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前259～前210）灭六国，结束了战国的割据局面，在中国史中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前221～前207），自称始皇帝。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又采取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车轨和法律的有力措施，尤其汉字的统一规范化，对文化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但秦始皇在实行其空前事业过程中过于性急，其政策过于激烈与严猛，对人民剥削过重，因而他死后，大秦帝国迅即瓦解。接着刘邦（前256～前195）建立汉王朝，建都于长安，史称西汉（前206～后24）。此后，西汉皇族刘秀（6～57）建立另一刘氏王朝，迁都洛阳，史称东汉（25～220）。两汉共持续426年，一直维持统一局面。
  从科技史角度看，两汉是启发后世科技发展的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时期。汉代科学技术具有别开生面的新面貌，而不同于先秦时代，可能与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就造纸而言，两汉是奠基阶段。不但造纸术起源于此时，而且传统造纸生产模式也于此时定型，构成此后历代造纸术发展的基础和楷模。
  第一节 西汉造纸、用纸概况
  一西汉前期
  讨论汉代造纸技术，是个全新的课题。前人尚没有探讨过，因为不但文献记载很少，而过去实物也甚稀，然而研究中国造纸技术史，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重要阶段的。我们把西汉造纸分为三个时期加以叙述，即初期（前226～前87）、中期（前86～前49）及后期（前48～后23）。
  汉高祖刘邦及其后继者文帝（前179～前157在位）刘恒（前202～前157）、景帝（前156～前141在位）刘启（前188～前141）在位期间，废除秦代严苛刑法，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赋役，释放奴婢，奖励工农业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兴修水利、推广牛耕、改进耕作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而增产高产，冶铁、纺织、漆器、舟车等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各领域，也都有新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汉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并开发了大西北。汉初较长一段时期内，社会是安定、繁荣的。文、景时进入“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此后武帝（前140～前87在位）刘彻（前156～前87）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城乡）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就是说，汉初近一百年间海内殷富，人民得到温饱，府库充溢，钱谷多至不可计数，以致腐朽。此即文景之治的经济硕果。
  文、景、武时期在繁荣、安定的社会条件下，富国强兵之馀，还注重文治。京师置太学，广设博士教授子弟，郡县也兴办学校，公私讲学之风盛行。又举贤良、方正、茂才之士，考试后，出为政府官员，各地学者多应之。各级政府因此拥有大批具有文化素养的文官队伍执政。有才学者即令来自民间，亦可为将相及邑令，得到录位；无才学者虽为王公子弟，不得为官。这是受到西方人称赞的吏政制度的一大改革①②。国家还提倡对古代各种文化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因而各科学者、人材辈出，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和科学家、技术家，他们还常常担任官职，边工作边研究。
  汉初，中国以高度文明和富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崭新面貌出现于世界。与西方罗马的腐败而混乱的奴隶制社会适成鲜明对照，保持着长期的领先地位。只有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处于全面高涨时期，才有对新型书写材料的迫切需要，因此造纸术起于西汉初期，就并非偶然，而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地下出土实物表明，西汉初期造纸术从一开始起就首先用作新型书写材料，当然也可作包装材料等用。在首都长安所在的今陕西关中地区，成为最早的造纸基地，所造的纸因用途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较好的麻纸可部分代替帛、简，如文、景时用以绘制地图的放马滩纸类型者。较次的纸用作包装材料，如武帝时用于衬垫铜镜的灞桥纸类型者。汉初这两种用途的纸，地下都曾出土，如放马滩纸出于今甘肃天水，说明用纸区域也逐步在扩大。有关这一时期用纸的文献记载虽不多，但仍可见一二。唐代史家据旧史所著的《三辅故事》称：“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③。此事发生于武帝晚年的征和二年（前91），病于甘泉之日。内侍江充为谋害卫太子刘据（前128～前91），让他用麻纸遮住鼻子去见父皇，但武帝并未因此举而发怒，太子遂杀江充。这是古书中有关用纸的最早记载。
  《汉书》卷57上载：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掌天子猎犬之内官）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相如。
  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觏。’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④。汉武帝因读蜀郡成都文士司马相如（字长卿，前179～前117）《子虚赋》后，于建元三年（前138）召其入宫，相如愿为天子再作《游猎赋》，帝命尚书给以笔札。颜师古（581～645）注曰：“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时未多用纸”指西汉初时还未更普遍用纸，并非无纸，才给札写赋。颜注告诉我们，司马相如时代纸与札并用为书写材料。
  二 西汉中期
  武帝末年，因挥霍无度和长期用兵，造成府库空虚，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但至宣帝（前74～前49在位）刘询时又出现中兴。刘询（前91～前49）生长于民间，体察社会弊端。即位后励精图治，刷新吏政，推行汉初诸帝政策，使社会经济状况又有好的转机，造纸业也因而发展。昭帝、宣帝时期（前86～前49）相当西汉中期，纸的生产规模比前期逐步扩大，制造出的纸质量有改进，人们使用比过去较多，这从西北地区屯戍士卒用纸情况，可看到整个社会用纸的一个缩影。
  宣帝时之纸出土者最多，如罗布淖尔纸、金关纸-Ⅰ及马圈湾纸Ⅰ等。前者质量差些，但后两者显然是用作书写纸的。其质量的明显改进，首先表现在白度的增加，达到40％以上，说明碱液蒸煮过程效率提高。其次是纤维帚化度增加，因而制出的纸较紧密，说明加强了舂捣过程。在首都长安，人们用的书写纸会比边塞士卒所用的好些，至少是一样的。写有字的查科尔帖纸，年代上限正是这一时期。查科尔帖在居延，而马圈湾在敦煌，二地都在今甘肃境内，罗布淖尔在今新疆，可见宣帝时所造的纸出土地点分布较广泛。宣帝时，匈奴已大为虚弱，前67年大将军郑吉发西域兵击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遣吏卒屯田车师地。前60年，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府设今新疆境内。匈奴更弱，不敢争西域。至五凤四年（前54），以边塞无事，减戍卒十分之二，但仍维持大军在甘肃、新疆屯戍。粮草就地自行解决，武器及其他军需则由政府经陇西源源供应。这就是麻纸在甘、新出土的历史背景。
  三 西汉晚期
  西汉至元帝（前48～前33）、成帝（前32～前7）时，社会又由盛而衰。成帝卒后，平帝即位，由大司马王莽（前45～后23）秉政，他后来干脆代刘氏为帝，因此西汉后期（前48～后23）实际是元、成、莽执政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二百年的造纸生产获得总结性发展。成帝时的纸，出土者有马圈湾纸-Ⅲ及金关纸-Ⅱ，可见在陇右敦煌、居延地区仍有官兵继续屯戍。先是，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发城郭诸兵及屯田吏士，攻郅支单于，破郅支城，杀单于。前33年，匈奴王呼韩邪朝汉，言愿为汉婿，元帝以后宫王昭君赐单于。单于请代汉守卫上谷至敦煌边塞，使汉取消备塞吏卒，朝廷未许。至成帝时，仍屯兵于原地，这是古纸在陇右出土的历史背景。
  关于长安用纸情况，史书曾有所载。鸿嘉三年（前18），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她与其妹赵昭仪皆受宠，却多年无子。元延元年（前12），后宫曹伟能却早生皇子，赵昭仪忌恨，儿生十日，便将曹伟能打入后宫狱中。并遣狱丞籍武将两丸毒药用小张薄纸包裹，装入小绿箧中，强令伟能服之，终将她害死。同时还在纸上写了要伟能服此药之类的话。《汉书》卷97上就此写道：
  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曹伟能）”。武自临饮之（监视其饮之）。武发（打开）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①。
