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东汉中期和帝（89～105）以后，开始由盛而衰，统治者多短命，由幼主登极，外戚、宦官轮流柄政，皇位像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在经济上只坐享并消耗初期积累下来的成果。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却以新的势头发展，由于和帝时于102年即皇后位的邓绥（80～121）特别喜欢用纸，因而出现了像蔡伦（约61～121）这样的造纸革新家。邓绥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期间（89～121），造纸术获得迅速发展和推广，形成两汉期间另一高潮。桓、灵、献在位时的后期，基本上承继了中期造纸术的技术成就。尤其在献帝（189～220在位）时丞相曹操（155～220）执政期间，造纸业在北方广大地区得到发展，出现了左伯（165～226在世）这样的著名造纸技术家。如果说西汉时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淮河流域的北方，则东汉时则向华中及华南长江流域的南方转移，形成几个大的经济区域，后来造成三国（220～280）鼎立的局面，不过造纸术却因而在南北各地发展。
  这个时期热心用纸的统治者邓绥（81～121），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2～58）孙女，六岁读史书，年十二通《诗经》、《论语》。诸兄每读经传，则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和帝永元四年（92）被选入宫，十四年（102）冬立为皇后。《后汉书》谈到她即皇后位时说：“是时万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邓皇]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①。此事发生于公元102年。比《后汉书》成书更早的东晋史家袁宏（328～376）《后汉纪》亦称：“永元十四年（102）冬十月辛卯（二十四日），立皇后邓氏。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过于目。
  诸家岁供纸、墨，通殷勤而已”②。东汉人延笃（约97～167）等撰《东观汉记》（约120）亦曰：“和熹邓后即位，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供纸、墨而已”③。
  这些确切史料都说明在和帝永元初年（89～100），除河南外，其他一些省份亦有造纸生产，我们认为这些地区应包括今陕西、湖南、山西、山东及安徽等省，甚至还可能有南方别的省。邓皇后非同一般女性，博学多才，尚节俭，爱读书写字，不好玩弄珠玉，故于102年即皇后位后，罢各地贡献珍贵之物，“惟岁供纸墨而已”。这样一来，各地为通殷勤，竞相将佳纸、良墨贡上，客观上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邓皇后即位时，值和帝晚年，元兴元年（105）十二月和帝刘肇（79～105）死。立少子刘隆为皇太子，生甫百日即帝位，是为殇帝，尊邓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但不满一岁，殇帝又死，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帝，是为安帝，仍由邓太后临朝。她在位二十年，称制终身④。
  邓太后还兼通天文、算数，永初四年（110）诏刘珍（约67～127）及博士、议郎五十余人校定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是一次大规模典籍整理工作，无疑，其所奏上之善本尽写于纸上，形成大规模用纸的高潮。邓太后临朝时，正是蔡伦活动的时期，由于他主持尚方造纸，又使造纸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推广。对此，将在下一节中详加介绍。
  接下是顺帝（126～143在位）、桓帝（147～167），至桓帝永寿年（155～157）仍可归于这个时期。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事例看到该时期确是用纸的普及时期。隋代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630）卷104引东汉学者崔瑷（78～143）致其友人葛龚（字元甫，73～143在世）信中说：“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意思是说，送上的《许子》十卷手抄本，本应写在帛素上表示敬意与郑重，但因家贫而用不起，只好用纸写了。“贫不及素”后来便成了一个历史典故。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阿拉伯帝国与此意义相反的故事。埃及出土9世纪（883及895）两封阿拉伯文写的致谢信，信尾说：“此信用莎草片写，请原谅”⑤。意思是，应当用纸写信表示郑重，但手头没有，只好用莎草片了。可见中国因为纸便宜，才不用素，而几百年后阿拉伯因纸较贵，才用莎草片。这就看出中国对纸的普及程度，早于西域几百年。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事例。《后汉书》卷94《延笃传》云：“延笃（约97～167）字叔坚，南阳隼（今河南隼县）人也。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诵文，典深敬焉”①。唐李贤注释《后汉书》引《先贤行状》曰：“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牋记（有字废纸）与之。笃以牋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诵之。”①唐溪典（69～145在世）字季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以治经学闻名，出为西鄂长，与马融（79～166）为同辈人。《太平御览》（983）卷616引《先贤传》曰：“延笃从唐季度受《左氏[传]》，欲写《传》本，无纸，乃借本诵之。及辞归，季度曰：‘’‘’②卿欲写《传》，何辞归？答曰：已诵之矣”。可见延笃的老师唐溪典早年所藏的《左氏传》已用纸写，还将纸赠给学生抄书用，但学生记忆力好，所需部分一见即可背诵，遂辞归。后来延笃又从马融受业，桓帝时以经学博士征拜议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