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纸的最初主要用途是作为新型书写纪事材料和包装材料，尤其第一项用途在人类文明史中起的作用最大。但在纸未出现前，书写纪事材料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演变过程。在没有文字以前，人们交流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手势，口耳相传，凭记忆行事。后来靠结绳纪事，将绳打成大小、形状及数量不同的结，用以代替语言，传递并记录不同事件（图1-1）。《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旧传为孔子（前551～前479）所作，近人研究认为成于战国（前476～前222）或秦汉之际（前3世纪）。唐人李鼎祚（720～790在世）《周易集解》（约760）引汉代的《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是以相治也。”庄周（前369～前286）《庄子·胘箧》曰：“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将结绳时代定为伏羲氏（前2852～前2737）及神农氏（前2737～前2637）时代①，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前3000～前2300）前期。
  人们看到结绳，便能知道结绳人的心意。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原始部落还能看到（图1-1）。但结绳还得辅之以记忆，遇有一连串发生的复杂事件便无能为力。于是出现图画和文字画，用以记载较复杂的事件。文字画除图形外，还有抽象出来的一些符号，可以记于树皮或石头上，还可刻画在陶器上。如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便有文字画，用以表达人们的思想或记录某种事件（图1-2）。半坡彩陶年代为公元前4800～3600年。由此看来，文字画由来也相当久远，但比结绳更为进步。
  文字画后来又演变成象形文字，而今天的汉字就是从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史载仓颉（jié）造字，荀况（前313～前238）《荀子·解薮》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①。仓颉传为黄帝（前2697～前2597）时的史官，可能对象形文字作了系统整理，不一定是造字者，因文字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为某一人物所创。至夏代（前2205～前1760）②时，象形文字又比仓颉时代进步。由夏至商（前1783～前1402）、殷（前1401～前1123）时，所使用的文字我们已可看到并能辨认。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发掘殷都遗址时，发现不少用刀刻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距今已三千多年，因称之为甲骨文（图1-3）。甲骨文已经是相当发达的象形文字，是夏、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代和殷时的统治者信奉鬼神，行事前要通过巫史向鬼神问卜吉凶，而甲骨文多为占卜后的卜辞。其方法是在经事先处理的平滑甲骨上用钻或凿作出一些孔，再将有孔处用火烤，于是出现纵横粗细不同的裂纹，根据裂纹形状断定吉凶①。再用利刀将占卜结果用文字刻在裂纹附近，这就是卜辞。将有卜辞的龟甲用绳穿起来作为档案保留，即称为册。《周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字在甲骨文中为双手捧册之形。每片甲骨一般容字50余，个别可多达百余字②。现在看到的甲骨文为武丁（前1324～前1266）至纣辛（前1154～前1123）时之物，其中含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史料。
  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冶炼红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到用铜、锡（有时还有铅）合金冶铸青铜器的技术。青铜冶铸在商、殷得到很大发展，此后青铜器一直沿用到西汉。其用途很多，从日用饮食器、镜子、兵器、生产工具到兵器、礼器等，形成青铜文化。古人常将一些历史事件刻铸在青铜器尤其钟、鼎之上，构成铭文，文字多少不一，长者达三、四百字，少则三字，称为钟鼎文或金文。商代以来，经西周（前1100～前770）、春秋（前770～前476）到战国（前475～前221），历代有文字铭文的青铜器传世与出土者都很多。金文文字比甲骨文在形体上又进了一步。除青铜外，有时还将文字包括法律条文刻铸在铁器上，称之为刑鼎。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公元前513年晋国正卿赵鞅（前553～前473在世）“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有时具有铭文的大型重鼎成为传国之宝和权力的象征，因而古时将夺取政权的意图称为问鼎。钟鼎铭文像甲骨卜辞一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较著名的有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宗周钟及周无专鼎（图1-4）等，1950年以后中国又新出土大量先秦青铜器，其中不少皆具有铭文。
  除甲骨、青铜器外，中国古代还将文字刻或写在石、玉之上，作为文献记录保存下来。故墨翟（前486～前367）《墨子·明鬼》篇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槃孟，镂之金石以重之”③
  同书《兼爱》篇也说：“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得遗后世子孙者知之”④。在这里，墨子一下子列举了上古时所用的好几种书写纪事材料。1965年冬，山西侯马的东周（前770～前256）遗址出土数百件用红颜料（朱砂，即硫化汞HgS）写在玉版上的文书⑤，古时叫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公元前550年，“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也讲的是这种书写纪事方式。山西侯马出土的玉、石文书是春秋末期晋国诸侯间的一种盟书，时间为公元前5世纪。有的玉版上竟写有220字，除朱书外还有墨书，写在极薄的玉版上。而公元前771年秦国刻有文字的石鼓，唐代时出土于陕西凤翔，文字则以刀刻在石上。石质坚硬，不易腐蚀，故石刻文书原则上可永久保留，因此《墨子》说“镂之金石以重之”，使后世子孙得知前世事物。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在外地巡行，每到一处则刻石纪念。汉以后直到近代，石刻一直流传。