  唐代史家颜师古注《汉书》上述记载时，引汉人应劭（140～206在世）《汉书集解音义》曰：“赫蹏，薄小纸也”。汉代将薄麻纸裁成小幅，作便条用，称为赫蹏。这个词看来可能是方言，不可将二字拆开分别解释。“裹药二枚赫蹏”，应读为“赫蹏裹药二枚”，可见此薄纸既可写字，又可包装。过去人们猜测它是“絮纸”，是缺乏根据的，历史上并无所谓“絮纸”。公元前12年前后所造之纸概为麻纸。赫蹏的形制应是比敦煌附近出土的马圈湾纸-Ⅲ更薄些的麻纸，此纸正造于成帝时期。
  王莽执政期间，造纸业发展进入一个高潮。英国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史家可能对王莽有一种偏爱，除了由于他推行看来有合理性的改革之外，也还由于他无疑对他那时代的技术和科学有兴趣，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正是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史中第一次将科学专家召集到一起。史载元始四年（公元4）平帝大司马王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所在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长安），至者数千人’。遗憾的是，他们商议的记录没有流传下来”①。王莽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达数千人，至京师举行大规模多学科研究，在当时世界也是罕见之举。他对来自各地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人材给以优厚待遇，任其发挥所长，其中可能包括造纸技师和巧匠。这些举措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王莽时代正是大学者刘歆（约前42～后23）和扬雄（前53～后18）等人学术活动的鼎盛时期。刘歆受王莽推荐，领五经、辑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校书于秘阁，总群书而成《七略》，绥和二年（前7）献上。王莽时内府秘籍，除原有简册、帛卷外，应当还有纸本。有迹象显示，他执政时，对新型书写材料纸有很大兴趣。迄今为止，写有文字的西汉纸出土者，多属王莽时期，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与王莽提倡用纸当有很大关系，这是符合他的个性的。在西北甘肃用纸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纸，也制于王莽时期，如中颜纸、马圈湾纸-Ⅳ及Ⅴ、悬泉纸-Ⅱ、Ⅲ、Ⅳ（图2-1）等。
  以前出土的西汉纸，除灞桥纸外多为屯戍大军所用，而这时还有京畿地区的平民用纸出土，分布地区更广。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所见以前时期的出土西汉纸，多帘纹不显或呈织纹，为罗面纸模抄造，而这时期的纸则可见明显的帘纹，甚至能测出每根帘条直径为3毫米。这说明在王莽手下工作并受他保护的造纸业中异能之士，已用滤水性更好的帘面纸模抄纸。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举措。王莽时期的纸，尤其书写纸质地与宣帝时纸差不多，但抄纸效率明显提高。我们所见为下层人用的纸，长安上层人及宫中用纸当然会更好。
  第二节 东汉造纸、用纸概况
  一东汉初期
  西汉在发明造纸术之后，经历二百多年的稳步积累，已经为东汉造纸术打下基础，生产模式初步定型，但又进一步改进。我们可把东汉196年（25～220）的造纸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25～88）、中期（89～157）及后期（157～220）。前期为光武帝、明帝（58～75在位）及章帝（76～88在位）时期。两汉之际社会上有一段时间处于战乱，造纸生产一度受到影响，但不久便恢复秩序，生产又得到回升。总的说来，东汉初期的造纸生产基本上维持在王莽时期的水平，原有的纸坊又继续开槽。创立东汉王朝的光武帝（25～57）刘秀，即位后多次发布释放奴婢、禁止对其残害的命令，又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精简官吏，加重尚书台的职能，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继任者明帝（57～75在位）刘庄（25～75）、章帝（75～88在位）刘炟（57～88），继续整顿吏治，减免田租，兴修水利，又造成社会安定局面。明帝时政治清明，章帝为政宽厚，再次废除苛律五十多条，招群儒讨论经典异同，鼓励发展学校及学术研究。因此东汉初六十多年，似乎是西汉初兴盛时期的再现，造纸术此时在西汉基础上再次发展。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载，建武元年（25）六月二十二日刘秀即帝位于鄗（今河北高邑），“冬十月癸丑（十八日），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但车驾所载何物？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175）明确说：“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个浩荡的庞大车队所载的都是至关重要的典籍和档案文件，分别写在素、简和纸上。在这位有知识的东汉开国皇帝看来，这才是国宝。我们认为车队所载纸本书物大部分仍是西汉尤其王莽时期写的典籍和档案。光武帝之所以看重，是因他要在新王朝重新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及法令，这就需要参考以前的一切。光武帝要作的事情之一，是制定百官制度。
  种种迹象表明，光武帝像王莽一样喜欢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他对尚书台的设置便与纸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尚书令一职在西汉即有，只为少府属官，掌诏令、文书传递及保管。成帝初（前32）将尚书令分为吏、民、客等四曹。光武帝对此加以扩充，提高其职能作用，增为六曹，由尚书令、尚书仆射、左右丞、六曹尚书组成尚书台，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至关重要。因处于宫禁殿阁中，又称中台或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卷36《百官志》曰：“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世祖（光武帝）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①。世祖又规定：“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因而协助尚书令的右丞，主要掌管印章及宫内库藏纸、笔、墨等物的调拨。
  与此同时，在少府又设“守宫令一人，俸六百石。主御用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即负责供应皇帝御用纸、笔、墨及尚书台所用各物之保管。光武帝于公元25年即位时，设立掌管纸的尚书台右丞及守宫令，说明东汉初期纸已成为内府书写材料。我们读《后汉书》，不应只抓住《蔡伦传》，还要看其余有关卷次。显而易见，尚书台右丞及守宫令决非东汉建立八十年之后（105）才设立的，因为在东汉初即已有之。光武帝死后，太子刘庄即位，是为明帝（57～75在位）。明帝闻西域有佛，遣蔡愔等赴天竺（印度），至月氏邀竺法兰来汉。永平十一年（68）在洛阳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为中国传播佛教之始。佛教的发展后来对造纸和印刷有很大影响。
  史书又载明帝永平年（58～75）扶风平陵（陕西咸阳）人贾逵（29～101）献上《左氏传》、《国语解诂》五十一篇，受到重视，帝命写藏秘馆。章帝（76～87）特好《古文尚书》、《左传》。建初元年（76），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帝善逵说，使出《左传》大义，逵因以具奏。章帝嘉之，赐布五百疋、衣一袭。《后汉书》卷66《贾逵传》谈到这里时，接下写道：“[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之学]及诸生高材者二千人，教以《左氏[传]》，与简、纸经传各一通。”①唐章怀太子李贤（654～685）注曰：“竹简与纸也”①。按战国人公羊高作《春秋传》，又称《公羊春秋》；西汉人严彭祖及颜安乐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严、颜之学。章帝令贾逵自选《春秋左氏传》公羊、严、颜之学为教材，并教诸生高材者二十人习之，给每人以竹简及纸写的经传各一部，以表示其注重这门学问。可见东汉初期一些重要儒家典籍已有了纸写本，但应当说这时仍是简、纸并用，不过用纸比过去多了。贾逵等学者曾以纸写作并校订纸本典籍，然斑固著《汉书》之所以未提纸，一因西汉纸没有像他那时（东汉初）更为普及，二因在他看来已是很熟悉的东西，没有特别强调。斑固又与许慎为同时代人，而许慎作为文字学家才于《说文解字》中提到纸，并为之下定义。但斑固肯定是用过纸的。而东汉初期中州各地又成为另一些造纸中心，以供应首都之需要。
  二 东汉中期
  东汉中期和帝（89～105）以后，开始由盛而衰，统治者多短命，由幼主登极，外戚、宦官轮流柄政，皇位像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在经济上只坐享并消耗初期积累下来的成果。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却以新的势头发展，由于和帝时于102年即皇后位的邓绥（80～121）特别喜欢用纸，因而出现了像蔡伦（约61～121）这样的造纸革新家。邓绥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期间（89～121），造纸术获得迅速发展和推广，形成两汉期间另一高潮。桓、灵、献在位时的后期，基本上承继了中期造纸术的技术成就。尤其在献帝（189～220在位）时丞相曹操（155～220）执政期间，造纸业在北方广大地区得到发展，出现了左伯（165～226在世）这样的著名造纸技术家。如果说西汉时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淮河流域的北方，则东汉时则向华中及华南长江流域的南方转移，形成几个大的经济区域，后来造成三国（220～280）鼎立的局面，不过造纸术却因而在南北各地发展。
