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为什么造纸术发明于中国？
  对人类文明史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造纸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逐步传到全球。这已是当今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最初造纸所用的原料是破麻布，而麻布由大麻及苧麻织成，这两种麻都原产于中国；其次用楮皮，楮（今称构）树也原产于中国。一个国家造纸，原料必需自给自足，而中国所用原料都是本国原产植物，南北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取之不尽。其他国家虽无大麻、苧麻，但有亚麻、黄麻等，均可织布，虽无楮树，但有别的含纤维植物资源。为什么造纸术只发明于中国而不是别的地区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此处愿陈管见。作为重大发明的造纸术，其起源决不是偶然之事，促成人们产生造纸的念头是社会上有了对新型书写纪事材料的迫切的实践需要，而这又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背景有密切关系。分析造纸术起源的原因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如上一节所述，自古以来在各种书写纪事材料的竞争中，至公元前几个世纪内只剩下简牍、缣帛、莎草片、羊皮板、贝叶和树皮等少数几种材料了。这时世界上几个重要的文明起源地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在希腊、波斯、埃及、罗马及印度等地区，战争频仍，版图不断变换，各国都处于割裂的动荡时期，既得利益者是上层奴隶主统治集团，他们只求掠夺财富、土地和争霸，对发展文教事业并不关心，广大奴隶和平民没有技术发明的积极性。因此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古典书写纪事材料足以满足社会上的需要，用不到再发明什么新的材料。这就是说，造纸术不可能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只有在比奴隶制更有利于发展经济、文教事业和技术的封建制社会，尤其在统一的、相对安定与繁荣的封建帝国，才有对新型书写材料的社会需要。这就是说，就造纸术而言，它是封建制社会的产物。产生造纸术的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不但决定了其起源地，而且决定了其起源的时间。
  中国奴隶制社会产生的时间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晚些，但进入封建社会，中国为早。史学界一般认为战国时中国已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奴隶主贵族集团还在发动战争。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征服，前330年波斯又被希腊的马其顿王国征服，前146年罗马又征服了希腊。东方的印度于前323年遭到希腊亚历山大的蹂躏，至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时，印度才建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他死后又陷入分裂状态。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征服、文化遭到破坏，并未摆脱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形态。不但没有发明纸的社会需要，甚至像亚历山大著名图书馆内的莎草片写本也难免毁灭之灾。
  反之，中国社会却大步前进，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国家，他统一了文字。接着是西汉，“汉承秦制”，至文帝（前179～前157）、景帝（前156～前141）时出现治平之世，社会全面繁荣，武帝（前140～前87）时仍保有这个势头。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书写材料，而人们深感缣帛昂贵、简牍笨重之不便，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廉价易得、能作为帛简代用品的新型材料，纸的发明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汉初汉字由秦代小篆演变到隶书，已接近现代字体。而经考试为官的制度也从这时开始，公私办学、讲学之风盛行，造成大批士人即知识分子队伍。统治者又提倡儒学，对古代经典的注释、整理和研究形成一个高潮。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一般读书人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官僚行列。我们从《史记》、《汉书》列传中看到大批平民通过读书而增长才能，进而成为将相、百官，而这在奴隶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也都是促进新型书写材料面世的刺激因素。
