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关于中国造纸术起源的时间，过去有不同意见，概括说有三派意见：
  第一派以曹魏时张揖（190—245在世）和刘宋人范晔（379～445）为代表，认为纸是东汉时的宦官蔡伦（约61～121）于元兴元年（105）所发明。他们把作为古典书写材料的缣帛当成“古纸”，而认为以破麻布造纸自蔡伦始，称为“今纸”①②。这种说法后来一度受到中外一些作者的支持，而且将造纸术起源的时间定在公元105年③④⑤⑥⑦如本书绪论第一节所述，张揖、范晔实际上没有弄清纸的定义，缣帛是丝质动物纤维借纺织方法制成，根本不是纸，也不得称为“古纸”。而纸是以植物纤维提纯、分散后借抄造方法所制成。凡是纸皆应如此，并无古今之分。因此又出现第二派意见，以唐代人张怀瓘（686～758在世）和宋代人史绳祖（1204～1278在世）为代表，认为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即已有纸，蔡伦因而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张怀瓘说“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⑧。”史绳祖更明确地写道：“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约前265～前210），..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①。”宋代另一学者陈槱（1161～1241在世）也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②。”
  这些唐宋学者的意见，今天看来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观点和实际情况，因而得到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的支持③④⑤。然而持第二派意见者多认为蔡伦前纸为丝质纤维纸，即所谓“絮纸”，而蔡伦则易之以植物纤维，他们主张以植物纤维造纸仍始自蔡伦，到头来又与第一派意见相合。因之又出现了第三派，持此意见者明确指出在西汉时即已有植物纤维纸，而且以考古资料为依据⑥这是现代的西汉造纸说。一度徘徊于第二派与第三派之间的学者⑦，后来也转向第三派⑧。笔者赞同第三派意见⑨，已补充更多的证据，论述这种意见的正确性⑩⑪。
  西汉造纸说有文献和实物证据，从历史发展观点分析也是言之有理的。认为蔡伦发明纸的早期人物，并没有见过西汉古纸，认定其为缣帛或絮纸是理由不足的。还是应以实物资料作为检验某种说法是否能成立的标准为宜。第三派意见的倡导者是当代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博士，1933年他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遗址首次发掘一片古纸（图1-13），他在发掘报告中列举出土物时指出有：
  麻纸：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前49）之木简，为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
  黄先生接下引《后汉书·蔡伦传》及《前汉书·外戚传》后，作出结论说：“据此，是西汉时已有纸可书矣。今予又得实物上之证明，是西汉有纸，毫无可疑。不过西汉时纸较粗，而蔡伦所作更为精细耳。”
  黄先生根据这一发现，第一个作出蔡伦前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的科学结论。1965年笔者走访他时询问罗布淖尔纸出土情况，他说：将该纸定为西汉麻纸是没有问题的。遂即出示当时发掘记录手稿，并指出：“原发掘报告排印时将纸的尺寸4.0×10.0厘米误排为40×100厘米，故长宽各差10倍”。我们后来遵嘱对纸的尺寸作了更正①。黄先生还在图版《附注》中说：“凡注数字，皆予于民国廿二年（1933）奉教育部派遣至新疆考察所采集者，原物现存中央博物馆”。可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从南京提至武汉时皆毁于战火，幸而发掘报告原稿和纸的照片仍在黄先生手中，至1948年才付印发表。纸的照片是据实物缩小2/5倍后排印的。
  1942年秋，考古学家劳榦博士和石璋如先生在甘肃额济纳河沿岸汉代居延地区清理瑞典人贝格曼（FolkeBergman）发掘过的遗址时，在查科尔帖的烽燧下“挖出了一张汉代的纸，这张纸已经揉成纸团，在掘过的坑位下，藏在未掘过的土里面。他们到了重庆李庄之后，曾经请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吴印禅先生审定，认为系植物的纤维所作。根据《中瑞考察报告》第4册（The Sino—Swiden Expedition，Book Ⅳ）第140面贝格曼先生说，察科尔帖（Tsakhortei）就是他发现过78根汉简的地方。这78根简，其中大部分是永元五年（公元93）至永元七年（95）的兵器簿，还有另一根是永元十年（98）正月的邮驿记录。其文为‘入南书二封，居延都尉[于]九年（97）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起，诣府封完。永元十年（98）正月五日蚤（早）食时时[令]狐受、孙昌’。这一张纸是在坑位下面的，即其埋到地下比永元十年的简要早些”②。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此纸年代当早于公元98年，而蔡伦造纸于105年。劳先生将其称为居延纸，考虑到后来在居延又出土纸，为免互相混淆，我们将其改称为查科尔帖纸（图1-14）。
  遗憾的是，对此纸的发掘报道中没有说明纸的形制，包括颜色、尺寸、纸的质地等，但提供了纸的照片，从中我们看到是写有文字的，原报告中没有对纸上字迹加以考释。此纸现存台北历史语言所，蒙日本友人森田康敬先生访问该所后提供的实物照片，拟就照片试作文字辨认。应当说因原纸已揉成团，埋在地下保存情况不好，展平后有些字已模糊不清、笔划错位，或只残有字的一角，难以读出全文。就残存部分观之，文字共八行，总共五十个字，平均每行七字，当然每行上下还应有字。我们能辨认的字是：“不……石巨/每〓器……/掾公（？）〓迺（乃）……/县官转易又〓善/是〓足……掛（？）/……意（？）……也……”
  看来这是一封公事书信，谈到兵器转运问题。在此纸土层上面，埋有永元年兵器簿（93～95）及邮驿简（98），而于98年入土的纸本文书上也谈到兵器的转运、供给事宜，不能说是偶然巧合，都与汉对匈奴的长期作战有关，而查科尔帖正好是作战前线上屯戍部队的重要据点。
  此纸埋于永元年以后的可能性极小，劳榦博士1975年重新写的文章中指出：与其讨论居延纸（查科尔帖纸）的时代，下限可以到永元，上限还是可以溯至昭、宣（前89～前49）..因为居延这一带发现过的木简，永平兵器册是时代最晚的一套编册。其馀各简的最大多数都在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帝和宣帝的时期①。
  因此劳榦与黄文弼这两位考古学前辈关于造纸起源时间的意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