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东汉初期
  西汉在发明造纸术之后，经历二百多年的稳步积累，已经为东汉造纸术打下基础，生产模式初步定型，但又进一步改进。我们可把东汉196年（25～220）的造纸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25～88）、中期（89～157）及后期（157～220）。前期为光武帝、明帝（58～75在位）及章帝（76～88在位）时期。两汉之际社会上有一段时间处于战乱，造纸生产一度受到影响，但不久便恢复秩序，生产又得到回升。总的说来，东汉初期的造纸生产基本上维持在王莽时期的水平，原有的纸坊又继续开槽。创立东汉王朝的光武帝（25～57）刘秀，即位后多次发布释放奴婢、禁止对其残害的命令，又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精简官吏，加重尚书台的职能，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继任者明帝（57～75在位）刘庄（25～75）、章帝（75～88在位）刘炟（57～88），继续整顿吏治，减免田租，兴修水利，又造成社会安定局面。明帝时政治清明，章帝为政宽厚，再次废除苛律五十多条，招群儒讨论经典异同，鼓励发展学校及学术研究。因此东汉初六十多年，似乎是西汉初兴盛时期的再现，造纸术此时在西汉基础上再次发展。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载，建武元年（25）六月二十二日刘秀即帝位于鄗（今河北高邑），“冬十月癸丑（十八日），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但车驾所载何物？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175）明确说：“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个浩荡的庞大车队所载的都是至关重要的典籍和档案文件，分别写在素、简和纸上。在这位有知识的东汉开国皇帝看来，这才是国宝。我们认为车队所载纸本书物大部分仍是西汉尤其王莽时期写的典籍和档案。光武帝之所以看重，是因他要在新王朝重新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及法令，这就需要参考以前的一切。光武帝要作的事情之一，是制定百官制度。
  种种迹象表明，光武帝像王莽一样喜欢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他对尚书台的设置便与纸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尚书令一职在西汉即有，只为少府属官，掌诏令、文书传递及保管。成帝初（前32）将尚书令分为吏、民、客等四曹。光武帝对此加以扩充，提高其职能作用，增为六曹，由尚书令、尚书仆射、左右丞、六曹尚书组成尚书台，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至关重要。因处于宫禁殿阁中，又称中台或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卷36《百官志》曰：“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世祖（光武帝）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①。世祖又规定：“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因而协助尚书令的右丞，主要掌管印章及宫内库藏纸、笔、墨等物的调拨。
  与此同时，在少府又设“守宫令一人，俸六百石。主御用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即负责供应皇帝御用纸、笔、墨及尚书台所用各物之保管。光武帝于公元25年即位时，设立掌管纸的尚书台右丞及守宫令，说明东汉初期纸已成为内府书写材料。我们读《后汉书》，不应只抓住《蔡伦传》，还要看其余有关卷次。显而易见，尚书台右丞及守宫令决非东汉建立八十年之后（105）才设立的，因为在东汉初即已有之。光武帝死后，太子刘庄即位，是为明帝（57～75在位）。明帝闻西域有佛，遣蔡愔等赴天竺（印度），至月氏邀竺法兰来汉。永平十一年（68）在洛阳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为中国传播佛教之始。佛教的发展后来对造纸和印刷有很大影响。
  史书又载明帝永平年（58～75）扶风平陵（陕西咸阳）人贾逵（29～101）献上《左氏传》、《国语解诂》五十一篇，受到重视，帝命写藏秘馆。章帝（76～87）特好《古文尚书》、《左传》。建初元年（76），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帝善逵说，使出《左传》大义，逵因以具奏。章帝嘉之，赐布五百疋、衣一袭。《后汉书》卷66《贾逵传》谈到这里时，接下写道：“[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之学]及诸生高材者二千人，教以《左氏[传]》，与简、纸经传各一通。”①唐章怀太子李贤（654～685）注曰：“竹简与纸也”①。按战国人公羊高作《春秋传》，又称《公羊春秋》；西汉人严彭祖及颜安乐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严、颜之学。章帝令贾逵自选《春秋左氏传》公羊、严、颜之学为教材，并教诸生高材者二十人习之，给每人以竹简及纸写的经传各一部，以表示其注重这门学问。可见东汉初期一些重要儒家典籍已有了纸写本，但应当说这时仍是简、纸并用，不过用纸比过去多了。贾逵等学者曾以纸写作并校订纸本典籍，然斑固著《汉书》之所以未提纸，一因西汉纸没有像他那时（东汉初）更为普及，二因在他看来已是很熟悉的东西，没有特别强调。斑固又与许慎为同时代人，而许慎作为文字学家才于《说文解字》中提到纸，并为之下定义。但斑固肯定是用过纸的。而东汉初期中州各地又成为另一些造纸中心，以供应首都之需要。