  再看看外国情况。美洲印地安人用树皮打制成的tapa、huun及kamatl，之所以不能演变成纸，因为那里的社会长期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奴隶制的马雅文化全盛于4～10世纪，为时太晚，而马雅文字还未脱离文字图或至多是象形文字的阶段。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字的较为进步的封建社会，才需要新型高级书写材料写字，正如只有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才需要用汽车作交通工具，而不是封建社会的四轮马车。因此美洲印地安人社会不可能发明纸。同样，古代埃及人能造出莎草片，也不能从莎草茎杆纤维中造出纸。古埃及字是欠发达的象形文字，与夏、商时的象形字处于同一水平，而不能与秦汉时的汉字相比。与原始文字对应的书写材料，只能是古典材料。埃及文化早已中断，所以那里不会是发明纸的地方。
  在地中海地区，公元前几个世纪内，各奴隶制国家争霸的结果，最后使贵族专政的奴隶制罗马共和国幸存下来，公元前不久又成为罗马帝国。西方史家告诉我们，希腊古代文明于此时已经衰落，与社会风气腐败相伴随的是缺乏教育、知识贫乏。罗马人看重装饰，却蔑视文明，对读物要求很少，大量书籍在架子上腐烂。羊皮书及莎草片书未等人去读就已朽坏。后来干脆用书籍去烧罗马的公共浴池。统治者喜欢观看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猛兽之间的生死格斗，以奴隶的残死来取乐，这同汉初诸帝推崇儒学及黄老之学、重用博士、提倡文教事业和学术研究的文治精神适成鲜明对照，因此不能指望拉丁世界的罗马会是造纸术的故乡。罗马人不需要纸，倒需用金币进口丝绸来充作衣料。书籍对罗马皇帝来说是没有用的，精锐的军团才是帝国的支柱。最初几个罗马皇帝在位时，科学的发展一落千丈。对各文明古国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秦汉之际的中国具有发明纸的适宜的社会气氛。
  其次，此时世界所有的书写材料中只有缣帛与纸有关联，而简牍、莎草片、羊皮板、树叶、树皮均与纸无关。因为汉字中“纸”字有系旁，而只有丝与纸二者由纯的纤维制成，虽然分属动物纤维与植物纤维，但二者在提纯过程中有某种类似性，而外观也颇类似。最初的纸正是作为帛的替身而出现的。二者均平滑洁白受墨，质轻柔韧，可折叠、舒卷与剪裁，其余材料则没有这种共性。同时在帛料制造过程中，在纤维提纯后，有漂絮一道工序，即将丝纤维放竹席上于水中击之，其中击碎的丝絮落在席上晒干取下后，形成类似纸的薄片。此过程暗含打浆及捞纸的原始动作，容易使人产生以麻絮代丝絮而造纸的技术联想，而制造任何其它书写材料时，则没有与漂絮类似的操作。制莎草片及树皮毡需要捶打，但置于石板或木板上，从未置于多孔透水的竹席上捶打，也不是在水中捶打。而多孔透水的筛状平面即竹帘，正是抄纸的关键设备，其原始表现形式即竹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画家吴嘉猷（字友如，约1818～约1893）《蚕桑络丝织绸图说》画册，为光绪十七年（1891）应征入宫作画时的粉本（画稿）。其中漂絮图（图1-12）画出两位妇女蹲在河边，手持竹棍击打丝絮，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漂絮操作①。
  中国最早发明丝织技术，早在商代，丝织品就有很高技术水平，西汉时丝绢沿丝绸之路向中亚、西亚各国出口，再辗转运到地中海的罗马。制丝前首先要择茧，取圆正的独头茧为良茧，用以作丝，织上等帛料。而将双头茧、多头茧、病茧为恶茧，用以作絮，制次等绵料。剥绵絮时，将恶茧以草木灰煮之，并水浸数日，再剥开漂洗，边洗边敲打。再将恶茧与煮茧时剩下的外衣及缫丝剩下的茧衣一起捣烂，晒干后捻成绵线或作绵絮。以上过程古书中有不少记载。如《庄子·逍遥游》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济澼絖为事”①。澼与撇通，即漂。絖或作纩，即絮。“洴澼絖”即于水面上击絮。庄子说，宋国（前858～前477）人有善于制不使手肤裂口的药者，世代以漂絮为职业。在古代这项操作多由妇女从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初大将韩信（约前246～前196）早年“钧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②。裴骃（401～473在世）《史记集解》引韦昭（204～273）注：“以水击絮曰漂”②。韩信在淮阴城北淮水岸边受漂母救饥之恩，已成千古故事，众人皆知。
