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 Pratibha Prabha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⑤，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她所说印度公元前所造之“纸”，除贝多罗树叶外，不会是别的东西，而贝叶与莎草片虽为书写材料，却并不是真正的纸。贝叶经在梵文中称pattra，本义是树叶，见于《摩奴法典》（Manusmrti）。近代西方译者译梵文经典时，惯于将梵文古词含义现代化，将pattra译为paper，正如将拉丁文古典书中的papyrus译成pa-per一样。无独有偶，笔者研究火箭技术史时，也发现西方译者将《摩奴法典》中的梵文agniastra译为firearms，或将vāna译成rocket，作出印度于公元前300年已有火药武器或火箭的错误结论。其实这些词本义是incendiary weapon，即纵火武器⑥。
  戈索伊没有注意到，梵文中真正的“纸”字kākali是从7世纪才出现的①，而且与阿拉伯文kāgad、波斯文kāgaz表示纸的字有同一语源。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认为来源于汉语“榖纸”，古音读kok-dz②，即楮纸。梵文“纸”字字根说明是外来语，不是印度固有的。戈索伊引的文献都是近现代人的不准确记载，如她提到巴内特（L.P.Barnett）1913年发表的《印度古代史》（Antiquities of India）说，造纸术是随佛经和梵文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我们前已指出，事实上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早就用纸书写。至于莫里斯（Dumas Mauris）1969年在《技术与发明史》（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Progress through Ages）中所说公元前3世纪亚洲用不同原料造纸之说，也证据不足，而且用词不够准确。6～8世纪中国僧人至印度求法，从未见那里有纸。如法显（约337～约422）《佛国记》（412）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授，..不书之于文字”③。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646）卷11谈到在恭建那补罗国（Konkanapura）看到的多罗树叶时写道：“诸国书写，莫不采用”④。义净（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说，他为抄梵文佛经，在印度各地找不到纸，只好写信到中国广州求纸墨：“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纸墨，抄写梵经”。但戈索伊引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古代梵文文学史》（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1859）说，公元前327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驻旁遮普全权代表尼尔楚斯（Nearchus）叙述过印度人用杵臼捣棉或破布造纸。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印度人一千年后还用树叶书写？显然这里存在对史料的误解。戈索伊还说，不需施胶的纸只有孟加拉和尼泊尔能造，中国想造这种纸，但总失败。这又是出于武断，早期中国麻纸多不施胶，后来才发展此技术。印度女士这封信发表时，笔者正在美国，加拿大朋友索尔特（Michael Sault）博士立即来信说：“There is no any convincing argument in her letter”。的确也是如此。事实上，埃及和印度的造纸时间比中国、朝鲜、日本、中亚和西亚国家都晚，关于中国造纸术传入这些国家的时间，将于本书第十六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