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灞桥纸和金关纸发掘报告和分析化验结果公布后，蔡伦发明纸之说已无法成立，国内外学术界相继接受有理有据的西汉有纸说。可是当1979年中颜纸发掘简报和化验结果在报上发表后，某些奉蔡伦为造纸祖师的人认为只有维护蔡伦个人发明权才是爱国和保护国家尊严的表现，他们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要“拨乱反正”。要求全中国在造纸起源问题上以蔡伦发明纸这一个声音说话，不允许有别的声音②为此，他们既非难考古学家对西汉纸的断代，又对出土蔡伦前纸作反检验，对历次考古发掘的西汉纸作全盘否定。这里不能不对这种作法予以评论，因为它造成思想混乱。
  1980年出现一篇署名文章，否定1957～1978年来历次出土西汉麻纸的考古断代和发掘工作。此作者没有看到任何实物，却断言在灞桥纸照片上看到“蔡记”、“缯”、“记”等字，声称“如用红外线来检查，可以看到满纸纵横交错的字迹”，而且认为这些字是“东晋（317～420）人的标准字体”③。他还在中颜纸上看到有“业共”、“见”等字，当然是蔡伦以后的人所写。靠这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新发现，解决了科学史上的千古疑案”④。然而，这些纸上根本没有任何字迹，纯属捏造。于是他们便直接否定考古学家按考古学方法对古纸所作的断代⑤⑥⑦，指责遗址或古墓死者无姓名可考及史籍记载，无入土年代，靠借物断代，即考古学中通常按同一土层伴出纪年木简或其他可定年代之器物断代，是“不科学的”。换言之，考古学家对历次出土古纸断代都“搞错了”，应当把年代统统定在蔡伦以后。可是我们走访发掘纸的所有考古学家后，都表示不能按某些人观点需要改变断代，仍以原发掘报告所述为准。而发掘报告所作断代已得到整个考古界的认可，并载入夏鼐（1909～1985）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一书之中（477，511页），其中还特别提到灞桥纸“年代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477页）。
  因此，某些人又转而在纸的定义上作文章，仿照古人张揖《古今字诂》作法，主张将蔡伦以前的纸称“古纸”，即素、缣、帛、绢等丝织物；蔡以后的纸称“今纸”，即以植物纤维制成者。因而他们认为蔡伦前书写材料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植物纤维借造纸工序制成，它们统统应当是丝织品，从蔡伦起才“纸素分家”①。本章第一节业已指出，丝织物用作书写者，不得称为纸，当然也不能称为“古纸”。无论古纸、今纸皆由植物纤维抄造，动物纤维造的任何材料都不是纸。事实是，迄今出土蔡伦前纸皆由麻料抄造，纸作为新型书写材料早在西汉初（前2世纪）已与素分道扬镳，所谓“纸素分家”在蔡伦前二百多年已开始。20世纪是造纸科学发达的世纪，我们作为这个世纪的人研究造纸史，应当按当代各国通用的纸的定义来立论，不能另搞一套，也不能把千年前古人的错误定义原样照搬出来。试问：现在有多少人会相信“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因为丝织物不是纸，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是纸。
  看来，从纸上“字迹”、考古断代及纸的定义上，都没有办法否定西汉有纸的事实，唯有再直接否定出土物为纸才能达到其目的。于是另有人按“蔡伦前无纸”的框框作了反检验，1979年发表内容雷同的几篇署名文章，矛头集中于当时年代最早而质量较次的灞桥纸。作者认定“灞桥纸不是纸”，理由是：①“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有的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长达45毫米”，另一处说“长达70毫米”，“说明基本上没有切过”。②“结构松弛，纤维与纤维之间只是简单靠拢在一起”，“同向排列的纤维多，匀度不好，这现象表明浆料没有经过悬浮”。③“纤维壁光滑、完整，无起毛帚化现象”，“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任何舂捣过程。”④“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不断开，而且绕过纸的边缘又折回到纸面上来”，说明“不是抄造而成，而是纤维自然堆积而成”。结论是：“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很可能是原已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松软地放在铜镜下面作衬垫用，年深日久，在潮湿地下靠镜身压力积压成”②。以上便成了某些人用来否定灞桥纸为纸的“实验依据”。
  上述反检验文章作者谈到金关纸时说：①“色泽白净，白度约40。左右，纸质粗糙”。②“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已帚化的纤维约占纤维总数的30～40％，“”说明纤维在水中经受了时间较长而作用力不十分猛烈的机械处理”。③“纤维分散不好，匀度不好，纤维束较多，同向排列的纤维亦较多。无帘纹等抄纸痕迹。说明此纸并没有经过必要的低浓悬浮成浆和初具水平的抄造成型过程”。④“纸面凸凹不平，表面还起毛，不宜作为书写材料。”“但由于这种纸经历了打浆和纤维切断的基本工序，我们认为它可以算作纸的雏形。”