  汉人袁康（5～75在世）等人撰《越绝书》（约52）卷一又曰：“伍子胥（名伍员，约前537～前484）遂行至溧阳界中，见一女子击絮于濑水之中。子胥曰，‘岂可得食乎’？曰：‘诺’③乃服》谈漂絮时说：“凡双茧并缫丝锅底零馀，”。也讲的漂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并出种壳茧，皆绪断不可为丝，用以取绵。用稻灰水煮过，倾入清水盆内，……然后上小竹弓。此《庄子》所谓洴澼絖也。”此处所述过程与吴嘉猷所绘大同小异，都包括用草木灰水碱性溶液煮沸、漂洗及敲打等操作。所不同者，古代用棍敲，而《天工开物》提出用小竹弓敲打，自然效率高些。漂絮制绵提供将纤维原料以碱性溶液煮沸和用水浸以除去杂质、得到纯纤维的经验，又提供将纤维束以水润胀、再予机械敲打使之分散的经验。这两项操作都是造纸过程的必要环节。此外，丝絮还要在竹筐或竹席上于水中漂洗和敲打，难免有丝渣留在筐或席上，晒干后取下即成一薄片。它似纸非纸，却向人们暗示：将分散在水中的纤维通过多孔篾器而荐存，可无须用纺织途径形成平滑薄片。造纸术的发明正有赖于对抄纸器即多孔竹帘的利用，而漂絮用的竹席正是其原始表现形式。
  关于纸的制造，除前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背景外，中国还拥有相关的技术背景，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造纸术起源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或地区。有了漂絮过程的启发后，问题在于如何使纤维薄片具有粘着性和一定的机械强度，同时具有较低的成本和实际用途。秦汉之际的工匠鉴于帛简作为书写材料已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必定多方探索制造新的代用品的途径，而从事各种试验。最后终于发现用破麻布的植物纤维（麻絮）为原料，通过草木灰水蒸煮、漂洗、捶打，再将纤维悬浮于水中，用多孔罗面或篾帘捞起，晒干后形成的薄片，这就是纸，在这里不难看到受漂絮过程的技术影响，因此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注《说文解字》（124）时说：“按造纸昉于（始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竹席）荐而存之。今用竹质、木皮为纸，亦有致密竹席荐之是也”④。我们只需作若干修正，即可使此说更为有力：“按造纸昉于漂絮，初以麻絮代丝絮为之，以〓荐而存之。后用木皮、竹质为纸，亦有致密竹帘荐之是也。”关键是“以麻絮代丝絮为之”，只有完成这一取代，才能制成新型书写、包装材料。
  古人还发现，只要将纤维提纯并捣得极细，所制成的薄片（纸）就强度增加、颜色洁白，而这是很容易作到的。除漂絮过程的思想激发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也进一步加深古人产生造纸的联想。例如当山洪暴发或江河涨水时，都会有久浸于水中的朽化植物、破布等被水冲击，冲散的植物纤维落到沙滩，滤水后经日晒也能自然形成类似纸的薄片，但强度甚小。然单靠这点还不足以产生造纸的念头，因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造纸从本质上说不是对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的模拟，而是以人工产生的机械力和化学力作用于植物纤维的产物，因此要从技术上分析造纸思想产生的动因。归根到底，还得从漂絮说起，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漂絮是中国人特有的生产实践和技术活动。在养蚕术和丝织术没有外传以前，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这种实践，也就缺乏促成造纸思想产生的技术动因。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不但探讨了造纸术何以起源于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谈到起源的时间问题，即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大一统之际。
  二 关于造纸术起源时间的不同意见
  关于中国造纸术起源的时间，过去有不同意见，概括说有三派意见：