  二 东汉中期
  东汉中期和帝（89～105）以后，开始由盛而衰，统治者多短命，由幼主登极，外戚、宦官轮流柄政，皇位像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在经济上只坐享并消耗初期积累下来的成果。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却以新的势头发展，由于和帝时于102年即皇后位的邓绥（80～121）特别喜欢用纸，因而出现了像蔡伦（约61～121）这样的造纸革新家。邓绥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期间（89～121），造纸术获得迅速发展和推广，形成两汉期间另一高潮。桓、灵、献在位时的后期，基本上承继了中期造纸术的技术成就。尤其在献帝（189～220在位）时丞相曹操（155～220）执政期间，造纸业在北方广大地区得到发展，出现了左伯（165～226在世）这样的著名造纸技术家。如果说西汉时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淮河流域的北方，则东汉时则向华中及华南长江流域的南方转移，形成几个大的经济区域，后来造成三国（220～280）鼎立的局面，不过造纸术却因而在南北各地发展。
  这个时期热心用纸的统治者邓绥（81～121），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2～58）孙女，六岁读史书，年十二通《诗经》、《论语》。诸兄每读经传，则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和帝永元四年（92）被选入宫，十四年（102）冬立为皇后。《后汉书》谈到她即皇后位时说：“是时万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邓皇]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①。此事发生于公元102年。比《后汉书》成书更早的东晋史家袁宏（328～376）《后汉纪》亦称：“永元十四年（102）冬十月辛卯（二十四日），立皇后邓氏。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过于目。
  诸家岁供纸、墨，通殷勤而已”②。东汉人延笃（约97～167）等撰《东观汉记》（约120）亦曰：“和熹邓后即位，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供纸、墨而已”③。
  这些确切史料都说明在和帝永元初年（89～100），除河南外，其他一些省份亦有造纸生产，我们认为这些地区应包括今陕西、湖南、山西、山东及安徽等省，甚至还可能有南方别的省。邓皇后非同一般女性，博学多才，尚节俭，爱读书写字，不好玩弄珠玉，故于102年即皇后位后，罢各地贡献珍贵之物，“惟岁供纸墨而已”。这样一来，各地为通殷勤，竞相将佳纸、良墨贡上，客观上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邓皇后即位时，值和帝晚年，元兴元年（105）十二月和帝刘肇（79～105）死。立少子刘隆为皇太子，生甫百日即帝位，是为殇帝，尊邓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但不满一岁，殇帝又死，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帝，是为安帝，仍由邓太后临朝。她在位二十年，称制终身④。
  邓太后还兼通天文、算数，永初四年（110）诏刘珍（约67～127）及博士、议郎五十余人校定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是一次大规模典籍整理工作，无疑，其所奏上之善本尽写于纸上，形成大规模用纸的高潮。邓太后临朝时，正是蔡伦活动的时期，由于他主持尚方造纸，又使造纸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推广。对此，将在下一节中详加介绍。
