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四十年代时，因战争关系，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中断，直到50年代后才又开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市区灞桥砖瓦厂工地工人取土时，触动一座地下古墓，挖出铜镜、铜剑等物。省博物馆随即派考古人员程学华先生前往现场调查。将出土的近百件文物收归馆藏，并查清这批文物出于一南北向的土室墓。省馆人员清理文物时发现在三絃纽青铜镜下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较大一片为8×12公分。布与纸均有铜锈绿斑②。这就是后来闻名的灞桥纸。当年至现场调查的程学华1989年著文说：“该现场在取土时，除发现这座墓葬外，并无其他建筑遗址或墓葬遗迹遗物，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作了较详细的观察。在发现被挖的断崖壁面上仍保留一道扰土，即当时回填的五花土。同时从崖壁顶往下深2米许，还有一层已腐朽的淡白色棺灰，结合文物出土位置，可以断定这是一座南北向的土室墓。”又说：“尽管墓葬形制已遭破坏，但按照地理位置、环境、发现尚存的遗迹以及陪葬器物的组合情况，原来的报道是无可非议的”③。原发掘简报指出：“从上述出土器物看，这个墓葬不会晚于西汉武帝（前140～前87）。”为论证这些出土器物组合为同一墓葬器物，程学华在1989年文内更列举近年湖北、四川和陕西等省所出战国至西汉初墓葬实例，表明这些省出土墓内有三絃纽铜镜、铜剑、半两钱、陶钫、陶罐及铁灯等物，在器物组合及形制上与灞桥墓葬极为相同。由于灞桥工地挖土现场只见一处墓葬遗迹，周围没有其馀建筑遗址或墓葬，没有发现盗墓迹象，而出土器物组合又与已知其他西汉初墓葬器物组合相符，对灞桥文物逐件鉴定后没有发现晚于西汉武帝者，则灞桥纸及陪出文物断代当是正确的，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认可。然出土后，未及对纸作分析化验，发掘简报一度认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因此50至60年代的一些学者，虽承认西汉有纸，但认为植物纤维纸仍始自蔡伦时代。
  为弄清事实，1964年笔者赴西安亲自作实物研究，注意到其外观呈浅黄色，薄纸，表面有较多未松散的麻纤维束或双股细麻线头，经显微分析后证明是麻纸，从而表明灞桥纸是当时最早的纸（图1-15）。
  1973年，甘肃省长城考古队在该省北部额济纳河东岸汉代肩水金关军事哨所遗址作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从中清理出纪年木简、绢片、麻布、笔砚和麻纸等物①。据有关考古学家介绍，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汉武帝时就在居延的金关一带有大规模政治及军事活动，后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废置时为止②。西汉居延有南北两关，南曰金关，北曰索关。金关遗址由关门、关墙、烽燧、官兵居住区及牲畜圈构成一建筑群体。出土古纸共两片，一号纸（原编号EJT1：11）出于原居住区房内，已揉成团，白色，展平后为21×19公分，同出木牍多属昭帝（前86～前74）、宣帝（前73～前49）时期，最晚的为宣帝甘露二年（前52），纸薄而匀。二号纸（原编号EJT30∶3），出于居住区东侧第30号探方，暗黄色，长宽为11.5×9公分，较粗糙，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较稀松，土层属于平帝建平年（前6）。金关纸（图1-16）出于西汉军队屯戍遗址，考古学家认为出土地点清楚，遗址中各部位明确，文物堆积有土层层位关系③，又是专业考古队的有计划发掘，因此包括纸在内的各文物断代是科学的。
  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太白乡中颜村兴修水利时，发现一处汉代文化层的建筑遗址区，在瓦片堆积层下的圆形坑穴内，清理出窖藏陶罐。参加清理发掘的考古学家介绍说，他们打开盖在罐口的铜盘后，发现大陶罐内装满铜器、货币（半两钱、四铢钱和五铢钱）等文物90多件。铜器中包括漆器装饰件铜泡，即圆帽铜钉，而在铜泡中间则填塞有古纸，已揉成团，最大一片为6.8×7.2公分，白色，柔韧，纸上带有铜锈斑④（图1-17）。所有文物经北京大学历史系俞伟超先生等鉴定，盛窖藏的大陶罐为宣帝前后之物，铜币11枚有武帝时四铢、文帝时四铢及半两钱，还有宣帝至平帝时的五铢钱。从这些器物组合来看，窖藏时间为平帝时（公元1～5），但陶罐、铜币多宣帝（前73～前49）前后之物，因而纸的年代下限为平帝时，上限为宣帝时①。中颜纸出土地点考古土层明确，又是完整的西汉窖藏文物，没有任何外在的干扰因素，依然保持窖藏时的原有状态。继中颜纸出土一年之后，1979年10月，甘肃省长城联合调查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敦煌西北95公里处的马圈湾西汉屯戍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此遗址从汉武帝时起即有屯戍活动，至宣帝时达到最盛期，到新莽地皇二年（公元21）则尽行废弃。发掘前遗址保存基本完好，出土文物337种，来自19个探方，多为士卒使用过的东西，包括丝毛织物、五铢钱、铁器、铜镞、取火器、印章、尺、笔砚、麻纸及木简1217枚。麻纸共五件八片，均已揉皱（图1-18）。纸Ⅰ（原编号T12∶47），黄色，较粗糙，32×20公分，四边清晰，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一张纸。同一土层出土的纪年木简最早为宣帝元康（前65～前62），最晚为甘露年间（前53～前50）。纸Ⅱ（原编号T10∶06）及纸Ⅲ（T9∶26）共四片，与畜粪堆在一起，颜色被污染为土黄色，但质地较细。同一探方出土纪年木简多为成帝（前32～前6）、哀帝（前6～前1）及平帝（1～5）时期。纸Ⅳ（T9∶25）呈白色，质地匀细；纸Ⅴ（原编号T12∶18）
  共二片，白色，质地好，以上二纸出于坞内F2上层烽燧倒塌的废土中，同出纪年木简为王莽时期（9～23）②。
  马圈湾出土纸数量多，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们说：“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是近数十年来在敦煌首次严格按着科学要求进行的烽燧遗址发掘。”他们还告诉我们，各纸出土土层关系明确，且都有同一土层的纪年木简出土，这就为断代提供准确的依据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