  第一派以曹魏时张揖（190—245在世）和刘宋人范晔（379～445）为代表，认为纸是东汉时的宦官蔡伦（约61～121）于元兴元年（105）所发明。他们把作为古典书写材料的缣帛当成“古纸”，而认为以破麻布造纸自蔡伦始，称为“今纸”①②。这种说法后来一度受到中外一些作者的支持，而且将造纸术起源的时间定在公元105年③④⑤⑥⑦如本书绪论第一节所述，张揖、范晔实际上没有弄清纸的定义，缣帛是丝质动物纤维借纺织方法制成，根本不是纸，也不得称为“古纸”。而纸是以植物纤维提纯、分散后借抄造方法所制成。凡是纸皆应如此，并无古今之分。因此又出现第二派意见，以唐代人张怀瓘（686～758在世）和宋代人史绳祖（1204～1278在世）为代表，认为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即已有纸，蔡伦因而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张怀瓘说“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⑧。”史绳祖更明确地写道：“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约前265～前210），..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①。”宋代另一学者陈槱（1161～1241在世）也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②。”
  这些唐宋学者的意见，今天看来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观点和实际情况，因而得到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的支持③④⑤。然而持第二派意见者多认为蔡伦前纸为丝质纤维纸，即所谓“絮纸”，而蔡伦则易之以植物纤维，他们主张以植物纤维造纸仍始自蔡伦，到头来又与第一派意见相合。因之又出现了第三派，持此意见者明确指出在西汉时即已有植物纤维纸，而且以考古资料为依据⑥这是现代的西汉造纸说。一度徘徊于第二派与第三派之间的学者⑦，后来也转向第三派⑧。笔者赞同第三派意见⑨，已补充更多的证据，论述这种意见的正确性⑩⑪。
  西汉造纸说有文献和实物证据，从历史发展观点分析也是言之有理的。认为蔡伦发明纸的早期人物，并没有见过西汉古纸，认定其为缣帛或絮纸是理由不足的。还是应以实物资料作为检验某种说法是否能成立的标准为宜。第三派意见的倡导者是当代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博士，1933年他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遗址首次发掘一片古纸（图1-13），他在发掘报告中列举出土物时指出有：
  麻纸：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前49）之木简，为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
  黄先生接下引《后汉书·蔡伦传》及《前汉书·外戚传》后，作出结论说：“据此，是西汉时已有纸可书矣。今予又得实物上之证明，是西汉有纸，毫无可疑。不过西汉时纸较粗，而蔡伦所作更为精细耳。”
  黄先生根据这一发现，第一个作出蔡伦前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的科学结论。1965年笔者走访他时询问罗布淖尔纸出土情况，他说：将该纸定为西汉麻纸是没有问题的。遂即出示当时发掘记录手稿，并指出：“原发掘报告排印时将纸的尺寸4.0×10.0厘米误排为40×100厘米，故长宽各差10倍”。我们后来遵嘱对纸的尺寸作了更正①。黄先生还在图版《附注》中说：“凡注数字，皆予于民国廿二年（1933）奉教育部派遣至新疆考察所采集者，原物现存中央博物馆”。可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从南京提至武汉时皆毁于战火，幸而发掘报告原稿和纸的照片仍在黄先生手中，至1948年才付印发表。纸的照片是据实物缩小2/5倍后排印的。
  1942年秋，考古学家劳榦博士和石璋如先生在甘肃额济纳河沿岸汉代居延地区清理瑞典人贝格曼（FolkeBergman）发掘过的遗址时，在查科尔帖的烽燧下“挖出了一张汉代的纸，这张纸已经揉成纸团，在掘过的坑位下，藏在未掘过的土里面。他们到了重庆李庄之后，曾经请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吴印禅先生审定，认为系植物的纤维所作。根据《中瑞考察报告》第4册（The Sino—Swiden Expedition，Book Ⅳ）第140面贝格曼先生说，察科尔帖（Tsakhortei）就是他发现过78根汉简的地方。这78根简，其中大部分是永元五年（公元93）至永元七年（95）的兵器簿，还有另一根是永元十年（98）正月的邮驿记录。其文为‘入南书二封，居延都尉[于]九年（97）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起，诣府封完。永元十年（98）正月五日蚤（早）食时时[令]狐受、孙昌’。这一张纸是在坑位下面的，即其埋到地下比永元十年的简要早些”②。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此纸年代当早于公元98年，而蔡伦造纸于105年。劳先生将其称为居延纸，考虑到后来在居延又出土纸，为免互相混淆，我们将其改称为查科尔帖纸（图1-14）。
