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西汉在发明造纸术之后，经历二百多年的稳步积累，已经为东汉造纸术打下基础，生产模式初步定型，但又进一步改进。我们可把东汉196年（25～220）的造纸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25～88）、中期（89～157）及后期（157～220）。前期为光武帝、明帝（58～75在位）及章帝（76～88在位）时期。两汉之际社会上有一段时间处于战乱，造纸生产一度受到影响，但不久便恢复秩序，生产又得到回升。总的说来，东汉初期的造纸生产基本上维持在王莽时期的水平，原有的纸坊又继续开槽。创立东汉王朝的光武帝（25～57）刘秀，即位后多次发布释放奴婢、禁止对其残害的命令，又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精简官吏，加重尚书台的职能，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继任者明帝（57～75在位）刘庄（25～75）、章帝（75～88在位）刘炟（57～88），继续整顿吏治，减免田租，兴修水利，又造成社会安定局面。明帝时政治清明，章帝为政宽厚，再次废除苛律五十多条，招群儒讨论经典异同，鼓励发展学校及学术研究。因此东汉初六十多年，似乎是西汉初兴盛时期的再现，造纸术此时在西汉基础上再次发展。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载，建武元年（25）六月二十二日刘秀即帝位于鄗（今河北高邑），“冬十月癸丑（十八日），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但车驾所载何物？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175）明确说：“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个浩荡的庞大车队所载的都是至关重要的典籍和档案文件，分别写在素、简和纸上。在这位有知识的东汉开国皇帝看来，这才是国宝。我们认为车队所载纸本书物大部分仍是西汉尤其王莽时期写的典籍和档案。光武帝之所以看重，是因他要在新王朝重新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及法令，这就需要参考以前的一切。光武帝要作的事情之一，是制定百官制度。
  种种迹象表明，光武帝像王莽一样喜欢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他对尚书台的设置便与纸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尚书令一职在西汉即有，只为少府属官，掌诏令、文书传递及保管。成帝初（前32）将尚书令分为吏、民、客等四曹。光武帝对此加以扩充，提高其职能作用，增为六曹，由尚书令、尚书仆射、左右丞、六曹尚书组成尚书台，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至关重要。因处于宫禁殿阁中，又称中台或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卷36《百官志》曰：“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世祖（光武帝）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①。世祖又规定：“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因而协助尚书令的右丞，主要掌管印章及宫内库藏纸、笔、墨等物的调拨。
  与此同时，在少府又设“守宫令一人，俸六百石。主御用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即负责供应皇帝御用纸、笔、墨及尚书台所用各物之保管。光武帝于公元25年即位时，设立掌管纸的尚书台右丞及守宫令，说明东汉初期纸已成为内府书写材料。我们读《后汉书》，不应只抓住《蔡伦传》，还要看其余有关卷次。显而易见，尚书台右丞及守宫令决非东汉建立八十年之后（105）才设立的，因为在东汉初即已有之。光武帝死后，太子刘庄即位，是为明帝（57～75在位）。明帝闻西域有佛，遣蔡愔等赴天竺（印度），至月氏邀竺法兰来汉。永平十一年（68）在洛阳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为中国传播佛教之始。佛教的发展后来对造纸和印刷有很大影响。
  史书又载明帝永平年（58～75）扶风平陵（陕西咸阳）人贾逵（29～101）献上《左氏传》、《国语解诂》五十一篇，受到重视，帝命写藏秘馆。章帝（76～87）特好《古文尚书》、《左传》。建初元年（76），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帝善逵说，使出《左传》大义，逵因以具奏。章帝嘉之，赐布五百疋、衣一袭。《后汉书》卷66《贾逵传》谈到这里时，接下写道：“[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之学]及诸生高材者二千人，教以《左氏[传]》，与简、纸经传各一通。”①唐章怀太子李贤（654～685）注曰：“竹简与纸也”①。按战国人公羊高作《春秋传》，又称《公羊春秋》；西汉人严彭祖及颜安乐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严、颜之学。章帝令贾逵自选《春秋左氏传》公羊、严、颜之学为教材，并教诸生高材者二十人习之，给每人以竹简及纸写的经传各一部，以表示其注重这门学问。可见东汉初期一些重要儒家典籍已有了纸写本，但应当说这时仍是简、纸并用，不过用纸比过去多了。贾逵等学者曾以纸写作并校订纸本典籍，然斑固著《汉书》之所以未提纸，一因西汉纸没有像他那时（东汉初）更为普及，二因在他看来已是很熟悉的东西，没有特别强调。斑固又与许慎为同时代人，而许慎作为文字学家才于《说文解字》中提到纸，并为之下定义。但斑固肯定是用过纸的。而东汉初期中州各地又成为另一些造纸中心，以供应首都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