  这个时期热心用纸的统治者邓绥（81～121），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2～58）孙女，六岁读史书，年十二通《诗经》、《论语》。诸兄每读经传，则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和帝永元四年（92）被选入宫，十四年（102）冬立为皇后。《后汉书》谈到她即皇后位时说：“是时万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邓皇]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①。此事发生于公元102年。比《后汉书》成书更早的东晋史家袁宏（328～376）《后汉纪》亦称：“永元十四年（102）冬十月辛卯（二十四日），立皇后邓氏。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过于目。
  诸家岁供纸、墨，通殷勤而已”②。东汉人延笃（约97～167）等撰《东观汉记》（约120）亦曰：“和熹邓后即位，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供纸、墨而已”③。
  这些确切史料都说明在和帝永元初年（89～100），除河南外，其他一些省份亦有造纸生产，我们认为这些地区应包括今陕西、湖南、山西、山东及安徽等省，甚至还可能有南方别的省。邓皇后非同一般女性，博学多才，尚节俭，爱读书写字，不好玩弄珠玉，故于102年即皇后位后，罢各地贡献珍贵之物，“惟岁供纸墨而已”。这样一来，各地为通殷勤，竞相将佳纸、良墨贡上，客观上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邓皇后即位时，值和帝晚年，元兴元年（105）十二月和帝刘肇（79～105）死。立少子刘隆为皇太子，生甫百日即帝位，是为殇帝，尊邓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但不满一岁，殇帝又死，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帝，是为安帝，仍由邓太后临朝。她在位二十年，称制终身④。
  邓太后还兼通天文、算数，永初四年（110）诏刘珍（约67～127）及博士、议郎五十余人校定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是一次大规模典籍整理工作，无疑，其所奏上之善本尽写于纸上，形成大规模用纸的高潮。邓太后临朝时，正是蔡伦活动的时期，由于他主持尚方造纸，又使造纸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推广。对此，将在下一节中详加介绍。
  接下是顺帝（126～143在位）、桓帝（147～167），至桓帝永寿年（155～157）仍可归于这个时期。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事例看到该时期确是用纸的普及时期。隋代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630）卷104引东汉学者崔瑷（78～143）致其友人葛龚（字元甫，73～143在世）信中说：“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意思是说，送上的《许子》十卷手抄本，本应写在帛素上表示敬意与郑重，但因家贫而用不起，只好用纸写了。“贫不及素”后来便成了一个历史典故。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阿拉伯帝国与此意义相反的故事。埃及出土9世纪（883及895）两封阿拉伯文写的致谢信，信尾说：“此信用莎草片写，请原谅”⑤。意思是，应当用纸写信表示郑重，但手头没有，只好用莎草片了。可见中国因为纸便宜，才不用素，而几百年后阿拉伯因纸较贵，才用莎草片。这就看出中国对纸的普及程度，早于西域几百年。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事例。《后汉书》卷94《延笃传》云：“延笃（约97～167）字叔坚，南阳隼（今河南隼县）人也。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诵文，典深敬焉”①。唐李贤注释《后汉书》引《先贤行状》曰：“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牋记（有字废纸）与之。笃以牋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诵之。”①唐溪典（69～145在世）字季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以治经学闻名，出为西鄂长，与马融（79～166）为同辈人。《太平御览》（983）卷616引《先贤传》曰：“延笃从唐季度受《左氏[传]》，欲写《传》本，无纸，乃借本诵之。及辞归，季度曰：‘’‘’②卿欲写《传》，何辞归？答曰：已诵之矣”。可见延笃的老师唐溪典早年所藏的《左氏传》已用纸写，还将纸赠给学生抄书用，但学生记忆力好，所需部分一见即可背诵，遂辞归。后来延笃又从马融受业，桓帝时以经学博士征拜议郎。
  三 东汉末期
  东汉造纸的第三个时期即最后一个时期（157～220），相当于桓帝后期（158～167）、灵帝（168～188）及献帝（189～220）时期。此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事多起，各种军事力量互相交锋，刘氏王朝已至灭亡前夕。中期一度繁盛的造纸业，自然会受到影响。后因群雄各据一方，又在所辖地区有了新的纸坊，造纸地点反而增多，技术上仍保持原有水平，除麻纸外，楮皮纸也一度发展。人们仍保持越来越广泛地用纸的势头。《北堂书钞》卷104还为我们提供另一个例子，大约发生于桓帝在位期间。
  延笃（约97～167）答张奂（104～181）的信中写道：“惟别三年，梦想忆念，何月有违。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按东汉时著名书法家张芝（117～192在世）字伯英，敦煌人，其书法受崔瑗影响，但自成一家，被称为“草圣”，又善制笔。东汉书法较两汉大有进步，名家辈出，我们认为不能不说与纸的普及有关。纸特别能使书法家充分发挥其艺术创作才能，笔走龙蛇挥于纸，法书神品传后世。
  献帝时已帝权旁落，先受董卓控制，后为曹操（155～220）挟制。曹操与东汉末大学者蔡邕友善，闻其女蔡琰（字文姬，约162～242）被匈奴掳去，遂以重金赎回。建安十三年（208），蔡文姬嫁于屯田都尉董祀，此时曹丞相问文姬曰：
  “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妄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③。
  曹操是文武兼备的雄才，在他柄政的汉末建安时期（196～219），文化为之一盛，造纸术也得到发展，曹氏父子及周围的人皆以纸书写。因而这时出现了著名造纸技术家左伯（165～226在世），并非偶然。唐人张怀瓘（686～758在世）《书断》（约735）卷一云：“左伯字子邑，东莱（今山东黄县）人。..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④。造纸家左伯所在的胶东，汉以后直到宋代仍以麻纸称著。至此，我们已就所掌握的从西汉初至东汉末有关用纸的文献记载及出土古纸逐一作了介绍，并将这些资料加以概括，分二大阶段六个时期加以叙述，大致可看出个梗概。
  西北地区西汉麻纸出土较多，而很少东汉纸，因出土纸的军事据点从西汉末多废置。东汉以来这些地方便不再屯戍部队，可能因这些地点的水源断绝，或因东汉在别处部署军队。但东汉纸也时有出土，如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1901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掘的两片纸，其中一片9×9厘米，白色，薄麻纸，正反面均写有文字，四字一韵，为父兄教诫子弟之书。罗振玉（1866～1940）从字迹断定“笔意亦极古拙，当为汉末人所书，海头（罗布淖尔）所出之书，以此为最古矣”①。我们同意这个判断，因纸上“永”、“衣”字有篆意，而“其”、“存”又有隶意，至迟是东汉末，或稍早些。另一纸12×4.6厘米，纸上有“书浮叩头/薛用思起居平安”等字，看来是一封书信。“薛”等字与我们所见魏晋人用字不同，此亦当为东汉纸①（图2-2）。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夫妇合葬墓中发现木乃伊尸体，尸体近处有揉成团的纸，纸上粘满了黛粉，很可能供妇人描眉之纸②。总的说，出土东汉纸仍嫌少，今后可能会有新发现。从现存少数样品看，东汉纸像西汉纸一样，质量高低不一，视用途而定。但尚方所造御用纸，肯定是很好的。
  第三节 造纸术革新家蔡伦
  一 蔡伦的宦者生涯
  蔡伦（约61～121）是作为造纸技术革新家，而活跃于东汉中期的历史舞台上的。《后汉书》卷108对他的生平作了如下记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丰阳）人也。以永平末（75）始给事宫掖。建初中（76～86）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89），转中常侍，豫参帷幄。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沐浴，辄闭门绝宾客，暴体田野。后（91）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97），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而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元初元年（114），邓太后以伦久在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117），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乃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典其事。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邓]太后崩（121），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食冠，饮药而死，国除①。
