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上述甲骨、金石均属重型硬质材料，不便随身携带，所占容积又大，也不便保管。针对这种情况，古人又以竹、木作成简牍作为书写纪事材料。经过整治的长方形平滑竹片叫竹简，简称简；木片叫木牍，简称牍。简牍用漆汁或墨汁写成文字后，再用皮条或线绳逐片编连在一起，称为册或策。编简成册的绳叫编。简牍可能在殷代就己有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时已经盛行。史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应该就指简牍写成的书。简牍是中国早期书籍形式之一。每册书阅读完后，可卷起来放在书架上或案几上。字迹漫涣不清的，可以新简补充，写错字时可以书刀刮去重写。重量比金石轻便得多，阅读和携带也较为方便，竹木材料又价廉易得。由于有这些优点，简牍在很长时间内是主要书写材料。
  现在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最初大多是写在简册上的。战国和汉代的简有一定制度。战国简最高为2.4尺，其次1.2尺，再次0.8尺；汉简最高2.0尺，其次1.5尺，再次1.0尺，最小的0.5尺。以上均以汉尺计，1汉尺＝24公分。长简写经典著作，短简写一般著作，法律写在特长的三尺简上①。每简字数不一，一般22～25字，少者几个字。多年来各地出土大量实物，数以万计。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中竹简属于战国时期①，近20年来在甘肃、山东、湖南、湖北等省又有大量简牍出土（图1-5）。
  中国是养蚕术的发源地，丝绢生产一直是重要经济部门。至迟在春秋时已用缣帛为书写材料，故《墨子·兼爱》中有“书于竹帛”之语。缣帛是高质量书写材料，既轻便又好用，只是价格昂贵。用缣帛既可写字，亦可作画。依文章长短及画面大小可随意剪裁，装裱后用木轴卷起，称为卷。每卷相当简册的一篇或几篇。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前476～前223）墓出土缯书，既有文字又有绘画，后流至国外②。1973年同地又清理出《人物御龙》帛画一幅，也是战国遗物③。（图1-6）。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中发现公元前2世纪的帛画、帛书20多种，包括《老子》、《战国策》及有关天文、历法等书，字数在10万以上④。同时还有竹简、木牍，都有很大文献价值。这说明战国至汉代时，帛简并用于世。然而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人们使用得更多的还是简牍，尤其书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简牍的局限性也愈益突出。秦汉以来科学文化的发展，导致长篇作品出现。据西汉刘歆（约前42～后23）《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约100）收录596家著作共13，269卷。每片简容字不多，如将万字书写在简上，大约用400片，将其编成，册，体积就变大了。史载战国学者惠施（约前370～前310）多能，藏简册书达五车，皆通读之，因此后世人用“学富五车”形容知识渊博。此说当出于《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司马迁（前145～前86）《史记·秦始皇本纪》（前90）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是说，秦始皇亲政时，批阅的简牍呈文动辄以石计，每石为120斤。《史记·滑稽列传》载西汉武帝时（前140～前87），齐人东方朔（约前161～前87）“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读之二月乃尽”①。东方朔这篇策文如写在纸上，可轻便携入衣袋内，不用几天即可阅毕。但写在简上则用3000片，需二人抬动其书，读二月乃毕。这个实例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简牍能容的字数和信息量显得太少，使用时已感不便。
  与简牍相比，丝织物缣帛轻软光滑，易于运笔、舒卷，容字又多，确是上好书写材料。所以简被淘汰后，仍长期用帛作书画。问题是帛质优价高。在汉代一匹（2.2×40汉尺）缣值600余钱，一匹白素800馀钱。折合汉代通用米价，则一匹缣相当六石（720斤）米的价格②。一般读书人是用不起的，故有“贫不及素”之语，即用不起帛素为书写材料。
  最后，再简单回顾一下包装材料的历史演变。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商品买卖中每天要消耗各种包装材料。上古时用植物阔叶、兽皮及麻、葛布作包装材料。上层统治者及贵富之家用丝织物或细布。但植物叶子不结实，只能供一时之用，兽皮、麻布、葛布及丝绢都是较昂贵的，不便作消耗性用的包装材料，也无法于民间普及。到秦汉之间，作为书写材料主要为简帛两种，甲骨早已淘汰，金石不堪书写，布虽较帛便宜，亦不堪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