术性问题，当然不能指望从文献上找到答案。我们的模拟实验表明，只要用帘面纸模，就能作到这一点。这是个前提条件。而西汉后期这样的纸模已经投入生产，因此将半干纸从纸模上移去的技术，时间上限为西汉后期，即公元初的王莽执政前不久或执政期间。其下限为东汉中期蔡伦时期。单从出土纸上帘纹，还不能判断湿纸是在半干或全干时揭下。为稳妥起见，不妨把时间先定在下限。
  三十多年前，我们到手工纸产区调查时，听说过去蔡伦庙内的蔡伦泥塑像下面，有一鸡一猪。有趣的是，瑞士汉学家奇霍尔德（J.Tschichold）在其《中国古代论述中的造纸发明者蔡伦》（DerErfinderdesPapiers，Ts'aiLun，ineineraltenchinesischenDarstelung，Zurich，1955）书中附有一幅插图，为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彩色套印的木板画，画上有蔡伦，其下也有一叠纸，旁有一鸡、一猪①。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鸡和猪是祭祀品，但纸坊的老纸工告诉我们，相传在汉代时人们不知道半干的湿纸可以揭下来作快速干燥。有一次湿纸的一角被鸡和猪用嘴掀了起来，但并没有掀破，人们顺着掀开的一角能将整个一张半干半湿的纸揭起。为了纪念这件事，便把鸡与猪也与蔡伦放在一起供养。我们每到一处都听到这种民间口碑，看来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这种民间传说是否有历史根据，且不作评论。但汉人总会在实践中注意到湿纸有一定强度，可以揭下而不裂开，不一定要由动物来启发。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便会自觉地加快湿纸干燥过程，提高纸模的利用率。至迟在东汉中期已作到这一点。
  而一旦作到能将湿纸从纸模的帘面上移出，便很快就完成另一项重大技术革新，即活动式帘面纸模的出现。它是由固定式纸模演变出来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竹帘，上部有竹条固定帘的上边，以圆而细的木棍固定帘的下面，两边以布包边。二是长方形木框架，中间有若干方木条（楞部向上）支撑，又叫帘床。将帘放在帘床上，两边以木制边柱绷紧，构成帘床纸模，以此捞纸。三部分构件都可合可拆。捞出湿纸后，取下边柱，将帘从帘床上提起，再
  将有纸的一面倒扣在木板或石板上，湿纸便脱离帘面而附着于板上。再将帘重置于床上，以两边柱固定后，重行捞纸，捞出纸后再以同样方法将有纸一面覆盖在上次捞出的湿纸上，提起帘，湿纸便叠在上次湿纸上，如此叠至千百张，经压榨脱水后，揭起半干半湿的纸，放木板或墙面上快速干燥。显而易见，只要用一个活动式帘床，便可连续抄造大量的纸，而无需再用更多的纸模。使用这种纸模可大大降低生产投资与成本，提高其设备使用率，减少生产所需时间。只是操作时较固定式纸模稍微复杂一点，熟中生巧，还是很容易掌握的。对这种抄纸器的构造，将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中加以介绍。这种分合式活动帘床抄纸，至迟在东汉末期至魏晋时已较普遍使用了，其上限可追溯至东汉中期。此后长达千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沿用，直到今天。这是造纸业中的重要设备，如同纺织业中的织机那样。帘床纸模的尺寸与前述固定式纸模应当大体一致，至后世才逐渐加大。因而造麻纸技术从西汉演变到东汉中后期，已形成一种完整定型的生产模式。
  东汉麻纸制造过程至少包括下列工序：
  （1）浸湿麻料→（2）切碎→（3）洗涤→（4）草木水浸料→（5）蒸煮→（6）洗涤→（7）舂捣→（8）洗涤→（9）再舂捣→（10）洗涤→（11）配浆料并搅拌→（12）抄造→（13）干燥→（14）揭纸。
  采用这一流程，便可以旧鱼网为原料造纸。如前所述，在舂捣和抄造上还使用了更有效的设备，东汉宦官蔡伦在和帝时主持的尚方造纸，便有可能通过这一工艺过程造出较好的麻纸。有些工序操作基本与西汉同，已一并绘入图2-11中，不再另绘。注意，图中所用踏碓为东汉常用捣纸料设备，而抄纸则用帘面纸模，在半湿状态下揭下快速干燥。这时有可能用活动式帘床纸模，为稳妥起见，还是不能说得过死。只能说上限可追溯到这一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种纸模的构造图放在魏晋那一章的原因。东汉中期既已造出楮皮纸，则其制造工艺应比麻纸要增加一些工序。由于早期楮皮纸未见实物遗存，无从作分析化验和模拟实验，本章暂不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