  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晋人庾仲雍（290～370在世）《湘州记》（约340）曰：“丰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①此《蔡伦传》有各种外文译本②③④⑤。
  对蔡伦的身世，我们拟补加一些解说。他于明帝永平末年始从南方选入宫为宦者，时当公元75年，古时多选十几岁幼童入宫，由此推算他约生于永平三年（61）。入宫后，需先认字并习宫内礼法，时明帝已死。章帝即位后，建初中（76～86）始为小黄门，即小黄门侍郎，掌宫内外公事转达、引领诸王朝见、就座等事。78年，章帝与宋贵人（约61～78）生皇长子刘庆，次年立为太子，同年（79）梁贵人生皇子刘肇。但78年立为皇后的窦氏则无子，窦后忌恨二贵人，先离间章帝与宋贵人疏远，继而指使黄门蔡伦诬陷宋贵人“扶邪媚道”⑥，逼其自杀，废太子刘庆，贬为清河王⑦。窦后再夺梁贵人所生刘肇为其养子并立为太子，梁贵人亦致死。88年，章帝崩，窦皇后将刚十岁的养子立为帝（和帝），自称皇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临朝后，以蔡伦有前功，遂擢其为中常侍，秩二千石，掌持左右、出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⑧，故得“豫参帷幄”过问政事，历史上宦官与政始于此。89～97年间，窦太后与其家人窦宪等专政。此时蔡伦以尚方令身分监制秘剑及诸器械，以其质优而为后世效法，朝廷善其能。
  公元97年，窦太后死，和帝亲政，尽除窦党，中常侍蔡伦又侍奉新主，一时未被株连。102年，邓绥册封皇后之后，蔡伦知她素来喜欢纸，遂监制良纸以供其用。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实际上是献给邓皇后的，因是年和帝重病在身。和帝卒后，邓绥作为皇太后临朝，仍重用蔡伦，114年封其为龙亭侯，封地在今陕西洋县，食邑三百户。“列侯封邑，小大不同，而其位序，则与公、卿相配”⑨。大县侯位视三公，小县侯位视上卿，乡、亭侯位视九卿秩也”。此后再加封为长乐太仆，秩二千石，相当于大千秋。龙亭侯蔡伦，兼中常侍、长乐太仆二职，不但可直接出入皇帝宫室，亦可出入皇太后宫室，其实际职权及俸录都在九卿之上。如将官员月俸以米折算，则太府卿、太常卿及太仆卿为1800斗，蔡伦三职共得2500斗，只有三公月得3500斗⑩，而州刺史不过700斗，则蔡伦月俸仅在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下，而居九卿之上。有人说蔡伦“清苦”，恐非如此。公元110年，邓太后命谒者刘珍与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书，《后汉书·邓皇后传》未提蔡伦参与此事，而在《蔡伦传》中说“令伦典其事”，这是有可能的，因“伦有才学”，其政宦生涯也至此达到高峰。
  汉安帝即位时，仍由邓太后临朝，而太后又信任蔡伦，致令其权势愈大。待121年邓太后死，安帝亲政时，情势突变。安帝生父刘庆（78～107）于章帝时已立为太子，因窦后指使蔡伦诬谄太子生母宋贵人致死，又使太子刘庆被废。因而安帝亲政时，要为已故皇祖母及皇父申冤，遂立案审理迫害皇祖母事，敕廷尉传讯蔡伦。他自知罪不可赦，遂于121年饮药自尽。卒后，朝廷削其侯位，除其封国，财产充公。当时究竟葬于何处，仍是问题，恐怕不会在洋县，因已除国。作为罪臣，可能由宫人于洛阳郊外就地埋葬。蔡伦75年入宫后，46年间为宦者，奉侍过五个年幼的皇帝、两个年轻的皇后和皇太后，地位节节上升，但最后却死得很悲惨。从政绩上看，他没有什么作为可称道的。
  二 蔡伦对造纸术的贡献
  应当说，从公元91年中常侍蔡伦兼任尚方令起，却作了有益于工艺技术发展的好事，其中以对造纸术的革新最为重要。《后汉书·百官志》载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蔡伦在任期，尚方所制具有铭文的刀、弩、铜、镫等物，过去曾有出土，如永元二年（90）铜镫、永元七年（95）铜弩机及元兴元年（104）尚方造铜弩机等①，制造精良。为此，他常常走出黄门而暴体田野，到冶炼、铸造、锻造现场了解情况、亲自监督，因而也掌握了有关这方面的技术。由于这些金属器物是供皇家御用的，质量及外观造型都要求很高，实用性要求更高，制造过程中必然精工细作，蔡伦又懂得如何掌握各制造环节，因此这些产品是通过当时的高技术制造出来的。
  身为尚方令的蔡伦，自知有责任为朝廷日用提供更好的纸，他任中常侍以来也切身体会到推广用纸的必要性，因此更注重于造纸技术的革新。他曾前往今河南境内各造纸工场，了解制造过程并发现能工巧匠，再在尚方所属工厂精工制作。首先是制造麻纸，原料用破布、绳头和用过的鱼网，其中用旧鱼网造纸较困难，因为它由细麻线编成很多小的网结，不易捣碎；又用猪血、桐油处理过，也不易排除。西汉及东汉初期多以破布、绳头造纸，用鱼网造纸可能由蔡伦推广。这就扩大了麻纸的原料供应。鱼网多是南方人在江河捕鱼用的，北方虽有，但不及南方多。而蔡伦来自湖南，如前所述，有可能在他还是幼童时湖南已经造纸，那里是鱼米之乡，这使他想到以鱼网造纸。
  除前引《湘州记》外，郦道元（469～527）《水经注》（约525）卷39《耒水》云：“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旁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顺帝（应为和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晋人张华（232～300）《博物志》（约290）也说：“桂阳人蔡伦始捣故鱼网造纸”②。看来都强调这一点，是不无道理的。蔡伦既主持尚方以故鱼网造纸，根据我们的模拟实验，就要强化蒸煮及舂捣过程，否则不能使之成浆。南方盛产竹，人们编织篾器是行家里手，因而蔡伦主持的造纸采用了帘面纸模，尤其是竹帘，使之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蔡伦对造纸术所作的最大贡献，应当是他主持研制了以木本韧皮纤维造出皮纸。《后汉书》只谈用“树肤”，即树皮，什么树皮没有指出。但三国时魏博士董巴（200～275在世）《大汉舆服志》曰：“东京（洛阳）有蔡侯纸，即伦[纸]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穀纸，用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①。这是个重要记载。穀即楮，为桑科木本植物构（Brousonetiapa-
  pyrifera），在中国既有野生，也有栽培，是一种优良造纸原料。三国时吴人陆玑（字元悟，210～279在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云：
  “榖，幽州（今河北）人谓之榖桑，或曰楮桑；荆、（今湖北）、扬、交、广[州人]谓之榖，中州（今河南）人谓之楮桑。..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皮，又捣以为纸，谓之榖皮纸”②。
  可见蔡伦于中州研制的楮皮纸，很快就在江南加以推广，三国时人造皮纸当然继承了东汉的技术。中国至迟在西汉时已用楮皮纤维纺线织布了。1907年斯坦因在新疆就曾发掘过西汉中期（前1世纪）时制成很细的黄色布料，经哈诺塞克（Hanausek）化验，“内含桑科植物的树皮纤维，很可能是楮树”③。楮布、麻布、葛布都是中国古代衣着材料，而且都由植物纤维通过纺织方法制成。可以想到，西汉至东汉前期造麻纸时，在收集破布原料过程中，很可能也将由楮纤维织成的破布混入麻布之中，因而不自觉地造出含少量楮纤维的麻纸。将不自觉过程变成自觉过程，这中间有个认识上的飞跃和对传统造纸观念的突破。思想敏锐的蔡伦完成了这个突破，自觉以野生楮树皮捣、抄造纸。这是很了不起的。而西方人用单一破布造纸持续几百年，还没想到可用破布以外的野生纤维造纸，直至18～19世纪才达到2世纪蔡伦那样的认识。当然，研制楮皮纸要经历一些摸索性的实验。因为用楮皮比用楮皮布造纸更困难，要用不同的工艺处理方法。
  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蔡伦成功地实现了其预定目的。按已有技术从破布、麻绳头制成洁白平滑而匀细的麻纸，又从破鱼网制成麻纸，还以楮树皮制成楮皮纸。元兴元年（105）除献纸给朝廷，同时又提出推广用纸的奏议。同年十二月，汉和帝病故，蔡伦献纸不详于何月，很可能在和帝死以前，看到纸和奏议后予以嘉奖并敕令依议推行，“自是而天下莫不从用焉”。
  虽然蔡伦之前早已有纸，但他的历史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归结起来，他的贡献如下：第一，他总结了西汉、东汉初期和同时期人造麻纸的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一批优质麻纸，还用破鱼网为原料制出麻纸，扩大了麻纸制作原料，改进了麻纸技术。他还提出推广生产和使用纸的建议，得朝廷采纳。因而他是造纸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第二，他主持研制以楮皮造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进一步开辟了造纸的新的原料来源，推动了造纸术的发展。皮纸的制成是重大技术创新，蔡伦是这一创新的倡导者。楮皮纸后又引导出桑皮纸、瑞香皮纸、藤皮纸等一系列皮纸的出现，成为主导纸种之一。楮纸此后在造纸领域内领千年风骚，直至今日。总之，蔡伦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术革新家，对造纸术发展作出了很大的新贡献。