  遗憾的是，对此纸的发掘报道中没有说明纸的形制，包括颜色、尺寸、纸的质地等，但提供了纸的照片，从中我们看到是写有文字的，原报告中没有对纸上字迹加以考释。此纸现存台北历史语言所，蒙日本友人森田康敬先生访问该所后提供的实物照片，拟就照片试作文字辨认。应当说因原纸已揉成团，埋在地下保存情况不好，展平后有些字已模糊不清、笔划错位，或只残有字的一角，难以读出全文。就残存部分观之，文字共八行，总共五十个字，平均每行七字，当然每行上下还应有字。我们能辨认的字是：“不……石巨/每〓器……/掾公（？）〓迺（乃）……/县官转易又〓善/是〓足……掛（？）/……意（？）……也……”
  看来这是一封公事书信，谈到兵器转运问题。在此纸土层上面，埋有永元年兵器簿（93～95）及邮驿简（98），而于98年入土的纸本文书上也谈到兵器的转运、供给事宜，不能说是偶然巧合，都与汉对匈奴的长期作战有关，而查科尔帖正好是作战前线上屯戍部队的重要据点。
  此纸埋于永元年以后的可能性极小，劳榦博士1975年重新写的文章中指出：与其讨论居延纸（查科尔帖纸）的时代，下限可以到永元，上限还是可以溯至昭、宣（前89～前49）..因为居延这一带发现过的木简，永平兵器册是时代最晚的一套编册。其馀各简的最大多数都在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帝和宣帝的时期①。
  因此劳榦与黄文弼这两位考古学前辈关于造纸起源时间的意见是一致的。
  三 20世纪50至70年代西汉纸的出土
  四十年代时，因战争关系，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中断，直到50年代后才又开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市区灞桥砖瓦厂工地工人取土时，触动一座地下古墓，挖出铜镜、铜剑等物。省博物馆随即派考古人员程学华先生前往现场调查。将出土的近百件文物收归馆藏，并查清这批文物出于一南北向的土室墓。省馆人员清理文物时发现在三絃纽青铜镜下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较大一片为8×12公分。布与纸均有铜锈绿斑②。这就是后来闻名的灞桥纸。当年至现场调查的程学华1989年著文说：“该现场在取土时，除发现这座墓葬外，并无其他建筑遗址或墓葬遗迹遗物，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作了较详细的观察。在发现被挖的断崖壁面上仍保留一道扰土，即当时回填的五花土。同时从崖壁顶往下深2米许，还有一层已腐朽的淡白色棺灰，结合文物出土位置，可以断定这是一座南北向的土室墓。”又说：“尽管墓葬形制已遭破坏，但按照地理位置、环境、发现尚存的遗迹以及陪葬器物的组合情况，原来的报道是无可非议的”③。原发掘简报指出：“从上述出土器物看，这个墓葬不会晚于西汉武帝（前140～前87）。”为论证这些出土器物组合为同一墓葬器物，程学华在1989年文内更列举近年湖北、四川和陕西等省所出战国至西汉初墓葬实例，表明这些省出土墓内有三絃纽铜镜、铜剑、半两钱、陶钫、陶罐及铁灯等物，在器物组合及形制上与灞桥墓葬极为相同。由于灞桥工地挖土现场只见一处墓葬遗迹，周围没有其馀建筑遗址或墓葬，没有发现盗墓迹象，而出土器物组合又与已知其他西汉初墓葬器物组合相符，对灞桥文物逐件鉴定后没有发现晚于西汉武帝者，则灞桥纸及陪出文物断代当是正确的，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认可。然出土后，未及对纸作分析化验，发掘简报一度认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因此50至60年代的一些学者，虽承认西汉有纸，但认为植物纤维纸仍始自蔡伦时代。
  为弄清事实，1964年笔者赴西安亲自作实物研究，注意到其外观呈浅黄色，薄纸，表面有较多未松散的麻纤维束或双股细麻线头，经显微分析后证明是麻纸，从而表明灞桥纸是当时最早的纸（图1-15）。
