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西北地区又陆续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古纸。1986年6～9月，甘肃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一带对战国、秦汉墓群作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1万平方米。清理秦墓13座，汉墓1座。一号秦墓出土竹简及秦始皇八年（前239）木板地图7幅。第5号汉墓发掘简报称：“墓葬结构与秦墓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器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当在西汉文、景时期（前176～前141）①”。简报执笔者写道：“随葬器物中有纸质地图一幅（M5∶5），位于棺内死者胸部。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现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表面沾有污点。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图1-19）。残长5.6、宽2.6厘米”。他这里指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质地图②，该墓年代为文帝十二年（前168）。与放马滩纸同出有陶瓮、陶壶、漆耳杯及木梳等物。1989年5～7月，我们对放马滩纸作了反复分析化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①1990年6月，该地图纸作为“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品于北京故宫文华殿展出，受到各界注意。
  最近的一次古纸发现是1990年10～12月甘肃考古研究所进行的汉悬泉遗址发掘，此处为汉代邮驿遗址，位于敦煌东北64公里处的甜水井一带戈壁沙漠中。经过探测，遗址建筑布局已经弄清，在围墙西北角外为垃圾堆，从已发掘的500平方米范围内已出木简8000余枚、纸30片，另有陶器、木器、漆器、丝绸等近千件。有趣的是，还有有字的帛书，有字的纸3块，可以说帛、简、纸各种书写材料应有尽有①。而且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昭帝元凤元年（前80），最晚的为新莽始建国四年（12），纸的年代与此对应。（图1-20）。1991年1月以后，还在继续发掘，新出文物不断增加②。有字的纸多属王莽时期（8～23），皆为麻纸，其中编号为90D×T103-2的纸，白色间浅黄色，13.5×14.5公分，纤维细，纸质最好，纸上有明显帘条纹，每条粗0.3毫米。纸上有“弓晖（？）农/不可”等字，厚度为0.286毫米。同号另一片纸3×6公分，纸上有“传述（？）王/书”等字，二者均属王莽时期。90D×T109号的纸27.5×18公分，浅黄色，稍厚，帘纹不显，纸上有“巨阳太和”等字，也属西汉末年。90D×T115-3号的纸12×10公分，浅黄色，纸质也好，厚度0.61毫米，无字迹，年代为昭帝、成帝时（前86～前7）。因为纸量太大，无法一一描述。1991年8月，笔者至发掘现场参观，见未清理的土层中仍有木简与纸堆在其中，如第三层有大批纸包着一捆木简，露出土外者可见“一两”二字。悬泉遗址的发掘是1990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现将西汉古纸的历次出土情况汇总于表1-1之中。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已先后于1933，1942，1957，1973，1978，1979，1986及1990年八次分别在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不同地点出土了蔡伦时代前的古纸，从汉初文帝、景帝以下一直到新莽为止，几乎西汉历代皇帝在位时期所造之纸都持续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从放马滩纸形制可见，早在文、景时纸已可用于书写、绘制地图，而查科尔帖纸及悬泉纸上都写有文字，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蔡伦时代前不但有纸，而且早已用作书写材料，其余没有留下字迹的残纸，当然亦会适用于书写，这是无疑的。我们相信今后会有另一批字纸出土。
  这八批纸的出土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它们有力地反驳了魏晋南北朝时人张揖、范晔等人提出纸是蔡伦发明的说法，证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就已有了纸。第二，证实了唐宋学者张怀瓘、陈槱、史绳祖等人提出的西汉有纸说，把造纸术起源的时间提前了284年，说明这项发明源远流长。第三，证明蔡伦前的纸既非缣帛，亦非丝质絮纸，而是地地道道的植物纤维纸。不能以蔡伦划线分为“古纸”与“今纸”，蔡伦前后麻纸无本质之别，而只有精粗之分。第四，补充了《史记》、《前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之不足，澄清了《后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的混乱，因《后汉书》多次谈到蔡伦前用纸，又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古纸还有助于对《说文解字》中纸的定义的正确理解。第五，中国不但是造纸术的故乡，而且是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纸标本的国家，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第六，为研究早期造纸原料及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