  接下是顺帝（126～143在位）、桓帝（147～167），至桓帝永寿年（155～157）仍可归于这个时期。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事例看到该时期确是用纸的普及时期。隋代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630）卷104引东汉学者崔瑷（78～143）致其友人葛龚（字元甫，73～143在世）信中说：“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意思是说，送上的《许子》十卷手抄本，本应写在帛素上表示敬意与郑重，但因家贫而用不起，只好用纸写了。“贫不及素”后来便成了一个历史典故。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阿拉伯帝国与此意义相反的故事。埃及出土9世纪（883及895）两封阿拉伯文写的致谢信，信尾说：“此信用莎草片写，请原谅”⑤。意思是，应当用纸写信表示郑重，但手头没有，只好用莎草片了。可见中国因为纸便宜，才不用素，而几百年后阿拉伯因纸较贵，才用莎草片。这就看出中国对纸的普及程度，早于西域几百年。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事例。《后汉书》卷94《延笃传》云：“延笃（约97～167）字叔坚，南阳隼（今河南隼县）人也。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诵文，典深敬焉”①。唐李贤注释《后汉书》引《先贤行状》曰：“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牋记（有字废纸）与之。笃以牋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诵之。”①唐溪典（69～145在世）字季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以治经学闻名，出为西鄂长，与马融（79～166）为同辈人。《太平御览》（983）卷616引《先贤传》曰：“延笃从唐季度受《左氏[传]》，欲写《传》本，无纸，乃借本诵之。及辞归，季度曰：‘’‘’②卿欲写《传》，何辞归？答曰：已诵之矣”。可见延笃的老师唐溪典早年所藏的《左氏传》已用纸写，还将纸赠给学生抄书用，但学生记忆力好，所需部分一见即可背诵，遂辞归。后来延笃又从马融受业，桓帝时以经学博士征拜议郎。
  三 东汉末期
  东汉造纸的第三个时期即最后一个时期（157～220），相当于桓帝后期（158～167）、灵帝（168～188）及献帝（189～220）时期。此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事多起，各种军事力量互相交锋，刘氏王朝已至灭亡前夕。中期一度繁盛的造纸业，自然会受到影响。后因群雄各据一方，又在所辖地区有了新的纸坊，造纸地点反而增多，技术上仍保持原有水平，除麻纸外，楮皮纸也一度发展。人们仍保持越来越广泛地用纸的势头。《北堂书钞》卷104还为我们提供另一个例子，大约发生于桓帝在位期间。
  延笃（约97～167）答张奂（104～181）的信中写道：“惟别三年，梦想忆念，何月有违。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按东汉时著名书法家张芝（117～192在世）字伯英，敦煌人，其书法受崔瑗影响，但自成一家，被称为“草圣”，又善制笔。东汉书法较两汉大有进步，名家辈出，我们认为不能不说与纸的普及有关。纸特别能使书法家充分发挥其艺术创作才能，笔走龙蛇挥于纸，法书神品传后世。
  献帝时已帝权旁落，先受董卓控制，后为曹操（155～220）挟制。曹操与东汉末大学者蔡邕友善，闻其女蔡琰（字文姬，约162～242）被匈奴掳去，遂以重金赎回。建安十三年（208），蔡文姬嫁于屯田都尉董祀，此时曹丞相问文姬曰：
  “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妄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③。
  曹操是文武兼备的雄才，在他柄政的汉末建安时期（196～219），文化为之一盛，造纸术也得到发展，曹氏父子及周围的人皆以纸书写。因而这时出现了著名造纸技术家左伯（165～226在世），并非偶然。唐人张怀瓘（686～758在世）《书断》（约735）卷一云：“左伯字子邑，东莱（今山东黄县）人。..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④。造纸家左伯所在的胶东，汉以后直到宋代仍以麻纸称著。至此，我们已就所掌握的从西汉初至东汉末有关用纸的文献记载及出土古纸逐一作了介绍，并将这些资料加以概括，分二大阶段六个时期加以叙述，大致可看出个梗概。
  西北地区西汉麻纸出土较多，而很少东汉纸，因出土纸的军事据点从西汉末多废置。东汉以来这些地方便不再屯戍部队，可能因这些地点的水源断绝，或因东汉在别处部署军队。但东汉纸也时有出土，如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1901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掘的两片纸，其中一片9×9厘米，白色，薄麻纸，正反面均写有文字，四字一韵，为父兄教诫子弟之书。罗振玉（1866～1940）从字迹断定“笔意亦极古拙，当为汉末人所书，海头（罗布淖尔）所出之书，以此为最古矣”①。我们同意这个判断，因纸上“永”、“衣”字有篆意，而“其”、“存”又有隶意，至迟是东汉末，或稍早些。另一纸12×4.6厘米，纸上有“书浮叩头/薛用思起居平安”等字，看来是一封书信。“薛”等字与我们所见魏晋人用字不同，此亦当为东汉纸①（图2-2）。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夫妇合葬墓中发现木乃伊尸体，尸体近处有揉成团的纸，纸上粘满了黛粉，很可能供妇人描眉之纸②。总的说，出土东汉纸仍嫌少，今后可能会有新发现。从现存少数样品看，东汉纸像西汉纸一样，质量高低不一，视用途而定。但尚方所造御用纸，图2-2新疆出土东汉书信，见肯定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