  1973年，甘肃省长城考古队在该省北部额济纳河东岸汉代肩水金关军事哨所遗址作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从中清理出纪年木简、绢片、麻布、笔砚和麻纸等物①。据有关考古学家介绍，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汉武帝时就在居延的金关一带有大规模政治及军事活动，后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废置时为止②。西汉居延有南北两关，南曰金关，北曰索关。金关遗址由关门、关墙、烽燧、官兵居住区及牲畜圈构成一建筑群体。出土古纸共两片，一号纸（原编号EJT1：11）出于原居住区房内，已揉成团，白色，展平后为21×19公分，同出木牍多属昭帝（前86～前74）、宣帝（前73～前49）时期，最晚的为宣帝甘露二年（前52），纸薄而匀。二号纸（原编号EJT30∶3），出于居住区东侧第30号探方，暗黄色，长宽为11.5×9公分，较粗糙，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较稀松，土层属于平帝建平年（前6）。金关纸（图1-16）出于西汉军队屯戍遗址，考古学家认为出土地点清楚，遗址中各部位明确，文物堆积有土层层位关系③，又是专业考古队的有计划发掘，因此包括纸在内的各文物断代是科学的。
  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太白乡中颜村兴修水利时，发现一处汉代文化层的建筑遗址区，在瓦片堆积层下的圆形坑穴内，清理出窖藏陶罐。参加清理发掘的考古学家介绍说，他们打开盖在罐口的铜盘后，发现大陶罐内装满铜器、货币（半两钱、四铢钱和五铢钱）等文物90多件。铜器中包括漆器装饰件铜泡，即圆帽铜钉，而在铜泡中间则填塞有古纸，已揉成团，最大一片为6.8×7.2公分，白色，柔韧，纸上带有铜锈斑④（图1-17）。所有文物经北京大学历史系俞伟超先生等鉴定，盛窖藏的大陶罐为宣帝前后之物，铜币11枚有武帝时四铢、文帝时四铢及半两钱，还有宣帝至平帝时的五铢钱。从这些器物组合来看，窖藏时间为平帝时（公元1～5），但陶罐、铜币多宣帝（前73～前49）前后之物，因而纸的年代下限为平帝时，上限为宣帝时①。中颜纸出土地点考古土层明确，又是完整的西汉窖藏文物，没有任何外在的干扰因素，依然保持窖藏时的原有状态。继中颜纸出土一年之后，1979年10月，甘肃省长城联合调查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敦煌西北95公里处的马圈湾西汉屯戍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此遗址从汉武帝时起即有屯戍活动，至宣帝时达到最盛期，到新莽地皇二年（公元21）则尽行废弃。发掘前遗址保存基本完好，出土文物337种，来自19个探方，多为士卒使用过的东西，包括丝毛织物、五铢钱、铁器、铜镞、取火器、印章、尺、笔砚、麻纸及木简1217枚。麻纸共五件八片，均已揉皱（图1-18）。纸Ⅰ（原编号T12∶47），黄色，较粗糙，32×20公分，四边清晰，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一张纸。同一土层出土的纪年木简最早为宣帝元康（前65～前62），最晚为甘露年间（前53～前50）。纸Ⅱ（原编号T10∶06）及纸Ⅲ（T9∶26）共四片，与畜粪堆在一起，颜色被污染为土黄色，但质地较细。同一探方出土纪年木简多为成帝（前32～前6）、哀帝（前6～前1）及平帝（1～5）时期。纸Ⅳ（T9∶25）呈白色，质地匀细；纸Ⅴ（原编号T12∶18）
  共二片，白色，质地好，以上二纸出于坞内F2上层烽燧倒塌的废土中，同出纪年木简为王莽时期（9～23）②。
  马圈湾出土纸数量多，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们说：“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是近数十年来在敦煌首次严格按着科学要求进行的烽燧遗址发掘。”他们还告诉我们，各纸出土土层关系明确，且都有同一土层的纪年木简出土，这就为断代提供准确的依据③。
  四 20世纪80至90年代西汉纸的出土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西北地区又陆续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古纸。1986年6～9月，甘肃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一带对战国、秦汉墓群作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1万平方米。清理秦墓13座，汉墓1座。一号秦墓出土竹简及秦始皇八年（前239）木板地图7幅。第5号汉墓发掘简报称：“墓葬结构与秦墓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器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当在西汉文、景时期（前176～前141）①”。简报执笔者写道：“随葬器物中有纸质地图一幅（M5∶5），位于棺内死者胸部。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现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表面沾有污点。