  蔡伦年幼时被迫卷入后宫夺权的政治漩涡中，现在分析起来，乃不得己而为之。因为阴险狠毒的窦皇后受宠，指使他害宋贵人，只好从命，否则自己可能被杀。但宋、梁二贵人的惨死及二皇子失母厄运，在他心中产生阴影，而感到内疚。他的中常侍之职是以皇族数人的惨死和痛苦换取来的，他的良心在责备自己。窦太后临朝后，窦家飞扬拔扈，甚至欲杀死和帝。这时蔡伦看不下去了，“数犯严颜，匡弼得失”，他对中常侍差事已感到厌倦，于是奏请兼任尚方令。按职官制度，这是违反常例的，此二职地位相差悬殊，业务上也毫不相关。为什么要这样作呢？料想蔡伦从青年（27岁）起逐渐成熟，为人谨慎，极力避免再陷入危险的政治漩涡中。因此每次加官进爵，都闭门谢绝宾客来贺，自己躲在洛阳郊外。“每至沐浴”，为“每至沐浴圣恩”之省语，意即加官进爵。有人将“每至沐浴..暴体田野”释为“每五日休息沐浴”①或搞日光浴锻炼，都是错误的理解。蔡伦为避开政务，想找个离开宫墙的兼职。尚方令最为合适，可以出宫到各地生产作坊调查，从事纯技术性的工作。这样，他在宫内的事，便可由其他中常侍代行。他对这项技术工官工作是尽心尽职的。假如他不这样，充其量不过是个宦官而已，后来就不会在冶炼、造纸方面作出贡献。此为明智的选择，他终于在技术工作中作出对大众有益的好事。历史表明他功大于过，他虽不一定是很好的宦官，却是位很好的技术家。
  三 评蔡伦发明纸说之由来
  我们用事实证明造纸术起源于西汉，又给东汉蔡伦以应有的地位，是否会使中国这项发明黯然失色呢？否。这既能说明此发明源远流长，蔡伦的作用又没有被否定，是易被大家接受的较为稳妥的处理方式。造纸术这样的重大发明，像古代其他重大发明一样，不可能是某个个人在某一天突然完成的。蔡伦在总结西汉已有造纸成就的基础上，又加以革新和发展，使这项发明增光添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能为突出蔡伦的作用，而否定在他以前二百年造纸史的客观存在。那么蔡伦发明纸之说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需要分析。
  蔡伦的最早传记见于汉末他同时代人编的东汉国史。据唐人刘知己（662～721）《史通》（710）《古今正史》篇的考证，明帝时（58～75）诏令刘珍、班固等编修本朝历史，桓帝元嘉元年（151）再令崔寔、曹寿补编《外戚列传》，后又由曹寿、延笃续编《蔡伦传》等。全书共104篇，最后成书于桓帝之时（151～166），名之为《东观汉记》。此书唐以前列为正史，经五代战乱，至宋代已逐步亡佚。据唐人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630）卷104、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620）卷58及徐坚（659～729）《初学记》（700）卷21所引《东观汉记·蔡伦传》，皆曰：“黄门蔡伦，典作尚方造纸，所谓蔡侯纸也”。这应是《汉记》原文，因唐时此书仍在。“典作尚方造纸”，意思是主持尚方造纸。蔡伦造纸时并未封侯，待封侯后，尚方造纸可能一度称为“蔡侯纸”。但曹寿写传时蔡伦侯位已被削去，故加“所谓”二字。可见蔡伦的同时代人记载了他的造纸活动，但并未认为造纸始于此人。
  南北朝以前，史书提到蔡伦主持用破布、麻头造出佳纸，又始倡用楮皮、鱼网造纸，这是可信的。当《东观汉记》亡佚后，元、明时便以南北朝人范晔的《后汉书》替补为东汉正史。范晔写《后汉书》主要取材于《东观汉记》，但写蔡伦传时，将其新贡献与前人贡献混在一起了，说成都是蔡伦的发明，这种“史裁”欠妥。范晔这样作，可能受张揖《古今字诂》（232）的影响，后者将蔡伦前纸称“古纸”，或“幡纸”即丝织物，将蔡伦以后的纸称“今纸”，即植物纤维纸，从而混淆了丝织物与纸的区别。现在我们知道，丝织物不是纸，而蔡伦前的纸也是植物纤维纸。因此《古今字诂》中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唐代学者之所以怀疑蔡伦发明纸，原因之一是他们注意到《东观汉记·蔡伦传》并非这样讲的，而此书当时是正史，也是权威的原始史料。
  范晔引古史资料，在其《后汉书》中不少地方谈到蔡伦前用纸的事例，但在《蔡伦传》中却说纸是蔡伦发明的，这显然自相矛盾。为自圆其说，他断言蔡伦前的纸都是缣帛，而这又与考古事实相矛盾。其所以陷入双重矛盾，症结在于把真伪史料混杂在一起，未予考证辨伪，更没有用统一的观点统率全书各处。他的说法遭到唐、宋学者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明清以后，人们看不到《东观汉记》原作，看到的是《后汉书》。《东观汉记》虽有清人辑本，如武英殿聚珍本（1777）及《四库全书》本（1782），皆据明《永乐大典》（1407）辑出。而《大典》既引《后汉书》，又引唐人载《东观汉记》片断，清人难以分辨是非，因此今辑本不能反映原作真貌。清代以来因受《后汉书·蔡伦传》误导，将蔡伦奉为“造纸祖师”，为他立祠建庙以行祭祀，遂在造纸行业中形成传统。这里我们分析了误将蔡伦当成造纸术发明者的一种历史原因，读者不可不察。现在该是消除范晔就造纸术起源所造成的历史误会的时候了。
  最后，我们想用下列话来结束本节：
  念奴娇咏两汉纸史
  考古洪流，
  驳范晔，旧说实非信史。
  西北发掘举力证，
  前汉始造麻纸。
  敝布绳头，
  捣抄制成，
  代帛简纪事。
  巧匠发明，
  原出三秦故址。
  后汉蔡伦当年，
  典作尚方，
  集群策群智。
  洛阳造纸推新料，
  倡用鱼网楮皮。
  承前启后，
  技术革新，
  且推而广之。
  汉人业绩，
  功垂千秋百世。
  第四节 两汉造纸技术及设备
  一 探讨汉代造纸技术的模拟实验
  现在进而讨论汉代造纸技术，主要是造麻纸技术。麻纸历史最为悠久，而从汉代至唐代（前2～后10世纪）千余年间麻纸产量最大。我们二十多年来检验敦煌石室、甘肃及新疆出土唐以前纸样中，麻纸占80％，传世唐以前法书、绘画也大多是麻纸。因此早期造麻纸技术值得研究，但这方面史料甚少，可以说是项空白。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是较全面叙述造纸技术的作品，其中谈到竹纸和皮纸，但未谈麻纸。唐以前著作只谈麻纸原料及剉、捣、抄个别工序的有关字，没有系统技术说明。造纸实践告诉我们，上述工序虽不可少，但仍造不出纸来。
  出土古纸为我们研究早期麻纸技术提供实物资料，通过分析化验导出的结论，可加深对古纸技术特征的认识。同是汉代纸，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所用者，质地也有高下及精粗之分，从中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由此又推出次等纸到高级纸之间制造技术的演变。次等纸例如灞桥纸特点是：表面有较多纤维束和未松解的线头，纤维交织不够紧密，分布不匀，外观呈浅黄色、白度不高（25％），纤维帚化度较低。较好的纸如金关纸的特点是：表面仍有纤维束及线头，但不是太多，纤维交织较紧密，分布较匀，然整个纸厚度仍不匀，外观呈白色、白度较高（40％），纤维帚化度明显提高。西汉早期纸呈织纹，后期纸呈帘纹。掌握这些特点，对之作技术上的分析，通过模拟实验，将模拟物与各出土实物作比较，便可确知哪种模拟方案产物接近原来的纸，从而推断其制造过程。为此，掌握现存民间用传统手工方式造麻纸的技术是必要的，它将为模拟实验提供技术启导。今天的麻纸是从昨天和前天的麻纸演变下来的，而了解今天的麻纸技术形态可能是了解其古代技术形态的关键。
  基于上述考虑，为解开汉代造麻纸的技术之谜，笔者在对出土汉纸化验后，便前往手工造纸区，对麻纸制造技术作了实地调查，并参加整个生产过程的实际劳动，以求得到直观认识及切身感受。这是在古书堆里学不到的。现将1965年笔者在陕西凤翔纸坊村所调查到的麻纸制造工序开列于下：
  （1）浸湿破布麻料→（2）切碎→（3）碾料→（4）洗涤→（5）制备石灰水→（6）将麻料与石灰水共碾→（7）麻料与石灰浆堆沃→（8）将浆灰麻料蒸煮→（9）洗涤→（10）细碾→（11）洗涤→（12）配纸浆并搅拌→（13）捞纸→（14）压榨去水→（15）晒纸→揭纸→（16）整理打包。
  在上述工艺流程中有16道基本工序，有的工序重复操作三次，如碾料及洗涤，即所谓三碾三洗。这个较复杂的流程，显然是从汉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早期不一定有这么多工序，但其中某些必然也包括汉代时用过的，问题在于找出是哪些工序。应当说，唐以前著作中所谈汉纸以剉、捣、抄三工序，即切碎、舂捣和抄造是必不可少的工序。因原料如破布、绳头之大小、长短及形状参差不齐，不事先切成大体一致的小块，难于在以后作任何处理。但只靠切碎还得不到分散的造纸用纤维，必须借机械力舂捣（以石碾碾之，亦起同样作用），才能最后成浆。而从分散的纤维形成纸片，只有经抄造过程才能实现，这是造纸与纺织不同的一道工序。而实践还告诉我们，要实现这三道工序，还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工序。为将原料切碎，必先以水将其浸湿，使之润胀，否则，干切是难以下刀斧的。原料既是废料，总会有尘土等杂物，故切后还必须洗涤，既可洗去泥土，又可使麻料润胀，便于舂捣。抄造前，将捣碎的麻料与水配成浆液，不断在槽中搅拌，这个工序也是必须的。抄造后，只有通过干燥脱水，才能最后成纸，而最简单的方法是日晒。经过这一分析，早期造纸至少应有下列最起码的八步工序：
  （1）浸润破布原料→（2）切碎→（3）洗涤→（4）舂捣→（5）配浆液并搅拌→（6）抄造→（7）日晒→（8）揭纸。
  我们在手工纸厂用上述八步工序，以废旧麻布、绳头为原料试造麻纸，这就是我们模拟实验的第一方案。捣料用杵臼，抄造用马尾罗面制成的固定式纸模。所得产物的纤维分布类似现今建筑材料“麻刀”，色黄，质地粗厚，松散易裂，强度甚小，无法与任何汉纸相比。可以说还没有进入纸的范畴，当然不能发挥纸的功用。注意，此方案只是机械力起作用，麻料未作任何化学处理，结果是不佳的。这说明汉代造纸还应有更多的工序。从上述八步工序过渡到今凤翔的16步工序，中间有一些技术阶梯，可能有11个阶梯。我们分别拟定出相应的11个方案，用古老设备按手工方式作模拟实验。再将历次模拟产物与出土汉纸逐一作技术对比。凡重要的方案，都重复作2～3次实验，以排除偶然机遇。为与实际生产状况接近，我们每次实验取小规模生产方式，即取用破布、绳头原料为20～25公斤，用实际生产设备（杵臼、抄纸槽等）操作，所用原料也接近实际生产所用者，即本色或有颜色的破布、绳头、麻鞋、麻袋片及旧鱼网等。当然，这样作要消耗很多时间和体力，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现将历次模拟实验结果开列于表2-1之中①。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实验室内作小型模拟实验，从结果中看到，既令用第二方案的简单流程，如使用浅色易于处理的破布，也能造出可用的纸。此方案只比第一方案增加一道洗涤工序。但原料情况与实际所用相差较大，因实际生产原料是大量的，而且常有颜色，而单靠洗涤不能脱色，说明还得动用化学手段。第二方案造不出西汉那样的纸。因而我们用石灰或草木灰的化学处理方法再作实验。必须指出，所有实验都在笔者的师傅黄严生（1912～1968）先生和他的徒弟们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没有他们的参加，将一事无成。