  关于中颜纸，她们写道：“和居延纸（即金关纸）差不多，纤维白净，白度也差不多40°左右，纸质粗糙，纸面上麻段、麻束明显可见。纸平均厚度约为0.22～0.24毫米，但厚薄极不均匀”。“纤维打浆程度略高于居延纸”，“纤维扁平，结合情况较居延纸略紧密”。“从纸质结构上看，扶风纸（即中颜纸）和居延纸同属一个类型。麻质废料粗糙地经过了简单的切、舂，然后制成薄片，产品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十分粗糙，也不宜作为书写材料。”接下又谈到罗布淖尔纸，“估计这个纸的性质也不高于居延纸、扶风纸的水平，甚至还可能属于灞桥纸一类，也未可知。”这样一来，1933～1978年间历次出土的西汉麻纸在该文作者看来没有一件可称得上纸，充其量只是“纸的雏形”，“并且都无任何字迹”，剩下来的就是蔡伦突然间于公元105年发明的纸。她们虽然说“古今中外重大发明不是突然出现的。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前，就有一种纽克门的蒸汽机”。但“在蔡伦之前我国还找不出任何一个纽克门式的发明人”，所以蔡伦造纸术发明还是突然出现的。
  为什么对同样的出土纸样品检验竟会有如此悬殊的检验结果和结论？为查明究竟，苏州造纸工程师许鸣岐1979年对灞桥纸、金关纸和中颜纸重新作了全面检验。他在发表的化验简报中公布了验证结果。其中说：
  （1）“1957年出土的灞桥纸，纤维短细匀整，平均长度1.09毫米，平均宽度0.018毫米（18μ）。经显微镜观察，纤维有帚化。化学检验发现纸中有钙离子。纸页厚度0.085毫米，定量21克/平方米，紧密度接近当今手工纸（0.25克/立方厘米）。这表明：此纸是由麻料经切断、沤煮、舂捣而成浆，使短细匀整的分散的单根纤维异向交织、抄造而成的纸。它不是由麻絮、麻屑等堆积物受镜身压力成片的。经验证：压在纸上的一面铜镜单位面积重量为0.00152公斤/平方厘米，相当三张10号黄板纸重量。在这种情况下，麻所受的压缩率仅为0.4％，这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积压成片的”。①
  （2）“1973年出土的金关纸和1978年出土的中颜纸，白度皆约40°，纤维短细、柔软，平均长度分别为1.03及1.29毫米，平均宽度各为0.017及0.019毫米，纤维有明显的帚化，纸的毛面都有织纹[纸模]痕迹。这表明：此两种西汉麻纸也都经过切、煮、捣和抄的工艺操作过程。有人认为它们不具备抗水性，不能书写，故只能称为‘纸的雏形’。可是，我国手工纸用毛笔蘸墨挥毫，墨中已有抗水的胶质，可以在纸上泼墨，挥洒自如。经我们在西汉中颜纸上用毛笔墨写，证实了可用于书写，只是古人未曾写字而已。”
  （3）“1933年出土的西汉罗布淖尔麻纸，实物已毁于战火。经我们对出土西汉麻纸的重新检验，证实它们是真正的纸。应当尊重这一事实。西汉古纸的出土既补充了《史记》、《汉书》中对造纸术记载的不足，又订正了《后汉书》中对蔡伦发明造纸术记载之误，从而否定了流传一千多年的蔡伦发明造纸说。”②
  上述化验简报的详细内容，后收入许氏新著《中国古代造纸起源史研究》（1991）之中。化学史家曹元宇在序中说：“史称在2世纪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是不正确的”。另一化学史家袁翰青也在序中说：“我在五十年代初期也曾对造纸术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作过研究，到八十年代初还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③。蔡伦首创造纸之说，虽然流行了一千多年，可是从遗物、史料和工艺发明规律三方面来研究，我相信蔡伦之前已经有植物纤维纸了，而蔡伦只能是造纸术的革新者。”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许鸣岐论文中的某些结论。他写道：轻工部北京造纸所1979年对西汉古纸的鉴定“是欠严肃和谨慎的，没有从事实出发，而是事先规定好的蔡伦前不可能有纸的框框来决定取舍资料，对蔡伦前有纸的论点任意贬低、否定或夸大，这就不可能公正地、正确地来进行鉴定，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来。..明明灞桥纸是经过正常的制浆、造纸基本工艺操作制成的纸，而硬说灞桥纸不是纸，而是‘自然堆积物’；明明在金关纸、中颜纸的反面见到抄纸时留下的织纹痕迹，而硬说不见帘纹，没有经过抄纸，只能算作‘纸的雏形’，……甚至连对纸的实样都未看到的罗布淖尔纸，也武断地说它是‘属于灞桥纸一类’，不能以纸定论，并且寻找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以‘莫须有’为理由来加以全部否定。可是对蔡伦后出土的旱滩坡纸却相反，不顾事实地任意夸大，明明是用三层废纸糊起的纸，却把它说成涂布加工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会发生对同一实物的观察、分析而得出的不同结论来”①。这里所谈的不是分析化验技术问题，因为这种技术并不高深，很多人都可以掌握，所谈的是科学工作者对待出土古纸的态度问题，只有态度公正，才能得出客观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