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图1-19）。残长5.6、宽2.6厘米”。他这里指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质地图②，该墓年代为文帝十二年（前168）。与放马滩纸同出有陶瓮、陶壶、漆耳杯及木梳等物。1989年5～7月，我们对放马滩纸作了反复分析化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①1990年6月，该地图纸作为“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品于北京故宫文华殿展出，受到各界注意。
  最近的一次古纸发现是1990年10～12月甘肃考古研究所进行的汉悬泉遗址发掘，此处为汉代邮驿遗址，位于敦煌东北64公里处的甜水井一带戈壁沙漠中。经过探测，遗址建筑布局已经弄清，在围墙西北角外为垃圾堆，从已发掘的500平方米范围内已出木简8000余枚、纸30片，另有陶器、木器、漆器、丝绸等近千件。有趣的是，还有有字的帛书，有字的纸3块，可以说帛、简、纸各种书写材料应有尽有①。而且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昭帝元凤元年（前80），最晚的为新莽始建国四年（12），纸的年代与此对应。（图1-20）。1991年1月以后，还在继续发掘，新出文物不断增加②。有字的纸多属王莽时期（8～23），皆为麻纸，其中编号为90D×T103-2的纸，白色间浅黄色，13.5×14.5公分，纤维细，纸质最好，纸上有明显帘条纹，每条粗0.3毫米。纸上有“弓晖（？）农/不可”等字，厚度为0.286毫米。同号另一片纸3×6公分，纸上有“传述（？）王/书”等字，二者均属王莽时期。90D×T109号的纸27.5×18公分，浅黄色，稍厚，帘纹不显，纸上有“巨阳太和”等字，也属西汉末年。90D×T115-3号的纸12×10公分，浅黄色，纸质也好，厚度0.61毫米，无字迹，年代为昭帝、成帝时（前86～前7）。因为纸量太大，无法一一描述。1991年8月，笔者至发掘现场参观，见未清理的土层中仍有木简与纸堆在其中，如第三层有大批纸包着一捆木简，露出土外者可见“一两”二字。悬泉遗址的发掘是1990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现将西汉古纸的历次出土情况汇总于表1-1之中。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已先后于1933，1942，1957，1973，1978，1979，1986及1990年八次分别在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不同地点出土了蔡伦时代前的古纸，从汉初文帝、景帝以下一直到新莽为止，几乎西汉历代皇帝在位时期所造之纸都持续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从放马滩纸形制可见，早在文、景时纸已可用于书写、绘制地图，而查科尔帖纸及悬泉纸上都写有文字，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蔡伦时代前不但有纸，而且早已用作书写材料，其余没有留下字迹的残纸，当然亦会适用于书写，这是无疑的。我们相信今后会有另一批字纸出土。
  这八批纸的出土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它们有力地反驳了魏晋南北朝时人张揖、范晔等人提出纸是蔡伦发明的说法，证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就已有了纸。第二，证实了唐宋学者张怀瓘、陈槱、史绳祖等人提出的西汉有纸说，把造纸术起源的时间提前了284年，说明这项发明源远流长。第三，证明蔡伦前的纸既非缣帛，亦非丝质絮纸，而是地地道道的植物纤维纸。不能以蔡伦划线分为“古纸”与“今纸”，蔡伦前后麻纸无本质之别，而只有精粗之分。第四，补充了《史记》、《前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之不足，澄清了《后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的混乱，因《后汉书》多次谈到蔡伦前用纸，又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古纸还有助于对《说文解字》中纸的定义的正确理解。第五，中国不但是造纸术的故乡，而且是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纸标本的国家，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第六，为研究早期造纸原料及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