  经过60多天紧张劳动，得出各种模拟实验产物，再将它们逐一与各出土两汉纸进行比较，包括显微对比分析，得出下列结果。如前所述，用第一方案所造者不是纸，而第二、三方案产物虽可认为具有纸的原始结构，但颜色发灰，机械强度低，不能实用，而且比不上西汉较次的纸。所以前三个方案均可排除。
  1987年新泽西州哈克茨顿（Hakettstown）城的美国物理学家豪厄尔（DouglasMorseHow-el
  ）博士，用生麻与水借助他所设计并制造的机器打浆机作造纸实验，以实现他“只用麻、水与力造纸”的设想。他成功了，并寄来纸样①。看到样品后，注意到具有纸的物理结构，没有纤维束，有强度，他还用钢笔在上面写了字。但此纸较硬，没有柔软性，表面滞手，呈浅黄色。与我们第二方案产物相近，但质地好些。豪厄尔博士说，他是从《史记》英译本中产生他的设想的。这当然指的是《淮阴侯列传》中所说的漂絮过程。有两点要注意，他采用的是强力机制打浆机和生麻纤维，小规模实验可以造出纸。但汉代产生不了这么强力的机械粉碎力量，而用破布为料，常常有色布，只用水是不能脱色的。因此他的实验正如我们的实验一样，在理论上可以造出纸，而在公元前2世纪的实际生产中是行不通的，还要把物理力和化学力结合在一起才能造出纸。豪厄尔对此表示同意。应当说他的实验产物是纸，不是纤维堆积物，纤维被打断了，虽然帚化情况也不好，但纸有强度。这种情况与灞桥纸有某种类似之处。有人说纤维打短必然同时帚化，一般是这样的，但有时也不尽如此。豪厄尔博士和我的模拟实验便证明，像灞桥纸那样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即纤维打短而帚化度低，同样可抄造成纸。
  二 汉代造纸的技术过程
  现在谈第四模拟实验方案。这一方案除舂捣外，加了草木灰水处理工序，即稍微用了一点化学力，而没有蒸煮，情况便明显不同。颜色由灰变为浅米黄色，产物已进入纸的范畴，但质量较差，不过有柔软性和机械强度。这一方案采用了下列工序：
  （1）浸润麻料→（2）切碎→（3）洗涤→（4）草木灰水浸料→（5）舂捣→（6）洗涤→
  （7）配浆液并搅拌→（8）抄造→（9）晒纸→（10）揭纸。
  由第一方案的八步增加到10步工序。用这个流程已可造出较粗糙的纸。将模拟纸作显微分析，所测得的技术指标，大体上与灞桥纸类似（见第一章第三节表1-2）。这是西汉时造纸的起码步骤。鉴于1986年出土了比灞桥纸更早与更好的西汉初放马滩纸，因此在这个流程中至少还要加上一道蒸煮工序，介于第七、八方案之间：
  （1）浸润麻料→（2）切碎→（3）洗涤→（4）草木灰水浸料→（5）蒸煮→（6）洗涤→
  （7）舂捣→（8）洗涤→（9）配纸浆并搅拌→（10）抄造→（11）晒纸→（12）揭纸。
  以上所述的步骤，应当是西汉造纸时采用的步骤，因为产物与灞桥纸以外的其余西汉纸相近。第五、六方案只具有实验和理论探讨意义。而第七、八方案相当于西汉末及东汉初时的技术阶梯，而第九方案可能是东汉中期蔡伦时代所用的步骤。第十方案则是汉以后采用的步骤，而第十一方案已接近近代凤翔麻纸技术。这都是将实验产物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实物纸对比后得到的认识。因而通过这个研究方法，终于解开了两汉造麻纸技术之谜。我们认为第七方案是两汉初期造麻纸技术方案，放马滩纸、金关纸等应当以此法制出。灞桥纸也可能同样如此，但蒸煮过程效率低。现将第八方案采取的12步骤分组加以讨论，借以探知西汉早期造麻纸技术的细节：
  西汉造麻纸技术过程
  （1）原料的机械预处理（浸湿、切碎、洗涤）：取大麻、苎麻所制的废旧破布、绳头、鞋底，称重后放入筐或篮内，在清水（河水）中浸泡，待湿透后取出，洗去污泥或尘土，粗砂弃入水中。将浸湿的原料用利斧切成小块（图2-3），随时剔除其中金属物、木屑、羽毛、皮革等杂物及腐烂物。切好后，放入筐或篮中，在河水中洗涤。
  （2）原料的化学处理（浸草木灰水、蒸煮、洗涤）：根据模拟实验，麻料不经化学腐蚀，舂捣时难以得到较纯而分散的纤维，即令勉强造出纸，拉力甚差、表面滞手而不便使用，同时白度也不能提高。将各种草木烧成灰，以热水浸渍，过滤，即可得到草木灰水（图2-4）。浓汁以手触之，有腐蚀性。古书还常提到用藜科植物藜（Chenopodiumalbum）灰作草木灰水，力量较大，也可用石灰水。将切碎的麻料以草木灰水浸透，再放入蒸煮锅中（图2-8）。锅为铁制，锅上置箅子，再在上面置一上下开口的木桶。将浸灰水的麻料从上口装入桶中，再淋入草木灰水经麻料进入锅中。燃柴薪火蒸煮。其目的是脱色、除杂质、提纯纤维，并使之腐蚀，便于以后舂捣。因蒸煮液呈碱性（pH＞7），实际上是后世碱法制浆技术之滥觞。蒸煮后，将麻料取出，放筐内于河水中洗净，锅内黑液弃去。
  （3）机械再处理（舂捣、洗涤）：洗后之料已松软变白，分批放石臼中人工舂捣（图2-7）。边捣边翻动，直到捣碎为止。这是造纸最费体力与时间的工序。舂捣目的是以机械力使纤维轧短、分散成细纤维，分丝散开，抄成紧密的纸。舂捣粗细会影响到纸的质量。舂碎后，还要在河水中洗涤，以最后洗去灰粒、泥土等夹杂物。
  （4）制浆与捞纸：麻料经捣、洗后，呈白色或银白色绵絮状，放入长方形木槽中，再加极清净的井水或泉水，制成适当稠度的悬浮液即纸浆（图2-5）。再以棍充分搅拌，使纤维在水中分散并漂浮，这道工序俗称打槽。纸浆太稠或太稀都不好。可取出一勺浆液，慢慢倒回槽内，如液流中纤维丝丝相联即为适度，亦可临时捞出一张纸，看稠度如何，再补加纸料或水。我们模拟实验用纸模，是临时设计的。先制成长方形木制框架，再将罗面或竹帘固定在框架上（图2-9）。抄造时有两种方式可用，一是将纸模放在浆液表面上，向其中浇注浆液，再摇动纸模（勿离开液面），使纤维均匀分布。垂直提起纸模滤水，便形成湿纸一张。另法是将纸模斜向插入浆液（不要太深），来回摇荡，再提起滤水，也能成纸。两法各有短长，后法操作简便迅速，前法可抄更大的纸。纸张的厚度及均匀度，一是取决于浆液质量，二是取决于抄造手法。此工序由经验丰富而技术熟练的纸工承担。
  （5）纸的后处理（晒纸及揭纸）：湿纸成型滤水后，仍保有水份，没有足够强度，必须干燥脱水。用上述固定式纸模捞造，不脱水便无法揭下纸。所以要将许多带有湿纸的纸模放在外面日晒，自然干燥后揭下便是成品纸（图2-9）。用这种纸模抄出的纸，表面不一定平滑，用时还要用滑细石面砑光，这可说是最古的加工方式（图2-6）。发现西汉罗布淖尔纸的黄文弼先生，生前曾告诉笔者，他在纸上看到有砑光的痕迹①。
  西汉初麻纸大体说便由这12步工序制成。有时用同样步骤及设备，因操作精粗不同，所造纸质量便出现高下之别。但这12个步骤是必须具备的。事实证明，从造纸术发明时起，便用作书写及包装两个用途，而且采用机械与化学处理相结合的方式生产。草木灰水的使用由来已久，古代用于处理蚕丝及洗衣，将其用于造纸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一提蒸液蒸煮，有人就怀疑汉代是否有此可能，这是因其从现代概念出发，将碱性理解为苛性碱（KOH），实际上草木灰水及石灰水也呈碱性，只不过是弱碱而已。可以说西汉造麻纸技术是一种手工造纸的标准生产模式，不但为此后历代所效法，而且为以后各国所仿行。西汉末王莽执政时期，造纸术一度发展，标志之一是用滤水性良好的帘状纸模抄造，提高了工效，改善了纸质。中后期用草木灰水蒸煮时期较长，因而提高了纸的白度和纤维的腐蚀度，再加上有效的舂捣，加强了纤维的分丝和细纤维化。这都有出土实物为证。
  三 汉代造纸设备
  至于造纸所需设备，切破布时不能用剪或刀。我们的模拟实验证明只能用冲力大的特制麻斧，刃部应是平的，而不是一般半月形斧的刃面。将麻料放在齐腰高的木墩上，站着切料，便于加力。左手以木板压着麻料（防铁斧砸伤手指），右手持斧将麻料断为小块。据前引文献记载，早期舂纸料用石制凹形槽，称为臼。另在木杆下置石制圆面杵头。以手持杵，杵头落在石臼中，所产生的垂直方向的冲力将料捣碎。杵臼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有出土，西汉墓葬中有这类模型或画象砖出土（图2-7）。过去常称为捣米工具，其实也是造纸工具。汉代用蒸煮锅，形制与后世大同小异，铸铁制，类似物有不少出土。有两种形式，一为单锅式，在灶膛上安一口大铁锅；二为双锅式，有大小两口锅，一前一后，两种类型都有出土实物为证。双锅式后面的小锅，可借火膛中余热烧成热水备用。为提高装锅量，锅上置木桶，内装造纸原料，上面呈半密封状态，筒下有铁箅与锅口相联。灶膛在地平面上，或在半地下。当然应当是在室外操作。掌握好蒸煮时间和火候是重要一环。
  A.单锅式B.双锅式C.洛阳出土的汉代陶灶西汉初发明的纸模（抄纸器），是造纸中的关键设备。由方形或长方形，由木制框架及筛面组成。我们认为早期纸用罗面为筛面，模拟实验用马尾编成的罗面，筛目为40～44孔/寸2。将此罗面固定于框架上，务求绷紧。纸模正面的罗面与边框交接的框边四周，留出0.5～1.0
  厘米高的边沿，以便贮存纸浆。罗面与框架是固定在一起的，不可拆卸。其形状及大小依所要制成的纸的形状及大小而定。以此纸模抄纸，贴近罗面的那面纸上印有罗纹即经纬纹，又叫织纹或布纹。出土汉纸多不完整，而呈碎片，但马圈湾纸-Ⅰ为完整的一张，直高20厘米、横长32厘米，年代为西汉宣帝时期（前53～前50），因而这也反映抄此纸所用纸模的形状及尺寸。换算成汉尺，相当直高8寸、横长1.4尺。可能是小纸。
  纸的使用为取代简牍，而简册有制度可寻，因而书写用纸的尺寸应对应于简册。蔡邕（132～192）《独断》云：“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1尺）。”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古者以简为书，长尺二寸者谓之“檄”。郑玄（127～200）注《论语》引《钩命决》云：“《易》、《诗》、《书》、《礼记》、《乐》、《春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半之，一尺二寸。《论语》策八寸”①。这样看来，战国简册大致分为长（实为直高）0.8、1.2及2.4尺三种规格，即大中小三等。到西汉时则分为0.5、1.0、1.5及2.0尺（皆为汉尺，1汉尺＝24厘米）四种规格。其中一尺高的简叫“尺牍”，用得最多。再大的简用于写儒家经典，短简写杂书。
  出土实物与简册制度是吻合的，如武威汉简直高有两种尺寸，甲种50～60厘米（合汉尺2.0～2.5尺），乙种高23.5～24.5厘米（汉制1尺左右）②。汉纸尺寸规格也应大体与此类似。笔者实测不少魏晋古纸，直高多在24～24.5厘米间，与出土本始（前68）、建武（后53～55）、元和（后84～86）等纪年汉简直高相符，则汉纸与汉简受同一制度制约。汉纸用得最多的，直高为1尺（24厘米）左右，横长无参考资料。但我们可从敦煌石室及新疆出土魏晋写本中得到启发，一般说为36～55厘米（1.5～2.0汉尺）之间，最大不会超过3尺。这样的抄纸器由一人操作，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模拟实验时，设计了直高24～25、横长35～50厘米（相当汉代1.0×1.52.0尺）的抄纸器，以求所抄之纸接近汉纸尺寸。罗面用马尾、生丝编者滤水性好，麻布滤水性差。用此纸模一次抄一纸，晒干后揭下纸，再抄新纸，可见纸厂要备有许多纸模（图2-9）。
  笔者在国内所见西藏藏族及新疆维吾尔族造的纸，也用固定床织面纸模抄造，纸较厚，但很坚韧。这可能仍保留汉族古代时用过的技术，因为在西藏和新疆地区不产竹，不善于编帘技术，所以就地取材用了老式纸模。20世纪30年代，美国造纸家亨特在西藏和尼泊尔调查时，也发现那里仍用织面纸模在河面上抄造，甚至连纸槽都不用。他还在广东佛山偏远农村看到用这类纸模抄纸（图2-10）①。据说模面为麻布。我们已用实验证明，用麻布作模面，抄纸效果甚差。除非事先将麻线用桐油处理，再织成布，或将麻布用桐油处理，再将孔眼逐个用细铁丝捅透，否则难以使用。织面一般用马尾（尤其是白马尾）织成马尾罗面，绷在框架上抄纸效果好，汉代可能即用此种材料。
  模面材料要求用硬质而光滑者，这样既不粘附纤维，而又便于滤水。用细铜丝编成的罗面，经我们试用，抄纸效果最佳，但汉代时不可能使用这种材料。用生丝作的罗面虽然也可以用，终不及马尾罗面好。因此汉代模面纸模用马尾编制成的可能性最大。这类纸模应用很长时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有时还偶尔用过。以后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才逐渐被另一种纸模即帘面纸模所代替，其中曾有一段时间两种纸模并用。宋以后，有所谓罗纹纸者，其实并非真正用早期罗面纸模所造，而是用帘面纸模造出后，再用硬麻布借强力在纸面压出布纹，作为一种装饰而已。仔细观察，在后世“罗纹纸”上仍可见帘条纹，因此观察纸上的纹理，必须仔细判断其抄造方式。造纸生产是投资少、随地取材而又获大利的工业，故人乐为之。纸坊通常设于近河边之处，规模小大由之。西汉纸工以勤劳的双手，利用简单的工具，从废料制成纸，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四 汉代造麻纸工艺过程图
  在我们弄清其制造技术过程及所用工具后，应当形象地再现先人造纸生产的劳动情景。此为笔者多年欲实现的一个心愿，因为古书没有这类图画保存下来。这项工作应当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先前有人绘制过汉代纸工“原始造纸操作图”②，且作为纪念邮票发行于世。但此图没有经过对汉代造纸术的实际研究，一眼望去便发现并非“原始造纸”，而是将明代《天工开物》中造竹纸图稍作改绘而成，这中间有两干年之时差。结果把汉代造纸过程和所用设备画成与明代和近代相似，这就失去历史真实了。图中纸工跪着持杵击大口径金属罐中的纸料，也不合理。凡参加过这项劳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姿式是无法施力的。汉代早期的纸是借日晒自然干燥，而图中则画出明代人工强制干燥装置“焙笼”。因此汉代造纸图需要重绘。
  我们在理清此时造纸技术后，参照出土实物，设计出一幅技术操作草图，再请美术工作者张孝友先生加工润色，以就教于读者（图2-11）。图中人物形象、服装、发式，参考了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及临潼秦始皇兵马俑有关造型。我们感到美中不足是，有些人物（尤其妇女）服装虽符合汉制，但不是劳动者劳动时所用，显得艺术化了。但图既已发表，而且已流行中外，便不必再改了。但表现的操作工序、设备和动作姿态，恐怕是符合事实。此图既反映西汉，又反映东汉造麻纸技术，若画两幅就要雷同。所要注意的是，东汉所用有的设备有改进，如舂纸兼用杵臼及踏碓，纸模可能与西汉不同。
  用前述西汉12步技术工序，以破布、绳头为原料，是可以造出白度为40％以上的麻纸的。我们的模拟实验表明，用此法所造之纸，与出土西汉纸（如金关纸）是一致的。实验还表明，如原料中混入一些旧鱼网，则用此过程所造之纸，总含有硬的未打散的网结凸出于纸面，不能适用于流利书写。如果全用鱼网为料，虽也可造出纸，但纸面硬状网结很多，表面滞手，白度下降，更不适于作书写。而我们化验迄今所有西汉纸，只发现原料为破布（占绝大多数）及少量废旧麻绳，没有发现鱼网，看来鱼网为原料造纸是从东汉中期即蔡伦时代开始推广，而文献也是这样记载的。这就要求对原有工艺过程及生产设备予以改进。西汉捣料多用杵臼，以双手持杵击臼相对说冲力不大，又很费力，实验表明，用杵臼要将鱼网网结击碎是很难的，可能一次舂捣还不够，需要再加一道舂捣及洗涤工序，才能将绝大多数网结打散。蔡伦时代尚方造纸，应当附加第二次舂捣。另一方面，东汉除用手动杵臼外，还用脚动踏碓①。它由埋在地下的石臼槽、附有石杵头的较长踏杆及轴承组成。人双手倚在扶杆上，以脚踏踏杆一端，通过轴承的杠杆作用将另一端碓头高高举起，再自动落在石臼槽中捣料。另一人蹲在旁边翻料。因碓杆长度大于杵杆，通过人力和机械力的作用，使碓头冲程大于杵头，因而冲力更大。又由于用脚踏，除脚力外，还有人身重力同时施于受力点，原动力大于用杵臼的手力，人的劳动强度反而减少。这是苦干加巧干的产物。东汉初的桓谭（前33～后39）《新论》谈到踏碓时指出：“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重身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有的就刻画出踏碓图。我们在实验中体会到，用踏碓捣纸料，虽然也是男性纸工从事的重体力劳动，但毕竟比杵臼省力，而舂捣效果更好，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西汉初期抄纸用织纹纸模，其形制及用法前已述及。我们从出土西汉末的纸上见有明显可见的帘纹，而且实测每根帘条直径为0.3毫米，说明是帘面纸模抄造的。其制法是先制成木框架，再以细竹条（制成圆条）借丝线编成与框架大小相当的帘子，将帘子固定在框架上。帘面与边框交接的框边四周，同样留出0.5～1.0厘米高的边沿，以贮留纸浆。帘面与框架固定一起，不可拆开（图2-12）。其抄造方法与织面纸模是一样的，也分浇注与捞抄两种方式。如无竹，可以其它细而硬的植物茎杆代之。但编帘的条必须光滑，条与条间距离要很小，否则跑浆，一般中间只有编帘丝线股那么粗的距离。我们同时用织面纸模与帘面纸模作抄纸对比实验，发现后者滤水快，湿纸层的纤维不易粘附于帘面，半干或全干时易于揭纸，因为帘面是与纤维不同的光滑竹条制成。用这种纸模抄纸，纸上留着横向规则排列的帘条纹，而不呈经纬纹，有时还可看到与帘条纹垂直的一排排编帘的丝线纹或编织纹，其间距较大，1.5～3.0厘米之间。如果编织纹较细或纸较厚，有时只见帘条纹。由罗面纸模到帘面纸模，是个技术进步。
  当然，制造帘面纸模时，要在帘面下部从上下边框中安上若干支柱，紧贴近帘面，起支撑作用，否则纸浆会将帘条压弯或压断。我们在出土古纸上有时看到帘纹不直而出现弯曲现象，就是纸帘用久被纸浆压弯的结果。帘面纸模分为两种，一种是上述固定式的。用这种纸模抄纸，一般要晒干后才揭纸，因此抄出一张湿纸，要换另一个纸模再抄，待湿纸干后再用上一个纸模。而自然干燥至少一个小时左右，因此用固定纸模时，设备周转使用率不高。后来发现用帘面纸模抄出的纸，在半干时即可揭开，将纸摊在木板上或用石灰刷过的平滑墙面上令其全干，这样可使纸模周转使用率成倍地提高。而用织面纸模则作不到这一点，因为湿纸在模面粘附得较紧，一揭便易揭破。织面纸模的滤水孔为规则排列的无数小方孔，其吸着纤维的能力大大超过帘面纸模上的长方孔，又由于帘条不是由软的细线构成，而是硬而光滑的竹条或植物茎杆组成，有对吸着纤维的抗拒力。其滤水方式是通过条间空隙，而不是织面经纬线形成的小方孔。这一切使得帘面纸模上纸层可在未干前揭下。
  中国从什么时候作到将半干纸从纸模上移开，另在硬性平面上快速干燥呢？对这样一个专门技术性问题，当然不能指望从文献上找到答案。我们的模拟实验表明，只要用帘面纸模，就能作到这一点。这是个前提条件。而西汉后期这样的纸模已经投入生产，因此将半干纸从纸模上移去的技术，时间上限为西汉后期，即公元初的王莽执政前不久或执政期间。其下限为东汉中期蔡伦时期。单从出土纸上帘纹，还不能判断湿纸是在半干或全干时揭下。为稳妥起见，不妨把时间先定在下限。
  三十多年前，我们到手工纸产区调查时，听说过去蔡伦庙内的蔡伦泥塑像下面，有一鸡一猪。有趣的是，瑞士汉学家奇霍尔德（J.Tschichold）在其《中国古代论述中的造纸发明者蔡伦》（DerErfinderdesPapiers，Ts'aiLun，ineineraltenchinesischenDarstelung，Zurich，1955）书中附有一幅插图，为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彩色套印的木板画，画上有蔡伦，其下也有一叠纸，旁有一鸡、一猪①。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鸡和猪是祭祀品，但纸坊的老纸工告诉我们，相传在汉代时人们不知道半干的湿纸可以揭下来作快速干燥。有一次湿纸的一角被鸡和猪用嘴掀了起来，但并没有掀破，人们顺着掀开的一角能将整个一张半干半湿的纸揭起。为了纪念这件事，便把鸡与猪也与蔡伦放在一起供养。我们每到一处都听到这种民间口碑，看来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这种民间传说是否有历史根据，且不作评论。但汉人总会在实践中注意到湿纸有一定强度，可以揭下而不裂开，不一定要由动物来启发。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便会自觉地加快湿纸干燥过程，提高纸模的利用率。至迟在东汉中期已作到这一点。
  而一旦作到能将湿纸从纸模的帘面上移出，便很快就完成另一项重大技术革新，即活动式帘面纸模的出现。它是由固定式纸模演变出来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竹帘，上部有竹条固定帘的上边，以圆而细的木棍固定帘的下面，两边以布包边。二是长方形木框架，中间有若干方木条（楞部向上）支撑，又叫帘床。将帘放在帘床上，两边以木制边柱绷紧，构成帘床纸模，以此捞纸。三部分构件都可合可拆。捞出湿纸后，取下边柱，将帘从帘床上提起，再
  将有纸的一面倒扣在木板或石板上，湿纸便脱离帘面而附着于板上。再将帘重置于床上，以两边柱固定后，重行捞纸，捞出纸后再以同样方法将有纸一面覆盖在上次捞出的湿纸上，提起帘，湿纸便叠在上次湿纸上，如此叠至千百张，经压榨脱水后，揭起半干半湿的纸，放木板或墙面上快速干燥。显而易见，只要用一个活动式帘床，便可连续抄造大量的纸，而无需再用更多的纸模。使用这种纸模可大大降低生产投资与成本，提高其设备使用率，减少生产所需时间。只是操作时较固定式纸模稍微复杂一点，熟中生巧，还是很容易掌握的。对这种抄纸器的构造，将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中加以介绍。这种分合式活动帘床抄纸，至迟在东汉末期至魏晋时已较普遍使用了，其上限可追溯至东汉中期。此后长达千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沿用，直到今天。这是造纸业中的重要设备，如同纺织业中的织机那样。帘床纸模的尺寸与前述固定式纸模应当大体一致，至后世才逐渐加大。因而造麻纸技术从西汉演变到东汉中后期，已形成一种完整定型的生产模式。
  东汉麻纸制造过程至少包括下列工序：
  （1）浸湿麻料→（2）切碎→（3）洗涤→（4）草木水浸料→（5）蒸煮→（6）洗涤→（7）舂捣→（8）洗涤→（9）再舂捣→（10）洗涤→（11）配浆料并搅拌→（12）抄造→（13）干燥→（14）揭纸。
  采用这一流程，便可以旧鱼网为原料造纸。如前所述，在舂捣和抄造上还使用了更有效的设备，东汉宦官蔡伦在和帝时主持的尚方造纸，便有可能通过这一工艺过程造出较好的麻纸。有些工序操作基本与西汉同，已一并绘入图2-11中，不再另绘。注意，图中所用踏碓为东汉常用捣纸料设备，而抄纸则用帘面纸模，在半湿状态下揭下快速干燥。这时有可能用活动式帘床纸模，为稳妥起见，还是不能说得过死。只能说上限可追溯到这一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种纸模的构造图放在魏晋那一章的原因。东汉中期既已造出楮皮纸，则其制造工艺应比麻纸要增加一些工序。由于早期楮皮纸未见实物遗存，无从作分析化验和模拟实验，本章暂不作探讨。

①汉·司马迁，《史记》（前90）卷30，《平凖书》，廿五史本第1册，1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J.Needham，Grandeursetfaiblessesdelatraditionscientifiquechinoise，LaPensée，1963，no.111（Paris）. ②H.G.Wells，Theoutlineofhistory.Aplainhistoryoflifeandmankind，ch.29，§8（NewYork:Doubleday，1971）；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629页（人民出版社，1982）。 ③清·张澍辑，《三辅故事》，7页（二酉堂丛书本，约1820），原书为唐人作品。 ④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前汉书》（100）卷57上，《司马相如传》，廿五史本第1册，6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前汉书》卷97下，《外戚传·孝成赵皇后传》，廿五史本第1册，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J.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1，pp:109～11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4）；又参见《汉书》卷12，《平帝纪》。 ①《后汉书》卷36，《百官志》，廿五史本第2册，80～81页。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事例。《后汉书》卷94《延笃传》云：“延笃（约97～167）字叔坚， ①《后汉书》卷10上，《和熹邓皇后传》，廿五史本第2册，34～36页。 ② 晋·袁宏，《后汉纪》卷14，《和帝纪》，12页（四部丛刊·史部，1926年影印本）。 ③ 汉·延笃，《东观汉纪》，载《太平御览》（983）卷605，第3册，27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④《后汉书》卷10，《邓皇后纪》，廿五史本第2册，35页。 ⑤）.T.F.Carter，Theinventionofprintinganditsspreadwestward，2nded.rev.L.C.Goodrich，p.99（NewYork，1955)。 ①《后汉书》卷94，《延笃传》，廿五史本第2册，226页。 ② 宋·李昉，《太平御览》（983）卷616，《学部·读诵》第3册，27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③《后汉书》卷114，《列女传·董祀妻传》，廿五史本第2册，286页。 ④ 唐·张怀瓘，《书断》（约735）卷一，6页（武进陶湘涉园刻本，1928）。 ①罗振玉，《流沙坠简》第2册，《简牍释文·释三》，6～9页；第1册，《图片》，3，39页（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本，1914）。 ②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6期。 ①《后汉书》卷108，《蔡伦传》，廿五史本第2册，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A.Blanchet:Essaisurl'histoiredupapier，pp13～14（Paris:E.Lereoux，1900。）。 ③ F.F.Carter:aanditsspreadwestward（1931），2nded.rev.L.C.Goodrich，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p.5（NewYork:RonaldPress，1955）. ④ TsienTsuen-Hsuin:Writtenonbambooandsilk，p.136（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 ⑤桑原陟藏，紙の歷史，藝文，1911，9～10号，東洋文明史論叢，95～115頁（東京：弘文堂書房，1934）。⑥《后汉书》卷10上，《窦皇后传》，廿五史本第2册，34页。 ⑦ 同上，卷85，《清河孝王刘庆传》，同上本第2册，200～201页。 ⑧ 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34，《职官六·宦官擅政》，351，353，363，2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⑨ 同上，257页。 ⑩ 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34，《职官六》，307页。 ①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150～15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 ② 晋·张华，《博物志》（约290），1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① 参见《太平御览》卷605，《文部·纸》，第3册，27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② 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29～30页，《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③ A.Stein，Serind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inCentralAsiaandWesternmostChina，p.650（Oxford:Clarenden，1421）. ① 毛乃琅，蔡伦的才华和发明造纸的基点，《纸史研究》，1985，1期，24页。 ① 潘吉星，从模拟实验看西汉造麻纸技术，文物，1977，1期，51～58页。 ① Dr.DouglasMorseHowell.，LettertoPanJixing（20December1987，fromHakettstown，NJ，USA） ① 中科院考古所黄文弼教授与潘吉星的谈话（1965年10月25日，北京）。 ① 河南省博物馆等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此文物今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① 俞士镇，古代书籍制度考，古学丛刊，1939年11月，5期。 ② 甘肃省博物馆等编，武威汉简，55～5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① DardHunter，Papermaking.Thehistoryandtechniqueofanancientcraft，reneweded.，p.83（NewYork:DoverPublication.Inc.，1978）. ② 洪光、黄天佑，造纸史话，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① 参见章楷，中国古代农机具，80～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①Cf.J.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5，pt.1，PapermakingandprintingbyTsienTsuen-Hsuin，p.108.fig.1085（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